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中国高级法官（图
）致
习近平主席和全世界华人的一封信:
历史留给中国人踌躇的时间不多了！
（呼吁要旨：请合力帮助我向中国领导人传送我的建言，即中国唯有“序”立 “度”明才能治腐营新而长治久安！因为：人之要在利，利之益在度，度之明在序，序之谐在核，核之立还在序。序定万物之质，亦定社会之态。我已在国内网站发帖《中国狮子还要学会站起来》，指出建立“循序定度”文化和确立“程序科学”理论体系是基础性的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前提和执政的基础科学路径。现在这方面的缺失，中国的路必然如历史“周期律”一样难走，直至“无路可走”，又生灵涂炭）
法学博士 胡翔
——让我坚持思考并感到必须呼吁，是因为在感受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最典型的是亲历了折射中国“肢解统一”历史沉淀的两“滴水”：十几年前一次，法官严格依法且为保护的是国有资产不被非法侵吞时影响了他人私利，却遭到“找茬”惩罚，实在找不到茬就设法不让法官“告状”。十几年后，法官因依法维护了中央政令而影响了省级私人腐败利益链条，在领头牟腐人已因此被中纪委批示查处的情况下，却奇怪地随着利益链条中某高官“让他倾家荡产”的狂吼，公权机关纷纷冲破程序约束去制造假“法律关系”，来以“正义”的名义合力保护中央多年明禁的腐败之利，用司法文书实际在向社会宣布：中央政令算个屁！维护中央政令的法官和律师也被司法用同样手段“找茬”惩罚。这次法官因公权私化下连中央政令都被公然废黜而向各公权机关“呈报”、举报，各公务人员“无言以对”同时公权矫正程序还是“纹丝不动”。压盖下的民哗使媒体针对此嘟囔道：牟腐之人被查中也能够利用查腐之力继续完成原想牟取腐败之利，真是“人脉关系广泛，在司法界能量巨大”！
——我更关心的是，这两“滴水”折射的已是历史“周期律”死神的魔咒：一个人的排毒系统，即肝与肾，如果不排毒反而造毒，这个人还能活多久呢？！司法及相关公权机关作为社会的排毒系统，已能够在明知的情况下为私欲以“正义”的名义制造假“法律关系”来“理直气壮”地实际废黜中央政令效力，面对举报“无言以对”还敢于“无动于衷”，那么当下的政权又......?!如果不齐心协力，帮助中国领导人解剖“麻雀”破此魔咒，将会......？！
——中华民族将又会有百年涅槃！细细解剖“麻雀”可以清晰：中国开放中引进了飞机，但大多数的公务人员却仍然是用赶牛车的思维在开现代文明的飞机，冲突中还力图以西方摔飞机的例子来证明赶牛车方式的“好”处。这种陈腐意识就成为“掌控”中国人每个飞行行为的“机长”，载着十几亿人和全世界的华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谁能幸免？）已是表面在“飞行”，可能就是“马航”之旅！最危险的是，将社会上的看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诠释，那就是全国只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少数中央领导在全力履责矫枉，其他公务人员都已经在以“马航”“最后一次翱翔”的心态重点编织自己的“降落伞”......中国人作为“乘客”该怎么办？！
——一旦中国涅槃......，则必是世界文明的灾难。因为与过去历史状态不同，中国已经向着现代文明起飞并驶入航线！世界文明地方不大，但却是中国这架巨大的飞机唯一可或着陆或坠落之地！
——我认为中国这架巨大飞机安全着陆的主线是：让所有改革有成效的基础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确立程序定质的观念！这条主线最优之处是：一是夯实执政基础路径；二是处于社会改革的杠杆核心支点；三是唯一方向正确而又能最大程度减少改革的冲撞力度与范围。
——中国未来自由的希望真在民间吗？自由是共同遵从明确、统一的“序”与“度”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的享受！不懂“循序定度”科学方法的文化，如何有稳定的“序”与“度”的基础支撑，怎生自由之苗？！研究一下中国政治的生长土壤，从在极要面子文化下却有各种不断出现的实际是不要脸的行为，到“决不允许以权压法”的巨大口号声中却能对法治直接践踏，等等，几千年淤积下来，有太多的知道该做的就是做不到、知道不应做更谁也不愿做的却总是在“坚持”的悖谬，就能看到不懂“循序定度”的文化，才会“创造”出如此逻辑上冲突的“奇迹”！因此，彻底剔除“对社会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的“主要管住人”的文化血液，才会迎来新生。我想通过本文呼吁的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尊重现实，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强大家园——一个由“循序定度”科学文化理念为“理事”基础之“道”织就的具有稳定、强大凝聚力的中国，彻底摒弃“道”不同无以为谋的“散”、“乱”之源。中国好，世界就好，大家才好！
——谨以本文呈报我思考的涉及我们每一个人根本利益的大事：看中国的社会现实，一切的悖谬是为什么？怎么办！我认为，思想决定行为！人的各种追求，本质都是为获得幸福，这是来自内心意识信息在一定时空中一个层次和范围内达到的和谐状态。和谐不是从外在的简单的物质的占有或给予可获得的，是思想上主客观以“序”与“度”的方式和谐的结果。不同层次的和谐均具有该层次的不予自来的凝聚力，可以理顺各自层次的各种复杂矛盾，均为真正的稳定和强大！而稳定和谐的基础是平衡。国同此理。因此，人类社会早就创造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方法——法律，并使之不断被认识与完善来获取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的平衡（不是平均），作为每个人内心和谐的基础福祉。现在中国社会矛盾的状态就是不平衡的反映，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症结点还是应从“立而难行”的法律开始，但在这个开始点上，早就已不是解决该不该依法的认识问题，而是必须让全中国人都明确为什么该依法和什么才是依法的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认识就是，必先遵“序”，方能得“度”。中国到了必须明确“天下大同”就“同”在都走在统一的“循序定度”之“道”上精确衡量义务来分享权利的时候了。中国有史以来“漠视精确”的思维与“轻视程序”的理念，使至今中国人几乎就没有彻底明白，每个公权程序的设计之初，都至少为了保证一种平衡，得到一种适“度”。任何一个程序实际中的任意移位都是失衡，最后得到的就可能是“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的“真作假时假亦真”之误！不循定“序”必无以定“度”，误之累积，必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从这个“决定输赢之细节”之“道”的关键点出发，中国就始终找不准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路径，形不成科学的、体系化的文化意识的核心思想——主客观和谐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不可能成为稳定、可持续地饱含着坚韧而充满活力的强大国家。在此，我从整个社会的“序”与“度”的关联上，谈谈什么才是依法的问题，将我的一些思考杂陈在这里。期待引玉。如果习近平主席能看到，就作为我的侃谈式的汇报吧。为什么该依法（不是该不该依法）问题，我认为也是我国民族文化没有真正解决的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但中国要根本治腐营新，必须先从思想上厘清“序”立才有“度”明的问题更为重要、紧迫。
——谁是祸害中国人的真正敌人？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内心盘根错节建立的魔窟不断释放的心魔！我们只有从意识形态上革新，才能稳定地在现有体制的法律体系基本构架下，走上科学矫正公权程序（即执政路径）的基础制衡空间而获和谐的必由之路。
——这是超越自我的历史革命，厘清程序的科学本质，成为撬动中国人被心魔蛊惑的陈腐思维壁垒与更新社会管理科学理念的枢纽。此实已事关生死！不能“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更不能因有得势者虽明治方却将中国之弊当成“香港脚”偏爱而再踌躇。
——我们不应再耽搁于随时出现“奉命”改变既定程“序”的无奈中，疲于实际无定序下编织各自杂乱“人脉”，而叹息不知享受生活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2014年1月11日，中国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因未循序而过度开发，基础建设间隔的科学制约空间被挤占，基础设施不到位，不可逆转地爆发了与现实发生冲突之火，顷刻间“辉煌”化为灰烬。事件视乎爆发于偶然，但发生灾难却是必然，只是在追求“辉煌”过程中，没有看到或者说因为功利目的式的思维而故意忽略了这个必然。
