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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五八劫》 (一) 前言和序发布者 thchen 在 08-03-19 08:20

　　〖读者“冷热”推荐：我很少在网上交游，知道我信箱的人也不多。有一天，我收到一个朋友发来的一批文章，嘱我在网上把它们发表了。
　　
　 　这就是我提交给《华夏文摘》的以两篇文章作序开始的《五八劫》。这是一本书，记录的是一九五八年春在四川省一些中学里展开的针对大部分未成年中学生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大略翻了一下，书里涉及的事件我不熟悉，作者里面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熟人或朋友，各篇文章写作风格不尽相同，但是能看出来，写的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
　　
　　这本讲真话的书无法在国内出版，《华夏文摘》如果能让它们曝光出来，对于这批受害者无疑是个巨大的安慰。除了在文体上重新做了编排以便使每天的刊载有个连贯之外，对原文字句和标点不做任何更动。〗　　

　　《五八劫》前言：致1958年社教运动亲历者书

　 　公元一九五八年春，挟“反右”运动之余威，一场针对大部份未成年中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首先在1958级应届高中生中（含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开 展起来，并波及1959级、1960级直至1979年在校的高中生。它开创了迫害未成年学子历史之先河，滥觞所及，直至“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
　　
　　这是我泱泱中华自有学堂形式以来，上溯春秋秦汉，下探满清民国，都未曾有过的针对大多数未成年学子的政治迫害运动。
　　
　　被称为“祖国花朵”的莘莘学子，在暴政的严冬下，尚未开放就凋零了。这些被定为三类，特别是四类（政治不及格）的学生，被视为异类，打入社会的底层，从此开始了他们人生的苦难历程。
　　
　　这批人中，为保持人的起码尊严愤而自尽者有之；为活命被迫丧失人的尊严，沿街乞讨者有之；以“思想反动”而关进黑牢10余年至今仍穷困潦倒者有之……当然，极少数咬着牙在石缝中挣扎生存下来，且在晚年成名成家者亦有之。
　　
　　虽然按当时动员号召大家鸣放时讲：“这次运动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改造运动，不进行反右斗争”；然而实际执行的却是让这些三、四类学生，成为不戴帽子的“右派”、“坏份子”、“反革命”。
　　
　　于是，这批所谓三类特别是四类学生却几乎享受了“地、富、反、坏、右”的一切待遇，唯一不同的是因为未宣布“戴帽子”，而无权享受拨乱反正后所本应得到平反昭雪。
　　
　　于是，这段曾经发生在号称人民共和国内，饱含当年未成年学子，及其受株连亲属在内的血泪史，被人有意无意地遗忘了。这种集体失忆使得当我向50岁以下的人们讲述时，竟然被视为天方夜谭。而时间仅过了48年，经历这段历史的人大都尚在。
　　
　　但时间毕竟过去了48年，这些当年的学子，如今绝大部份已是65岁以上的老人。至于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恐怕就更老了。
　　
　　回首往昔，欲哭无泪!
　　
　　难道真要让这一段和着血泪的痛史，被掩盖和伪造吗？难道如实地记录这段历史就是“纠缠过去,不向前看”吗？不!我们认为还不能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
　　
　　于是我们希望：1958年社教运动的亲历者；无论你当时是领导“运动”的官员、老师；抑或是被诱导毒害成为“运动”的受益者，都能本着人类起码的良知，勇敢地站出来说明那场运动的真相。
　　
　　我们尤其希望那场“运动”中受到伤害的同学站出来，勇敢地揭露和控诉那场“运动”给你带来的种种不幸。
　　
　　流沙河：《五八劫》序

　 　她们惹祸，忧患缠身，回想起来，皆缘于退回去五十年前二月的某一天，小女生杨刚虹跑来说：“流叔叔，我们学校有同学想见你。”当时四川省内报刊正在猛批 《星星诗刊》创刊号登载的《草木篇》，上纲已到“反党反人民”和“仇恨新社会”的高度。我心头很恐惧，本该谢绝才是。怎奈杨刚虹是我饭碗所在的省文联领导 人沙订的幺女，那年不过十二三岁，在成都七中读书，脸貌乖，嘴巴甜，笑得又天真，我怎好谢绝，便点头同意。这一点头，祸根就埋下了。后悔莫及，我是不祥之 鸟害人精啊。

　　几天后的星期六下午，乖甜的小女生真的带着同学到布后街2号进大门倒右拐的花树庭院来。院南隅，窄阶有苔痕，门窗北向， 是我居室。闻声出门来，见来的不是小女生的同班同学，而是高五八级的大女生，而且四个，个个娴静娟秀，使我深感意外。室内太窄请她们挤坐。她们懂礼节，站 有站像，坐有坐像，从不喧宾夺主，也不语及市井俗事。总是聆听我谈文学，讲历史，摆龙门阵。也多次请教语文课方面的问题，而我回答往往和课本上的说法有出 入。由此我知悉她们已读了《邹忌说斉王纳谏》和《诗经·秦风·蒹葭》，她们要改编“蒹葭苍苍”为歌舞表演。进而知悉她们各科成绩都很好，是班上的优秀生。 报刊上正在批判我，她们也看了，心中有疑问，求证于我。见我不愿深谈，也就不便追问。她们很知趣，便换个话题安慰我。有时她们也自己交谈，不干扰我。

　 　此后每逢星期六下午，她们四位放学后都来看我。听我天南海北漫谈，总要天黑了才一斉辞归。旧历除夕又送礼品来，还烤年糕吃，笑语融融，一家人似的，当我 做大哥。不久，《草木篇》批判暂停，上面要缓和气氛，解除知识份子的顾虑，引导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邦助党整风”，我心头的恐惧亦隨之而化解。她们当 然比我更幼稚，到我这里来，显得更快活。到这年的盛夏，反右派斗争运动都开锣了，她们四位还请我去望江公园游玩端午节，沿河看风景。就在这时，我告知她们 不要再来看我了。她们听从，人不来却写信来。一封又一封劝喻我想开些，未来会晴明。我虽然已感知未来的险恶，忧心如焚，却不便于向她们说，所以回信都说些 乐覌的话，免得惊吓她们。回她们四位的信都是“本市东锦江街22号陈秀芳收”。这里该交代她们的姓名了：郑世瑛，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有一天陈秀芳惊 惶跑来说：“你的回信上靣检查过了，由居委会主任交给我的，还狠瞪我两眼！”我明白事情的严重性，把来信全都退给她们，虽然那些信上没有一句违法的话。 哈，想起了。记得有一封信上她们开玩笑，把我画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古装美女，有一双瘦长的白鶴腿。爱嬉笑，不知忧愁的少女，她们曾经是。

　 　到这年的伏暑，我已被揪出来“过堂交代”，她们克制不住同情之心，又来看我。一次，两次，不听我劝。第三次，她们就受辱了。一张彩色漫画贴在进大门倒右 拐的拱门左边，她们来就看见。漫画构思极有水平，怵目惊心。画面上是一块血红的烂肉，四只苍蝇飞来。事过五十年之久了，人们还记得“四个苍蝇小姐”。那时 她们头脑糊涂胆子大，公然提抗议。此后她们四位命运多舛，那是注定没改的了。

　　“过堂交代”弄得痛苦难堪，她们又约我出去见面，告知我 近况险恶。公安部门和省文联专案组均有专人找她们多次谈话，要她们揭发我的罪恶言行。难得她们正直纯洁，没有一字玷辱我的名誉。又一次约我出去，郑世瑛 问：“报上说你毒害我们，对我们讲社会上好人少，坏人多。我们记得你讲的是好人多，坏人少。你为啥要那样交代呀？”我说：“那样才能过关。”她们由此而知 什么叫“运动”，什么叫“认罪”。此后风声更紧，她们不敢再与我通消息了。

　　是年深秋，反右派斗争运动推向高潮，波及全市中学校园。详 情请看这部巨著《五八劫》吧。我亦风闻一点，知悉郑世英，曾昭容，邓静谷，陈秀芳四位皆被恶名，惹下大祸，她们不但从此坎壈，前途无望，而且名誉被污，终 身莫浣。与她们四位同时受我株连的，还有成都六中初中小女生金国富，被迫远走兰州，易名金敏，历尽酸辛。金国富扱聪敏，是班上优秀生，爱好文学。她更早 些，1956年秋，每天下午放学后，来我这里做作业。悄黙无声，从不干扰我的写作。她家住岳府街12号，距布后街2号近，故常来。还有她带来的万小林，也 是六中高五八级的大女生，万小林家住酱园公所街，太远，故不常来。她们两位在学校内怎样被收拾，她们多年后来看我，一字不说。真的是“休提起，提起泪洒江 河”。

　　至今事过五十年，仍未见有个“说法”。整我我不怨，我端了公家的饭碗嘛。何况又“改正”了，其后又捞了一些好处。那些中学生娃娃，天真未凿，怎忍得下心收拾他们和她们啊。《圣经》有云：“出来如花，又被摘下。”不写了。是为序。
　　　　　　　　　　　　　　　　2007年10月26日在大慈寺路

