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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让我们从下面两个问题开始，
(1)你为什么选择去香港，然后告诉他们，美国侵入了他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2)你公布的文件中有多少是你自己制作的，有多少人拥有了它们？如果你遭到不测，它们还会存在吗？
斯诺登：(1) 首先，就像他们对付别的泄密者那样，美国政府立即不出所料地摧毁了在国内进行公正审判的可能性，公开宣布我犯有叛国罪；宣布，揭发秘密的、犯罪的、甚至是违宪的行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那不公平，而如果你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能做更多的好事，那么自投罗网就太愚蠢了。
其次，让我们搞清楚，我没有透露任何美国对合法军事目标采取的行动。我之所以指出美国非法侵入民用基础设施的地方，如大学、医院、私营企业，因为这是危险的。这些赤裸裸、具有侵犯性的犯罪行为是错误的，无论目标是什么。不仅如此，当国家安全局在一个操作行动中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关键的系统崩溃了。国会并没有向一些国家宣战(它们中大多数是盟国)，但在没有征得公众许可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正在采取针对它们的网络行动，影响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们。这是为了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秘密进入我们甚至未与之交战的一个国家的电脑吗？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揭露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而这个恐怖分子杀死美国人的潜力甚至比我们自己的警察还少？不，公众需要知道一个政府以它的名义做的是哪种种事情，否则“被统治者的认可”就是毫无意义的。
(2) 我现在所能说的就是，通过关押我或谋杀我，美国政府将无法掩盖这一点。真相正在到来，它无法被阻止。
问：你为什么不直接飞往冰岛，如果它是你所倾向的庇难地？
斯诺登：离开美国要冒很大的风险，作为国家安全局雇员，出国旅行要提前30天申报并遭到监控。我可能在途中被拦截，所以我不得不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旅行，前往一个其文化和法律框架能够允许我工作而不是立刻遭到拘捕的国家。香港为我提供了这些。在公众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之前，冰岛可能会更快地受到更大压力。
问：你说，你欣赏埃尔斯伯格和曼宁。但你认为你和曼宁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你称：“我仔细评估了我披露的每份文件，以确保它们都符合公众利益。我并没有提供那些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件，因为伤害他人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透明性。”你是否在暗示曼宁不计后果地将机密交给维基解密，他有意伤害他人？
斯诺登：“不，我不这样认为。维基解密是一个合法的新闻出口，他们根据对公众利益的判断对所有发布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发布未经整理的电报内容是由于一位合作记者未能控制密码短语”。虽然如此，我知道许多媒体用“倾倒文件”的说法来污蔑曼宁，我想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断言。
问：你是否就薪水说谎？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何告诉格林瓦尔德你的年薪是20万美元，而实际上只有12万美元(解雇你的公司是这样的说的)
斯诺登：格里恩和他的同事们向我反馈了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进行了录音。我所说的年薪20万美元是我职场的高收入区间，我在从事具体工作时不得不接受减薪。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不是给我薪水最多的单位。
问：如果你说，你想告诉世界关于国家安全局的项目，那些项目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前就开始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一下，才公布那些文件呢？
