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水浒》暗藏的文化毒素
■辜世伟评水浒序■一本毒害国人数百年的携毒书
记得《国画》面世后，有一个正在进步的青年就对我说许多青年都买《国画》，把它作为床头必备的官场教科书来读。殊不知几百年来，中国早就有一本披着文学名著外衣、涂毒国人心灵许多年、扭曲民族心理数百载的顶级毒书，在国人的传递、流传中，熏染着国人的心灵。这本书就是《水浒》。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大抵《水浒》可算是一个文化象征。都说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序上寄寓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此言不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终于令《水浒》这样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流行江湖；而出世后的《水浒》能在中华文化圈内横行江湖，口手相传，也反证《水浒》文化与中国人灵魂的高度认同，即与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度契合。记得十一二岁少不更世时，读到《水浒》，里面的英雄情结、豪情义气、快意恩仇、功名观念，真是熏透灵魂。相信诸多与我同样的中国青少年，也莫不同此感受。
读书是一种文化体验。而《水浒》它带给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以及对塑造中国人性格的力量之深，远远超过了《西游记》、《红楼梦》，甚至也胜过《三国演义》。一则《水浒》是彻彻底底的江湖文学，直接以百姓为受众；再则《水浒》写的是涉及草民的现实生存问题，它有一种类纪实风格；再则《水浒》是真正的通俗文学读物，不讲理论，以故事寓情理，藏情理于故事。这与魔幻西游、贵族红楼、争霸三国的另三部名著相比，自然更贴进草民的生活情境，其表达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态度，更易使大众感染、借鉴、认同。
在近代特别是文革《水浒》遭受批判，之后又迅速重新走向复兴，被全篇或摘节拍摄成电视剧、电影等盛况，就可以感受到蕴藏其中的巨大的中国文化性格。
可悲的是，自《水浒》诞生后的历代人物对其的评价和认识，金圣叹，鲁迅，毛泽东，等等，自不必说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和民间的议论了，却几乎对隐藏在《水浒》里的真正的文化基因视而不见。金圣叹评水浒，多从文学技法着眼，至多涉及宋江的人格人品点评。鲁迅评水浒，抨击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性格。毛泽东评水浒，则只看到了继续革命与招安投降的路线斗争。电影电视编剧和民间的视角，就更加通俗化，重点放在了水浒英雄形象的渲染上了。想想刘欢唱的《水浒》主题曲《好汉歌》吧：“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不分水天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基本就停留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的层次。
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水浒》是一本讲侠义的书，讲替天行道，讲忠讲义。从细节描写看，施耐庵细腻笔法，堪称大家，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逼上梁山等段落，读来也确实正气凛然豪气干云。但从《水浒》总体来看，从全书立意来看，笔者以多年的思考，褪去《水浒》文学名著的光环，认为此书存在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在《水浒》一书的灵魂与骨架，承载着太多的负面文化基因。猛一思索，竟发现国人的文化性格，竟然多与《水浒》的文化基因类同，甚至怀疑许多基因正是来自于《水浒》的感染、熏陶和教唆。经悉心研究解读，就象病理医生发现田螺原来是吸血虫的载体、鸡是萨斯病毒的携带者一样，笔者认定《水浒》确系一本携带着严重的负面文化基因，充满了虚伪、欺骗、残暴、兽性的潜教育。
那么，《水浒》真正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这些文化基因为什么是人性的恶之花？这部或称为强盗书、或称为招安书、或称为英雄书、或称为好汉书的《水浒》，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辜世伟一评水浒■一部表现中国官本位人生哲学的达命书
《水浒》主线讲的是一群北宋末期由社会各阶层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小官吏、游民、农民等，聚集在梁山泊造反谋生，后来热爱朝廷招安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可分为两段，在晃盖主导时，主题是造反；在宋江领导时，主题是招安。所以在前段，梁上泊的议事场称为“聚义厅”，而在后段，则改为了“忠义堂”。
初看《水浒》，貌似里面讲了许多英雄故事，似乎是一本讲造反的书，细读全书，特别是《水浒》后半部的主题，方知此书是一本以讲述追求官本位为主旨的书。
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不论士人还是百姓，都是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能够拥有功名，则有利禄之享，则可封妻荫子，则可光宗耀祖，则可荣耀乡里留名青史。举仕不第，正途不达，不择手段也要为此追求。
从《水浒》的关键人物宋江看，无论作者给了他多少仗义疏财的堆砌，也无论宋江骗取的“及时雨”的江湖名号有多响亮，读遍全书，都可以发现宋江是并不乐意做强盗的。既无做强盗的动机，也无做强盗的主动行为，甚至打心里就视做强盗为罪恶。当杀阎婆惜案事发，被晃盖等救上梁山，众头领请宋江留下来落草的时候，宋江是断然拒绝，软磨硬推，宁做囚犯，不做反贼，要保持自身身份和家族身份的清白。后来迫不得已上了梁山，心心念念仍然想的是要反正，一俟晃盖去世，获得梁山主导权，他便公开打起“替天行道”旗帜，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向朝廷表明并无反志，献媚表忠。找李师师，借卢俊义，多方积极联系受降事宜，走向招安议程，向朝廷靠拢，力求回归官宦主流。宋江对待朝廷的态度是宁肯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他因此对待梁山众兄弟的态度是宁肯我负众人，不许众人负我。
做官入仕，是梁山首领宋江的人生追求，也是宋江执意追求招安的行为动机，也是宋江至死不渝的精神动力。不仅宋江如此，卢俊义、花荣、秦明、柴进等，何不同此心态，就连史进这样一个小庄主，在朱武劝他落草山寨当山寨之主时也称“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替天行道，行侠仗义，这些都只不过是谋求个人功名的借口。在紧要关头、重要关节上，宋江是一点儿不善良，一点儿不退让，不惜对发牢骚“招安，招安，招个鸟安”的救命兄弟李逵发出死亡威胁，也执意要走招安路线。而大多数梁山首领、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对宋江行为采取默认、观望、或不敢公开反对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对这一社会主体意识的认同和希翼，至少是部份的认同和希翼。
他们骨子里都有认同官本位的基因基础，也都有融入官本位体制的幻想。
从《水浒》用大笔墨来渲染宋江招安，花大篇幅描写梁山归顺，从结构、结局和主题的铺排看，《水浒》无疑是在宣传封建朝廷的正统性，无疑是在强调做官入仕的人生追求，无疑在宣教当官才是正当功名的生存哲学。全书的笔意，表明《水浒》其实是一部曲线谋求功名利禄的教科书，中国式的达命书。这一笔意主题，也表明了施耐庵虽然仕途失意但已深植脑海的人生旨趣。
当然，对于一个变节份子，朝廷以及朝廷里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接纳降者宋江以及在权贵眼里的这一团蟊贼，朝廷在封官时是怎样的薄情寡义违背承诺令诸英雄气得吐血，朝廷会怎样来利用这群梁山强盗并设计除之，但那已是后话。
当然，就施耐庵的那一时代而言，就施耐庵本人的思想高度而言，要想施耐庵在《水浒》看到民主、民生、人文、人本等现代主题，那确实是不切实际的。但如果就此许可《水浒》的主题缺陷，并将之放在中国文学名著、甚至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上予以赞誉，实有涂毒人心之患。
■辜世伟二评水浒■一部教导中国式处世哲学的入世书
宋江的虚伪、利用、自私，《水浒》作者可算是将之写得淋漓尽致。
