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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死亡场

　　　　　　　　　　　　　　　　　一
　　小罗死后不久，从云山畜牧场不断传来留在那儿的难友中的一些人相继去世的噩耗，死者是唐文彝、
汪之淼、王广谋、王九成、张建淼，等等。
　　唐文彝，江浙一带人，国家经委高级经济师，苗条的中等身材，瘦削的脸庞，斜梳着小分头，文质彬
彬，业余爱好唱京旦，尤其唱《苏三起解》，唱腔娴熟优美，同时他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他早就得了浮肿病，后来又瘦得像一束干柴，好像风一吹就要不支而倒。他虽然仍然老老实实地干
活，排长还要挖苦地说他在演花旦，不是干活的把式。但班长戚玲对他百般照顾。有一次割水稗，戚玲就
把他藏在高高的水稗堆里，让他歇了好半天。
　　小云山大批死人之后，一天休息，唐文彝请假去云山场部买咸菜和油炸面儿子，戚玲还派另一位难友
与他结伴而去。结果在云山场部什么也没有买到，他就说服了那位难友不必再陪着他，说他一个人能走，
遂独自从云山场部穿过云山水库大坝，去大坝西边的850农场五分场四队合作社想买点儿吃的，结果同样
什么也没有买到，只得满怀失望地空着肚子往回走。
　　他走走歇歇，走到大坝中间的大闸附近，实在走不动了，就背靠着水闸坐了下来，想歇口气再走。但
他再也没能站起来，挨到天黑就坐在那儿惨然死去。
　　他死去的前一天，还跟同班难友军医李定国讲述，他刚收到一封家信，他的孩子附信说：“爸爸，你
们夜晚在野外干活，要点一堆篝火。狼怕火，这样狼就不敢来吃你们了……”结果他没有被有形的狼吃
掉，而被无影无形的但更加残忍的狼——人为的大饥饿——吃掉了！
　　精通医道的李定国断定，唐文彝完完全全地死于低血糖，“当时只要有100毫升5％—10％的葡萄糖，
就能够救他一命！”

　　　　　　　　　　　　　　　　　 二

　　跟着死去的是汪之淼，华侨，瘦弱的身材，面色苍白，他害着肺痨病，他们的机关也没让他免除通过
“北大荒流放”这一关。农场领导当然更不把他当作病号看待，修水库，砌房子，耕种，除草，收割，
“受不了也得受”。
　　小云山大死亡后，汪之淼跟着别的难友继续去野鹅滩割大豆。割完了那儿的大豆，回“七间房”基建
大队时，他挑着行李死在夜路上，只比大死亡的难友们多活了十多天。
　　他死后，活着的难友从他的身上查出了900多元人民币。但这顶什么用？
　　“有钱他也买不到吃的，还是走上了黄泉路！”一位难友痛惜地说。

　　下一个死者叫王广谋，是精通军事后勤业务的大尉军官。他身高近两米，长方脸，络腮胡，人称“关
东大汉”。他原来肤色黝黑，干起活来特棒，每天割麦子、割大豆都能割到五亩以上，干别的活也都名列
前茅。
　　可叹的是，他也早早地得了浮肿病。在“吃食贵如金”的时候，他虽文章满腹，却不如一囊钱，他曾
用他的一件皮大衣和一块日本航空怀表，向“七间房”的保管员换来了两斤泥鳅，一顿就吃完了。但他最
后还是死了！

　　再一个是王九成，国家商业部的干部，由浮肿病到皮包骨，活活地饿死在集体宿舍的大通炕上。
　　难友们不相信他睡在炕上就会死去，连忙请来了队部的医生。医生抓起他一只枯瘦的手，把了把脉，
就推开他的手下了炕，问旁人：
　　“现在几点了？”
　　有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说：“晚十点。”
　　“噢，他死了！”
　　他死前最后享受的，是两瓶商标上印有大红灯笼的“灯笼果酒”。
　　他的死讯被报告到了队部。队长竟让大家就那样继续把他放在大通炕上，等第二天天亮再处理。难友
们只得仍然陪他睡了一夜，第二天从队部领来了一张席子，把他卷巴卷巴地送上了后山。

　　再一个是原国家侨委的干部张建淼，和汪之淼一样，也是归国华侨。
　　前一天早起，下着小雨，他和大伙每人喝了一碗稀汤粥，从“七间房”去云山场部背小米，给养鸡场
做饲料。出来不一会，他觉得浑身冷得打战，返身回屋加了件衣服。这样，他就落到了一群人的后面。从
云山场部往回返时，每人也只背了一袋几十斤的小米。这时已是半夜了，他仍然落在大家的后面。大家到
家后都上炕睡了，也不知他会什么时候回来。
　　第二天早六点出工，大雾。原电影洗印厂的蒙族干部莽珉走在全班的最后，朦朦胧胧地看到路边躺着
一个人。他上前一看，原来是张建淼：眼镜没有了，手电没有了，一袋小米也不见了，但他还在轻轻地喘
着气。莽珉火速回队部报告，弄了辆平板车把他拉回“七间房”，一个多小时后他就断了气……

　　除了饿死的和因饿而病死的，还有不忍凌辱而自戕身亡的。
　　一位难友，是独身回来报效新中国的归国华侨。在饿得毫无办法时，他给在英国的老父亲写了信，这
位老父亲从伦敦给他寄来了几桶奶粉。队长和指导员就说他“丧失了国格”，“破坏了新中国的政治影
响”，对他开了“批判会”。他觉得这是对他的莫大凌辱，而“士可杀不可辱”，遂在黑夜中投井而
亡……
　　究竟死了多少人？农场始终没有公布过。仅据在一个队里当统计兼文书的杨崇道说，光是他所在的那
个队百十来名“右派”中，经他的手写了死亡报告的就有30余人，几乎占这一个队“右派”总人数的1／
3！勉强活着的也都已到了灯枯油尽的地步，随时随地都可能魂归西天。