中国，现就存在香格里拉大火前“辉煌”式的危机。而最致命的危机，是人们尚认识不到真正的危机之源。
我在社会基层专门对此“辉煌”下的危机进行了十几年的观察思考，注意到，中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法律体系基本构架是科学的，因此才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只是因为旧文化（从先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来驱动社会物质关系的主观主义历史文化）积弊惯性的掣肘，大家都一直在漠视程序的定质功能，使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在新旧更替发生冲突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处于不真正懂得如何驾驭现代国家机器的阶段，把崭新的国家机器按陈腐思路操作而扭曲了既定的科学程序，导致能承载适应新的改革开放要求的国家管理的基础路径（即执政的程序）的工程制衡力不到位，执政程序路径不稳定而泥泞化，于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无路可走”（如国家政策落实中常被扭曲且无法及时正确反馈被扭曲的信息等），社会矛盾才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为夯实复兴基础，力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顶层设计闪烁着“危”也“机”也的智慧光芒。把中国治理成一个和谐、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国家，不仅是全世界华人的期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切，只有在中国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才有逐步治理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直接走“宪政”之路并不能确保以上目标在稳定中实现，保障中国社会能够平稳过渡到和谐、可持续发展状态之路在哪里？我所能获得的信息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心中有底。现在尚缺失令人信服的治理上与实际相连系的内在逻辑与系统理论。而现在的水深已决定不能再摸石头，必须造出一条能承载国家管理体系远航的船。我作为一个放不下责任心的退休人员，确信鉴于在中国文化里孕育出来的体制改革中，我所应做的，就是能给中国改革必须具有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重大价值的信息，让顶层设计的梁柱从此能扎实深入现实基础，为中国找到不再被“倒逼”、而能循序明度地全面科学发展之路的入口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但我现缺少将信息呈送给“顶层设计”参考的渠道。
因此，我写这封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通过能够给我提供帮助的人，或承蒙社会关注的力量，使习近平主席能阅读到这封信，初步了解我在基层现实实践中十几年的观察思考结论。我关于能够让中国平稳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结论，简言之就是，从公权程序科学化切入，建立与完善循序定度的科学制衡机制，剔除被堵塞的制衡空间，从而推进全民意识形态更新，在整个社会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科学意识这一过程的基础上，可以有效逐步破解阻滞中国科学发展的所有藩篱。
对于此说的依据，可做以下简明概括：人之要在利（利指个体对感知与其关联的任何客体的判断），利之益在度，度内为“益”，度外成无界之“欲”；度之明在序，序之谐在核，核之立还在序。序定万物之质，亦定社会之态。科学的社会秩序是人们可持续享受自由的前提（否则将疲于无序而“不知时间都去哪儿了”），由公开的程序和法度为基础构成。由此看任何执政，都是将执政者的想法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行为。这个行为只有通过唯一一个主途径来开动国家机器来实现，即公权程序（执政不能将人作为主要依靠途径，程序设置的目的是让人遵崇这个有序统一而稳定的途径，国家机器才能按既定程序运转，执政才有基本的稳定与可持续的条件）。只有国家机器能按既定程序稳定运行，执政者的想法才可能可持续。而公权程序，其格序明度的状态，决定着对各类社会行为的科学定位配置与平衡。在平衡状态下各类社会行为皆成为利于人类发展的不同资源，相反，程序设置矛盾或不科学或因被忽视而实际中被轻易改变（不是循序更新），社会行为就会被配置错位而成为垃圾。可见公权程序，是社会大厦或远航航船构建的最基础工程，这个设计方案不科学（如没有制衡空间），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大厦或远航航船总会不断出垃圾引发问题而被倒逼。倒逼中，如果还没有意识到是整个构建程序工程的基础设计中的问题，而仅是修补，最终将如香格里拉，在基础工程不能循序定到科学之位的某一点，与客观现实发生不可逆转的冲突而使矛盾爆发，再美的建筑都会顷刻间成为灰烬。当然，现在全体中国人都看到“辉煌”同时产生大量的“老虎、苍蝇”对整个社会工程的啮噬，但人们视乎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危机之源。各种社会经济行为不合市场规律要求的非体系化杂乱状态，折射出现在公权程序的不稳定而偏离或找不到体系化路径的现实（应概括为抽象和具体管理行为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公权程序作为现代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在我国不仅缺少科学的相互制衡力量而已使社会稳定性显现重大的科学缺失，而且既定的科学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也常偏离而挤占仅剩的制衡空间。这是公权程序的错乱必致法度的错位而失去了制衡力的直接根源。如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实际具体事务上统一的既定程序常常被“奉命”（即奉“现管”之“命”）突破（不是循序更新）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每一公权序乱必至度错，将使中央对整个社会的既定标准路径与行为的方圆规范被实际错位，就是使社会资源定位配置的重大变异，法度因此错位，即成“真做假时假亦真”的迷局，给各种牟私者利用公权假公济私使公权力私化的空间。对于社会行为而言，各种公开的通向标准的程序路径，因序乱度错，空有既定之“标”却无既定所在之序之法可循可“准”，即被扭曲的法度堵塞而实际走不通，人们只能按“人脉”打通或另寻路径，有多少杂乱的路径就会有多少“要走另辟蹊径之路”必须花“买路钱”的“潜规则”。各种杂乱的潜规则乘机接替国家规范体系，让走路的人和管理的人全都茫然无措而身心疲惫，每个走路的人都不喜欢却又无奈。而从根本上看，正是这社会管理基础工程上有能让国家机器既定程序极易序乱度错的机会，被各种牟私者逮住，利用公务人员的轻程序积弊，借力于能肢解国家既定科学制衡程序的机会，造成国家机器的科学配置关系错位，由此不断挤占获利空间，使其他社会行为被挤出应在的资源位置变异成社会垃圾，从中牟取不公平之利，使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既定程序能够被随意更改，这是垃圾之源，这才是危机直接之源！因为有不断涌现的垃圾，就有除不尽的苍蝇，这正是老虎共生的基础。
我在观察思考中意识到，上述问题的深层根源扎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论式思维（漠视程序过程的科学精确）惯性的积弊之中。如现在，人们仅看到苍蝇与老虎的肆虐，一部分人认为非“民主”而不可根除，但把民主当成目的来考量，又恐惧不稳定条件下实现民主的代价和困惑于周期律的廉价革命梦魇，因识不透公权程序的定质规律，也就理不清西方“民主”本质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社会“序”与“度”的设计，不从程序设计的方法论去做渐进的思考，于是，从中国现实中找不到理顺“序”与“度”的稳定的关系来实现民主的路径。另一些人则期待经济发展的渐进“来逼迫体制”改革，把一切置以稳定发展为目的之下，也没有根本从方法论视角来解析公权程序系统设计方案，总是在忍受着“倒逼”的身心疲惫中用各种“手段”之“术”打着制度的“救火”式补丁，甚至将社会稳定必须具备的“序”与“度”的制衡空间也堵塞上，用“全面统一”打破了体系化下提“序”得“度”的科学统一，即用打破稳定制衡力的方式来求稳定，也就困惑于各个补丁的矛盾和非系统化的负效力而如履薄冰。而这一切，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不是简单用实现“宪政民主”之药能直接稳妥引治的，这已形成今天中国最大的思想困惑。