　　冉云飞：真正的自由缘于自我救赎——序《五八劫》
　　
　　有些鸟儿是永远关不住的，因为它们的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了自由的光辉！——电影《肖申克的救赎》
　　
　　民间记录
　　
　 　由于多年来坚持打捞四九年后当代中国的痛史，因此得以窥看到许多一般人不曾注意的社会灾难之细部，我期翼从那些边角余料中来接近历史的真面目。官方大言 玄玄的旌表文章固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所必须注意的，但官方对档案严加看管，使得研究者无法看透他们整人背后的真实动机，因为他们藉此愚弄民众的利益。没 办法，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痛史有穷根究底癖好的人，只好从民间说法及其他边角余料中来加以修补。正是因为如此，反而可能进入历史的真实之中，寻得那些被遮 蔽与掩盖的惨痛记忆。
　　
　　我搜各种旧书及相关资料二十年，从那些被人们遗忘的民间纪录里发掘了不少有意义的鲜活史料，如民生公司职员 何现伦六十年前的日记，如成都佛教界反右原始资料，如五十年代初还俗和尚被迫离婚的判决书等，这些东西在以论代史，好作宏大叙事的人看来固然不值一提，委 弃不顾，然而我乐此不疲。这些年来，对日记、年谱，更多的是原始材料的热衷，形成我对历史的细部解读方式。所以我才在细读《吴虞日记》和《湘绮楼日记》后 写一系列的吴虞、王闿运与近现代巴蜀文化关系的琐细文章，并从中找到历史写作的乐趣。这样的做法，我愿意承认与目下知识界一些朋友寻求民间思想（丁东、谢 泳、朱学勤、邵建等），另一些朋友寻找民间纪录（李辉搜编的《杜高档案》以及贾植芳、茹志鹃等人的日记等）的努力之影响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这些影响，没 有这些搜罗与注重民间史料的心理准备，哪怕面对众多灾难史料，也无动于衷。换言之，如果没有这样的意识，如果不把自己作为中国苦难的在场者——我虽是晚生 后辈，许多灾难我不曾经历过，但经历者的疼痛与他们的悲惨到令人窒息的生活，仍像空气一样包围着我，使我艰于呼吸与视听。何况自己本身在这个国家也经历了 相应的苦难与血腥，岂能一忘了之——就是与“五八劫”等群体的人天天在一起，也不可能与他们真正从心灵相识相契。
　　
　　感谢网络，使我 得以在人群嚣嚣中认识王建军先生——令我尊敬的王大爷。当我知道他与同学和难友们准备将过去的东西撰写出来，以留存后世的时候，我甚感兴奋。于是我在自己 博客上写了两篇文章——《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们应该怎样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来呼应他们的努力。他们从一开始便不耻下问于我这样的晚 生后辈，让我贡献刍荛，我也不揣谫陋，有所芹献，他们不仅在自我回忆的基础上，作了比较扎实的名录，他们后来寻到更多的官方文件、检举及认罪材料等，而且 在文件后面尚有自己不错的点评与阅读。不仅表达了自己意见，而且提供可供后来研究者第一手资料，真可谓功莫大焉。以不才之孤陋，尚未看到过任何一个四九年 后的有关运动——四九年后的运动多如牛毛，研不胜研，究不胜究，且资料湮没不彰，加以官方有意的阻扰与遮蔽，许多运动似乎渐渐成为一笔糊涂账，这正是那些 “历史宜粗不宜细”者所乐观其成的——像如此这般被全方位地纪录下来，留给后人以可信的第一手历史资料，从而为撕破铁幕，烛照黑暗深渊，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中国大地上经历过各种运动的“运动员”可谓不计其数，除了曲博、罗小文主编《飓风刮过亚热带雨林》记录了云南知青历史与现实维权历程外（我曾写了一篇 《苦难必须反省而非玩笑》谈知青问题），还没有一个“运动员”群体如此执着地愿将其认真而完备地纪录下来，可谓空前，必将名垂青史。希望“五八劫”群体的 做法，空前而不绝后，继起有许多效仿者，踵武其后，将自己的亲历写出来，尤其对当时整治你们的官方原始档案、能找到的揭发材料、受难者名录、整人者名录 等，悉数搜罗整理出来，一可安慰自己，自己禁声几十年后，依旧可以发出应有的声音，二可给后人借鉴，让他们少犯此种错误，少进此种被官方糊弄的圈套，让他 们为做一个真正的人而不懈努力，此可谓功德无量。
　　
　　一九五八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造成的劫难，是中国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对未成年 人大规模地残害。一个政权对未成人都不放过，可见其疯狂残忍到了何等反人类的地步。我建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与研究者，与民间一道，建立一种四九年后“中国 灾难学”，注重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与整理，唤醒民间记录与保存灾难史料的意识，把九百六十万平公里的土地上所发生的灾难，都照实收录保存起来，使其无所逃 逸。让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中国人不幸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作为意识形态活体实验品的悲惨故事，以作为我们民族永远的耻辱而传之久远，不再犯相同之错误。
　　
　　消除恐惧
　　
　 　生活在专制国家，没有罗斯福四大自由之一“免除恐惧的自由”。加之专制政权的监控与打压无处不在，遍及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使得许多人内心有点与官方不 同的想法，便瑟瑟发抖。这也不能怪我们这些孱弱的个体，在强大的专政机器，个人是多么弱小。但即便再弱小，你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尊严，也有他人不可替代的 力量，这些微小的力量加诸一起，必将形成对专政机器的强大压力，使他们随时防范、寝食难安。事实上，专制政权对人的伤害是无所不在，受伤的不仅是受害者 ——一般说来，受害者所受伤害最大最直接也最无辜——迫害和镇压者也受到应有的伤害，因为他们随时怕受害者的报复。于是你才看到一小小的区政府办公大楼都 站有岗哨，相当于用豪华猪圈把自己圈养起来，喂得白白胖胖的，也没有真正的自由可言。要言之，一部分人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使所有的人都没有自由，专制 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
　　
　　虽说专制制度伤害所有人的自由，但绑匪无疑比人质具有更多的自由，恐惧也相对较少。绑匪集团的势力过于强 大，使得所有人质尽量向绑匪献媚，形成人质爱上绑匪的奇特景观，这便是有名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人质爱上绑匪的几大特征，就是尽量把自己变成摇尾乞怜 的奴才，处处替绑匪着想，连绑匪都未曾想到的绝招，连绑匪都没有想到的管理人质的残忍手段。绑匪看其作为人质有发展前途，且像奴才般忠心耿耿，于是封其为 奴才总管，其所使用的招数之阴毒更甚于绑匪数倍，正应了奴才做了主人比主人更可怕的道理。由于其中的人质特别起劲地效忠绑匪，得到一点好处，激发那些还没 有效忠的人质想尽一切手段去接近绑匪，委身投靠，交心告密，于是争相效仿，因此遍地都是人质给绑匪早请示、晚汇报，唯恐绑匪不知他的卖身投靠。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于是偌大的中国，几乎成了生长人质爱上绑匪的丰厚土壤，其丰厚程度，以我对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可能堪称世界之最。
　　
　　另一 方面绑匪为了将人质治理得服服帖帖的，除了采取告密的运作方式，以节约统治成本，败坏人心及让人的品格堕落外，还让你在血淋淋的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学会狗 咬狗的生存策略。因为你不咬别人，别人会咬你，于是大家都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形成了一种人质与人质之间的“囚徒困境”。人质之间群体的最佳效果当然是都不 告密，团结起来，让绑匪无从下手。但群体中的个人为了获取自己的好处，就有人乱编造或提前告密，以期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为每个人都考虑个人利益最大 化，于是互相告密揭露，发人阴私，层出不穷，此风日炽，于今为烈。结果每个人都有罪，都有把柄被绑匪捏在手中，那么便于绑匪分而治之，用甲治乙，用乙治 丙，再用丙治甲，形成整人的恶性循环，结果实现了绑匪的利益最大化。这便是我利用“囚徒困境”理论在告密中的运用——我正在利用我手上搜集的众多告密例 证，来研究“告密中的囚徒困境及其制度化的成因”——也是解开告密为何被历来的专制者乐此不疲、运用不休的根本因由。专制者便是“囚徒困境”故事中的警 察，而专制者管制下的群众则是其中的囚徒。专制社会乐于利用民众告密管理整个社会，那是因为告密会造就专制者的利益最大化，使他们剥夺民众利益时成本非常 少。而民主自由社会则因为诸种制度因素的制约，民众不是囚徒，而掌权者也不是警察，所以无法套用这个“囚徒困境”的故事来达成告密之制度化，从而实现掌权 者的利益最大化。
　　
　　绑匪之所以能把人质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利用真正的“囚徒困境”外——中国整个社会里的民众都处于“囚徒困境” 之中，被专制者治理得服贴温顺，这是个很好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课题——加上长时期大规模的洗脑，反而让人质觉得被绑匪绑架是为他自己好，有些人质觉得脱 离了绑匪集团，反而不能愉快地生活，惶惶不可终日，而让人质获得自由则是那些想颠覆他们这绑匪集团的阴谋，是“反华势力”。这种没有逻辑，不长脑子的洗脑 理论，居然可以欺骗到许多人质，有不少人质还乐意像鹦鹉一样重复这样的理论，而不知其是如何荒谬。中国是个盛产奴才的国家，人质爱上绑匪的事，几千年来上 演不绝，代不乏人。认为自己只是人质，为了获得更多不干净的利益，于是拼命揭发告密、落井下石，站在别人肩膀上往上爬，甚至踏上一只脚，让对方永世不得翻 身。如此丑恶的事，在四九年后的社会生活大规模爆发，中国几千年专制社会的任何历史时期。只拿告密这一件生活在“囚徒困境”的中国人特别喜欢做的事来说， 其波及面之广，涉及人之众多，蔓延时间之长，造成的恐惧之深，超过中国的历朝历代。此前尚有“亲亲相隐”，不主张亲人之间告密，而四九年后则不分亲疏一律 只向当政者效忠，亲人攻讦，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连亲人之间仅有的一点个人隐私与互相倾吐积愫的空间都被他们强制没收，使你成为一个没有任何保 护的“玻璃人”。由于专制者大量用公权力侵夺人的私人空间，因此玻璃人分外透明，一触即碎，易碎即易投降，易于成为绑匪的奴仆。
　　
　　 “五八劫”和四九年后的所有运动一样，专制者所用的方式，无非是诱导启发，引蛇出洞，群众运动，互相告密，检举揭发，批斗示众，划清界线，整人发配，劳改 入监这几大步骤。当然他们都会在整人之前信誓旦旦地保证，绝不秋后算账，但秋后算帐才是整人者惯用的伎俩。如果你不去整人批斗，不去告密揭发，那么就会让 处于“囚徒困境”中最不利一端，于是你便成为该运动的祭品，以儆效尤，让更多的学生把告密揭发作靠近组织的进步举动，此种颠倒是非，混淆做人底线的愚民方 式，长久得逞，就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统治模式的必然结果。像张静姝一样不愿去批斗整人，不愿去揭发人的好人，就成为“五八劫”中真正的牺牲品。但这样高贵的 牺牲，在四九年后的中国人中已是凤毛麟角，在此我表达作为晚辈对张静姝老人深深的敬仰之情，中国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人还在，才不至于完全变成虎狼禽兽之 国。虽然我们长期遭受绑架，但我并不悲观，青山遮不住，我相信像张静姝老人这样高尚品质的人，在中国会越来越多。现在社会还有许多问题，但只要大家努力， 互相声援支持，说出真相，争取自己的权益，就能真正不依附绑匪，从人质状态下解放出来，而成为一个真正大写的人。我知道许多前辈经历了很多磨难，已经变得 “深藏不露”乃至恐惧难消，都是值得同情乃至可以理解的。但你愈加恐惧，只会增加你的恐惧，只会便宜那些抢夺你利益的人，只会助纣为虐，只会姑息养奸，只 会让他们蹂躏并嘲笑你。鬼都怕恶人，虽然这只是个比喻，但它深刻地说明了如果我们大家持续反抗，并说出真相，绑匪就不会那么轻松得逞，最终会使我们完全得 到我们应有之尊严与利益。在如今的后极权时代，极权者整治人虽然仍旧很凶，但他们整治一个人的成本无疑在显著增加，像以前那样悄无声息地陷人于万劫不复的 深渊的次数在相对减少，每个人都添一份力量，也许你就是那根压垮专制这个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

