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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鹏飞（北京特派员）

　　中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猖獗，而且受到官员保护犯罪，黑帮头目势力之大，连逮捕后都必须跨省异地关押。公安部19日在其官方网站透露，2006年2月至今被侦破的黑社会组织就高达4000余个。

　　公安部网站引述“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打黑办）负责人”说：“我国正处于黑恶势力犯罪的高发期…打黑除恶工作将是长期的、复杂的，任务还非常艰巨。”

　　负责人表示，黑社会还在滋生、发展，在一些地方为非作歹、欺压民众；一些隐藏较深、关系网复杂的黑社会还未打掉。

　　网站透露，自2006年2月全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黑案件近500起；检察机关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提起公诉340起；法院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审宣判167起，二审宣判82起，打掉恶势力4000余个。

　　另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2006年3月至2007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批捕黑恶势力犯罪嫌疑人1万7614人，起诉1万118人，查办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的官员职务犯罪案件54件共62人。

　　中共并不承认黑社会帮派犯罪组织的存在，官方仅含糊地称之为“黑恶势力”、“黑社会性质组织”。最早研究黑社会并为其下定义的上海版高中历史主编、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对《青年周末》表示，在1991年出版《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时，他还被批评“说中国已有黑社会萌芽，是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

　　为了写这本书，苏智良找遍了所有的中文词典，都没有“黑社会”这个词。“我很惊讶。家喻户晓的‘黑社会’，竟然从《辞海》到《辞源》，都不见踪影。”

　　苏智良指出，社会在转型时期，有组织犯罪会不断壮大，会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的黑社会将死灰复燃。他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们国家有组织的犯罪非常厉害了。”

　　非但黑社会死灰复燃，其犯罪形式还进一步恶化，产生“官黑勾结，亦官亦黑”的情况，官方文件隐讳地形容为“保护伞”。

　　公安部网站说，打黑除恶专项斗争要“进一步深挖‘保护伞’，提高打击实效。各地把打击‘保护伞’作为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关键环节，对于发现的‘保护伞’线索坚决一查到底，依法严惩。”

黑帮头目跨省异地关押

　　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原副镇长兼任该镇大马庄村中共支部书记房广成9月19日被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等八宗罪，获刑20年，其帮派成员36 人因为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包庇罪、非法经营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对公司人员行贿罪等分别被判刑，最低刑期一年以上。

　　《新京报》报道说，房广成是中共建政后北京首名被指涉黑的官员。

　　广东省高院日前也对四会市黑帮“龙兴社”案维持一审判决。四会市公安局原副局长陈国阳因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获刑8年半，四会市公安局治安管理股原股长张伟洲因同一罪名获刑六年。

　　“官黑勾结”的情况引起当局警惕。公安部网站称，司法部决定对“重大黑恶势力组织头目”实行跨省异地关押，相信是为了避免他们利用地头蛇优势继续在狱中呼风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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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黑社会 敛财手法残忍多样

中国黑社会敛财手法多样且手段残忍，江苏省新沂市人民法院的王爱春9月13日在中国法院网撰文指出，绝大多数黑社会是通过收取保护费、绑架、抢劫等暴力手段累积财富；通过开设赌场、组织卖淫、贩卖淫秽物品、贩卖妇女儿童或人体器官、偷渡、走私毒品等获取高额利润。

　　比较成熟或高级的黑社会则钻法律漏洞向合法行业渗透，以非法手段进行经营来获取高额利润。

　　王爱春指出，每一个黑社会被铲除时都会有官员涉案落马，至今被摧毁的黑社会绝大多数都有保护伞，差别仅仅在于保护伞的大小，“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充当保护伞的官员的官职也越来越大，有的甚至已经发展成网，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

　　因为政治权力可以维护和扩大黑社会的经济利益，还能使他们减少犯罪的风险，提高犯罪的效能，所以寻求政治保护对黑社会尤为重要，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收买官员。

　　“这种现象在基层政权软弱的地方较多，政府官员畏惧犯罪组织暴力，纵容犯罪使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第二政府’。”

　　《中国经济周刊》近日对于湖南省郴州的调查报道发现，矿产资源潜在价值超过人民币1万亿元（约2001亿新元）的郴州，黑社会“保护伞”有发展成网之势。

　　2003年发生的“天湖爆炸案”，直至2006年原郴州中共纪委书记曾锦春案发后才暴露出来，案件又牵出了郴州市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陈瑶云、原副检察长徐望实等人。

　　2002年到2005年发生在临武县多起“夺矿案”和“涉矿案”，直至今年才相续浮出水面，其中又牵出了原临武县中共政法委书记刘爱国、原国土资源局局长欧书义、原公安局副局长邝献勇等人，该县县长曹立耕于日前也被“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