斯诺登：奥巴马阵营的承诺和当选让我相信，他会带领我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那些问题就是他在拜票中列举的问题。很多美国人也有相似的感觉。不幸的是，就在取得权力后不久，他就关闭了调查系统违反法律行为的大门，深化、扩大了好几个滥用权力的项目，拒绝花费政治资本，去结束我们在关塔那摩看到的那种违反人权的做法，那里的人们现在仍在未遭到指控的情况下坐牢。
问：请尽可能详细地定义你所说的“直接接触”？分析人员能否在未获许可证的情况下窃听国内电话？
斯诺登：如果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国防情报局、分析人员能够进入信号情报原始数据库，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用户身份证、手机身份证。这方面的限制是政策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此外，在这方面的审核是草率的、不完全的、可以被虚假的理由轻易骗过。至少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窃听行动的审核比例只有5%。
由于数个原因，美国国家安全局喜欢用“国内”这样含糊其词的措词。现实是，由于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法案和其702条款授权，情报部门每天都在收集和阅读美国人的通讯，这取决于分析师的认证等级而不是许可证。
他们为此给出的借口是“意外收集”，但国家安全局的一些人仍掌握了你的通讯内容。即便是在获许可证的截收情况下，情报部门并不总是要与“真正”的许可证打交道，并不像警局那样，情报部门的许可证更多是一个他们填写的模板，呈送给一位可靠的法官，批准只是走程序而已。
问：当你说国家安全局的人仍将获得你通讯的内容，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获得了通信记录或者是通信内容？
斯诺登：两者都有，例如，如果我的对象是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根据FAA702条款，那个邮件地址给你发送了一些东西，分析师得到了它。所有的东西，IP地址、原数据、内容、标题、附件，所有的东西，它将保存很长时间，可能通过免除条款而不是许可证获得延长。
问：你对谷歌和脸谱网的否认有何看法？你认为它们真的对棱镜项目一无所知？或者你认为它们是被迫说谎？可能，对于格林瓦尔德这样的律师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如果你获得了一份你被禁止披露其存在的秘密命令，如果你拒绝合作，他们将采取何种措施？
斯诺登：它们的否认进行了数次修改，它们的否认是误导性的，包括了同样的措词，这一点越来越清楚。由于这些报料和这些公司的影响力，我们终于开始看到这些项目更多的透明性和更多细节，这在这些项目开始以来还是首次。
它们在法律上被迫服从，就项目的细节保持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道德上应服从。例如，脸谱网、谷歌、微软、苹果拒绝与情报界合作，你认为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把它们关闭吗？
问：爱德华，有大量猜测，预言，你已经或者将要把美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或者其它国家的政府以换得庇护。你已经或者将要这么做吗？
斯诺登：这是我在报料之前猜到的诽谤，因为美国媒体会对任何涉及香港或者中国的东西作出“红色中国”的下意识反应，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不当行为议题的注意力。问问你自己：如果我是一名中国间谍，我为什么不直接飞往北京？我现在将居住在宫殿里，抚摸凤凰了。
问：爱德华-斯诺登，对你为我们国家做出的勇敢的服务，我向你表示感谢。关于你的某些说法，存在一些怀疑，其中包括这一点，“我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肯定有权窃听任何一个人，你，你的会计师，一个联邦法官，甚至总统，只要我发现一份个人电子邮件”。你真准备那样做吗？如果真的那样，能详细阐明下吗？
斯诺登：是的，我准备那样。美国人的确享有限的政策保护，再一次，要理解政策保护就是没有保护，政策是一个只会松弛的棘齿轮，这样理解很重要；此外，美国还享有一种非常虚弱的技术保护，就像位于我们摄取点上的一个近前端过滤器。过滤器逐渐老化了，被设置在被婉转地称为“最大允许光圈”的东西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剔除。即使有这么一个过滤器，美国的通讯依然被摄取了，而如果他们是离境的通讯，甚至会遭到更多的摄取。你们受到保护的通讯应继续是受保护的通讯，而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相连的IP。