　　真相下的和解
　　
　　 生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不管别人是怎样生活的，但我的经历表明自己并不是个一直勇敢而清醒的人。我虽然从小有些疑问，但也没有什么豹子胆可炫耀；我虽智 商不差，但由于受愚太久，没有解决思考方法与路径的问题，看不到自己权益为何受损，陷入认识上南辕北辙的苦况，堕入黑暗幽蔽的深渊而无法自拔。由于看到太 多的暴力与黑暗，因此常存暴戾之气，不乏雪仇之心，在极端的路子上似乎越走越远，却越走越痛苦，越走越无力，越走越不相信生活中不少的人，把自己搞得灰头 土脑，同时也将这种坏心情传染给别人。好在尚有一份自我审视的精神，用真实的心灵去感知去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我身边所看到的和经历过的苦难，加之穷读胡 适诸先生的著作，才知道一个人要堂堂正正的做人，一样可以行走于天地间。不特如此，胡适先生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精神，威伯福斯通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在 英国乃至全世界实现了废除黑奴贸易的理想，这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坚韧，真可垂诸万世而不朽。就是像胡适、威伯福斯这样伟大的人，也不是有三头六臂的超人，他 们也屡受挫折，但从不放弃努力。最重要的是，他们有自己的信仰，胡适先生将民主自由当作自己的世俗信仰，而威伯福斯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内心有自己坚定的 信仰作支撑，不至因世事风云、现实的不堪而掳去自己努力奋斗的精神。
　　
　　说出真相，让后人记住这一切灾难，是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间接 经验者、研究者的义务，因此我写过一篇《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我的基点并不是唱高调，而是说，你如果真爱你的孩子，你应该告知他你曾经的灾难之 真相，以避免将来他重罹此种灾难。即便不幸深罹此种灾难，也应因此自解的应对方略，而不致对生活绝望。人活着的目的与意义，或许各有不同，但我认为一个人 应该活得体面与尊严、幸福与安康，是任何人都不反对的世俗理想。而要得到这一切，并不会天赐，没有免费的午餐。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专制的国家，一部分人正是 靠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而不是靠平等竞争发家致富的，因此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制度没有保障之前，每个人必须为自己的权益不受或者少受损害，而做出不懈 的努力，才能相对活得像个人样子。而要争得自己的权益，那么说出事实与历史的真相，是争取自己权益不可缺少的方法，只有在真相被揭示出来，那些作假而鲸吞 你权益的人才有可能暴露于天下，被众多的人批评，鲸吞你利益者才有可能收敛或者受到应有的惩处。你如果默不作声，至死不说，那么你被奴役的命运就不可能有 丝毫之改善。
　　
　　要获得真相，我们不能等待官方的恩赐或者良心发现，官方不可能主动将自己曾经作恶的真相公布出来，除非有真正制约它 的力量起来调整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各个运动的真相才可能逐步真相大白。别说目前官方不允许公布真相，就是官方不再制止，也因公布真相不仅波及许多人的利 益，而且事涉许多人的心灵之调整与疗治，更涉及到四九年后所推行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反省，这对双方以及整个官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但即便困难重重，一方面真 正有良知识分子与研究者，理应做此长期之研究和言说工作，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真相原来如此，使官方以前反人类的许多做法大白于天下；另一方面，我们民间的 亲历者也不是一无所为，有许多工作可做。其一，我们可以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如此前的判决书，此后的改正书；如自己当时经历运动时或者在劳改地的照片，包括 其他同难者的一切信息等等，细大不捐，越细越好。其二，是尽量多写回忆，以便亲人或者挚友保存，或者供给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或者将自己的回忆用影像设备 录、摄下来，送给自己后代保存，此为慰亲忆念的方式，还可以拿给相关人士进行切实的研究。其三，前二者你都无法做到，可写一不多之简介，以便那些编辑诸种 受难者名录的人使用，以留下雪泥鸿爪，不让曾经的灾难在没有得到反思反省前，就消息于天壤间。
　　
　　说出真相，让后人了解，记住过去曾 经的苦难，并不是为了仇恨，并不是为了冤怨相报。而是在说出真相过后，让整人之人受到应有的谴责，并且在心灵上有所不安，彻底告别安于作为绑匪之人质的状 态。勇敢地说出真相，是为了让整人之制度慢慢解体，为建立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添砖加瓦。南非大主教图图说过，没有真实无欺的真相，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解。 因此图图在南非成立了和解与真相委员会，调查南非过去的灾难，使南非最终走向种族和解的民主自由之路。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呼吁官方开放所有与此前中国苦难的 档案，让民众知晓过往一切灾难之因由，另一方面应该允许学者公正客观地研究，使这些灾难在可以公开自由研究的情况下，变成一种对过去灾难加以反省，并且成 为避免灾难再次发生的一种难得的酵母。在许多黯昧不明的残酷灾难，渐渐浮出水面以后，我们个人及民间团体，有理由要求官方为此做出真诚的道歉，并为此做出 相应合理的国家赔偿。我们需要和解，但我们不是乞求，而是在官方公布真相并有道歉之诚意下的和解。活在当下之中国，到处充满不公与暴戾之气，愤怒是一种勇 气，说真话是一种力量，宽容理性是一种美德，和解是一个社会和谐发展必须。不弄清以往历次灾难运动的真相，官方不对四九年以来的灾难作深刻的反省与道歉， 就不可能有全社会各阶层的和解，当然也不会有全中国真正的福音。

　　自我救赎
　　
　　《肖申克的救赎》实在是一部反映监 狱与自由之关系的好电影，其间所蕴含的深意，在我们中国人看后更是深有同感。整部电影反应了人质爱上绑匪、鸟儿爱上鸟笼、犯人习惯监狱的过程，极好地展现 了一个人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的诸种“症状”，当然也反应了一部分人不屈地追求自由的热望。影片通过瑞德之口说出对institutionalized （体制化）这个词语的看法。他说：“起初，你讨厌它，然后你逐渐的习惯它，足够的时间后你开始依赖他。这就是体制化”。体制化就像对动物一样，开始豢养、 圈养，到最终放你出去，你还不适应了。同样的，人也是如此，在黑暗中呆久了，乍见阳光，你的眼睛有一个适应过程。生理过程适应得还比较快；但心理的改变， 以及重新对独立自由生活的习惯就得有个慢长过程，这也是许多人从监狱出来，便被排斥到主流社会之外、自我边缘化的原因之一。
　　
　　一个 “运动员”群体受了苦，在专制的栅栏有所松动的情况下，就像人被扼住了喉咙，现在稍微休息的情况下，余痛未息，不趁机喊出几声来，实在是有活得不明不白之 嫌。如果一个人连控诉别人伤害自己的能力都丧失了，即便侥幸活下来，也只有“人皆得以隶使之”的悲苦命运等着他。我们虽然生活在一个铁幕政权之高压非常厉 害的国家，人人都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就像你在黑夜里走夜路，大家不发出声喊，互相壮胆，那么你可能会因无法坚持到走出黑暗隧道，重见天日的那一天而灰 心不已。一个人尚未努力去活得像一个人样子，就开始灰心绝望，主要是自己对不住自己，自己过早投降，尊严与幸福无条件让渡给了那些奴役你的人，如此自怨自 艾，那是连上帝也无法救赎你的。
　　
　　每个人说出自己的受难史，不是为了展示伤口，以博得他人之同情。而说出自己受伤的心路历程，以及 其间的挣扎，是为了后来之人不再受这样的痛苦。同时说出真相，道出自己受伤乃至不幸害人的经历，都是一种难得的自我疗治。这种疗治不仅使自己放下包袱，是 一种必要的心理释放，更是一种透脱后的总结。每个人有自己善良光辉的一面，也有自身幽暗不足与外人道的一面。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坏人，同理好人也是逐渐 修为而成的，并非来自天启，也不全是因为某种生物遗传，而是后天习得与教育。是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意识到这一点，是一种真正的拯救。所以当我看到五八级同 学黄显君写给扬无忌等人的忏悔信，受害者王建军在文章中提到自己也曾经做过一些害人之错事时，这和张静姝不陷同学于不义而自己深陷苦难，由一类学生被打成 四类学生，一样让我感动万分，展现了一种真正不可多得的人性光辉。一个人对迫害他的制度和个人持续不断地控诉，比起那些缄默不言者，当然是了不起。但一个 人只知控诉，而不知反省，不知自己在一个污浊的社会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可能十全十美的事实，不知自己在有意无意中曾经伤害过别人，那么这样的自救就是不完 整的。控诉是一种道出真相的发泄与疗救，反省与忏悔是一种宽容理性的光辉，是一种放下与和解，是一种真正的心理安慰与灵魂救赎。
　　
　　 换言之，一边愤怒控诉，一边反省与忏悔，才是获救之一枚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即便你对囚禁你的监狱，豢养并骟掉你创造力的“体制化”有很深的依赖症，就 像一个人对毒瘾的依赖一样，终究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而洗心革面。这就是瑞德对于“希望”的解释：“不要忘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可以穿透一切高墙的东西，它就在 我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无法达到，也触摸不到，那就是希望”。同时也像《肖申克救赎》里安迪的选择一样，再强大的体制也永远无法剥夺我们选择救赎的权利，因 为救赎就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是任何强权也无法到达的地方。让我们努力做一个每一片羽翼上都沾满自由光辉的鸟儿。自由光芒因从自身散发出来而耀目，而不是 来自他人的反光。如果仅仅是他人的反光，就像月光一样没有真正的温暖，没有真正丰沛的照耀他人的能量。
　　
　　上帝只救自救的人，我也曾 写过一篇文章《每个人都必须自救》，他救只是一种外力的推助，而非一种发自内心，自己做主的获救。他人对你的帮助，只是一种外在的助力，固然有助于你逃离 苦难深渊。但如果你缺乏自我救赎能力，不能全面深刻反省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那么你的救赎就是不全面的。回忆过去，控诉当然是必须的，但只停留在控诉的层 面，让控诉的野草的疯长（朱学勤语），也只算是完成了自我疗救的一半。王建军到晚年不仅大胆说出真相，还提及自己曾经伤害过的人，而且费尽心血，将五八劫 的真相编辑成书——当然这里面有众多人的功劳，但王建军无疑居功至伟——实在是于同学于友人于后人于社会于国家，都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让我对王建 军、张静姝、杨无忌、呂涛、郑世光、郑胜农、邱玉铭、袁体民等参与五八劫之编纂与回忆的诸位老前辈，表达我作为一个对当代中国灾难史深表关切的晚辈的深深 谢意，你们是一个多灾多难而又令人敬佩的群体。你们的努力，是我们后辈追随的榜样。我相信通过大家不懈的努力，自由的甘霖必将降临这块多难的土地。
　　
2007年10月30日晚10时定稿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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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五八劫》(二) 曾伯炎：1958年的桃李劫发布者 lq 在 08-03-20 0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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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单位打成右派时，未满25岁，是年轻的了。到劳教营遇到川大化学系学生戴虞俊，还比我小3岁，当时，成渝那些大学，纷纷送学生劳教，重庆医学院送去的 宋乃湘、成都地质学院送去的杨其智、罗先坦，雅安农学院送去更大批年轻学生，如秦成元等，都是17岁考进大学，18岁就被劳教了。

