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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让童之伟忧虑的是，在这种高压的国家机器控制手段下，公民间的互相侵犯固然会受到遏制，但公权力对公民人身权利和自由的威胁也在增加，并且重庆的做法有向其他地区传染的趋势。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当晚，王立军带着所有人从曹某窝藏的村口开始包抄，距离窝藏地还有20多米时，王立军指示摄像机开始录像，他冲天鸣枪，曹某听到枪声后携枪潜逃，只留下屋内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军和几名手下痛打了夫妇俩后，搜遍了整个屋也没找到人。
夜里，开原市警方调动警力，分析曹某去向，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其捉捕。报告铁岭后，大队人马又过来了，摄像机拍了一路王立军抓捕逃犯的过程。
多名与王立军共事过的公安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几乎每个案件，王立军都会在最后关头到场，让摄像机拍下来。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收敛，亦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
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曾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调至北京，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三轮车夫案
王立军并非没有得到教训。最轰动的，莫过于1999年的“三轮车夫案”。2012年2月“闯馆事件”后，这起当年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98年10月14日，三轮车夫张贵成由南向北骑行在开原市文化路上，车上拉着一对母女，横过十字路口时，一辆车正从西向东行驶，见到三轮车便刹车，但没能及时刹住，将张贵成连人带车撞倒在地，车上的小孩也吓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从车里走出来，张贵成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是自己一人开车。男子让张贵成上车，张贵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脱了，有点恼，就打了张贵成一拳，接着又连打了两拳。张贵成也要还手，一个过路人劝他：老头别动手，他是铁岭公安局的人。
当时周边围了很多人，没多久，当地派出所、交通队、公安局都来了人，都给这个黑衣男子敬礼。张贵成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立军。张贵成先是被交通队带到警局，随后去了看守所。
《中国新闻周刊》取得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交通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显示：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70%的主要责任。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30%的次要责任。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材料中，还包括当时坐在人力车内的女子任静秀于1998年10月14日当天在开原市公安交警大队做的证实材料，任静秀当时表示“没有看清是谁撞的我”。
铁岭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王立军自己开车去开原，上午王立军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派人去开原。
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朴占浩(已故)给他打电话说，王立军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请示王子湘如何处理。王子湘说：“你自己看吧，该拘就拘，不该拘就别拘。”
当天开原市公安局开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因交通肇事，对张贵成给予拘留15天的处罚。
张贵成的妻子霍淑贤说，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铁岭找王立军，问为什么把张贵成关起来。王立军告诉她：你放心吧，肯定会放的。还派了辆车送霍淑贤回来了。
张贵成后来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年3月10日，开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张贵成诉王立军民事伤害赔偿一案。张贵成的代理律师杨英杰、解宏阁用约一个月时间搜集取证，找到近20位当时在场证人做询问笔录，证实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倒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还有证人证实，王立军当时说：“三轮车夫妨碍公务，把他拘起来。”