　　　　　　　　　　　　　　　　　 三

　　但也有魂归西天又被救活了的，他就是我的老战友戚玲。
　　戚玲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也会面临他在1949年打进南京后创作的那首《傅来友诉苦》长诗中所描述的
那种惨境：“挨过一年又一年，日子好似滚油煎。财主门前酒肉臭，哪管饥民饿死在路边。”“种地户指
头大的地也没有，饭碗就像飘在水上头。”“吃多少树皮和草根，糊一天来算一天。”
　　他两度浮肿，又两度干瘦如柴，形同骷髅，长而乱的头发盖满了头。他常常饿得一点儿办法没有，只
好到垃圾堆上翻找出一些鱼肠子或鸡骨头，用挂在身上的那个黑乎乎的铝锅煮着吃。
　　有一阵，他突然卧床难起，只有敲钟开饭，他才举步维艰地扶着墙去大食堂喝一勺稀汤粥或吃一个树
皮团子。大家见了面，都没啥力气说话，只能“尘世叹茫茫，各人心自知”，恨自己没有起死回生的良
计，不能再去六虎林河敲冰捕鱼捕蛤什螟，上山找蟒蛇蛋、野菜和榆树皮，而只能坐以待毙。
　　他就这样地躺在大通炕上东想西想，常常在昏糊中被人叫醒。他感到他像一盏小油灯行将油尽灯灭，
倒也没有什么死亡的痛苦。
　　有一天，他躺着躺着又昏迷了过去。当大家收工回来时，发现他的心脏已停止了跳动，顿即慌乱起
来。适逢云山场部卫生所的一位工医生来“七间房”巡诊，大家忙请这位王医生进行抢救。这位王医生只
是号号脉，用听诊器听了听，确认已停止呼吸，就嘱咐第二天安葬，一些难友不能抑制地围着哭起来。
　　统计兼文书杨崇道哭了一阵，忙回队部去写了死亡报告。李定国说：“不能眼看着老成就这样死
去！”他出门追上了那位王医生，讨来一个急救包，给戚玲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又进行了人工呼吸，戚玲
仍无复苏的征兆。他又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再次进行人工呼吸并挤压起搏，使戚玲终于呼出了一口气。紧
接着，他要杨崇道去大食堂讨来一碗玉米馇子汤，一小羹匙一小羹匙地往戚玲口中灌去。这样，终于把戚
玲已去西天的灵魂又唤了回来……

　　　　　　　　　　　　　　　　　 四

　　在这没完没了的死亡威胁下，许多人的心实际上已经早死了，正像有人所说：“哀莫大于心死，而身
死次之。”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海魂》的剧作家之一的沈默君大尉，就是其中的一
位。
　　他到北大荒后，和我一道修建过“五一水库”，也一道在山上剖过木板。由于他早年在河南的一个土
木工程学校读过书，他还专门设计过一排猪圈。1960年夏天，他被调到850农场文工队之后，和一些赶马
车的铁道兵退伍老战士常常聊天，获取了伪满时期铁路扳道工与日寇作斗争的素材，匠心独具地塑造出地
下党员扳道工李玉和及其义母李奶奶、义女李铁梅的英雄形象，写出了剧本《自有后来人》（几年后，被
江青等人移植为京剧《红灯记》）。
　　由于长时期营养极端匮乏，他也得了浮肿病，对生活的现实极为不满。一天，他给一只狗套上了军上
衣，又让这只狗到处乱跑，以昭示干了多少年革命的军人，如今还不如一只狗精神抖擞。由此他被罪加一
等，打回了云山畜牧场园艺队，遭到冷酷的批斗。
　　从此他销声匿迹，病得连迈步都很艰难，和一些病友整天都躲在自己的病房里。就是在大白天，这病
房也是死一般的沉寂，而耗子们却如入无人之境，公然出来打打闹闹，甚至啃活人的脚。
　　在这种境遇下，沈默君更感孤寂冷漠，看透了世事人生。当有人去病房探望他时，他悲愤而痛切地
说：
　　“都是黄泉路上的人，还有什么好看的呢……”
　　一些人的心，就这样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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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将与死亡场告别时

　　　　　　　　　　　　　　　　　 一

　　在我们的人正不断死亡时，中央考察团又来了，宣布第二批摘去“右派分子”帽子的名单。
　　这次摘帽大会我没去，因为我已彻底失望。什么“老同志”。“老战友”，除了整人的而外，绝大多数的人，只不过在人人自危的氛围中，明哲保身而已，没有 一个敢于为了真理而仗义执言的。我甘愿以过去也有过军衔军籍的身份，混在一批来自中央军委各系统的准备长留北大荒的“老右”里，悄悄地呆在一分场第二生产 队。
　　我感到这个生产队的干部职工还比较讲人道，将来把我的大女儿青青接来，在这儿安家落户也不错。
　　但是，我这个海市蜃楼的梦想迅即幻灭。中央考察团准备召开第二次大会，宣布中央各部门“右派”的去向时，终于发现应到一分场场部集中的人群中少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新华社的戴煌”。于是一分场党委立即给第二生产队打来了电话：“让戴煌赶快打起铺盖到分场部报到！”
　　这样，我只好打起行李，搭乘第二生产队去分场部拉东西的马车，来到了分场部，并立即参加了中央考察团宣布去向的大会。
　　也许因为这时候中苏之间的大裂痕已不可弥补，或许还要加上农场对我们这批人暴虐太甚，死亡现象太严重，所以，考察团宣布，除军委系统的人员 外，凡属中央各部门的“右派”不论摘帽与否，一律离开这距离乌苏里江太近的各个农场。有的将去北大荒别的地方，有的将去哈尔滨以北即将开发的大庆油田，有 的分赴全国各省市，极少数人回北京原机关。回北京原机关的人又分两大类：表现尚可的，重新分配工作；表现特别不好的，将由原机关加重处罚。
　　使我并不感到意外的是，考察团负责人在大会上明确宣布：“戴煌就是这种‘表现特别不好’的一个。”
　　这并非只是嘴上说说。在发给我们回原机关的行政介绍信上，就是这样区分得明明白白的。比如同样都回新华社，方约同志的信上写着“回原部分配”，而我的信上却没有“分配”二字，只有“回原部”，下面还点了几个小点儿，真是意味深长。
　　但是不论如何，对绝大多数难友来说，只要还留有半条命离开这死亡之海，也无异于这种悲惨人生中之一大幸。