我 惊异，想起1949年暑假，那时，也说有白色恐怖，我寄宿川大学生自治会主席马传利宿舍，他告诉我，学潮中，同学余天觉被捕，他正在营救，教授们也在奔 走，校长黄季陆也在斡旋。怎么，现在的大学校长，竟充当起抓学生的帮凶，成批地协助当局抓学生去劳教呢？中国的大学，爱护学生是有传统的，从蔡元培、蒋梦 麟、胡适、罗家伦等学者都从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营救过学生，怎么，那种校长都变形变质了呢？

不久，在劳教营我发现有不少比大学生更年少的 中专生与中学生，叶文博这中专生还戴着右派帽子被劳教，倪希真、朱自达这些中学生、中专生，也在劫难逃。后来，从读报纸与传闻，这次反右运动，在湖北与四 川的中学与中等技术专科学校也进行了肃清反革命的镇压，湖北汉阳中学初中毕业生，只是对升高中分配的升学指标认为低了，有的特权干部子弟校却很高，要求平 等地一视同仁，就被镇压，有的担任领导的师长也杀了，学生被大批送劳改劳教。而成都的四川省第二师范校，也是学生一点生活中的诉求，在校中未得到解决，去 上级衙门请愿上了街，即视作反革命活动，把1955年由反胡风运动开展的内部肃反，1957年竟延伸扩展到中学生了，还天真烂熳的少年，怎么忍心下得了打 击的手呵！没想到这就是当局把一切反动因素要消灭在萌芽状态方针的滥觞，北洋军阀与国民政府都不敢做的，这凶狠十倍百倍的专制政权，竟敢做了，到了89年 六四血洗天安门，冒天下大不韪杀青年与学生，更登峰造报了。

1958年在峨边劳教营，惊讶我的，还有更残酷的事。派我进原始森林运输木 料，遇见近两百10岁左右的小学生，也被押进山林，用他们运小木板下山，卖给重庆某纱管厂，没想到，这劳教营是大、中、小学生齐抓来做苦役。后来遇见作家 杨禾与老报人杨钟岫，他们在大堡作业区担任那里数千被劳教儿童的教师，说是学的前苏联国内战争后大批孤儿流浪社会，由肃反委员会（契卡）头子捷尔任斯基办 收容劳教，用半工半读来“培养”新一代。在1957年这安定的和平环境，从人家父母的卵翼下，公安局也把孩子们拖到右派劳教营的小凉山来受苦受罪，还有点 人性的忍心吗？就是野兽，也爱怜幼仔呵？他们给公安派出所下达任务与指标，谁家孩子不好管教者，可由家长交派出所送去半工半读劳动教养；有的工人子女多 点，负担重点，听信这种宣传，就上当了。在大跃进后的大饥饿那1960一1962年，我看见大量饿死，埋孩子如挖红薯窖那么挖埋，参与埋葬的蔡鲤奎告诉 我，他记下的数字是2600余个孩子。秦始皇在历史上创造了“坑儒”来灭杀知识分子，毛泽东及其四川爪牙李井泉竟创造了“坑孩”，难怪他不服别人批评他是 秦始皇，认为自己比秦始皇更有“魄力”，秦始皇不过坑了460个儒生，他坑的知识分子，何止百万，秦始皇总还未坑孩，始皇乃小巫，他才是大巫了。

那年代，流行着对儿童的形容词：“祖国的花朵”，当人们以这美好的词儿去讴歌孩子时，有谁知道小凉山的峨边大堡山上，埋过上千的天真无邪童心、童体与童魂呢？

1979 年春，我由改正回到成都原单位，从作家贺星寒身世，才知他上成都九中正高中毕业时，也受到与反右运动同类的打击，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58年1月，机 关单位的反右运动，已在下放、劳教、劳改处理右派了，又把他们这些中学毕业生集中起来鸣放，畅所欲言，然后抓不叫右派的右派学生，在学生中按思想色彩分 类，第四类学生，相当右派，不许报考大学，第三类学生，相当中右，考大学可报名，却不可能录取，第二类属中间派，划入第一类，则属左派了，其中多为党、团 员。贺星寒因极力主张民主自由，还登台去畅言自己的民主理念，当然被划为四类，在成都，做临时工也不派他，19岁即亡命走新疆，这种人当时有个贱名叫“盲 流”，从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写这段流浪生活的《浪土》中，感到不似劳改，也像被流救了，那冰雪中苦熬的青春，使他丧失进大学去获取知识的机会，却在这社会大 学里更深化了对人生的认识，以致后来在成都成为异军突起的文学与文化新星，北京作家戴晴读到他呼吁反对建三峡工程的文学色彩极浓，论证极佳的文章，以为是 老年作家之老辣文笔，打电话到他家，一听，才50出头，十分惊讶，就像许多年后李慎之读到成都大学教师王怡的宪政文章，一听作者还不到30岁时，也惊讶与 惊喜交识，感叹说“了不得”一样。如果贺星寒不遭反右运动续篇的中学生社教运动打击，享受少年那平等投考大学的人权，会是怎样的文化巨匠呢？

1980至1990年代，我发现在成都与全国文学与文化界活跃的实力作家，不少人都是这次桃李劫后复出的幸存者，除贺星寒外，还有一群体，如：

周 克芹 其《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长篇小说曾斐声全国，以现实主义风格使人们受文革那“高大全”实为假大空文风之灾后，感到视觉一新。但这周克芹在省中级农专校上学 时，因常到省文联向编辑邱原请教与交往，邱原被打成右派，周克芹也成了四类学生，不分配工作，发配简阳乡下去做农民。

黄家刚 成都七中五八级才子，16岁即有处女作小说发表于《四川文学》，打成三类学生后，不许升学，后来在木材厂去做了工人，在圆盘锯、龙门锯、带锯的锯齿切割 中，破碎了青春，却难毁灭他的文魂，他凭一支笔写入省作家协会，在《四川文学》任编辑，极有文学资质与敏锐艺术感觉的他，受反右运动那次沉重打击，使他形 成犹豫性格，想到了意难到，常塞于笔端，鉴到了又文思阻于顾虑，心不畅，语也难尽意，向友朋说了好多佩服贺星寒那胆识与生猛的话，却在57年创伤铸成的栏 栅中，冲不破，在未尽文章未尽才而赉志以没了。他比契友周克芹多活了几年，过了花甲才被肺癌夺命，而周克芹亡于53岁，贺星寒夭于54岁，这种夭折，未必 没有年幼就受57年那反右龙卷风之因吗？

周永严 比57年这批受反右之灾的中学生年纪更小，当时，他还在上小学，似乎他逃过此劫，但是，由于反右运动后，反右的那一整套整人的手法仍在运行，反右的文网仍 未收，饥饿年月，严永严发现家中线装书里有流浪落魄文人写的一首感叹饥馑的骚体诗，引起共鸣，便抄写在墙上，已是1962年了，竟招来公安局干警冒充教育 局干部来家访，却只抄走这首古人的骚体诗，放进他档案，这就成了他13岁划进黑名单的开始，以致后来当知青下乡，才16岁，也被宜宾公安处只用“意识反 动”四字就囚他去劳动教养，在劳教营受尽小会斗大会斗，小手铐大脚镣的折磨，脱离苦海回到成都，仍以小说《阴山女囚》、《吉木尔》和诗歌活跃文坛，流沙河 回到《星星诗刊》时，周永严也在相邻的文学刊物做编辑，却被劳教折磨的肺心病缠身，病榻挣扎了10年后，也在55岁夭折。这笔债，不是也该挂在反右运动 吗？

反右受害中学生，在成都我认识尚健在的袁永庆（石室中学）、崔显昌（树德中学），都只在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工作中用微薄工资拖到退 休，才华全被那些运动埋葬了。他们都是成都这片文化厚土里孕出的文化良种，刚出土就遭这红色专制风暴的摧折，被挤压在歧视、屈辱与饥寒的艰困生存中，仍能 闪耀出他们生命的光辉，如果他们有自由民主的环境，应是今日文化与文学界怎样的硕果呢！中共的毛式专制用优汰劣胜逆反规律，在文化界造成大量瞒与编的专 家，在文学界收罗老中青的帮凶与帮闲，在大学则豢养了不少知识批发商与零售商，这不是用专政扩大到大、中、小学生所造的史无前例的罪恶，所结的恶果吗？至 今，他们的第二第三代权力继承者，仍在用党化教育、奴化教育把这文化劫教育劫继续用现代进行包装来传承，其灾难将绵延悠远……

