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悠着点,慢着点 ——“贫富与欲望”漫谈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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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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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着点,慢着点 ——“贫富与欲望”漫谈
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2010年12月4日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似乎也不愁没钱。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勐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勐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勐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恶症候,都与发达国家在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态发展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给个出处。

这是何年何月何地讲的啊?
 
差不多两年以前的屁话,没有个具体交代不乱套了。
 
如今媒体生存竞争太残酷,在万维上的标题是:
莫言:我们要告诉那些富贵者他们有罪

我把本帖标题改了。

这样的标题属于篡改,除非不全文照发,改写成新闻报道。

原文中没有“我们要告诉那些富贵者他们有罪”这句话,就不能用“莫言:我们要告诉那些富贵者他们有罪 ”。

莫言那丫的似乎在朗诵圣经,人人都是罪人。
 
我把本帖标题改了。

这样的标题属于篡改,除非不全文照发,改写成新闻报道。

原文中没有“我们要告诉那些富贵者他们有罪”这句话,就不能用“莫言:我们要告诉那些富贵者他们有罪 ”。

这样的标题纯粹用来吸引眼球的,虽然其中一段与其不无关联: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这样的标题纯粹用来吸引眼球的,虽然其中一段与其不无关联: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你我他,都有罪。:D
 
央视:你幸福吗 莫言如此惊人回应
......

在被董倩追问「你幸福吗」时,莫言干脆地回答说「我不知道,我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什么压力。

「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重重,能幸福么?」莫言说,「我要说不幸福,那也太装了吧。刚得诺贝尔奖能说不幸福吗?」

......
 
说的是大实话,就是少了点大师的噱头 和气派。
 
莫言自述文学路

莫言2005年12月获颁香港公开大学荣誉博士学位后的演讲,值得一看。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YwODc5NTYw.html

文字整理(ZT自和讯网):
  
  我看到“莫言博士”这几个字,心里就忐忑不安,我怎么会变成博士呢?

  四十年前我从叔叔那里偷过一支博士牌钢笔,还被父亲痛骂一顿。“你还会用钢笔?铅笔都用不好。”谁知道过了四十年,博士这两个字竟然跟我的名字联系到了一起。(全场笑)

  几个月前,得到香港公开大学要授予我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我就立刻向父亲报告了。我说:“还记得当年您骂我吗?我偷了我叔叔的钢笔,您不是还笑话我吗?”他说:“有这事吗?”然后,他又问我:“博士大还是县长大?”我说:“这个很难比较,差不多吧,相当于副县长。”他就很高兴地说:“这个干部已经做得很大了。”总之,公开大学授予我这个学位,让我惶恐之至。其实感觉是浪得虚名,受之有愧。

  一般来说,博士要精通三门以上的语言,要著作等身,学贯中西,我就是会写两篇小说而已。中文都说得不流利,英文呢,学了“厕所”这个单词,现在也忘记了。所以我是没有语言财富的,起码我是没有语言天分的,在学外语方面。

  既然把荣誉博士学位授予了我,我自然非常高兴,也非常感谢。以后会经常把这个头衔在我的书上印出来。我也会把这一次接受学位时拍的照片,挂在我们家的墙壁上。让我父亲看看这个相当于副县级的职位,儿子还是有点出息的。(全场笑)

小时候的志向就是怎样填饱肚子

  刚才校长阁下说,莫言是一个有远大志向的作家。这对我绝对是一个夸奖,我从来没有远大志向。我的志向、我的野心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而逐渐膨胀的。

  小的时候,我的志向和小动物相同。我出生的年代是上个世纪50年代,童年正遇上中国内地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那时候,吃饭、穿衣都非常成问题。有很多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每天一睁眼想到的就是怎样搞到一点东西吃,来填饱自己的肚子。

  至于穿衣,更无所谓了。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在十岁以前,基本上是赤身裸体的,没有那么多衣服。如果到了夏天,你到我们村庄去,会看见那些小孩都是光着屁股的。并不是我们喜欢裸体,而是确实没有衣服穿。一直到我20岁的时候,一年也只有两件衣服。夏天一件褂子,冬天在这件褂子里面再套上一件褂子,中间铺上一层棉花。