宋江以讲义气著称，以“及时雨”的名头闻名江湖。中国自古就有行义之风，春秋战国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四大君子广交义士，就是历史上的美谈。但从骨子里看，广交义士的背后，是在豢养门客，蓄积人气，平时养士以为不时之需。毛遂就在关键时刻为主公解了燃眉，赢得生机。宋江疏财取义，其实遗自古风。
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在很多人身上始终是一个可疑的荣誉，也是一种可疑的行为。中国不乏《三个火枪手》那样的纯粹义气的情感，也不乏墨、孟那样的纯粹的义，但我看到更多的，是被人利用的“义”，是有目的的“义”，如四大君子之类。赵匡辄接交笼络军中义士，最终为其所用，助其黄袍加身。刘邦接交张良韩信，刘备接交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也大抵不过如此。义在中国俗文化中，是一种交际哲学，是一种资源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简而言之，是一种处世之道。
考察《水浒》里的宋江，宋江的义名虽然闻名遐迩，但结合他的行为，其“义”就显得非常可疑。
他疏财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感恩于他，虽然他口称莫记。他仗义的目的，是为了寄恩于后，虽然他当时不提。他行义的行止，是为了彰显江湖，虽然他自己不说。生辰纲事发，他快马给晃盖报信。他仗义疏财广结义士广播义名的背后，是不是有功利目的，是不是为了人生某个不确定的目的，在他落难、落草后的人生低谷的表现中，就看到了他的收益，以及他为此而积聚的强大资源。
宋江杀人事发，前来缉捕的朱仝、雷横暗中放他。江洲反诗案要被处死，李逵等众多好汉来劫法场。晃盖一死，众兄弟竭力拥戴他。……。凡此种种，莫不归功于宋江的处处“义”举。
可是一当他权位在手，要想推行招安受降进朝为官的理想时，宋江可就翻脸不认人了。李逵公开叫板，宋江叫推出斩首。这与刘邦功成杀韩信、赵匡辄杯酒夺兵权，其实是一路货色。
他一当头领，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寻求归顺朝廷，获得朝廷的认可和谅解，企图以招安换取一官半职。为此，不惜驱使水泊英雄征辽剿王庆打方腊，梁山英雄死亡大半。最后在朝廷的欺骗下，为了保得最后一个庙堂上的忠臣名份，害怕李逵坏了他的“清誉”，还把李逵也诳骗来予以毒杀，并把吴用、花荣也招来殉葬。
由此可见，宋江的“义”是有条件的，是有动机的，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宋江的“义”其实是虚情假义，宋江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假情假义的伪君子。骨子里就是在借“义”利用梁山众弟兄，实则为了他的功名梦想。107个梁山好汉，其实只是宋江梦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水浒》无疑还是一部宣教愚忠的奴才培训教材。宋江就像传销老大，祭起“义”字旗幡，招揽本部人马，包藏个人祸心。
对宋江的真面目，山寨也并非无明白人，并非无人识破。招安之时，梁山就有二三千人各自散去，众头领虽然明白厉害心情沉重，但终未能挣脱幻想与对宋江和梁山团队的那份义气，可见人皮这东西确实难披。到征方腊结束，公孙胜、李俊、二童等已明显失望俱各借故离去，武松、林冲也宁愿留在六和寺看护鲁达骨植，不愿回朝领赏。
表里不一，人格的分裂与复合。然而令人感叹的是，宋江的这种处世哲学，明里暗里却被人称道，直到如今都仍是许多国人的处世之道，是父母教育孩子效仿的榜样。
■辜世伟三评水浒■一部鼓吹弱肉强食的野蛮书。
《水浒》的不少描写都充满血腥和恐怖。
林冲在抓到陆谦一通痛骂后，“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武松杀潘金莲，“两只脚踏住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又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杨雄杀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宋江在江州获救后，李逵杀黄文炳，“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二龙山寨主邓龙抓到鲁智深后吩咐“且取这厮的心肝来做下酒”……《水浒》里充满了这样的血腥描写。动辄挖人心肝，煎炒煮汤下酒，可以看出剜人心脏是非常流行的杀人方式，炒人肝、煮人心、吃人肉、喝人血，是当时众多山寨强盗们的时尚菜。
再看看《水浒》对路边店和旅行中死亡陷阱的描写。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的黑店以打劫过往客人卖人肉包子为业，武松从鸳鸯楼逃出后被孙二娘的伙计绑到黑店后，看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并听见前面张青吆喝：“我来也！你们不要动手，我自来开剥。”宋江差点在李立的黑店成了包子肉馅，朱贵在水泊边用来接应八方英雄的接应店也不时做出这等勾当，张横张顺的渡船也是杀人劫货的贼船，戴宗、鲁智深等诸多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在阎王殿前旅游过……劫人，且还把人剁成肉馅卖给过往客人，《水浒》里的这种勾当在当时江湖就不过是寻常生意，不知多少人命冤死在案板之上。
还记得武松大闹飞云浦那一回吗？这一回在《水浒》中可算是代表性的嗜血情节。武松从飞云浦杀回鸳鸯楼，把陷害他的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杀了割头倒也理解，可他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善恶良莠，象除草一样把丫环、养马的、厨师、下人等，悉数杀了，连屠十五条人命，这就有点屠杀的感觉了，表现出了嗜杀成性的兽性。鲁迅也曾指出，李逵劫法场时，连看客也一路砍去。严格的说，这些都不应该是英雄所为。
即使在衙门、在牢房这样的官方机构，强盗式残暴也处处可见。第二回高俅上任即收拾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立威，高俅设计白虎堂陷害林冲，张都监设计裁赃武松，戴宗、林冲、宋江剌配收监面临的杀威棒，监牢里的种种酷刑和暗藏的杀人方式，都无不证明那是一个暴力说话的时代。
可想而见，笔者描写的社会真真正正是一个强盗社会，血腥社会，野蛮社会。这些所谓的英雄，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厉鬼。书中把盗贼时而也称为强人，说明这些“英雄好汉”在与过往旅客、妇女丫环等弱者面前，真的是很勇猛的。
与上述这类残暴叙述相比，相形之下，《水浒》对战场杀戮、刑场剐磔的暴力描写就显得很一般了。说实话，笔者小时候看到这些文字，实在感觉惊心动魄，现在读起来也一样感觉残忍可怕。
不知是出于施耐庵的写实文风，还是其有嗜血的变态人格，反正《水浒》里的这些津津乐道和反复渲染，令人恐怖，令人反感。
实际上，全书让人感受的就是暴力文化，强人文化，丛林文化。称《水浒》为暴力文学，也完全担当得起。
■辜世伟四评水浒■一部缺乏人文的野兽书。
在上节《三评水浒》中，就可以看出《水浒》里的这些所谓英雄好汉的野蛮性。但这还不够，再仔细探究一下这些英雄的人格，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书里最快意的描写，就是英雄们为了享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乐趣，围猎乡绅，屠杀过客，炒人肝，蒸人肉包子。一句话，他们的全部追求，都是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宋江在前期用以引诱这些英雄的诱誀，也是让众兄弟能吃饱穿暖，不受当时的苛捐杂税饥寒交迫之苦。后期当权后提出替天行道劝英雄好汉们招安，也是以让大伙儿有个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说辞。
试看，他们打家劫舍的所得，有多少是施舍给穷苦大众的，几乎全是搜刮上山，为山寨头领和众喽罗享用。他们吃人肉，偷盗成性，杀人如麻，杀人如割草。他们的所有抢劫，以满足肠胃为第一目的，就象是一群森林里的饿狼。这种对饥饿的满足欲，甚至使他们对情欲也缺乏性趣。看看《水浒》108个好汉，特别是草莽阶层的好汉，有几个是有性欲的？王矮虎对刘高夫人的欲望，在兄弟们眼里都是一个丧失英雄气节的笑话。他们对妇人从来都是以轻蔑的语气，基本没有平等人格的眼光。施耐庵“叵那妇人”之类的语言，就流露着这种轻蔑。他们貌似取“侠义”文化之大节，实则只是披着“侠义”文化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文化的一群在社会中围猎肆虐的饿狼。
即使宋江、卢俊义、吴用等此等读书人，还是在官场混过的多多少少受过孔孟之道教诲的人，在水浒山寨中，也被泯灭掉了那残存的人文，被迫适合梁山泊的主流文化。