这种思想困惑下的思维所决定的行为表现，最突出的已如上述，各种公权行为常为救火而不顾国家机器运转的主体程序，被垃圾的腐败臭味牵着鼻子走，不断另设各种“加强”、“铁腕”等非体系化手段的补丁，干扰了国家机器既定科学程序，挤占了制衡空间，使国家机器主体运转序更乱、度更错位，乃至国家机器失去主体运转程序的主线，国家机器的运转已实际茫然地寄生于不同事件中不同的个人喜好，该按国家既定程序动时却不动，不该动时却乱动……，根本不在统一体系下，自然“政令不出中南海”， 国家也就循环往复地茫然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苦恼中不断钢化同时脆化，走向失落。这种整体序乱度失却仍然不知所以然的意识状态，完全不适应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社会管理必须相应精确的分序有度的科学要求，正好给谋私者利用。做个简洁的比喻，恰如牟私者现可以便利地通过“加强”的权力强插干扰国家机器的主体系统，易于做到“将马甲从制作马甲的程序中拿出来，放到制作西装外套的程序中，然后指着西装外套，对着非专业精通的各界人士，指责马甲少了领子、袖子，是废品。”在如此等等的“反腐政绩”和“创新”下暗度陈仓，排除异己或牟私，肢解了国家稳定的“序”与“度”的根基，还向国家邀功而被嘉奖。在强力“统一管人”而忽视程序实际中易被严重错位下，用不断扩充腐败（序乱度失）的地盘的方式“维稳”、“反腐”，执政方式上总循环陷入“加而不强”、“铁而乏腕”、“坚而难决”的序不清度不明（也就不知路在何方）的怪圈。综上一切都是因不识腐败的本质——非主体序与度的体系外现象，在目的论思维下被腐败的臭味牵引，用制造腐败根源的同质方式矫枉。现在，不仅要盯着苍蝇、老虎，更重要的重点是理序明度清理垃圾，改变旧的主观目的性思维模式（再次强调，这种模式与国家既定的公权程序与法度相冲突，不是理顺公权程序，而是加剧搅乱公权程序，使国家机器序在乱度错中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变成垃圾，腐败自然层出不穷），否则也就无从科学摆正公权程序，具体的公权行为就不可能循序有度、万序归宗——以国家根本意志为核心。如果再对比一下中国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强力反腐却仍然失败的典型的教训，就会明确中国的困惑，是困惑于历史文化的目的论滥觞形成的思维禁锢，走不上方法论科学大“道”，从来都不尊崇既定程序或系统解析公权程序，而按不同“目的性”打着冲突的权“术”补丁，全然不知各种补丁正在“创新”让社会资源更错位的杂乱的另类“序”与“度”，“创新”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垃圾，根本谈不上再扫除垃圾。中国的历史，已有太多的公权力宣传肯定的行为或树立的形象、榜样、模式等不被社会认可，相反社会青睐的打家劫舍的好汉和“真可爱”（彭丽媛演唱的《聊斋》插曲）的狐仙的故事，已反复给予了明确启示。这全因人们意识中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垃圾而只有序度错位的资源的道理。可见，是中国的历史意识形态的积弊，让整个社会仍然停滞在因轻视程序导致极易错乱法度而产生的“谁能说明白”“真做假时假亦真”的阶段，才被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倒逼”出危机，严重掣肘中国的发展，使国家无法以否定之否定地规律上升，而是陷入平面廉价革命的周期律。因此，不再将“民主”当成目的，而从理事的程序之方法论来思考，实现通过理事以安人的程序平衡，来稳定渐进地构建科学管理体系，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能深刻理解是中国历史文化沿革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造就了中国的今天，我认为可以明确三点。
一是中国人为自己的民族和子孙必须自我检讨。中国的成功之处是“我们的”，中国进步中出现的瓶颈也是“我们造就的”，因此，中国人要以科学的认真，重点检讨中国文化，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即不重“理事”之“道”而重“管人”之“术”（这个基础导致执政文化对公权程序本质规定性的置弃状态，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一旦我们能更重“理事”之“道”，就能够看到“理事”必须由“序”定“度”方能科学精确的方式，学会让客观的循“序”定“度”的方法统一人民的思维与行为，让整个民族从而获得明确的统一社会行为的共同核心标准科学体系，摆脱基于总因目的不同而使标准处于不同程序和维度体系的“鸡同鸭讲”式的内耗式指责（这正是给强权式稳定在制造基础和条件），以求同心去腐更新。这就走上了通过“理事”来“管人”的稳定大“道”。
二是要精细解剖“麻雀”。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本质，是民族文化血液更新以努力跟上世界文明脚步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哪些人和哪个社会集团的过错问题。假如中国的法院象美国法院一样判决辛普森案，中国的老百姓会群起而攻之，指责法院不公、法律帮助杀人等等。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思维都还被几千年的文化框在“目的论”的意识“魔咒”中，认为这是程序正义妨碍了实体正义。殊不知万物运行根本无正义与否之论，人类对社会行为和谐的需求才产生以序与度规范各种社会行为的要求，人类对最基本的行为序与度的共识，才为正义设定了基本标准，以此标准将社会各种行为分序定度规范成对人类整体发展有益起不同作用的资源。而序是对事物本质大类的界定之度，是对具体客体界定之度之纲。序之乱，具体之度必错位。离开序的质别，如何区分解放人类自由的战争与侵略战争的杀人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因此，只要以科学的严谨态度解剖“麻雀”，就能明确，没有程序正义之别，就既没有事实的真与假之辨，也没有是与非之准，根本就不达到所谓实体正义。这在生产力高速发展致社会行为日益分化而丰富复杂化的今天，对治国理事而言，先循序而后定度的科学方法尤其重要且需精细化，否则必有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的错误，更有不知所谬而茫然“鸡同鸭讲”的愚昧争执。在这个稍微改变程序就如魔术般“眼见”并不“为实”的复杂世界，无循序方能定度之念，轻序而失度，哪来“鉴之”的明确统一的标准？！这正是杜牧《阿房宫赋》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之慨叹延续至今之故。就是缺失循序方能定度的意识，中国陷入几千年的杂乱的“目的论”而无法稳定统一序与度的魔咒，让决定社会之态的“程序方法论”一直被轻视。直到现在，我国的大企业家还在大嚷：“结果第一，过程第二”，解剖案例时就没有循“序”定“度”的意念，所以总是从各个角度都无法有说服力地系统释明中国企业的短命宿命。从企业宿命到体制梗阻都因如此而无法精确分析定位。即使是被社会控制集团早早确定并一直坚持的宁可不要王子王孙也要保护的国家稳定核心即法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因失去程序的骨架和灵魂而一直“立而难行”。几千年来，中国人只好用“差不多”式的思维将其归结为“规律”了事，木然盲叹而不细究。倘若细细解剖现在的现实“麻雀”的每一步变异环节，可以看出，就是每一步程序上既不科学还因轻视程序而为具体“目的”的随意“变通”，变更或堵塞了国家根本意志从“顶层设计”与基层贯通的既定路径，法律才从偏离“五十步”走向“一百步”，最后总是离国家根本意志越来越远。随着法律作为支撑国家稳定的核心巨柱的偏移，不仅会完全失去作用，并将在倒下中加速拉动国家“苍穹”轰然坍塌。这种状态现在已在现实中开始不断浮现演绎。最突出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旧文化聚成了一股反科学力量，从能够公开随时肢解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的核心贯彻路径——司法程序开始，以肢解执政科学程序创造错乱法度的条件为表现方式，让中国渐渐离开已具初型的提“序”得“度”的统一体系化科学稳定系统，去实现“统一”、“维稳”、“反腐”的目的，使许多法律工作者感到“改革开放二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尽管司法战线与法学界在每个案件上“寸土寸金”地与这股反科学力量争夺法治阵地，捆绑的“政法”还是让科学的司法因程序被搅乱而千疮百孔，司法的倒退不仅因此弄不清什么是“合法权利”，为公权私化彻底打开了最后一道社会闸门，也根本无法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保障，“政令不出中南海”正是国家根本意志正被挤出贯彻路径的现象。我曾经隐去人与时等具体信息（为让人们更多关注“理事”而不是“整人”），而就本文前述的以司法屡屡冲破法定程序制造法度错位来对抗中央政令事件写了一篇呈报件《反映中国问题总症结的典型“麻雀”——公权是如何被以“正义”名义私用的事件》，我在此事件上，依照中央明确的政令和法律，力促协调各方矛盾使之不产生不良后果过程中，始终没有任何一个检察官或法官或公权机构能依法律和政策敢于正面直接回答我的任何质疑，却在踌躇中有人还是选择守着“奉命”的“底线”，凭借着能用单方话语权挤占国家既定的科学制衡空间的环境，将出卖国家信誉作为屏障，放弃职责而拧巴着法律，屡屡冲破程序制约而使法度错位，在此基础上杜撰假法律关系，来完成“奉命”，保护被中央政令查禁和与法相悖的腐败或私欲行为，认为这样相对安全。