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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 著；程晓农 ［译］

１９９７年夏，日本一家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多重大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居支配地位的英、法帝国［终于］没入了历史。人类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衰；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巨变（如在中国）。

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主宰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其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力更大。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当时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但这并不会改变上述这个世界经济格局，在过去几十年来的演变态势（若观察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则其重要性的提升几可追溯至百年前）。二十世纪确实不乏重要的历史事件。

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社会］进步当中，择其最重要者，我首推民主的兴盛。这么说无意否认其他同样重要的历史事件，但我想指出的是，在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就会发现，民主制度逐渐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了。

民主的理念源于古希腊，此后［世界］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民主化努力，印度亦然。在古希腊，民主理念确曾成型并被认真贯彻（尽管范围有限），不久民主政治被废止，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而那时在世界其他地方民主制度甚至不曾萌芽。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这些事件包括１２１５年英国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洲皆然。

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限制英王君权的反叛者，［仅］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地为其本地的需要服务。相比之下，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则帮助人类懂得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整个十九世纪，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想当然地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度”。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意识到这样提问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无需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民主制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

这的确是个振聋发聩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承认“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Ｒｕｔｈ　Ｄｒｅｙｆｕｓｓ）。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联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像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讨论的主题。接下来，我将回顾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已被尊为一种普遍性规则，就像在计算机程序中的缺省值［ｄｅｆａｕｌｔ］，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无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英、法等国的作用，但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穷国的成效，常常会以印度为例。当年，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独立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国家和社会的能力。１９４７年印度独立后，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

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人们］还真缺乏信心。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上出现的分岐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组织每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仓促组合而成，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体，运转良好。印度的各个邦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结为一体的。

印度各邦使用不同的语言、有着多元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构成对印度生存的巨大挑战。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慌。印度不仅是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三大伊斯兰教徒的家园，还拥有数百万基督徒和佛教徒，世界上绝大部分的锡克教徒、印度袄教和耆那教徒也都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生存和繁荣来说，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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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常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该理论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其鼓吹者乃新加坡前总理统李光耀。确实，某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新加坡）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如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

但“李氏假设”以零星的经验［感性］观察为基础，是根据高度筛选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筛选的资料去论证。

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的高经济增长当作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实例］研究，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

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ｒｒｏ）或亚当普热沃斯基（Ａｄａｍ　Ｐｒｚｅｗｏｒｓｋｉ）所主持的研究结果从未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

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

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

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

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吻合、而只能由像在韩国、新加坡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

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 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甜头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饥馑史，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新闻自由的国家，从未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１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无一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而导致这场饥馑的政府政策却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饿死人的政策实行中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意见，没有新闻自由。

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监督，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导致了上千万人的死亡，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记者也常把饥馑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水灾，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

对选民负责的政府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饥馑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 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

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１９７３年，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认真努力，避免饥馑其实很容易。一个民主政府必须面对选举、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批评，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１９４３年，印度独立四年前的事）；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避免饥馑实际上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只不过举这个例子最容易。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恶化，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

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

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金融危机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

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里（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

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避免饥馑同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计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

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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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各种功能

究竟什么是民主？

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元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批评而不受政府检查。

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有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选民没有获得信息的自由，也无法独立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弊端重重。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普适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

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整体自由的组成部份，而社会成员的个人福祉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的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
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
再次，实行民主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普适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

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在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印］，现在“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的观念盛行，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１.７［与英法相同，比中国的１.９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像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中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助公众讨论。

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识时非常关键，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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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何为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如此，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

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其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努力。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ｃｏｕｎｔｅｒｆａｃｔｕ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尤其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思考时，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隐含的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对民主态度的最大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前提假设相关。当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民众也未有机会实践民主政治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人们绝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我前面提到的那种缺省值［ｄｅｆａｕｌｔ］在二十世纪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相反。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民主政治并接受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

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如上所言，对于穷人，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饿毙的威胁时，民主的保护作用特别重要；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

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

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

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

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尼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关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强调民主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它谈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文化上的差异，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

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传统上高度欣赏纪律，而不重视自由；所以，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民主制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

我在卡耐基基金会关于伦理和国际事务的摩根索纪念讲座中曾比较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

从亚洲文化的历史中，特别是考察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这一观点的根据。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的铭文中，就可以发现主张容忍多元主义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少数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当然，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很难就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同民族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有时，“亚洲价值观”的鼓吹者往往会主要把东亚当作这一观点的适用地域，一般是把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作对比，不过也有人提出过更令人怀疑的观点，即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应当感谢李光耀，因为他明确地解释了下述观点［也就相关的纷乱杂陈、表述含混的说法清晰地提出了他的说明］。当李光耀说明“西方和东亚在社会和政府的概念上完全不同”时，他解释说：“当我提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和印度文化的混合物，不过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同样的价值观。”

