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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张光斗，中国知识精英堕落的代表
被誉为“水利泰斗”的中国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最近在央视荧屏上面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
荣辱成两端，是非随风变
大约十天左右前，忽然在央视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上看到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访谈节目。接受访问的是被称为“水利泰斗”的张光斗先生。根据这次访谈发表的文章叫《张光斗抨击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今年渭河遇到大雨，内涝成灾，虽然电视也有报道，但是和1988年对长江洪水的报道相比，力度小多了，我们的印象也就浅多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渭河的人来说，反正天高渭河远，与我有何关系，所以，对于渭河水灾的问题，我实在是不甚了了。这时，忽然看到“经济半小时”在大谈特谈三门峡大坝问题，我想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掩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机密”大概会公之于众了吧。
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尤其是今天的中青年人来说，三门峡大坝有两个机密，一个是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已经贻害四十几年，一个是把正确地反对修坝的树立专家黄万里打成右派。
“经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承认了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错误”，并且用事实证明它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错误。不过，它不能“上纲”到这个高度。
人们总以为，那些以满嘴谎话来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人，不外是商人掮客以及下三栏的政客、新闻记者等等。然而，没有想到，这位声名显赫、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满头都是灵光圈的学者教授、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他竟然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篡改自己的历史，把47年前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事实颠倒为“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如此觍颜欺世，盗名自肥，把自己冒充为47年前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先知、预言家，脸不红，心不跳，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弥天大谎。
凭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张光斗先生再加上一顶桂冠：说谎大师。
对于三门峡建水电站这件事，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些由来的。那就是在建坝之前，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黄万里（1911－－2001）是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建了大坝要挡住泥沙下排，抬高上游河道，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作为水利专家，作为科学是非的争论，在圣上倡导“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就是为了这个“反对”，他，黄万里，被打了右派，而且是“钦定”的右派。那时，铺天盖地的舆论是“圣人出，黄河清”。认为三门峡修了大坝，把泥沙拦训拦蓄在中上游，黄河下游的水就清了，从而可以反证“圣人出”之旷世奇勋，所以修建三门峡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因此以任何理由反对修建大坝都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三门峡水库是由苏联专家设计、负责施工的工程。在建国初期，这是倾国家财力修建的“巨无霸”工程。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的中方技术负责人。试想，怎么会任命一位反对修坝的专家承担这个重任呢？
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本来是一个科学是非的问题，是一个论证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结果因为变味为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声誉问题，结果使清华大学的两位水利专家荣辱两端，一位因为曲学阿世而享受殊荣，平步青云，一位因为特立独行，坚持科学精神而蒙难23年。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几年之后，在三门峡大坝的是非已经昭然若揭的今天，当初赞成修坝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应当借此机会向国家向人民反省、检讨、道歉、自责，现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翻云覆雨，摇身一变，把昨日之非，说成了今日之是。患健忘症如此，不知是否因为高寿使然。
