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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寒这小子经常跟我观点不谋而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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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思想家雷蒙说过一句话：“就知识分子而言，迫害比漠视更好受些” 为什么，因为见恶虽不能全面阻挡，至少作为一个大写的人尽力了，在承受，而不是知其为恶而漠视之。“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韩寒
韩寒的对和错
2011/12/29 08:11:56
张铁志
早听有人说韩寒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他果然不负这期待，开始谈起了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宏大命题，并引起了广泛争议。他的三篇博客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逻辑与论证并不清晰，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观点。
韩寒的主要命题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韩寒还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例如，错车时不开远光灯。
韩寒是对的：革命确实可能带来新的独裁者，也未必能带来民主。
但韩寒也是错的，不能从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就否定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的新政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要看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力量是否强大。例如，埃及革命之后确实没立即出现美丽的民主，但民众继续在广场上为他们的理想抗争。
韩寒是对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
但韩寒是错的。因为他说中国人对私利的重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最关键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但一来，韩寒低估了民众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已经证明他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与素质。
（他看到了很多下层人民，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实际向往的是加入利益集团，而不是要求普世的平等自由。这与于建嵘在安源矿区考察工人运动时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而韩寒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就是权力架构稳固存在的基础，而一个政权的存在和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文化基础的必然，二者无可分割。如：不倒秘诀，暴政基础。RT @GYBG1989 大跃进、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斗刘少奇、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人大代表申纪兰 http://picplz.com/znD0z）
二来，即使这些抗争就是关于个人利益，但今天他们可以为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侵害而团结起来，即使范围只是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但谁能否定若下一次出现规模更大的问题或腐败时，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可以给予政府压力。
三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的确，时代往往是青年所改变的，看看今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与革命行动吧。所以，生活在互联网中的这一代可能正是当前改变中国的主力，而不是未来。
韩寒是对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他对民众素质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品质的担心也是正当的，“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但韩寒是自我矛盾的。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民主，不论是人民参选、是民众抗争、是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人民的素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并且可以给予执政者压力。而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下，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去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总之，韩寒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另一方面他又悲观地认为“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先自己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韩寒的对和错