  在这种状况下说一个人有什么远大志向,那绝对是夸张。人都是物质环境的产物,只有在吃得很饱、穿得很暖、住得很舒适的情况下,才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想法,才会有关于文学、关于艺术的追求和要求。

  除去个别的天才以外,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孩子,都没有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联想。当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怎么样能吃上一顿饱饭,怎么样能够进入城市,怎么样可以脱离农村。这种愿望实际上是那时候很多年轻人的最高理想。

作家梦源于一天可以吃三顿饺子

  没有远大志向,怎么又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呢?这也跟我居住的村庄的邻居有关系。

  在我十多岁的时候,我的邻居里有一个大学毕业生。1957年,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一些在校的大学生,他们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我这个大学生邻居,在学校里被划成了右派,当然现在叫错划成右派。

  大学生跟我们一起劳动,他是中文系的,后来也做过中学语文教员,对文学比较了解。他经常在劳动的间隙,向我们灌输一些有关文学的话题。

  他说在济南的时候,认识山东省一个有名的作家,这个作家特别腐败。我问究竟腐败到什么程度,他说这个作家一天三顿吃饺子。我们当时认为,只有神仙才有可能一天吃三顿饺子。因为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饺子。只有在好年景的时候,除夕夜里能吃一顿饺子。而且那饺子还是两种皮的,一种是黑皮黑面的,一种是白皮白面的。这个作家竟然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我当时就问他:“叔叔,如果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小说来,可不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他说:“当然可以!”(全场笑)所以说,我最初关于文学、关于当作家的梦想就是从一天三顿吃饺子开始的。

  那时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那个时候的文学,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戏剧只有八个样板戏,小说也就那么十几部,作家也只有那么一个。即使是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被称作红色经典的小说,在“文革”期间也被禁止了。小说已经变成了政治的一种宣传品。我们能读到的,也就是当时流行的“三突出”。

  那个时候让我产生文学梦想,实行起来也非常困难,搞一支笔、几张纸都不容易。但我还是在1973年的时候,拿起笔来想尝试写一篇小说。小说的第一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 。

  当时,我不知道人坐着气球不可以飘过来。能够坐着气球飘过来的是台湾的传单。我们那个地方离青岛比较近。到了春天,一旦刮东南风的时候,会有从台湾飘来的气球带着宣传品在我们的头上降落。我们捡起来看,看到台湾的楼很漂亮,人穿得也很漂亮。当时如果有谁藏了这些传单不上交的话,就可能要吃很大的苦头。但是通过这些飘过来的东西让我们也知道,台湾人生活得不像我们宣传的那么差。当然在刮西北风的时候,我们的气球也往台湾飘,也把大陆最漂亮的东西给他们看。总而言之,我是在社会的经济如此贫困、社会的政治环境如此压抑的情况下出生长大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产生的文学梦想离真正的文学理解相距甚远。

看了书才有了一些真正的文学概念

  我那时理解的小说,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小说是不一样的。后来我把从村里借来的一些书看了以后,也有了一些关于真正文学的概念。

  村庄里总还是有那么十几部书。比如我们村庄里就有《三国演义》、《聊斋志异》、《隋唐演义》这些古典章回体小说。这些小说我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换来的,有时候是帮人家干活,有时是用别的东西交换。

  把村里这十几本书看完以后,我以为自己已经把天下所有的书都读完了。当兵以后,我进了一个县里的图书馆,才发现原来如此多的书我还没有读过。那还只是一个县的图书馆,如果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图书馆,更会觉得自己把一辈子时间都用来读书,也是读不完的。

用莫言这个笔名是要告诫自己少说话

  当然,刚才校长阁下也说,我是一个敢于讲实话的作家,这一点我确实是同意的。如果因为我说实话,授予我荣誉博士的话,我倒认为当之无愧。

  因为我想我们生活的环境,实际上是在一种双重话语里面。在“文化大革命”前后,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二三十年之间,中国人都有两套话语体系:一套是在外面的时候,对着社会讲的,这都是假话、套话,都是豪言壮语,都是口号;另外一套就是在家里面讲的,父母教育子女的时候讲的,或者是夫妻之间的对话。当然有时候到了十分极端的时候,夫妻之间也不敢说真话。因为刚刚说了真话,第二天就被老婆告了。儿子跟父亲之间也不敢讲真话了,搞不好父亲刚讲的真话马上被儿子出卖了。

