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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想回家啊。”将手机扔在一边，半躺着的罗双双伸了伸懒腰。从1月3日住进广州市职业病防治院以来，双双就从未出过医院，包括春节。
去年12月份以来，包括双双在内共有38例患者突然晕倒，丧失记忆、目光呆滞、手脚发抖，其中有24人被确诊为职业性急性重度1，2-二氯乙烷(一种用于胶水中的有机溶剂)中毒，简称“胶水中毒”。此事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
经过半年治疗，部分患者拿了数额不等的赔偿金回家，但仍有16人在医院苦苦等候：有人病情反复，生活无法自理，出院遥遥无期；有人已经达到出院标准，却与老板协商赔偿未果，不敢轻易出院；也有人因老板早已逃走，不知如何决定去留……
他们踏上了漫漫维权路。
中毒恶梦
17岁的罗双双整天躺在病床上，这名辍学后进城务工赚钱的年轻人，因为胶水中毒，青春变得有些暗淡。
她仍然清晰记得，去年元旦前夕，自己晕倒在出租屋门口，送院后被诊断出胶水中毒。那一天，是她来到广州，进入皮具厂打工的第59天。
“家里条件本来就差，我上的学校又不好，还是让两个妹妹读书吧。”自从胶水中毒后，这名来自贵州偏远农村的懵懂少女开始后悔当初放弃学习的决定。在她眼里，外面的世界很好，但进入工厂才发现，几乎每晚都要加班，一个月才挣1500多元。“爸爸搬水泥，妈妈打零工，很辛苦，我要挣钱让妹妹们读书。”
如今，半年过去了，双双已经花费11万余元，后续治疗还遥遥无期。与她有着类似遭遇的，是同一个病房的姐妹，16岁的邓彩凤和18岁的周敏。
病情最严重时，3个女孩都住进了ICU。虽然她们逐渐好转，但药物产生了副作用：彩凤的体重增加了40斤，双双的头发掉了大把，周敏的脸上冒出了痘痘……
尽管女孩子们都坚信可以治好，但亲友迟迟不敢告诉她们，毒胶水将给她们留下后遗症，由于中枢神经系统受了损伤，几乎没有希望完全康复。
“我们都是新手，所以被安排去刷胶水。”5月26日，邓彩凤撅着嘴说，“胶水是黑稀稀的，臭死了，我戴了3个口罩还闻得到。”
采访快要结束时，气氛变得很沉闷，女孩子们提起了出门前的“城市印象”：繁华、好玩、新奇、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东西……然而，这些逝去得太快，如今，她们开始害怕外面的世界，“有时候也不想出院，怕车、怕人、怕做工”。
“如果能出院，我一定不会再待在这了，决不！”娇小的双双眼睁睁地望着窗外，她的眼神随即又柔和起来，“我想妹妹们，我想回家。”
进退两难
记者在一份名单上看到，包括双双和彩凤在内，在16名病人中，有4人已达到了出院标准。所谓“达到出院标准”，指病情已经稳定，不再具有生命危险。
“赔偿问题还没有谈妥，出院后老板翻脸，不给钱怎么办？”罗仕清清楚地知道这场灾难对女儿的影响，“医生说两年之内得坚持复查，也不能工作，如果未来得不到保障，她该怎么办？”
为了得到合理赔偿，罗仕清一直与老板协商，可同为贵州籍的老板却直言自己“无能为力，只是个小作坊，最多给2万元赔偿”。不仅如此，记者在双双的手机上看到，老板还经常发来短信，劝她尽快出院。
和老板难以协商，罗仕清只能找政府，他多次找到均禾街道办，希望街道办能出面调解，但“他们说自己只能提供一个平台，不会出面干涉双方，让我们自己去和老板谈”。
记者在调查中获悉，目前，每名患者每月能获得3000元的生活费。按照规定，这些费用应当由工厂老板负责。但是，部分老板已经逃离，费用只能由街道办出。
实际上，3月16日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曾对各涉事工厂下发了《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要求工厂老板按照规定对病人支付一次性赔偿。