只要逐点核查，整个过程就没有任何一处符合现有法律序与度的具体规范。而正是法律程序的首先错乱，让司法成了能以“正义”名义为私欲“做嫁衣裳”的工具。对此呈报，大部分人惊异于各公权机构公务人员，在明知情况下，怎么会将中央多年以各种方式的政令明令查禁的行为不列任何依据就直接肯定为“合法权利”， 以此为基础“削（法律法条之）足适履”地建构了事件中各类法律文书。至今尚没有任何人从法定程序被随意冲破的视角来审视，也就厘不清因法度已被错位而颠倒的是非，还为在如此 “强力的统一领导环境”下竟会出现同样强力的对抗中央政令的不统一演绎而迷惑，不知这“一百步”生成于平常就轻易冲破程序来满足“维稳”等目的之同质的“五十步”，更不知如何矫正以化解各类矛盾。于是或推或拖或装聋作哑，等待“奉命”下能主观臆断的条件而“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事，不是制造了新的矛盾就是孕育了新的隐患。使此事按照明确的法律规定来矫正的努力现在都极其艰难。诸如此类的事，是旧文化聚成的反科学力量，以“服从”式“管人”的陈腐执政方式又挤占了中央为改革筑就的循“序”定“度”科学执政空间逐渐形成并蔓延至公开状态的。因为不能牢固树立“程序定质”理念，没有既定公权“程序”是具体公权行为唯一合法的“授权”意识，大部分公务员还将“法律规定公安局有权依法抓人”理解为“公安局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抓人”，而不是“公安局只有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才属于有权抓人”，所以总以“奉命”的不合法“授权”替代“理事”必须的“程序”的合法“授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总理至今还在强调“政府行为没有法定授权不可为，市场行为没有法律禁止即可为”，但不论怎样“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理解其中科学管理内涵，在实际不知程序是落实的路径，弄得我们的总理一直只能到处“甩开膀子”。在这种状态下，当然还会不断涌现的上述“麻雀”，都等待总理的法眼，等来的就可能是迟来的“正义”。最可悲的是，各种“冤假错”积累至今，纠错时，还是在“整人”同时，即使将此事作为总结资料，也还因为缺失“循序”思考，而会简单归责为“私利”或“利益集团”（又将人类发展的动力错了位）。就这样，上上下下都在“战战兢兢”不想犯“颠覆性错误”中却还是重复走着漠视程序科学而无法精确思考的迷宫，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反复“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核心症结写照。上述反科学力量在2013年开始被中央削弱，但如果没有意识到陈腐“服从”制衡旧文化是其聚集能量的源泉，随时都有变本加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在我国实施已经出现的“循序定度”的平衡新文化还面临最艰难的思想上的坎——让每个中国人都厘清“序”定万物之质的客观规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刑事诉讼法》时，法院报刊文虽然提到辛普森案件来强调程序优先原则（中国普遍连程序优先原则都不接受），却将程序正义定位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以牺牲实体正义为代价来坚持的悖谬哲学基础上，完全没有“序决定万物之质、亦决定社会之态”的意识。所以一年后最高法院仍然为救“错案”蔓延之火而疾呼。但却在喊出“宁可错放、不能错判”之时，白岩松先生在中央电视节目上对此提出了“如果再向前一步”的问题，因依法就不存在错放，也即“证据不足，就不是错放”。 因为没有深层从程序定质上去思考的社会文化基础，此“证据”不足就放是不是“错放”的逻辑还处于悖谬状态，疑惑至今无人能应能解。正是上列之种种，从百姓到精英都有的对我国现已有法律基本体系的科学精髓——先按“序”后定“度”规律的茫然而有的疑惑，使我国一方面基于基本科学的管理体系构架而获得经济的腾飞——这是习近平主席关于制度自信的实际之源；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落伍，在实际操作中总是从不尊崇既定程序规范开始，不断拆卸着我国基本科学管理体系的构架，使国家机器的序与度不断变异而陷于混乱——这是习近平主席大智慧地提出迫切需要厘清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五个关系（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体而本质地表述了循“序”定“度”的科学方法论）之因。厘清这五个关系的唯一落实链接就是公权程序，从程序定质为起点深刻理解程序科学，奠定执政理论，提升民族文化，夯实指导思想的基础，已是条件成熟、迫在眉睫、事关每个中国人及其子孙福祉的头等大事。不重点以科学的方法论摆正公权程序，就还有垃圾不断、腐败丛生、管理能力不达的实际之果。因此，中国几千年的乱，都因不谙“理事”之道——循序定度，而总是从“管人”之术上去寻找乱源。对这种中华“管人”历史文化积累烩煮的结果，厘清的方法只有精细解剖“麻雀”，对比每个“理事”变异节点，就会看到当下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最基本的概念，如究竟什么才会是“事实”等，有太多的与唯物辩证法相悖之处，由此再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概括和总结的维度联系起来归纳总结，更新系统化理论。摒弃中国漠视程序而无法精确思考以致总落入“差不多”窠臼的历史习惯性思维的积弊，不再从一个视角就去否定一个制度或抨击一些人而陷在因“目的论思维”而产生的勾心斗角之“术”的泥淖中。这样，这样我们应该不难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对社会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惯性导致周期律式的廉价革命的教训，应该到了把中国从主要通过“管人”、“整人”去理事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由此更新建立主要通过理事程序来安人的社会平衡运转模式，这个模式的行动核心是公权程序科学化。这样解放思想，活化思维，中华民族的智慧才会循序应度地聚成为人类进步的强大推进器。因此，通过对“麻雀”精细的解剖可以意识到，在民族文化血液中，意识形态的更新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能解决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危机——信仰危机，能使中国的发展路径在“序”立“度”明中科学化，能有效剔除发展主体的序度外的杂乱“序”“度”而从根治腐，从而拯救中国的凝聚力与自信。中国在这场超越自我的历史性革命中，最难的是每个中国人的自我思想内部革命阶段，就是现在的“最后斗争”。主动厘清，跨过这道坎就开始走上大“道”奔向通途，再踌躇于“倒逼”而依赖“加强”的拐杖，就可能很快会跌入涂炭之渊而需百年以上的挣扎。对此必须明确的是，厘清程序的科学本质，是成为撬动中国人陈腐思维壁垒与更新社会管理科学理念的枢纽。
三是抓住关键。坚信任何难题都有破解的枢纽。抓住了枢纽理序明度，万难易释。世界文明进程已经让这个枢纽逐渐浮现，中国已准确定位，要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瓶颈。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变思维，从方法论的视角认识枢纽转动的关键，并使之切合中国国情地转动这个枢纽。这是顶层设计的精要。我通过解剖各类现实“麻雀”，认为转动这个枢纽的核心，就是顶层设计能有使每个国家公务员牢牢确立“循序才能定度”的科学管理理念的科学系统规划。这样，顶层设计的力量就能最快、最稳定地将中国现有文化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改革资源，实现民族的自我超越，稳定地化解危机。