  村里开批斗大会的时候,我的父亲也都慷慨激昂,用非常原始的诅咒的方式来进行革命。我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儿童,也深切地感觉到,大人们都是戴着一副面具的。而小孩如果在外面敢于说真话,回家马上就会受到惩罚。

  我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愿意说话的孩子,十分饶舌,在农村被叫做“炮孩子”。这个小孩说话特别无边无垠,特别喜欢传话,特别喜欢对着人说话。后来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做《四十一炮》,里面那个“炮孩子”就有我的影子。

  因为我特别喜欢说话,也因为我特别喜欢说真话,给家里带来过很多麻烦。我看过台湾飘过来的传单,当村里人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候,我说:“他们的楼特别好看。”这话可不得了,他们马上把我的父亲叫到大队的办公室,跟我父亲讲,你儿子今天都讲了什么了?当然我父亲回去之后马上就收拾我。

  因为我喜欢说话,乱说话,确实让我的父母非常恼怒。他们经常会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说那么多话?难道别人还会把你当成哑巴卖掉吗?如果再乱说,就找一根麻绳子把你的嘴巴缝起来。”后来我的姐姐也反对我,她说即使是用麻绳把他的嘴缝起来,从缝隙里也会漏出话来。

  于是,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就使用了一个笔名叫做莫言。莫言就是告诫自己要少说话。事实证明,我一句话也没有少说,特别是在一些庄严的场合说出实话来。

不会为迎合某些读者而改变创作主张

  我认为讲真话毫无疑问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讲真话,那么这个作家就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因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肯定是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地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如果有谁想用文学来粉饰现实,用作品来赞美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是很值得怀疑的。

  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恶的成分。所以我的小说发表以后,有的读者不高兴,因为我把人性丑的部分暴露得太过厉害,把社会上一些地方暴露得太真实了。对于这些触及人类灵魂、暴露人类灵魂丑恶的作品,他们觉得很受刺激。

  我最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后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哪怕只剩下一个读者,我也要这样写。”我不可能因为某些读者不喜欢我这样的写法,就改变我自己的文学主张。

  当然,讲真话,也有多种多样的讲法。随着文学的发展,完全像18、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如实、真实地再现现实,我觉得这样的作品已经到达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有了这样难以超越的高峰,逼得后来的作家要另辟蹊径,所以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变形的现代主义文学、现代小说、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才有了卡夫卡,才有了法国的新小说派。

  当然这些文学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万事万物,并不是那么真实地表现。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形、夸张、扭曲恰好像放大镜一样,或者像电影的特写镜头一样,更加真实地再现了社会的某些真实部分。我认为它并没有背离真实原则。

  像我们的祖先山东的蒲松龄,他写妖、写鬼、写狐狸,看起来是夸张、变形、虚幻,但是他对社会的暴露,比那些写实的小说来得更深刻、集中。

想象力来自于饥饿和恐惧

  刚才校长阁下也说了,莫言是一个很有想象力的作家,小说的语言非常生动。关于想象力,我觉得我的想象力确实还是不错的,为什么说不错呢?因为我的想象力是饿出来的。(全场笑)

  人在饥饿的时候,特别容易产生幻觉,当然这些幻觉都和食物有关系。所以统观我的作品,里面描写人对食物的幻想的章节有很多很多。写吃、喝的地方很多,写人身体的感觉、肉体的、感观的地方很多。

  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批评我觉得是赞美。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描写一个事物,我要动用我的视觉、触觉、味觉、嗅觉、听觉,我要让小说充满了声音、气味、画面、温度。

  当然我还是有思想的。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因为作家在理性力量太过强大的时候,感性力量势必受到影响。小说如果没有感觉的话,势必会干巴巴的。