广州市安全监管局也曾表示，将依法进行中毒患者的职业病诊断、工伤确认及赔偿事宜，“对于用人单位已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将由所在区政府采取措施落实费用，使其继续获得医疗救治，最大限度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和健康权益；对于已确诊为职业病的，将依法依规落实其相关社会保障和待遇”。
但政府的行政决定，却始终难以执行到位，患者家属开始寄希望于法律。“这样莫名其妙地中毒了，总要有人负责吧，法律一定会还我们一个公道。”罗仕清说。
记者采访发现，一方面，由于担心得不到赔偿，患者不愿意出院；另一方面，达到出院标准的患者继续在医院治疗，将要花费更多的治疗费用，赔偿的路更加艰辛。胶水中毒患者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艰难维权
5月31日，罗仕清等5人来到白云区信访办，想申请法律援助。信访办的一名律师告诉他们，“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但是整个过程耗时较长，不建议走这条路”。
该律师称，走法律程序，需要自己备齐材料，法院审查受理之后，再交给仲裁委仲裁，这需要2个月的时间；判决下来后，如果工厂老板不服，再起诉到白云区法院，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最后，若老板仍不执行判决，强制执行所花时间则不确定，一年、两年，甚至需要三年。
对于老板已经跑路的情况，该律师无奈地告诉患者家属，无法进行劳动仲裁和起诉。“在法律上，谁雇佣谁负责，现在责任人都没有了，能怎么办？”
该律师还建议，由于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发的改正指令书还未执行，因此，患者家属可找白云区劳动监察大队要求执行，“指令书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如果老板不履行，政府部门可进行罚款”。
随后，众多家属来到广州市白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可该局工作人员称，如要执行改正指令书，必须先做劳动能力鉴定。
实际上，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七条规定，职工发生工伤，经治疗医疗终结期满(伤情相对稳定)后存在残疾、影响劳动能力的，应当接受劳动能力鉴定。也就是说，要做劳动能力鉴定，必须先出院。
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所有的人都希望我们出院，我们也想出院，可是我们真的不敢啊！”罗仕清十分无奈，“走法律程序我们拖不起，不走法律程序我们又协商不妥，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特写
七旬老母独自护理病儿
聂四荭，34岁，湖北赤壁人，在病床边照顾他的，是从农村老家赶过来的71岁老母亲。
现在住院的16人中，聂四荭的情况最严重，经过半年的治疗，尽管意识已经恢复，但他仍然说不了话、下不了床、生活不能自理。
朴实的农村老太太从未想过自己会踏入繁华的广州城，但她却也没有机会见识大城市的美。“不敢离开医院太远，不认识字，也不认识路。”
儿子住院的这半年，她的活动范围仅限于病房和8楼的走廊。周围照顾病人的家属都是几个一群，无聊的时候还可以聊天解闷，但她总是默默的一个人。“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也听不懂。”
老太太一共有5个孩子，其余4个都已经结婚生子，生活都不富裕。弟弟出事后，两个哥哥都过来照顾过一段时间，可是家里事情太多，最终只能抹着眼泪离开。“有自己的家，有老婆，还有仔要养。”
聂四荭是最受疼爱的幼子，本来打算去年年底结婚的，但出事后，女方家人过来看了一次就再也没出现。
现在，药物的效果和巨大的压力使得他脾气越来越暴躁，走不了路，他用头撞病床的护栏；说不出话，他用不灵活的手掌拼命撕自己的喉咙。
