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只说电影。
《王的盛宴》，从开映前序宣传上，没有《一九四二》的排场。事实上，它要让人坐下来看完，对观众的定性要求有点高。不过，其中有个别情节，会让你觉得，心被拨动了一下；这在现在中国导演的片子里，已不多见了。
其实说到《一九四二》，上次说的两句，或许导致了些误解。其实，在我的字典里，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是中性词。在我们的中文里面，许多词汇在历史的变迁中，因为种种时代原因，这些词被掌握话语权的人篡改或者滥用，或者干脆贴上标签，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面目全非了。甚至他们被颠倒或者强加了褒贬的表达，以至于后来被当做初始的意思来使用时，已经不能被人理解为正确的含义了。有些例子，比如“无度不丈夫”，后来被我们所知时已经变成了“无毒不丈夫”等等，在我们习惯了误用它们的时候，自己剩下的就是一声叹息了。
关于《一九四二》，满怀期待的人们或许忽略了冯小刚所在立场和其表达语境的信息。可能有3点小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第一，冯小刚在拍摄《一九四二》的时候，已经不像从前的创作过程，能够起早贪黑沉浸在自己作品的创作里面。他在谈及自己的疲劳时，说到，《一九四二》的拍摄，不像以前作品拍摄时，剧组人员拿着测光表告诉他，光线不行了；而是他会时常在下午早早地就问别人，光线是不是太暗了，可以收工了？
第二，冯小刚自己坦诚，他早年入行开始，再从美工开始做导演，确实很大成分是因为做电影的经济回报让人倍感诱惑。但是到了今日，已经赚得盆丰钵满的他，已经不是被电影的魅力牵着走，而是被华谊兄弟的拍片合约的压力推着走了。他在为华谊再拍10部的压力下，那种工作的动力已经基本转换成仅剩压力了。而影片实际的价值探索、对于宏大叙事的把握调度、情节细节的表现手法等上面，有些三心二意或者得过且过的痕迹。这些情况，比较起冯小刚导演在宣传攻势中，把自己前面的观众缘已经作为最大赌注来劝解观众相信他相信华谊兄弟的力度，让人感觉到的冯导的宣传是一种生意场上的豪赌，甚至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忽悠。这不免让人替冯导捏了一把汗，要是这电影根本没达到实现宣传的深度，受众今后把他完全当做叫卖的生意人，那么与华谊未完成的合约，他是不是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忽悠下去了。
第三，其实冯小刚在角色上的代言，并不是纯草根“栓柱”，而是“老东家”。在一个“黑猫白猫”的时代中，冯小刚导演是一只抓到了耗子的猫，故而，冯导对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感受，不是《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时候的想法了。在谈及涉及贫富差距与社会现状的时候，冯小刚说到了他在酒局上戏谑富豪朋友的段子：冯导劝他们在劳斯、奔驰之外，备一辆小面，以备动乱之中奔向首都机场再逃亡国外的第一步当中，不要被仇富者干掉在这逃亡伊始中了。曾经的草根既然已是东家的阶层，操的必然是东家阶层的心了。
冯导的创作状态，是在一个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中，立场站在既得利益的群体当中的一个既得利益者既有的思路——别出事比啥都好。他深深忧虑着因为先天政治制度造成的贪腐，恐会造成他这类“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因为片面偏激的仇富，而受到牵连。但是许多一厢情愿的善良观众，在事先铺天盖地的价值观相关宣传当中，误以为冯导是借历史为镜，借古喻今或者借古讽今。其实，冯导只是担忧而已，他是无力也无意针对让他获得第一桶金的这同一个制度的。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张艺谋导演从《活着》到《英雄》那种对绝对权力的态度的改变。
