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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应凤凰台《一虎一夕谈》栏目组之邀，到他们在北京的一个演播厅参与了一档《药家鑫该不该杀？》的讨论。尽管主持人一再声明，栏目组没有要影响司法判决的目的，更没有通过节目去伤害受害人一方的意图，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在给我的短信中也再三强调“我们力求中立平衡”，但在结束这场讨论，走出这个假座于京西一个并不奢华的写字楼里的演播厅时，我内心却不免一阵阵“凄凉”，又激忿。因为将近两个小时的录制过程，让我非常清晰地看到，凤凰台做这档节目的意图就是要使用他们的力量，制造和影响社会舆情，最后达到宽恕药家鑫这个杀人犯的目的。
我是这个栏目组的“老朋友”了。（如果说去做过几次谈话嘉宾，也能被认为是“老朋友”的话。）有些话，其实我真的不太愿意说。但实在是不得不说，不能不说，即便说了以后，栏目组的朋友以后不再理睬我，我也要说一说。
我不知道他们剪接编辑最后的完成片会给观众呈现一个什么面貌，我只能说说现场录制的情况。我不能瞎说，因为录制现场不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愿意瞎说，因为我下面那番话的关键词正是“法律尊严”“司法公正”和“做人的正直”。
录制过程中，正反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人甚至跟双方嘉宾开玩笑说：“我必须中断你们的争论了，否则我担心节目录制完了，双方都不能活着走出演播厅了。”我原先以为，作为节目的制作方，在这样一个敏感度极其强的节目中，最起码也应该比较聪明地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整个录制过程中，栏目组事先做好好几段资料片，以便向参加讨论的人介绍相关情况。回家以后，我细想一下，这些资料片，除了有一个画面是介绍案发过程的示意图，竟然没有一段涉及受害问题的，也没有一段是披露张妙被害的详细过程的，却用了相当的时间和篇幅来让药家鑫出场，详细陈述自己是怎么受家长、社会的“压制”和“扭曲”的。栏目组编制的资料片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的图像。没有让受害人家属说过一句话。一个讨论杀人案件的节目居然不让受害人“出场”，不向参加讨论的人介绍这个案件给受害人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和后果，只是在“揭示”凶手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们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确了，但还不止于此。节目做到最后，主持人突然宣布他要联线一个与此案无关的人，希望大家在听了这段电话后，即便有什么不同想法，也一定耐心听到底。这个所谓“与此案无关的人”是一个自己的儿子也被他人杀掉的母亲。这是位什么样的母亲呢？是在极其的痛苦中宽恕了凶手，并向法院去祈求宽恕这个凶手的母亲。我想，栏目组用这个母亲的哭泣哀求法庭宽恕杀子凶手做节目的结束，更是清楚地昭示了，他们希望药家鑫这个案子以什么样的判决来结束。主持人当场也“欲盖弥彰”地“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联线张妙家属，让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来讲讲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理由是不忍心重新勾起张妙家属内心的痛苦。但他们怎么就忍心再度勾起那位宽恕了杀人凶手的母亲的内心痛苦呢？我想答案是很简单的，栏目组“只要能达到动员舆情，影响司法判决，最后宽恕药家鑫的目的，伤害什么样的母亲，他们其实是并不在乎的”，所谓的担心伤害张妙家属等说词，无非是一种虚伪的托词而已。
施害者和被害者双方的律师昨天晚上作为主嘉宾也到场参与了讨论。我原来以为会看到很激烈的一场辩论，但事实却让我愣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安排施害方来参与讨论的律师有两个，而受害方却只来了一个。受害方的律师气势极盛。时有打断受害方律师的发言。主持人也不去干涉。而当施害方的律师对场上某人的发言感到不快而提出抗议时，主持人会立即中断那个让施害方律不愉快的人的发言。受害方律师在整个讨论中几乎就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话来，当他要揭示一些案发细节时，施害方律师竟然嚣张到立即制止他往下说。而施害方律师自己却大谈谈某些有利于凶手的细节，并详加解释，也无人制止。这个情景让我这个门外汉都忍不住地“催促”受害方律师大胆地说话。散场后，这位律师特地到我面前来向我解释说，他没有想到今天这个现场会是这样的，他觉得有压力。到底是什么让受害方律师感到了压力，让他不敢说话，不能说话？
