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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志愿军回国后的悲惨下场
志愿军战俘回国后被打成“右派”“叛徒”
[导读]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原载《看历史》
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
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
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志愿军战俘回国后被打成“右派”“叛徒”
[导读]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一名志愿军战俘的三十年追问 原载《看历史》
在经历了27个月的战俘生活之后，回到祖国的志愿军军人张泽石，又成为了“叛徒”。1980年被平反之后，他用了30多年去寻找历史的真相和“他们”的声音。
1952年6月，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作为“朝中战俘代表大会的代表”被押至美军在巨济岛上的“最高监狱”，刚被一阵拳打过、又被高压龙头喷射出来的凉水压倒在地，他发着高烧，心中又一次发誓，“只要我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你们的罪恶公诸于世！”张泽石所说的“你们”，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军管理者，以及战俘营中的反共战俘--由于政治观点的不同，中国战俘内部又分为亲共与反共两大阵营。
他没想到的是，1954年1月回国后，只受到短短一个月的热情接待，马上就被转入“检查”阶段进行严格审查。朝鲜战场上的“战俘”身份成了罪过，张泽石于1954年6月被开除党籍，只承认被俘前军籍，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被打成“右派”“叛徒”，既不能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又无法探寻为什么有三分之二的难友成为“叛徒”，去往台湾？
申诉
张泽石归国23年后的1977年，文革结束。
这年夏天，张泽石和几位战友分别以个人名义向中共中央写申诉书--他们如何回国的，回国后20多年的遭遇，并请求消除对他们的怀疑、歧视，恢复党籍军籍等。
这种诉求是一个6700多人(回国战俘约7110人，与张泽石同期回国者6千多人)的群体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的呼声。张泽石写申诉时，接到了战俘营地下党委总书记、他的老团政委赵佐端从本溪寄来的信，告诉他“这一年来，收到好多战友来信要求向中央申诉大家的冤情，我们决定向中央写信……想起了你这个秀才，我们请你按照原稿内容加以修改后，寄给中央。”
1978年12月，他们第一次以集体申诉形式向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中顾委、国务院、全国人大常委等十多个单位呈送了较为全面的材料。
两个月后的一天，张泽石请当年突围出来的战友孟伟哉替他参谋一下“申诉信”，孟伟哉告诉他，不能这么自卑，要理直气壮地向中央领导讲道理。
1979年6月，张泽石从报上看到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有个提案委员会，他发动全家人给提案委员会成员写申诉信。这封信没有回避“每想到当年敌人的欺骗宣传'你们回大陆去，只会挨整挨斗，一辈子也不得翻身'竟成了我们六千多人的悲惨现实”，《申诉信》强烈地震动了提案委员会的委员们。
全国人大将志愿军战俘冤案平反的调查处理工作交给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为了配合总政对各地难友的调查工作，张泽石成了“协调员”，先是自费，后在难友们三元、五元的捐助下，跑遍了有归国战俘的省份，去收集难友们归国后蒙受磨难的史实。