  好的小说应该像一条有人气的街一样,充满了各种声音和气味,有各种各样的温度,让人仿佛置身其中。如果不把身体全部的感官调动起来,小说势必写得枯燥无味。

  我的想象力来自于长期的饥饿。我在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被学校赶出来了。我牵着两头牛,一个人在田野里放牧。家太远,有时候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就带一点干粮,只有牛跟我在一起。我经常可以从牛的眼睛里看见自己的倒影。

  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躺着看天上的白云;听鸟叫、听青草生长的声音;闻大地散发出的气味、各种各样的花草散发出的气味……跟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很长时间孤独地跟动物在一起的状态,都让我想入非非。

  当我成为一名作家以后,小时候的苦难生活变成了一种宝贵的创作资源和财富。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二十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至于想象力,也有外面的东西。我们山东高密这个地方,虽然离青岛很近,但它在几十年来,一直是比较封闭、落后的。这个地方离写《聊斋志异》的伟大作家的故乡,相隔大概两三百里。

  我当年在乡村的时候,经常听老人讲很多有关鬼神的故事。我就想究竟是蒲松龄听了祖先说的那些鬼神的故事,把它写到书里去,还是我的祖先里面有文化的人读了聊斋再把故事转述给我呢?我搞不清楚。我想这两种状况可能都有。在这么一个神话鬼怪比较发达的地方,人因为恐惧也会产生想象力。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经常会死人,我们村里最高纪录是一天死了18个人。村周围是一片荒原,那时候没有电,我们村是1982年才通了电。没通电之前,只有煤油灯。煤油也是限量供应的,每年只有两斤,轻易是不会点灯的。

  人一旦到了这种环境,特别是在夜晚,巨大的恐惧就产生了。你就感觉周围产生了各种各样神秘的、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在走路的时候,你就感觉有一个声音在跟随着你。你走到一棵大树下、走到河边、走到坟墓、走到胡同拐角的地方,都可能暗藏着一个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鬼怪。

  我们小时候既怕又喜欢听这种故事,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害怕。经常是听完了故事,谁也不敢往家走。我的办法是一出门就高唱革命样板戏,大声吼叫。一进家门,我母亲就问:“你喊什么?”我说:“害怕。”

作家要千方百计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有大陆的批评家批评过我的语言。我的小说的语言非常庞杂,既有古典的书面语言,也有读西方的小说翻译过来的语言,更多的还是乡土语言。

  我们山东话跟普通话比较接近。山东话里的很多土话土语如果把它们写到纸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很典雅的古语。一把刀锋利,我们肯定不说“锋利”,而说 “风快”,像风一样快;一个姑娘特别漂亮,我们肯定不说她特别漂亮,而说“奇俊”;天气特别热,我们说“怪热”。这都是些方言土语,但是把它写到小说里,就特别具有感染力。

  我觉得方言土语写到小说里,就必须符合普通话的原则,能够被大多数人读懂。如果像江浙、广东话、香港土语一样写到小说里去,那我们全不懂了。第一次来香港,我就发现香港带口字边的字特别多,看了半天满头雾水。(全场笑)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议,讨论了方言土语的问题。马悦然同志讲,巴金小说里的对话语言有很多四川话。我说,一个作家如果要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小说语言,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把小说里的人物的对话用方言土语来说,而是应该努力地把方言土语改造成叙述语言,这样对汉语语言发展才会产生影响。好的作家,或者说一个真正的文学家,应该千方百计地丰富本民族的语言。

丰富的文学资源隐藏在民间

  我想任何一门艺术,包括文学,当它发展到一个极端需要变革的时候,无非是借助两种力量:一种是借助外来的力量;另外一种就是在民间寻找。

  中国真正的文学,或者说能够跟世界对话的文学,超越了狭隘的阶级观念的文学,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们所接触的西方小说比香港、台湾晚了整整20年。后来我到台湾去跟张大春、朱天心这些作家交流,发现他们在60年代读过的书,我们直到80年代才读到。大量阅读西方的小说,开阔了这批小说家的眼界。比如我当年读了马尔克斯,读了卡夫卡,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我觉得很遗憾,我们高密乡的很多神怪故事比拉丁美洲一点不差嘛!