“我知道他心里难受”，开始的时候，老太太整日以泪洗面，可现在，她从不在儿子面前流一滴泪，“我哭，他更不舒服。”
由于无法忍受聂四荭的坏脾气，同房的病友陆续搬了出去，空荡荡的病房只留下了他一个人。可即使这样，老太太也不敢睡在旁边的空床上。“一个晚上45块钱，我没有钱。”这半年的时间，她每天都睡在折叠椅上，“背和腰很疼。”
回想自己这一生，老太太心里全是苦，父母双亡，8岁的她带着弟弟乞讨长大，好不容易把孩子都拉扯大了，本该享清福了，可是，“他爸爸突然走了，他又出了这样的事”。
看着别的病人都陆陆续续地学会走路了，老太太心里很着急，但是瘦小的她根本扶不动越来越胖的儿子，更谈不上搀扶他练习走路。有人建议她去请护工，老太太不知道护工是做什么的，但她知道“护工是要钱的”，而他们早已负担不起。
聂四荭出事后，工厂老板很快就跑路了，“都是湖北老乡，不知道他怎么这么黑心”。因此，她很感激政府每个月给的3000元生活费，“我过来的时候找别人借了钱，现在每个月的生活费省一点，就还给别人一点”。
她不知道儿子能不能好，究竟什么时候能好，但她还在憧憬着，“等他好了我们就回家，种点菜总还可以养活自己”。想到未来，她颤抖着背过身去，偷偷抹去了眼角浑浊的泪。
医院？？百万医药费不知找谁要
深受困惑的还有广州市十二医院的副院长刘移民。据介绍，这16人刚住院时，都是自行垫付过近万元的医药费。此后，在相关部门的介入下，十二人民医院为他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不仅垫付了医疗费用还陆续启动了职业病鉴定程序。
刘移民称，到昨日为止，医院已经为这些患者垫付了100多万元医药费。“根据相关条例，这些医药费应该是由所在工厂来出的，即使工厂老板跑路了，也应该由所在街道办和当地民政部门来买单，但现在我们也不知道到底该找谁要这笔钱。”
永平街道办？？会尽力维护工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目前留院的16人，均来自不同工厂，其中白云区均禾街道、永平街道各4人，占了总人数的一半。事后，永平街道办也迅速成立了专案小组，由街道办副主任罗良林负责。
昨日上午，罗良林告诉记者，永平街道办已经为受伤工人垫付大部分医药费，并将于近期将医药费全部结清，罗良林称，街道办一定会尽力维护受伤工人的合法权益。
这4人中，施莲莲高达10万余元的医药费已由工厂老板全部承担。而从上个月开始，已达到出院标准的她也一直在和工厂老板协商赔偿问题。
除了施莲莲，其余3人的老板都已经逃跑，但罗良林承诺，街道办也会尽量解决这3人的赔偿问题。他表示，如果工厂老板无法负责，则要求工厂的出租方与工厂所在的村、社一并承担，“如果需要，街道办也会承担一部分”。
据悉，早在4月底，永平街道办所属区域已经有一人出院。罗良林说，当时街道办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工厂老板做出了6万元赔偿，“包括生病期间的误工费和以后的医药费”。同时，他也表示，出院后的工人，如果还需要街道办的帮助，街道办也会尽量给予方便。
律师？？中毒工人要及时运用法律维权
广州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周峰剑律师认为，职业病患者维权普遍比较困难。“政府对企业监管缺失，工伤赔偿标准较低，劳动保障救助机制不完善等，使职工发生职业病后，难以得到足够的赔偿进行后续治疗。”
尽管《职业病防治法》新修订后，门槛稍微降低，程序有所简化，但周峰剑认为，在中小型个体企业不予配合的情况下，职业病患者维权的程序仍比较复杂，时间依然漫长。
因此，周峰剑建议，患者首先要考虑尽可能得到当地劳动、工会等政府部门的帮助，妥善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工伤赔偿。如果遇到久拖未决的情况，为了避免错过法律救济期限，受害者也要及时用法律维权。此外，如果工厂老板逃跑，受害者无法获得工伤赔偿，可向政府申请医疗和生活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