2011/12/29 08:11:56
张铁志
早听有人说韩寒是这个时代的鲁迅，他果然不负这期待，开始谈起了革命、民主和自由这些宏大命题，并引起了广泛争议。他的三篇博客文章《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的逻辑与论证并不清晰，确实有许多值得讨论的观点。
韩寒的主要命题是“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韩寒还认为，中国不可能出现天鹅绒革命，是因为国民素质低，所以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例如，错车时不开远光灯。
韩寒是对的：革命确实可能带来新的独裁者，也未必能带来民主。
但韩寒也是错的，不能从革命可能的不良后果就否定革命的正当性。革命之后的新政权是否是真正的民主，要看政治制度的设计以及社会力量是否强大。例如，埃及革命之后确实没立即出现美丽的民主，但民众继续在广场上为他们的理想抗争。
韩寒是对的，他说，现在中国人的不满都是关于个人利益，而不是普遍的自由或正义问题。
但韩寒是错的。因为他说中国人对私利的重视使得人民没有力量，“最关键是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但一来，韩寒低估了民众素质，从大连到乌坎、从城市到农村，中国民众已经证明他们有自我组织的能力与素质。
（他看到了很多下层人民，在利益受到伤害时，实际向往的是加入利益集团，而不是要求普世的平等自由。这与于建嵘在安源矿区考察工人运动时得出的结论完全一致。而韩寒高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就是权力架构稳固存在的基础，而一个政权的存在和所作所为，就是这种文化基础的必然，二者无可分割。如：不倒秘诀，暴政基础。RT @GYBG1989 大跃进、人民公社她赞成，文革、斗刘少奇、斗邓小平她赞成，否定大跃进、否定人民公社、否定文革她赞成，平反刘少奇她赞成，平反邓小平她赞成。她活在世上就为了赞成。人大代表申纪兰 http://picplz.com/znD0z）
二来，即使这些抗争就是关于个人利益，但今天他们可以为个人利益与权利受到侵害而团结起来，即使范围只是一个农村或一个城市，但谁能否定若下一次出现规模更大的问题或腐败时，他们不会团结起来可以给予政府压力。
三来，正如他自己指出的，“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的确，时代往往是青年所改变的，看看今年从埃及到华尔街的抗议与革命行动吧。所以，生活在互联网中的这一代可能正是当前改变中国的主力，而不是未来。
韩寒是对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他对民众素质对于未来中国民主品质的担心也是正当的，“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
但韩寒是自我矛盾的。正是因为民主的复杂，所以现在需要不断地在实践中学习民主，不论是人民参选、是民众抗争、是成立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还是社会的自我组织，这其实就构成了公民社会。人民的素质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提高的，并且可以给予执政者压力。而在一个全能主义社会下，民众必须在一切可能情况下去争取自己的权利或权力，去壮大公民社会，而不要自我预设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总之，韩寒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认识到“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另一方面他又悲观地认为“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
无论如何，韩寒应该知道，并不是他写一篇文章《要自由》，自由就会自己降临。如果你先自己缴械了，那么执政者是不会把东西送给你的。
（本文作者张铁志，台湾知名政治与文化评论人，现任台湾《新新闻周刊》副总编辑，今年于两岸出版《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并担任多个NGO的理事与董事。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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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韩寒的新衣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http://www.cnd.org/my/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31111
没想到韩寒这么“不厚道”。大过年的，说人家穿的是“皇帝的新衣”，而且他说的还不是皇帝。这就难免让某些先生不快，也必定让某些伙计窃喜。其实窃喜是昏了头，或自作多情。不快者，则半因误读，半是活该。也就是说，喜欢和不喜欢韩寒《谈革命》、《说民主》的，其实有不少人是没看懂。
没看懂而窃喜的，就不说了。被误伤，则因为概念不明确。这怪不得韩寒，因为大家都不明确。比如把作家、学者、知识分子等文化人，统称为“文人”，就其实不对。这一坨人，实际差别大了去，应细分为士人、学人、诗人、文人，等等。但这种分类，与职业无关，只关乎心性。士人的特点，是有风骨、有气节、有担当。学人和诗人，则或者有真学问，或者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腔调，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