更基本的，就整体而言，“美国人的”保护只是这一系统的力量和危险衍生的一种娱乐。不表示怀疑的监视并不会变成对的，而这仅仅是因为，它只不过以伤害95%的世界，取代了伤害整个世界。我们的国父们并没有这样写，“我们坚持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美国人是生而平等的。”
问：美国官员说，由于你的泄密，恐怖分子已经在对TTPs产生了警觉，说你是叛徒。你怎么回答？
斯诺登：美国官员每次都这么说，存在公共讨论，而这能够限制他们的权力。美国官员还进行误导，或干脆提供关于这些项目的价值的虚假说法，就像他们在最近的扎齐案中做的那样。法院文件清楚地显示，“棱镜”项目未公布该案。
记者应该问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既然这些项目在911袭击后不久就开始运作，那么单单这种通过不表示怀疑的监视获取、通过别的来源无法获取的信息，究竟防止了多少恐怖袭击？接着应该问，为了达到这一点，有多少个人信息被摄取；还要问你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浴缸掉下来了，警官比恐怖主义杀死的美国人还多，然而，就因为害怕成为它的牺牲品，我们已经被要求牺牲我们最神圣的权利。
此外，牢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把我称为叛徒的，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这样的人。强加给我们非法窃听项目，就是他。在欺骗性地设计一场冲突的道路上，这个项目被当做暴行的热身，而那场冲突杀死了4400多美国人，致使3.2万美国人伤残，让10万多伊拉克人丧命。被迪克・切尼称为叛徒，那是你能赋予一个美国人的至高荣誉，我们听到一个像他、范斯坦、金那样的人惊慌失措的谈话越多，我们所有人的状况就越好。如果他们上了一堂如何成为让迪克・切尼揪心的那种公民的课，那么我已经从高中毕业了。
问：加密电子邮件是否能避开国家安全局的监视？我的数据是否得到标准加密的保护？
斯诺登：加密确实有效果，适当使用的强有力加密系统是你可以依靠的一件东西。不幸的是，终结点的安保非常脆弱，国家局可以经常找到避开它的方法。
问：你是否认为政府对宾尼、德拉克和其他人的处理影响了你的道路？你是否感受到了“系统奏效”？
斯诺登：宾尼、德拉克、基里亚库、曼宁都是对为公众利益而报料者作出过份严厉处理只会提升未来报料的规模、范围和技能的例子。
有良心的公民不会因为他们因此被毁灭而对错误行为置之不理，他们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只是打造了更好的报料者。如果奥巴马政府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们将会很快发现自己将会面临同样强硬的公众。
报料为奥巴马提供了一个呼吁重返理性、宪法政策、法制而非人制的机会。他仍有许多时间，他可以作为向下看悬崖，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跳入悬崖的总统载入史册。我个人建议他召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监视项目、放弃危险的“国家机密”特权，开创在准备离任时任命一位特别调查员来评估在职时的政策以找到错误行为的传统。如果我们最高官员拒绝接受审查，人们将不会对政府有信心，他们应当建立透明性的范例。
问：“你想对那些可以泄漏机密情报以提高公众对美国情报部门认知度的人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可以否认国家安全局所说的在未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具体命令无法窃听电话内容的说法？
斯诺登：美国是一个值得为它而死的国家。
问：考虑到根据反响你现在正在面临的暴行，你能否描述一下，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自己将一无反顾地这么做，而不考虑什么后果？生活在一个后泄密的世界，你现在的感受如何？是否一再犹豫后，才决定采取行动？我想，对那些打算成为泄密者的人来说，如果知道具有决定性的时刻究竟是怎样的，将对他们有所帮助。对你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我要再次表示感谢。
斯诺登：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单独的时刻。我听到了从高官到国会说的一连串的谎言，美国人民因此也听到了。我意识到了国会完全支持这些谎言，尤以“八人帮”为甚。迫使我采取行动的，就是这些因素。我看到，像国家情报主管詹姆斯・克莱帕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居然露骨地向公众撒谎，并且没有什么反响，这就是一个被毁灭的民主政体的证据。如果被统治者未被告知真相，那么他们的认可就并非真正的认可。