这里面的误会，恐怕观看了片子之后，才会有个答案。对于这场饥荒灾害的原因，由于原创小说一定程度的限制，再加上骑墙的立场选择，冯导其实不愿意也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和反思。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观众从电影中得到的最深感受其实只是“惨”，而并非“怒”的原因。因为，其实冯导站在自己的代言人“老东家”背后，担心的是社会动乱会让自己从“东家”变成“逃荒”者，好日子过不下去了，从而失去了奋斗多年的阶级优越感，而并非是为最底层的人去反思或者探究制度导致的亡国之殇。很简单，冯导早已经失去了他想代言的那个阶层的亲身体验，并且变成能够体谅出当政者，尤其李培基这类中层官员的左右为难、无能为力的现实的导演了。
对于冯导以这部影片所作出的社会及制度反思的揣测，确实是观众和影评人的一厢情愿。这种观众自己猜测出来（或者说被宣传攻势暗示和引导出来）的创作初衷，其实从立意和创作手法上，都没得到很好的展现。
国内的导演，太喜欢用宏大叙事太探索人性、制度、历史综合的题材了，但是把握这类题材的能力尚未具备和成熟之前，在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当中，他们的立场和角度就已经发生变化了，遗憾的是，他们叙事（讲故事）的技巧却迟迟也没有跟上来。
《王的盛宴》，因为太多深意太过想表达，但局限于演员台词明显滞后于表演（或许是陆川对于演员台词功力的不自信），本应用人物对话展现的那些丰富故事，都被大段的旁白取代了。当然，刘烨台词的薄弱，与吴彦祖中文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刘邦的角色大多用旁白表现，而吴彦祖的项羽只能被配音的缘由。
但从另一方面看，着重刻画个体人物的内心，是陆川在这种历史群戏中比较刻意的尝试。这种探索，其实才是一个好的探索途径，当国内的导演们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及故事展现中捉襟见肘的时候，抓住1、2个人物下功夫着重刻画，还是能有闪光之处的。可能因为陆川还年轻，还放得下“俺是大导演，电影必须要有排场”的虚荣。所以，王的盛宴很多主要人物虽然乏善可陈（从一开始就是个摆设或者后来无奈放弃着墨），但是有几个3,4号角色，倒是体现出陆川对于人性的一种独到体验，让人有些许感动。这几个人物带来的人际间误会的深深痛楚，还是有味道的，虽然《王的盛宴》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只是陆川的一家之言。
《王的盛宴》，从开映前序宣传上，没有《一九四二》的排场。事实上，它要让人坐下来看完，对观众的定性要求有点高。不过，其中有个别情节，会让你觉得，心被拨动了一下；这在现在中国导演的片子里，已不多见了。
其实说到《一九四二》，上次说的两句，或许导致了些误解。其实，在我的字典里，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是中性词。在我们的中文里面，许多词汇在历史的变迁中，因为种种时代原因，这些词被掌握话语权的人篡改或者滥用，或者干脆贴上标签，都已经不是原来的意思，而面目全非了。甚至他们被颠倒或者强加了褒贬的表达，以至于后来被当做初始的意思来使用时，已经不能被人理解为正确的含义了。有些例子，比如“无度不丈夫”，后来被我们所知时已经变成了“无毒不丈夫”等等，在我们习惯了误用它们的时候，自己剩下的就是一声叹息了。
关于《一九四二》，满怀期待的人们或许忽略了冯小刚所在立场和其表达语境的信息。可能有3点小细节，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
第一，冯小刚在拍摄《一九四二》的时候，已经不像从前的创作过程，能够起早贪黑沉浸在自己作品的创作里面。他在谈及自己的疲劳时，说到，《一九四二》的拍摄，不像以前作品拍摄时，剧组人员拿着测光表告诉他，光线不行了；而是他会时常在下午早早地就问别人，光线是不是太暗了，可以收工了？