1980年10月，张泽石接到一位清华校友的电话“有好消息，马上来!”在这位已是某机关党委书记的校友那里，张泽石看到一份“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80)74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志愿军被俘人员问题的复查处理意见》。文件“前言”中写道：“他们始终心向祖国，在一些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组织领导下，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争取遣返回到了祖国”。张泽石擦着眼泪、赶在文件送回机要室之前，抄写下全文。
几天后各地难友都在传看一份用复写纸印写的手抄件。这份文件规定了恢复党籍、军籍和安置问题的有关政策，使志愿军战俘享有了人格尊严、公民权利和复员军人待遇。
此时，距张泽石回国已整整27年。
发问
1980年第74号文件下发之后，张泽石开始实施他的誓言：把战俘营中的罪恶公诸于世。
1988年，张泽石第一次将志愿军战俘在美军战俘营中的经历写出来，原定书名为《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好心的编辑劝他将“战俘营”改为“集中营”。编辑觉得“战俘”两个字，不够凛然正气，甚至是耻辱。张泽石同意了编辑的改动，并道出原委：“原来的战俘营'P.W.Camp'，我之所以同意改为集中营，有趋向'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思，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法西斯德国的罪行，我当时把朝鲜战争中的美国等同于法西斯德国的罪恶，所以觉得改成集中营更好”。
从张泽石后来出版的书中，无论是书名，还是内文，都能看到“集中营”已改回“战俘营”。“战俘”这个纠结的词，是美军战俘营内五次战役中被俘人员的群体身份。而朝鲜战争中的美国是不是法西斯德国？这个问题困扰张泽石很多年后，也得以解决。
事实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从动笔到问世先后长达8年，艰难的不是回忆、调查和撰写，而是如何突破志愿军战俘这一敏感话题。
《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在社会上被一再盗版的那几年中，张泽石接着撰写了《一位志愿军归国战俘的遭遇》，并将两本手稿集合成30万字的《战俘手记》。在北京作协1993年“北京作家手稿推荐展览”会上，被哈尔滨个体书商老鞠出资13000元买断。老鞠花了800元把书送审，“审定稿”中被删了近三分之一。得到的结论却是不得出版！老鞠出门时撂下一句话：“老子就是坐牢也要把书印出来！”不料背后的审稿员忙喊住老鞠说：“你真能把这本书印出来，可别忘了送我一本！”
老鞠后来真的一字未改地正式出版并印了3万册，在那年的南京书展上被抢光了。
积压了三十多年的巨创深痛，从敏感话题变成了受欢迎的公共历史读物，张泽石此后的书写不断地增加亲历者的回忆与原始资料的对照。他对人和事件的定性也随着美国、中国台湾各地解密史料的公布而发生改变。
2011年再版《我的朝鲜战争》，张泽石写在前言中的追问回响于历史的天空：朝鲜战争难以忘却，还因为那场战争有那么多疑问一直困惑着我：谁是发动战争的真正罪魁祸首？战俘营内中国人之间的那场残酷血腥争斗为什么会发生？为何在战争环境中尤其是在战俘营里，人性与兽性的分化能够被推向极致？
找寻自我诘问的答案，张泽石用了三十多年时间。
忠诚与背叛
1993年的一天，北京玉泉路附近一家饭店挤满了1954年与张泽石一同归国的战友。听说当年从战俘营赴台的180师难友梁铭芳山西探亲后，经北京转机要回台北，张泽石就在战友罗杰超开的饭店里，约了十几位战俘营中的同胞，请梁铭芳吃了一顿饭。席间，大家只谈思念、乡情和各自的家庭，有意地避开了“选择”这一难堪的话题。餐后，张泽石把《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一书送给梁铭芳。
这本书打开了梁铭芳心中几十年的枷锁，1年后，张泽石随妻子到台湾看望曾是国民党飞行员的妻兄，到梁铭芳的别墅小院做客，梁铭芳告诉他，自己把《我从美军战俘营归来》拿给在台的好几位难友看了，大家都挺感激你的，“就为了你在书里没把我们说成是叛徒!”