不管读者愿不愿意，不管读者承不承认，甚至不管是否是施耐庵先生刻意的营造，反正我所读到的《水浒》，感觉里面的英雄总体上就是一群肉食动物，是一群魔头，他们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人文，没有主义，没有真正的男女敬重，没有真正的人间情感，没有真正的道德良知，没有远大的社会责任。他们的主流文化就是为果腹而活，为果腹而杀，为果腹而战。或者为杀而杀，为英雄名号而杀、为显示英雄而杀。这帮英雄的旨趣，大概就停留在吃的乐趣和杀的乐趣上面。他们的行止，其实也就等同于鲁达征服的那帮地痞无赖腌臜泼皮而已。如果硬要将他们的行为推到正面的层面的话，他们追求的也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共产主义。
这些被冠之以英雄的强盗们，其实都是封建制度制造出来的、位于封建社会底层的一匹匹饿狼。如果施耐庵以《王朝制造的饿狼》等这样的主题来写这群强盗式人物，或许更有现实性的揭露批判意义，但让他们在《水浒》中以英雄好汉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这过了，太过了。或许施耐庵写书时，也未必是将之定位为一部英雄书，也没想到此书会以英雄书的面貌为后人推崇。或许他本就是揭露人性黑暗的，只是后人都将之错识，定位错误了。
少有人文教诲，多是兽性描绘。这部禁性欲、倡食欲、无情欲的饿狼书，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带来的扭曲，引导后人以暴力强权为美，引导青少年以打打杀杀为美，这种返祖式的兽性文化引导，实在为害非浅。
■辜世伟五评水浒■一部打家劫舍的围猎书
《水浒》最能称能上文化的元素，莫过于对围猎文化的宣扬。
如果将水浒社会做一个生态圈，并把人民比喻成作为草场上的动物——事实上他们正是皇帝放养的动物，皇帝的事业就是牧民——的话，那么，在《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围猎。
梁山108条好汉的英雄壮举，是施耐庵着力描写的围猎集体。这108条好汉以及依附他们的众喽罗，啸集山寨，聚在一起，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围猎羊群，围猎乡绅。他们虽没有大宋政权那样强力，然而凭借他们集聚的力量，大可以盘踞水泊占山为王，偏居山寨，过肉食动物的逍遥日子了。
如果将大宋政权当狮虎的话，梁山政权就是一个狼的集群。这个狼群盘踞梁山，训练有素，在赵氏家族的领地，从狮虎一样的大宋政权嘴里抢食。他们瓜分抢得的粮食财物，将抢来的女人充做妻妾。还存色欲的王矮虎还最终抢得扈三娘山寨做洞房。
如果说《水浒》诸将毫无伦理，那是不对的。在梁山组织内部，他们也井然有序，108把交椅的座次等级森严，排列有序，就像狼群里面的制度一样。
他们之所以能够“聚义”在一起，其实是狼与狼的合作关系，“义”的背后，其实是“利”。这有点像鲁迅眼中的封建历史，表面瞅去，满眼“仁义道德”，定睛细看，全是“吃人”二字。读了《水浒》，似也是这种感觉，翻开书页，尽是“义”字当头，透过字背，原来“利”藏行中。
梁山集团，其实就是一个围猎部落，依靠对相对弱势的乡绅、农民、城池的攻打，掠夺粮食物资，获得鱼肉的权利。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围猎。同在这一层次的围猎者，还有方腊、王庆等集团。
联想到后来的张献忠、洪秀全，他们在明、清朝也扮演了《水浒》宋江、方腊、王庆集团同样的角色，看看他们的烧杀抢掠，以及张献忠、洪秀全那种虐杀冷酷的变态人格，对认识了解梁山“好汉”的实质，就是很好的参照。与洪秀全相比，秀才出身的洪秀全从西方借来了耶酥主义，还知道搞点政治旗幡，宋江则除了空空的“替天行道”口号外，连政治政纲的幌子也拿不出一个，相形之下，其围猎狼群的角色更为赤裸。
梁山围猎集团与其他围猎集团的差异，是它极力推崇的“义”字旗幡。忠义堂也好，聚义厅也好，都以“义”字为中心。掩人耳目、具有欺骗性的“义”，帮助梁山英雄们洗白他们的围猎行为。
高俅、童贯、蔡京、杨戬，这四大奸臣，是《水浒》传里的又一个围猎圈。
这四个人，是借助玩球、书法字画、声色犬马等奉迎本事，成为皇帝身边的宠臣，借着皇威多年盘踞朝廷垄断朝纲，围猎百官、围猎黎民、涂毒百姓的四匹大狼。他们通过百家层层压榨抽取利益，最终造成黎民之苦。林冲、杨志、阮氏三兄弟等的落草，都与这四匹狼的疯狂围猎有关。
李逵等大多数平民强盗将四大奸臣与皇帝是视为一体的国贼，他们恨不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宋江等做着招安梦的苟且强盗则小心小心翼翼将皇帝与四大奸臣做着切割，声称只是要清君侧，即鲁迅说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为了获得招安，宋江对高俅等的横加凌辱，也忍辱负重，不敢加声。
但高俅等四大奸臣显然将宋江、方腊等下层围猎者视为了心腹大患，特别是宋江这样相招安入朝的人，高俅等更是忌惮，视为眼中钉。不仅恨不得剪除之，而且对宋江的招安处处作梗，阻止宋江投降进入朝廷。在宋江突破高俅设置的障碍，投降成功以后，四大奸臣不仅阻止皇帝封赏，却别有用心地鼓动皇帝将梁山强盗派去征辽、征王庆、征方腊，将梁山好汉们弄得死伤逃亡大半，最后还将宋江毒死。这一切之根本，全在于维护四大奸臣围猎集团的既有格局，维护他们利用垄断权力打家劫舍的既得利益。
当然，最大的一个猎人，那就是皇帝了。那个躲在高处，神秘莫测的，不动声色的道君皇帝，按照封建制度打天下得天下的规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作为开国皇帝的继承者，他是制度保障的合法围猎者。封建把统治国家叫做“牧民”，非常形象地说明皇帝老儿对臣民是像对待动物一样放牧的。
所以，赵佶在《水浒》里虽是仁厚之君，但最高合法统治者的身份，捐纳贡税赋徭役，全国采集花石纲，挖地道直通娼家约会李师师，作为终级围猎者的社会角色，他玩得开开心心。他岂不知梁山泊、高俅等这些围猎集团对皇家园地的侵蚀掠食。对高俅等宠臣，他可以容忍，因为他明白高俅等是寄生在皇权下的腐虫，与赵宋王朝具有共生性。而公然造反的梁山强盗们，则直接影响到皇家园林的完整，损害皇家作为终极围猎者的利益。剿与抚，杀与招，主要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剔除帝国身体上的癣疾。他对四大奸臣愚弄残害梁山泊好汉，表面斥责，其实是默认的。这符合皇家的根本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赵宋太祖警语，赵佶作为继任者，岂为不知？宋江虽降，反迹在先，反贼不除，何以警世，眼见高俅等将宋江诸人变着方儿终于收拾干净，皇帝老儿焉能不乐？
通观《水浒》，何尝不就是三大围猎集团的博弈演义。
当然，作为最终被围猎对象的草民，《水浒》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层次来进行描写，因为这并不是作者的写作旨趣。不过，郑屠掠虐流浪卖艺的金氏父女等笔触，也全然感受得到当时底层人民作为刀上俎肉，其受猎之苦，民生之艰。
■辜世伟六评水浒■一部倡导成王败寇的“励志书”
《水浒》最致命的文化元素，是这部书所表达的王侯梦想与机会主义的结合。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为官，退则修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士人之道，是官本位的中国士人的人生追求。对于宋江而言，《水浒》中未见其有诸如著书立说之类的高尚信仰，其人生兴趣全寄托在对官权的追求之上。
作为读书之吏，却于官道无缘，无法跻身上流集团，宋江是以时常有怀才不遇之感。而与江湖豪杰英雄强盗们的接触，一则心理上对现实的发泄和反动，二则也从中可以得到某种称道江湖的满足。宋江在浔阳楼上的反诗，就暴露了宋江对朝廷失道不能入仕的不满。面对江湖强盗闻之则称大哥、遇则下拜的礼遇，宋江心里何尝不是一种满足。
作为宋江来说，蓄义行为导致的花石纲事件的发展，以及杀死阎婆惜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使他完全丧失了依照正途晋升上层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高俅等四大奸臣把持下，他也没有按照正常途径升官发财的可能。
反倒是与江湖强盗们的这种“义”交，给了宋江一种机会。不知宋江是在什么时候领悟，但当他正道无路，被迫被逼地被簇拥着上了梁山之后，他的诸多行为就表明他对梁山的反间道。用计疏离晃盖与诸将，出征笼络群雄建立军威，晃盖死后迅速转向打出招安旗号，潜入京城托李师师等转表忠心，要求皈依皇帝。
笔者注意到，宋江强烈要求皈依皇帝，也许并不是他的真实愿望。试看他的浔阳楼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黄巢是什么人？唐末造反想称帝的强人。什么叫凌云志？这是凌驾世界的大志壮志。这与毛泽东早年那首“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与黄巢那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精神气质何其相似，隐隐流露着王者之气。
可见宋江请降，并非本意，实在有违其内心深处的王者之心。而其选择招安，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估计是权衡了梁山与官军的实力对比而做出的决定。小小水泊，终是鸟巢，梁上山寨，难得天下。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水泊梁山都缺乏星火燎原的气候。
