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头鱼]

在那块神奇的土地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不敢做的.

[大头鱼]

中国猪肉价格近期不断飙升，民众不但要捱贵肉，就算肉食品亦未必安全，分分钟“祸从口入”。北京部分无良商贩为降低成本，竟将废纸皮箱搅碎，加入“活硷”、香精混入肥猪肉内，制成均香喷喷的肉包馅。消息传开后不但震惊京城，有港人亦感到错愕：“这是真的？”香港传染病专家劳永乐指，吃了这种毒肉包会很危险，轻则上吐下泻，重则会致命。

　　“外面的包子，我一口都不敢吃，我也叫家人不要吃。他们（商贩）只放些坏猪肉就算了，你都想不到他们原来把面掺纸皮，你以为吃的是猪肉，其实嚼起来全是纸！”从事饮食业多年的北京居民马先生，周日向北京媒体举报业界有关无良行径，他说此举早已是行内公开秘密。

　　撕碎浸水加活硷软化

　　朝阳区东四环是毒肉包的重灾区，当地街边早点摊档售卖的肉包竟因其“独特的香味”生意畅旺，供不应求。其中一名档主被问及馅料内一些硬的不明物时，他初时说是，后又改口指是熏肉。不过，记者事后跟踪发现，这些商贩均住在当地十字口村一停车场旁隐密的大院内。

　　院内卫生环境相当恶劣，地上堆满制肉包的原料和纸皮箱，屋内更是苍蝇成群。数名男女工忙制作肉包，他们将纸皮箱撕碎后浸在水中，加入工业用活硷将其软化，然后用铁锅熬成纸浆，再加入肥猪肉、和腐皮等，最后撒上猪肉香精增加肉馅的香味。一名工人指有关份量不可乱放，要60%纸皮箱、40%肥猪肉，加上长时间熬制，到肉包蒸熟后，一般人吃上口根本无法辨别出真假。

　　“生意好一天赚8000元”

　　一名商贩坦承此举是为降低成本：“一斤肉8元多，能包50多个包子，现在我买5元钱的肉，我还能包50多个包子，一个月我能省多少钱？”他指出，毒肉包早已在市面上销售逾10年，除北京外，部份北方地区亦有制作：“这比打工强，一年能赚3、5万元钱，像我老家生意好的一天能赚7、8000元。”

　　对此，在北京居住近5年的港人彭小姐不禁慨叹：“中国人的发明真是太厉害了，我真是无想过会用纸皮做馅！”她批评，有关政府部门失职，“只是当传媒踢爆时，才扫荡黑心铺头”。经常到北京出差的港人张小姐无奈地说：“大陆乜都可以发生，惟有自己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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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民”时代――“弱势们”的反击

作者: 渡痴禅师


一同天下网友的一个跟贴引起了我的思考――【这些龌龊事大都与农村,农民,或农民工有关的事实说明,"三农"问题不解决,中国发展不了. ( 一同天下 07-07-11 17:03:49 ) 】，为什么这些“龌龊事情”大多数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呢？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无良事件的发生？我想借用徐松平网友常用的评语――“深入讨论更有意义”。


　　一同天下网友说这些“龌龊”事大多都和农村、农民、农民工联系，这是事实。这些事情当然算龌龊，而且我本人也很恨这些事情，因为老僧就经常贪图方便在外面买熟食吃，保不准我已经吃过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了。以前也拿这些事实感叹过“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什么的，但我对做这些事情的那些“奸诈商贩”们却恨不过来，他们其实不过是有样学样，追求“先富”罢了，谁叫他们都是“能干人”呢，虽然地位不同，但“聪明”是一致的。既然有权的地方贪官可以勾兑奸商钱权交易谋求“先富”；既然医生们可以没病找病小病大治恐吓剥脱病人；既然教师可以正课不上、专等补习或者其他的“心知肚明”手段来谋求先富；既然城管可以动手 “没收”、既然交警可以随意罚款、甚至连看门的老头都可以制造“潜规则”给小费才开门，既然有那么多的既然，凭什么就不能让“弱势们”龌龊一回？既然你们都有你们的龌龊潜规则，凭什么要“弱势们”高尚？难道“上等人们”真的以为道德规范就如同阮籍所说：「礼岂为我辈设耶！」？难道只能要求草民“高尚”，而权贵们就可以肆意妄为吗？有人能枉法，那么没有资格的人就不能背德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看来老百姓已经有了回答――不能平等享受和谐，那么就一起水深火热吧。