龙应台感叹她到大陆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口里尽谈的房子、车子、位子、票子……感到可怜与可悲，这不是中共这几十年教育不许谈自由谈民主与人权，甚至不许谈理想而这理想己被他的共产主义制定了规定了，所造成的吗？不是他们的专制从大学、中学乃至小学就专起所造成的吗？

现任厦门大学教授的谢泳研究教育发现，1950年代的中共干部，比今天的干部更清廉，不像今天干部这么贪鄙，他说，1950年代干部，是民国教育制度培养的，今天干部则是中共教育制度培养的，这发现不令人信服吗？

如果，再添上这毛式专制要专到学校，还专到大、中、小学学生，其恶化人的良知，败坏人的良心，摧毁社会的良伦，所造成的中华民族魂的创伤，百年能恢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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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快递 : 《五八劫》(三) 王建军：与萧菊人对话——错误的根源是制度问题发布者 lq 在 08-03-20 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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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2007年9月26日15时至17时，原1958年成都市中学生社教运动亲历者袁体明（十二中高五八级四班二类学生）、杨无忌（原七中高五八级三 类学生）、王建军（原鉄路工程学校大型专业三0四班四类学生）在都江堰市部队干休所拜访了原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58社教在成都的领导人萧菊人，和 他一起回忆和探讨了58年那场针对未成年中学生的政治迫害运动。现根据录音整理如下（文中人名按袁、王、杨、萧，不再另行说明）

袁：萧老，身体还不错。

萧：这里空气不错，我基本上长住这里，冬天才回去。我肺气肿，今年八十二，医生让我每天吸氧16时，实际上我只吸11、12时。

王：（在介绍完三个同学后）萧老，我那天在电话里讲了我们准俻拜访你的目的，你身体不太好，是我们的老前辈。实事求是地讲五八社教多年来一直是我们的一个 心结，坦率地说，五八年社教，我们对你老是很不满意的。（萧：应该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不是哪个人的事，我们找了一些当年的历史资料，这是当年的22期社 教简报；这几篇是你老、张守愚、章文伦在文革中的文字，请你过目。这一篇是我们发起记录58社教时写的致亲历者书；这一篇是杨无忌同学写的记述七中社教的 文章；这一篇是二师学生吴红写的记述二师事件的文章。（萧：我记得二师事件。吴红现在那里？我认识他。）我们为什么要记录这件事？因为我们覚得，历朝历 代，那怕是封建王朝都未整过未成年人，当时我们大多数还未成年哪！我们记录它，是希望以后这种事不要再发生。（萧：对。）当年杜心源有个报告，市里有个社 教运动的总结，从这些纪录中我们看到当时全川不到一万人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被划为三四类的学生，光是在册的就有3200人，这就很说明问题。我们之所以要 记录这段历史，还因为所谓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官方或民间均有文字纪录，唯有这史无前例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政治迫害运动反而无人提及。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问 题至今弄不明白、尽管全国都搞了这个运动（有的地方叫交心运动），根据我们现在所知的情况，四川是搞的最厉害的，所以不管官方及媒体如何正面评价李井泉这 个人，我们很多同学至少我自己，我相信还有很多四川人至今是不会厡谅他的。当时团中央有个文件说是要进行正面教育，可是这是正面教育吗？！成都是整高三学 生，中专则是不分年级，到了专县就整到初中，所以富顺县就整出一个十三岁的反社会主义份子。这次运动挨整的大多是当年优秀的学生，七中那个现在全国唯一一 位没有大学学历的博导吕涛同学，当年就被划为三类学生整到巫山去背铁矿。

　　我们在纪录这段历史时，要求亲历者们特别是受伤害的，一定要 实事求是，挨了一巴掌决不能说挨了两巴掌。不能因为当初执政当局栽诬迫害过我们而产生报复情绪。我们也不想针对任何个人，甚至不想现在就跟谁算帐。参加纪 录这段历史的同学都不是耍笔杆和搞政治的。萧老，你当时是这场运动在成都的总指挥，据老一辈人说当时在前台的原市团委章文伦，在临终前说过一句话：我这一 辈子最感愧疚的是不该整中学生。老前辈黄一龙在一次座谈时不无庆幸的说：幸好我五七年当了右派，否则整中学生的可能不是章文伦而是我了。

杨：我们今天来拜访老前辈，一路上我就在想该对你老说些什么。这几十年来我们说了、听了不少官话、假话、套话，今天说几句掏心窝的话。萧老，你几十年从政 经历一定不少。你记不得我，但在我的脑中对你的印象还是很深的。1954年在慰问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时，我曾是当时市上两个向其献花的少先队员之一，你还在 我的小本上题过字。我想就从这件小事说起。去年，我为亲人扫墓时，偶然看见一座墓上写有“袁丽华之墓，生於1930年卒於1966年。”我突然想起这一定 是我当年小学的袁老师，她是50年代的全国优秀教师。（萧：你是龙江路小学的？）是。(萧：她的墓在那里？)在竹王山。我听我妹妹讲，袁老师是在文革中被 强廹口含死耗子游斗，不堪受辱，趁看守不备从三楼跳下身亡的。想当年我们对这亇社会，国家充满憧景和向往，可是1958年我因家庭出身等问题被定为三类学 生，幸而还进入了西师外语系。四年后自己要求到了甘支教书20余年，直到母亲病重才照顾返蓉。回顾这半个世纪，我自覚无愧於人生，我为国家民族贡献了一 生。正如老王在开博时写的四句话：满纸辛酸泪，沧桑六十年；开博无它意，为史留真言。我们只是想把这段历史真笑实地记录下来。我曾经建议在以后如这些资料 成集时，是否在扉页上写了上这一段话：历史将记住这些年近古稀的老人充满血和泪的叙述，我们记录这个社会不应该忘记的伤痛。听说萧老女儿在国外，你也是过 了耳顺之年，我们有些话可能逆耳，但忠言逆耳啊。萧老，你这几十年也在苦苦求索，想真正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享有民主自由，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到现在还不如 人意？是不是在那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想“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分析”伤害了想为国家民族作贡献，想跟共产党走的很多人。我们记录这件事也是为了儿孙 （王：我们大家好像都进入了一个大的绞肉机，绞完他，再绞你，当然也包括萧老。）

萧：首先要感谢黄一龙牵线，否则我们见不了面。我们能见面很有意义，确实需要沟通。对我自己来讲，历史上左祸横行时犯了很多错误，这件最大。大学反右我参 加了，中学老师反右我也参加了，但均未完就调走了。唯有这件事（指中学生社教）由我主持主管并从头到尾。有章文伦，教育局还有谁？（王：教育局长王玉珏， 李泽芬、刘慧群、刘治光……）对，他们几个是团市委的，章牵头在前台。

　　有这么一次沟通，大家说心里话非常好。文革中58级同学批判 我，我当时赔礼道歉是真诚的。因为这件事绝对是错了，现在看来更是如此。看来这个错误的根源是制度的问题。连彭得怀、刘少奇这样的开国元勋都整死，好像全 国都成了敌人。连毛主席他自己都说：这在英美国家绝不可能发生，啊，这是邓小平说的。但在中国就能够发生。我读过大学但未毕业，原因是当时国民党要抓我 们，我在抓之前离开了。那时我们追求的最重要的是民主自由。当时看了一本小册子叫《冀东行》，是清华地下党去过冀东解放区的人写的，我看了以后认为解放区 政治清明，无腐败，官民平等，心里很向往，我是主动投奔共产党的。我出身穷，当年如果不是两个乡绅资助我的路費，我是不可能上清华大学的。我的经历使我很 容易接受共产党的理论。《政治经済学》是我看的第一本共产理论书，看后很兴奋，认为剖析得很透彻，再加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因此对党中央的信仰，是铁定凝 固了的。认为凡是党中央的肯定都是对的。所以，解放后我所做的工作，包括58年那次，我是很认真负责，非常执着。我现在记得当时杜心源讲的，据他说大学生 的右派现在清查出来了，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新进入大学的右泒派分子，要查清这一批学生，不能让这一批人进入大学。因为进入大学就意味着这一批人可能成为我 们国家各方靣的骨干。从这个观点出发，将学生排成四类，完全是仿效反右派的作法。这个运动发起的时间是？（王：四川是1958年1月）

　 　当时我的处境也不大好，宣传部搞整风反右时，我被排队定为三类。当时各部的领导小组均为正副部长，唯有宣传部的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是外面派来的。一宣 布大家就都明白了，叶石（当时的正部长）肯定要遭。当时在机关我分管的事已不叫我管了，但我想，我不可能划为右派，我一个青年学生，对党对社会主义一贯心 向往之。而且当时我已是副部长。我当副部长在当时来说已是破格的了，因为我属於解放战争时期的干部，而我这一级的大多数是抗日时期的干部，当时就有很多人 不服，因此我不可能说共产党不好。所以我就采取了看你宣传部这个运动怎么发展的旁观态度。我在暂无其它工作的情况下就干这个了（指中学生五八社教）。我是 打起精神作这个的。宣传部的运动正如大家所料，叶石被划为右派，叶石也是个好同志。后来大家对他说：你在大学抓了三百多个右派，最后把自己也划成了右派。

　　所以，这是个制度性的问题。

　 　因此，你们作这个事情是很有意义的。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不仅如此，三面红旗、大跃进等就更不知道了。大跃进死了好多人？我亲眼看见好多人是 怎么餓死的。当时让我带医疗队去农村医肿病，让病人开好伙食，所谓开好伙食就是每人一天有六两粮几钱油。我们去看好让这点东西确实让病人吃到，另外发点什 么康复散之类。有一天我看见稀饭抬出来，一个农民拿着碗去盛，就那么几步路都未走到，就倒下死了，很可怕的。

　　左祸在农村，从农业合作 化就开始了；文化界是从批武训开始，直到文革，横行了17年。不，20多年。但多年来也未解决。现在我们在这里说说话还行，可是写文章出书就不行了。你没 有这个自由！没有反批评的自由。监督软弱无力，行政强权，你监督他，他就把你调走，怎么监督？这次上海问题，费了好大的劲。这还是个别的问题。不从制度解 决是不行的。体制还是要三权分立，要有制约。议员可以质询。布什也不是隨心所欲的嘛，他的行动还是要受国会制约的。

　　你们作这件事很有意义，你们掌握的材料较充分，比我掌握的还多。我看了这些材料可能会回忆起来。你们作的这件事不光是留给你们的子孙，也是留给我们的子孙，是留给我们民族的！