张泽石在这本书中没有把战俘营中的所有人都叫作叛徒，这与他归国时的观念不同。在写这本书时，他已确定将李大安等战场投敌，以及在牢中参与迫害亲共战俘的人与受胁迫赴台的战俘分开了。前者叫叛徒，后者叫变节者。
战俘营中的思维是，所有去台者都是叛徒、懦夫、软骨头，这是不同政见下形成的思维定势。到了1980年写《我从美军集中营归来》时，张泽石自己已经历了“反右”和“文革”中各种政治运动，自己在很长一段时间也被当成了“叛徒”。因为这段人生遭遇，他认为自己在精神上与去台难友已经没有差别。他在80年代最初创作时，将“叛徒”与“变节者”分开来用，限于“程度的不同、主动和被动的不同”--当打手的是叛徒，被刺字裹挟赴台的是变节者。
梁铭芳在台北家中，向张泽石讲述了自己在战俘营里，反共势力强行在他身上刺“反共抗俄”等字，加上一些国民党势力的威胁，身上带着“杀朱拔毛”，回大陆就是送死。同在台湾的其他难友，也讲述了他们在战俘营中被P.G们拉进警备队强行在他们手臂涂上墨汁，用绑成一撮的针尖往臂上刺字的相似遭遇。
亲国民党势力在战俘营中的宣传和恐吓，导致一些战俘对中共的战俘政策产生恐惧，而谭兴东这样的志愿军干部，在叛变之后的行为，更加深了战俘对遣返大陆后恐慌。
谭兴东是1941年参军的老干部，1950年8月晋升为副营级，这年9月他的富农父母被处决，谭兴东遂擅自离职，后又被拉回部队押着过江，降为副排长（常成《从学生到军人，从敌人到战友：志愿军战俘复杂的战前经历》）。带兵投敌的谭兴东关在战俘营72联队里，经常给战俘们“讲课”，讲“中共是怎么对待俘虏的”、讲“今天你骂我是叛徒，将来回去，你也就是叛徒”，动摇了很多想回国人员的意志。在后来的回忆中，很多人说“不怕挨打，就怕听谭兴东的课。”在后来去台的14334人中，有三分之二是原国民党军人，还有三分之一的人，属于原共产党部队的军人。
在台北见到梁铭芳以后，张泽石又四次赴台探亲，每次都要寻找、采访志愿军难友。2010年，正在创作《孤岛--一万四千赴台志愿军战俘的今昔》一书的张泽石已80高龄，这年初夏，他带着高延赛、荣挺进、常成到山西等地区采访几位已经回乡定居多年的去台难友。
有了对去台难友深入全面的了解，使张泽石在1977年代表归国难友申诉之后，再次要求有关部门，对14300多名去台志愿军战俘问题进行全面深入调查，做出实事求是的定性分析和历史结论。
心愿
为“战俘事业”已经奔走了35年，张泽石还有几项呼吁至今没有得到落实，“正式追认战俘营中的地下党组织为中共党组织”“追认所有在战俘营对敌斗争中牺牲的被俘人员为烈士”，“为战俘立法”等。张泽石说“这些都是我们多年的心愿，一直没有完成。”
张泽石不知道这些“战俘事业”何时能完成，无论结果怎样，他还在奔走。在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这个奇冷的冬天，张泽石已带着崔永元的“口述历史采访组”，跑了辽宁、河南、山西，抢救性地录制了30多位志愿军战俘的口述。
春节后，这位83岁的老人又将第三次踏上给难友们做口述采访的征程，他的理由只有一个“我的难友在世的只有十分之一了，而且他们经历了太多磨难，我不去，他们不会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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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官兵先后有2万多名被俘。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是所有志愿军被俘官兵中职务最高的一位。当年一八○师被打散后，吴成德和部队在敌后坚持14个月后被俘，回国审查后被开除党籍、军籍，安置在辽宁省盘锦农垦局大洼农场任副场长，直到1982年3月才恢复党籍，恢复老红军待遇。
关键时刻射杀战马选择与伤员们在一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局的发展使朝鲜境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当年10月中旬，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吴成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正好在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前进入朝鲜。由于时间紧迫，这支部队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1951年4月22日打响的第五次战役。
5月中旬，由于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我军正在进攻的一线部队不得不暂时休战，等待补充，使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对我方极为不利的变化。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定，主力部队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5月21日，吴成德所在师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军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师形成夹击之势；26日，则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
在春川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一八○师党委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会议由师代政委吴成德主持。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吴成德几次发问:“大家看咋办？”
