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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阳

2007．11．23．

2007年《北京日报》11月19日刊登的徐友渔的文章《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令人想起鲁迅1933年10月23日的杂文《外国也有》。（全文附后）

徐友渔的文章说人们不应该对今天的腐败不满，因为那是改革开放前也有的问题。鲁迅的文章讽刺说人们不应该对中国的腐败不满，因为那是外国也有的问题——鲁迅简直神了，74年前就为今天的徐友渔们留了一手。只要把鲁迅文章里的“中国”和“外国”换成“改革前”与“改革后”，是不是正好请徐友渔们“对号入座”？（也真邪了，不是“倒退没有出路”吗？怎么弄得鲁迅74年前的文章现在恰好派上用场？是鲁迅超前了70多年，还是某些人倒退了70多年？）

《北京日报》是地方党报，属于官方报纸，又是著名“改革精英”如厉以宁、俞可平、张维迎、吴敬琏最活跃的地方。徐友渔既然能在此发表大作，显然是享受了“官方学者”“理论权威”的待遇。然而徐大官人的文章从头开始充斥的全是诡辩和逻辑混乱，实在没什么学者的样子。

《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偷换概念。老百姓关注的根本就不是“有没有腐败”的问题，而是“腐败有多严重”、“为什么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问题。——任何活人身上都带细菌。要不带细菌，除非是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死人标本。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人体有没有细菌的问题，而是人自身的抵抗力是否抑制住了细菌的破坏、是否致人得病的问题。徐友渔的逻辑等于是告诉病人：你有细菌，别人也有。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天下无所谓病人健康人，都一个德行。既然都一样，那你就别觉得有病不舒服了，更别找医生看病了。

徐友渔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又一个偷梁换柱：“腐败”跟“不公正”是一回事吗？

什么叫“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一句话，离不开用公权谋私利，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什么叫“不公正”？阶级地位不同，观点截然不同。徐友渔说：“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这一切跟“腐败”挨得上吗？如果这就是“不公正”，就是“腐败”，那么如今“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又该怎么说？充斥社会的各种各样不对“弱势群体”开放的“精英俱乐部”呢？

如果徐友渔的文章仅仅如此信口开河歪曲诡辩也罢了，但他的文章实际触犯了刑法，犯了诽谤罪，而且是诋毁国家罪。根据是以下两段：

1．“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2．“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信阳出现‘饿绝’现象”。

徐友渔把在“文革”中受到官方“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说成是“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并宣称这导致“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这就等于向全世界污蔑中国当局组织策划了对平民的大屠杀——既然是“整体歧视性政策”所致，那还不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而 “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信阳出现‘饿绝’现象”就更不得了：整个河南信阳地区的人口都“饿绝”了，死得一个不剩，那还不属于“反人类罪”、“族群灭绝罪”？（事实上是这样吗？）就凭这两条，“北大西亚公约组织”就有“理由”援引当年轰炸科索沃的例子，宣布中国政府“非法”，根据“人权高于主权”，轰炸中国。

如果仅仅是徐友渔一个人的满嘴里跑舌头，那还不足为凭。但他的东西刊载在《北京日报》上那性质就不同了。《北京日报》是党报，是官方报纸。官方报纸既然如此刊登，那就意味着官方认可了徐友渔的一切指控，意味着北京市当局承认曾在北京大兴发生了官方组织的对平民的大屠杀，承认了河南信阳地区全部人民都被“饿绝”了——这是“官方认可的证据”。而“反人类罪”是没有失效期的。不管过多少年，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用《北京日报》刊登徐友渔的这篇文章为根据，指责中国政府犯有“反人类罪”。只要力量所及，便可以作为发动消灭中国政府的战争的“理由”。——就凭这些，就可以说徐友渔犯了诽谤罪，而且是犯了诋毁国家罪：为外国发动干涉中国的战争制造借口。而《北京日报》如果不公开撤销徐友渔的文章，那就是徐友渔的帮凶，而且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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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鲁迅文章《外国也有》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