因此，文人是一定要走台的。走台，就得着装，而且得是时装。至于面料款式，则因时因人而异。想讨好卖乖，就唱“吾皇万岁”；想浑水摸鱼，就喊“造反有理”。昨天刚闹过革命，今天就可以劝进；力倡科学民主的，摇身一变就是“国学大师”。总之，什么时髦就来什么，怎么有利就怎么做。反正对于他们，“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都不过一种姿态，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韩寒反对的“中国式领袖”，往往就是这类人。什么“民主”，什么“革命”，只不过他们的时装。我是不相信这帮家伙的。革命成功了，他们是洪秀全；失败了，他们是向忠发（此人为中共叛徒，被捕后的表现，还不如做他情人的妓女杨秀贞）。只不过，向忠发多半成不了气候，成功了的必定是洪秀全。当然，他们更喜欢管自己叫“哈维尔”。
这就是我要力挺韩寒的原因，或原因之一。但有几句话，还得说清楚。第一，我警惕的，只是自命为“哈维尔”的“洪秀全”。如果真能出个“哈维尔”，我也不反对，只是不作指望。第二，喊着哈维尔，想着洪秀全的，必定是文人，不会是其他，请不要胡乱对号入座。第三，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还有谁被韩寒气炸了肺，我愿诚恳地表示幸灾乐祸！
当然，还有几句话，也得说清楚。第一，革命在本质上，是制度的根本变革。所以，辛亥革命是革命，改革开放也是革命。这样的革命，我们都赞成，反对的只是暴力。第二，国民素质不能成为反对民主的理由。恰恰相反，国民素质越是低，就越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提高国民素质。专制的结果，只能是国民素质更低。只不过，在国民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我们的期望值也不能太高。第三，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决不能依靠那些“走台的文人”。不信你看那个白衣秀士王伦，才当了个山大王，就容不得林冲了。因此我赞成韩寒的话：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我还要补充一句：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容不容得“反革命”，是真假民主的分水岭！
另外，为了不让脑残犯糊涂，五毛钻空子，我还愿意耐心说明：一，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不等于说“革命一定不能带来民主”，更不等于说不需要改革开放这样的革命。恰恰相反，没有这样的革命，就一定不会有民主。二，真民主一定容得下反革命，不等于说你可以杀人放火打砸抢。对不起，那叫“刑事犯罪”，不叫“反革命”。
我的话，说得够通俗明白了吧？
最后要说的是：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你学术好，你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
原以为2011乏善可陈，但有了“韩寒的新衣”，我们好过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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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的转载非常好～
HH的问题在于--也许他自己可能没有这种想法--他把追求民主、改良等要求与TG的执政合法性legitimacy联系起来。或者，他没有直接联系起来，但其文章所表达的观点不得不让读者做此联想。
他的这种立场和引发的联想，正是TG需要的。尤其是HH在社会上还有些小影响。所以，什么叫兽啦、总编啦，都“欣慰地”表示,HH“化蛹成蝶”了。
HH也许是无意间，也许是有意地，捧了TG的臭脚，让裆菊十分受用。不由得菊花怒放了
三篇文章看完，我才看清韩寒
李钟琴
一
2011 年岁末，韩寒以《谈革命》、《说民主》两篇博文在网络上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认为韩寒被收买了，变成犬儒了，彻底堕落了，网上一片口诛笔伐之声。对于韩寒的两篇博文，我也有不同观点，但一直没形成文字。因为，我感觉韩寒这个系列文章起码是个“三部曲”，应该还要写篇《论自由》。
果然，今天在韩寒的博客上看到了他的新作，只是题目不是《论自由》，而是《要自由》。
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看，其思想脉络就很清晰了：反对革命，担忧民主，讨要自由。
二
韩寒反对革命理由，是因为他认定和平演变式的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中国发生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的破坏性以及后果的不确定性，令人担忧。那么，韩寒凭什么说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中国出现呢？韩寒的论据是：“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原来如此！韩寒反对革命的理由，源于对中国人素质的极端绝望。他的各种推论也就顺理成章了：劣等民族如果革命必然是血流成河的暴力革命；革命的果实必然被心狠手辣者窃取；低素质的中国人不适合民主；如果实行民主，也必然是多数人的暴政。
这些论点其实并不新鲜。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论，在一百多年前就曾发生过，最后还是革命取代了改良。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清末，一开始谁都不愿流血革命，谁都希望渐进式的改良，谁都知道这样代价最小。最坚定的革命派孙中山最初也是个改良派，他曾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在吃了闭门羹后才立志推翻清朝的。