觍颜欺世，盗名自肥
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经济半小时”节目，借“水利泰斗”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真话绝话：“错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但是，张光斗却少了一点自知之明，一点科学家的良知。
反之，黄万里不会随风转舵，反而逆风背时，高唱反调，所以只好把他的嘴封死，再打进十八层地狱。结果，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三门峡大坝成了造成陕西渭河平原几十万人民几十万亩土地灾难的根源，三门峡工程成了矗立在黄河上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活样板！
今年渭河流域遇到并不大的大雨，但是因为修建了三门峡水坝之后，泥沙淤积，渭河由地表河演变成了地上悬河，却遭到大灾大难，几十万亩农田减产绝产，寒冬届临，至今仍有20万灾民无家可归，衣食艰辛，流离失所。实践更加验证了黄万里坚持科学真理、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
在四十几年之后的现在，如果张光斗先生以一位见证人的身份，以一位水利权威的身份，秉持公心，仗义执言，站出来总结一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压制民主，压制“百家争鸣”，先是造成黄万里受难，而后就造成了几十万陕西人民受难，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也不失为做人的起码道义，何况现在他是安安稳稳地躺在平安保险公司的红色保险柜里说话，并不冒犯任何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张光斗先生还有一点科学家的良心，还有一点做人的良知，再有所反省检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在这个访谈中，令人惊讶莫名的是这位张光斗先生一方面完全隐瞒了黄万里为反对修大坝而蒙冤受难的历史，另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的先知。这样冒名顶替，欺世盗名，叫人听了真是目瞪口呆，汗毛倒竖。好在整个访谈都有案在录，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到（经济半小时：《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如果当初张光斗果真反对修建大坝，那为什么没有公开表态？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为什么只打黄万里的右派而不打张光斗的右派呢？
黄万里因为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打右派，这已经成了千秋铁案，路人皆知。张光斗先生怎么能推翻它蒸发它呢？如果张光斗先生为了贪功冒爵，把黄万里拉出来陪伴一下也不失为下策，可是他做贼心虚，在访谈中，竟然敢于把“黄万里”三个字抹杀得了无痕迹，好像在反对三门峡修建大坝这个问题上，他倒成了历史的唯一功臣。有趣的是“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青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难道张先生竟然健忘了“反对意见”中“最坚决的是黄万里”而不是温善章吗？拿温善章做陪衬，隐瞒“黄万里”其人，是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报仇，还是出于禁忌呢？
黄万里的一位学生，他叫党治国，听了张光斗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立刻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两万八千字的长文《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以见证人的身份，以铁的事实，揭示出历史的来龙去脉，揭穿了张光斗的弥天大谎，剥下了张光斗的“伪装”。党治国说：“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这真有意思。十年以前张光斗就在为“翻案”而制造舆论准备。张光斗先生真会玩弄脑筋急转弯。一方面说“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另一方面马上宣称自己是“少数人不赞成”中的一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欺世盗名”，但是像这样“欺世盗名”却不幸成了“掩耳盗铃”，叫人觉得少了“泰斗”的聪明，多了庸众的愚蠢。这是否因为名令智昏了呢！写到这里，笔者猛然想起了一句久已淡忘了的警语：资产阶级思想是万恶的根源。何谓资产阶级思想？按照旧说，就是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也。黄万里是死了，但是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伪造呢？一个曾经闹得神州大地万人唾面的人物，一个闹得神州大地沸反盈天的工程，怎么会这样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记忆中悄然消逝得无声无影无踪了呢？张光斗先生自己可以健忘，天下人难道也会健忘吗？