十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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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让今天的腐败现象看起来少一些，其实并不难

作者: 暂时无派

想让今天的腐败现象看起来少一些，其实并不难

最近，有人义愤填膺地在一家大报纸上发表文章说：改革前的中国有腐败。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这事“地球人都知道”，算什么新发现呢？没有腐败，七届二中全会提“两个务必”干什么？“三反”、“五反”干什么？“社教”干什么？“文革”又是干什么？没有腐败，张青山，李子善不是冤死了？改革前的中国有腐败，古今中外，哪朝哪代又没有腐败呢。

既然如此，怎么想起这个话题了？我想可能是因为群众对“改革后”的大量腐败太有意见了，一些人为了“平息众怒”，想拉个“垫背”的，于是就把“改革前”的腐败翻了出来。据说，人比人有两种比法。一种是：你强，我就努力比你还强；还有一种是：我差，我就让人觉得你比我还差。比腐败，大概就属于后一种。

在我看来，这种做法比较被动，属于下策。之所以如此说，一是因为无论是国内群众的感觉还是“国际舆论”都认为现在中国社会的腐败远比从前严重，显见得是越抹越黑；二是因为再怎么骂从前的腐败也解决不了现在的腐败问题。所以，与其拿改革前的腐败说事，不如想法减少现在的腐败。

怎么减少呢？过去的靠思想教育和政治运动的做法已经被否定了，现在提倡的是“靠制度反腐”、“从源头上反腐”。但是，虽然经过将近三十年的不断制度完善，效果好象不甚理想，否则也不会有人被逼得出此“比腐败”的下策。我认为，腐败现象之所以有愈反愈烈之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在腐败的“防”和“反”上下的力气比较多，而对另一个最关键的环节虽然抓了，却抓得不够得力。

这个环节就是“化”。

什么是“化”呢？“化”，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抓好了这个环节，想让今天的腐败看起来少一些，一点都不难。

在具体说明这个环节之前，先说几句多余的话，讲讲腐败的源头和腐败的界定。

什么叫腐败？简而言之就是公权私用，就是利用公众赋予的社会权利谋取私利。腐败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回答是：当人类社会有了相对剩余产品的时候。有了剩余产品，就有了某些人，例如部落首领等，占有这些产品的可能性，就有了腐败的可能性。只要社会有相对剩余产品而这些产品又不极大丰富，腐败就不可能完全根绝。腐败是剥削，但逆定理却不成立，也就是说，剥削不一定是腐败。当剥削被法律承认以后，它就不再被认为是腐败了。比如，一个大地主每年收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地租不能算腐败，而一个知县收受一百两贿赂银子却是腐败；一个“民营企业家”用剥削来的一千万给儿子娶媳妇不是腐败，而一个县长用贪污来的一百块钱给老娘治病却是腐败。很明显，腐败必须包括两个前提：掌握公权，谋取私利。有人说，所有剥削都是腐败。我不反对这样理解，但这是个不同的定义，超出了本文讨论的范围。至少，中国社会目前的反“腐败”不包括反剥削。

好了，明确了腐败的定义，我们就可以来谈如何化腐朽为神奇了。

我们知道，改革前，中国的生产资料是公有制，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掌握的权力就是“公权”。如果他用这个权力谋取私利，他就是在腐败。有人说：“国有企业是腐败的窝子”，我虽然不同意这个说法，但同意国有企业可能会出现腐败，因为它具备腐败的两个前提。怎么办呢？两个办法：防治以权谋私或取消公有制。前者属于“防”和“反”，后者就是上面说的“化”，换句话说：谋取部分私利是腐败，谋取整个企业却不是腐败。这听起来很荒唐，但却真正是在源头上遏制腐败。这难道不是化腐朽为神奇吗？我们这些年看到的难道不是这样的神奇？这就象治病，有人天天害怕得前列腺癌，经常去查体，或吃这药那药的。这些其实都不是根本办法，根本的办法是一出生就把前列腺割去。这样，尽管他还可能得别的癌，但得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却是永远不存在了。

