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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照搬西方的制度有犹豫的态度，《河殇》他和胡锦涛肯定也看了，但是89一下子打消了他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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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六四”的我见
作者：肖岭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十八年了。
现在再来评价，少了些感情的色彩，多了些理性的思考，应该能更客观更公正一些。我觉得，用耸人听闻的“六四大屠杀”等词语，用渲染血腥场景以博取同情等手段，只能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不利于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不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六四”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少数人先富”的“改革开放”政策的种种弊端，特别是官倒，贪污腐败已引起民众广泛的不满。而以邓小平为首的利益集团，在群众运动面前吓破了胆，看不到群众的积极因素，也不可能“因势利导”，他们采取了压制的强硬手段来对付，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以学生“精英”为先锋为主体的静坐示威，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是因为“反官倒和反腐败”。但学生“精英”们也有其局限性，他们中的骨干，受西方思潮影响很深，他们不满足“改革开放”的现状，他们是激进派。
其实，邓小平和他们没有根本上的分歧，就好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欣之间，都在否定共产党，都要搞资本主义一样。问题在于，激进派们的作为，危及了邓记“共产党”的生存。“六四”的较量，是稳健派得胜告终。所以，我不认为“六四”的意义有那么“崇高”。
后来，许多逃亡西方的学运领袖们，走上了极端的反华反共的不归路，为多数中国人所不耻。知识精英们的弱点充份的暴露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