立案后，在开原市中固法院进行了一次庭外调解，王立军、张贵成和解宏阁律师在场。解宏阁说：“当时觉得王立军口才很好，一进门就跟我夸耀他的政绩。”
10余年后，张贵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楚地记得王立军当时对他说，“老张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既不承认开车撞人，又不承认打人，张贵成因此十分恼火，便没答应调解。虽是调解，也有对话录音，一位听过该录音的张贵成邻居回忆，当时王立军确实向张贵成说了“对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开庭。庭上，王立军原来的“对不起”变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机向你表示道歉。任静秀也成了辩方证人，证明当时并非王立军开车，而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及同事刘勇在车内后排。
然而，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军本人曾有过道歉的想法，但因为此事很快搬上报端，王立军感到骑虎难下。
那时，王立军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的荣誉：“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贵成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13年过去了，张贵成已是59岁的老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败诉后，他再也没见过王立军。
去王立军化
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庆市两会代表在进京前作了一次精神传达，大家第一次从正式渠道听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个名词。
会议传达了“王立军事件”的初步经过，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市长黄奇帆、组织部长陈存根和纪委书记徐敬业一同到了成都。到达后，黄奇帆与王立军进行了交谈，但传达没有披露交谈内容。2月7日晚，王立军主动走出领事馆，由北京方面接走。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军从警多年，对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对副市长的职位并不在意，但极其珍视其在公安系统内的位置。2月5日，王立军不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宣布3日后，这位人士曾致电王立军以示慰问，他说，王立军当时“情绪和语气一切正常”，所以，当得知第二天发生了“王立军事件”后，他的惊讶程度超过很多人。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王立军在任时期曾风风火火的重庆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军化”：一些曾被王立军处理过的民警正在申请“平反”;原被王立军撤并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复;重庆女子交巡警换上了正规警服;重庆公安局门口两个石球上王立军手书的“剑”“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军在任时期，因有宣传评比任务，每天关于重庆公安的新闻达十几条，如今媒体很少收到警方的新闻通稿和采访邀请。
然而人们的期待，或许并不仅是去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还有许多事情、案件、领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军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一语成谶。13年后，这个集聪敏、傲慢、疯狂、残暴、冒险家与完美主义者于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长，竟然真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王立军亲自参与了李庄案，但作为重庆公安第一责任人、“打黑”行动的主持者，他应该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置身事外。
他也从没对任何媒体发表对李庄案的看法。但毫无疑问，以往将他带入荣誉光环的这些手段，在重庆，似乎开始失效了。
王立军现象
王力成，一位年逾七旬的律师，将王立军的成功之路归结为“王立军现象”。在他看来，王立军最后发展到出走领事馆一幕，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一个系统总是需要出现一个英雄，于是，没有英雄的时候，便托出一个英雄，最终，英雄无法控制自己。