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他们已经被压缩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地带里。经过激战，山上的荒草和树木早已被弹火烧尽，阵地表面被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如犁过一般翻起了约一米厚的松土，阵地上随处可见牺牲了的志愿军官兵的遗体，部队已经断粮三四天，弹药也所剩无几，人员伤亡在急剧增加。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第一八○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以能征善战而为人称道:在运城、临汾战役中，该师以善于攻城而闻名全军；挺进西北，挥师四川，他们留下了赫赫战绩。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则是该部队自建立以来最为严峻的现实:1万名官兵被敌军层层包围。
在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提议:“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战场的一般规律而言，兵力集中，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在当时面对敌兵数量和装备以及地势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进行一两个方向上的集中突围，只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多点出击、分散突围是一个下策中的上策。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立即按照会议的部署分散开向夜幕中走去。突围战斗打响前，吴成德骑着马到各团检查突围情况。在他路过一个山沟时，听到沟下有人叫道:“吴政委，我们挂彩走不动了！”原来这里有一批受了伤无法跟上部队行动的伤员。吴成德叫通信员找来了他们的团长，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就在这段时间里，师部已经转移。当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回来时，已经找不到师部。他们便骑着马向西追赶。
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夜空，探照灯也在山坡上扫来扫去。敌我双方相距已非常近了。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借着探照灯的亮光，他发现有300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前面有多少敌人？”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一行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当吴成德看到战士们那期待的目光时，他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他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很清楚，如果与这些伤员在一起，很可能无法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就如同船长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时候，选择与船同在一样，在这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吴成德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扣动了扳机，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这期间，不时地有一队队或骑马、或步行的官兵从近旁经过，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同时，他把伤员40人分为一组，每组由一两名干部带领，然后让大伙互相搀扶着，开始了突围。
在山区坚持14个月后被美军搜山队所俘
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这使得伤员们要突围出去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在突围前许多人心里就明白，他们突围的努力很可能无法成功。事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突围的1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去，剩下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2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而一八○师的这次被围，一次就有近7000人被俘，占志愿军全部战俘的三分之一。一八○师的覆亡成了中国军人心中永远的痛，六十军军长韦杰直到临终前还在哆哆嗦嗦地写永远也写不完的一八○师覆亡总结。一八○师师长郑其贵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副师长段龙章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彭德怀则将这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