然而俗话说，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专制体制之所以具有刚性和隋性，是因为这种体制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官为本。掌权者充分体会到了权力的好处，又怎么会有革掉自己权力的动力？再说了，独裁者必然作恶多端，作恶越多，越需要紧握权杖来保护自己。历史和现实中虽然也有独裁者主动还权于民的特例，但更多的例子是紧握大权到最后一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就不用列举了吧？
三
革命也好，民主也罢，其实都是手段，而非目的。革命或民主的目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正义的阳光普照，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所以，韩寒的第三篇博文主旨是“要自由”。韩寒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要自由）了。”
革命，是逼迫独裁者交出权力的有效方式之一；民主，是通过人民的选举权、舆论监督权等等来限制政府权力滥用的必由之路。如果没有实现目的的有效手段，又如何能得到你渴望的自由呢？须知，讨价还价，是要以双方实力相差不多为基础的。一方独大，你凭什么与人家讨价还价？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下令镇压，武汉革命军苦守弹丸之地，除了誓死抵抗，并没有与清政府讨价还价的资本。直到十八省陆续宣布反清或独立，清政府在袁世凯的要胁下，才不得不与南方谈判，才不得不宣布退位。我们都知道，在戊戌变法之前，大家就寄望于清政府改良，改了二十多年，只不过是在这也绝不那也绝不的前提下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愚弄国人。事实证明，统治者往往只听得懂枪声，而听不见乞求。
与虎谋皮可以，前提是你有了把老虎打死的能力。
四
说到民主，韩寒又唱起了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老调。
这里，韩寒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悖论。试问韩寒：您是中国人吗？如果您是中国人中的一员，那么您的素质是高还是低？如果您认为自己素质高而别的中国人素质低，那么您应该特别说明：中国人并不包括我韩寒；或者应该特别说明：除韩寒之外的中国人素质低。如果您与普通中国人一样素质低，那么您也不配享有民主和自由。那么，您凭什么“要自由”呢？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所谓国民素质低，不是不能实行民主的理由，而恰恰是不民主的结果。如果说人民的素质低就不能有民主，那么不民主将导致人民的素质更低。难道指望专制制度和愚民政策来提高人民的素质吗？
五
韩寒想要的自由并不过分，甚至有些卑微——“在新的一年里，我要求更自由的创作。”“顺便我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们要一些新闻的自由。”“我恳请官方为文化，出版，新闻，电影松绑。”
看完他的第三篇文章，我不禁哑然失笑。韩寒其实并没有“堕落”，但也没有成熟。他的乞求有些幼稚，有些搞笑。
韩寒写道：“如能达成，从我而言，我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如果文化界和官方能各让一步，互相遵循一个约定的底线，换取各自更大空间，那便更好。”
我忽然想起了被西门庆差点踹死的武大郎。武大伤重卧床，对潘金莲道：“我死自不妨，和你们争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须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归来，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怜我，早早服侍我好了，他归来时，我都不提！”
瞧瞧，武大郎在向潘金莲承诺“不清算，向前看”时，尚且知道抬出武松。如果没有武松的武力作后盾，被打得奄奄一息的武大郎有资格向潘金莲、西门庆承诺“不清算，向前看”吗？
而韩寒先否定武松，即而开始乞求，居然又以胜利者的姿态作出了宽容大度的承诺，却不知这乞求是何等的卑微无力，这承诺又是何等的滑稽可笑！
六
最可笑的，是韩寒捣起了“党即人民”、“人民就是体制”的浆糊。
他说：“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
乍看貌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这就如同将政府、国家、祖国混为一谈一样，很容易混淆视听。
且不说八千万党员和三亿党员亲属是否能代表十几亿中国人，即使是全民皆党，人民与党也不能混为一谈。
其实，从来就没有哪个党员认为自己代表党、自己就是党。中国人都有自谦的传统，只有在吹捧别人时才谀词如潮。如果哪个人时时处处吹捧自己“伟大光荣正确”，高呼自己“万岁”，不被人视为精神病才怪。文革之时，全国人民都胸戴毛像章、手挥毛语录、高呼毛万岁，唯独毛自己不戴自己的像章、不举自己的语录、不喊自己万岁。大概毛也知道，肉麻地自吹自擂是可耻的。而党员可以毫不脸红地赞颂党，说明大家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就是党，所以也歌颂起来就不以为耻。韩寒却说党 “就是人民本身”，恐怕认可的人不多吧？
不用说人民不能代表党，就连党的总书记，也代表不了党。那么，党到底是什么？
在我看来，党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躯壳。谁能掌握这个工具，谁能操控这个躯壳，谁就能代表党。而普通党员，什么都不是！
如果把体制比作一条大船，那么入党就相当于拿到了一张挤进体制的船票。有了船票的乘客，不见得就能代表这条大船，不见得能够左右大船的航向。掌握航向的是船长以及掌控关键部位的少数人。如果大船偏离了航向，或撞到了冰山，那么，乘客也是受害者，对事故或沉船是没有责任的。而韩寒的逻辑是，既然人人有船票、人人在船上，那么人人都是船本身，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船出了事故，乘客都有责任。这不是捣浆糊是什么？当你认为“船的缺点就是乘客的缺点”的时候，胡作非为的船长们正在偷着乐呢！