现在，我们还能听到中小国有企业领导人腐败的消息吗？很少了，因为这样的企业已经几乎绝迹了。尤其是有了不追究“原罪”的共识和对“善意取得”有了法律规定以后，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已经大大减少。目前，大型国有企业还少量存在，因此，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腐败的消息我们偶尔还能听到。在这样的企业，“化”的手段包括管理层持股，高薪制等。目前也已初见成效。

既然我们在“化”腐问题上已经看到了如此成绩，我为什么还说在这个环节上抓得不够得力呢？问题出在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上。政府的权力比企业大得多，因此一旦出现腐败也就严重地多，这就是为什么群众对目前的腐败问题如此不满。在这个领域，我们的“化”腐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将企业“改制”的办法机械地套用在防治政府工作人员腐败上显然不行。我们不能想象将一个省送给或低价出售给省长，不能想象将一个城市改制成市长的私有财产。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无所作为了？不应该是。长期以来，反腐工作之所以徘徊不前、成绩不令群众满意，就是因为有关部门的思想还不够解放，措施还没有跟上。下面的几点建议，可以供有关部门参考。

第一，提高腐败的准入门槛。比如群众之所以对公车私用和公款吃喝反映比较强烈，就是因为在这些方面的标准定得过低。我建议，应该明确规定五服之内的所有血亲和姻亲都可以无偿使用配发的公车。至于朋友，可以由享受公车的公务员酌情处理，原则上不超过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三层以内）。听说过去有规定，公费吃喝最多四菜一汤。这个标准显然是定低了，尤其是在当前“结构性物价上涨（注意，不是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这个标准很难让工作餐够量，于是某些政府部门就不得不私设“小金库”，不得不腐败。我建议，今后的标准应该定为四十菜十汤，盘子大小不限。这样一来，超标的现象基本可以杜绝。

第二，实行“冰炭敬”制度。“冰炭敬”是满清时期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养廉办法，它的具体内容是地方各级官员定期为“京官”提供冬天买煤炭和夏天买冰块的零花钱。目前某些省市在京办事处的“跑部钱进”虽具有这个制度的某些雏型，但离形成可操作的制度尚有距离，而且地方官员的利益没有考虑进去，如“跑厅钱进”、“跑局钱进”还没有普及。听说东北有部分走在前面的地区已经规定受贿五万以下不立案，这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创新精神，但胆子仍然显得过小。我建议，根据职位高低定出明确标准，如部（含省）级一年原则上“冰炭敬”不超过一千万，司局（含省辖市）级一年原则上不超过八百万，依此类推。

第三，实行“纳捐”制度。除了科举，过去的中国也实行过“纳捐”制度。这个制度，一方面为国家增加了税收，一方面也广开才路。近年来某些地区出现的卖官买官现象虽然具有“纳捐”的表面特征，但“纳捐”的钱并没有收进国库。现在群众反映强烈的党政官员假文凭的问题也有间接的“纳捐”效果，但各地执行得比较混乱，冷热不均，特别是职务较低、没有秘书代为听课的官员吃亏很大。今后应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更重要的是，对于“纳捐”而来的职务腐败，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酌情处理，因为用钱换来的官位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权”，因此处理上要就轻不就重。

第四，谨慎考虑恢复妻妾多轨制。目前，性贿赂已经成为官员腐败的特征之一。大量的案例表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贪官都有情妇，多的竟达上百。这种腐败据说既有权色交易的不法因素，也有权情交织的感情色彩，掌握起来十分困难。考虑到政府公务员也是人这个事实，我主张人性化管理，允许官员拥有一个以上的合法配偶。这项措施可在部分开放较早的地区试点实行。

如果在实行以上“化“腐措施后，部分群众仍然坚持认为改革前腐败比现在少，那就要对他们加强教育了。具体建议如下：

在传统的“平面媒体”（如《XX日报》这样有影响的大报）上，继续刊登揭露那个时代腐败的文章。可以考虑将揭露范围逐步由卖猪肉的师傅扩大到卖酱油（指散装酱油）的师傅，必要时扩大到扫大街和掏厕所这些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