在当时，被围的官兵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俘虏。突围前杀死自己坐骑的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虽然最终没能冲出包围圈，但是他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与战士们生死与共，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他默默地期望着归国的一天，因为在他的家乡有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吴成德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他知道战争结束之后，祖国会通过各种方式营救他们。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作为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那天几个美军士兵拎着桶和水，来到单独关押吴成德的房间，要他洗澡。此前，随着被俘的人员一批批离去，吴成德判断他即将获得遣返，这是敌人在移交战俘前例行的“美化”，企图掩盖他们虐待战俘的真相。想到这里，已被敌人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成德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盛洗澡水的桶踢翻。美军士兵无可奈何，又拿来了水龙头，把他浑身上下浇了个透湿，然后扔进了一套新衣服要他换上。吴成德随手把这套衣服摔出了室外。他靠在墙边，精心地用针线缝补脚上的那双已经破了的旧鞋子。这双鞋，是他从国内穿到朝鲜来的。在被关押期间，看到它，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见了亲人；这双旧鞋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后来这双旧鞋被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所收藏。
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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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三八”线以北，就像回到了家。吴成德和一些身体虚弱的人立即被送往位于开城的志愿军医院作全面检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和中方首席政治谈判代表黄华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吴成德等最后一批遣返归来人员，向他们表示了慰问与祝贺。
领导上的关怀和组织上的爱护，使这些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男儿们禁不住泪如泉涌，百感交集。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如今终于回来了，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变得无足轻重。
多舛的命运与宁静的晚年
“呜——”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吴成德和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员，沿着两年前出国走过的路线又返回了祖国。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治疗所受的创伤，康复身心。同时也通过学习，了解两年多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
“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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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思想狂热激进的年代里，许多人对战俘存在着偏激的认识，在他们头脑里，“战俘”这个词与“叛徒”、“特务”之类的名词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感到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当初为了国家，义无返顾地去了朝鲜战场，在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最终由于战场上的种种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成为战俘。在战俘营里，许多人仍然经受住了种种诱惑或是其它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了一个中华男儿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归来人员刻骨铭心地记得，在美方和韩方进行“甄别遣返”的时候，为了向世人宣布“自由世界”的胜利，勾结台湾当局，胁迫所有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而去台湾，并允诺，如果他们去台湾或者西方世界，将会获得永久的荣华富贵。为了断绝他们返回大陆的退路，美韩方面还强迫他们书写反共言论，在身上刺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绝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有的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虽然在被遣返回国的6400名战俘中，确有极少数人被迫进行过反共宣传，但那又有多少是出自于真心的呢？志愿军官兵是人不是神，如果不顾一切地要求他们“铁板一块”，那是不客观的。如今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寒心。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想不通的事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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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时刻射杀战马选择与伤员们在一起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战局的发展使朝鲜境内的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当年10月中旬，数十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吴成德所在的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第一八○师正好在第五次战役打响之前进入朝鲜。由于时间紧迫，这支部队只进行了仓促的准备便投入了1951年4月22日打响的第五次战役。