　　　　　　　　　　　　　　　　　 二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这两年零八个月的残酷流放，给大家精神上和肉体上留下的深重创伤，是永远不可修复的。就在考察团宣布了各人去向的那一 天，已被摘了帽子的全身已“三度浮肿”的郭冠军——就是刚到北大荒时给北京的妻子娜塔莎精心撰写《完达山书简》的那位年轻人，白天还像范进中举似地逢人就 说“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到夜里就在自己的被窝里无声无息地死去了！
　　这是人间的又一悲剧！
　　这位青年相貌英俊，富有才华，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毕业时被分配到国家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做俄文翻译。由于他的俄语相当流利，曾陪同著名诗人田间访问过苏联。
　　在访问期间，他结识了苏联文化部的中文翻译娜塔莎。两人一见钟情，感情甚笃，娜塔莎竟辞别了父母，跟着郭冠军来到了北京并结为伉俪。郭冠军被 打成“右派”时，娜塔莎刚刚生下一子。郭冠军将被流放北大荒时，娜塔莎要像“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那样，带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跟随郭冠军到北大荒流放。郭冠 军不忍自己的妻子和孩子跟着自己受苦，婉言劝止。
　　以后，娜塔莎不断接到郭冠军的《完达山书简》，在寂苦中也多少增添了几份慰藉。
　　但一年又一年地过去，她不能忍受身边一些人的政治白眼，遂征得郭冠军的同意，带着孩子回到了莫斯科父母的身边，但仍与郭冠军不断地鱼雁往还。 没想到郭冠军终于被摘去了帽子，他们即将要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的时候，郭冠军却在“我摘帽了，快回北京了”的欢笑声中走完了他的人生路。
　　还在云山畜牧场“七间房”自身也岌岌可危的戚玲闻讯，当即抖抖颤颤地写出挽诗两首，以寄哀思：

　　其一：楚国命运倍凄凉，塞上冰霜岁月长；
　　　　大笑竟然成大梦，遥天异国哭孤嫱！

　　其二：草原何处有春风，壮志未酬时不逢；
　　　　万里投荒得一死，冠军何罪问苍穹！

　　　　　　　　　　　　　　　　　 三

　　大伙儿正为小郭悲哀，第二天一早，在我刚刚离开的第二生产队又传来了噩耗：留在那儿的原海军中尉小杜，一个精明潇洒的高个子青年人，突然腹部剧痛难忍，痛得在地上直打滚，没过几个小时就死去了！
　　紧接着，又从云山畜牧场传来了不幸消息：中央考察团的一个分团到“七间房”宣布摘帽名单时，“七间房”的一位难友因浮肿太甚起不了床，没能参 加摘帽大会。当天晚上，分班讨论不论摘帽与否都“应该怎样感激党”时，同班的一位难友告诉这位没能参加大会的难友说：“恭喜你，你已被摘去帽子了！”这位 躺在炕上的难友立即兴奋得放声大笑，笑声刚落就不再吭声了。有人诧异得连忙上炕摸摸他的鼻子，原来他和郭冠军一样因兴奋过度而溘然辞世！
　　不久又传来了一个坏消息：留在云山畜牧场的杨泰泉也死了！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
　　他是四川人，不太高的个子，皮肤洁白细腻，双目炯炯有神，原成都军区的一名中尉，精通法文。他因帮助党整风说了几句话而罹遭“言者有罪”的大祸，从此立誓不再说话，以追悔整风鸣放时的“失误”。
　　在劳动中，在出工、收工、吃饭、休息时，他一律都只用眼神。手势、点头、摇头来表示干什么或不干什么的意思，而决不吐露一个字。倘若有人吹牛皮、侃大山、说笑话，他有时也压抑不住地笑笑，但笑容极其短暂，马上就转过头去，隐藏其真情的流露。
　　只有在孤独得极其痛苦时，他才对自己真正信得过的难友，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诉说自己的身世和心中的委屈。
　　所以，大家都称他为“假哑巴”，而不称其为“杨泰泉”。
　　在这一次中央考察团来到北大荒之前，各班讨论评比谁可以摘帽子，轮到讨论李定国时，他才第一次当众说出了两个字——“同意’
　　等到考察团光临，宣布摘帽子名单时，他因浮肿得太厉害，已卧床多日了，一天夜里含恨死去。
　　他死后，难友们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一张小纸条，是他给他父母的遗书，只有两行字：
　　“多言祸及一生，不孝之子永难侍奉二老……”
　　诗人戚玲为此写了一首悼诗，诗曰：

　　　　白白一书生，忡忡作哑人；
　　　　劳动谁与语，仅示白眸神。
　　　　饥病自绝食，大夫苦门诊；
　　　　饱含两眶泪，依然不作声。
　　　　夜阑辞世去，留书嘱亲人：
　　　　不孝难侍奉，多言祸终生！

　　考察团光临之际，一个接一个的死讯传来。这明明白白地告诉考察团：这成批的死亡，乃非“一日之寒”所致啊！若你们再晚去几个月，不知在北京和外地又将遗下几多男女老幼孤寡人！
　　一位难友哀伤地说：“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国家，知识分子本来就不多。可是，有人一边说‘人才难得’，一边却又如此大规模地残杀人才，这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

　　　　　　　　　　　　　　　　　 四

　　我们快要离开一分场时，一分场为了表示“欢送”，打算让我们享受一次在“战天斗地的‘大跃进’”之后的两年来，我们从未享受过的“饱餐一 顿”：八人一桌，每桌八个菜、一个汤，大米饭和白面馒头管够，外加通化葡萄酒和二锅头酒。难友们闻言，欣喜若狂。但中央考察团坚决阻止，理由是这样一来， 这帮轻飘飘如稻草人似的饿汉，不知将被撑死、醉死多少个。
　　结果，“琼浆玉液”都被取消了，米饭馒头也不管够，每桌只上四个小碟菜，每人两个小小的黑面馍。吃饭时，被大伙儿称做的“这点儿玩艺”，很 快都被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甭说八分饱，连三分都不够。大失所望的人们一个个使劲地舔着各自的嘴唇。当场就有人骂骂咧咧地说：“到嘴不到肚的，这叫什么鸟 ‘欢送’？！”