在网络媒体，要组织以主贴的形式、以“网络真实”的原则，发表类似一两黄金换一只鸡和热米汤烫伤后背这样的回忆文章。同时，要组织以灌水贴和跟贴的形式大量发表以下的文字：

“你们不是说那个时代好、腐败少吗？那么你们回那个时代生活吗，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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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友渔的“腐败论”与精英的话语逻辑

作者：宪之 时间：2007-11-22

《北京日报》近日发表徐友渔的大作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在网上引起关注。其用心和话语方式很有典型性，故为一议。

一、“腐败”——弱智式的的概念偷换

“腐败”，乃是表述一个时代吏治总体状况的定性性的用语，古今中外任何时代都有贪官污吏，但不能说天下乌鸦一般黑都是腐败。贞观与晚唐、洪武与天启、新中国与“民国”，能够相提并论吗？癣疥之疾与癌症扩散，能够相提并论吗？

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政权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开创过旷古的清廉吏治，也有阴暗面，但不过是太阳的黑子；而且毛泽东后半生的着眼点，就是努力探索“跳出周期律”的根本道路，正因为如此，他才被精英讥为“极左”“民粹主义”“乌托邦”而咒骂不已。“拨乱反正”30年，如今，一个“七品芝麻官”，只要他愿意，就可以“把手中的官位卖光，把财政的钱花光，把看中的女人搞光”，这早已使人见惯不惊了——二者能够混为一谈吗？

二、所谓“政治不平等”

如此相提并论，也许自己也感到过于无力，作者就打“政治腐败”牌，以糊弄不明真相的年轻人：



“更严重的是，人们根据家庭出身的不同，从一生下来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以后的个人努力和个人表现基本上不作数。”



这是将建设人民民主专政与“物归原主”卷土重来混为一谈。

经过百多年的流血牺牲奋斗，奴隶们破天荒翻了身，真是天翻地覆啊。建设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们面对的乃是几千年积累的剥削势力的对抗和传统力量的阻滞，不凭借政治的力量，他们会寸步难行。

新政权保证劳动大众翻身做主并贯彻“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举措，在精英笔下就是 “政治不平等”。

试以教育为例。

毛泽东办教育，与时下的“产业化”有两个突出的不同点：一个是靠国家投入着眼于提高整个民族素质全民水平，再一个就是强调保证劳动大众子女的受教育机会。徐氏的所谓“三六九等” ，指的就是后者。

“劳心劳力”“上智下愚不移”数千年，“劳力者”政治解放了，可文化上并未翻身。毛泽东为改变这一现状，政策“倾斜”一点，不过是扶植弱势，就是“不平等”了？其实，如此“不平等”多年，在知识阶层的构成中，传统的上层社会依然占着优势。如今，“产业化”的教育，正迅速将下层劳动阶层淘汰出局。毛泽东时代，工农子弟可以昂首挺胸走进高等学府，“不平等’颠覆之后，穷人要上学，就学武训吧。

毛泽东时代的“阶级路线”一直受着咬牙切齿的诅咒——难道如今就没有阶级路线！

如今是“消费社会”，中国富人的豪奢消费已名列全球一二，暴发富豪买百万豪车干什么，曰显摆身份。这是一个讲究身份的时代，豪车是权力地位的标志，与高人一等、与“超国民待遇”联系着。富人的豪车名服、达官的小蜜二奶、知识精英的牛津博士头衔、甚至黑道人物“二进宫”的释放证，都是 “身份”标志。书记、老总、大款、老板、贵族、白领、老大、新社会阶层，乃天之骄子，属上流社会；包身工、农民工、下岗、三陪与“鸡”，俱下九流也。过去讲“成份”，现在讲“身份”，“身份”亦“成份”也。印度是“十亿人口，一亿社会”，看趋势，我们正在与其“接轨”。有身份阶层，公安机关是旗帜鲜明地热线重点“保驾护航”；下岗“闹事”和民工“恶意索薪”“破坏安定团结”，有特警随时准备呵护——不也是“三六九等”吗？

