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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余秋雨先生接连以答大学生、研究生问的形式，就十四个“重大”和“重要”的政治、社会、文化、教育问题发言，在社会上影响不小。尽管其中很多回答都属于小题大做，但正因为他将提问者的“小题”着实“大做”了一番，其言论就上升到了“重大”的理论层面，而且隐含着对马克思的质疑。

当然，余先生是有权质疑马克思的。但是质疑的结果，不应倒退至已被马克思解明的谬误之中去。否则，这种质疑非但没有价值，而且会闹出笑话来。遗憾的是，以笔者之见，余先生对马克思的质疑就闹了笑话，并且不止一个。

第一个笑话：关于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问题。
余秋雨说：“当代国际社会的文明公约，是任何人绝不可以贬低他人正常的宗教信仰。公开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是反人权、反人类的重大事件。现在我们在网上的很多议论，已频频地踩踏了这条底线。”(见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余秋雨这里所说的“国际社会文明公约”，指的是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国际人权公约。但是，我国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只有“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这一共同表述，却并没有余秋雨所说的类似条款。此外，还有一个联合国大会于1981年11月25日宣布的《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其第二条第一款的表述为：“任何国家、机关、团体或个人都不得以宗教或其他信仰为理由对任何人加以歧视。”余秋雨的上述引证似乎与这一条相似，实则大相径庭。

此宣言的表述为：不得歧视有宗教信仰的人。

余秋雨的说法是：不得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

很显然，余秋雨将“不得歧视人”，偷换成了“不得贬低信仰”。尽管同为人权概念，但前者说的是维护公民的信仰自由，后者则涉及公民的言论自由，怎么能混为一谈？假如余秋雨提供不了其他“国际社会文明公约”的证据，笔者就只能认为他使用了偷换概念之法。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偷换概念？

所谓“贬低”，其词义为：故意降低对人和事的评价。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意指一些民众用宗教信仰麻醉自己，以缓解现世生活的苦痛。这段话，就是在“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那么，余秋雨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就不仅是质疑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还是不允许马克思贬低他人的宗教信仰。但这是马克思的言论自由。“网上的很多议论”，也是网友的言论自由。这一条人权底线，还轮不到余秋雨来踩踏吧？

因此，余秋雨不允许任何人贬低信仰的言论，不仅不属于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正当之举，反而违背了国际人权公约，大踏步倒退至“禁止言论自由”的中世纪黑暗之中去了。这才是他指责网友的那种踩踏人权底线的“反人权”谬论！

正确结论：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人；但大可贬低自己不相信的任何信仰。



第二个笑话：关于用宗教信仰引渡和拯救人的问题。

余秋雨希望出家为尼的陈晓旭：“明白自己引渡他们走出苦海的责任。所有伟大的宗教要引渡、要拯救的人，并不是一般的‘愚民’，而是那批自以为懂得很多，天天在发表议论的‘愚昧制造者’。”(见余秋雨《对四个重大问题的紧急回答》)

余秋雨使用的“引渡”，是佛教概念；“拯救”，是基督教概念。可见余秋雨主张陈晓旭一类佛教出家人或基督教僧侣、修女，以东西方“伟大的宗教”引渡不带引号的真正“愚民”、即有着自己独立头脑的网友们脱出苦海，拯救其灵魂。这还是在质疑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论断。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就已经“被启蒙思想击败”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又说：“反宗教的批判的根据就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所以，引渡人类至“来世”，或拯救人类至天国“彼岸”的虚幻和欺骗，理应被一步步实现人类“今世”和“此岸”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解放所取代。

余秋雨常会“想起”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大发其言论道：“我们不相信上帝，但是我们相信人类的至高无上！我们不相信死后的生命，但是我们相信善行的不朽！”这也是启蒙思想的余绪，不知余秋雨先生知否？

因此，余秋雨引渡和拯救“愚民”的主张，又大踏步倒退至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以前的中世纪黑暗中去了。这才是他指责网友的那种“反人类”谬论！

那么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愚昧制造者”呢？

正确结论：引渡至来世和拯救至天国都是欺骗；人类只能自己救自己。



第三个笑话：关于农民起义是否为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问题。

余秋雨说：“这几年，有人在电视剧中对中国近代几个著名人物作一点不同往常的平静思考，上海在教科书中对‘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的教条稍有淡化，都引起了高校文科的围攻……这一切，现在正越演越烈，因此极需引进正常的国际坐标。”(见余秋雨《四月的十项问答》)

余秋雨所说的电视剧，不知道是不是《走向共和》？所指的几个近代著名人物，不知道是不是慈禧太后、李鸿章和袁世凯等人？不过这些都与马克思无关，不谈。余秋雨为淡化“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的某些教科书鸣不平，仍旧是在质疑马克思。还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说：“农民战争”是“德国历史上最彻底的事件”。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又说：“到目前为止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而按照“正常的国际（史学）坐标”，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政治博弈（即利益冲突和阶级斗争），政治博弈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动力，而战争，则是政治博弈的延续和最高手段。那么，连“农民战争”或曰农民起义这种最彻底的政治博弈都称不上“主要动力”，还有什么称得上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呢？

即以中国历史而言，自秦汉以后，“官本主义”的“宗法专制制度”成为定型，所有的朝代更替，都有一个初期让耕者有其田，接着官绅权贵阶级为了发财致富而大肆侵吞农民的劳动成果，兼并农民土地，造成农民破产，哀鸿遍野，终至官逼民反，引发农民起义的大致发展过程。然后改朝换代，重新分配土地，让耕者有其田，再周而复始地重复一遍，推动历史继续向前发展，继续积累余秋雨极为重视的文化财富。假如没有农民起义，全国农民都逆来顺受，全部饿死，地主连佃农都找不到一个，我中华文明岂不要中断？岂不要象古希腊、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文明一样毁灭于外来征服者？还哪来什么延续至今的中华历史？

余秋雨没有正面表述他自己对于什么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的看法，但从他不赞成“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这一点上可以推断出，他不赞成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这又大踏步倒退至十八世纪启蒙思想以前的中世纪黑暗中去了。

正确结论：就秦汉至今的中国历史而言，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的主要动力。



第四个笑话：关于人类文明是否有“终极原则”问题。

余秋雨说：“人文学科中包含着全人类文明的一些终极原则”。又说，胡适等人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系列终极原则”。(见余秋雨《四月的十项问答》)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的概念是：任何事物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过程，其间决无什么“终极原则”。除非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到尽头，再无发展的可能和余地，它才会有“终极原则”，那就是它的灭亡。

由此可见，余秋雨质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实际上又大踏步倒退至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发展观之前那僵化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之中去了。

正确结论：人类文明只有一条“终极原则”：它产生，发展，直至灭亡。



易卜生最重要的拥护者威廉・阿契尔认为：“易卜生决不是一位系统的思想家。他仅仅是唱反调，反驳每一种已确立的思想原则。”

余秋雨先生是否也犯了和易卜生同样的毛病，才闹出了以上的笑话？

最后，笔者还要提供一段罗素的话供余秋雨先生参考。

罗素道：“我曾以为，知识分子通常都热爱真理。但是我再次发觉，在这些人中，只有不到10%的人宁要真理不要出名。”

但愿余秋雨先生读过这段话，并已明白“宁要出名不要真理”之大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