　　小罗死后，我与难友王克勤同志①曾共同向一分场党委几次指控了盛桂林的罪行。分场党 委竟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云山畜牧场已把盛桂林“烙上红印”了，“就等着摘帽了”。盛桂林本人则更拉长了他那耗子脸，瞅着一口大黄牙，对我威胁说：“告 诉你：你不要以为离开了云山畜牧场，就可以翘尾巴了！告诉你：天下只有一个党！这里的党组织，只相信那里的党组织已经信任了的人！你还想抱打不平，真是白 搭！告诉你吧，我也是擅长政治斗争的！②你不要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①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解放后在海军政治部宣传部做上尉助理员。
　　②盛桂林日常曾自诩：他曾在中央某机械工业部搞过共青团领导工作。
　　果然，这一次在我们这个排，全排数十人，偏偏只有盛桂林一人被摘去了“右派”帽子，说他已“改恶从善，改造好了”，而已经惨死的小罗却仍然戴着“右派”帽子。真是“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老天爷”完全瞎透了眼，暗无天日了！
　　不过，我坚信但丁的那句话也是一条真理：“一切罪恶，都遭天怒。因为他的目的终是损害别人：或用强力，或用诈术。”任何人物的恶行，迟早总会得到报应的！

　　　　　　　　　　　　　　　　　 五

　　那几天，在一分场的基建队，我们简直成了一群叫化子，一天两顿饭几乎都是“乞怜讨要”才弄到嘴的。
　　每顿饭，我们都要在基建队伙房专门为我们开的一个小窗口前，排成拐成几道弯的盘蛇阵，一个挨着一个地捧着又脏又大又黑的大海碗、搪瓷缸、罐头盒、洗脸盆等五花八门的“饭碗”，按名单上前去要来一勺稀粥和一个小窝头。
　　基建队的事务长和炊事班长把守在窗口，紧紧地盯着我们每一个人，生怕我们有人打双份。在打稀饭时，吃得红红胖胖的、相互扭扭捏捏眉来眼去的男女炊事员们，故意给我们浮上撤稀汤，还不把勺儿撒满，这使大家很愤慨！
　　俗话说“饱时一斗不足惜，饿时一粒贵如金。”我们每天只有七两带壳儿的高粱或玉米，满打满算能够吃到嘴的，不过只有五六两粮食，已经少得不能再少了。 再经过这么一番克扣与掠夺，到我们口中的粮食就更寥寥无几了。打渔队打到的泥鳅和蛤什螟，本该当作正常“改善生活”的菜供应大家，但队长和管理员们却利用 我们在这种特殊状态下的饥不择食、不惜“斗金换粒米”的特殊心理，竟要外加五角钱才卖给我们一小碟，而且里面只有五六条小泥鳅或三四个蛤什蟆，后来又减少 到两条小泥鳅加三四块半个银圆大小的薄萝卜片。
　　要知道，那年月的五角钱非今天之五角钱可比。那时在北京，国营粮店最上等的小站米也不过一角九分七或两角五分钱一斤。这就是说，几条小泥鳅竟卖到两斤多小站米的价钱，这又怎能不令人更加愤慨？
　　当大家愤愤不平地纷纷提出指责时，事务长和炊事班长居然毫不掩饰地说：“你们都快回北京了，又过好日子了，我们不在你们的身上捞一把向谁捞？”
　　这是什么话？！在“吃人的旧世界”，许多地主老财们惯于利用灾荒饥馑之年高抬粮价，搜刮民脂民膏，那不足为奇。没想到，在我们这个号称“不吃人”的新世界，一些共产党员干起这等事来，其行径竟也同样地张胆明目，不以为耻，这是为什么？！
　　就在这当口，我对那个年轻而凶狠又流气十足的炊事班长说：
　　“听说你还是一分场党代会的代表，你竟然也说要‘捞一把’，你不觉得这与你的‘党代表’身份不相称，是非常可耻的吗？”
　　“什么‘可耻’？”他咆哮开了，“我是‘党代表’又怎么样？你敢出来说话，难道在你们这伙人中就是你的骨头硬？”
　　“我的骨头硬又怎么样？”我也大声说，“我看你这种神态就不像个共产党，而是‘刮民党’！”
　　他愣了一下，马上说：“怎么？你想带头暴动吗？”
　　“如果你们再这样残酷地剥削大家，迫使大家忍无可忍，闹一闹也未尝不可！”
　　这时，双方都出来不少人一齐大吵大嚷，嚷得那间小屋子似乎都快炸开了。
　　对于这样一种局面，基建队乃至一分场的领导，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出来说一句公道话。

　　　　　　　　　　　　　　　　　 六

　　我们饿得实在没法可想，只好不时到家属宿舍的一排排平房前面长长的垃圾堆上，捡些大葱根、胡萝卜头充饥，当然都等不得去冲冲洗洗就向嘴里塞。有几次，我一捡到洋白菜根，就都像啃甘蔗段似地，用牙齿撕去外面污秽不堪的硬皮，生吃里面的嫩瓤儿，觉得比鲜嫩的黄瓜还甜美。
　　身处这种绝境，对来自云山畜牧场的最新传言也就毫不足奇了。据说在我们离开云山之后，那里每死一个“右派”，都有好些人自告奋勇地争着去守护死者，为的是争取那一两个小小窝头的夜餐，有时甚至不惜“拼命”地大打出手……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人世间’啊？”我想，难道仅仅因为饥饿，人们的道德观念和心理状态就应该发生如此的剧变吗？沙俄时代的著名作家陀思妥耶 夫斯基，被尼古拉皇帝流放西伯利亚十年后所写成的被公认为触目惊心的传世之作《死屋手记》中，也没有出现过人类精神如此急剧堕落的景象啊！
　　可是，在我们这个号称比以往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文明、都进步的社会的一隅，对人的“改造”场所的一角，一些“改造”人的人尚且缺乏人性，一些被“改造”的人也就“法之以师”了，尽管表演的形式不尽相同。