  到80年代中期,我觉悟到西方的马尔克斯、福克纳、海明威,他们就像炼钢的火炉一样是灼热的。如果靠得太近的话,我们就被烤掉了,熔化了,蒸发了。我们必须远远地离开他们,必须要千方百计地写出一种跟他们不一样的小说来。这就需要去民间寻找,在民间故事、口头传说、民间文化、民间口语里面寻找,所以说文学丰富的资源还是隐藏在民间。当然这个民间,并不是指偏僻、荒凉的农村,城市也是民间,它是广义的、另类意义的民间。

  西方的小说对我们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使我们从1949年到1979年这30年来,形成的文学观念土崩瓦解,作家的思想真正得到解放。作家们从民间、个人的生活里汲取了创作资源,这才有了中国当今小说的现状,这才有了勉强可以让葛浩文教授(Howard Goldblatt,美国著名翻译家)愿意翻译的小说……
 
这么说, 扎根在渥村, 扮成各类牛鬼蛇神互掐, 编成故事是民间的, 乡土的; 也是丰富的文学资源. CFC, jiayou!
 
悠着点,慢着点 ——“贫富与欲望”漫谈
在东亚文学论坛上的演讲——2010年12月4日

感谢而且佩服日本朋友们,为论坛选择了这么一个丰满的议题。人类社会闹闹哄哄,乱七八糟,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看上去无比的复杂,但认真一想,也不过是贫困者追求富贵,富贵者追求享乐和刺激——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点事儿。中国古代有个大贤人司马迁说过:“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过:“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中国的老百姓说:“穷在大街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无论是圣人还是百姓,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文盲,都对贫困和富贵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为什么人们厌恶贫困?因为贫困者不能尽情地满足自己的欲望。无论是食欲还是性欲,无论是虚荣心还是爱美之心,无论是去医院看病不排队,还是坐飞机头等舱,都必须用金钱来满足,用金钱来实现,当然,如果出生在皇室,或者担任了高官,要满足上述欲望,大概也不需要金钱。富是因为有钱,贵是因为出身、门第和权力。当然,有了钱,也就不愁贵,而有了权力似乎也不愁没钱。因为富与贵是密不可分的,可以合并为一个范畴。

  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但孔夫子说:尽管希望富贵是人的正当欲望,但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的富贵是不应该享受的。贫困是人人厌恶的,但不用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是不可取的。时至今日,圣人二千多年前的教导,早已变成了老百姓的常识,但现实生活中,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的人比比皆是,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但没受到惩罚的人比比皆是,虽然痛骂着那些用不正当的方式脱贫致富了的人,但只要自己有了机会也会那样做的人更是比比皆是,这就是所谓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

  古之仁人君子,多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像孔夫子的首席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三国时高人管宁,锄地见金,挥锄不顾。同锄者华歆,捡而视之,复掷于地,虽心生欲望,但能因为面子而掷之,已属不易。庄子垂钓于濮水,楚王派两个使臣请他去做官,他对两个使臣说:楚国有神龟,死后被楚王取其甲,用锦缎包裹,供于庙堂之下,对神龟来说,是被供在庙堂之上好呢?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呢?使臣说,那当然还是活着在烂泥塘中摇尾巴好。庄子的这则寓言,包含着退让避祸的机心。

  尽管古人为我们树立了清心寡欲、安贫乐道的道德榜样,但却收效甚微。人们追名逐利、如蚊嗜血、如蝇逐臭,从古至今,酿成了无量悲剧,当然也演出了无数喜剧。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当然会把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研究和描写的最重要的素材。文学家大多也是爱财富逐名利的,但文学却是批判富人、歌颂穷人的。当然文学中批判的富人是为富不仁、或通过不正当手段致富的富人,文学中歌颂的穷人也是虽然穷但不失人格尊严的穷人。我们只要稍加回忆,便能想出许许多多的文学中的典型人物,作家在塑造他们的性格时,除了给予生死的考验和爱恨情仇的考验之外,经常使用的手段,那就是把富贵当成试金石,对人物进行考验,经过了富贵诱惑的自然是真君子,经不住富贵诱惑的便堕落成小人、奴才、叛徒或是帮凶。当然,也有许多的文学作品,让他的主人公,借着金钱的力量,复了仇,雪了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有的文学作品,让自己的善良的主人公,有了一个富且贵的大团圆结局,这就又从正面肯定了富贵的价值。