从这一点看，宋江是在汲取黄巢失败的教训，瘾大胆子小，所以选择招安。历史形势和个人素质，决定了宋江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江是没有成功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成功了的宋江。
虽然施耐庵、罗贯中在宋江的最后结局以悲剧的笔墨挽上了宋江的命运，但作者并没有将宋江的悲剧归结于宋江的不智，而是归罪于四大奸臣的嫉妒、利益冲突和毒害。人们在读《水浒》时，内心里对宋江攀上梁山头把交椅、为达招安目的所采手段，是不乏津津乐道，暗自窃思窃习的。就像诸多青年对《国画》中朱怀镜的做官心得暗自吸纳一样。
书中还有一处最常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那就是高俅的入仕之路。这个玩球的帮闲人物，街头耍娃，只因踢得好球，又会钻营，得了徽宗赏识，不仅成了皇帝身边的亲随，皇帝还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没到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领导身边好升官，这一封建选拔用人规则至今对官场职场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现代的秘书帮虽然在称呼形态上与高俅时代已有不同，但秘书与领导的主仆裙带关系、秘书作为领导亲随所受到的抬举，同出一脉。此现代浮世绘是否受到《水浒》中高俅故事的言传身教，笔者无法考究。但在现代官场小说出现之前那些时代，高俅的故事对许多人心目中其实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裙带的关系学案例，不少青年打心眼里是向往高俅的际遇，是宁愿做高俅的。
宋江之辈，岂知不羡高俅之位。声声忠义，焉知没有帝王之图。在那一文化语境下的宋江，难以想像他对封建时代文化毒素具有免疫力。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假如水泊梁山真有实力推翻大宋，宋江当了皇帝，那他一定也是一个赵匡辄式的罢黜功臣的帝王人物。他前期行侠仗义，义结天下英雄，但在最后关头为了招安，而将兄弟们统统出卖给朝廷，紧要关头、重要关节上的表现，就说明了他绝非良善之辈。替天行道，行侠仗义，这些都只不过是谋求个人功名的借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大志，百折不挠，能屈能伸，杀伐绝断。这些亦正亦邪的手法，最终给读者的感觉并让人们学到的，其实是完全不讲道义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方法论。
■辜世伟七评水浒■一部未获正确评点的名著
作家的成就，体现在能将思想不动声色地通过故事表现出来。伟大的文学著作，是从不在字里行间阐发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观点的。无论是紫式部、马尔克斯、曹雪芹，还是莫言，古今中外的名著概莫能外。评论家的的成就，则体现在能否准确地将作家隐藏在故事中的意识——有时甚至是作家自己也不明了的潜意识释读出来，并以时代的视角予以正确的评价。
《水浒》以它故事的精彩扬名江湖、穿透时空，就这一意义上看，施耐庵无疑是成功的作家。自《水浒》成书之日起，它也成为了文人墨客评点之品。历史上金圣叹、左懋第、茅盾、胡适、鲁迅、毛泽东、周汝昌等，对《水浒》都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点评。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金圣叹评《水浒》。但令人遗憾的是，金评《水浒》，多是以文学手法角度的评点，如人物刻画、情节铺排、伏线呼应、结构设计等。金对《水浒》人物评言最多的，就是把人物按作者的形象化程度分为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下人物等。他认为宋江、吴用、李逵、花荣是刻画得较好的上上人物。茅盾对《水浒》的评点也多是从文学结构的分析，为此他不惜笔墨写了《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并以对林冲、鲁达、杨志三个军官的描写为例，细细评点了一番。综观人们对《水浒》文学性的赞誉和文人们对《水浒》文学艺术性的津津乐道，多是称誉其人物描写。“所谓一百单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茅盾语）
但即使是针对文学手法，人们对《水浒》的判识也见仁见智。周汝昌对《水浒》人物刻画就与金圣叹相左，认为太粗。“比如写坏女人，写潘巧云，写潘金莲，这里边没有内心活动——潘金莲就是潘金莲，就是个不贞节的坏女人。这部古典小说的缺点往往就在这儿。”
但就《水浒》的评点上，金圣叹、茅盾、周汝昌等众多点评者，都少有独到之处，而多停留于文学技法上的旨趣，就如文人对回文诗的旨趣一样。即使有一些思想性类的评点，也多止步于对宋江等人物奸诈权术的认识，较少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刻判识和精彩批点。
真正在思想思想上对《水浒》有深刻认识的评点，应该来自于左懋第和鲁迅。早在明朝的左懋第就认为《水浒》教坏了百姓，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世风的影响不堪设想。鲁迅则从思想角度评点“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当‘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成了奴才。”毛泽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语基本承袭了鲁迅观点，并将之作为“投降书”反面教材予以推荐，多多少少带有政治上的功利。
自《水浒》诞生来的所有评点者中，左懋第与鲁迅，应该是最接近于看透《水浒》本质。但即便是左懋第和鲁迅，也未对《水浒》毒素有系统的全面的阐论。
正是《水浒》点评中的诸多不到位，或者某些极有意义的点评少有人注意、未受到传播，导致《水浒》在流传与阅读中，糟粕溢淌，毒素染污，其负面的东西一直较少被给予提醒，也较少被读者警觉。人们是在缺乏免役力的情况下阅读并欣赏这部书的。
应该说，这是国人文化传播中的失败。
这也导引出国人文化基因中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的问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概在封建的那种社会语境中，在那种文化语境中，在那种制度语境中，在那种历史语境中，人人都也是想着当皇帝的。他们不自觉地，都想维护也许有一天修成正果当皇帝的法理权威性和行为正当性，或以那种梦想作为人性目标。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人事，不反制度。我们可以将之前点评家的浅薄归咎为历史局限性。但五四以后特别是现当代人文时代的我们，仍然未能对《水浒》的毒素予以正确全面的评价与认识，让读者依然陷落在名著光环里污染受害，这是极不应该的。
我们不会在《源氏物语》中去学宫廷淫闱，我们也不会在《红楼梦》中去学习女儿娇情，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日常语境。但我们却容易在《水浒》中学习感染到那些毒素，因为《水浒》太接近于我们的世俗生活了。
正因为这样，一些关于《水浒》负文化毒素的评论，一些现代人文视角下的书评，对于阅读这部名著的人们，对于建构现代民主与人文社会的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辜世伟评水浒结语■《水浒》是否应该从名著中下架？
人性有许多复杂的东西。人性中存在着质朴的善良，与质朴的邪恶，无论好人与坏人，他们身上都能找到闪光的品质。世上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坏蛋。在这一点上，《水浒》对人性的立体描述是值得肯定的。
不可否认，《水浒》里有许多正面的文化元素。如鲁达行侠仗义、扶弱除恶，这类元素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也有一些中性的文化元素，如林冲的草场复仇，私法雪恨，这类元素也可理解。《水浒》也不乏极有功底的文学技法，许多篇章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确实堪在名著之列。但里面的诸多负面的邪恶的文化元素，如前所列之类，在《水浒》中若隐若现，著者还许不知不觉地写，看者还许不知不觉地读，著者与读者都在负面的邪恶的文化元素中不知不觉地感染、传递，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这显然是中国人文化人格的一种病态。明里是好的东西，暗里却灌输着不好的东西。明里是反对的东西，暗里却是学习、模仿和追求的东西。正如大多数喊反奢侈的人，其实只是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喊着反腐败的人，只是因为自己不能腐败而已，没准儿正潜心揣摩腐败之道，一有机会也定然会腐败一番疯狂一把。