第二，冯小刚自己坦诚，他早年入行开始，再从美工开始做导演，确实很大成分是因为做电影的经济回报让人倍感诱惑。但是到了今日，已经赚得盆丰钵满的他，已经不是被电影的魅力牵着走，而是被华谊兄弟的拍片合约的压力推着走了。他在为华谊再拍10部的压力下，那种工作的动力已经基本转换成仅剩压力了。而影片实际的价值探索、对于宏大叙事的把握调度、情节细节的表现手法等上面，有些三心二意或者得过且过的痕迹。这些情况，比较起冯小刚导演在宣传攻势中，把自己前面的观众缘已经作为最大赌注来劝解观众相信他相信华谊兄弟的力度，让人感觉到的冯导的宣传是一种生意场上的豪赌，甚至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忽悠。这不免让人替冯导捏了一把汗，要是这电影根本没达到实现宣传的深度，受众今后把他完全当做叫卖的生意人，那么与华谊未完成的合约，他是不是也就只能硬着头皮忽悠下去了。
第三，其实冯小刚在角色上的代言，并不是纯草根“栓柱”，而是“老东家”。在一个“黑猫白猫”的时代中，冯小刚导演是一只抓到了耗子的猫，故而，冯导对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感受，不是《不见不散》《没完没了》时候的想法了。在谈及涉及贫富差距与社会现状的时候，冯小刚说到了他在酒局上戏谑富豪朋友的段子：冯导劝他们在劳斯、奔驰之外，备一辆小面，以备动乱之中奔向首都机场再逃亡国外的第一步当中，不要被仇富者干掉在这逃亡伊始中了。曾经的草根既然已是东家的阶层，操的必然是东家阶层的心了。
冯导的创作状态，是在一个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中，立场站在既得利益的群体当中的一个既得利益者既有的思路——别出事比啥都好。他深深忧虑着因为先天政治制度造成的贪腐，恐会造成他这类“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因为片面偏激的仇富，而受到牵连。但是许多一厢情愿的善良观众，在事先铺天盖地的价值观相关宣传当中，误以为冯导是借历史为镜，借古喻今或者借古讽今。其实，冯导只是担忧而已，他是无力也无意针对让他获得第一桶金的这同一个制度的。这种情况，十分类似于张艺谋导演从《活着》到《英雄》那种对绝对权力的态度的改变。
这里面的误会，恐怕观看了片子之后，才会有个答案。对于这场饥荒灾害的原因，由于原创小说一定程度的限制，再加上骑墙的立场选择，冯导其实不愿意也没有做出明确的交代和反思。这就是为什么，其实很多观众从电影中得到的最深感受其实只是“惨”，而并非“怒”的原因。因为，其实冯导站在自己的代言人“老东家”背后，担心的是社会动乱会让自己从“东家”变成“逃荒”者，好日子过不下去了，从而失去了奋斗多年的阶级优越感，而并非是为最底层的人去反思或者探究制度导致的亡国之殇。很简单，冯导早已经失去了他想代言的那个阶层的亲身体验，并且变成能够体谅出当政者，尤其李培基这类中层官员的左右为难、无能为力的现实的导演了。
对于冯导以这部影片所作出的社会及制度反思的揣测，确实是观众和影评人的一厢情愿。这种观众自己猜测出来（或者说被宣传攻势暗示和引导出来）的创作初衷，其实从立意和创作手法上，都没得到很好的展现。
国内的导演，太喜欢用宏大叙事太探索人性、制度、历史综合的题材了，但是把握这类题材的能力尚未具备和成熟之前，在中国快速变化的社会背景当中，他们的立场和角度就已经发生变化了，遗憾的是，他们叙事（讲故事）的技巧却迟迟也没有跟上来。
《王的盛宴》，因为太多深意太过想表达，但局限于演员台词明显滞后于表演（或许是陆川对于演员台词功力的不自信），本应用人物对话展现的那些丰富故事，都被大段的旁白取代了。当然，刘烨台词的薄弱，与吴彦祖中文的先天不足，是导致刘邦的角色大多用旁白表现，而吴彦祖的项羽只能被配音的缘由。
但从另一方面看，着重刻画个体人物的内心，是陆川在这种历史群戏中比较刻意的尝试。这种探索，其实才是一个好的探索途径，当国内的导演们在复杂的人物关系及故事展现中捉襟见肘的时候，抓住1、2个人物下功夫着重刻画，还是能有闪光之处的。可能因为陆川还年轻，还放得下“俺是大导演，电影必须要有排场”的虚荣。所以，王的盛宴很多主要人物虽然乏善可陈（从一开始就是个摆设或者后来无奈放弃着墨），但是有几个3,4号角色，倒是体现出陆川对于人性的一种独到体验，让人有些许感动。这几个人物带来的人际间误会的深深痛楚，还是有味道的，虽然《王的盛宴》对那段历史的理解和阐释，只是陆川的一家之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