“他原来就是个普通人，就是做了一个警察应该干的事。”王力成说道。
据这位在辽宁省法律界颇有声望的老人了解，王立军从来没说过，黑社会出500万买他的人头;也从没有说过：我和我的战友将800名犯罪分子送了上刑场;他本人从没正面承认过，在对文强执行死刑前，他去“会见”了五十分钟;也没有任何一任市委书记表示过，王立军是我们的镇市之宝……
“你们可以算一笔账，”王力成说，“王立军在辽宁打黑的主要成绩是‘自己同他的战友将800多名犯罪分子押上了刑场’，你相信吗?铁岭市的总人口一共300万，王立军在铁岭任局长不到三年，就是从他任刑警队长那天算起也不过四年时间，也就是说他几乎每天都要杀人，不恐怖吗?”
事实上，2011年两会期间，王立军本人曾表示过相同的看法。他说：“一个社会如果产生英雄，实际上是这个社会有病，这是社会的悲哀。”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讲，王立军和媒体、体制之间，早已形成了某种“同谋”。
成了英雄的王立军，渐渐开始习惯出现在媒体面前。一位铁岭市退休警官回忆起王立军的第一句话便是：“爱得瑟，什么时候都爱带着人举着摄像机拍他。”
1995年，在辽宁受铁岭市管辖的开原市发生了一场盗抢机动车案件。三名来自哈尔滨的犯罪分子抢车后被开原市警方堵截，落荒而逃到清河区三台子村的庄稼地，开原市警方向铁岭市公安局报告此案。
然而，当开原市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时，王立军突然带着摄像队伍赶到现场，并让开原办案民警离开，自己一把抓过罪犯，踩到地上，一手举起冲锋枪，让摄像机拍摄。
1997年10月，开原市警方获得线索，3年前在辽阳市发生的袭警抢枪案的犯罪嫌疑人曹某躲在开原市，并找到了落脚点。当开原警方准备抓捕时，王立军指示，等他率人从铁岭赶到再实施抓捕，因为等待局长，耽误了时机，曹某逃脱。
开原警方再一次摸准了曹某的落脚点准备行动时，王立军又带领数十名干警和两部摄像机赶到，进行“战略部署”，安排几位领导围着他，并在摄像机前开始讲话。曹某提出要一把手枪，王立军答应了，安排了一把取下撞针的五四式手枪。在场的几位市区局长都很惊讶，但谁都没敢吱声，只有王立军的一名手下低声建议说：“给枪啊，立军，这合适吗?”王立军喊道：“咋不合适，你别吱声。”
当晚，王立军带着所有人从曹某窝藏的村口开始包抄，距离窝藏地还有20多米时，王立军指示摄像机开始录像，他冲天鸣枪，曹某听到枪声后携枪潜逃，只留下屋内包庇曹某的一家三口。王立军和几名手下痛打了夫妇俩后，搜遍了整个屋也没找到人。
夜里，开原市警方调动警力，分析曹某去向，并在第二天早上将其捉捕。报告铁岭后，大队人马又过来了，摄像机拍了一路王立军抓捕逃犯的过程。
多名与王立军共事过的公安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几乎每个案件，王立军都会在最后关头到场，让摄像机拍下来。
在以王立军为原型的《东北虎传奇》里，作家陈晓东这样写道：“沙漠风暴”车紧随其后也开进了院内。王立军猛地推开车门，他一个箭步跃到夏利车前，挥起右手就是重重一拳，只听见哗啦一声，车窗玻璃被砸得粉碎。他左手举着的微型冲锋枪又是“哒哒哒”一梭子，一切都在瞬间发生了，仿佛神兵天降，夏利车内5个人惊得目瞪口呆。
军警作家周力军的文章里，也有同样的描述，但周力军接着写道：“抓几个走私犯不一定需要举着冲锋枪打一梭子子弹这么大的阵势，但是以王立军的性格，他是爱破大案的，越是大案他会越兴奋。”
这个习惯延续到重庆，有所收敛，亦有所变质。据了解，在重庆出席警方活动，王立军不允许媒体随便拍照，只使用其专用的摄影师和摄像师，这些人从市公安局各单位宣传部门的精锐中抽调组成，因身着统一的蓝色外套，被坊间称为“蓝精灵”。
这位喜欢作秀的公安局长很在乎网络对他的评价，但对于网上关于他妻女被黑社会残杀剥皮的传言从不澄清，这种网帖应该更能体现他的英勇和视死如归。事实上，王的女儿曾是重庆两江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后调至北京，妻子则在重庆工作。
王立军还有一个习惯，凡是开会谈话，都有专人作记录，这个速记团体中最厉害的一个是全国警察系统速记冠军。这些讲话和文章一起，汇集为一本书，名叫《视觉》，据看过的人说，大小装帧很像《辞海》。
三轮车夫案
王立军并非没有得到教训。最轰动的，莫过于1999年的“三轮车夫案”。2012年2月“闯馆事件”后，这起当年被多家媒体报道过的事件，又被重新翻了出来。
1998年10月14日，三轮车夫张贵成由南向北骑行在开原市文化路上，车上拉着一对母女，横过十字路口时，一辆车正从西向东行驶，见到三轮车便刹车，但没能及时刹住，将张贵成连人带车撞倒在地，车上的小孩也吓哭了。
一名黑衣男子从车里走出来，张贵成说他看得很清楚，这个男人是自己一人开车。男子让张贵成上车，张贵成不肯，男子便用手拉他，拉脱了，有点恼，就打了张贵成一拳，接着又连打了两拳。张贵成也要还手，一个过路人劝他：老头别动手，他是铁岭公安局的人。
当时周边围了很多人，没多久，当地派出所、交通队、公安局都来了人，都给这个黑衣男子敬礼。张贵成这才知道，这个人就是王立军。张贵成先是被交通队带到警局，随后去了看守所。
《中国新闻周刊》取得了这起交通事故的现场照片，以及交通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书》显示：第一当事人王立军，因违反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的70%的主要责任。第二当事人张贵成，因违反非机动车行车规定，应负该起事故30%的次要责任。
