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在渥太华
[-=湘君府=-*佛跳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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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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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在北京一个柳絮飞满天的傍晚走进通州区西上园小区的建筑工地的，据带着记者进来的工地负责人介绍：这是目前北京市所有城郊建筑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工程，无论是从工人的数量还是建设面积来看。
工地不远处，简易的临建房就是工程中成千上万个打工者们居住的地方，因为“非典”，走进每一间房里时都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三十多张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每间屋里，窗台边，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样不少，唯独少了在他们心里本应试操持这些东西的人。
“大多打工者的生活始终是残缺的，他们长期压抑着心理和生理上对配偶的思念，这份酸楚与无奈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性健康成了困扰民工们最大的问题。”负责人一边走一边这样告诉记者。正如多位专家所指出的：解决好外来务工人员的性健康问题，不仅是尊重和满足公民的正常人身心需求，实现公民利益的平等对待，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男工：最想的是家里的饭和做饭的人
晚上7点半之后，工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临建房。操着各地口音的工人们似乎永远有讲不完的笑话。而记者的出现显然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一些光着膀子的工人马上把衣服穿了起来。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火做饭了。因为这几天遭遇“非典”，工程里专门停了大灶，买好菜后让工人们自己做。他们的手脚很快，一大盆菜只一会儿工夫就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洗得十分干净。记者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在家里常做饭，他笑了：“可不是哩，俺家都是俺妈和俺媳妇做饭。”说完后，他笑了，屋里的人都笑了……
趁着他们做饭的时候，记者留心了一下这间屋子。昏暗的灯下，床上的被褥有些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床头搭着的背心、袜子等衣物看不出是否洗过。“白天在工地上忙，晚上回来后吃了饭早早地就睡了，也没有时间洗涮，屋里脏了点。”看到记者在打量屋子，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师傅不好意思地说。
大约半个小时后，屋里便开始弥漫着阵阵饭香了。记者提议大家说说自己家里平时吃什么最多，话题就从吃饭开始聊起。“俺老家的菜种得最好，都是纯绿色蔬菜呀。”刚刚洗菜的小伙子是河南驻马店人，健谈的他首先就接过了话茬，“俺媳妇做菜做得好，花样也多，虽然老家挣不到什么钱，但是吃的东西是比这儿多呀。”“我们老家种大米，自己家种的大米比这儿好。”安徽来的一位师傅说。
“其实出来了，挺想家里的饭菜的。农村虽然挣不到太多的钱，但是吃的东西多。守着家，比在外面强。”一位民工说。“我看你是想家里做饭的人吧……”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开了句玩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都出来多久了？”记者试探地问了一句：“俺出来半年了”、“俺得有一年多了吧，去年过年没回”、“我都两年多了没回家了，出来打工前，准备的就是三年回一次”……细数着离家的日子，民工们脸上立刻泛起了许多的无奈，记者隐约能够感受到，那是他们心里最想念但又最不愿提起的心事。
女工：四年了没在一起住上一个月
通州区永顺镇有许多的制衣厂，厂里大多都是外地打工的女工。此前记者曾采访过一次这些女工，了解过她们的生活状况。这些从千里之外地农村来的妇女们，几乎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能让人掉泪的故事――来自家庭、来自丈夫。
李枝梅是河北张家口一名农村妇女，今年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七年。她拿给记者看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刚来北京时拍的，那时的她才20出头，一脸羞涩的笑满含着对这个大城市的向往。来北京的第三年，李枝梅如愿地和农村好了三年的男友结了婚。但是一年后，本来想着在家里相夫教子的李枝梅却不得不因为农村贫穷的生活再次离开家，离开丈夫。开始了相互思念的两地生活。