施耐庵、据说后来罗贯中也参与创作津津乐道绘声绘色洋洋几十章回的行文，不仅是中国人性格中阴暗文化元素的大昭示，也反映出施耐庵自已在这种文化中的重度浸淫和中毒。这种多重人格，这种多元趣好，似乎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说教式教育、伪君子教育的失败？
再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水浒》这样一部暗藏机锋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知不觉居然就成为了中国名著了呢？说实话，作为著书者也好，作为读书者也好，作为评书者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处于同一审美文化的产物。我们从小在生活中就接受的是这样的文化。打小就从父母言传身教的故事中、在朋友同学的接触中，受到这样的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熏陶。《水浒》的出现，正好契合了我们审美情趣，再经阅读者、传阅中、评述人的放大，侠义被放大了，忠义被放大了，人生的豪情被放大了，于是它就成了名著。但非常诡异也非常反讽的事实是，人们在阅读《水浒》时，表面是在感受侠义风范，其实却是在接受暴力文化；表面是在熏陶人间义气，其实就是在接受不问青红皂白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讲大义的私人小义；表面在大讲忠义，其实是在学习不忠不义；表面是欣赏忠君教育，其实是在学习奴役文化、接受愚忠教育、观摩愚民手段，或掌握制造奴役文化和愚忠的技术；表面是在讽刺裙带文化，暗中却在暗示中国特有的关系学问。我们在标榜的本应该是正面意义的名著中，学到的却是非常负面的社会糟粕。
笔者不反对《水浒》作为文学名著的存在。作为展现那一时代的社会图景的写实小说，《水浒》的文学价值难以抹灭，它流传社会的巨大生命力也说明其辉煌的文学魅力。
但笔者以为，对于包含如此文化毒素的巨著，是该有一些揭露毒素的介绍文字面世，多一些现代人文视野的评论与批判，多一些关于它的种种讨论，让读者对暗藏其中的毒素有所关注、有所批判，自觉地有所隔离，避免阅读者染毒，减少这部名著的副作用，这是极有必要的。
2012-12-12
■辜世伟评水浒序■一本毒害国人数百年的携毒书
记得《国画》面世后，有一个正在进步的青年就对我说许多青年都买《国画》，把它作为床头必备的官场教科书来读。殊不知几百年来，中国早就有一本披着文学名著外衣、涂毒国人心灵许多年、扭曲民族心理数百载的顶级毒书，在国人的传递、流传中，熏染着国人的心灵。这本书就是《水浒》。
中国人的文化性格，大抵《水浒》可算是一个文化象征。都说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序上寄寓着一个民族的灵魂，此言不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终于令《水浒》这样的文学作品横空出世，流行江湖；而出世后的《水浒》能在中华文化圈内横行江湖，口手相传，也反证《水浒》文化与中国人灵魂的高度认同，即与中华文化传统的高度契合。记得十一二岁少不更世时，读到《水浒》，里面的英雄情结、豪情义气、快意恩仇、功名观念，真是熏透灵魂。相信诸多与我同样的中国青少年，也莫不同此感受。
读书是一种文化体验。而《水浒》它带给中国人的文化体验、以及对塑造中国人性格的力量之深，远远超过了《西游记》、《红楼梦》，甚至也胜过《三国演义》。一则《水浒》是彻彻底底的江湖文学，直接以百姓为受众；再则《水浒》写的是涉及草民的现实生存问题，它有一种类纪实风格；再则《水浒》是真正的通俗文学读物，不讲理论，以故事寓情理，藏情理于故事。这与魔幻西游、贵族红楼、争霸三国的另三部名著相比，自然更贴进草民的生活情境，其表达的文化气息和生活态度，更易使大众感染、借鉴、认同。
在近代特别是文革《水浒》遭受批判，之后又迅速重新走向复兴，被全篇或摘节拍摄成电视剧、电影等盛况，就可以感受到蕴藏其中的巨大的中国文化性格。
可悲的是，自《水浒》诞生后的历代人物对其的评价和认识，金圣叹，鲁迅，毛泽东，等等，自不必说电影电视剧的编剧和民间的议论了，却几乎对隐藏在《水浒》里的真正的文化基因视而不见。金圣叹评水浒，多从文学技法着眼，至多涉及宋江的人格人品点评。鲁迅评水浒，抨击了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才性格。毛泽东评水浒，则只看到了继续革命与招安投降的路线斗争。电影电视编剧和民间的视角，就更加通俗化，重点放在了水浒英雄形象的渲染上了。想想刘欢唱的《水浒》主题曲《好汉歌》吧：“大河向东流，天上的星星参北斗，生死之交一碗酒，不分水天一碗酒，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基本就停留在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草莽英雄的层次。
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水浒》是一本讲侠义的书，讲替天行道，讲忠讲义。从细节描写看，施耐庵细腻笔法，堪称大家，拳打镇关西、武松打虎、逼上梁山等段落，读来也确实正气凛然豪气干云。但从《水浒》总体来看，从全书立意来看，笔者以多年的思考，褪去《水浒》文学名著的光环，认为此书存在太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核心，就是在《水浒》一书的灵魂与骨架，承载着太多的负面文化基因。猛一思索，竟发现国人的文化性格，竟然多与《水浒》的文化基因类同，甚至怀疑许多基因正是来自于《水浒》的感染、熏陶和教唆。经悉心研究解读，就象病理医生发现田螺原来是吸血虫的载体、鸡是萨斯病毒的携带者一样，笔者认定《水浒》确系一本携带着严重的负面文化基因，充满了虚伪、欺骗、残暴、兽性的潜教育。
那么，《水浒》真正的文化基因是什么呢？这些文化基因为什么是人性的恶之花？这部或称为强盗书、或称为招安书、或称为英雄书、或称为好汉书的《水浒》，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辜世伟一评水浒■一部表现中国官本位人生哲学的达命书
《水浒》主线讲的是一群北宋末期由社会各阶层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小官吏、游民、农民等，聚集在梁山泊造反谋生，后来热爱朝廷招安的故事。故事的主题可分为两段，在晃盖主导时，主题是造反；在宋江领导时，主题是招安。所以在前段，梁上泊的议事场称为“聚义厅”，而在后段，则改为了“忠义堂”。
初看《水浒》，貌似里面讲了许多英雄故事，似乎是一本讲造反的书，细读全书，特别是《水浒》后半部的主题，方知此书是一本以讲述追求官本位为主旨的书。
中国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不论士人还是百姓，都是功名利禄为人生目标。能够拥有功名，则有利禄之享，则可封妻荫子，则可光宗耀祖，则可荣耀乡里留名青史。举仕不第，正途不达，不择手段也要为此追求。
从《水浒》的关键人物宋江看，无论作者给了他多少仗义疏财的堆砌，也无论宋江骗取的“及时雨”的江湖名号有多响亮，读遍全书，都可以发现宋江是并不乐意做强盗的。既无做强盗的动机，也无做强盗的主动行为，甚至打心里就视做强盗为罪恶。当杀阎婆惜案事发，被晃盖等救上梁山，众头领请宋江留下来落草的时候，宋江是断然拒绝，软磨硬推，宁做囚犯，不做反贼，要保持自身身份和家族身份的清白。后来迫不得已上了梁山，心心念念仍然想的是要反正，一俟晃盖去世，获得梁山主导权，他便公开打起“替天行道”旗帜，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向朝廷表明并无反志，献媚表忠。找李师师，借卢俊义，多方积极联系受降事宜，走向招安议程，向朝廷靠拢，力求回归官宦主流。宋江对待朝廷的态度是宁肯朝廷负我，我不负朝廷。为了他的人生理想，他因此对待梁山众兄弟的态度是宁肯我负众人，不许众人负我。
做官入仕，是梁山首领宋江的人生追求，也是宋江执意追求招安的行为动机，也是宋江至死不渝的精神动力。不仅宋江如此，卢俊义、花荣、秦明、柴进等，何不同此心态，就连史进这样一个小庄主，在朱武劝他落草山寨当山寨之主时也称“我是个清白好汉，如何肯把父母遗体来点污了。”所以我们在《水浒》中看到，替天行道，行侠仗义，这些都只不过是谋求个人功名的借口。在紧要关头、重要关节上，宋江是一点儿不善良，一点儿不退让，不惜对发牢骚“招安，招安，招个鸟安”的救命兄弟李逵发出死亡威胁，也执意要走招安路线。而大多数梁山首领、包括社会中下层人物对宋江行为采取默认、观望、或不敢公开反对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对这一社会主体意识的认同和希翼，至少是部份的认同和希翼。
他们骨子里都有认同官本位的基因基础，也都有融入官本位体制的幻想。
