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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局势最近动荡加剧。美国《纽约时报》刊载了穆斯林兄弟会研究专家维克哈姆撰写的《埃及错失的机会》，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作者在文章中指出，埃及穆兄会长期由保守派把持，改革派难成气候，因此穆兄会才推出穆尔西这样一位不善于妥协的人来竞选总统。就任总统后，穆尔西不关心解决腐败等问题，却推出一系列颇有争议的举措，引发了反对派和民众的不满。军方趁机发力，罢免了他。穆兄会如果想在构建埃及未来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就必须改弦更张，与反对派寻求共识、达成妥协。但是，由于军方对穆兄会采取了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行动，穆兄会的抵抗意志可能会被强化，埃及有陷入长期冲突的危险。以下是文章全文：
埃及局势动荡仍在持续，埃及的出路在何方？
2012年6月，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在阿拉伯世界，一位伊斯兰主义者通过投票箱获得行政职位，这还是第一次。与西方保守权威的预期恰恰相反，他的政府并没有遵循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朗神职人员采取的严酷道路。但是，无论是穆尔西先生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都没有让埃及走上具有真正包容性的民主秩序之路。
埃及威权领导人胡赛尼・穆巴拉克2011年倒台，如果兄弟会中改革派此后为兄弟会设定日程，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与兄弟会中的强硬派不同，改革派已经接受了比较进步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多元主义、宽容和人权。他们还认为，世俗团体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潜在的伙伴。然而，在过去10年里，在兄弟会各等级中，改革派逐渐遭到排斥。一些人自愿离开了，另一些人遭到了驱逐。
不幸的是，由于改革派声音的消失，解决兄弟会和军方不断升级的僵局将变得更难。军方已经下令拘押穆尔西先生，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与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密谋。
兄弟会的成员认为兄弟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并照此采取行动。但是，兄弟会其实不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内部意见纷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改革派别出现了。该派别主要由中年专业人士组成，与兄弟会老迈的保守派形成了对比。对保守派来说，他们更看重牺牲、忠诚、服从，而非能力。
在改革派中，有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担任过伊斯兰学生团体的领袖，他们给兄弟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批评保守派的狭隘观点。他们尤其认为，领导层的对抗性思维定势、对非成员的怀疑、对妇女和基督徒权利的蔑视，正在阻碍它在政治体系获得合法立足点，阻碍它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过大量游说后，改革派成功地让兄弟会发表正式声明，支持政党多元主义和女性的权利。这是改革派影响力增长的一个标志。改革派开始定期与兄弟会孤立网络之外的专业人士、记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交流。在2004-2011年间做的采访中，有几个改革派告诉我，这样的交流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埃萨姆・苏尔坦是兄弟会在埃及律师联盟中的代表，他回忆道：“我们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胜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别的意见、观点总是错的。但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我们改变了信仰。”与此相似，兄弟会主要进步人物、医生阿卜杜勒・莫内姆・阿布・福图解释说，通过与更宽泛的社会的交流，“我们开始意识到，达成一致与合作的范围其实是十分宽广的。”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相似思想的领导人最终晋升到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最高层，并且已经形成了他们自那时到现在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埃及，在兄弟会的执行委员会或指导局中，改革派获得的席位最多也不过一两个。取而代之的是，指导局依然几乎是一个由老手组成的紧密团体近乎排他的保护区。这些老手的声望建立在他们在运动中的长期历史，以及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之上。正如他们认为的那样，那些年轻的“暴发户”没有权利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要求分享更大的决策权。