“挺想他的。”她说。记者明白，像她这样一个厚道的妇女是万万不会理解“性健康”这样的句子的。“那想他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打电话挺费钱的，写信吧我也没什么文化。看看他的相片呗。”说到这儿，李枝梅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丈夫的照片夹在相册的第一页里。“你们有多久了没有过性生活？”记者又偷偷的问了一句。“有一年多了吧，去年正月我从家来的。”李枝梅的脸已经红了。
和李枝梅同屋的姐妹们还很多，44岁的赵大姐是打工者中年龄最大的。同屋的姐妹们都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我和我们家孩子他爸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吵过架。一对儿女也很有出息。学习很好。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学费挣不出来，他是绝不会让我也出来打工的。”赵大姐告诉记者。快人快语的她谈到自己的私生活时倒是没有太多的避讳，她说她出来已经有四年了，没有和丈夫好好地在一起呆上一个月。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自己打工。习惯了听着丈夫的鼾声入睡，在刚刚分开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但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这寂寞两个人都得忍着。
“想呀，怎么会不想呢？结了婚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分开这么长时间。不想是假的。”四川来的一位大姐也说了她的感受，“身为女人，身边没有一个男人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
“鸳鸯梦”成了常常做的梦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了打工者当中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谁家的媳妇或者女朋友来信了，，一封信会被整个屋子的人传看上不知道多少回。先是笑着看，看到最后，大家便再不作声了。出来打工的人最知道钱不好挣，因此在自己身上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但是唯独大家相约出去给家里的媳妇、女友、丈夫、男友买东西时，却无一人出手小器。
采访西上园小区工地的时，一个从湖北来的小伙子志刚给记者讲了一件他亲身体会的事：今年三月份，远在湖北老家的媳妇实在不放心三年没有回家的他，就从湖北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看他。知道了媳妇要来的消息后，志刚是又高兴又烦心。喜的是三年了没见媳妇的面，终于要见着了，而心烦的是媳妇来了住哪儿是个问题。实在没辙，小伙子咬牙取出了存了许久的500钱，准备带着媳妇找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但谁知，媳妇到的那一天同宿舍住的三十个人一个人都没有回来，细心的人们还用床单做了窗帘……
志刚媳妇在北京住了四个晚上后返回了老家。四天里，没有一个人回屋里打扰过他们夫妻一下。四天后，同屋的人们发现，志刚的媳妇用四天的时间拆洗了三十床被褥，洗了无数件衣裳……送走媳妇的志刚鼻子有点酸，看着床上干净一新的被褥，同伴们的鼻子也有点酸……
从那以后，工地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规矩，无论是谁的媳妇来了，同屋的都想办法给他们腾屋。而也正是有了这个规矩之后，工人们的媳妇女友来的次数比以前多了。挤在别人屋里的伙伴无论多眼热，总会在入睡之前等着他们腾出那个屋里的灯灭了之后禁不住笑出声来。
当“性健康”成了民工的后顾之忧
流动人口的性问题是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侧影。这个侧影同时也牵出更多的问题。2002年底卫生部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88%的外来人口患有轻重不同的“性压抑”症，“性压抑”的最直接表现是精力不够集中、不够充沛，以至于更多的外来人口身体素质下降，甚至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病症。
2003年年初，司法部门对外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比例：外来人口犯罪主要以强奸与盗窃为主，而两者间的比例是3：1。深圳市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打工者愿意成为“二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工厂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和打工妹旺盛的性需要。
