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不想再和你交谈了，但还是给你最后一贴。
刚给一个家住湖南中部农村的亲戚打了个电话，特意问了一下大饥荒时的情况，她说她家没有饿死的，但村里和附近邻村里确实有一些人饿死了，我问大慨有多少人饿死了，她说不准，需要时间想想才行。她说她的一个邻居，三十出头的妇女，死时嘴里还含着几根稻草。
致飞来客：大饥荒时湖南农村确实有人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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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军事发表于 2010-4-2 11:00 | 只看该作者
无法辩驳的帖子----关于饿死四千万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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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给大家上点猛料，可以说是必杀招，说没有饿死四千万同胞的左派们可以闭嘴了，请大家注意收藏这个资料
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1993《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学者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9版全文刊载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的采访讲话，其中提到因为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4000万人的悲剧，袁是过来人，亲眼看到道路旁饿死的尸体。
袁隆平：
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刘源：《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附录：
（1）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页】
（2）毛泽东检讨饿死人：196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做重讲话，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原因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领头的，有缺点，有错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我向大家、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大家也可以批评我的每一个缺点和每天一个错误，关键是改正；--------”《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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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的岁月》第272页）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81页）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1993《社会》杂志第四、五期合期）。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尽管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学者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彭尼·凯恩《1959—1961中国的大饥荒》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A9版全文刊载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的采访讲话，其中提到因为粮食生产问题导致中国饿死4000万人的悲剧，袁是过来人，亲眼看到道路旁饿死的尸体。
袁隆平：
我给你举了个例子，你们年纪轻不知道，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刘源：《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附录：
（1）毛泽东也知道不存在什么“三年自然灾害”。在1961年1月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他承认：“困难主要不是来自天灾，而是来自‘共产风’和瞎指挥的人祸。”【《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9年第二期第１２页】
（2）毛泽东检讨饿死人：1960年11月27日，毛泽东在各中央局汇报工作时做重讲话，说：“我们搞的社会主义，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原因究竟在哪里？----为什么还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中央定的政策，我是领头的，有缺点，有错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是我；北戴河会议决议，有些内容写过了头，我向大家、向全国人民做自我批评，大家也可以批评我的每一个缺点和每天一个错误，关键是改正；--------”《文革前夜的毛泽东》
天涯问答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文化 历史 ]
悬赏点数 10 5个回答
爱人_xun 2009-08-09 13:10:19 172.30.211.*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回答
三年：1959---1961年
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与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方案：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历史背景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休耕。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人类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地球上的自然变异，包括人类活动诱发的自然变异，无时无地不在发生，高低温试验箱当这种变异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时，即构成自然灾害。因为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包括以劳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灾害都是消极的或破坏的作用。所以说，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农林病虫害等。
中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地震、台风、暴雨、洪水、内涝、高温、雷电、大雾、灰霾、泥石流、山体滑坡、海啸、道路结冰、龙卷风、冰雹、暴风雪、崩塌、地面塌陷、沙尘暴等等，每年都要在全国和局部地区发生，造成大范围的损害或局部地区的毁灭性打击。
自然灾害的形成与发展
凡危害动植物的各类事件通称之为灾害。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自然变异，二是人为影响。因此，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海啸；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害，如人为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和酸雨等。
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有缓有急。有些自然灾害，当致灾因素的变化超过一定强度时，就会在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几秒钟内表现为灾害行为，像火山爆发，地震、洪水、飓风、风暴潮、冰雹等，这类灾害称为突发性自然灾害。旱灾、农作物和森林的病、虫、草害等，虽然一般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成灾，但灾害的形成和结束仍然比较快速、明显，所以也把它们列入突发性自然灾害。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是在致灾因素长期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显现成灾的，如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恶化等，这类灾害通常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则称之为缓发性自然灾害。
灾民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1]）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原因
大跃进宣传图片：划着花生过黄河主条目：
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 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 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於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徵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於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 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阿玛蒂亚·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争议
1960－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
灾害责任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文化 历史 ]
悬赏点数 10 5个回答
爱人_xun 2009-08-09 13:10:19 172.30.211.*
三年自然灾害中国到底饿死多少人?