　　现在很多怪事，应让子孙知道，在一个不民主的社会里，什么都可能发生。如报纸派订，还划排名榜，这些都是天大的笑话，派订都是用公款，这说明你这个报纸已经没有生命力了嘛。

杨：你老刚才说的我很感动，说心里话这个运动在四川，也不是杜心浇源的发明，他执行李井泉的嘛。大学是共产党办的，他们很简单庸俗按出身排队。我班原来有 一些高干子弟，如闫红彥的侄儿，虽然补考物理数学，仍然能上当时一流的科技大学。而另一面，家庭有问题的，或在那次运动中有问题的，你再优秀也拒在门外。 以吕涛为例，尽管在中学时已经显露出数学方面的天才，仍被拒之门外，只有去重庆背矿石。还有个余伯楷，毕业时尽管各科成绩皆为五分，但因向党交心，谈了二 师事件和统购统销问题，就被划为四类学生，送到建筑公司变相劳改。以后又因不堪受辱发了些牢骚，说了些所谓过头话，竟被定为反革命判刑13年。现在户口还 在监狱，每月有348元的所谓工资，比低保还不如。还有一个刘鸿鸣，十几岁本人都不知道竟被定为托派，取消了升学权利，到现在无工作，连低保都无权享受。

王：说实话，我每次谈起58社教之事，总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我们这些同学家如饶克誨、杨泽泉都是差点被判死刑的。他们的苦难都从1958年开始。萧老， 你刚才讲的这些我也很感动，我们在博客中写了几个当年领导和执行这个运动的人，第一个是李井泉，第二个是杜心源，第三个就是你老。李井泉和杜心源作为四川 社教运动的始作俑者，和前台总指挥，这么多年，未见他们有任何反思。相反，你老、章文伦、还有张守愚等，能认识到左祸给我们这些未或成年人所造成的伤害， 能有所反思，这就叫我们感动。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嘛。一个人真诚不真诚，同学们是能感觉到的。

萧：我当时（指文革中）有无书面检查？

王：有。叫书面揭发。老实讲，58社教的大体脉络是清楚了，但有些细节还不明白。如：什么四川比全国其它省都搞的凶？四川还搞了个以公安厅带头的五厅局联合通知。定了十几种人不予录取。

萧：那一年？

王：1958年。

萧：了解，当时对这批学生不录取不戴帽。

王：不戴帽把我们坑惨了！

萧：当时确不是这样想的，是认为给这些娃娃一戴上帽子确实不妥，后来文革中五八同学批判我时，才认识到这比戴帽还坏，因为后来就为此无法平反。

王：好在78年成都市委办出了一个（78）10号文件，尽管这个还很不彻底，它毕竟承认了那次整中学生是不对的，当年被整的中学生因此而得到了部份的改 正。有个问题，62年中央下文件对58年反右中错划的人，在大学生和中学生进行甄别，四川为什么不执行？我因为屬於鉄路系统，所以62年甄别了。

萧：62甄别我回忆不起了，但不管有无文件我知道是未安排甄别这件事的。

王：谢若英的回忆我觉得比较全靣，他甚至谈到了社教运动前的摸底调查情况。萧老说左祸这个东西要从制度上去找，我们很有同感。如不从制度上找，很多事情确 实无法说清。我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去纪录这件事，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儿孙，还因为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掩盖和歪曲这段历史。去年七中百年校庆出的校志还说：“自 1957年下半年开始，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在全体中学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以反‘右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校在坚持正面教育的原则下，结 合、开学、升学、纪律秩序、道德品质等具体问题，帮助学生明辨是非分清敌我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于正确的政治立场。”58年那次针对中学生的社教运动是进 行的“正面教育”吗？这真叫人气愤，历史不能歪曲到这个份上。

萧：能不能想个办法解决这件事？你们写个不是很长的东西，写长了没人看，现在管学校的人不知道这件事，写校史的人应该知道并涉及这件事。用什么办法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王：这也是我们想作的事，但是现在很多的掌权者，包括中上层哪里还会想到这件事，现在有些校长当我们提到此事时，就以上级无文件没先例来推托。

萧：有个办法，现在教育局不是在写志吗，还有个机构。你们写个简单的东西不要太长，几百千把字就行，交给我说明此事。因为78年市委办那个文件是我主持制 定签发的，当时我还是市委常委嘛。我找他们通过市地方志办公室转知市教育局再转知各校写校史的人，要引证78年那个文件，唉！没文件不行。处理这件事不能 像七中那样，像七中那个校史就不行，我现在不能回成都，身体不行。我回去后找些关系和地方志沟通来作这个事，我覚得你们能否和市教育局写志的人合作？听说 教育志已写到85年了，好像没写这段。和他们商量，看能不能在补订修订时把这件事加进去。

杨：我们的同学现在还有些担心和顾虑，一是这多年啰不想揭伤疤，二是多年颂党，现在纪录这件事会不会被人说反党？

萧：我想我们不专指那个个人，社教运动整体说来就是个错误，这个运动是错误地整了好人，现在写史的人不知，还按原来那样写就是谬种流传！78年我主持了那个文件，我们想什么办法采取适当方式把它写出来。

王：现在已经5点多了，我们来前黄老告诉我们不要超过5点。（萧：没关系多谈会。）谢谢萧老和我们对话，回去后我们和同学们商量写个东西再交给萧老。（录音整理）

[dingou]

华夏快递 : 《五八劫》(四) 杨无忌：魂断磨子桥——成都七中58社教罹祸学生的人生之旅
发布者 siyu 在 08-03-21 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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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08年1月，那场曾经改变了我们很多同学命运的所谓“1958年寒假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已经整整50年了。眼下，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正筹备出一本集子，以为后人真实地记下这段行将被人们遗忘的历史。半个多世纪以来，那些专以坑害百姓为终极目标的所谓“政治运动”人们听说过、经历过不 少，但公然把矛头指向未成年人的还闻所未闻，而我们当时恰好正值“桃李芬芳”就无辜遭此劫难。朋友们要我写一写我们七中同学的情况，对此，我既感到义不容 辞，又有些忐忑不安。这固然因为我才疏学浅且不善笔墨，更因为时光久远，有的同学早已撒手人寰，遗恨终生；有的同学为命运所驱赶，在人间蒸发，多年来音讯 杳然；还有相当多的同学在艰难岁月中苦度春秋，他（她）们已经习惯于把自己带血的伤口深深地掩盖起来，只偶尔在夜阑人静之时静静地抚摸一下那痛彻肺腑的伤 痕，而不愿向世人甚至亲人重提那段刻骨铭心的往事。

是啊，岁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写这样的文章对我来说实在很不轻松，这对我不啻是一场心灵的煎熬，一次情感的折磨。记得中学时读巴金的《家》、《春》、 《秋》，他在《激流》总序中曾经写道：“我流着眼泪读完了托尔斯泰的《复活》，在扉页上写下了一句话：人生就是一个悲剧。”此时此刻，我仿佛看见了余伯楷 同学那双无助而又略显呆滞的目光，以及他那如泣如诉的文章《人生灾难从1958年开始……》（见本书余伯楷专文）其实，经历了几十年人生悲剧的又何止余伯 楷一人！于是，我拿起了这支笔。写什么，怎么写呢？我想，就叫做《魂断磨子桥》吧，因为，两年前七中百年校庆时，我们年级专门制作了一张光碟，题名为《磨 子桥情思》，当时，我曾用这支笔，饱蘸着我们58级同学的款款深情，写下了那篇文章，之后我们曾扛着摄相机在雨中去七中录相，在一间斗室里忙着录音……。 如今，盛典早已结束，生活依旧恢复了平静，让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曾经从这所百年名校中走出的最为不幸的另类学生，看看他们从58年以后怎样艰难地走上了各 自的人生之旅。

一、忍悲含泪祭亡灵

我久久地凝望着眼前那张泛黄的照片，那是54年我们几个初中同学的合影。前排一位小女孩扎着一对长辫子，圆圆的脸盘上有一对充满童稚的大眼睛，似在叩问这 深邃莫测的世界：我将来能上“北航”吗？这就是七班的卢胜义，她天资聪慧，勤奋好学，举止文静且乐于助人，她是老师们心目中的乖娃娃，同学们公认的好榜 样，所以，被大家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我们曾一起参加过“航模组”，我知道她心里一直有一个“北航梦”。因为他从小志存高远，立志成为中国的齐奥尔柯夫斯 基，为发展祖国的航空事业奋斗终身。谁料想，自1957年时任成都市卫生局副局长的父亲被划为“右派”后，她的“北航梦”也彻底被击碎了。高中毕业时被划 为“三类学生”，发配到建筑单位当工人。此后三十多年间，她在西昌、南充、达州等地四处奔波，历尽了种种艰辛，好不容易才盼到了调回成都的那一天。她回家 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四处托人把自己的孩子送进七中，尽管七中曾经深深地伤害过她，忠厚善良的她对自己的母校仍旧是那样无怨无悔，那样一往情深！但 命运之于她却几近于残酷，在她还没有来得及看到自己的孩子从七中毕业，她就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曾经给她带来了太多的痛苦和不幸的世界，令不少熟悉她的老同学 痛心疾首，掩面唏嘘。

四班黄德昭同学生性活泼开朗，他在球场上生龙活虎，是校队主力；在舞台上风度翩翩，系话剧组台柱。记得57年我们曾同台演出过田汉的《苏州夜话》，他在剧 中扮演一个抗战时期的爱国老画家，当时，他身着一件破旧的长大衣，满是皱纹的脸上长满花白的胡须，不时在舞台上迈着蹒跚的步履，独自吟诵着那首唐诗：“淡 淡长江水，幽幽远客情，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言辞中颇露真情。是啊，“落花虽有恨，坠地亦无声”，想不到这首诗竞成他终生的写照！58年落榜后也被 分配到建筑公司，后调去支援重钢，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八十年代初他过早地离开人世，死时才四十几岁。最近，我偶然翻阅那些被尘封了近半个世纪的所谓 “秘密档案”，在那一整套22期《社教简报》中，第8期上分明写着：三类学生参观（第一学部的）大字报后，消除了对鸣放方针政策的顾虑。七中黄德昭说： “我对方针政策接触少，对大字报想不通，怕放了以后将来操行成绩受影响，看了第一学部的大字报，真是各抒己见，自己也就没得顾虑了”。我特别注意到，炮制 这份《简报》的时间是1958年2月2日，也就是所谓“社教”才刚刚开始的第三天，它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即运动尚未开始，很多人的“类别”早 就内定了。黄德昭啊黄德昭，你地下是否有知，50年前，无论你怎样虔诚地向党表示决心，人家早已把你打入了另册。现实真让人触目惊心，我感到欲哭无泪！