广东省相关部门已经把外来人口的性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来抓。从妇联的专为未婚青年设立的“爱情桥”，到为打工夫妻开出的“鸳鸯房”，给全国各地的相关部门做出了表率。 “解决好外来工两性交往这个社会问题，政府责无旁贷，企业也要勇于承担，这不光是满足公民各种正常人性需求，实现公民利益的平等对待，对社会而言，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姜凤龙告诉记者：“性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打工人群也不例外，他们也有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打工者追求和谐的性愉悦无可厚非。”姜庭长还提出：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那些通过嫖娼来排解性压抑的行为，触犯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应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声讨和谴责。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解决他们的“性压抑”，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应该则是从心理上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性压抑”。相关部门应多为外地打工的民工提供极积良好的环境，让他们通过看书、看电视或者提供一些良好的娱乐活动来缓解这种心理
工地不远处，简易的临建房就是工程中成千上万个打工者们居住的地方，因为“非典”，走进每一间房里时都能闻到淡淡的消毒水的味道。三十多张床整齐有序地排列在每间屋里，窗台边，锅碗瓢盆、油盐酱醋一样不少，唯独少了在他们心里本应试操持这些东西的人。
“大多打工者的生活始终是残缺的，他们长期压抑着心理和生理上对配偶的思念，这份酸楚与无奈是人们难以想象的。性健康成了困扰民工们最大的问题。”负责人一边走一边这样告诉记者。正如多位专家所指出的：解决好外来务工人员的性健康问题，不仅是尊重和满足公民的正常人身心需求，实现公民利益的平等对待，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男工：最想的是家里的饭和做饭的人
晚上7点半之后，工人们陆陆续续地回到了临建房。操着各地口音的工人们似乎永远有讲不完的笑话。而记者的出现显然让他们感到有些意外，一些光着膀子的工人马上把衣服穿了起来。
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打火做饭了。因为这几天遭遇“非典”，工程里专门停了大灶，买好菜后让工人们自己做。他们的手脚很快，一大盆菜只一会儿工夫就被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洗得十分干净。记者好奇地问他是不是在家里常做饭，他笑了：“可不是哩，俺家都是俺妈和俺媳妇做饭。”说完后，他笑了，屋里的人都笑了……
趁着他们做饭的时候，记者留心了一下这间屋子。昏暗的灯下，床上的被褥有些辨别不出原来的颜色了，床头搭着的背心、袜子等衣物看不出是否洗过。“白天在工地上忙，晚上回来后吃了饭早早地就睡了，也没有时间洗涮，屋里脏了点。”看到记者在打量屋子，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师傅不好意思地说。
大约半个小时后，屋里便开始弥漫着阵阵饭香了。记者提议大家说说自己家里平时吃什么最多，话题就从吃饭开始聊起。“俺老家的菜种得最好，都是纯绿色蔬菜呀。”刚刚洗菜的小伙子是河南驻马店人，健谈的他首先就接过了话茬，“俺媳妇做菜做得好，花样也多，虽然老家挣不到什么钱，但是吃的东西是比这儿多呀。”“我们老家种大米，自己家种的大米比这儿好。”安徽来的一位师傅说。
“其实出来了，挺想家里的饭菜的。农村虽然挣不到太多的钱，但是吃的东西多。守着家，比在外面强。”一位民工说。“我看你是想家里做饭的人吧……”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开了句玩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你们都出来多久了？”记者试探地问了一句：“俺出来半年了”、“俺得有一年多了吧，去年过年没回”、“我都两年多了没回家了，出来打工前，准备的就是三年回一次”……细数着离家的日子，民工们脸上立刻泛起了许多的无奈，记者隐约能够感受到，那是他们心里最想念但又最不愿提起的心事。
女工：四年了没在一起住上一个月
通州区永顺镇有许多的制衣厂，厂里大多都是外地打工的女工。此前记者曾采访过一次这些女工，了解过她们的生活状况。这些从千里之外地农村来的妇女们，几乎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个能让人掉泪的故事――来自家庭、来自丈夫。
李枝梅是河北张家口一名农村妇女，今年是她外出打工的第七年。她拿给记者看的照片中有一张是她刚来北京时拍的，那时的她才20出头，一脸羞涩的笑满含着对这个大城市的向往。来北京的第三年，李枝梅如愿地和农村好了三年的男友结了婚。但是一年后，本来想着在家里相夫教子的李枝梅却不得不因为农村贫穷的生活再次离开家，离开丈夫。开始了相互思念的两地生活。