回答
三年：1959---1961年
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 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美国新任总统肯尼迪及其政府对中国的情况给与了特别关注。他们认为，中国国内的严峻形势以及中苏两国日渐交恶的变化，给美国带来了调整对华政策的契机，决定尝试通过粮食援助，向中国伸出橄榄枝。
1962年2月，美方提出了一份不带任何条件的方案：允许中国用硬通货向美国购买300—500万吨小麦。美方的另一个附带政治条件的方案是：如果中国同意放弃它对邻国的军事政治压力，美方同意以长期和低息赊销的方式每年出售上千万吨小麦给中国。
不久，肯尼迪利用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的时机，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比姆与中国特使王炳南就此进行沟通。肯尼迪明确表示，如果王炳南同意，人民的生活受到了影响，美国将从人道主义立场给与尽可能的帮助，美国甚至可以给中国的穷人送救济包。
不过，在中美方的沟通中，王炳南表示，虽然中国受到了连续几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但是有信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些困难，中国人民决不依靠别人的施舍而生活，更不会拿原则去做交易，由此，拒绝了美国的粮食援助提议。
历史背景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休耕。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
“自然灾害”是人类依赖的自然界中所发生的异常现象，自然灾害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往往是触目惊心的。它们之中既有地震、火山爆发、泥石流、海啸、台风、洪水等突发性灾害；也有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干旱、海岸线变化等在较长时间中才能逐渐显现的渐变性灾害；还有臭氧层变化、水体污染、水土流失、酸雨等人类活动导致的环境灾害。这些自然灾害和环境破坏之间又有着复杂的相互联系。人类要从科学的意义上认识这些灾害的发生、发展以及尽可能减小它们所造成的危害，已是国际社会的一个共同主题。
地球上的自然变异，包括人类活动诱发的自然变异，无时无地不在发生，高低温试验箱当这种变异给人类社会带来危害时，即构成自然灾害。因为它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包括以劳动为媒介的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灾害都是消极的或破坏的作用。所以说，自然灾害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自然和社会两重属性，是人类过去、现在、将来所面对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世界范围内重大的突发性自然灾害包括：旱灾、洪涝、台风、风暴潮、冻害、雹灾、海啸、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森林火灾、农林病虫害等。
中国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地震、台风、暴雨、洪水、内涝、高温、雷电、大雾、灰霾、泥石流、山体滑坡、海啸、道路结冰、龙卷风、冰雹、暴风雪、崩塌、地面塌陷、沙尘暴等等，每年都要在全国和局部地区发生，造成大范围的损害或局部地区的毁灭性打击。
自然灾害的形成与发展
凡危害动植物的各类事件通称之为灾害。纵观人类的历史可以看出，灾害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二个：一是自然变异，二是人为影响。因此，通常把以自然变异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自然灾害，如地震、风暴，海啸；将以人为影响为主因的灾害称之为人为灾害，如人为引起的火灾、交通事故和酸雨等。
自然灾害形成的过程有长有短，有缓有急。有些自然灾害，当致灾因素的变化超过一定强度时，就会在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几秒钟内表现为灾害行为，像火山爆发，地震、洪水、飓风、风暴潮、冰雹等，这类灾害称为突发性自然灾害。旱灾、农作物和森林的病、虫、草害等，虽然一般要在几个月的时间内成灾，但灾害的形成和结束仍然比较快速、明显，所以也把它们列入突发性自然灾害。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灾害是在致灾因素长期发展的情况下，逐渐显现成灾的，如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恶化等，这类灾害通常要几年或更长时间的发展，则称之为缓发性自然灾害。
灾民三年困难时期
（三年自然灾害[1]）
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在1980年代以前则多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后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原因
大跃进宣传图片：划着花生过黄河主条目：
大跃进直至1980年代初，中国政府的立场，正如「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名称所标示的，认为这场大饥荒主要是由于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加上一些计划失误造成的；中国政府也暗示苏联向中国索要债务也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原因，但从未能出示苏联索要债务的证据。然而，中国国外的研究者基本认同的观点是严重的体制和伴随着大跃进的政策转变是饥荒的关键原因。 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官方也越来越多地接受政策错误因素在灾难原因中的重要性，宣称三分之一责任归于自然原因，而三分之二的责任归于错误管理。
当时中国政府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在大跃进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的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 (Trofim Lysenko) 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 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
在集体化农业实施这些极端转变的时候又遇上了干旱和洪水等恶劣气候。在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 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大英百科全书1958年至1962年年鉴也报告了异常天气。这些天气包括香港在1959年六月的5天之中超过30英寸的总降水，这也代表了同期整个华南天气状况。
所有这些因素导致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相应1951年的水平。直到大跃进结束之后的1962年，粮食产量才开始回升。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和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蒂亚·库马尔·森认为绝大多数饥荒的起因不仅是因为食物产量下降，也因为不合理或者是低效的食物分配，而且通常结合着对于问题严重程度认识的信息匮乏或者干脆是有意的误导信息。在中国这场59－61年的大饥荒中，城镇居民享有定量的口粮。与此相对比的是，因为新的集体经济，农村的下级官员因抢着虚报他们公社收获产量，而留给当地农民远少的剩余。森认为导致饥荒的自然原因，比如自然灾害，在导致包含中国大饥荒在内的现代饥荒的各种原因中是相当次要的，因为这些自然因素很容易通过合理的政府经济政策来应对。而毛的中国恰恰在因为错误的经济政策而每年饿死百万计人的情况下，没有在议会或者报纸出现批评的声音。因为缺乏反对党和自由媒体，毛的错误经济政策能够持续三年得不到校正，从而造成了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对外援助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在三年困难时期仍然大量进行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例如，据最新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记载，周恩来在1965年5月10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客人时表示截至去年，建国14年来，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而已经使用的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至1964年的5年中最为集中。