5月中旬，由于后勤供给一时跟不上，我军正在进攻的一线部队不得不暂时休战，等待补充，使整个战场形势发生了对我方极为不利的变化。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决定，主力部队转移至三八线以北休整。5月21日，吴成德所在师又接到上级命令，准备担任掩护主力后撤的任务，并在阻击地域至少阻敌3至5天。
5月24日，第一八○师接到军部命令撤至汉江以北，此时两路敌军从其前方与侧后方的空隙中突然钻出，对其师形成夹击之势；26日，则陷入敌军重围。六十军军长韦杰命令第一八○师固守待援，但很快又令该师实施突围。
在春川附近的一个山沟里，一八○师党委召开了紧急党委会。会议由师代政委吴成德主持。会场的气氛十分沉闷，在这种情况下，谁都不可能成为救世主。吴成德几次发问:“大家看咋办？”
每一个与会者都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十分严峻，敌人正在收缩包围圈，他们已经被压缩在一个十分狭长的地带里。经过激战，山上的荒草和树木早已被弹火烧尽，阵地表面被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如犁过一般翻起了约一米厚的松土，阵地上随处可见牺牲了的志愿军官兵的遗体，部队已经断粮三四天，弹药也所剩无几，人员伤亡在急剧增加。在场的每一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第一八○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以能征善战而为人称道:在运城、临汾战役中，该师以善于攻城而闻名全军；挺进西北，挥师四川，他们留下了赫赫战绩。但是今天他们所遇到的则是该部队自建立以来最为严峻的现实:1万名官兵被敌军层层包围。
在沉默了一会后，有人提议:“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也是当时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战场的一般规律而言，兵力集中，战斗力相对较强，但在当时面对敌兵数量和装备以及地势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如果进行一两个方向上的集中突围，只能导致更大的伤亡。多点出击、分散突围是一个下策中的上策。因此，这个提议很快就获得了大部分人的赞同。
会议结束后，指挥员们立即按照会议的部署分散开向夜幕中走去。突围战斗打响前，吴成德骑着马到各团检查突围情况。在他路过一个山沟时，听到沟下有人叫道:“吴政委，我们挂彩走不动了！”原来这里有一批受了伤无法跟上部队行动的伤员。吴成德叫通信员找来了他们的团长，对他们进行了安置。就在这段时间里，师部已经转移。当吴成德和警卫员、通信员回来时，已经找不到师部。他们便骑着马向西追赶。
敌人的照明弹一颗接一颗地挂上夜空，探照灯也在山坡上扫来扫去。敌我双方相距已非常近了。
当吴成德一行来到一个山口时，借着探照灯的亮光，他发现有300多名一八○师的伤员黑压压地挤在一起，他们因为行动不便而无法跟上部队转移。战士们见到师政委，如同在黑暗中见到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吴政委，我们能冲出去吗？”
“吴政委，前面有多少敌人？”
“吴政委，你一定要带上我们呀！”
伤员们纷纷喊着。
此时，如果吴成德一行继续追赶的话，很快就能赶上前面的师部。但是当吴成德看到战士们那期待的目光时，他不忍心抛下这些可爱的战士。他翻身下马，来到了伤员中间。他很清楚，如果与这些伤员在一起，很可能无法冲出敌人的包围圈。就如同船长在船只即将沉没的时候，选择与船同在一样，在这生与死的十字路口，吴成德选择了与伤员们在一起。
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吴成德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坐骑的头扣动了扳机，战马轰然倒地。吴成德高声说道:“同志们，我与大家在一起！”伤员们立即安静下来。
这期间，不时地有一队队或骑马、或步行的官兵从近旁经过，吴成德高声鼓励他们赶快突围。同时，他把伤员40人分为一组，每组由一两名干部带领，然后让大伙互相搀扶着，开始了突围。
在山区坚持14个月后被美军搜山队所俘
然而，敌人已经用各种火器封锁了所有的道路，同时加紧收缩包围圈。这使得伤员们要突围出去变得更加困难。实际上，在突围前许多人心里就明白，他们突围的努力很可能无法成功。事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参加突围的1万多官兵，最后只有不到4000人突围出去，剩下的人，或者战死，或者被俘。在朝鲜战争中，先后有2万多名志愿军官兵被俘，而一八○师的这次被围，一次就有近7000人被俘，占志愿军全部战俘的三分之一。一八○师的覆亡成了中国军人心中永远的痛，六十军军长韦杰直到临终前还在哆哆嗦嗦地写永远也写不完的一八○师覆亡总结。一八○师师长郑其贵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副师长段龙章被撤职留党察看一年。彭德怀则将这第五次战役视为他一生中四次军事失误之一。
在当时，被围的官兵没有一个人愿意当俘虏。突围前杀死自己坐骑的吴成德也与许多官兵一道，左突右冲，拼杀了整整一夜，一直打到弹尽粮绝，虽然最终没能冲出包围圈，但是他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战斗结束后，吴成德带领剩余的战士在朝鲜37度线附近的山区打游击，与战士们生死与共，坚持了14个月，一直到只剩下3个人的时候，被美军的搜山队所俘。后来知道，吴成德当时的职务是代师政委，是2万多名志愿军战俘中职务最高的。