个人表现”不作数”吗？统计下今日50以上的知识精英构成吧，多少有突出贡献的科技精英，不都是出身于非工农家庭吗？

一会是“平均主义”、“民粹主义”，一会是“同样存在特权”“社会不公正”，话语霸权在手，帽子尽可以自由扣。真是“自由知识分子”也。

几天“五七干校”，无非是培养点群众意识劳动观点，“牛棚”控诉就没完没了——毛泽东的女儿不是也进过“牛棚”吗？

三、栽赃反诬的“文革中的血统论”

主流霸权话语典型之一。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不仅与“文革”无关，恰恰相反，它乃是文革反对派所制造的著名“干扰”之一。当年江青有过许多严厉批判“血统论”的讲话，清华的蒯大富和“首都三司”就是从对抗“联动”批判血统论起家的。亲历者当都记得，当年LD派工作组整“造反派”也即后来的“九种人”时，全国都是按照57年反右的逻辑，将他们打成“反党右派”的。是毛泽东后来力挽狂澜才扭转了局面。很长时间内，“三司”“造反派”等等，在“联动”“东纠、西纠”和“赤卫队”的眼里，都是“牛鬼蛇神”和“狗崽子”，靠毛泽东的支持，他们才得暂时主流。如今，蒯大富早已成了阶下囚，而“联动”子弟，“老子英雄”的，纷纷省部军级或者国企老总外资买办了。真是，“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上智下愚不移”“天不变道亦不变”，大众也认了；“自由知识分子”帮闲们偏爱挺身而出无休无止地批判什么“血统论”，这不使人感到滑稽好笑吗？

与此相关，“语录歌”“忠字舞”也是精英诟病“个人崇拜”话柄。其实二者在文革中流行时间很短，忠字舞更是昙花一现，他们都是由文革当局出面禁止的，康生和江青都有过颇为严厉的讲话。关于“个人崇拜”，文革中毛泽东接见斯诺时有过著名的讲话，今天看来也无大错。一个国家民族、一个政党都得要点“个人崇拜”，孙中山、华盛顿、罗斯福、明治天皇、蒋介石，不都是“崇拜”对象吗？自然，“崇拜”不等于迷信，它乃是其凝聚力甚至成熟的表现，戈尔巴乔夫们无论精英如何哄抬炒作，除了美国主子赏赐根“和平奖”的骨头之外，他怎么也“崇拜”不起来；而斯大林的名字，则永远与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联系在一起。这，谁也改变不了！

如今，高层白领精英争相标榜攀附“蓝色贵族血统”，不惜拉扯拼凑移植，笑话百出。刘文彩正日益恢复“光彩”，东欧的昔日王室，连当年借的并非“产权明晰”的庄园地产，都要“物归原主”——天地良心，到底谁 “血统论”了！

四、关于信息传递问题

别有用心的混淆。

过去，官吏搞一点特权自私，都要顾忌群众监督。记得文革期间京城小报揭露彭真“腐败”“三改轿车”，谓浪费公家几千元云云。批判“四人帮”时，江青用毛泽东的稿费买相机也曾是罪状之一。这些“小儿科”的“腐败”批判，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有如天方夜谭，即此可见当年群众监督干部之苛严。拨乱反正至今，一个科级干部的作威作福，也是过去的高干所不敢望其项背的了。

说到矿难，过去30年累计，恐怕也赶不上如今的一年半载的“政绩”。

信息透明，如今一个小小银行营业所的头头，就可一路风顺地将几个亿偷偷转走，国企老总上下其手将亿万国资掉包，更是轻车熟路。龙永图入关有多少暗箱操作，恐怕人大常委也未必了然。

毛泽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用“四大”“揭露我们党的阴暗面”，难道不是前无古人的信息公开吗？