　　　　　　　　　　　　　　　　　 七

　　离开一分场的那天早晨，快捆行李时，我才发现农场卖给我的那份作为一分场到北京的四天路程粮食的四斤农场土造饼干通通不见了。装这四斤饼干的 破毛巾袋，也被扔到了屋后的雪地上。这甭说到北京，就是从一分场到虎林、密山间的辉崔火车站这六七十里的大雪地，我也没法饿着肚子走过去。
　　我急了！硬着头皮要求场队领导再卖给我一份，我照样再付四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四块钱，甚至出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都甘愿。但是不论我说了多少次，他们连一片饼干也不给，理由是他们“做不了主”，要我去找分场党委许书记。
　　许书记全身干瘦，一目似已失明，正在分场部的小饭馆里，与分场党代会的几十位代表和工作人员共享早餐。
　　他们的早餐很丰盛：八人一桌，鱼肉成盆，饼干成堆，上等的大米粥随意喝。我站在许书记身边，告诉我的难处和病痛，要求他额外批准，多少照顾一点，我给双倍、三倍的粮票和钱。
　　许书记向我瞪着一只眼，干瘦的脸上毫无表情。所有在场吃得满头大汗的人们，也一律大眼瞪小眼地无动于衷。许书记夹了一大块红烧肉塞进嘴，边咀嚼边向我大上政治课：
　　“现在的粮食问题，已成了严重的政治问题。党中央三令五申，每人有每人的定量，一定要从严掌握。谁丢了口粮谁负责，党管不了！”
　　一看这阵势，我二话没说，就出了这小饭馆。心想，就是过去的地主资本家们，也未必人人都如此铁石心肠，忍心看我这样一个垂危之人，在风雪饥寒 中漫途跋涉。在座的这些共产党员，其中还不乏从战争中熬出来的共产党员，竟然就能够这样狠心无情！他们还正在举行什么党代会，少不了还要高唱什么“英特纳 雄纳尔就一定要实现！”可是看来在他们的那些脑瓜子里，莫说共产主义者的灵魂，就是正常人通常应有的道德世界，恐怕也还是一片荒漠！
　　那是1960年12月底。对于我们在北大荒两年零八个月的令人发指而又哀伤悲痛的遭遇，如果不是身历其境，不但我这样的人不敢相信这会是事 实，就是资本主义世界里与我们人生观价值观相对立的人，甚至最富有想像力最反动的小说家，恐怕也很难想像出在我们这个又进行了整整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 与建设”的国家里，会发生如此种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黑暗与恐怖。
　　另一方面，这段经历也使我更加深刻地透视了社会，领悟了人生，认识了自己，获得了许多书本上读不到、别人也难以言传的知识与体会。
　　又一想，这也不能完全责怪农场的一些领导者。全国亿万人浮肿病倒，千百万人饿死或饿得奄奄一息，无数个村庄草盛人绝，新坟累累，饿殍载道，野犬争相食……如斯悲惨景象的出现，充分说明那所谓的“三面红旗”，不过是徒有其名。
　　古云“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如果有人把古今统治者的“道、法。术、权、势”这五部曲唱到最后一曲，那就必然要走上法西斯的绝路了！！

[☆NightWolf☆]

因为宣传够执着，够数量；所以主子很happy，cash很充足！

顺便一提，本人从来不看一个调子的文章！

要问谁在给海外华人洗脑，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正是你吗？

还诬蔑我们被中国政府洗脑呢？哎~~~

努力吧，当心累到吐血！

[dingou]

请问，你可知道，戴煌是谁？

[dingou]

给各位懒得查戴煌资料的人，转转戴煌的简历

戴煌 - Wikipedia
戴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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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协助添加相关的内部链接来改善这篇条目。 戴煌[1928年- ]，作家，记者，江苏省阜宁县沟墩镇人。1957年，任新华社高级记者，被打为右派分子，后被发配到东北林场劳改。文革后被平反。著有《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http://www.nfdaily.cn/bignews/hot/co...nt_4382082.htm

老记者戴煌: 唯一一次接触促使我写胡耀邦
2008-04-21 09:31 南方都市报
　 ■口述人简历
戴 煌：新华社高级记者。本名戴澍霖。江苏阜宁人。1928年2月生，1944年参加新四军，1947年任新华社记者，参与过抗美援朝战争和越南抗法战争的报 道。1957年因提出“反对神化与特权”等论点被打成“右派”，人生经受了多种磨难。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获得“改正”，重返新华社工作。半个世 纪来，尽管被迫封笔长达21载，仍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作品，并在协助他人平反昭雪和揭露贪官污吏方面耗费了大量心血。有《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直面人生》等作品行世。