　　我曾经写过一篇帖子《刁民”时代――精英们别指望以人民的驯服来得到“和谐”》，记得当时老泥头网友曾经跟贴说可惜世上这种“刁民”不多，意思说敢于反抗不公的人还是太少。不过我不这样看，“刁民”们最“刁”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是消极反抗还是积极反抗，不在于他们表现是否怯懦勇敢，而在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是和别人一样平等的人吗？如果认为自己和别人是平等的，那么即使他在暴力面前表现怯懦，那只是他们自保的手段。只要他们心里还是亮着一盏平等自由的灯，他们寻求公平的企图就不会熄灭，反抗的种子就孕育在他们的心中。现在社会上那些“无利益相干群集事件”的本质是什么？其实不过就是他们反抗之心发芽了。弱势群体没有别的报复武器，他们只能用提供伪劣产品虚假服务，来消解一切强势群体的优势。你们不是有钱吗？你们追求金枪不就是想奴役我们吗？那么来吧，大家一起玩游戏。没有公平，就没有规则，没有规则，谁象一个傻瓜一样来讲道德？天下最大的道德，是制度的道德。失去了公平的制度，所有制度的牺牲者，都有可以放弃制度下的规则，当然也包括道德。我认为一边享受着制度带来的优势，一边谴责制度下面弱势群体的道德沦丧，这是不公平的。


　　那么是什么造成这一切呢？可以从两个方向上来看，从管理上来说制定的制度不公平，让有些人不服气；另外一方面就是被管理者对不公平的容忍度太低。大多数人都一个毛病，一旦得到过了，再失去就很难接受。老百姓曾经得到过的公平，曾经得到过的民主，如果突然一下子被收了回去，人们会很难接受的。就象加工资大家都乐意，但一旦加上去，再减下来，那阻力可就大了。


　　中国的问题根源在哪里呢？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人们对不公的容忍度急剧降低了。大家都把自己当人看了，心里没有了神和上等人的位置，这就很容易红眼病和有样学样，上面的人干什么，下面的人也跟着干什么？很不好办。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就象弹簧的启振位置已经被重新调整，被那个人定位在人民民主的红线上，一旦不停留在这个位置，那么反弹是难免的。经过了那十年，平民社会已经走上了不归路。倒退没有出路的。现在的人无论是怀念痛恨诅咒污蔑，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了，也不用去探讨那件事情谁对谁错，事情已经发生了，历史摆在那里，人民有了平等的自觉，想要重新回到精英等级的道路上很难，逆流而行很艰难也很痛苦，最重要的是最后还是难免失败。这大概是很多人心里痛恨那个人的原因。

　　除了他指引的方向，没有别的和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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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帖 ] 山有乔松：根源是猫论和特色论

第一，发展目标上的“猫论”。甭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在中国本来是句骂人的话，在知识精英的炒作下，却变成了全党全国全民族的根本理论宗旨，变成了整个社会最高的道德信条，成为衡量是非对错的根本标准，结果是整个社会的道德体系全面崩溃，中国变成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的大本营。按照整个理论，一个姑娘走上社会，做工人这只猫，一个月才几百块钱；做小姐这只猫，一晚上就几百块钱，你说哪只猫好？肯定是做小姐这只猫好。于是中国进入了“无恶不作”的时代，所谓无恶不作，就是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罪恶越多工作越多，今天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佛家“无恶不作”的含义。你看，我们环境毁掉了，环保产业就发展起来了；社会风气恶化了，防盗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伪劣假冒兴起了，打假产业就发展起来了，并且伪劣假冒产品越多，GDP增长就越快。总之是罪恶越多工作越多，没有罪恶就没有工作，只有罪恶才能推动工作。可以说，古今中外古往今来，公开的把金钱作为价值观的社会，只有这几十年，此外再也没有了，这就是现在不仅是官场腐败，民风也败坏了的根本原因。