五、所谓钱权交易“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毛泽东的后半生所致力探索并尝试运作的，就是为了“解决”，永远不让公仆异化为“主人”。尽管战友们“拥护的不多”，他也坚持不动摇。自然，他失败了，的确“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身后，如谢韬所说，“清理毛泽东几十年来造成的罪恶”，中国精英坚持不动摇的，是“吐痰论”“冰棍论”和“物归原主论”，是反其道而行之。——“至今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从何谈起！

上山下乡、五七干校、赤脚医生与医疗卫生改革，否定30年了至今仍然诅咒不已。“至今解决”出来的是全球最大的血汗工厂，是包身工、黑窑奴工和史无前例的矿难，是“三陪”“二奶”遍地和腐败愈演愈烈，是全球倒数前十名的教育医疗投入与每年渐趋万亿的公款消费。

无论是“看不见的手”还是“看的见的手”，无论是哈耶克还是凯恩斯，你们超过四大家族规模和速度的掠夺积累，什么时候能够离开权力的“保驾护航”！从“北京”刚起步时，许诺“不会出现百万富翁”，车过“通县”，价格双轨、包、股和MBO，通过铁三角的房地产开发、通过股市圈钱，弹指一挥，就能打造出亿万富翁。——就这样“解决”吗？



用精英逻辑可否将徐先生的意思这样归结一下：过去也腐败，彼此彼此。不过现在叫“吐痰”，你把一碗饭都给我，产权明晰了，就不腐败，“民主社会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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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张老图片证明改革开放前确实存在着腐败！



既得利益者钱多得到处乱扔。瞧，被孩子拣到了





有人送礼来了





工人也带“女秘书”




战备期间听“洋戏”？




领导干部乘座奢华包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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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来说说毛泽东时代的腐败

作者：老花镜 文章来源：强国论坛 时间：2007-11-24

毛泽东时代有无腐败，正如一位网友所说，这确实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常识问题。比如说开后门买点东西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当年吃大锅饭的时候，炊事员打饭时也有点偏心眼，熟人的碗里的稀饭就要稠一些，如此等等，这算不算是腐败呢？生产队里派活，身单力薄的，给队长说点好话，就给派个轻活，这算不算腐败呢？现在看来不算是什么事，可是在当年，大家也是很有意见的呢。因此用不着费多大心思就可以看到，当时是有腐败现象的。

真正需要费心思来考虑的是，这些腐败和毛主席是个啥关系，是不是因为毛泽东时代也有腐败，而毛主席又是那个时代的头，这个帐就要记在他的头上，因此他也就不是什么好人了呢？我来挑挑这个理。

正如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腐败是中国的一种社会现象，中国哪朝哪代没有腐败？从武都头免打杀威棒到至今，哪朝哪代免了腐败？国民党没有腐败？它是如何下台的？共产党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上产生的政党，就能干净了？凭良心说，毛主席是想了不少办法来治腐败的，一回又一回地搞运动，他是吃得太饱了撑得难受还是怎么了，还不就是想把腐败现象治理住么？要知道他所整的人中间有不少是跟着他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人，他就是象某些人所想的那样，怕这些人跟他争权？就是要象过去的皇帝一样杀功臣？反正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他是真心想把腐败现象扫干净的，但是，凭良心说，这件事情太难做，它是私有制社会的顽症，他老人家没把这件事干完，还落了一大堆埋怨，反过来好象是他把腐败现象倡导起来了一样，所以我认为某些朋友所凭的这个良心是很有问题的。

就好象景阳岗上的老虎一样，本来是让武二爷打死了，但这一次他遇到的是一只成精了的老虎，结果是武二爷一走，它又活了，又开始吃人了。在这种情况下，咱们来凭良心说说，这个责任该谁负，能算到武二爷头上吗？我看不能算，如果要算，那也只能说武二爷打得不狠，没把老虎打死透，而不能说这只老虎就是武二爷养的。请朋友们看看是不是这么个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