什么叫知识分子？那就是因为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良知、正义、诚信。像具有中国两院“院士”这种身份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他们更应该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良知良能，说真话，办实事。如果连代表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人物，为了贪死人之功，都敢于谎言欺市，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出息的呢？！如果连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的代表人物都这么堕落，这么下浊，这么丑陋，这么卑鄙，这么寡廉鲜耻，这么觍颜欺世，盗名自肥，这么蘸着死人的政治鲜血来涂红自己的顶戴，那么在茫茫的天宇之中，何处去寻找我们的希望之星、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被誉为“水利泰斗”的中国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最近在央视荧屏上面对亿万观众宣称：“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
荣辱成两端，是非随风变
大约十天左右前，忽然在央视的“经济半小时”节目上看到一个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访谈节目。接受访问的是被称为“水利泰斗”的张光斗先生。根据这次访谈发表的文章叫《张光斗抨击设计错误，渭河灾起三门峡》。今年渭河遇到大雨，内涝成灾，虽然电视也有报道，但是和1988年对长江洪水的报道相比，力度小多了，我们的印象也就浅多了。对于我们这些远离渭河的人来说，反正天高渭河远，与我有何关系，所以，对于渭河水灾的问题，我实在是不甚了了。这时，忽然看到“经济半小时”在大谈特谈三门峡大坝问题，我想这个对中国老百姓掩盖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机密”大概会公之于众了吧。
对于中国的芸芸众生，尤其是今天的中青年人来说，三门峡大坝有两个机密，一个是它在技术上是完全错误的，已经贻害四十几年，一个是把正确地反对修坝的树立专家黄万里打成右派。
“经济半小时”的这个节目总算说了一句真话，承认了三门峡工程是一个“错误”，并且用事实证明它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错误。不过，它不能“上纲”到这个高度。
人们总以为，那些以满嘴谎话来推销假冒伪劣产品的人，不外是商人掮客以及下三栏的政客、新闻记者等等。然而，没有想到，这位声名显赫、学富五车、德高望重、满头都是灵光圈的学者教授、两院院士张光斗先生，他竟然敢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央视“经济半小时”节目中，篡改自己的历史，把47年前赞成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事实颠倒为“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如此觍颜欺世，盗名自肥，把自己冒充为47年前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的先知、预言家，脸不红，心不跳，这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弥天大谎。
凭了这一点，我们可以给张光斗先生再加上一顶桂冠：说谎大师。
对于三门峡建水电站这件事，我们这些70岁以上的知识分子还是知道一些由来的。那就是在建坝之前，黄炎培的儿子、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黄万里（1911－－2001）是坚决的反对派。他认为建了大坝要挡住泥沙下排，抬高上游河道，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作为水利专家，作为科学是非的争论，在圣上倡导“百家争鸣”的日子里，就是为了这个“反对”，他，黄万里，被打了右派，而且是“钦定”的右派。那时，铺天盖地的舆论是“圣人出，黄河清”。认为三门峡修了大坝，把泥沙拦训拦蓄在中上游，黄河下游的水就清了，从而可以反证“圣人出”之旷世奇勋，所以修建三门峡就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政治意义象征意义，因此以任何理由反对修建大坝都是恶贯满盈罪不容诛。
三门峡水库是由苏联专家设计、负责施工的工程。在建国初期，这是倾国家财力修建的“巨无霸”工程。张光斗因为赞成修坝成了三门峡的中方技术负责人。试想，怎么会任命一位反对修坝的专家承担这个重任呢？
修建三门峡水电站，本来是一个科学是非的问题，是一个论证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问题，结果因为变味为一个最高决策者的政治声誉问题，结果使清华大学的两位水利专家荣辱两端，一位因为曲学阿世而享受殊荣，平步青云，一位因为特立独行，坚持科学精神而蒙难23年。
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40几年之后，在三门峡大坝的是非已经昭然若揭的今天，当初赞成修坝的张光斗先生，他本来应当借此机会向国家向人民反省、检讨、道歉、自责，现在竟然大言不惭地说“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翻云覆雨，摇身一变，把昨日之非，说成了今日之是。患健忘症如此，不知是否因为高寿使然。
觍颜欺世，盗名自肥
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经济半小时”节目，借“水利泰斗”说了一句言简意赅的真话绝话：“错误”，“三门峡水利枢纽应该尽快放弃发电，停止蓄水。”但是，张光斗却少了一点自知之明，一点科学家的良知。