顶层设计思想，是建立在任何新的可持续平衡的实现都必须有强引导力存在的科学理念上的。但，中国的顶层设计要抓准、抓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枢纽，枢纽的梁柱必须精确深入到现在的现实基础中，才能获得顶层设计的转动枢纽的准度精要。中国常出现的类似用特定人扮演“群众”恭迎“中央领导”和按框好的圈圈讲话等等现象，都表明了现在社会信息上下严重不对称的现实。在信息的云山雾罩中做顶层设计，首先努力并确信每个信息都没有被扭曲，获得的渠道，都主要直接来自社会基层，而不是仅凭自任何（即使是基层）官方汇报，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一个十几年前从基层法院的退休高级法官，履经农民（知青）、工人、十几年军人、二十几年法官、律师、某民营企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等社会之历。实际中不断学习而获得所有级别（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中专和大专）的学历，具有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历学位。因心在埋头理事而不谙“管人”之术，从不同视角触及了各种社会冲突与焦虑。十几年前还在法官工作岗位时，因坚持依法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而遭遇排斥，遂震撼于国家稳定的基石的裂痕已具备加速扩展条件，便开始重点关注执政方式科学化的问题。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法治的矛盾化解点和契合点与社会稳定革新的阶梯，那就是从推进公权程序科学化思维的角度入手，撬动陈旧意识壁垒，促成国家机器特别是司法体系遵从顶层设计，以国家根本意志为统一核心标准，有序明度地运转，夯实执政科学化的民族文化基础，构建法、理、德三个层次的体系化（“法”不行、必“理”不畅、“理”不畅、必“德”无兴）社会规范和谐系统，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其中的哲学基础、理论构建、现实性、可行性、结合我国历史沿革与当前社会矛盾表现程度来确定稳定推进的步骤等方面，我已在结合基层的观察加实践中有了十几年的初步思考。现坚定自信，这是使我们民族走上科学发展大“道”的必由之路。
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对比，可以看到导引这类历史的国家平稳地跨越自我屏障，权力核心的力量的推动是最关键的。故我从2007年起，给中共中央陆续写了很多信。当我认为因为体制原因致我给习近平主席先后九封信视乎也被信访局束之高阁时，习近平主席的务实与担当，给了我以这种方式写信的信心，并愿意为此或继续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坚持。如果我确信习近平主席已阅读了我的管见之信时，是将此建言仅作一阅，还是愿意继续了解我此信中承载的更多的思考内容，我认为应顺天地自然造化。给习主席写信以此度为缘。同时，我非常期待以此“砖”文引玉，得到有缘阅读这封信且愿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负责的全世界各界人士的提点帮助，或可共同进入推动文明的胜境。我的邮箱是HYPERLINK "mailto:我的邮箱是hxav58@hotmail.com"hxav58@hotmail.com（如果未及时回件，万望理解为身体、环境等客观限制原因，定非怠慢）。
我从基层工作岗位退位后，本已是不再“上城楼”而是“欲说还休”的年纪。但就中国的革新，我看到的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再失去，则会拖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时间达上百年以上。而历史给予的抓住机遇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中国唯有在社会治理方面“序”立“度”明，方能稳定地治腐营新而长治久安。昆明惨案的出现，更让我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觉，而有此“不说不休”之举。但我仅在此谈谈思考所及，探索一条路径。行！则需要全世界华人都以积极务实的心态行动起来，特别是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界有担当也在努力担当的成功华人，努力为解开捆绑中国人思维的意识羁绊贡献智慧，中国才能用“序”与“度”的坚韧夯实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让中国上下都不再为各自“目的”而继续茫然无知地拆卸执政程序（即路径）上的部件，那样将即使建起“高铁”也终会无路可走，陷入“保命还是继续前进发展”的维谷；让中国的发展在“序”立“度”明中“十指弹琴”，按“序”有“度”地奏出华美的乐章；让我们今后不再冤溺在必须不停编织的各自杂乱的“钱权人脉”中，同时摆脱在扭曲的杂乱序、度中不得不受“忍”“让”式“理解、和解”的折磨，能时时处处在共同确认的明“序”得“度”的科学秩序中，解放心灵，理“序”识“度”顺畅沟通，做事的人“循序定度”易做，掌控的人“沿序明度”易查，社会的人“尊序守度”易清,减少许多无谓的争执，轻松地享受生活，不再叹息“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此大事，我现在能做的，是选择努力建言。
2013年仲秋我登天门山，见奇景雄浑，想习总从龙年走出，便卷云带风挥刀剔腐，感于人民期盼剔腐之刀如庖丁解牛般循“序”有“道”，祝愿习总能转动中华民族崭新里程的枢纽而完成中华最耀之历史辉煌篇章，使天下大同，而有诗一首，录之与识缘人共鉴。
天门洞开临雄峰，
地舞云飞渡从容。
山卷碧涛托风起，
水染芳菲借雨浓。
上下通达识沧海，
纵横捭阖走蛟龙。
有“序”玄黄安奇异，
得“道”乾坤定大同。
因在国内，可能不一定能收得到各位指教而顺畅沟通，理解为感。请合力选择最有效的渠道，支持我为中国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所做的努力。恳此！
）致习近平主席和全世界华人的一封信:
历史留给中国人踌躇的时间不多了！
（呼吁要旨：请合力帮助我向中国领导人传送我的建言，即中国唯有“序”立 “度”明才能治腐营新而长治久安！因为：人之要在利，利之益在度，度之明在序，序之谐在核，核之立还在序。序定万物之质，亦定社会之态。我已在国内网站发帖《中国狮子还要学会站起来》，指出建立“循序定度”文化和确立“程序科学”理论体系是基础性的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备前提和执政的基础科学路径。现在这方面的缺失，中国的路必然如历史“周期律”一样难走，直至“无路可走”，又生灵涂炭）
法学博士 胡翔
——让我坚持思考并感到必须呼吁，是因为在感受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最典型的是亲历了折射中国“肢解统一”历史沉淀的两“滴水”：十几年前一次，法官严格依法且为保护的是国有资产不被非法侵吞时影响了他人私利，却遭到“找茬”惩罚，实在找不到茬就设法不让法官“告状”。十几年后，法官因依法维护了中央政令而影响了省级私人腐败利益链条，在领头牟腐人已因此被中纪委批示查处的情况下，却奇怪地随着利益链条中某高官“让他倾家荡产”的狂吼，公权机关纷纷冲破程序约束去制造假“法律关系”，来以“正义”的名义合力保护中央多年明禁的腐败之利，用司法文书实际在向社会宣布：中央政令算个屁！维护中央政令的法官和律师也被司法用同样手段“找茬”惩罚。这次法官因公权私化下连中央政令都被公然废黜而向各公权机关“呈报”、举报，各公务人员“无言以对”同时公权矫正程序还是“纹丝不动”。压盖下的民哗使媒体针对此嘟囔道：牟腐之人被查中也能够利用查腐之力继续完成原想牟取腐败之利，真是“人脉关系广泛，在司法界能量巨大”！
——我更关心的是，这两“滴水”折射的已是历史“周期律”死神的魔咒：一个人的排毒系统，即肝与肾，如果不排毒反而造毒，这个人还能活多久呢？！司法及相关公权机关作为社会的排毒系统，已能够在明知的情况下为私欲以“正义”的名义制造假“法律关系”来“理直气壮”地实际废黜中央政令效力，面对举报“无言以对”还敢于“无动于衷”，那么当下的政权又......?!如果不齐心协力，帮助中国领导人解剖“麻雀”破此魔咒，将会......？！
——中华民族将又会有百年涅槃！细细解剖“麻雀”可以清晰：中国开放中引进了飞机，但大多数的公务人员却仍然是用赶牛车的思维在开现代文明的飞机，冲突中还力图以西方摔飞机的例子来证明赶牛车方式的“好”处。这种陈腐意识就成为“掌控”中国人每个飞行行为的“机长”，载着十几亿人和全世界的华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谁能幸免？）已是表面在“飞行”，可能就是“马航”之旅！最危险的是，将社会上的看法（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诠释，那就是全国只有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等少数中央领导在全力履责矫枉，其他公务人员都已经在以“马航”“最后一次翱翔”的心态重点编织自己的“降落伞”......中国人作为“乘客”该怎么办？！
——一旦中国涅槃......，则必是世界文明的灾难。因为与过去历史状态不同，中国已经向着现代文明起飞并驶入航线！世界文明地方不大，但却是中国这架巨大的飞机唯一可或着陆或坠落之地！
——我认为中国这架巨大飞机安全着陆的主线是：让所有改革有成效的基础是司法改革！司法改革的核心是确立程序定质的观念！这条主线最优之处是：一是夯实执政基础路径；二是处于社会改革的杠杆核心支点；三是唯一方向正确而又能最大程度减少改革的冲撞力度与范围。