问：就你是否秘密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政府的问题，一些人称你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否明确否认这一点？
斯诺登：我没有那么做，我没有接触中国政府，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样，我只与记者合作。
问：到目前为止，就公共辩论而言，事情是否向你想像的那样发展？
斯诺登：我开始时很受鼓舞。不幸的是，主流媒体现在看起来对我17岁所说的话或者我的女朋友长什么样更感兴趣，而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可疑监视项目。
问：你还想补充什么吗？
斯诺登：我想就所有支持者的支持表示感谢，请记住，只因为你不是监视项目的目标并不是可以实施监视项目的理由。美国公民/外国人的区分不是个人化怀疑的合理取代，做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改善监视项目的支持度。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给国会的理由，以为其监视项目获得特别豁免权。
来源: 新浪科技
(1)你为什么选择去香港，然后告诉他们，美国侵入了他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
(2)你公布的文件中有多少是你自己制作的，有多少人拥有了它们？如果你遭到不测，它们还会存在吗？
斯诺登：(1) 首先，就像他们对付别的泄密者那样，美国政府立即不出所料地摧毁了在国内进行公正审判的可能性，公开宣布我犯有叛国罪；宣布，揭发秘密的、犯罪的、甚至是违宪的行为，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犯罪。那不公平，而如果你在监狱外比在监狱内能做更多的好事，那么自投罗网就太愚蠢了。
其次，让我们搞清楚，我没有透露任何美国对合法军事目标采取的行动。我之所以指出美国非法侵入民用基础设施的地方，如大学、医院、私营企业，因为这是危险的。这些赤裸裸、具有侵犯性的犯罪行为是错误的，无论目标是什么。不仅如此，当国家安全局在一个操作行动中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关键的系统崩溃了。国会并没有向一些国家宣战(它们中大多数是盟国)，但在没有征得公众许可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局正在采取针对它们的网络行动，影响了数百万无辜的人们。这是为了什么？这样一来，我们就能秘密进入我们甚至未与之交战的一个国家的电脑吗？这样一来，我们就有可能揭露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而这个恐怖分子杀死美国人的潜力甚至比我们自己的警察还少？不，公众需要知道一个政府以它的名义做的是哪种种事情，否则“被统治者的认可”就是毫无意义的。
(2) 我现在所能说的就是，通过关押我或谋杀我，美国政府将无法掩盖这一点。真相正在到来，它无法被阻止。
问：你为什么不直接飞往冰岛，如果它是你所倾向的庇难地？
斯诺登：离开美国要冒很大的风险，作为国家安全局雇员，出国旅行要提前30天申报并遭到监控。我可能在途中被拦截，所以我不得不在没有提前预约的情况下旅行，前往一个其文化和法律框架能够允许我工作而不是立刻遭到拘捕的国家。香港为我提供了这些。在公众有机会表达他们的观点之前，冰岛可能会更快地受到更大压力。
问：你说，你欣赏埃尔斯伯格和曼宁。但你认为你和曼宁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你称：“我仔细评估了我披露的每份文件，以确保它们都符合公众利益。我并没有提供那些能产生巨大影响的文件，因为伤害他人不是我的目标，我的目标是透明性。”你是否在暗示曼宁不计后果地将机密交给维基解密，他有意伤害他人？
斯诺登：“不，我不这样认为。维基解密是一个合法的新闻出口，他们根据对公众利益的判断对所有发布的内容进行了整理。发布未经整理的电报内容是由于一位合作记者未能控制密码短语”。虽然如此，我知道许多媒体用“倾倒文件”的说法来污蔑曼宁，我想明确表示这不是一个有效的断言。
问：你是否就薪水说谎？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吗？你为何告诉格林瓦尔德你的年薪是20万美元，而实际上只有12万美元(解雇你的公司是这样的说的)
斯诺登：格里恩和他的同事们向我反馈了情况，并不是所有的对话都进行了录音。我所说的年薪20万美元是我职场的高收入区间，我在从事具体工作时不得不接受减薪。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不是给我薪水最多的单位。