再联想到近日在网上出现的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歌的录相片段，我觉得整个案子的发展越来越蹊跷了。药家鑫被拘后，一直在看守所里。按有关规定，作为未判决的嫌犯，在看守所里的生活是要比被判决后送到监狱服刑后管束得更严格。可以说除了司法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接触到药家鑫。那么他的这段录相是怎么被拍下来的，又是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来的？为什么拍他？又为什么要流传出来？在法院就要判决前，他们想通过传播这段录相究竟要在社会上制造一种什么情绪？又是什么样的人批准或暗中放纵这样的录相流传到社会上的？我想这是必须追问的。
当然，让人感到蹊跷的还有主审法院在庭审时居然向旁听者发卷调查药案的“民意”。据录制现场有人揭露，庭审当场有五百人，除了一百多位是各行各业者，其他被邀请来的旁听者，大多数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而正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联名要求免除药的死刑。在这种场合组织了这样的旁听者，又向这些人“调查民意”，以此作为判决的参考，不仅是不合法的，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公安大学的王大为教授在录制现场说，药家鑫杀人故意是清楚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后果是极严重的。他比我懂法律。我只想再问一句，这也是我在昨天录制现场问过的一个问题，但没人回答我：如果药家鑫杀的不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而像杨佳那样，杀的是警察是官员，那么还会有那么些内部的人为凶手制造免杀的舆情吗？我们还会看到 “此案久拖不决”吗？
我们一直声称我们这个国家是为民作主的，声称我们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佳保护者。那就我们拿出真正的行动来，向全世界的人证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法律不仅是保护像药家鑫那样会弹钢琴、上大学时就有钱买小汽车、多才多艺、生活优越的人的生命权的，也会保护像张妙那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除了眼泪便再没有任何手段来向社会呼吁公正和正义的农民和农民的妻子的生命权的。请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这个国家多少还留着一点“社会主义”的理想意味——在那样大张旗鼓地号召和组织唱红歌的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证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和他们的妻子的生命权确确实实是同样珍贵的，也是同样能够得到保护的。
昨天晚上，应凤凰台《一虎一夕谈》栏目组之邀，到他们在北京的一个演播厅参与了一档《药家鑫该不该杀？》的讨论。尽管主持人一再声明，栏目组没有要影响司法判决的目的，更没有通过节目去伤害受害人一方的意图，他们的一个工作人员在给我的短信中也再三强调“我们力求中立平衡”，但在结束这场讨论，走出这个假座于京西一个并不奢华的写字楼里的演播厅时，我内心却不免一阵阵“凄凉”，又激忿。因为将近两个小时的录制过程，让我非常清晰地看到，凤凰台做这档节目的意图就是要使用他们的力量，制造和影响社会舆情，最后达到宽恕药家鑫这个杀人犯的目的。
我是这个栏目组的“老朋友”了。（如果说去做过几次谈话嘉宾，也能被认为是“老朋友”的话。）有些话，其实我真的不太愿意说。但实在是不得不说，不能不说，即便说了以后，栏目组的朋友以后不再理睬我，我也要说一说。
我不知道他们剪接编辑最后的完成片会给观众呈现一个什么面貌，我只能说说现场录制的情况。我不能瞎说，因为录制现场不只有我一个人。我也不愿意瞎说，因为我下面那番话的关键词正是“法律尊严”“司法公正”和“做人的正直”。