在《中国新闻周刊》拿到的材料中，还包括当时坐在人力车内的女子任静秀于1998年10月14日当天在开原市公安交警大队做的证实材料，任静秀当时表示“没有看清是谁撞的我”。
铁岭市一位公安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王立军自己开车去开原，上午王立军给他打电话说：出事了，派人去开原。
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局长的王子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天，时任开原市公安局副局长朴占浩(已故)给他打电话说，王立军撞人了，要拘留被撞人，请示王子湘如何处理。王子湘说：“你自己看吧，该拘就拘，不该拘就别拘。”
当天开原市公安局开具的《治安管理处罚裁决书》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27条，因交通肇事，对张贵成给予拘留15天的处罚。
张贵成的妻子霍淑贤说，得知消息的第二天，她就去铁岭找王立军，问为什么把张贵成关起来。王立军告诉她：你放心吧，肯定会放的。还派了辆车送霍淑贤回来了。
张贵成后来在看守所呆了6天。
1999年3月10日，开原市人民法院正式受理张贵成诉王立军民事伤害赔偿一案。张贵成的代理律师杨英杰、解宏阁用约一个月时间搜集取证，找到近20位当时在场证人做询问笔录，证实1998年10月14日是王立军一个人开车，撞倒了三轮车夫张贵成，还有证人证实，王立军当时说：“三轮车夫妨碍公务，把他拘起来。”
立案后，在开原市中固法院进行了一次庭外调解，王立军、张贵成和解宏阁律师在场。解宏阁说：“当时觉得王立军口才很好，一进门就跟我夸耀他的政绩。”
10余年后，张贵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清楚地记得王立军当时对他说，“老张大哥我对不起你”，但既不承认开车撞人，又不承认打人，张贵成因此十分恼火，便没答应调解。虽是调解，也有对话录音，一位听过该录音的张贵成邻居回忆，当时王立军确实向张贵成说了“对不起”。
1999年夏天，此案改在新城法院开庭。庭上，王立军原来的“对不起”变成了：我代表我的司机向你表示道歉。任静秀也成了辩方证人，证明当时并非王立军开车，而是司机任树辉开车，王立军及同事刘勇在车内后排。
然而，据另一位知情人透露，王立军本人曾有过道歉的想法，但因为此事很快搬上报端，王立军感到骑虎难下。
那时，王立军已经获得了几乎所有可能获得的荣誉：“全国公安战线英雄模范”“全国先进工作者”“辽宁省十大杰出执法者”，辽宁省首届“五四”青年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张贵成最终因证据不足败诉。13年过去了，张贵成已是59岁的老人，几年前患了脑血栓，落下了半身不遂。官司败诉后，他再也没见过王立军。
去王立军化
一位与王立军熟识的全国政协委员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2012年3月1日，重庆市两会代表在进京前作了一次精神传达，大家第一次从正式渠道听到了“王立军事件”这个名词。
会议传达了“王立军事件”的初步经过，2月6日，王立军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后，市长黄奇帆、组织部长陈存根和纪委书记徐敬业一同到了成都。到达后，黄奇帆与王立军进行了交谈，但传达没有披露交谈内容。2月7日晚，王立军主动走出领事馆，由北京方面接走。
这位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军从警多年，对警界有特殊的感情，对副市长的职位并不在意，但极其珍视其在公安系统内的位置。2月5日，王立军不再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的决定宣布3日后，这位人士曾致电王立军以示慰问，他说，王立军当时“情绪和语气一切正常”，所以，当得知第二天发生了“王立军事件”后，他的惊讶程度超过很多人。
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中外记者会上表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
王立军在任时期曾风风火火的重庆公安局，如今正在努力“去王立军化”：一些曾被王立军处理过的民警正在申请“平反”;原被王立军撤并的派出所也在逐步恢复;重庆女子交巡警换上了正规警服;重庆公安局门口两个石球上王立军手书的“剑”“盾”二字也消失了王立军在任时期，因有宣传评比任务，每天关于重庆公安的新闻达十几条，如今媒体很少收到警方的新闻通稿和采访邀请。
然而人们的期待，或许并不仅是去除这些表面的、细微的形式，上溯三年，甚至三十年，是否还有许多事情、案件、领域都需要做些“去王立军化”的努力。
一位知情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1999年，当王立军接到“三轮车夫案”的法庭传票时，冲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去美国领事馆申请避难。
一语成谶。13年后，这个集聪敏、傲慢、疯狂、残暴、冒险家与完美主义者于一身的明星公安局局长，竟然真的以这样一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警察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