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1日 星期五 14:34据6月19日《人民政协报》报道，中国财富的“集中度”问题在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专题讨论会上受到常委和委员的热切关注。政协委员蔡继明说，“我国在社会财富增长加速的同时，出现了财富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的倾向。中国权威部门的一份报告显示，0.4%的人掌握了70%的财富，财富集中度高于美国。
另据中新社的报道，由《香格里拉》杂志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实业家的理想生活”的调查报告6月15日出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61个城市中的近800名身家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接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过大”得到八成受访者认同。有专家认为，这一结果直接说明，作为一个对经济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阶层，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观点与公众仍能保持一致。同时， 被调查和随访中，近六成实业家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上流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更多的老百姓，社会财富在以几何增长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导致了极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状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等社会撕裂式的群体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改开之初，邓小平曾经把改革开放定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大量拿来，“效率优先”被放到了不容置疑的不适当的位置。新中国探索和形成的许多社会主义原则被抛弃和颠覆，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点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地做到，出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私有化和贫富差距。
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接近0.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造成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少数人瓜分成为私家财产。始于90年代初的企业市场化改革，“精英”们先是把全民所有性质的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改变了所有权。此后，“精英”们又以“产权不明晰”和“政企不分”为接口，要把剥夺了公民所有权的”国有企业”股份化、私有化。所谓“抓大放小”，其实就是保留少数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卖掉。众多国有企业纷纷被贱卖或改制，而瞬间成了少数人的私家财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如同白送，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人一夜暴富，广大工人在“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中被迫下岗失业。
第二，官商勾结，少数人利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中饱私囊。由于改革之初的“双轨制”，一些下海经商的官员，利用人脉关系，与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如能源、矿山资源，以及商贸、金融领域和后来的服务业等私营企业和改制的股份制企业，都有一些官员或明或等牍煞趾欤械墓煞荽渴?ldquo;关系股”和“权力股”。这种依附权利和公共资源的商业企业的暴利可想而知。这种官商合作，在股市、房地产中内外勾结、疯狂敛财行为更是令人咋舌。
第三，不法经营，牟取暴利。中国企业的诚信着实不敢让人恭维，许多中小企业是靠贿赂工商税务官员，偷税漏税而生存和赢利的，而工商税务官员也深谐生财之道，常常是对企业狮子大开口，然后又以“减免”税收，接受贿赂从中获利。就是一些大的知名企业，也严重存在以次充好、掺杂使假、虚假宣传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为了发财，已经置人民健康和断子绝孙于不顾。金钱的诱惑，已经使一些人的良知荡然无存。
第四，放弃按劳分配原则，“按资分配”使先富者越来越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它是保证劳动者权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途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被边缘化。随着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按劳分配已经被“按资分配”、“按权分配”所取代。没有了按劳分配，而又极度缺乏社会财富的二次调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近乎于无，可想而知，普通劳动者的富裕之路只能是改革“精英”们为劳动者许下的一个充饥画饼。一方面的是普通劳动者的低收入，一方面是企业高管们高的惊人的年薪。即使是“按资分配”，高官们天文数字的年薪也大大地离谱。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6500万，他一年的收入抵的上千名农民工一辈子的收入。
第五，畸形的国际竞争，使劳动者被剥削现象日益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靠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拉动增长，据中国权威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低的可怜，剥削现象十分突出，“山西黑砖窑”可见一斑。这些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世界第三，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国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但我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数据显示，我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六，官僚经济，少数人得利。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拉动型，除政府直接投资外，各级官员都在疯了般招商引资，个中缘由是巨大利益的驱动。同时由于长期实行劳动者低工资、低收入、低福利政策，形成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企业高管收入畸高。也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和少数资本家手中，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因此难于由民间消费拉动内需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政府拿4万亿救市，也再次说明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下的民生困境仍将继续。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回顾30年的改革，目睹中国贫富悬殊的现状，重温伟人的谆谆教诲，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不能不感到担忧。
目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并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措施。不仅第一次分配收入差距问题没有得到遏止，再分配调节措施也迟迟未见出台。而从我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和财政实力来看，政府应当而且也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问题，关键还是作不作为的问题。
在政协常委会议上，蔡继明委员建议国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财产税中的遗产税制度。蔡继明说：“个税起征点是一个小税种，本身对财富的集中不会产生影响。但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惠及部分中低家庭，尤其是部分个体商户，本身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家庭，这已经减轻了社会负担。”他还建议适时施行遗产税制度：“目前，我国的第一代富翁应该准备向下一代转移遗产了，但是收入的不公平不应该一代代相传，要适时提出遗产税，缩小收入差距。”
政协常委刘慕仁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存在地区、行业和贫富三大差距。其中贫富差距的社会影响最大。他建议，在制度上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建立制度保护合法财产，同时鼓励富人资助穷人。政协常委郑楚光特别提到“高管年薪”的问题，他对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中有些高管把直接收入变成了自己的福利待遇表示不满，他强调要打破垄断，调整分配。