录制过程中，正反双方争论十分激烈。主持人甚至跟双方嘉宾开玩笑说：“我必须中断你们的争论了，否则我担心节目录制完了，双方都不能活着走出演播厅了。”我原先以为，作为节目的制作方，在这样一个敏感度极其强的节目中，最起码也应该比较聪明地保持“表面”上的中立。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在整个录制过程中，栏目组事先做好好几段资料片，以便向参加讨论的人介绍相关情况。回家以后，我细想一下，这些资料片，除了有一个画面是介绍案发过程的示意图，竟然没有一段涉及受害问题的，也没有一段是披露张妙被害的详细过程的，却用了相当的时间和篇幅来让药家鑫出场，详细陈述自己是怎么受家长、社会的“压制”和“扭曲”的。栏目组编制的资料片中，没有出现过一次受害人和受害人家属的图像。没有让受害人家属说过一句话。一个讨论杀人案件的节目居然不让受害人“出场”，不向参加讨论的人介绍这个案件给受害人带来什么样的痛苦和后果，只是在“揭示”凶手内心的痛苦和无奈，他们的倾向性已经非常明确了，但还不止于此。节目做到最后，主持人突然宣布他要联线一个与此案无关的人，希望大家在听了这段电话后，即便有什么不同想法，也一定耐心听到底。这个所谓“与此案无关的人”是一个自己的儿子也被他人杀掉的母亲。这是位什么样的母亲呢？是在极其的痛苦中宽恕了凶手，并向法院去祈求宽恕这个凶手的母亲。我想，栏目组用这个母亲的哭泣哀求法庭宽恕杀子凶手做节目的结束，更是清楚地昭示了，他们希望药家鑫这个案子以什么样的判决来结束。主持人当场也“欲盖弥彰”地“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联线张妙家属，让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来讲讲他们的心情。他们的理由是不忍心重新勾起张妙家属内心的痛苦。但他们怎么就忍心再度勾起那位宽恕了杀人凶手的母亲的内心痛苦呢？我想答案是很简单的，栏目组“只要能达到动员舆情，影响司法判决，最后宽恕药家鑫的目的，伤害什么样的母亲，他们其实是并不在乎的”，所谓的担心伤害张妙家属等说词，无非是一种虚伪的托词而已。
施害者和被害者双方的律师昨天晚上作为主嘉宾也到场参与了讨论。我原来以为会看到很激烈的一场辩论，但事实却让我愣怔。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安排施害方来参与讨论的律师有两个，而受害方却只来了一个。受害方的律师气势极盛。时有打断受害方律师的发言。主持人也不去干涉。而当施害方的律师对场上某人的发言感到不快而提出抗议时，主持人会立即中断那个让施害方律不愉快的人的发言。受害方律师在整个讨论中几乎就没有说出什么有力的话来，当他要揭示一些案发细节时，施害方律师竟然嚣张到立即制止他往下说。而施害方律师自己却大谈谈某些有利于凶手的细节，并详加解释，也无人制止。这个情景让我这个门外汉都忍不住地“催促”受害方律师大胆地说话。散场后，这位律师特地到我面前来向我解释说，他没有想到今天这个现场会是这样的，他觉得有压力。到底是什么让受害方律师感到了压力，让他不敢说话，不能说话？
再联想到近日在网上出现的药家鑫在看守所里唱歌的录相片段，我觉得整个案子的发展越来越蹊跷了。药家鑫被拘后，一直在看守所里。按有关规定，作为未判决的嫌犯，在看守所里的生活是要比被判决后送到监狱服刑后管束得更严格。可以说除了司法人员外，任何人都不可能接触到药家鑫。那么他的这段录相是怎么被拍下来的，又是怎么流传到社会上来的？为什么拍他？又为什么要流传出来？在法院就要判决前，他们想通过传播这段录相究竟要在社会上制造一种什么情绪？又是什么样的人批准或暗中放纵这样的录相流传到社会上的？我想这是必须追问的。
当然，让人感到蹊跷的还有主审法院在庭审时居然向旁听者发卷调查药案的“民意”。据录制现场有人揭露，庭审当场有五百人，除了一百多位是各行各业者，其他被邀请来的旁听者，大多数是西安音乐学院的学生。而正是这所学院的学生联名要求免除药的死刑。在这种场合组织了这样的旁听者，又向这些人“调查民意”，以此作为判决的参考，不仅是不合法的，也是让人匪夷所思的。
别的我就不想多说了。公安大学的王大为教授在录制现场说，药家鑫杀人故意是清楚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后果是极严重的。他比我懂法律。我只想再问一句，这也是我在昨天录制现场问过的一个问题，但没人回答我：如果药家鑫杀的不是一个农民的妻子，而像杨佳那样，杀的是警察是官员，那么还会有那么些内部的人为凶手制造免杀的舆情吗？我们还会看到 “此案久拖不决”吗？
我们一直声称我们这个国家是为民作主的，声称我们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最佳保护者。那就我们拿出真正的行动来，向全世界的人证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法律不仅是保护像药家鑫那样会弹钢琴、上大学时就有钱买小汽车、多才多艺、生活优越的人的生命权的，也会保护像张妙那样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除了眼泪便再没有任何手段来向社会呼吁公正和正义的农民和农民的妻子的生命权的。请用行动来证明，我们这个国家多少还留着一点“社会主义”的理想意味——在那样大张旗鼓地号召和组织唱红歌的同时！！也让我们一起来证明，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所有的人——包括农民和他们的妻子的生命权确确实实是同样珍贵的，也是同样能够得到保护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