——中国未来自由的希望真在民间吗？自由是共同遵从明确、统一的“序”与“度”的条件下才能获得的享受！不懂“循序定度”科学方法的文化，如何有稳定的“序”与“度”的基础支撑，怎生自由之苗？！研究一下中国政治的生长土壤，从在极要面子文化下却有各种不断出现的实际是不要脸的行为，到“决不允许以权压法”的巨大口号声中却能对法治直接践踏，等等，几千年淤积下来，有太多的知道该做的就是做不到、知道不应做更谁也不愿做的却总是在“坚持”的悖谬，就能看到不懂“循序定度”的文化，才会“创造”出如此逻辑上冲突的“奇迹”！因此，彻底剔除“对社会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的“主要管住人”的文化血液，才会迎来新生。我想通过本文呼吁的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尊重现实，抓住历史给予的机遇，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为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打造一个安全、和谐的强大家园——一个由“循序定度”科学文化理念为“理事”基础之“道”织就的具有稳定、强大凝聚力的中国，彻底摒弃“道”不同无以为谋的“散”、“乱”之源。中国好，世界就好，大家才好！
——谨以本文呈报我思考的涉及我们每一个人根本利益的大事：看中国的社会现实，一切的悖谬是为什么？怎么办！我认为，思想决定行为！人的各种追求，本质都是为获得幸福，这是来自内心意识信息在一定时空中一个层次和范围内达到的和谐状态。和谐不是从外在的简单的物质的占有或给予可获得的，是思想上主客观以“序”与“度”的方式和谐的结果。不同层次的和谐均具有该层次的不予自来的凝聚力，可以理顺各自层次的各种复杂矛盾，均为真正的稳定和强大！而稳定和谐的基础是平衡。国同此理。因此，人类社会早就创造了平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社会科学方法——法律，并使之不断被认识与完善来获取权利与义务的分配的平衡（不是平均），作为每个人内心和谐的基础福祉。现在中国社会矛盾的状态就是不平衡的反映，而解决中国问题的核心症结点还是应从“立而难行”的法律开始，但在这个开始点上，早就已不是解决该不该依法的认识问题，而是必须让全中国人都明确为什么该依法和什么才是依法的问题！ 其中最关键的认识就是，必先遵“序”，方能得“度”。中国到了必须明确“天下大同”就“同”在都走在统一的“循序定度”之“道”上精确衡量义务来分享权利的时候了。中国有史以来“漠视精确”的思维与“轻视程序”的理念，使至今中国人几乎就没有彻底明白，每个公权程序的设计之初，都至少为了保证一种平衡，得到一种适“度”。任何一个程序实际中的任意移位都是失衡，最后得到的就可能是“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的“真作假时假亦真”之误！不循定“序”必无以定“度”，误之累积，必导致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从这个“决定输赢之细节”之“道”的关键点出发，中国就始终找不准构建稳定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路径，形不成科学的、体系化的文化意识的核心思想——主客观和谐的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不可能成为稳定、可持续地饱含着坚韧而充满活力的强大国家。在此，我从整个社会的“序”与“度”的关联上，谈谈什么才是依法的问题，将我的一些思考杂陈在这里。期待引玉。如果习近平主席能看到，就作为我的侃谈式的汇报吧。为什么该依法（不是该不该依法）问题，我认为也是我国民族文化没有真正解决的极其重要的核心问题，但中国要根本治腐营新，必须先从思想上厘清“序”立才有“度”明的问题更为重要、紧迫。
——谁是祸害中国人的真正敌人？是几千年封建文化在每个中国人内心盘根错节建立的魔窟不断释放的心魔！我们只有从意识形态上革新，才能稳定地在现有体制的法律体系基本构架下，走上科学矫正公权程序（即执政路径）的基础制衡空间而获和谐的必由之路。
——这是超越自我的历史革命，厘清程序的科学本质，成为撬动中国人被心魔蛊惑的陈腐思维壁垒与更新社会管理科学理念的枢纽。此实已事关生死！不能“事不关己而高高挂起”，更不能因有得势者虽明治方却将中国之弊当成“香港脚”偏爱而再踌躇。
——我们不应再耽搁于随时出现“奉命”改变既定程“序”的无奈中，疲于实际无定序下编织各自杂乱“人脉”，而叹息不知享受生活的“时间都去哪儿了”。
2014年1月11日，中国香格里拉的独克宗古城，因未循序而过度开发，基础建设间隔的科学制约空间被挤占，基础设施不到位，不可逆转地爆发了与现实发生冲突之火，顷刻间“辉煌”化为灰烬。事件视乎爆发于偶然，但发生灾难却是必然，只是在追求“辉煌”过程中，没有看到或者说因为功利目的式的思维而故意忽略了这个必然。
中国，现就存在香格里拉大火前“辉煌”式的危机。而最致命的危机，是人们尚认识不到真正的危机之源。
我在社会基层专门对此“辉煌”下的危机进行了十几年的观察思考，注意到，中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的法律体系基本构架是科学的，因此才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只是因为旧文化（从先构建人与人之间关系开始来驱动社会物质关系的主观主义历史文化）积弊惯性的掣肘，大家都一直在漠视程序的定质功能，使整个国家管理体系在新旧更替发生冲突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都处于不真正懂得如何驾驭现代国家机器的阶段，把崭新的国家机器按陈腐思路操作而扭曲了既定的科学程序，导致能承载适应新的改革开放要求的国家管理的基础路径（即执政的程序）的工程制衡力不到位，执政程序路径不稳定而泥泞化，于是国家的根本意志“无路可走”（如国家政策落实中常被扭曲且无法及时正确反馈被扭曲的信息等），社会矛盾才呈现出“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从2013年开始，习近平主席带领中国为夯实复兴基础，力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列顶层设计闪烁着“危”也“机”也的智慧光芒。把中国治理成一个和谐、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国家，不仅是全世界华人的期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而这一切，只有在中国社会稳定的条件下，才有逐步治理的可能性。
但是，如果直接走“宪政”之路并不能确保以上目标在稳定中实现，保障中国社会能够平稳过渡到和谐、可持续发展状态之路在哪里？我所能获得的信息是，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心中有底。现在尚缺失令人信服的治理上与实际相连系的内在逻辑与系统理论。而现在的水深已决定不能再摸石头，必须造出一条能承载国家管理体系远航的船。我作为一个放不下责任心的退休人员，确信鉴于在中国文化里孕育出来的体制改革中，我所应做的，就是能给中国改革必须具有的顶层设计提供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有重大价值的信息，让顶层设计的梁柱从此能扎实深入现实基础，为中国找到不再被“倒逼”、而能循序明度地全面科学发展之路的入口而做出自己的努力。
但我现缺少将信息呈送给“顶层设计”参考的渠道。
因此，我写这封信，还有一个重要目的，通过能够给我提供帮助的人，或承蒙社会关注的力量，使习近平主席能阅读到这封信，初步了解我在基层现实实践中十几年的观察思考结论。我关于能够让中国平稳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的结论，简言之就是，从公权程序科学化切入，建立与完善循序定度的科学制衡机制，剔除被堵塞的制衡空间，从而推进全民意识形态更新，在整个社会牢固树立程序正义科学意识这一过程的基础上，可以有效逐步破解阻滞中国科学发展的所有藩篱。
对于此说的依据，可做以下简明概括：人之要在利（利指个体对感知与其关联的任何客体的判断），利之益在度，度内为“益”，度外成无界之“欲”；度之明在序，序之谐在核，核之立还在序。序定万物之质，亦定社会之态。科学的社会秩序是人们可持续享受自由的前提（否则将疲于无序而“不知时间都去哪儿了”），由公开的程序和法度为基础构成。由此看任何执政，都是将执政者的想法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的行为。这个行为只有通过唯一一个主途径来开动国家机器来实现，即公权程序（执政不能将人作为主要依靠途径，程序设置的目的是让人遵崇这个有序统一而稳定的途径，国家机器才能按既定程序运转，执政才有基本的稳定与可持续的条件）。只有国家机器能按既定程序稳定运行，执政者的想法才可能可持续。而公权程序，其格序明度的状态，决定着对各类社会行为的科学定位配置与平衡。在平衡状态下各类社会行为皆成为利于人类发展的不同资源，相反，程序设置矛盾或不科学或因被忽视而实际中被轻易改变（不是循序更新），社会行为就会被配置错位而成为垃圾。可见公权程序，是社会大厦或远航航船构建的最基础工程，这个设计方案不科学（如没有制衡空间），结果必然是整个社会大厦或远航航船总会不断出垃圾引发问题而被倒逼。倒逼中，如果还没有意识到是整个构建程序工程的基础设计中的问题，而仅是修补，最终将如香格里拉，在基础工程不能循序定到科学之位的某一点，与客观现实发生不可逆转的冲突而使矛盾爆发，再美的建筑都会顷刻间成为灰烬。当然，现在全体中国人都看到“辉煌”同时产生大量的“老虎、苍蝇”对整个社会工程的啮噬，但人们视乎还是没有意识到，这不是危机之源。