问：如果你说，你想告诉世界关于国家安全局的项目，那些项目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前就开始了，你为什么还要等一下，才公布那些文件呢？
斯诺登：奥巴马阵营的承诺和当选让我相信，他会带领我们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前进，那些问题就是他在拜票中列举的问题。很多美国人也有相似的感觉。不幸的是，就在取得权力后不久，他就关闭了调查系统违反法律行为的大门，深化、扩大了好几个滥用权力的项目，拒绝花费政治资本，去结束我们在关塔那摩看到的那种违反人权的做法，那里的人们现在仍在未遭到指控的情况下坐牢。
问：请尽可能详细地定义你所说的“直接接触”？分析人员能否在未获许可证的情况下窃听国内电话？
斯诺登：如果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中情局、国防情报局、分析人员能够进入信号情报原始数据库，他们可以获得想要的电话号码、电子邮件、用户身份证、手机身份证。这方面的限制是政策方面，而非技术方面。此外，在这方面的审核是草率的、不完全的、可以被虚假的理由轻易骗过。至少在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窃听行动的审核比例只有5%。
由于数个原因，美国国家安全局喜欢用“国内”这样含糊其词的措词。现实是，由于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法案和其702条款授权，情报部门每天都在收集和阅读美国人的通讯，这取决于分析师的认证等级而不是许可证。
他们为此给出的借口是“意外收集”，但国家安全局的一些人仍掌握了你的通讯内容。即便是在获许可证的截收情况下，情报部门并不总是要与“真正”的许可证打交道，并不像警局那样，情报部门的许可证更多是一个他们填写的模板，呈送给一位可靠的法官，批准只是走程序而已。
问：当你说国家安全局的人仍将获得你通讯的内容，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说他们获得了通信记录或者是通信内容？
斯诺登：两者都有，例如，如果我的对象是一个电子邮件地址，根据FAA702条款，那个邮件地址给你发送了一些东西，分析师得到了它。所有的东西，IP地址、原数据、内容、标题、附件，所有的东西，它将保存很长时间，可能通过免除条款而不是许可证获得延长。
问：你对谷歌和脸谱网的否认有何看法？你认为它们真的对棱镜项目一无所知？或者你认为它们是被迫说谎？可能，对于格林瓦尔德这样的律师来说这是一个更好的问题：如果你获得了一份你被禁止披露其存在的秘密命令，如果你拒绝合作，他们将采取何种措施？
斯诺登：它们的否认进行了数次修改，它们的否认是误导性的，包括了同样的措词，这一点越来越清楚。由于这些报料和这些公司的影响力，我们终于开始看到这些项目更多的透明性和更多细节，这在这些项目开始以来还是首次。
它们在法律上被迫服从，就项目的细节保持沉默，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道德上应服从。例如，脸谱网、谷歌、微软、苹果拒绝与情报界合作，你认为政府会采取什么措施？把它们关闭吗？
问：爱德华，有大量猜测，预言，你已经或者将要把美国机密情报交给中国或者其它国家的政府以换得庇护。你已经或者将要这么做吗？
斯诺登：这是我在报料之前猜到的诽谤，因为美国媒体会对任何涉及香港或者中国的东西作出“红色中国”的下意识反应，这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政府不当行为议题的注意力。问问你自己：如果我是一名中国间谍，我为什么不直接飞往北京？我现在将居住在宫殿里，抚摸凤凰了。
问：爱德华-斯诺登，对你为我们国家做出的勇敢的服务，我向你表示感谢。关于你的某些说法，存在一些怀疑，其中包括这一点，“我坐在我的办公桌旁，肯定有权窃听任何一个人，你，你的会计师，一个联邦法官，甚至总统，只要我发现一份个人电子邮件”。你真准备那样做吗？如果真的那样，能详细阐明下吗？
斯诺登：是的，我准备那样。美国人的确享有限的政策保护，再一次，要理解政策保护就是没有保护，政策是一个只会松弛的棘齿轮，这样理解很重要；此外，美国还享有一种非常虚弱的技术保护，就像位于我们摄取点上的一个近前端过滤器。过滤器逐渐老化了，被设置在被婉转地称为“最大允许光圈”的东西上，随时都有可能被剔除。即使有这么一个过滤器，美国的通讯依然被摄取了，而如果他们是离境的通讯，甚至会遭到更多的摄取。你们受到保护的通讯应继续是受保护的通讯，而这仅仅是因为它们相连的IP。
更基本的，就整体而言，“美国人的”保护只是这一系统的力量和危险衍生的一种娱乐。不表示怀疑的监视并不会变成对的，而这仅仅是因为，它只不过以伤害95%的世界，取代了伤害整个世界。我们的国父们并没有这样写，“我们坚持这些不言自明的真理，即，美国人是生而平等的。”
问：美国官员说，由于你的泄密，恐怖分子已经在对TTPs产生了警觉，说你是叛徒。你怎么回答？
斯诺登：美国官员每次都这么说，存在公共讨论，而这能够限制他们的权力。美国官员还进行误导，或干脆提供关于这些项目的价值的虚假说法，就像他们在最近的扎齐案中做的那样。法院文件清楚地显示，“棱镜”项目未公布该案。