贫富差距，利益冲突，发展成果共享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贫富差距不只是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问题，其实质是政治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问题。今年，适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认真反思改革出现的弊端，及早下决心解决，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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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据中新社的报道，由《香格里拉》杂志进行的一项关于“中国实业家的理想生活”的调查报告6月15日出炉，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61个城市中的近800名身家在千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民营企业家接受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贫富差距过大”得到八成受访者认同。有专家认为，这一结果直接说明，作为一个对经济生活有直接影响的阶层，他们对贫富差距的观点与公众仍能保持一致。同时， 被调查和随访中，近六成实业家认为目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上流社会。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有了巨大增长。但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更多的老百姓，社会财富在以几何增长的速度向少数人集中，导致了极大的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的状态，这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出现官民对立、贫富对立等社会撕裂式的群体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改开之初，邓小平曾经把改革开放定性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是在实际运行当中，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大量拿来，“效率优先”被放到了不容置疑的不适当的位置。新中国探索和形成的许多社会主义原则被抛弃和颠覆，如邓小平反复强调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这两点实际上都没有很好地做到，出现的是越来越严重的私有化和贫富差距。
中国财富及收入分布不均程度逐年升高并达到危险水平，已经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了《亚洲的分配不均》的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勇夺贫富差距之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接近0.5，成为世界上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造成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以下几个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国有资产在改制中被少数人瓜分成为私家财产。始于90年代初的企业市场化改革，“精英”们先是把全民所有性质的国营企业改为“国有企业”，一字之差，改变了所有权。此后，“精英”们又以“产权不明晰”和“政企不分”为接口，要把剥夺了公民所有权的”国有企业”股份化、私有化。所谓“抓大放小”，其实就是保留少数国有企业，大部分都卖掉。众多国有企业纷纷被贱卖或改制，而瞬间成了少数人的私家财产。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如同白送，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一些人一夜暴富，广大工人在“优化组合”、“减员增效”中被迫下岗失业。
第二，官商勾结，少数人利用公共资源和公权力中饱私囊。由于改革之初的“双轨制”，一些下海经商的官员，利用人脉关系，与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如能源、矿山资源，以及商贸、金融领域和后来的服务业等私营企业和改制的股份制企业，都有一些官员或明或等牍煞趾欤械墓煞荽渴?ldquo;关系股”和“权力股”。这种依附权利和公共资源的商业企业的暴利可想而知。这种官商合作，在股市、房地产中内外勾结、疯狂敛财行为更是令人咋舌。
第三，不法经营，牟取暴利。中国企业的诚信着实不敢让人恭维，许多中小企业是靠贿赂工商税务官员，偷税漏税而生存和赢利的，而工商税务官员也深谐生财之道，常常是对企业狮子大开口，然后又以“减免”税收，接受贿赂从中获利。就是一些大的知名企业，也严重存在以次充好、掺杂使假、虚假宣传等非法手段牟取暴利。三鹿毒奶粉事件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他们为了发财，已经置人民健康和断子绝孙于不顾。金钱的诱惑，已经使一些人的良知荡然无存。
第四，放弃按劳分配原则，“按资分配”使先富者越来越富。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它是保证劳动者权益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和途径。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被边缘化。随着外资、合资和私营企业的发展，按劳分配已经被“按资分配”、“按权分配”所取代。没有了按劳分配，而又极度缺乏社会财富的二次调节，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近乎于无，可想而知，普通劳动者的富裕之路只能是改革“精英”们为劳动者许下的一个充饥画饼。一方面的是普通劳动者的低收入，一方面是企业高管们高的惊人的年薪。即使是“按资分配”，高官们天文数字的年薪也大大地离谱。中国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6500万，他一年的收入抵的上千名农民工一辈子的收入。
第五，畸形的国际竞争，使劳动者被剥削现象日益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依靠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拉动增长，据中国权威机构的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27％得益于由劳动力队伍扩张和赡养率下降形成的人口红利。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低的可怜，剥削现象十分突出，“山西黑砖窑”可见一斑。这些年，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世界第三，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在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提高，劳动者无法分享到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国利润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迅速增加，但我国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却持续减少。数据显示，我国的工资总额占GDP的比例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
第六，官僚经济，少数人得利。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是政府拉动型，除政府直接投资外，各级官员都在疯了般招商引资，个中缘由是巨大利益的驱动。同时由于长期实行劳动者低工资、低收入、低福利政策，形成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过快，企业高管收入畸高。也正因为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和少数资本家手中，同时政府预算中民生开支比例过低，因此难于由民间消费拉动内需也就毫不奇怪了。这次应对经济危机，政府拿4万亿救市，也再次说明了中国经济高增长下的民生困境仍将继续。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只有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他还警告说：“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回顾30年的改革，目睹中国贫富悬殊的现状，重温伟人的谆谆教诲，每一个关心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不能不感到担忧。
目前，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虽然引起了政府的关注，但并没有放在突出的位置，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有力的措施。不仅第一次分配收入差距问题没有得到遏止，再分配调节措施也迟迟未见出台。而从我国政府庞大的财政收支规模和财政实力来看，政府应当而且也有能力缓解贫富差距问题，关键还是作不作为的问题。
在政协常委会议上，蔡继明委员建议国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改革财产税中的遗产税制度。蔡继明说：“个税起征点是一个小税种，本身对财富的集中不会产生影响。但是通过提高个税起征点，可以惠及部分中低家庭，尤其是部分个体商户，本身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了家庭，这已经减轻了社会负担。”他还建议适时施行遗产税制度：“目前，我国的第一代富翁应该准备向下一代转移遗产了，但是收入的不公平不应该一代代相传，要适时提出遗产税，缩小收入差距。”
政协常委刘慕仁等，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们认为，当前我国的分配格局存在地区、行业和贫富三大差距。其中贫富差距的社会影响最大。他建议，在制度上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力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问题；建立制度保护合法财产，同时鼓励富人资助穷人。政协常委郑楚光特别提到“高管年薪”的问题，他对能源、金融等垄断行业中有些高管把直接收入变成了自己的福利待遇表示不满，他强调要打破垄断，调整分配。
贫富差距，利益冲突，发展成果共享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并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和群体性事件的根源。贫富差距不只是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和经济问题，其实质是政治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什么人的问题。今年，适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认真反思改革出现的弊端，及早下决心解决，关系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和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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