我说，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我这个稿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你今天在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他（胡耀邦）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他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人在我们党内是少有的，我就下决心积累关于耀邦的材料。
———戴煌
戴煌俯身在桌旁，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有感于孙中山不让喊‘万岁’”。他是一个记者，写作，是他一生的习惯；反对“神化与特权”，也是他矢志不渝的信念。80岁的他垂垂老矣，走路要靠一根拐杖。但这只手握笔之时，仍有令特权者望而生畏的力量。
在自家客厅里，戴煌接待过很多慕名前来的上访者，而他本人，就曾遭遇长达20年的冤假错案，九死一生，历尽劫波。他见证了一个时代的荒诞，也成为新时期重建的参与者。在国家通讯社，在中国传媒界，没有第二个人像他这样，一生致力于冤假错案平反的报道和行动。
30年前，正是在胡耀邦等人的主导下，全国范围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开始启动。史书上用“拨乱反正”来形容这场历史的转折。国家政权开始重建合法性的努力。这中间，仍免不了林林总总的现实利害算计。但一个旧时代无处可逃，谢幕后被深埋。
既往的冤假错案尚未完全平反，现实中又有新的不公产生。怀抱正义感的戴煌，越来越感到自身的卑微与无力，他不能改变这个社会太多。但好在越来越多的牛虻开始涌现，他们在监督着这个国家向前行。
当时不知这是“阳谋”
我从小读私塾，姚荫卿先生曾写了两句对联让 我背：文无论长短贵在精，话不在多少贵在真。1944年，我16岁，参加了新四军，很快又入党。我积极响应“全党办报”号召，当年年底就成了报纸的“积极 通讯员”，第二年又成为“模范通讯员”。报社的一些老前辈常找我们谈话，让我们“坚持真理讲真话，主持正义讲真话，维护史实讲真话”。所有这类教导，我记 了一辈子。
我对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 义”非常憎恨，满脑子自由民主的理想，那时共产党、毛泽东也是这么号召打破一党独裁的。1947年，新华社苏北前线支社成立，我从苏北文工团调到了前线支 社当军事记者，在苏北盐城，和战士们一起与敌人拼刺刀，死的人多了，土围子外面的壕沟里充满了血，血流成河！我侥幸生还。
朝鲜战争时，我写完罗盛教舍己救人的报道之 后，去以金正日母亲金正淑名字命名的“金正淑女子学校”采访，在该校师生面前讲话：要牢记十月革命的辉煌。那时我还相信斯大林。1953年3月，我到许世 友为司令员的三兵团去采访，突然听到斯大林逝世的消息，我们都站在斯大林遗像面前痛哭流涕：这样伟大的领袖和导师到哪里去找呢？
1956年春天，在新华社的一次小型会议上，听到一位秘书传达朱总司令带回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我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情愫才有了180度大转弯，不仅彻底否定了斯大林。而且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也产生了否定态度。
由于有了这个思想转变，加上我在各个地方看 到的特权现象很多，1957年号召整风鸣放时，我就考虑：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已经开始抓右派了，彭真在很多共产党员面前讲话，说我们党内的同志要继续 放，门外“反右”归“反右”，门内整风归整风，就是说错了，也不会把党内的同志和社会上的右派混为一谈。但是我们当时还不知道这是个阳谋，以为这是真的。 党内的一些同志正常“整风”时，我就开始发言，提出了反对“神化和特权”等观点，我以为没有事，结果新华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在新华社全国系 统的电话会议上宣布，“总社反右取得重大胜利，戴煌被揪出来了。”
1958年，我和一些右派被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漫画家丁聪、书法家黄苗子等人和我一起在850农场云山畜牧场，吴祖光、丁玲他们在853农场。850农场的右派本来很多，摘了两批帽子后，还剩下三四百人。三四百人中有将近1/10死去了。
我身高1.78米，去北大荒之前体重是196斤，经过两度浮肿之后，只剩下82斤。在那里呆了两年零8个月，我体重去了一半多，居然还能活着回来，也是万幸。1960年冬天回来以后，不能当记者，把我放在新华社资料组，让我根据资料写一些小文章发表，署名“资料员”。
刚平反又遭“再批判”
到了1962年初，召开七千人大会，情况有了好转。刘少奇在大会上说，三年灾害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毛泽东当时很不高兴，后来就说刘少奇是“睡在身旁的赫鲁晓夫”。
刘少奇的讲话，对右派很有好处，新华社很多老同志在学习班上开始发牢骚。新华社共96个右派，在1962年春节前，新华社好几个人找我谈话，要第一个给我平反。在一些同志的劝说下，我开始写《回顾这几年我所走过的道路》。后来一共写了将近10万字，还坚持我的观点。
支部看，总支看，社党委也看，差不多看了三 四个月。1962年国庆节前，社党委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找我谈话，说我受了这么多苦，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很好，要给我平反，他们还要组织人出去做 一些调查，要我很好地配合他们，不要再发牢骚了。打成“右派”以前，每年的五一、十一，我都是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这次国庆节，则让我擎一面大红旗走在 新华社队伍的前面，通过天安门广场，以表示对我的信任。
可是过了国庆节，还没有到11月。毛泽东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打退单干风”、“打退翻案风”的指示就传达下来了。新华社和我谈过话的领导，“拥护毛主席的坚定立场”，也来了个180度的 大转弯，说我坚持“反党立场”，要对我进行“再批判”。1957年，吴冷西宣布我是“右派”后，立即就对我进行了批判，这一次再批判则很慎重，准备了半 年。从1963年五一过后开始批判，一直批了整整两个月。每一个星期，他们出一期《批判戴煌简报》，不给我看。
1944年4月23日是我参加新四军的日子，他们特意选择20年以后的这一天给我处分。罪名是“坚持反党立场”，开出公职、劳动教养两年。
在北京南苑附近的团河劳改农场劳改两年过 后，“文革”就开始了。新华社的领导吴冷西、邓岗、朱穆之等人都被戴着高帽子游街，没有人管我的事了。劳改农场的领导就叫我在劳改农场留场就业。后来去了 天津清河农场。1969年又去了山西，在那呆了十几年。那时的苦，一言难尽。劳改前，我现在的老伴刚和我结婚，在我被带走后第5天，她早产一个月，生下来 一个女孩。她坐月子期间，一块肉都没有吃过，只吃了1个鸡蛋。我那个早产的女儿，四五岁时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起过家家玩，都是让她扮坏人。院子里大些的姐 姐，洗完衣服就把脏水泼到我家里。
1958年去北大荒劳改后，我原来每月 150元钱的工资变成了28元生活费，我要负责很多侄儿、侄女的学费，还要给我一个姐姐治肺病。去北大荒前，我没有钱了，就卖了一支“派克”笔，得了30 多元钱买了一些治肺病的药给她寄回去。她吃了一个多月。我到北大荒不久她就去世了，才34岁。
我的二哥戴作霖，“文革”时50多岁，牙齿 不好，门牙都掉了，说话不关风。阜宁县沟墩镇干部陈理海有意要表现自己立场坚定，认为他是大右派的哥哥，就要迫害他。那时候正在批判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 就要我二哥在这个镇的批判会上喊口号：“打倒江渭清！”他强迫我二哥喊，我二哥只好喊了。喊的明明是打倒江渭清，他们却立即叫批判会议停止，来抓“现行反 革命分子”，说戴作霖刚才喊的是“打倒江青”，而江青是我们伟大的革命旗手。立即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几十斤重的大铁块挂在我二哥脖子上，上边贴着“打倒反 革命分子戴作霖”。叫他上街游行，每走三步跪一下。小镇街道还没有跪完，脖子就被铁丝勒了一道沟，流出血来。从此我二哥就得了病，在“文革”期间就去世 了。