  人类的欲望是填不满的黑洞,穷人有穷人的欲望,富人有富人的欲望。渔夫的老婆起初的欲望只是想要一只新木盆,但得到了新木盆后,她马上就要木房子,有了木房子,她要当贵妇人,当了贵妇人,她又要当女皇,当上了女皇,她又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让那条能满足她欲望的金鱼做她的奴仆,这就越过了界限,如同吹肥皂泡,吹得过大,必然爆破。凡事总有限度,一旦过度,必受惩罚,这是朴素的人生哲学,也是自然界诸多事物的规律。民间流传的许多具有劝诫意义的故事都在提醒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据说印度人为捕捉猴子,制作一种木笼,笼中放着食物。猴子伸进手去,抓住食物,手就拿不出来。要想拿出手来,必须放下食物,但猴子绝对不肯放下食物。猴子没有“放下”的智慧。人有“放下”的智慧吗?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有,有的人有的时候没有。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美女的诱惑,有的人能抵挡金钱美女的诱惑,但未必能抵挡权力的诱惑,人总是会有一些舍不得放下的东西,这就是人的弱点,也是人的丰富性所在。

  中国的哲学里,其实一直不缺少这样的理性和智慧,但人们总是“身后多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贪婪是人的本性,或者说是人性的阴暗面。依靠道德劝诫和文学的说教能使人清醒一些,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佛教就用“万事皆空,万物皆无”来试图扼制人的贪欲,因为贪欲是万恶之源,也是人生诸般痛苦的根源。于是,就有了《红楼梦》里的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要控制人类的贪欲,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还是法律,法律如同笼子,欲望如同勐兽。人类社会千百年来所做的事,也就是法律、宗教、道德、文学与人的贪欲的搏斗。尽管不时有勐兽冲出牢笼伤人的事件,但基本上还是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需要克制欲望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只有克制欲望才能实现。一个人的欲望失控,可能酿成凶杀;一个国家的欲望失控,那就会酿成战争。由此可见,国家控制自己的欲望,比每个人控制自己的欲望还要重要。

  在人类社会中,除了金钱、名利、权势对人的诱惑之外,另有一最大的也是致命的诱惑就是美色的诱惑。这问题似乎与女性无关,但其实也有关。历史上曾经爆发过因为争夺一个美女而发生的战争,也曾经因为美女,而让某些统治者丢掉了江山社稷。绝对地否定色欲当然不对,因为没了这欲望,人类社会也就无法延续。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人的性欲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多半是口是心非,尽管深宫中妻妾成群,但民间却要存天理灭人欲,男女之情,被视为洪水勐兽。这样的观念,体现在封建王朝的法律和道德中。对于人类贪婪的财富欲望和权势欲望,文学与法律、道德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但对于性欲,尤其是升华为爱情的性欲,文学作品却经常地另唱别调,有时甚至扮演吹鼓手的角色。中国有《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外国有《卡特莱夫人的情人》。这也是一个文学的永恒的主题,没有男女之间的欲望,没有情与爱,似乎也就没有了文学。

  毫无疑问,贫富与欲望,依然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痛苦或者欢乐的根源。中国人近年来的物质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个人的自由度较之以前也有了大幅度的宽松,但人们的幸福感却没有多大的提高。因为财富分配不公,少数人利用不正当的手段致富导致的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主要原因。而那些非法致富的暴发户们的骄奢淫逸、张牙舞爪又引起了下层百姓的仇视,以至于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仇富心理,而富豪与权势的勾结又制造出种种的恶政和冤案,这就使老百姓在仇富心理之外又加上一种仇官心理。仇富与仇官的心理借助网络这一现代化的传播方式,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滔天巨浪,既使某些人物和阶层谈网色变,恶行有所收敛,但网络自身也成为藏污纳垢的场所。