从《水浒》用大笔墨来渲染宋江招安，花大篇幅描写梁山归顺，从结构、结局和主题的铺排看，《水浒》无疑是在宣传封建朝廷的正统性，无疑是在强调做官入仕的人生追求，无疑在宣教当官才是正当功名的生存哲学。全书的笔意，表明《水浒》其实是一部曲线谋求功名利禄的教科书，中国式的达命书。这一笔意主题，也表明了施耐庵虽然仕途失意但已深植脑海的人生旨趣。
当然，对于一个变节份子，朝廷以及朝廷里的既得利益集团是否接纳降者宋江以及在权贵眼里的这一团蟊贼，朝廷在封官时是怎样的薄情寡义违背承诺令诸英雄气得吐血，朝廷会怎样来利用这群梁山强盗并设计除之，但那已是后话。
当然，就施耐庵的那一时代而言，就施耐庵本人的思想高度而言，要想施耐庵在《水浒》看到民主、民生、人文、人本等现代主题，那确实是不切实际的。但如果就此许可《水浒》的主题缺陷，并将之放在中国文学名著、甚至世界文学名著的地位上予以赞誉，实有涂毒人心之患。
■辜世伟二评水浒■一部教导中国式处世哲学的入世书
宋江的虚伪、利用、自私，《水浒》作者可算是将之写得淋漓尽致。
宋江以讲义气著称，以“及时雨”的名头闻名江湖。中国自古就有行义之风，春秋战国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四大君子广交义士，就是历史上的美谈。但从骨子里看，广交义士的背后，是在豢养门客，蓄积人气，平时养士以为不时之需。毛遂就在关键时刻为主公解了燃眉，赢得生机。宋江疏财取义，其实遗自古风。
从中国历史上看，“义”在很多人身上始终是一个可疑的荣誉，也是一种可疑的行为。中国不乏《三个火枪手》那样的纯粹义气的情感，也不乏墨、孟那样的纯粹的义，但我看到更多的，是被人利用的“义”，是有目的的“义”，如四大君子之类。赵匡辄接交笼络军中义士，最终为其所用，助其黄袍加身。刘邦接交张良韩信，刘备接交关羽张飞桃园结义，也大抵不过如此。义在中国俗文化中，是一种交际哲学，是一种资源哲学，是一种生存哲学，简而言之，是一种处世之道。
考察《水浒》里的宋江，宋江的义名虽然闻名遐迩，但结合他的行为，其“义”就显得非常可疑。
他疏财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感恩于他，虽然他口称莫记。他仗义的目的，是为了寄恩于后，虽然他当时不提。他行义的行止，是为了彰显江湖，虽然他自己不说。生辰纲事发，他快马给晃盖报信。他仗义疏财广结义士广播义名的背后，是不是有功利目的，是不是为了人生某个不确定的目的，在他落难、落草后的人生低谷的表现中，就看到了他的收益，以及他为此而积聚的强大资源。
宋江杀人事发，前来缉捕的朱仝、雷横暗中放他。江洲反诗案要被处死，李逵等众多好汉来劫法场。晃盖一死，众兄弟竭力拥戴他。……。凡此种种，莫不归功于宋江的处处“义”举。
可是一当他权位在手，要想推行招安受降进朝为官的理想时，宋江可就翻脸不认人了。李逵公开叫板，宋江叫推出斩首。这与刘邦功成杀韩信、赵匡辄杯酒夺兵权，其实是一路货色。
他一当头领，就改聚义厅为忠义堂，寻求归顺朝廷，获得朝廷的认可和谅解，企图以招安换取一官半职。为此，不惜驱使水泊英雄征辽剿王庆打方腊，梁山英雄死亡大半。最后在朝廷的欺骗下，为了保得最后一个庙堂上的忠臣名份，害怕李逵坏了他的“清誉”，还把李逵也诳骗来予以毒杀，并把吴用、花荣也招来殉葬。
由此可见，宋江的“义”是有条件的，是有动机的，是有目的的。也就是说，宋江的“义”其实是虚情假义，宋江本质上其实是一个假情假义的伪君子。骨子里就是在借“义”利用梁山众弟兄，实则为了他的功名梦想。107个梁山好汉，其实只是宋江梦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看，《水浒》无疑还是一部宣教愚忠的奴才培训教材。宋江就像传销老大，祭起“义”字旗幡，招揽本部人马，包藏个人祸心。
对宋江的真面目，山寨也并非无明白人，并非无人识破。招安之时，梁山就有二三千人各自散去，众头领虽然明白厉害心情沉重，但终未能挣脱幻想与对宋江和梁山团队的那份义气，可见人皮这东西确实难披。到征方腊结束，公孙胜、李俊、二童等已明显失望俱各借故离去，武松、林冲也宁愿留在六和寺看护鲁达骨植，不愿回朝领赏。
表里不一，人格的分裂与复合。然而令人感叹的是，宋江的这种处世哲学，明里暗里却被人称道，直到如今都仍是许多国人的处世之道，是父母教育孩子效仿的榜样。
■辜世伟三评水浒■一部鼓吹弱肉强食的野蛮书。
《水浒》的不少描写都充满血腥和恐怖。
林冲在抓到陆谦一通痛骂后，“把尖刀向心窝里只一剜，七窍迸出血来，将心肝提在手里”。武松杀潘金莲，“两只脚踏住两只胳膊，扯开胸脯衣裳，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里衔着刀，双手去挖开胸脯，抠出心肝五脏，又胳察一刀便割下那妇人头来，血流满地”。杨雄杀潘巧云，“把刀先挖出舌头，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宋江在江州获救后，李逵杀黄文炳，“把刀割开胸膛，取出心肝，把来与众好汉看醒酒汤”。二龙山寨主邓龙抓到鲁智深后吩咐“且取这厮的心肝来做下酒”……《水浒》里充满了这样的血腥描写。动辄挖人心肝，煎炒煮汤下酒，可以看出剜人心脏是非常流行的杀人方式，炒人肝、煮人心、吃人肉、喝人血，是当时众多山寨强盗们的时尚菜。
再看看《水浒》对路边店和旅行中死亡陷阱的描写。十字坡张青、孙二娘的黑店以打劫过往客人卖人肉包子为业，武松从鸳鸯楼逃出后被孙二娘的伙计绑到黑店后，看见灶边梁上挂着两条人腿，并听见前面张青吆喝：“我来也！你们不要动手，我自来开剥。”宋江差点在李立的黑店成了包子肉馅，朱贵在水泊边用来接应八方英雄的接应店也不时做出这等勾当，张横张顺的渡船也是杀人劫货的贼船，戴宗、鲁智深等诸多好汉都被蒙汗药麻翻在阎王殿前旅游过……劫人，且还把人剁成肉馅卖给过往客人，《水浒》里的这种勾当在当时江湖就不过是寻常生意，不知多少人命冤死在案板之上。
还记得武松大闹飞云浦那一回吗？这一回在《水浒》中可算是代表性的嗜血情节。武松从飞云浦杀回鸳鸯楼，把陷害他的张都监、张团练、蒋门神杀了割头倒也理解，可他不问青红皂白，不管善恶良莠，象除草一样把丫环、养马的、厨师、下人等，悉数杀了，连屠十五条人命，这就有点屠杀的感觉了，表现出了嗜杀成性的兽性。鲁迅也曾指出，李逵劫法场时，连看客也一路砍去。严格的说，这些都不应该是英雄所为。
即使在衙门、在牢房这样的官方机构，强盗式残暴也处处可见。第二回高俅上任即收拾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立威，高俅设计白虎堂陷害林冲，张都监设计裁赃武松，戴宗、林冲、宋江剌配收监面临的杀威棒，监牢里的种种酷刑和暗藏的杀人方式，都无不证明那是一个暴力说话的时代。
可想而见，笔者描写的社会真真正正是一个强盗社会，血腥社会，野蛮社会。这些所谓的英雄，个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厉鬼。书中把盗贼时而也称为强人，说明这些“英雄好汉”在与过往旅客、妇女丫环等弱者面前，真的是很勇猛的。
与上述这类残暴叙述相比，相形之下，《水浒》对战场杀戮、刑场剐磔的暴力描写就显得很一般了。说实话，笔者小时候看到这些文字，实在感觉惊心动魄，现在读起来也一样感觉残忍可怕。
不知是出于施耐庵的写实文风，还是其有嗜血的变态人格，反正《水浒》里的这些津津乐道和反复渲染，令人恐怖，令人反感。
实际上，全书让人感受的就是暴力文化，强人文化，丛林文化。称《水浒》为暴力文学，也完全担当得起。
■辜世伟四评水浒■一部缺乏人文的野兽书。
在上节《三评水浒》中，就可以看出《水浒》里的这些所谓英雄好汉的野蛮性。但这还不够，再仔细探究一下这些英雄的人格，还会有更大的发现。
书里最快意的描写，就是英雄们为了享受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乐趣，围猎乡绅，屠杀过客，炒人肝，蒸人肉包子。一句话，他们的全部追求，都是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要。宋江在前期用以引诱这些英雄的诱誀，也是让众兄弟能吃饱穿暖，不受当时的苛捐杂税饥寒交迫之苦。后期当权后提出替天行道劝英雄好汉们招安，也是以让大伙儿有个封妻荫子享受荣华富贵的说辞。
试看，他们打家劫舍的所得，有多少是施舍给穷苦大众的，几乎全是搜刮上山，为山寨头领和众喽罗享用。他们吃人肉，偷盗成性，杀人如麻，杀人如割草。他们的所有抢劫，以满足肠胃为第一目的，就象是一群森林里的饿狼。这种对饥饿的满足欲，甚至使他们对情欲也缺乏性趣。看看《水浒》108个好汉，特别是草莽阶层的好汉，有几个是有性欲的？王矮虎对刘高夫人的欲望，在兄弟们眼里都是一个丧失英雄气节的笑话。他们对妇人从来都是以轻蔑的语气，基本没有平等人格的眼光。施耐庵“叵那妇人”之类的语言，就流露着这种轻蔑。他们貌似取“侠义”文化之大节，实则只是披着“侠义”文化其实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人文文化的一群在社会中围猎肆虐的饿狼。
即使宋江、卢俊义、吴用等此等读书人，还是在官场混过的多多少少受过孔孟之道教诲的人，在水浒山寨中，也被泯灭掉了那残存的人文，被迫适合梁山泊的主流文化。
不管读者愿不愿意，不管读者承不承认，甚至不管是否是施耐庵先生刻意的营造，反正我所读到的《水浒》，感觉里面的英雄总体上就是一群肉食动物，是一群魔头，他们没有理想，没有追求，没有人文，没有主义，没有真正的男女敬重，没有真正的人间情感，没有真正的道德良知，没有远大的社会责任。他们的主流文化就是为果腹而活，为果腹而杀，为果腹而战。或者为杀而杀，为英雄名号而杀、为显示英雄而杀。这帮英雄的旨趣，大概就停留在吃的乐趣和杀的乐趣上面。他们的行止，其实也就等同于鲁达征服的那帮地痞无赖腌臜泼皮而已。如果硬要将他们的行为推到正面的层面的话，他们追求的也只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称分金的原始共产主义，部落共产主义。