真是一大家子苦难深似海！
1978年元旦刚过，我在劳改队劳动，左肋 受伤，我轻轻喘口气都疼得不得了，只好回北京过春节，顺便养伤，另外也照顾我的因为受刺激太深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伴。每年的探亲假只有14天。我在劳改 队每月32元工资，不回劳改队就没有工资了，但是在北京过了14天的假期后，我不能回去。幸亏我的也被打成右派的好朋友姚昌涂、徐颖夫妇，他们受的处分比 我轻，只是降职降级，每月还有六七十元钱，几乎每月都给我们寄来二三十元，这样我们一家大小四口人才得以勉强活下去。
右派不平反只“改正”
这时我到处上访。当年在越南和胡志明一起吃饭时穿的呢子衣服补得一块一块，都看不出是呢子衣服了，根本不能再穿，劳改队发下的工作服又瘦又小，同时也是破破烂烂的。我穿着这样的衣服怎么上访啊？后来我向人借了一套旧衣服。
上访时，我是口头上访，没写书面材料。要求 是：恢复名誉，重操旧业。去全国政协礼堂，那里的人说，这件事情不是他们搞的，让他们研究研究吧。可是他们能研究出什么？统战部我也去了，他们也说研究研 究。我去中组部，中组部院子前面有个传达室，里面有人也接待了，他们说我们一定研究，态度比较好。
正在这当儿，也就是1978年春天，统战 部、中宣部、公安部、民政部和中组部在青岛一起开会，讨论右派平反的问题。结果统战部、中宣部、公安部和民政部的人都说把大家的帽子摘掉，回来工作就不错 了，不一定要平反。只有中组部部长胡耀邦派去的代表和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不同意其他四部的意见。派在那里采访的《人民日报》记者于国厚也同意中组部的同志和 凌云的意见。但他们是少数，其他四部是多数，结果就做了决定，华国锋主席也同意了多数人的“摘帽不平反”意见，并向下发了会议文件。
胡耀邦觉得这样不对：当年号召人家讲话，怎 么把人家打成敌人了呢？胡耀邦这个人是很实事求是的，他要中组部的同志隔三差五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五部重新开会，中央不回答。那时中央已经把会议情况传达 下去了，但是还没有正式形成决定。中组部一次一次地向上面打电话、写报告，要求重新开会，重新研究。这样隔了几个月，到1978年秋天，中央又叫五部在民 族饭店开会，而且指定中组部的人担任会议主席。经过讨论，竟然多数人同意中组部的意见，但是一位领导又说，“反右还是正确的，只是扩大化而已。”于是民族 饭店会议后，党中央又向全党发出了通知，右派只能改正不能平反。
对于“文革”中受迫害的人，包括邓小平在 内，当时是主张坚决平反，补发工资。反右中的右派和“文革”受迫害者区别对待。右派没有被平反，只是改正。不给补发工资。“文革”受迫害的人都平反了，右 派则是回来就回来了，没有平反，有些还继续在农村劳动。当然，改正比摘帽要好，摘帽以后不给恢复党籍，改正后则恢复党籍。
在给右派改正的通知下发到全党之前，新华社 党组成员、国内部主任杜导正和其他三个人，一人拿20元钱，到我那个小穷屋子里给我们解决生活困难。他们大概知道右派都要改正了，不过没有告诉我恢复工作 的事。1978年国庆节前，新华社复查组工作人员就通知我，国庆节三天假期一完，我就回去上班。10月4日我重新回到新华社上班了。没有胡耀邦和这个改正 的文件，我是回不了新华社的。
不是每个人都“改正”了
回到新华社，我先在资料组呆了几天，又到了政治组。那时已经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要平反彭德怀、陶铸和“六十一人集团”。关于彭德怀的文章，由总政宣传部和《解放军报》负责写，陶铸和“六十一人集团”案的文章由新华社写。
“六十一人集团”的文章由唐贤美（秦基伟将军的夫人）、丁文两位女同志和我采写。新华社的采访介绍信有个规矩，某某人后面加个括弧，注明是共产党员。我那时还没有恢复党籍，但是也在我的名字下面说我是党员，我心里很高兴。
1978年12月15日，就是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几天，我和李耐因等所谓“反党小集团”的4个人一起被“改正”了。当时“改正”会场一共有三四百人，主要是新华社国内部的人，其他部门也去了些代表。我们五个是新华社最先“改正”的。
不是每个人都被平反或改正了，包括“文革” 中我死去的哥哥。农村里面的平反情况一塌糊涂，谁给你平反啊？！很多迫害人的人照样当官。1980年我去江西赣州采访李九莲案，李九莲被控“恶毒攻击英明 领袖华主席”，被枪毙了。为李九莲喊冤的很多“李九莲问题调查研究会”成员也受到牵连。有人在监狱里和管理人员处得比较好，就带出信来。宋庆龄作了一些批 示，新华社也派我去调查这件事。
当时在江西省讨论处理李九莲时，只有三个人 不同意枪毙，其中一个是江西军区的政委张力雄。张力雄考虑到下面的阻力很大，也考虑到我的人身安全，就劝我不要住他们赣州地委招待所，他特别给赣州军分区 的政委打电话，叫我住军分区的干部招待所。我和江西赣州地委书记杜昭大吵特吵，他认为把李九莲杀了是正确的，而且问我屁股坐在什么板凳上。我说我坐在党的 板凳上，坐在实事求是的板凳上。
我的稿子写成内参后，胡耀邦作了批示，李九莲等人被平反。但迫害她们的人全部都在台上，没有一个下来的。
我伤了胡耀邦的面子？
我和胡耀邦有过唯一的一次接触。1979年 6月上旬，中纪委开常委扩大会，胡耀邦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到会作了长篇讲话。新华社去现场采访的记者带回来很多材料， 交给新华社政治编辑组组长，组长请我根据这些材料来写这个新闻。写好以后我们送到中纪委办公室。我送给当时的中纪委副书记魏文伯，他说这里面有胡耀邦的讲 话，应该送给胡耀邦看一看。他叫秘书给耀邦那里打电话，耀邦马上就说，好，我也应该看一看。那时候已经下班了。
当天夜里，我们值夜班的政治组老编辑赵永西 敲我的门，说胡耀邦连夜把稿子看了，叫我第二天早晨7点钟到他家去，和他谈稿件的修改。第二天一早，我、赵永西和国内部的一个副主任一起过去，大概他俩也 很想见见十分崇拜的胡耀邦吧！胡耀邦吃了早饭就来和我们谈话，他说，党任何时候只有一个中心，可是在中纪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一个中心，即大搞四个现代 化是中心，整顿党风也是个中心。两个中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没有的。他说应该围绕着大搞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来大搞党风建设，反对腐败。他说你能不能把这个 修改一下？我们三个人商量了一下，我说会议简报和会议材料参加会议的人都看了，散了会这些人带回去，各级也都看了。如果当时在会上讲是两个中心，我这个稿 子里面只讲一个中心，加上你刚才跟我们说的话，人家就会说，新华社某人乱改稿，这不符合新闻真实性原则。是不是可以这样呢：会议新闻归会议新闻，你今天在 家里讲的话另搞一篇。