六班黄家刚同我从小志趣相投，情深意笃。儿时，他常来我家，虽然彼此家境都不富裕，但我们常常是白天一碗稀饭分两碗，一个馒头分两半；夜晚则抵脚而眠，彻 夜长谈。他早年父亲去世，继父生活亦十分困窘。特殊的境遇赋予他对社会个人生敏锐的洞察力，造就了他独立自主的生活能力和宁折不弯的坚强性格。他在文学方 面的才华从上中学以后已开始显俄露，学校放暑假了，一个年仅十五六岁的少年，还是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他却只身去到简阳棉丰公社，与那儿的农民同吃同 住，体验生活，并写出了第一篇短篇小说《往事》，发表在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月刊上。58年社教时，他表现得比很多同学都更加冷静，根本没有发表任何言 论，但他的出身，他的性格以及他的“名声”注定他在劫难逃。据说，在当年对个别学生的“政治类别”进行最后审定的时候，学校某领导曾经轻飘飘地说过一句决 非轻飘飘的话：“对黄家刚这样的娃儿，你们就再不要惯食（四川方言，姑息之意）他了。”就这样，一棵挺有希望的文学苗子被话生生地卡死了，一个有棱有角的 血性男儿从此开始了他苦难的人生。58年落榜后，迫于生计，他长期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在北巷子补过锅，在川棉厂打过工，直至64年木综厂扩建招工，他被 分在该厂备料车间上班，每天劳动强度很大，工作十分辛苦，幸得车间的一位姓陈的领导对他的文学才干十分赏识，在工作中对他多有关照，于是，他得以重新拾起 那支闲置已久的笔，走上了一条十分艰辛的创作之路。文革结束后不久，他的作品《老韩》获省文艺创作奖，80年代初，他以其高中的学历和不菲的创作成果，破 格调入省作协担任专业作家。叶就在那以后不久，他才得以组建家庭，彼时，他已年近不惑。前几年，见他中年得女，关爱有加，我亦想尽其所能以帮助老同学一臂 之力，在他女儿升学考试前，我曾多次骑车穿城到他家为其补习英语，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就在他辞世前不久，他曾打起精神同我有过一次长谈，言及58年那 场痛心疾首的遭遇，他十分动容……

2005年12月一个寒冬的清晨，在中医附院太平间一个阴暗潮湿的角落里，我们一群老同学和他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遵照他生前的遗嘱，没有花圈，没有挽 联，一切尘世间的俗套都免去了。太平间的气氛格外阴冷，让人倍感酸楚，我不觉倒抽了一口冷气，猛然间，我想起了《红楼梦》里的一句话：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是啊，家刚，你一路走好！我明白，如果说你生前不愿参加体制内的所有会议、活动是对专制和强权的一种抗争，那么，你死后婉拒一切俗套则可视为对这个充满功 利和浮燥的社会的一种蔑视。诚如吕涛所言：“少年才智足称奇，傲骨如君世亦稀”。呜呼！“落花虽有恨，堕地亦无声”。天外仿佛又传来了黄德昭那凄楚、哀怨 的声音……

二、同是当年落难人

在我们年级众多的落难者中，一种情况是因言论或文字获罪。其中，除了在大会上发过言，因而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的席克毅（4班）和卢宗辉（5班）外，比较 典型的有余伯楷（7班），他在运动中同样被定为四类，政治2分，只发给休业证，取消升学资格。后被发配至省建三公司作苦力，每月仅领生活费13元。59年 因超强的劳动，微薄的收入，再加上受到的种种歧视，一时愤激，在一张废纸上胡乱涂写了一些牢骚话，随即揉成一团弃于废纸筐中，不料被人告密，于1960年 4月被以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彼时，新帐老帐一起算，余被判刑13年，刑满后留场直至98年退休，至今每月退休工资仍只有348元聊以糊口。如果说余伯楷的 不幸源于那张要命的废纸，该班刘鸿鸣的遭遇则令人啼笑皆非。该同学家庭成份工人，其父是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是同学中为数不多的“红五类”，因此毕业时学 校给她评定的政治和操行成绩都是“五分”，奇怪的是他三次报考均以落榜告终，为求生计只得到处去打零工，教民中，直到70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方知自己早已被 内定为“托派分子”，对于这顶飞来的“托派”帽子，他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若干年后，他才知道，原来初中时的一个朋友在云南某高校挨整后，他受到牵连，被 公安机关定为“托派”，并把材料直接转到成都公安部门，由此划为“四类”，这一点，连学校也不得而知。于是他成了我们中政治操行“双五分”的“四类”学 生，而且这个结局几十年来像幽灵似的伴随着他，至今无法摆脱。说来十分荒唐，谁都知道所谓“托派”，是共产党内的一个帮派，刘某当年是一个不到十五岁的娃 儿，连党员都不是，何来“托派”一说？其实，他的“四类”身份也早在那次“社教”之前就板上钉钉了。笔者前面提到的那份编号为“第8号”的《简报》中亦有 如下的文字：“四类学生仍然不相信不反右，顾虑较大，发言带试探性。如七中刘鸿鸣说：原准备放假回家，现在懂得了要改造思想，愿意在十六天内丢掉包袱”云 云。

另一种情况是动辄以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于未成年学生。如一班某些同学因与团支部在个别问题上意见相左，则被冠以“反党小集团”这样吓人的帽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利用所谓“鉴定”坑害学生，这是当时常见的又一手段。对此，笔者作为一个教师体会尤其深刻。几十年来我在这三尺讲台默默耕耘，未敢有丝毫的懈怠，大凡对学 生进行鉴定更是慎之又慎，唯恐有半点不实之词。我这样说并非标榜自己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良知尚未泯灭，且曾经有过切肤之痛。下面谈谈我的两位同学在这点上 的亲身经历：同班同学周远谋（三类、政治3分，落榜后在刃具厂当工人）告诉我，58年10月，他去市重工业局询问自己的分配去向时，曾亲眼目睹了自己的鉴 定摘抄，在历数了他的“家庭问题”后，上面分明写着这样几个字“该生在校表现个人主义很严重”，他始终搞不懂写这话的人当时的根据是什么？但就这样几个字 决定了我们这位非常聪明的同学终生与大学无缘。无独有偶，我的小学同学，1班徐祖德（四类，政治2分，后在木综厂当工人）的毕业鉴定更让人大跌眼镜：“该 生声称科学是他的第二生命，日以继夜地刻苦攻读，是一个只专不红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很严重”还嫌不够，非得加上“极端”二 字才行，真不知在那些“左派”先生眼里，“个人主义”究竟为何物？！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大搞株连。我们6班的女同学邓静谷、郑世英、曾昭蓉、陈秀芳都是文学爱好者，《星星》诗刊发表流沙河的诗歌后，曾相邀去拜访过他，无 非想请教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流沙河成为右派后，这四位同学也被贬为同情右派的“苍蝇小姐”，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们中的三人当年均未考上大学，郑静谷虽侥幸 被四川石油学院录取，但在开学后不久的“政治复查”中，连续被审查了五个晚上，随即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勒令退学。她究竟犯了哪门子罪？竟要人家顶着烈日，背 上铺盖卷，在众日睽睽之下立马滚蛋！想想吧，对于一个17岁的女孩子，这是何等不堪的羞辱啊！五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以理性的思维，以关爱的目光再来看看 这四位同学不幸的结局：她们中的一人现已作古，一人多年来音讯杳无，一人在车祸后失去了健康，邓静谷则在山城一隅独自品尝着自己苦涩的人生……。（在这个 左得十分“可爱”的新建学校，先后被“清洗”的还有张永康，张学陶，容科登等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当然，叫得最响，打击面最广的当数所谓“家庭出身”。据笔者所知，仅仅因为这一点而被划为四类或三类，因而未考 上大学或被降格录取的，对得上号的就不下七十人（见本文末所附名单），在这些同学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当数四班杨华椽同学了。不是有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 话吗？说什么“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还说什么“党的阶级路线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云云。该同学的“政治表现”应该很不错了吧，他 一直对“党的教导”言听计从，亦步亦趋，还在初中时，他就认真地和家庭划清界线，并揭发其父的问题，还曾经当过团支书。但毕业前他仍多次遭到批判，落榜后 回家务农，几十年来生活一直十分清苦。若干年后，张家襄同学向我谈起他时，曾经说过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她说：“杨华椽真的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人，我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六十年代他亲口对我说他去过劳改队，要求人家收留他，当人家问他为啥想来劳改时，他回答说：‘因为我想你们这儿可以吃饱肚子。’”每当她 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十分揪心……是啊，当一个人，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说出这番话时，他该是怎样的饥饿难耐？！怎样的走投无路？！

就在我提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刚放下我们班邓世雄同学的电话，此时此刻，他正默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想起这位同学几十年来所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不禁黯 然神伤。让我们设身处地的为这位同学想想吧，他自幼勤奋好学，因“出身不好”连续五次报考大学均被拒之于门外，因为其档案上赫然写着“此人不宜培养”，他 是在近40岁时才走进电大课堂，了结了自己苦涩的“大学梦”的。很长时间，他一直在已倒闭的峨眉自行车厂当工人，多年来苦于重病缠身，不久前老伴又不幸辞 世。我在想，夜静更深之时，病床上的邓世雄同学内心深处该是怎样的一种苦涩，一种酸楚？！

三、青春有悔情亦真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到了1996年初春，时光过去整整38年以后，我们这些老同学又重新走到了一起，当年的少男少女此时都已两鬓染霜，年近花甲，于是， 浮现在他（她）们脸上，流淌在他（她）们心田的，有对童年的深切眷恋，有对往事的频频回首，有对友谊的格外珍视，也有对人生的深切感悟。当然，更多的还是 对久别重逢的满心喜悦。时至今日，又过去整整10年了，当时许多同学的音容笑貌，我至今历历在目，不少旧友的肺腑之言也音犹在耳。对此，吕涛同学的一首诗 有着生动的描述：