又如，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外交部解密档案里，1960年除了对几内亚的援助外，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政府决定援助15吨。1962 年，给柬埔寨援建川龙造纸厂，周恩来专门问起造纸厂的废水处理并要求改进，增加污水处理设备[10]。1962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援助更加有增无减，例如张郁慧在其论文《中国对外援助研究》引述，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时，曾经增加援助数额，由原来的2亿元增加到5亿元。而1973年，更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总援助支出达到55.8391亿元人民币。曾经任中联部部长的朱良在《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文中，同样也描述了对外援助金额“最高时占国家财政支出的6%～7%”。
除了对外援助，困难时期的粮食出口情况也逐渐被披露。例如据人民日报后来的披露，1963年5月1 日，跃进号万吨轮从青岛启航前往日本途中触礁沉没，船上装载着玉米近万吨，以及矿产品和其他杂货 等。而青岛港离东营，滨州等山东粮荒重灾区仅有二百公里。
迄今尚无证据证明出口和援助是经济困难的直接原因，但也间接反映了经济困难时期政府对于救济难民的态度和政策。
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
中国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于中国政府“一五”计划超时间、超幅度地完成，导致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对生产力发展进行了过度乐观的错误估判，引起大跃进与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的庐山会议又使得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右倾现象十分严重，因而在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反右倾”斗争，导致无人敢于指出错误，加之1959年－1961年期间自然灾害异常严峻，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发生惊人的危机。
目前中国大陆政府仍未能提供确凿的原始天气数据证明三年期间全国发生严峻自然灾害，而更多的证据表明，三年期间没有大规模自然灾害。饥荒最为严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风调雨顺。
有些人则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一年粮食增加一倍的口号，因而导致各地掀起“浮夸风”，各级干部严重夸大、虚报粮食产量所造成的。由於施行统购统销的关系，农村除了口粮、种子、饲料以外的粮米全须上缴，而粮食则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负责，农民不能储粮。当中央派员到地方徵收粮食时，是以地方干部上报的严重夸大的粮食产量来计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实际粮食产量，地方干部为了填补缺口，逼迫农民将原本应该留下的口粮、种子、饲料「三留」也全都上缴。於是各个农村的粮食短缺，公共食堂无米下炊，导致了严重的饥荒，有许多人因此被饿死。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反右倾”斗争导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倾，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 判，说成是造谣、扩大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意图行事，说假话成风，处处隐瞒、谎报灾情。例如河南省委于1959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一些地区的政府官员（例如：河南信阳）为了隐瞒灾情，阻止饥民外出讨饭，截取邮件阻止信息传播，让农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导致灾情严重恶化的原因。信阳最终饿死至少105万人，而且有大面积人相食现象。
中国经济学者茅于轼认为，中国关闭粮食国际市场的进出口是饥荒的主要原因。
相关损失数据
大跃进时期大陆特别是农村地区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灾难性的全国大饥荒，无数人因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数目前尚存在较大争议，争议的范围从300万至8000万不等。（参见以下争议章节） 不可否认的是，这场浩劫的死亡人数在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中，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曾经表示，大饥荒四川"死了1000万人" ，这个数字与载《中国人口科学》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940万相吻合。根据《张恺帆回忆录》，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实际死亡人数是548万，除去正常死亡数、逃亡及失踪数等，安徽饿死约500万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万人。根据丁人卜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无为县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县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饿死了320422人，百分比为30.6。根据张广友《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援引山东省一位领导1960年的大会讲话内容"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以及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其中通渭县，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多，全县人口总数到1980年还没有恢复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袁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个饿殍，倒在田坎旁边，倒在桥下和路边，我亲眼看见啊，那很凄惨的。”
阿玛蒂亚·森等认为三年困难时期是现代社会最大规模的饥荒。
政府封锁与媒体揭露
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一直采取封锁消息的策略，并至今未能透露死亡人数和人民遭受饥荒的惨状。当时的新闻至多以各地大面积发生“浮肿病”作为报道题材，从中也可以看出饥荒的严重情况。随着新闻的逐步放开，有多个媒体开始揭露大饥荒的情景。例如2008年10月，《炎黄春秋》杂志以《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为题报道了甘肃通渭“人吃人”的惨状。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争议
1960－1961年，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曾对来访外宾保证说中国人有足够吃的。此后在长达20余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将有关饥荒死亡人口的统计资料列为绝密，同时不断向外宣传说中国没有人饿死。直到进入1980年代后，随着有关资料逐步解密，饥荒情况方才为外界所知。迟至1997年版，《大英百科全书》中关于过去200年间大饥荒的列表，尚未收录这场5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但该书1999年版中的“饥荒”条目，则明确称中国大跃进饥荒为“二十世纪两次最大饥荒”之一，“造成了多达两千万人丧生”。
中国教科书在提到三年困难期时，认为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错误运动路线导致,但官方对死亡人数一直保密.