  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科技救国的口号,三十多年前,中国的政治家提出科技兴国的口号。但时至今日,我感到人类面临着的最大危险,就是日益先进的科技与日益膨胀的人类贪欲的结合。在人类贪婪欲望的刺激下,科技的发展已经背离了为人的健康需求服务的正常轨道,而是在利润的驱动下疯狂发展以满足人类的——其实是少数富贵者的病态需求。人类正在疯狂地向地球索取。我们把地球钻得千疮百孔,我们污染了河流,海洋和空气,我们拥挤在一起,用钢筋和水泥筑起稀奇古怪的建筑,将这样的场所美其名曰城市,我们在这样的城市里放纵着自己的欲望,制造着永难消解的垃圾。与乡下人比起来,城里人是有罪的;与穷人比起来,富人是有罪的;与老百姓比起来,官员是有罪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官越大罪越大,因为官越大排场越大欲望越大耗费的资源就越多。与不发达国家比起来,发达国家是有罪的,因为发达国家的欲望更大,发达国家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胡折腾,而且还到别的国家里,到公海上,到北极和南极,到月球上,到太空里去瞎折腾。地球四处冒烟,浑身颤抖,大海咆哮,沙尘飞扬,旱涝不均等等恶症候,都与发达国家在贪婪欲望刺激下的科技病态发展有关。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文学其实担当着重大责任,这就是拯救地球拯救人类的责任,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用不正当手段获得了财富和权势的富贵者们,他们是罪人,神灵是不会保佑他们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虚伪的政治家们,所谓的国家利益并不是至高无上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是人类的长远利益。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一千条裙子,一万双鞋子的女人们,她们是有罪的;我们要用我们的作品告诉那些有十几辆豪华轿车的男人们,他们是有罪的;我们要告诉那些置买了私人飞机私人游艇的人,他们是有罪的,尽管在这个世界上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但他们的为所欲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即便他们的钱是用合法的手段挣来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那些暴发户们、投机者们、掠夺者们、骗子们、小丑们、贪官们、污吏们,大家都在一条船上,如果船沉了,无论你身穿名牌、遍体珠宝,还是衣衫褴褛不名一文,结局都是一样的。

  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向人们传达许多最基本的道理:譬如房子是盖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如果房子盖了不住,那房子就不是房子。我们要让人们记起来,在人类没有发明空调之前,热死的人并不比现在多。在人类没有发明电灯前,近视眼远比现在少。在没有电视前,人们的业余时间照样很丰富。有了网络后,人们的头脑里并没有比从前储存更多的有用信息;没有网络前,傻瓜似乎比现在少。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们知道,交通的便捷使人们失去了旅游的快乐,通讯的快捷使人们失去了通信的幸福,食物的过剩使人们失去了吃的滋味,性的易得使人们失去恋爱的能力。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没有必要用那么快的速度发展,没有必要让动物和植物长得那么快,因为动物和植物长得快了就不好吃,就没有营养,就含有激素和其它毒药。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在资本、贪欲、权势刺激下的科学的病态发展,已经使人类生活丧失了许多情趣且充满了危机,我们要通过文学作品告诉人们,悠着点,慢着点,十分聪明用五分,留下五分给子孙。

  我们要用文学作品告诉人们,维持人类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质是空气、阳光、食物和水,其他的都是奢侈品,当然,衣服和住房也是必要的。我们要用我们的文学作品告诉人们,人类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当人们在沙漠中时,就会明白水和食物比黄金和钻石更珍贵,当地震和海啸发生时,人们才会明白,无论多么豪华的别墅和公馆,在大自然的巨掌里都是一团泥巴;当人类把地球折腾得不适合居住时,那时什么国家、民族、政党、股票,都变得毫无意义,当然,文学也毫无意义。

  我们的文学真能使人类的贪欲,尤其是国家的贪欲有所收敛吗?结论是悲观的,尽管结论是悲观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努力,因为,这不仅仅是救他人,同时也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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