反之，黄万里不会随风转舵，反而逆风背时，高唱反调，所以只好把他的嘴封死，再打进十八层地狱。结果，事实却不幸被他言中，三门峡大坝成了造成陕西渭河平原几十万人民几十万亩土地灾难的根源，三门峡工程成了矗立在黄河上劳民伤财祸国殃民的活样板！
今年渭河流域遇到并不大的大雨，但是因为修建了三门峡水坝之后，泥沙淤积，渭河由地表河演变成了地上悬河，却遭到大灾大难，几十万亩农田减产绝产，寒冬届临，至今仍有20万灾民无家可归，衣食艰辛，流离失所。实践更加验证了黄万里坚持科学真理、宁折不弯的伟大人格。
在四十几年之后的现在，如果张光斗先生以一位见证人的身份，以一位水利权威的身份，秉持公心，仗义执言，站出来总结一点历史的经验教训，说明压制民主，压制“百家争鸣”，先是造成黄万里受难，而后就造成了几十万陕西人民受难，造成国家的重大损失，这也不失为做人的起码道义，何况现在他是安安稳稳地躺在平安保险公司的红色保险柜里说话，并不冒犯任何政治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如果张光斗先生还有一点科学家的良心，还有一点做人的良知，再有所反省检讨，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在这个访谈中，令人惊讶莫名的是这位张光斗先生一方面完全隐瞒了黄万里为反对修大坝而蒙冤受难的历史，另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当初修三门峡，我是不赞成的”的先知。这样冒名顶替，欺世盗名，叫人听了真是目瞪口呆，汗毛倒竖。好在整个访谈都有案在录，大家都可以上网查到（经济半小时：《张光斗抨击设计错渭河灾起三门峡》）。如果当初张光斗果真反对修建大坝，那为什么没有公开表态？为什么不大声疾呼？为什么只打黄万里的右派而不打张光斗的右派呢？
黄万里因为反对修建三门峡大坝而打右派，这已经成了千秋铁案，路人皆知。张光斗先生怎么能推翻它蒸发它呢？如果张光斗先生为了贪功冒爵，把黄万里拉出来陪伴一下也不失为下策，可是他做贼心虚，在访谈中，竟然敢于把“黄万里”三个字抹杀得了无痕迹，好像在反对三门峡修建大坝这个问题上，他倒成了历史的唯一功臣。有趣的是“张光斗告诉记者，当时在讨论会上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工程设计方案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最坚决的是一个年青的水利工作者，他叫温善章。”难道张先生竟然健忘了“反对意见”中“最坚决的是黄万里”而不是温善章吗？拿温善章做陪衬，隐瞒“黄万里”其人，是出于嫉妒，或者出于报仇，还是出于禁忌呢？
黄万里的一位学生，他叫党治国，听了张光斗欺世盗名的弥天大谎，立刻奋笔疾书，写出了一篇两万八千字的长文《纪念黄万里老师：科学的良心》，以见证人的身份，以铁的事实，揭示出历史的来龙去脉，揭穿了张光斗的弥天大谎，剥下了张光斗的“伪装”。党治国说：“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老师的预言来了。从我们自己的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为尊者，文过饰非。
1992年1月8日的《政协全国委员会简报第10期（经济10期）》上有一段令人吃惊的话：‘张光斗委员说，三峡工程是个大工程，各方面有不同意见是好事，深入讨论后可以把问题搞清楚，便于领导决策。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但三门峡的经验教训不能硬搬到三峡来，认为在三峡工程问题上也是多数人错而少数人是对的，要分析研究。更不能认为那时对三门峡工程持错误意见的人，今天对三峡工程的观点也不对。我那时是反对修建高坝大库的，赞成设大量底孔，意见是对的。但不能说我现在对三峡工程的意见也是对的，要分析研究。’看到这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事实是：
1、当时只有黄老师一人反对修三门峡坝，温善章一人提请改修低坝。其他全体赞成修高坝，拥护苏联原计划。
2、除黄老师外，张光斗和全体参加讨论的人都赞成修高坝，只温善章一人提议修低坝。
3、最后黄老师提议留排水洞不堵，全体赞成，但在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原议。并非张光斗一人赞成留排水洞。更没有证据说明张光斗当时‘反对修建高坝大库’。”
这真有意思。十年以前张光斗就在为“翻案”而制造舆论准备。张光斗先生真会玩弄脑筋急转弯。一方面说“如三门峡工程那时大多数人赞成搞高坝大库，少数人不赞成。后来证明少数人对，而多数人错了。”另一方面马上宣称自己是“少数人不赞成”中的一个。中国有句古话叫“欺世盗名”，但是像这样“欺世盗名”却不幸成了“掩耳盗铃”，叫人觉得少了“泰斗”的聪明，多了庸众的愚蠢。这是否因为名令智昏了呢！写到这里，笔者猛然想起了一句久已淡忘了的警语：资产阶级思想是万恶的根源。何谓资产阶级思想？按照旧说，就是不择手段地追名逐利也。黄万里是死了，但是历史怎么可以这样伪造呢？一个曾经闹得神州大地万人唾面的人物，一个闹得神州大地沸反盈天的工程，怎么会这样容易从人们的视线中记忆中悄然消逝得无声无影无踪了呢？张光斗先生自己可以健忘，天下人难道也会健忘吗？
什么叫知识分子？那就是因为他代表了社会的良心、良知、正义、诚信。像具有中国两院“院士”这种身份的人，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他们更应该洁身自好，保持自己的良知良能，说真话，办实事。如果连代表社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人物，为了贪死人之功，都敢于谎言欺市，那么，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出息的呢？！如果连会精英、国家栋梁、民族灵魂、大众偶像这样的的代表人物都这么堕落，这么下浊，这么丑陋，这么卑鄙，这么寡廉鲜耻，这么觍颜欺世，盗名自肥，这么蘸着死人的政治鲜血来涂红自己的顶戴，那么在茫茫的天宇之中，何处去寻找我们的希望之星、我们的精神家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