记者应该问一个特殊的问题，即：既然这些项目在911袭击后不久就开始运作，那么单单这种通过不表示怀疑的监视获取、通过别的来源无法获取的信息，究竟防止了多少恐怖袭击？接着应该问，为了达到这一点，有多少个人信息被摄取；还要问你自己，这样做是否值得。浴缸掉下来了，警官比恐怖主义杀死的美国人还多，然而，就因为害怕成为它的牺牲品，我们已经被要求牺牲我们最神圣的权利。
此外，牢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把我称为叛徒的，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这样的人。强加给我们非法窃听项目，就是他。在欺骗性地设计一场冲突的道路上，这个项目被当做暴行的热身，而那场冲突杀死了4400多美国人，致使3.2万美国人伤残，让10万多伊拉克人丧命。被迪克・切尼称为叛徒，那是你能赋予一个美国人的至高荣誉，我们听到一个像他、范斯坦、金那样的人惊慌失措的谈话越多，我们所有人的状况就越好。如果他们上了一堂如何成为让迪克・切尼揪心的那种公民的课，那么我已经从高中毕业了。
问：加密电子邮件是否能避开国家安全局的监视？我的数据是否得到标准加密的保护？
斯诺登：加密确实有效果，适当使用的强有力加密系统是你可以依靠的一件东西。不幸的是，终结点的安保非常脆弱，国家局可以经常找到避开它的方法。
问：你是否认为政府对宾尼、德拉克和其他人的处理影响了你的道路？你是否感受到了“系统奏效”？
斯诺登：宾尼、德拉克、基里亚库、曼宁都是对为公众利益而报料者作出过份严厉处理只会提升未来报料的规模、范围和技能的例子。
有良心的公民不会因为他们因此被毁灭而对错误行为置之不理，他们的良心不允许这样做。政府对他们采取的严厉措施只是打造了更好的报料者。如果奥巴马政府对我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他们将会很快发现自己将会面临同样强硬的公众。
报料为奥巴马提供了一个呼吁重返理性、宪法政策、法制而非人制的机会。他仍有许多时间，他可以作为向下看悬崖，向后退而不是向前跳入悬崖的总统载入史册。我个人建议他召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评估这些监视项目、放弃危险的“国家机密”特权，开创在准备离任时任命一位特别调查员来评估在职时的政策以找到错误行为的传统。如果我们最高官员拒绝接受审查，人们将不会对政府有信心，他们应当建立透明性的范例。
问：“你想对那些可以泄漏机密情报以提高公众对美国情报部门认知度的人说什么？你有什么证据可以否认国家安全局所说的在未获得外国情报监视法庭具体命令无法窃听电话内容的说法？
斯诺登：美国是一个值得为它而死的国家。
问：考虑到根据反响你现在正在面临的暴行，你能否描述一下，你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了自己将一无反顾地这么做，而不考虑什么后果？生活在一个后泄密的世界，你现在的感受如何？是否一再犹豫后，才决定采取行动？我想，对那些打算成为泄密者的人来说，如果知道具有决定性的时刻究竟是怎样的，将对他们有所帮助。对你的勇气和英雄主义，我要再次表示感谢。
斯诺登：我想，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不同的。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单独的时刻。我听到了从高官到国会说的一连串的谎言，美国人民因此也听到了。我意识到了国会完全支持这些谎言，尤以“八人帮”为甚。迫使我采取行动的，就是这些因素。我看到，像国家情报主管詹姆斯・克莱帕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居然露骨地向公众撒谎，并且没有什么反响，这就是一个被毁灭的民主政体的证据。如果被统治者未被告知真相，那么他们的认可就并非真正的认可。
问：就你是否秘密将机密情报交给中国政府的问题，一些人称你没有清楚回答这个问题？你能否明确否认这一点？
斯诺登：我没有那么做，我没有接触中国政府，与卫报和华盛顿邮报一样，我只与记者合作。
问：到目前为止，就公共辩论而言，事情是否向你想像的那样发展？
斯诺登：我开始时很受鼓舞。不幸的是，主流媒体现在看起来对我17岁所说的话或者我的女朋友长什么样更感兴趣，而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可疑监视项目。
问：你还想补充什么吗？
斯诺登：我想就所有支持者的支持表示感谢，请记住，只因为你不是监视项目的目标并不是可以实施监视项目的理由。美国公民/外国人的区分不是个人化怀疑的合理取代，做这样的区分只是为了改善监视项目的支持度。这正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提供给国会的理由，以为其监视项目获得特别豁免权。
来源: 新浪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