这些被冠之以英雄的强盗们，其实都是封建制度制造出来的、位于封建社会底层的一匹匹饿狼。如果施耐庵以《王朝制造的饿狼》等这样的主题来写这群强盗式人物，或许更有现实性的揭露批判意义，但让他们在《水浒》中以英雄好汉的面目出现，笔者认为这过了，太过了。或许施耐庵写书时，也未必是将之定位为一部英雄书，也没想到此书会以英雄书的面貌为后人推崇。或许他本就是揭露人性黑暗的，只是后人都将之错识，定位错误了。
少有人文教诲，多是兽性描绘。这部禁性欲、倡食欲、无情欲的饿狼书，它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带来的扭曲，引导后人以暴力强权为美，引导青少年以打打杀杀为美，这种返祖式的兽性文化引导，实在为害非浅。
■辜世伟五评水浒■一部打家劫舍的围猎书
《水浒》最能称能上文化的元素，莫过于对围猎文化的宣扬。
如果将水浒社会做一个生态圈，并把人民比喻成作为草场上的动物——事实上他们正是皇帝放养的动物，皇帝的事业就是牧民——的话，那么，在《水浒》中，我们可以看到三个层次的围猎。
梁山108条好汉的英雄壮举，是施耐庵着力描写的围猎集体。这108条好汉以及依附他们的众喽罗，啸集山寨，聚在一起，有力出力，有智出智，围猎羊群，围猎乡绅。他们虽没有大宋政权那样强力，然而凭借他们集聚的力量，大可以盘踞水泊占山为王，偏居山寨，过肉食动物的逍遥日子了。
如果将大宋政权当狮虎的话，梁山政权就是一个狼的集群。这个狼群盘踞梁山，训练有素，在赵氏家族的领地，从狮虎一样的大宋政权嘴里抢食。他们瓜分抢得的粮食财物，将抢来的女人充做妻妾。还存色欲的王矮虎还最终抢得扈三娘山寨做洞房。
如果说《水浒》诸将毫无伦理，那是不对的。在梁山组织内部，他们也井然有序，108把交椅的座次等级森严，排列有序，就像狼群里面的制度一样。
他们之所以能够“聚义”在一起，其实是狼与狼的合作关系，“义”的背后，其实是“利”。这有点像鲁迅眼中的封建历史，表面瞅去，满眼“仁义道德”，定睛细看，全是“吃人”二字。读了《水浒》，似也是这种感觉，翻开书页，尽是“义”字当头，透过字背，原来“利”藏行中。
梁山集团，其实就是一个围猎部落，依靠对相对弱势的乡绅、农民、城池的攻打，掠夺粮食物资，获得鱼肉的权利。
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围猎。同在这一层次的围猎者，还有方腊、王庆等集团。
联想到后来的张献忠、洪秀全，他们在明、清朝也扮演了《水浒》宋江、方腊、王庆集团同样的角色，看看他们的烧杀抢掠，以及张献忠、洪秀全那种虐杀冷酷的变态人格，对认识了解梁山“好汉”的实质，就是很好的参照。与洪秀全相比，秀才出身的洪秀全从西方借来了耶酥主义，还知道搞点政治旗幡，宋江则除了空空的“替天行道”口号外，连政治政纲的幌子也拿不出一个，相形之下，其围猎狼群的角色更为赤裸。
梁山围猎集团与其他围猎集团的差异，是它极力推崇的“义”字旗幡。忠义堂也好，聚义厅也好，都以“义”字为中心。掩人耳目、具有欺骗性的“义”，帮助梁山英雄们洗白他们的围猎行为。
高俅、童贯、蔡京、杨戬，这四大奸臣，是《水浒》传里的又一个围猎圈。
这四个人，是借助玩球、书法字画、声色犬马等奉迎本事，成为皇帝身边的宠臣，借着皇威多年盘踞朝廷垄断朝纲，围猎百官、围猎黎民、涂毒百姓的四匹大狼。他们通过百家层层压榨抽取利益，最终造成黎民之苦。林冲、杨志、阮氏三兄弟等的落草，都与这四匹狼的疯狂围猎有关。
李逵等大多数平民强盗将四大奸臣与皇帝是视为一体的国贼，他们恨不得“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但宋江等做着招安梦的苟且强盗则小心小心翼翼将皇帝与四大奸臣做着切割，声称只是要清君侧，即鲁迅说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甚至为了获得招安，宋江对高俅等的横加凌辱，也忍辱负重，不敢加声。
但高俅等四大奸臣显然将宋江、方腊等下层围猎者视为了心腹大患，特别是宋江这样相招安入朝的人，高俅等更是忌惮，视为眼中钉。不仅恨不得剪除之，而且对宋江的招安处处作梗，阻止宋江投降进入朝廷。在宋江突破高俅设置的障碍，投降成功以后，四大奸臣不仅阻止皇帝封赏，却别有用心地鼓动皇帝将梁山强盗派去征辽、征王庆、征方腊，将梁山好汉们弄得死伤逃亡大半，最后还将宋江毒死。这一切之根本，全在于维护四大奸臣围猎集团的既有格局，维护他们利用垄断权力打家劫舍的既得利益。
当然，最大的一个猎人，那就是皇帝了。那个躲在高处，神秘莫测的，不动声色的道君皇帝，按照封建制度打天下得天下的规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海之滨，莫非王臣，作为开国皇帝的继承者，他是制度保障的合法围猎者。封建把统治国家叫做“牧民”，非常形象地说明皇帝老儿对臣民是像对待动物一样放牧的。
所以，赵佶在《水浒》里虽是仁厚之君，但最高合法统治者的身份，捐纳贡税赋徭役，全国采集花石纲，挖地道直通娼家约会李师师，作为终级围猎者的社会角色，他玩得开开心心。他岂不知梁山泊、高俅等这些围猎集团对皇家园地的侵蚀掠食。对高俅等宠臣，他可以容忍，因为他明白高俅等是寄生在皇权下的腐虫，与赵宋王朝具有共生性。而公然造反的梁山强盗们，则直接影响到皇家园林的完整，损害皇家作为终极围猎者的利益。剿与抚，杀与招，主要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剔除帝国身体上的癣疾。他对四大奸臣愚弄残害梁山泊好汉，表面斥责，其实是默认的。这符合皇家的根本利益。“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赵宋太祖警语，赵佶作为继任者，岂为不知？宋江虽降，反迹在先，反贼不除，何以警世，眼见高俅等将宋江诸人变着方儿终于收拾干净，皇帝老儿焉能不乐？
通观《水浒》，何尝不就是三大围猎集团的博弈演义。
当然，作为最终被围猎对象的草民，《水浒》并没有将此作为一个层次来进行描写，因为这并不是作者的写作旨趣。不过，郑屠掠虐流浪卖艺的金氏父女等笔触，也全然感受得到当时底层人民作为刀上俎肉，其受猎之苦，民生之艰。
■辜世伟六评水浒■一部倡导成王败寇的“励志书”
《水浒》最致命的文化元素，是这部书所表达的王侯梦想与机会主义的结合。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则为官，退则修书。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士人之道，是官本位的中国士人的人生追求。对于宋江而言，《水浒》中未见其有诸如著书立说之类的高尚信仰，其人生兴趣全寄托在对官权的追求之上。
作为读书之吏，却于官道无缘，无法跻身上流集团，宋江是以时常有怀才不遇之感。而与江湖豪杰英雄强盗们的接触，一则心理上对现实的发泄和反动，二则也从中可以得到某种称道江湖的满足。宋江在浔阳楼上的反诗，就暴露了宋江对朝廷失道不能入仕的不满。面对江湖强盗闻之则称大哥、遇则下拜的礼遇，宋江心里何尝不是一种满足。
作为宋江来说，蓄义行为导致的花石纲事件的发展，以及杀死阎婆惜所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使他完全丧失了依照正途晋升上层的可能性——事实上在高俅等四大奸臣把持下，他也没有按照正常途径升官发财的可能。
反倒是与江湖强盗们的这种“义”交，给了宋江一种机会。不知宋江是在什么时候领悟，但当他正道无路，被迫被逼地被簇拥着上了梁山之后，他的诸多行为就表明他对梁山的反间道。用计疏离晃盖与诸将，出征笼络群雄建立军威，晃盖死后迅速转向打出招安旗号，潜入京城托李师师等转表忠心，要求皈依皇帝。
笔者注意到，宋江强烈要求皈依皇帝，也许并不是他的真实愿望。试看他的浔阳楼反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 ”黄巢是什么人？唐末造反想称帝的强人。什么叫凌云志？这是凌驾世界的大志壮志。这与毛泽东早年那首“独坐池塘如虎距，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与黄巢那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精神气质何其相似，隐隐流露着王者之气。
可见宋江请降，并非本意，实在有违其内心深处的王者之心。而其选择招安，实是不得已的选择，估计是权衡了梁山与官军的实力对比而做出的决定。小小水泊，终是鸟巢，梁上山寨，难得天下。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水泊梁山都缺乏星火燎原的气候。
从这一点看，宋江是在汲取黄巢失败的教训，瘾大胆子小，所以选择招安。历史形势和个人素质，决定了宋江的命运。从某种意义上讲，宋江是没有成功的毛泽东，毛泽东是成功了的宋江。
虽然施耐庵、罗贯中在宋江的最后结局以悲剧的笔墨挽上了宋江的命运，但作者并没有将宋江的悲剧归结于宋江的不智，而是归罪于四大奸臣的嫉妒、利益冲突和毒害。人们在读《水浒》时，内心里对宋江攀上梁山头把交椅、为达招安目的所采手段，是不乏津津乐道，暗自窃思窃习的。就像诸多青年对《国画》中朱怀镜的做官心得暗自吸纳一样。