七
当然，韩寒的文章绝非一无是处。我也不愿意看到暴力革命，我也希望能够通过改良实现人的自由。我更认同韩寒所说的“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但是，我并不一味地反对革命，也并不痴心寄希望于改良。如果改良能够进行，那么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革命。革命从来都是逼出来的。所以，当人们开始谈论革命的时候，往往是改良无望之时。时机不到，早来也会夭折；时机成熟，该来的总会到来！
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办？韩寒大概把知识分子定位为“文人”了，他说：“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这番高论，更是莫名其妙！“文人”既然有自己的正义，当然要有自己的立场。既不能做依附强权的墙头草，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做“反向墙头草”，“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难道眼看卡扎菲不行了，就必须转头倒向卡扎菲么？
韩寒的三篇系列文章，其实反映了韩寒思想的困惑和迷失。我认为这是由于韩寒思想的不成熟，而不相信这代表着一代青年才俊向犬儒的堕落。毕竟，韩寒的名言曾让我视作知识分子的良知底线：“可以不为自由而战，但不能为高墙添砖！”愿韩寒能够遵守自己的这句名言。
（2011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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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平：当反革命也不容易 来源： 新世纪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以来,"革命"一词开始背时,"反革命"一词开始转运。很多人公开宣称自己"反对革命",公开声明要"告别革命",甚至直截了当地宣布自己就是"反革命"。
这无疑是一种惊人的变化。曾几何时，"革命"是中国人心目中最神圣的词汇，而"反革命"则是最邪恶也最可怕的罪名。有多少人忍辱负重一辈子，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的"；有多少人含冤自杀，仅仅是为了表白自己不是"反革命"。
不过，稍加考察便可发现，其实，这一变化远远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惊人。"反革命"一词的"平反"，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词义的变化。现在人们说的"反革命"和当年说的"反革命"根本不是同一样东西。
在毛时代，说你是反革命，其实就是指你反对中共政权；现在说的反对革命，意思是反对革现行政权的命，也就是反对革中共政权的命，也就是反对用激烈的方式反对中共政权。同样是"打倒共产党"这个口号，放在毛时代会被扣上"反革命"的罪名；放在今天则会招致那些自称"反革命"的人的反对，反对的理由是因为你要"革命"太"革命"。
由此可见，"反革命"这个词，在过去和现在非但不是指的同一件事，而且是指的两件几乎相反的事。过去说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今天说的"革命"。今天某些人的"反对革命"，翻译成过去的语言，差不多就是反对反对革命，或反反革命。负负得正，今天的"反革命"差不多就是过去的"革命"。
造成上述颠三倒四的原因，显然和人们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定义有关。如果我们把革命定义为用激烈的手段(通常指暴力手段)改变现行政权或制度，那么我们就应该说，在毛时代，把激烈反对中共政权的人说成"反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革命者；当时的"革命者"激烈地反对别人改变现行政权，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反革命。共产党早先是在野党，是革命党，四九年后成了在朝党，从而也就成了保守党或反革命党；可是共产党偏偏还要继续沿用过去在野时的称呼，继续把自己称为革命党，继续把反对者称为反革命。这就导致大量的自相矛盾。类似的事例还很多，譬如在毛时代的农村，富农不富，而且往往比谁都贫穷，但仍然被叫做富农；在七亿人中，毛泽东明明最是有产阶级，可是大家都说他最无产阶级。
撇开上述种种荒谬不提，我这里只打算谈谈"反对革命"。在这里，我还不去讨论诸如"暴力革命是否应该一概反对"和"人民是否拥有革命的权利"一类问题，我只想说，当反革命也不容易。
你反革命吗？你反对别人用激烈的方式，用暴力的方式改变现行政权吗？那末我问你，你反不反革命政权，你反不反对用暴力革命建立起来的政权呢？如果你说你不反对，那你就不合乎逻辑了，你就算不上反革命了，因为你不是反对革命，你只是反对没成功的革命而已。你这种反对一文不值，你无非是接受成王败寇的逻辑，你无非是永远站在得胜者一边的投机分子，永远站在权势者一边的势利眼罢了。
结论很简单，你要反对革命，你就必须反对革命政权，你就必须反对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权。中共政权正是一个通过暴力革命而建立的政权，所以你就必须反对中共政权。古人说：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这就是说，靠暴力夺天下或许情有可原，靠暴力治天下却万不可恕。中共政权不单是靠暴力而起家，而且直到今天它还在靠暴力来维持，还在用暴力镇压人民，不准人民用和平的方式表示反对，所以尤其不能原谅，所以对这样的政权我们必须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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