然而，

即便只考虑东亚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千差万别，不仅在日本、中国、韩 国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有很多差异。

在诠释“亚洲价值”时，学者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话，但在这些国家里对文化产生过影响的并不止孔子一人［在日、中、韩国，佛教的文化传统既古老且深远，其强大的影响曾绵延达一千五百多年，此外，这些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影响］。

在所有这些文化传统中，没有哪一种曾一贯如一地鼓吹对秩序的崇尚比对自由的崇尚更重要。

更进一步看，孔子本人也并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当子路问孔子：“应当如何为君王服务”时，孔子回答说：“告诉君王真话，别管是不是会冒犯他。”［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孔子的这一回答可能值得威权政权的新闻检查官深思。孔子并不反对谨慎从事、讲究策略，但［如果策略上必要的话］却不会姑息一个坏政府。他说：“如果政府表现良好，就要大胆地说话行事；如果政府的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

所谓“亚洲价值”这座大厦的两大支柱是“孝”和“忠”，孔子曾明确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这两者彼此之间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许多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把国家的作用视为家庭作用的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的，这两者其实是相互矛盾的。

叶公对孔子说：“我的族人中有一个人刚直不阿，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于是他就谴责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族人中，正直的人行事方法不同：父亲为儿子遮掩，儿子为父亲遮掩，这样做也是正直的。”［译者注：见《论语・子路篇》］

把亚洲价值笼而统之地说成是反对民主和政治权利，其实经不起严格推敲。既然提出所谓“亚洲价值”的那些人并不是学者，而是些政治领导者，他们经常扮演威权政府的官方或非官方发言人，所以我不应该对这种缺乏学术论据的观点过于苛求。

不过，有趣的是，我们学者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时可能会不那么实际，而现实政治家则用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学术问题。

当然，要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威权主义根据非常容易，但在西方经典文献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只要查一下柏拉图和阿奎那的著作就会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国家独有。若仅仅因为亚洲国家的一些著述中强调了纪律和秩序，就否认民主的价值观所可能具有的普适性，就好比仅仅根据柏拉图和阿奎那的著作［姑且不提大量的欧洲中世纪文献曾支持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就要否定民主制度是欧美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人们基于当代、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摩擦的经验，往往把伊斯兰文化描绘成根本不容忍个人自由、甚至排拒个人自由的一种传统。但是，正像其他文化传统一样，伊斯兰文化其实也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印度，阿克巴［Ａｋｂａｒ］和大多数莫卧尔王朝［Ｍｏｇｈｕｌ］的其他帝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宽容就是个典范，土耳其帝王常常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君主宽容得多，在开罗和巴格达的统治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例子。

实际上，十二世纪伟大的犹太学者［Ｍａｉｍｏｎｉｄｅｓ］曾被迫逃离毫无宽容精神的欧洲［他的出生地］，以逃避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萨拉丁［Ｓａｌａｄｉｎ］苏丹的庇护下，这个犹太学者才在宽容的开罗找到避风港。

多样性是世界上多数文化的一个特徵，西方的文明亦非例外。民主的实践之所以能在现代的西方国家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过去一个世纪所出现的共识之硕果。

若把这一进步理解成过去一千年来西方社会追求民主的一项历史使命，然后再把它与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相比［并笼统看待每个非西方的传统］，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不仅存在于亚洲国家一些政府发言人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某些西方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当中。

塞谬尔享廷顿［Ｓａｍｕｅｌ　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的著作曾在许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关于文明之冲突的论文却未充份注意到每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他的研究导出了明确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个人主义的偏好以及追求权利及自由的传统”是“文明社会所独有的”。享廷顿还认为：“西方社会核心特徵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而这些特徵与其他的文明显然不同。”他的看法是：“早在西方进入现代化之前，西方就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徵。”我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显然漏洞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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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在本文中曾涉猎了不少与民主的价值普适性相关的问题。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关于需求、权利和责任的力量与可行度的理解］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徵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差不多所有的主要文化其内部都具有价值体系方面的多样性。所以，关于文化上的差异之争论并不能阻止我们、也不能约束我们去选择当今的政治制度。

考虑到当代世界赖以生存的民主制度的种种功能性作用，选择这样的政治制度应该是时不我待的。我一直强调，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