阿布-艾拉・马阿迪是一个伊斯兰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在工程师联合会中很活跃。他解释说，当他和其它改革派领导人忙于举行民主、人权会议时，保守派则在巩固它对新成员的招募和社会化的控制。诚如马阿迪先生悲伤评述的那样，他和其它改革派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草根范围的重要性。马阿迪先生解释说，他们自己对兄弟会基础的忽视，为“大盗窃”搭建了舞台，让保守派从他们那里盗走了更年轻一代的忠诚。
兄弟会最有能力、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对保守派的僵化思想和专制的管理风格逐渐失望，他们最终选择了离开兄弟会，开创他们自己的路。在2011年反穆巴拉克的起义及随后的政治开放期间，改革派的出走加快了。苏尔坦先生、阿布・福图先生、马阿迪先生以及其他兄弟会前成员现在加入了新党派，很多赞同他们的进步观点的伊斯兰主义青年离开了兄弟会，与他们站到了一起。
当穆尔西先生成为总统时，他和他指导局的同事采取了一种高压的统治手段。如果兄弟会中有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改革派别，那么在大势已去之前，它也许会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手段。
穆尔西先生浪费了很多与其他团体分享权力的机会。在一些关键的政府机构，他用兄弟会成员取代了穆巴拉克任命的老官员。但是，他却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应对系统性的管理不善和腐败。他允许支持政府的恶棍欺凌他的对手，未能保证少数教派科普特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安全。他几乎没有做出努力，去承认并解决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严重不足的状况，以及埃及的结婚、离婚、遗产法律中固有的、明显的性别歧视。
在缺乏广泛的全国性支持的情况下，穆尔西先生匆忙推动就一部新宪法进行公投，终于遭到了指控，人们指控他正在利用他的民主权威来为非民主的目的服务。兄弟会没有意识到，在总统选举中的小胜并没有给穆尔西先生授权去为所欲为。
现在，由于军方的介入，穆尔西先生突然从一个拒不纳谏、无能的领导人，被转化成伊斯兰主义事业的英雄。兄弟会正在将其自身定位为一场阴谋的牺牲品，而非为其错误负起责任。
在穆尔西先生任职期间，兄弟会内外的一些改革派人物曾公开批评穆尔西的政策。现在，他们正在他的一方集合，加入了谴责军方强加的临时政府的行列。至于那些最不愿意承认兄弟会的失策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只要军方看上去决心摧毁兄弟会，他们就不大可能获得力量。
假如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改革派在2011年占上风，埃及的过渡期很可能会有一种大相径庭的转变。兄弟会也许不会推出它自己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即使它推出了一位，它也许会选择一位比穆尔西先生更愿意妥协、达成共识的人。这样一位总统极有可能做出努力，加强与世俗反对派的关系，而非做出引发争议的举动，腐蚀其信任和善意。
现在，那些改革派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而军方的介入已经剥夺了穆尔西先生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获得的权力。鉴于军方、世俗党派和数百万普通埃及公民坚决反对他，即使举行大量示威，也不大可能让其恢复职位。兄弟会的的高级领导人一直非常善于招募成员，善于动员他们去参加投票、走上街头，而他们在谈判和妥协方面则要不熟练得多。然而，如果想在构建埃及未来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妥协和谈判正是兄弟会需要的技巧。
与此同时，军方对兄弟会采取的行动是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这强化了兄弟会的抵抗意志，增加了爆发长期冲突的危险。无论好坏，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独立运动，对它的进一步妖魔化只会增加暴力和混乱的几率，加强兄弟会的强硬派，减弱对其内部的改革呼声。
作者简介：卡莉・罗赛夫斯基・维克哈姆，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伊斯兰运动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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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穆罕默德・穆尔西当选埃及总统。在阿拉伯世界，一位伊斯兰主义者通过投票箱获得行政职位，这还是第一次。与西方保守权威的预期恰恰相反，他的政府并没有遵循阿富汗塔利班和伊朗神职人员采取的严酷道路。但是，无论是穆尔西先生还是穆斯林兄弟会，都没有让埃及走上具有真正包容性的民主秩序之路。
埃及威权领导人胡赛尼・穆巴拉克2011年倒台，如果兄弟会中改革派此后为兄弟会设定日程，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与兄弟会中的强硬派不同，改革派已经接受了比较进步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这种解释强调多元主义、宽容和人权。他们还认为，世俗团体与其说是对手，不如说是潜在的伙伴。然而，在过去10年里，在兄弟会各等级中，改革派逐渐遭到排斥。一些人自愿离开了，另一些人遭到了驱逐。
不幸的是，由于改革派声音的消失，解决兄弟会和军方不断升级的僵局将变得更难。军方已经下令拘押穆尔西先生，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以及与巴勒斯坦组织哈马斯密谋。