　　第二，就是特色理论。特色理论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否定了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使我们丧失了建立权利约束机制的理论依据。几十年来一直在讨伐批判所谓“姓资姓社”的问题，一提“姓资姓社”就骂你是极左，骂你是僵化，就骂你是弱智是傻帽是二百五，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姓资姓社”的问题，是只有傻瓜才会提出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是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问题重要，才成为精英集团妖魔化的对象。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我们今天从事的是社会主义事业，就用社会主义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社会主义约束体制；如果我们是搞资本主义，就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约束它，建立一套资本主义约束体制。历史上各个社会都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包括封建社会也有一套自己的约束体制，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千多年，就在于它有一套相当成功的约束体制。可是现在却出现了一种很滑稽的状况，我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特色理论说我们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什么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按照标准解释，就是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咱也不知道这个本质区别和原则区别之间到底又是什么区别，就是它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所有的约束体制都无法建立。你用社会主义去约束他，他说他不是社会主义，他和社会主义有原则区别；你用资本主义去约束它，他说他不是资本主义，他和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结果是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约束，这个社会就全乱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之所以有秩序，就在于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如果现在突然冒出一批有中国特色的男人，这个社会就全乱套了，他进女厕所时说我不是男人，我和男人有原则区别；他进男厕所时又说我不是女人，我和女人有本质区别；他哪个厕所都能进，想进哪个就进哪个，那男女厕所秩序就全乱了。所以“姓资姓社”的问题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它和结婚要问是男是女的问题同样重要，我们必须明确我们建立的是什么社会，是什么社会就用什么价值观来约束它。就像马路上的行人车辆，要么向右行驶，要么向左行驶，如果说建立一套有中国特色的交通规则，也可以向右，也可以向左，那非得撞成一塌糊涂不可。所以说，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可以搞特色；但是在确定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上，不能搞特色。事物形式的发展可以千差万别各有特色，但是事物性质的确定，没有什么特色不特色的，如同男女结婚的形式可以讲特色，但是男女结婚的性别确定，绝不能搞特色，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出现性别不确定的特色男人或特色女人。特色理论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大家都在讲特色，国家讲特色，单位讲特色，个人就也跟着讲特色，世界上再也没有固有真理和统一规则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没有一个行业一种产品不造假，所有行业都在制造有“特色的产品”，除了小商贩小老板还知道廉耻是在偷偷造假之外，城市大老板无一不是公开造假，去大商场看看就知道了，全世界都知道是中国服装出口欧美发达国家，可是中国所有大商场都铺天盖地的在销售欧美原装的进口服装，甚至大批的手工针织品都说是欧美原装进口，进入大商场你才知道中国已经发达到让美国妇女给我们织袜子了。大家都在骂有毒食品，其实农村的偷偷造假说明还有道德还有希望，城市的公开造假则说明这个民族已经廉耻丧尽了。

　　
　　特色理论本身就已经形成了一种淘汰好人的机制，再加上要做明白人干实在事的口号，事情就更荒唐更极端了，最终对中华民族文明形成了毁灭性打击。中华民族历来讲究要做好人干好事，毛主席就经常讲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做一个纯粹的人，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做事要“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辈子为人民服务”。后来却统统变成了做明白人干实在事，可什么是明白人到现在也没下过一个定义，于是社会就理解为吹牛拍马投机取巧坑蒙拐骗就是明白人；贪污受贿，白花花的银子最实在，所以只有捞钱才是实在事，其它都他妈是虚的，整个社会一下子就滑落到道德崩溃的地步，滑落到郎咸平所讲的“人类历史上最野蛮、最黑暗、最腐朽的时代”，可能大家会感觉郎咸平的话过激，感觉我讲的也过激，其实并不过激，大家对照一下历史就会发现，郎咸平讲的完全是客观事实。从西周开始到现在，哪个朝代能腐烂到如此地步，历朝历代的腐败都有个共同特点，就是腐败仅限于政治领域，只是政治腐败官场腐败，老百姓的民风一直都是很纯朴很健康的。人们往往把隋末看作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时代，但隋末也只是官场腐败，民间的伦理体系仍然很强大很干净，包括国民党后来败退大陆前夕，也都没有腐败到民间。可今天我们却是整个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其实政治腐败并不可怕，政治腐败好解决，就像一个人长了病，无非就是两个办法，一是保守疗法――改革；二是外科手术――革命；对于政治腐败改革不行就革命，解决起来比较简单。中国现在这种社会肌体的普遍腐烂却很麻烦，麻烦之处就在于它能把任何改革和革命都变成负数，变成社会的灾难，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这个特色理论必须要批判，特色理论已经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最初公开指出这一点的，还不是大陆人，（大陆人怎么了？好事都不是大陆人干的，你看这次批判右派也是郎咸平干的），而是香港人，是当时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史美仑女士，她针对中国股市的肆意欺诈讲到：“邓公的中国特色本来是个好东西，现在却成为干一切坏事的借口了”。所有的坏事都只有一个解释：中国特色！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为什么？中国特色；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为什么？中国特色；操纵股价会计造假，为什么？中国特色；诈骗被抓不赔偿，为什么？中国特色；领导看谁不顺眼扫地出门，为什么？中国特色；扒别人房子不给钱，为什么？中国特色；总之，永远都只是一句话：中国特色！回顾近三十年的发展，几乎所有的贪官污吏流氓恶霸面对老百姓最常用的借口，就是中国特色这四个字了。(张宏良)

[cvictor]

与肯特及鸡麦当劳的垃圾食品有得一比，还可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