书中还有一处最常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那就是高俅的入仕之路。这个玩球的帮闲人物，街头耍娃，只因踢得好球，又会钻营，得了徽宗赏识，不仅成了皇帝身边的亲随，皇帝还道：“朕欲要抬举你，但有边功，方可升迁。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没到半年时间，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领导身边好升官，这一封建选拔用人规则至今对官场职场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现代的秘书帮虽然在称呼形态上与高俅时代已有不同，但秘书与领导的主仆裙带关系、秘书作为领导亲随所受到的抬举，同出一脉。此现代浮世绘是否受到《水浒》中高俅故事的言传身教，笔者无法考究。但在现代官场小说出现之前那些时代，高俅的故事对许多人心目中其实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是一个典型的封建裙带的关系学案例，不少青年打心眼里是向往高俅的际遇，是宁愿做高俅的。
宋江之辈，岂知不羡高俅之位。声声忠义，焉知没有帝王之图。在那一文化语境下的宋江，难以想像他对封建时代文化毒素具有免疫力。我们甚至可以想见，假如水泊梁山真有实力推翻大宋，宋江当了皇帝，那他一定也是一个赵匡辄式的罢黜功臣的帝王人物。他前期行侠仗义，义结天下英雄，但在最后关头为了招安，而将兄弟们统统出卖给朝廷，紧要关头、重要关节上的表现，就说明了他绝非良善之辈。替天行道，行侠仗义，这些都只不过是谋求个人功名的借口。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为了大志，百折不挠，能屈能伸，杀伐绝断。这些亦正亦邪的手法，最终给读者的感觉并让人们学到的，其实是完全不讲道义的一种机会主义的方法论。
■辜世伟七评水浒■一部未获正确评点的名著
作家的成就，体现在能将思想不动声色地通过故事表现出来。伟大的文学著作，是从不在字里行间阐发什么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想观点的。无论是紫式部、马尔克斯、曹雪芹，还是莫言，古今中外的名著概莫能外。评论家的的成就，则体现在能否准确地将作家隐藏在故事中的意识——有时甚至是作家自己也不明了的潜意识释读出来，并以时代的视角予以正确的评价。
《水浒》以它故事的精彩扬名江湖、穿透时空，就这一意义上看，施耐庵无疑是成功的作家。自《水浒》成书之日起，它也成为了文人墨客评点之品。历史上金圣叹、左懋第、茅盾、胡适、鲁迅、毛泽东、周汝昌等，对《水浒》都有一些很有影响的点评。
最有影响的，莫过于金圣叹评《水浒》。但令人遗憾的是，金评《水浒》，多是以文学手法角度的评点，如人物刻画、情节铺排、伏线呼应、结构设计等。金对《水浒》人物评言最多的，就是把人物按作者的形象化程度分为上上人物、上中人物、中下人物等。他认为宋江、吴用、李逵、花荣是刻画得较好的上上人物。茅盾对《水浒》的评点也多是从文学结构的分析，为此他不惜笔墨写了《谈〈水浒〉的人物和结构》，并以对林冲、鲁达、杨志三个军官的描写为例，细细评点了一番。综观人们对《水浒》文学性的赞誉和文人们对《水浒》文学艺术性的津津乐道，多是称誉其人物描写。“所谓一百单八人个个面目不同，固然不免言之过甚，但全书重要人物中至少有一打以上各有各的面目”。（茅盾语）
但即使是针对文学手法，人们对《水浒》的判识也见仁见智。周汝昌对《水浒》人物刻画就与金圣叹相左，认为太粗。“比如写坏女人，写潘巧云，写潘金莲，这里边没有内心活动——潘金莲就是潘金莲，就是个不贞节的坏女人。这部古典小说的缺点往往就在这儿。”
但就《水浒》的评点上，金圣叹、茅盾、周汝昌等众多点评者，都少有独到之处，而多停留于文学技法上的旨趣，就如文人对回文诗的旨趣一样。即使有一些思想性类的评点，也多止步于对宋江等人物奸诈权术的认识，较少有思想、文化上的深刻判识和精彩批点。
真正在思想思想上对《水浒》有深刻认识的评点，应该来自于左懋第和鲁迅。早在明朝的左懋第就认为《水浒》教坏了百姓，是一部写给强盗看的书，是教人做强盗的书。并且认为如果不禁毁《水浒传》，对世风的影响不堪设想。鲁迅则从思想角度评点“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当‘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成了奴才。”毛泽东“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评语基本承袭了鲁迅观点，并将之作为“投降书”反面教材予以推荐，多多少少带有政治上的功利。
自《水浒》诞生来的所有评点者中，左懋第与鲁迅，应该是最接近于看透《水浒》本质。但即便是左懋第和鲁迅，也未对《水浒》毒素有系统的全面的阐论。
正是《水浒》点评中的诸多不到位，或者某些极有意义的点评少有人注意、未受到传播，导致《水浒》在流传与阅读中，糟粕溢淌，毒素染污，其负面的东西一直较少被给予提醒，也较少被读者警觉。人们是在缺乏免役力的情况下阅读并欣赏这部书的。
应该说，这是国人文化传播中的失败。
这也导引出国人文化基因中是否有值得反思之处的问题。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大概在封建的那种社会语境中，在那种文化语境中，在那种制度语境中，在那种历史语境中，人人都也是想着当皇帝的。他们不自觉地，都想维护也许有一天修成正果当皇帝的法理权威性和行为正当性，或以那种梦想作为人性目标。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只反人事，不反制度。我们可以将之前点评家的浅薄归咎为历史局限性。但五四以后特别是现当代人文时代的我们，仍然未能对《水浒》的毒素予以正确全面的评价与认识，让读者依然陷落在名著光环里污染受害，这是极不应该的。
我们不会在《源氏物语》中去学宫廷淫闱，我们也不会在《红楼梦》中去学习女儿娇情，因为那不是我们的日常语境。但我们却容易在《水浒》中学习感染到那些毒素，因为《水浒》太接近于我们的世俗生活了。
正因为这样，一些关于《水浒》负文化毒素的评论，一些现代人文视角下的书评，对于阅读这部名著的人们，对于建构现代民主与人文社会的我们而言，是多么的重要。
■辜世伟评水浒结语■《水浒》是否应该从名著中下架？
人性有许多复杂的东西。人性中存在着质朴的善良，与质朴的邪恶，无论好人与坏人，他们身上都能找到闪光的品质。世上没有天生的坏人，也没有纯粹的坏蛋。在这一点上，《水浒》对人性的立体描述是值得肯定的。
不可否认，《水浒》里有许多正面的文化元素。如鲁达行侠仗义、扶弱除恶，这类元素是应该予以肯定的。也有一些中性的文化元素，如林冲的草场复仇，私法雪恨，这类元素也可理解。《水浒》也不乏极有功底的文学技法，许多篇章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确实堪在名著之列。但里面的诸多负面的邪恶的文化元素，如前所列之类，在《水浒》中若隐若现，著者还许不知不觉地写，看者还许不知不觉地读，著者与读者都在负面的邪恶的文化元素中不知不觉地感染、传递，这实在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奇观。
这显然是中国人文化人格的一种病态。明里是好的东西，暗里却灌输着不好的东西。明里是反对的东西，暗里却是学习、模仿和追求的东西。正如大多数喊反奢侈的人，其实只是怀着羡慕嫉妒恨的心态，喊着反腐败的人，只是因为自己不能腐败而已，没准儿正潜心揣摩腐败之道，一有机会也定然会腐败一番疯狂一把。
施耐庵、据说后来罗贯中也参与创作津津乐道绘声绘色洋洋几十章回的行文，不仅是中国人性格中阴暗文化元素的大昭示，也反映出施耐庵自已在这种文化中的重度浸淫和中毒。这种多重人格，这种多元趣好，似乎说明了中国文化传统中那种说教式教育、伪君子教育的失败？
再者，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水浒》这样一部暗藏机锋的文学作品，为什么不知不觉居然就成为了中国名著了呢？说实话，作为著书者也好，作为读书者也好，作为评书者也好，其实我们都是处于同一审美文化的产物。我们从小在生活中就接受的是这样的文化。打小就从父母言传身教的故事中、在朋友同学的接触中，受到这样的传统文化审美情趣的熏陶。《水浒》的出现，正好契合了我们审美情趣，再经阅读者、传阅中、评述人的放大，侠义被放大了，忠义被放大了，人生的豪情被放大了，于是它就成了名著。但非常诡异也非常反讽的事实是，人们在阅读《水浒》时，表面是在感受侠义风范，其实却是在接受暴力文化；表面是在熏陶人间义气，其实就是在接受不问青红皂白为朋友两肋插刀、不讲大义的私人小义；表面在大讲忠义，其实是在学习不忠不义；表面是欣赏忠君教育，其实是在学习奴役文化、接受愚忠教育、观摩愚民手段，或掌握制造奴役文化和愚忠的技术；表面是在讽刺裙带文化，暗中却在暗示中国特有的关系学问。我们在标榜的本应该是正面意义的名著中，学到的却是非常负面的社会糟粕。
笔者不反对《水浒》作为文学名著的存在。作为展现那一时代的社会图景的写实小说，《水浒》的文学价值难以抹灭，它流传社会的巨大生命力也说明其辉煌的文学魅力。
但笔者以为，对于包含如此文化毒素的巨著，是该有一些揭露毒素的介绍文字面世，多一些现代人文视野的评论与批判，多一些关于它的种种讨论，让读者对暗藏其中的毒素有所关注、有所批判，自觉地有所隔离，避免阅读者染毒，减少这部名著的副作用，这是极有必要的。
2012-1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