“挺想他的。”她说。记者明白，像她这样一个厚道的妇女是万万不会理解“性健康”这样的句子的。“那想他的时候怎么办？”记者问。“打电话挺费钱的，写信吧我也没什么文化。看看他的相片呗。”说到这儿，李枝梅已经很不好意思了。丈夫的照片夹在相册的第一页里。“你们有多久了没有过性生活？”记者又偷偷的问了一句。“有一年多了吧，去年正月我从家来的。”李枝梅的脸已经红了。
和李枝梅同屋的姐妹们还很多，44岁的赵大姐是打工者中年龄最大的。同屋的姐妹们都说她是个幸福的女人。“我和我们家孩子他爸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吵过架。一对儿女也很有出息。学习很好。如果不是因为孩子的学费挣不出来，他是绝不会让我也出来打工的。”赵大姐告诉记者。快人快语的她谈到自己的私生活时倒是没有太多的避讳，她说她出来已经有四年了，没有和丈夫好好地在一起呆上一个月。不是他出去打工，就是自己打工。习惯了听着丈夫的鼾声入睡，在刚刚分开时，很长时间不能适应，但是为了孩子，为了家，这寂寞两个人都得忍着。
“想呀，怎么会不想呢？结了婚这么久了，从来没有分开这么长时间。不想是假的。”四川来的一位大姐也说了她的感受，“身为女人，身边没有一个男人的日子的确是不好过。”
“鸳鸯梦”成了常常做的梦
采访中记者还了解了打工者当中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谁家的媳妇或者女朋友来信了，，一封信会被整个屋子的人传看上不知道多少回。先是笑着看，看到最后，大家便再不作声了。出来打工的人最知道钱不好挣，因此在自己身上每花一分钱都要精打细算的，但是唯独大家相约出去给家里的媳妇、女友、丈夫、男友买东西时，却无一人出手小器。
采访西上园小区工地的时，一个从湖北来的小伙子志刚给记者讲了一件他亲身体会的事：今年三月份，远在湖北老家的媳妇实在不放心三年没有回家的他，就从湖北千里迢迢地来到北京看他。知道了媳妇要来的消息后，志刚是又高兴又烦心。喜的是三年了没见媳妇的面，终于要见着了，而心烦的是媳妇来了住哪儿是个问题。实在没辙，小伙子咬牙取出了存了许久的500钱，准备带着媳妇找个便宜的小旅馆住下。但谁知，媳妇到的那一天同宿舍住的三十个人一个人都没有回来，细心的人们还用床单做了窗帘……
志刚媳妇在北京住了四个晚上后返回了老家。四天里，没有一个人回屋里打扰过他们夫妻一下。四天后，同屋的人们发现，志刚的媳妇用四天的时间拆洗了三十床被褥，洗了无数件衣裳……送走媳妇的志刚鼻子有点酸，看着床上干净一新的被褥，同伴们的鼻子也有点酸……
从那以后，工地上形成了这样一个规矩，无论是谁的媳妇来了，同屋的都想办法给他们腾屋。而也正是有了这个规矩之后，工人们的媳妇女友来的次数比以前多了。挤在别人屋里的伙伴无论多眼热，总会在入睡之前等着他们腾出那个屋里的灯灭了之后禁不住笑出声来。
当“性健康”成了民工的后顾之忧
流动人口的性问题是中国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侧影。这个侧影同时也牵出更多的问题。2002年底卫生部相关部门公布了一个统计数字：88%的外来人口患有轻重不同的“性压抑”症，“性压抑”的最直接表现是精力不够集中、不够充沛，以至于更多的外来人口身体素质下降，甚至会产生一些相关的病症。
2003年年初，司法部门对外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比例：外来人口犯罪主要以强奸与盗窃为主，而两者间的比例是3：1。深圳市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打工者愿意成为“二奶”，一个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工厂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和打工妹旺盛的性需要。
广东省相关部门已经把外来人口的性健康问题作为一个工作重点来抓。从妇联的专为未婚青年设立的“爱情桥”，到为打工夫妻开出的“鸳鸯房”，给全国各地的相关部门做出了表率。 “解决好外来工两性交往这个社会问题，政府责无旁贷，企业也要勇于承担，这不光是满足公民各种正常人性需求，实现公民利益的平等对待，对社会而言，更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姜凤龙告诉记者：“性权利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对打工人群也不例外，他们也有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打工者追求和谐的性愉悦无可厚非。”姜庭长还提出：必须遵循一定的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那些通过嫖娼来排解性压抑的行为，触犯了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应受到社会道德舆论的声讨和谴责。
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中国性学会秘书长胡佩诚提出：解决正处于青壮年打工人员的“性压抑”办法来自两个方面，当然最直接的办法是圆了他们的鸳鸯梦，通过夫妻团圆、介绍对象这样的方式从生理上解决他们的“性压抑”，而更重要的一个解决办法应该则是从心理上解决这一部分人的“性压抑”。相关部门应多为外地打工的民工提供极积良好的环境，让他们通过看书、看电视或者提供一些良好的娱乐活动来缓解这种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