各种社会经济行为不合市场规律要求的非体系化杂乱状态，折射出现在公权程序的不稳定而偏离或找不到体系化路径的现实（应概括为抽象和具体管理行为的不作为和乱作为）。公权程序作为现代社会秩序和谐的基础，在我国不仅缺少科学的相互制衡力量而已使社会稳定性显现重大的科学缺失，而且既定的科学程序在实际运行中也常偏离而挤占仅剩的制衡空间。这是公权程序的错乱必致法度的错位而失去了制衡力的直接根源。如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实际具体事务上统一的既定程序常常被“奉命”（即奉“现管”之“命”）突破（不是循序更新）时，几乎没有人意识到每一公权序乱必至度错，将使中央对整个社会的既定标准路径与行为的方圆规范被实际错位，就是使社会资源定位配置的重大变异，法度因此错位，即成“真做假时假亦真”的迷局，给各种牟私者利用公权假公济私使公权力私化的空间。对于社会行为而言，各种公开的通向标准的程序路径，因序乱度错，空有既定之“标”却无既定所在之序之法可循可“准”，即被扭曲的法度堵塞而实际走不通，人们只能按“人脉”打通或另寻路径，有多少杂乱的路径就会有多少“要走另辟蹊径之路”必须花“买路钱”的“潜规则”。各种杂乱的潜规则乘机接替国家规范体系，让走路的人和管理的人全都茫然无措而身心疲惫，每个走路的人都不喜欢却又无奈。而从根本上看，正是这社会管理基础工程上有能让国家机器既定程序极易序乱度错的机会，被各种牟私者逮住，利用公务人员的轻程序积弊，借力于能肢解国家既定科学制衡程序的机会，造成国家机器的科学配置关系错位，由此不断挤占获利空间，使其他社会行为被挤出应在的资源位置变异成社会垃圾，从中牟取不公平之利，使社会利益分配失衡。既定程序能够被随意更改，这是垃圾之源，这才是危机直接之源！因为有不断涌现的垃圾，就有除不尽的苍蝇，这正是老虎共生的基础。
我在观察思考中意识到，上述问题的深层根源扎在中国历史文化的目的论式思维（漠视程序过程的科学精确）惯性的积弊之中。如现在，人们仅看到苍蝇与老虎的肆虐，一部分人认为非“民主”而不可根除，但把民主当成目的来考量，又恐惧不稳定条件下实现民主的代价和困惑于周期律的廉价革命梦魇，因识不透公权程序的定质规律，也就理不清西方“民主”本质是基于西方文化的一种社会“序”与“度”的设计，不从程序设计的方法论去做渐进的思考，于是，从中国现实中找不到理顺“序”与“度”的稳定的关系来实现民主的路径。另一些人则期待经济发展的渐进“来逼迫体制”改革，把一切置以稳定发展为目的之下，也没有根本从方法论视角来解析公权程序系统设计方案，总是在忍受着“倒逼”的身心疲惫中用各种“手段”之“术”打着制度的“救火”式补丁，甚至将社会稳定必须具备的“序”与“度”的制衡空间也堵塞上，用“全面统一”打破了体系化下提“序”得“度”的科学统一，即用打破稳定制衡力的方式来求稳定，也就困惑于各个补丁的矛盾和非系统化的负效力而如履薄冰。而这一切，全世界的中国人都意识到不是简单用实现“宪政民主”之药能直接稳妥引治的，这已形成今天中国最大的思想困惑。这种思想困惑下的思维所决定的行为表现，最突出的已如上述，各种公权行为常为救火而不顾国家机器运转的主体程序，被垃圾的腐败臭味牵着鼻子走，不断另设各种“加强”、“铁腕”等非体系化手段的补丁，干扰了国家机器既定科学程序，挤占了制衡空间，使国家机器主体运转序更乱、度更错位，乃至国家机器失去主体运转程序的主线，国家机器的运转已实际茫然地寄生于不同事件中不同的个人喜好，该按国家既定程序动时却不动，不该动时却乱动……，根本不在统一体系下，自然“政令不出中南海”， 国家也就循环往复地茫然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苦恼中不断钢化同时脆化，走向失落。这种整体序乱度失却仍然不知所以然的意识状态，完全不适应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对社会管理必须相应精确的分序有度的科学要求，正好给谋私者利用。做个简洁的比喻，恰如牟私者现可以便利地通过“加强”的权力强插干扰国家机器的主体系统，易于做到“将马甲从制作马甲的程序中拿出来，放到制作西装外套的程序中，然后指着西装外套，对着非专业精通的各界人士，指责马甲少了领子、袖子，是废品。”在如此等等的“反腐政绩”和“创新”下暗度陈仓，排除异己或牟私，肢解了国家稳定的“序”与“度”的根基，还向国家邀功而被嘉奖。在强力“统一管人”而忽视程序实际中易被严重错位下，用不断扩充腐败（序乱度失）的地盘的方式“维稳”、“反腐”，执政方式上总循环陷入“加而不强”、“铁而乏腕”、“坚而难决”的序不清度不明（也就不知路在何方）的怪圈。综上一切都是因不识腐败的本质——非主体序与度的体系外现象，在目的论思维下被腐败的臭味牵引，用制造腐败根源的同质方式矫枉。现在，不仅要盯着苍蝇、老虎，更重要的重点是理序明度清理垃圾，改变旧的主观目的性思维模式（再次强调，这种模式与国家既定的公权程序与法度相冲突，不是理顺公权程序，而是加剧搅乱公权程序，使国家机器序在乱度错中让更多的社会资源变成垃圾，腐败自然层出不穷），否则也就无从科学摆正公权程序，具体的公权行为就不可能循序有度、万序归宗——以国家根本意志为核心。如果再对比一下中国明朝作为历史上最强力反腐却仍然失败的典型的教训，就会明确中国的困惑，是困惑于历史文化的目的论滥觞形成的思维禁锢，走不上方法论科学大“道”，从来都不尊崇既定程序或系统解析公权程序，而按不同“目的性”打着冲突的权“术”补丁，全然不知各种补丁正在“创新”让社会资源更错位的杂乱的另类“序”与“度”，“创新”本身就是产生腐败的垃圾，根本谈不上再扫除垃圾。中国的历史，已有太多的公权力宣传肯定的行为或树立的形象、榜样、模式等不被社会认可，相反社会青睐的打家劫舍的好汉和“真可爱”（彭丽媛演唱的《聊斋》插曲）的狐仙的故事，已反复给予了明确启示。这全因人们意识中从来就没有理解这世界根本就没有垃圾而只有序度错位的资源的道理。可见，是中国的历史意识形态的积弊，让整个社会仍然停滞在因轻视程序导致极易错乱法度而产生的“谁能说明白”“真做假时假亦真”的阶段，才被人类文明的脚步不断“倒逼”出危机，严重掣肘中国的发展，使国家无法以否定之否定地规律上升，而是陷入平面廉价革命的周期律。因此，不再将“民主”当成目的，而从理事的程序之方法论来思考，实现通过理事以安人的程序平衡，来稳定渐进地构建科学管理体系，应该是正确的选择。
如果能深刻理解是中国历史文化沿革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造就了中国的今天，我认为可以明确三点。
一是中国人为自己的民族和子孙必须自我检讨。中国的成功之处是“我们的”，中国进步中出现的瓶颈也是“我们造就的”，因此，中国人要以科学的认真，重点检讨中国文化，即“我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即不重“理事”之“道”而重“管人”之“术”（这个基础导致执政文化对公权程序本质规定性的置弃状态，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一旦我们能更重“理事”之“道”，就能够看到“理事”必须由“序”定“度”方能科学精确的方式，学会让客观的循“序”定“度”的方法统一人民的思维与行为，让整个民族从而获得明确的统一社会行为的共同核心标准科学体系，摆脱基于总因目的不同而使标准处于不同程序和维度体系的“鸡同鸭讲”式的内耗式指责（这正是给强权式稳定在制造基础和条件），以求同心去腐更新。这就走上了通过“理事”来“管人”的稳定大“道”。
二是要精细解剖“麻雀”。中国社会矛盾冲突的本质，是民族文化血液更新以努力跟上世界文明脚步的冲突，这不是简单的哪些人和哪个社会集团的过错问题。假如中国的法院象美国法院一样判决辛普森案，中国的老百姓会群起而攻之，指责法院不公、法律帮助杀人等等。因为几乎所有中国人的思维都还被几千年的文化框在“目的论”的意识“魔咒”中，认为这是程序正义妨碍了实体正义。殊不知万物运行根本无正义与否之论，人类对社会行为和谐的需求才产生以序与度规范各种社会行为的要求，人类对最基本的行为序与度的共识，才为正义设定了基本标准，以此标准将社会各种行为分序定度规范成对人类整体发展有益起不同作用的资源。而序是对事物本质大类的界定之度，是对具体客体界定之度之纲。序之乱，具体之度必错位。离开序的质别，如何区分解放人类自由的战争与侵略战争的杀人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因此，只要以科学的严谨态度解剖“麻雀”，就能明确，没有程序正义之别，就既没有事实的真与假之辨，也没有是与非之准，根本就不达到所谓实体正义。这在生产力高速发展致社会行为日益分化而丰富复杂化的今天，对治国理事而言，先循序而后定度的科学方法尤其重要且需精细化，否则必有失之毫厘而谬之千里的错误，更有不知所谬而茫然“鸡同鸭讲”的愚昧争执。在这个稍微改变程序就如魔术般“眼见”并不“为实”的复杂世界，无循序方能定度之念，轻序而失度，哪来“鉴之”的明确统一的标准？！这正是杜牧《阿房宫赋》有：“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之慨叹延续至今之故。就是缺失循序方能定度的意识，中国陷入几千年的杂乱的“目的论”而无法稳定统一序与度的魔咒，让决定社会之态的“程序方法论”一直被轻视。直到现在，我国的大企业家还在大嚷：“结果第一，过程第二”，解剖案例时就没有循“序”定“度”的意念，所以总是从各个角度都无法有说服力地系统释明中国企业的短命宿命。从企业宿命到体制梗阻都因如此而无法精确分析定位。即使是被社会控制集团早早确定并一直坚持的宁可不要王子王孙也要保护的国家稳定核心即法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因失去程序的骨架和灵魂而一直“立而难行”。