忆昔天真在校园，初读人生第一篇，如今方解其中味，回首沧桑卅八年。

三十八年弹指间，是非荣辱付笑谈，惟有一生青白在，无病无灾长开颜。

这次聚会刚刚结束，作为年级同学会的召集人之一，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信，寄信人是原七中高58级4班同学黄显君。我认为，要全面了解我们七中高58级的这 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这封信。因为，它从另一个角度告诉了我们，那场该诅咒的运动（是的，我在文中多次这样说：该诅咒的这场运动）给我们一些同学带来了怎 样的精神上的重压和心灵上的煎熬。

说实话，当年七中高58级7个班近400人，不同班的同学彼此多不熟悉，何况，过去了这么多年，我想，即令黄显君同学站在我面前，我也未必认识他，他之所 以寄给我这封情真意切的信，是因为多年来他一直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心灵上得不到安宁，感到有愧于儿时的伙伴。读了这封信，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除了及时 将其转给他们班的同学外，我真想坐在黄显君同学面前，与他作一次倾心的交谈，哪怕能让他心里稍微好受一些也好。但十年来我们无法联系。而且，这辈子也许都 无缘相见了，因此，我想借助这篇拙文，真心实意地对黄显君同学说：当你全面了解了这场运动的始末以后，你内心的就会坦然多了。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何况，当时你同我们一样，也都还是个孩子，真正应该对历史承担责任的是决不是你。我真的十分钦佩你的勇气，你的襟怀，以及你的人格！

他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校友会召集人，主席先生：感谢你们的盛情邀请。我急匆匆地赶来赴约，由于公务在身，单位电令我即刻行动，只好迅速返回。在同学们欢聚之时，南行的列车轰然 辗碎了同学们为我提供的久别重逢的良机，辗碎了今生独有的时日。我怀着内疚，怀着遗憾远去了，远去了，巴山蜀水，远去了，我的故乡！我这次来有两种准备： 一是与年级同学畅叙别情，交流感悟，回顾人生；二是向当年58级4班被我伤害过的团员们、同学们负荆请罪，接受同学们的鞭鞑、批斗，回答我所知道的问题。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38年前的一幕幕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时任团委组织委员，分工联系本班支部，我忠实地执行了组织的决定，对当时团支部开除黄德昭，劝退冯义盛，警告陈芙君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受迫害了，受 委屈了！我充当了当时“光荣”，历史认定错误的角色，我诚恳地接受同学们的批判，俯首任千夫所指！我是班级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这段往事伤害了同学，也害了 自己。对此，我内心常感隐痛，希望得到你们的批斗、发泄而后心安！这是我千里回蓉的主要目的。可惜，我只能留下这样一份请罪书，任人评说，请求宽宥。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是啊，正是这时代的旋律让我选择了艰苦，选择了奉献的人生历程。

我学的是铁路工程，足迹遍大江南北，差点失踪在腾格里沙漠，险些埋骨于青藏高原的雪地冰川……

大厦千间，夜眠八尺，黄金万两，一死皆空。清贫淡泊的生活，正直奉献的人生，曾是我们当年共同追求的人生真谛，明代于谦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所以，对自己奉献人生的选择我不后悔，而且，把自己的儿子又送上了这人生之旅……

同学们，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见泯恩仇。我们都已满头白发了，多多保重吧，后会有期。

你们的同学：黄显君 1996年2月21日顿首

四、五十春秋晃如梦

拙文前面三个部份，分别谈到因那场运动，我的那些或已经撒手人寰，或多年饱受摧残，或至今仍十分愧疚的同学们，下面，谈谈我自己。

整整50年了，我该从何说起呢？还是从那场该诅咒的运动说起吧：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在位于青龙街13中的第三学部，运动已进行了大半，可我们七中高58级6班的大学报无论数量和质量都上不去，我们几个当干部的心里十 分着急，在一天碰头的时候我表了个态，说明天我带头在班上发个言吧。说什么呢？我一向认为，无论说话、写文章都该说真话，说心里话，正所谓言为心声，文如 其人，胡编乱造怎么行呢？于是，我搜索枯肠地想啊，想啊，终于想起了读小学时曾经经历过的一件事。

第二天下午，按事先的安排轮到我发言时，我忽然发现教室对面坐着一位“稀客”，此人同学们都不认识，但我知道，她就是当年团市委的一个干部，时任第三学部 副主任的李泽芬，我注意到在我发言时，她一个劲地在本子上记着什么，不时抬起头来瞄上我一眼，若干年后我才有如大梦初醒般读懂了她那神秘的目光里分明透露 着这样一句“潜台词”（我自幼酷爱戏剧，不妨借用这样一个术语）：哼，原来这娃儿骨子里居然对我们党怀有刻骨的仇恨！

我杨某何功何德？居然让学部领导如此“关爱”呢？说来有点话长了。从我能够记事起，我祖父、祖母、父亲、母亲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应该算是出身于一个书香门 弟吧，在我父亲那间书房里，大大小小的书箱、书柜几乎快推到大花板了，里面满满的线装书是他毕生的最爱。我刚满三岁，即命我天天临字帖，识方块字，且每日 晨昏必在孔老夫子像前顶礼膜拜，口中还念念有词：“孔夫子，孔夫子，保佑弟子会读书、会写字、会做文章！”五岁时，我被送往一所叫做树基儿童学园的教会学 校读书，且一直名列前矛。51年我小学尚未毕业，却因无钱缴纳学费而缀学了，当时，一位姓于的级任老师出于爱生心切，主动登门拜访，并将情况反映给学校。 据说，在讨论是否能给我免费的教师会上，有人反对，认为这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最终，由于多数人赞成，我才得以继续学业。在讲完了自己这段亲身经历后，当 时，在会上我的原话是：不是说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吗？我希望读书，将来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这有什么错呢？但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个别人，在一些 具体问题上（比如我所经历的这件事上）不一定真正按党的政策看问题，办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也许我根本就没有机会读书了。会上，我就只说了这一件事，因 为除此以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什么和党的方针政策有关的事情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凭这个发言，我的政治分被定为3分，划为三类学生就已经是板上钉 钉的事了，此是后话，暂且不谈。

这里，我得说说，52年成渝铁路通车，因市委少年部主办的《红领巾》杂志举办征文比赛，我以一篇《坐上火车去旅行》在比赛中获奖，同年报考七中（当时叫成 县中）时，又因作文出众，令阅卷的教研组长罗毅文及众多老师颇为赏识，在查阅相关资料后，尽管本人出身不好，不少老师仍力争破例录取了我。进校第一年，因 各科总成绩在全年级名列第一，校长刘文范在全校大会上当众将一支镌刻有他姓名的钢笔颁发给我，以资鼓励。初二时我又在全校作文比赛中获一等奖。在课外活动 中我亦十分活跃，学校话剧组排演多幕剧《小雪花》，我担任主角，扮演一个叫做狄克?邓普塞的小黑奴。因为品学兼优，被同学选为少先队大队长。正因为上述原 因，当年我和15中另一名同学被团市委指定代表全市中小学生参加过慰问团。我想，这就是我受到学部领导“格外关注”的原因。

行文至此，我想说的是，这么多年都过去了，重提这些往事还有多大意思呢？说心里话，我决非炫耀自己的“光荣历史”，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我只是想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那场该诅咒的，针对未成年人的运动怎样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正如余伯凯所说：灾难从1958年开始了。

可悲的是，我们自己却全然不知，短短15天的运动结束以后，同学们都乖乖地回到了学校，根本没有意识到大难已经临头了。高中最后一个学期的学习自然是十分 紧张的，我满心向往地报考了自己心仪已久的北大、南开、复旦等重点院校的文科专业，渴望得到深造。说来真是一个讽刺，自己教了几十年书，年年月月都在为学 生的高考成绩忙碌，但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却一无所知——且至今还是个谜。据说，当年高考成绩对本人是“保密”的，那就永远“保”下去好了，反正我也这把年纪 了。只是，这件事折射出当权者对人权的贱踏竟然到了这种程度也太肆无忌弹了。难怪古人说：天下本无事，庸人自忧之。

高考一结束，老师们又被赶去搞“运动”了，我受命率领全校毕业班同学去人民南路修下水道，没有任何人监督，更谈不上一分钱报酬，每天在烈日下用钢钎把当年 用酒米浆糊粘起来的城墙砖将一个个撬下来，站在深及大腿的水坑中通霄达旦地挖呀、刨呀，谁也没有叫过一声累，更顾不上去担心将来的前途。因为当时的我们一 心想的是：“走向生活”前多为家乡的建设出把力，流点汗。一个个天真的脑袋瓜里根本不相信阳光灿烂的生活道路上会有阴谋，有陷井！劳动一结束，我即十分虔 诚地代表大家向学校呈上了一份总结：《我们在劳动中毕业》。

就在那些天，我记得有一位名叫欧永成的人召见我谈了一次话，此君当年不过某街办区区一名办事员，但却深谙毛氏之整人术。据说：在刚刚过去的“反右”斗争中 表现不凡，故深得上司赏识，当李井泉、杜心源之流密谋这场坑孩运动时，眼见不少老师总不开窍，于是调来了这帮打手。这厮也果真不负所望，1958年上半 年，在七中这块舞台上，在我们这批娃娃面前充分施展了一翻拳足，其整人的功夫果然十分了得。当时，在不少老师纷纷靠边站以后，此人是我们六班几十号人头上 事实上的太上皇，主宰着我们的生杀大权。我们离校不久，他也就青云直上，如愿以偿地去某校坐上了校长这把交椅，难怪同学们鄙夷不屑地说，这些人是踩在我们 这些学生的肩膀上爬上去的。若干年后，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景时，总会莫名其妙地联想起《牛虻》里亚瑟在蒙泰尼里主教前忏悔的情形，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 犹如吞下了一只绿头苍蝇，心里很不是滋味。彼时彼地，此人俨然以党的化身自居，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今后，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你走到什么地方，都要永远 相信我们的党”云云。

鉴于当年师范院校填报的人很少，毕竟，总得有人当教师吧，几天后，我得到了西师外语系的录取通知，比起那些落榜的同学，我应该算不幸中之大幸了，我还有什 么可说的呢？心想，这辈子就好好当一个教师吧。看得出来，同学们对我的遭遇有婉惜，有同情，也颇有些不平。所以，那天去火车站同我道别的人格外地多，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