他觉得颇为难，走来走去考虑。我想，他是不 是不高兴了？因为历来我们党的领导人说一不二，我是不是伤了他面子、自尊啊？结果他走了几个来回，停下来说：哎，你说得对！干脆会议新闻暂时先不要发了。 中南海每周都要开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的例会，今天我要赶快去参加这个会，来不及到中纪委说了。我今天在家里跟你们讲的这些话对中纪委也有参考价值，你能不 能到中纪委给我转达一下？
当时中纪委的常务副书记是王鹤寿。因为我老到中纪委采访，所以和王鹤寿也非常熟。我说：“那可以，我去。”他和我们三个人一一握手说，我要赶到中南海开会，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多商量。
他是这种态度，我觉得这种人在我们党内是少有的，我就下决心积累关于耀邦的材料。
内地出版社沉不住气了
1994年，《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导正约我写胡耀邦，把题目都想好了，就是《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我一口应承。
虽然我积累了很多材料，但还有很多事情我不 了解，还有很多事情我要核实，所以又采访了很多知情人，广泛地搜集和核实材料。一共采访了8个多月。这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人帮着我收集和复印材料。有了 大概200万字的材料，我才开始整理撰写。1995年11月，耀邦诞辰八十周年，《炎黄春秋》登了我写的一部分，接着《南方周末》等几十家报纸也转载了。
但是要出书就很困难。首先和我草签合同要出 书的是人民出版社，结果他们把稿子基本上编好了之后，又自己废除了这个合同。后来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社长和一个编辑也到我这里来，我把稿子给了他们。几十万 字的稿子他们三天就编完了，但后来出版社社长又向我表示：暂时不能出，要把我的稿子留他们这里，等等再说。等到什么时候啊？于是我到中央党校出版社把书稿 拿了回来，他们还很舍不得。
书稿接下来送给新华出版社。在这个出版社帮忙的一个退休女同志孙维熙转请已离休的新华社原副社长冯健看。冯健连夜看了，拍案大喜，说非常好，建议新华出版社领导赶快出版。
就在这种情况下，香港镜报创办人、全国政协委员徐四民先生不知从什么渠道知道了我的书稿。他1997年春天到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住在北京饭店西边的贵宾楼，打电话给我，问愿不愿意把书稿给他，让他带到香港去出版。我当然愿意。
当年9月份就出了第一版，北京新华书店的内部书店也销售。书价是一本港币88元，流传到大陆内部来销售，是一本150多元，居然也一抢而光。所以1998年2月份，香港又出了第二版。
大陆的出版社沉不住气了，中央文联出版公司 （现在叫中国文联出版社）的一个编辑曹利群和我说，他们早就想出版了，现在香港出版这么红火，他们一定要出版。我说，你们要出版当然好，但是新华出版社已 经印成书稿，也做过一番努力，不能把人家忘了。他说，那好，两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所以大陆上出版的书是中央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一下就印 了15万册。那是1998年5月。盗版很多，我看到以后心情很矛盾，欢迎他们出，读者越多越好；但是我也穷困啊，也需要一点稿费。2004年7月，工人出 版社又出了修订版。也有盗版，我只好随它去，反正人们景仰胡耀邦坚持真理的精神总是大好事。
决不当混世虫
1981年左右我从政治组到机动组，我想搞什么就能搞什么，没有人干涉。我对冤假错案的关注从来没停过。我那时接触的上访者很多，很多人上访喊冤都来我这里，他们有的找到我家来，在这过夜。
1981年底，我采写了《“文化大革命”中 最奇特案件》，案件的主角名叫谢洪水，福建省龙岩县适中公社农民。1966年10月，正当批判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的声浪甚嚣尘上之时，他竟成立了 拥护刘少奇主席的“幸福会”。很多人因此被杀。1992年，我写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一记者奇冤》。另外，通过新华社的《内参选编》向中央反映“记者 殷新生无端受迫害，郑州市检察院久拖不决不予平反”的情况……1998年9月，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直面人生———戴煌新闻采访实录》，里面收录了我采 写的部分冤假错案报道。
1930年，我国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在南京晓 庄师范，跟这个学校刚毕业的一个学员通信，信里面说了两句话：“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意思就是全心全意地为国为民效劳。这使我想到，我们共产党 革命部队有很多同志当时确实是“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他们非常艰苦朴素，英勇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后来我才逐渐地醒悟到，同时另有很多人是捧着帝王将相的野心、个人名利的私心、升官发财侵吞人民血汗的黑心而来，带着大名大利和黄金万两而去。在“反右” 运动之后，更使人感到，官场上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不清楚。
和上访者接触，我也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我也想尽我的力量帮他们。满心想怀抱正义，决不当混世虫。
采写：本报记者 韩福东 实习生 张磊 寇震
统筹：本报记者 贾云勇

[northernwolf]

文革不是我们搞的，也不是你搞的。都是戴煌那个年代的人搞得。谁知道戴煌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什么角色？文革的错误，应该由文革那一代人承担。那个年代的错误，其实那个年代的人都有一份责任。


就像巴金，自己做了唯心的事，自己有勇气忏悔。而无耻的人是装成一副受害者的样子，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就像今天，如果真的让反华势力颠覆了中国政府，那说不好，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等到４０年后对下一代说，那都是小善和dingou的错误。你说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