译者注：本文以作者１９９２年２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关于“建立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会议上的主题演讲为基础，也采用了他１９９８的新著《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一书中的观点。

［作者阿玛蒂亚・森 (Amartya Sen)，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哈佛大学退休教授。译者程晓农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学者，《现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此译文原载《现代中国研究》］(2/5/2003 12:52)

来源：新世纪 www.ncn.org

[游民]

转的好。虽然比较长，还是有人看的

[panzer]

最初由 无业游民 发布
转的好。虽然比较长，还是有人看的

无老果然识货，贴出来就是给你看的，你能有所表示，也不枉我编辑一番的苦劳，让印度人来讲印度自然要比我这半杯水强，作者还是诺奖得主，从人文角度阐述发展，实在是字字珠玑，可惜中文译得太差，这已是我修改过的版本，更像“中国话”而已。

如果您还想看有关印度的经济表现，我愿意整理出来与左右营共飨。另外，提个建议，你大可不必如此煞费苦心的隐藏自己的观点，旁敲侧击，“长”字用得好，确实是您的独门功夫，但那不是我的原创，将就些个。如果真心探讨，平铺直叙，简单易行，但如果无老醉心于云雾之术，我也无所谓，苦了一旁的看客，理解错了还要老您白话一番。

[wushuren]

民主自由肯定是应该的，关键在于怎么打破现状实现。需要领袖，需要被广大民众认可的领袖和团体，需要华盛顿，需要林肯，需要马丁路德金，需要甘地。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应该希望这种实现是由当权者施舍。这应该来自于人民大众对于民主自由领袖的信任，来自于人民的呼声。而这个领袖以及他的组织必须从具体的小事做起，应该从一个县议员，区议员，省议院，国会议员所应该关心的小事做起。同时推进自己的理想和观点。否则只是空中楼阁。也就是说这个人和组织必须是人民心目中皇帝，而且是个推进民主自由的皇帝，是为了将来不再当皇帝的皇帝。是个明白通过实现具体的需求和利益来调动民众支持自己民主自由理想的“皇帝”。

[cruiser]

panzer 并不理解民主 以为和政府唱反调就是民主 你为什么不去印度 喝臭水 吃咖喱和手抓饭呢

[panzer]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而这个领袖以及他的组织必须从具体的小事做起，应该从一个县议员，区议员，省议院，国会议员所应该关心的小事做起。同时推进自己的理想和观点。否则只是空中楼阁。

终于盼来了这句话，以国内的政治环境，您认为您的建议由操作性么？

[wushuren]

我的建议可能没有操作性，因为我只是一个科技打工仔，但是干这个的人应该想方设法去找寻可操作的东西。
我还懂得抛块砖有可能引来玉的道理。

[panzer]

最初由 游侠 发布
panzer 并不理解民主 以为和政府唱反调就是民主 你为什么不去印度 喝臭水 吃咖喱和手抓饭呢

孩子，这样说话很没教养，而且充满了种族歧视，不要拿无知当有趣，你已经有过一回出丑的纪录，希望你用过脑子再开口，你不是花岗岩，只是太喜欢纳粹的那一套东西，但最好小心，别给站长热麻烦。

[wushuren]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海外民运心里多少有些绝望的感觉，因为无法找到可以操作的方法，于是只好盼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乱子甚至出现崩溃，才好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而崩溃和乱子恰恰违反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期望，这样就会在普通民众心中产生对海外民运的逆反心理。
而现在海外民运唯一剩下的可操作的东西也就是写写文章，在网上玩愤青，和人论战，而且很多都最终演变成对骂。可悲，可叹。
而且也很可笑。

[panzer]

最初由 wushuren 发布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海外民运心里多少有些绝望的感觉，因为无法找到可以操作的方法，于是只好盼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出乱子甚至出现崩溃，才好找到机会实现自己的想法。而崩溃和乱子恰恰违反普通民众的心理和期望，这样就会在普通民众心中产生对海外民运的逆反心理。
而现在海外民运唯一剩下的可操作的东西也就是写写文章，在网上玩愤青，和人论战，而且很多都最终演变成对骂。可悲，可叹。
而且也很可笑。

在自由世界里，你的猜想没有限度，尽情享受吧！

[wushuren]

我认为海外民运有些绝望的感觉，是因为我还觉得他们中可能有执著于自己理想的人。如果你认为我猜错了，那么我只好认为海外民运中确实不存在这样的人了。那么我到应该绝望了，您说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