目前，争议主要是非正常减少人口的具体数字与三年经济困难的责任追究。
也有部分人认为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共同导致了自然出生率降低，而使三年内人口数据出现巨大缺口，该推测同其他的人口减少数据等争议一样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统计而无法得到验证。
灾害责任
究竟谁应当负责关于三年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一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中国官方声称这是“对国情认识不足，夸大主观能动性，急于求成”的主要原因加上“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一同造成的。中国官方在1990年以前宣称是由于政策的误判加入赶上三年的罕见自然灾害所致，现在则回避这一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并没有收录“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困难时期”。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国家档案解密
大跃进秘密档案部分解封（首次披露该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一千一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九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三千三百亿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大跃进秘密档案部分解封（首次披露该时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数）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根据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该计划规定：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产量为一万零五百亿斤。同年六月三十日，降低钢计划指标为一千三百万吨。一九六O年一月十二日、四月二日、九月十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实际钢产量为一千一百二十二万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O年七月三日，三次统计：一九五九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为五千一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O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O年一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会议，确定一九六O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三年和八年设想，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同年五月，中共中央转批国家计划、经济、基本建设三个委员会党组《关于一九六O年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基本建设计划第二本帐的安排报告》，把钢产量提升到两千两百万吨。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七月五日二次统计，一九六O年钢产量为一千三百五十一万吨。一九六一年一月二日、四月、六月二十九日、九月，四次统计，一九六O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二千七百三十亿斤。
一九六一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六一年一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规定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万吨、粮食实际产量为四千五百亿斤；五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把钢产量调低为一千一百万吨。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统计，一九六一年钢产量为九百三十二万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为四千二百亿斤。一九六二年三月十日、七月、九月，三次统计，一九六一年粮食实际产量为三千三百亿斤。
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人口增长率
一九五九年人口增长率为负百分之二点四；一九六O年为负百分之四点七；一九六一年为负百分之五点二；一九六二年为负百分之三点八。
全国十二个县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超过一百万人以上。
河北省、河南省、山西省、甘肃省、贵州省、安徽省、青海省等七个省，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人口，使人口下降了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二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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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G不但信服而且遵从纳粹分子戈培尔的名言：谎话说上一千遍，就会被人相信，甚至能成为真理。所以５毛们反复重复一句话：1960年大饥荒中国没饿死过人。。。。。
WalkInD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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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饿死过人“的含义是'Do not care'.
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还把自己称为‘妈’？
古今中外，世界上还有哪一个政府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人民？还把自己称为‘妈’？
大少爷,您什么时候关心起佣人们的生活了? 是不是你家从中国贪污不到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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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致了，飞老的逻辑很简单 1. 党说没饿死人，就没饿死人。 2. 我们家没饿死人就没饿死人，3. 没有人报名说自己饿死了就没饿死人 4.帝国主义走狗说饿死人了，所以就没饿死人。。。 不听不听不听，就是没饿死人，没饿死人，没饿死人！
饿死是事实! 你去把人全救活! 去啊 在这里逼大胡话 扯你妈的蛋啊
别致了，飞老的逻辑很简单 1. 党说没饿死人，就没饿死人。 2. 我们家没饿死人就没饿死人，3. 没有人报名说自己饿死了就没饿死人 4.帝国主义走狗说饿死人了，所以就没饿死人。。。 不听不听不听，就是没饿死人，没饿死人，没饿死人！
饿死了,你去救活,救活一个,你比你家李大师还牛比!
饿死人,最多是安徽,山东,山东人跑到东北,叫盲流.这是谁都知道的事实,年轻人不知道,过50的人都知道,是公开的秘密.就因为这,彭德怀才写了万言书,上书毛泽东,毛害怕,就硬压下去,不然毛就要下台,为了维护自己权力,不顾事实.硬硬把彭德怀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共党高层因此发生严重分歧,导致毛要向共党高层干部下手,逐步形成"四清","文革",都是向当权派开火,利用林彪大搞个人崇拜,就是企图平息人们的不满,树立他的地位.
这样就是18年,从58年到76年,18年干什么了,不是瞎折腾是干么?他在位才26年,这就去了18年,剩下的还是瞎折腾,真是中国的悲哀,是人民的苦难!!!
这样就是18年,从58年到76年,18年干什么了,不是瞎折腾是干么?他在位才26年,这就去了18年,剩下的还是瞎折腾,真是中国的悲哀,是人民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