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作者: 赊月
我不是鱼，不知道鱼是不是快乐，我也不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鱼的快乐，我只知道我自己在一息尚存的时候，不会松开那无助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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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有点太过潇洒，寻常人即便是可以齐生死，也怕是难以达到他那种齐是非齐贵贱的境界。他的话，我宁愿摆在案头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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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手和不松手，在很多时候，可能是一样的难。这和悲悯之心没有关系。我的意思是，有些事情，不是亲身经历，真的很难去评判。而这种经历，大约是没人愿意提。
结束自己孩子的性命，可能是比自杀要难多了。我先讲个故事罢。
文革初，一个同幼儿园的孩子。他的父亲被“揪出来”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他的母亲，当时大约是崩溃了，觉得母子两人再无生路，于是选择自杀。
她心里明白，孩子如果不跟他们走，往后的日子怕是万分艰难。首先，孩子能不能活下去都不好说，即便活下去，在那个年代，做为一个没有父母的黑帮后代，往后的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生，该怎么过？而且，后来十年的事情证明当时她所虑不虚。
母亲自己吞了安眠药，也给孩子喂了药。她是学医出身，当然知道剂量，可是－－事后据别人分析，在给孩子喂药的那一刻，她也许还是犹豫了。
于是母亲随父亲去了，孩子被医生留了下来。孩子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我饿。
很多年以后，我们幼儿园的阿姨对我提起这事，还是眼泪汪汪的。
像这位母亲，我怎么敢去指责？我只能庆幸，当时我的父母没有做这种极端的决定，而后来也确如我父母所坚信，那种日子到底还是过去了。
我的意思是，人在精神上的承受能力是不一样的。对那些精神上比较脆弱或比较极端缺乏韧性的人，任何指摘都于事无补。为别人减轻精神上的压力－－比如提供一些有形无形的帮助，或许可以使这类悲剧大大减少。
这种故事我这儿也有几个。讲个沾点边的：本地有一个艺术体操学校，学校里面收了几个残障学生。后来学生参加了残奥会得了奖牌。孩子自己有了自信，而父母也为他们的孩子骄傲。对他们，这可以说是一种在心理上难以替代的补偿。
当然，也许可以把这些沉重都交给某个或某些个神，这类办法对许多人都会有些作用。但对我，我还真不舍得把它们统统交出去。另外，过去有太多的事情告诉我，对偶像的敬畏，并不能等同于对同类的悲悯。后者需要的是积累、修炼、直至超脱。偶像也许能在这个过程中起些作用，但绝不是一个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
有些话出圈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