兄弟会的成员认为兄弟会是一个庞然大物，并照此采取行动。但是，兄弟会其实不是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内部意见纷纭。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改革派别出现了。该派别主要由中年专业人士组成，与兄弟会老迈的保守派形成了对比。对保守派来说，他们更看重牺牲、忠诚、服从，而非能力。
在改革派中，有很多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担任过伊斯兰学生团体的领袖，他们给兄弟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批评保守派的狭隘观点。他们尤其认为，领导层的对抗性思维定势、对非成员的怀疑、对妇女和基督徒权利的蔑视，正在阻碍它在政治体系获得合法立足点，阻碍它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
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经过大量游说后，改革派成功地让兄弟会发表正式声明，支持政党多元主义和女性的权利。这是改革派影响力增长的一个标志。改革派开始定期与兄弟会孤立网络之外的专业人士、记者和民间社会活动家交流。在2004-2011年间做的采访中，有几个改革派告诉我，这样的交流大大改变了他们的观点。
埃萨姆・苏尔坦是兄弟会在埃及律师联盟中的代表，他回忆道：“我们认为自己是唯一能够胜任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别的意见、观点总是错的。但是，通过与其他人的交流，我们改变了信仰。”与此相似，兄弟会主要进步人物、医生阿卜杜勒・莫内姆・阿布・福图解释说，通过与更宽泛的社会的交流，“我们开始意识到，达成一致与合作的范围其实是十分宽广的。”
在突尼斯和摩洛哥，具有相似思想的领导人最终晋升到了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最高层，并且已经形成了他们自那时到现在的指导方针。但是，在埃及，在兄弟会的执行委员会或指导局中，改革派获得的席位最多也不过一两个。取而代之的是，指导局依然几乎是一个由老手组成的紧密团体近乎排他的保护区。这些老手的声望建立在他们在运动中的长期历史，以及他们做出的巨大牺牲之上。正如他们认为的那样，那些年轻的“暴发户”没有权利挑战他们的权威，或要求分享更大的决策权。
阿布-艾拉・马阿迪是一个伊斯兰主义者。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在工程师联合会中很活跃。他解释说，当他和其它改革派领导人忙于举行民主、人权会议时，保守派则在巩固它对新成员的招募和社会化的控制。诚如马阿迪先生悲伤评述的那样，他和其它改革派领导人没有意识到草根范围的重要性。马阿迪先生解释说，他们自己对兄弟会基础的忽视，为“大盗窃”搭建了舞台，让保守派从他们那里盗走了更年轻一代的忠诚。
兄弟会最有能力、最有活力的领导人对保守派的僵化思想和专制的管理风格逐渐失望，他们最终选择了离开兄弟会，开创他们自己的路。在2011年反穆巴拉克的起义及随后的政治开放期间，改革派的出走加快了。苏尔坦先生、阿布・福图先生、马阿迪先生以及其他兄弟会前成员现在加入了新党派，很多赞同他们的进步观点的伊斯兰主义青年离开了兄弟会，与他们站到了一起。
当穆尔西先生成为总统时，他和他指导局的同事采取了一种高压的统治手段。如果兄弟会中有一个更有影响力的改革派别，那么在大势已去之前，它也许会说服他们放弃这种手段。
穆尔西先生浪费了很多与其他团体分享权力的机会。在一些关键的政府机构，他用兄弟会成员取代了穆巴拉克任命的老官员。但是，他却没有做出认真努力，来应对系统性的管理不善和腐败。他允许支持政府的恶棍欺凌他的对手，未能保证少数教派科普特基督徒和什叶派穆斯林的安全。他几乎没有做出努力，去承认并解决女性在议会中的代表严重不足的状况，以及埃及的结婚、离婚、遗产法律中固有的、明显的性别歧视。
在缺乏广泛的全国性支持的情况下，穆尔西先生匆忙推动就一部新宪法进行公投，终于遭到了指控，人们指控他正在利用他的民主权威来为非民主的目的服务。兄弟会没有意识到，在总统选举中的小胜并没有给穆尔西先生授权去为所欲为。
现在，由于军方的介入，穆尔西先生突然从一个拒不纳谏、无能的领导人，被转化成伊斯兰主义事业的英雄。兄弟会正在将其自身定位为一场阴谋的牺牲品，而非为其错误负起责任。
在穆尔西先生任职期间，兄弟会内外的一些改革派人物曾公开批评穆尔西的政策。现在，他们正在他的一方集合，加入了谴责军方强加的临时政府的行列。至于那些最不愿意承认兄弟会的失策并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只要军方看上去决心摧毁兄弟会，他们就不大可能获得力量。
假如穆斯林兄弟会中的改革派在2011年占上风，埃及的过渡期很可能会有一种大相径庭的转变。兄弟会也许不会推出它自己的一位总统候选人，或者即使它推出了一位，它也许会选择一位比穆尔西先生更愿意妥协、达成共识的人。这样一位总统极有可能做出努力，加强与世俗反对派的关系，而非做出引发争议的举动，腐蚀其信任和善意。
现在，那些改革派的声音几乎听不见了，而军方的介入已经剥夺了穆尔西先生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获得的权力。鉴于军方、世俗党派和数百万普通埃及公民坚决反对他，即使举行大量示威，也不大可能让其恢复职位。兄弟会的的高级领导人一直非常善于招募成员，善于动员他们去参加投票、走上街头，而他们在谈判和妥协方面则要不熟练得多。然而，如果想在构建埃及未来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妥协和谈判正是兄弟会需要的技巧。
与此同时，军方对兄弟会采取的行动是不计后果、不负责任的，这强化了兄弟会的抵抗意志，增加了爆发长期冲突的危险。无论好坏，兄弟会是埃及最大的独立运动，对它的进一步妖魔化只会增加暴力和混乱的几率，加强兄弟会的强硬派，减弱对其内部的改革呼声。
作者简介：卡莉・罗赛夫斯基・维克哈姆，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著有《穆斯林兄弟会：一个伊斯兰运动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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