吴成德被送进了釜山“战犯”监狱。在这里，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吴成德始终没有放弃返回祖国的信念。他默默地期望着归国的一天，因为在他的家乡有他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吴成德盼着战争早日结束，他知道战争结束之后，祖国会通过各种方式营救他们。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生效，朝鲜战争正式结束。停战后，双方经过谈判开始大批交换战俘。作为职务最高的志愿军战俘，吴成德是最后一批被遣返回国的。
吴成德被遣返的这天是1953年9月2日。那天几个美军士兵拎着桶和水，来到单独关押吴成德的房间，要他洗澡。此前，随着被俘的人员一批批离去，吴成德判断他即将获得遣返，这是敌人在移交战俘前例行的“美化”，企图掩盖他们虐待战俘的真相。想到这里，已被敌人折磨得身心疲惫的吴成德气不打一处来，他一脚将盛洗澡水的桶踢翻。美军士兵无可奈何，又拿来了水龙头，把他浑身上下浇了个透湿，然后扔进了一套新衣服要他换上。吴成德随手把这套衣服摔出了室外。他靠在墙边，精心地用针线缝补脚上的那双已经破了的旧鞋子。这双鞋，是他从国内穿到朝鲜来的。在被关押期间，看到它，就好像回到了家乡，看见了亲人；这双旧鞋子，给了他活下去的信念。后来这双旧鞋被丹东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所收藏。
上午9时左右，当熟悉吴成德的中方人员再次见到他的时候，都几乎认不出他了，仅仅几个月的战俘营生活，就将吴成德折磨得骨瘦如柴，原来体重130多斤，现在只剩下了90多斤，身体十分虚弱。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回到“三八”线以北，就像回到了家。吴成德和一些身体虚弱的人立即被送往位于开城的志愿军医院作全面检查。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李克农和中方首席政治谈判代表黄华等同志，亲切地接见了吴成德等最后一批遣返归来人员，向他们表示了慰问与祝贺。
领导上的关怀和组织上的爱护，使这些在肉体和精神上备受折磨的男儿们禁不住泪如泉涌，百感交集。对于他们而言，虽然经受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但如今终于回来了，所经历的一切也就变得无足轻重。
多舛的命运与宁静的晚年
“呜——”随着火车汽笛的长鸣，吴成德和其他一些被遣返的人员，沿着两年前出国走过的路线又返回了祖国。
列车驶过丹东，到达沈阳，他们被安排住进了东北军区招待所。几天后，他们被送往设在辽宁昌图的“被俘归来人员管理处”。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在这里休养一段时间，治疗所受的创伤，康复身心。同时也通过学习，了解两年多来祖国的巨大变化，以便跟上迅速发展的形势。
“归管处”的工作人员传达了中央对待战俘的“二十字方针”:热情关怀，耐心教育，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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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管处”工作人员宣布，学习阶段的目的是:自我交代，互相帮助。“交代”这个词使许多归来人员感到刺耳。不过他们很快便明白了“归管处”的观点，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被俘本身就是怕死，就是可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不和敌人拼命或自尽？一个怕死被俘的人，在战俘营怎么能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呢？即使有些斗争，也仅是迫不得已的反抗；由于曾经被敌人俘虏过、教育过，因此他们很可能“已经变质了”。功是功，过是过，功过不能相抵......
这使许多归来人员迷惑不解。他们当初为了国家，义无返顾地去了朝鲜战场，在战斗中不怕流血牺牲，最终由于战场上的种种无法抗拒的因素，而成为战俘。在战俘营里，许多人仍然经受住了种种诱惑或是其它严峻的考验，表现出了一个中华男儿执着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归来人员刻骨铭心地记得，在美方和韩方进行“甄别遣返”的时候，为了向世人宣布“自由世界”的胜利，勾结台湾当局，胁迫所有的志愿军战俘拒绝遣返而去台湾，并允诺，如果他们去台湾或者西方世界，将会获得永久的荣华富贵。为了断绝他们返回大陆的退路，美韩方面还强迫他们书写反共言论，在身上刺字。在这个严峻的考验面前，绝大部分人表现出了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有的人为此惨遭迫害，甚至献出了生命。虽然在被遣返回国的6400名战俘中，确有极少数人被迫进行过反共宣传，但那又有多少是出自于真心的呢？志愿军官兵是人不是神，如果不顾一切地要求他们“铁板一块”，那是不客观的。如今在历尽千难万险之后回国了，他们在战场上和战俘营里所付出的一切，却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这不能不令他们感到寒心。
此时的吴成德同样陷入了极大的困惑之中。敌人为了让他投降和拉拢他去台湾，无所不用其极，然而他始终没有低头屈服。如今，在“归管处”看到自己的付出不仅得不到他人的理解与信任，甚至被当成了罪人，这是他怎么也想不通的。有人要吴成德承担一八○师失利的主要“罪责”，这一点吴成德更不能接受，也承受不起。直性子的他，想不通的事宁折不弯，因此他的“交代”一直未能获得通过。这种政治上的不公和精神上的压力，使吴成德的精神已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他的言谈和举止甚至都有些失常了。
1954年6月，上级下达了对这批遣返人员的具体处理结果，被遣返的6400多人中，绝大部分离开了军队。像吴成德这样的人，自然也是不可能继续留在部队的。他被开除党籍和军职，安排去了有“南大荒”之称的辽宁盘锦的大洼农场。
好在吴成德并没有就此趴下，他凭着自己的诚实和苦干，在农场获得了广泛的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人主张对他进行批斗，但人们都知道他是个好人，没有几个人去参加他的批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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