几千年来，中国人只好用“差不多”式的思维将其归结为“规律”了事，木然盲叹而不细究。倘若细细解剖现在的现实“麻雀”的每一步变异环节，可以看出，就是每一步程序上既不科学还因轻视程序而为具体“目的”的随意“变通”，变更或堵塞了国家根本意志从“顶层设计”与基层贯通的既定路径，法律才从偏离“五十步”走向“一百步”，最后总是离国家根本意志越来越远。随着法律作为支撑国家稳定的核心巨柱的偏移，不仅会完全失去作用，并将在倒下中加速拉动国家“苍穹”轰然坍塌。这种状态现在已在现实中开始不断浮现演绎。最突出的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旧文化聚成了一股反科学力量，从能够公开随时肢解党和国家的根本意志的核心贯彻路径——司法程序开始，以肢解执政科学程序创造错乱法度的条件为表现方式，让中国渐渐离开已具初型的提“序”得“度”的统一体系化科学稳定系统，去实现“统一”、“维稳”、“反腐”的目的，使许多法律工作者感到“改革开放二十年，一夜回到改革前”。尽管司法战线与法学界在每个案件上“寸土寸金”地与这股反科学力量争夺法治阵地，捆绑的“政法”还是让科学的司法因程序被搅乱而千疮百孔，司法的倒退不仅因此弄不清什么是“合法权利”，为公权私化彻底打开了最后一道社会闸门，也根本无法成为中央政令统一正确贯彻的保障，“政令不出中南海”正是国家根本意志正被挤出贯彻路径的现象。我曾经隐去人与时等具体信息（为让人们更多关注“理事”而不是“整人”），而就本文前述的以司法屡屡冲破法定程序制造法度错位来对抗中央政令事件写了一篇呈报件《反映中国问题总症结的典型“麻雀”——公权是如何被以“正义”名义私用的事件》，我在此事件上，依照中央明确的政令和法律，力促协调各方矛盾使之不产生不良后果过程中，始终没有任何一个检察官或法官或公权机构能依法律和政策敢于正面直接回答我的任何质疑，却在踌躇中有人还是选择守着“奉命”的“底线”，凭借着能用单方话语权挤占国家既定的科学制衡空间的环境，将出卖国家信誉作为屏障，放弃职责而拧巴着法律，屡屡冲破程序制约而使法度错位，在此基础上杜撰假法律关系，来完成“奉命”，保护被中央政令查禁和与法相悖的腐败或私欲行为，认为这样相对安全。只要逐点核查，整个过程就没有任何一处符合现有法律序与度的具体规范。而正是法律程序的首先错乱，让司法成了能以“正义”名义为私欲“做嫁衣裳”的工具。对此呈报，大部分人惊异于各公权机构公务人员，在明知情况下，怎么会将中央多年以各种方式的政令明令查禁的行为不列任何依据就直接肯定为“合法权利”， 以此为基础“削（法律法条之）足适履”地建构了事件中各类法律文书。至今尚没有任何人从法定程序被随意冲破的视角来审视，也就厘不清因法度已被错位而颠倒的是非，还为在如此 “强力的统一领导环境”下竟会出现同样强力的对抗中央政令的不统一演绎而迷惑，不知这“一百步”生成于平常就轻易冲破程序来满足“维稳”等目的之同质的“五十步”，更不知如何矫正以化解各类矛盾。于是或推或拖或装聋作哑，等待“奉命”下能主观臆断的条件而“眉毛胡子一把抓”了事，不是制造了新的矛盾就是孕育了新的隐患。使此事按照明确的法律规定来矫正的努力现在都极其艰难。诸如此类的事，是旧文化聚成的反科学力量，以“服从”式“管人”的陈腐执政方式又挤占了中央为改革筑就的循“序”定“度”科学执政空间逐渐形成并蔓延至公开状态的。因为不能牢固树立“程序定质”理念，没有既定公权“程序”是具体公权行为唯一合法的“授权”意识，大部分公务员还将“法律规定公安局有权依法抓人”理解为“公安局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抓人”，而不是“公安局只有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才属于有权抓人”，所以总以“奉命”的不合法“授权”替代“理事”必须的“程序”的合法“授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总理至今还在强调“政府行为没有法定授权不可为，市场行为没有法律禁止即可为”，但不论怎样“喊破嗓子”，也没有人理解其中科学管理内涵，在实际不知程序是落实的路径，弄得我们的总理一直只能到处“甩开膀子”。在这种状态下，当然还会不断涌现的上述“麻雀”，都等待总理的法眼，等来的就可能是迟来的“正义”。最可悲的是，各种“冤假错”积累至今，纠错时，还是在“整人”同时，即使将此事作为总结资料，也还因为缺失“循序”思考，而会简单归责为“私利”或“利益集团”（又将人类发展的动力错了位）。就这样，上上下下都在“战战兢兢”不想犯“颠覆性错误”中却还是重复走着漠视程序科学而无法精确思考的迷宫，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反复“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核心症结写照。上述反科学力量在2013年开始被中央削弱，但如果没有意识到陈腐“服从”制衡旧文化是其聚集能量的源泉，随时都有变本加厉卷土重来的可能。因此，在我国实施已经出现的“循序定度”的平衡新文化还面临最艰难的思想上的坎——让每个中国人都厘清“序”定万物之质的客观规律。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新《刑事诉讼法》时，法院报刊文虽然提到辛普森案件来强调程序优先原则（中国普遍连程序优先原则都不接受），却将程序正义定位在一定条件下必须以牺牲实体正义为代价来坚持的悖谬哲学基础上，完全没有“序决定万物之质、亦决定社会之态”的意识。所以一年后最高法院仍然为救“错案”蔓延之火而疾呼。但却在喊出“宁可错放、不能错判”之时，白岩松先生在中央电视节目上对此提出了“如果再向前一步”的问题，因依法就不存在错放，也即“证据不足，就不是错放”。 因为没有深层从程序定质上去思考的社会文化基础，此“证据”不足就放是不是“错放”的逻辑还处于悖谬状态，疑惑至今无人能应能解。正是上列之种种，从百姓到精英都有的对我国现已有法律基本体系的科学精髓——先按“序”后定“度”规律的茫然而有的疑惑，使我国一方面基于基本科学的管理体系构架而获得经济的腾飞——这是习近平主席关于制度自信的实际之源；另一方面基于意识形态的落伍，在实际操作中总是从不尊崇既定程序规范开始，不断拆卸着我国基本科学管理体系的构架，使国家机器的序与度不断变异而陷于混乱——这是习近平主席大智慧地提出迫切需要厘清全面深化改革政策的五个关系（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具体而本质地表述了循“序”定“度”的科学方法论）之因。厘清这五个关系的唯一落实链接就是公权程序，从程序定质为起点深刻理解程序科学，奠定执政理论，提升民族文化，夯实指导思想的基础，已是条件成熟、迫在眉睫、事关每个中国人及其子孙福祉的头等大事。不重点以科学的方法论摆正公权程序，就还有垃圾不断、腐败丛生、管理能力不达的实际之果。因此，中国几千年的乱，都因不谙“理事”之道——循序定度，而总是从“管人”之术上去寻找乱源。对这种中华“管人”历史文化积累烩煮的结果，厘清的方法只有精细解剖“麻雀”，对比每个“理事”变异节点，就会看到当下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许多社会科学方面的最基本的概念，如究竟什么才会是“事实”等，有太多的与唯物辩证法相悖之处，由此再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类思维的概括和总结的维度联系起来归纳总结，更新系统化理论。摒弃中国漠视程序而无法精确思考以致总落入“差不多”窠臼的历史习惯性思维的积弊，不再从一个视角就去否定一个制度或抨击一些人而陷在因“目的论思维”而产生的勾心斗角之“术”的泥淖中。这样，这样我们应该不难发现，中国几千年的“对社会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惯性导致周期律式的廉价革命的教训，应该到了把中国从主要通过“管人”、“整人”去理事的思维桎梏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由此更新建立主要通过理事程序来安人的社会平衡运转模式，这个模式的行动核心是公权程序科学化。这样解放思想，活化思维，中华民族的智慧才会循序应度地聚成为人类进步的强大推进器。因此，通过对“麻雀”精细的解剖可以意识到，在民族文化血液中，意识形态的更新是所有问题的核心，能解决的是中国最致命的危机——信仰危机，能使中国的发展路径在“序”立“度”明中科学化，能有效剔除发展主体的序度外的杂乱“序”“度”而从根治腐，从而拯救中国的凝聚力与自信。中国在这场超越自我的历史性革命中，最难的是每个中国人的自我思想内部革命阶段，就是现在的“最后斗争”。主动厘清，跨过这道坎就开始走上大“道”奔向通途，再踌躇于“倒逼”而依赖“加强”的拐杖，就可能很快会跌入涂炭之渊而需百年以上的挣扎。对此必须明确的是，厘清程序的科学本质，是成为撬动中国人陈腐思维壁垒与更新社会管理科学理念的枢纽。
三是抓住关键。坚信任何难题都有破解的枢纽。抓住了枢纽理序明度，万难易释。世界文明进程已经让这个枢纽逐渐浮现，中国已准确定位，要突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瓶颈。我们中国人现在要做的，就是改变思维，从方法论的视角认识枢纽转动的关键，并使之切合中国国情地转动这个枢纽。这是顶层设计的精要。我通过解剖各类现实“麻雀”，认为转动这个枢纽的核心，就是顶层设计能有使每个国家公务员牢牢确立“循序才能定度”的科学管理理念的科学系统规划。这样，顶层设计的力量就能最快、最稳定地将中国现有文化最大限度地转化为改革资源，实现民族的自我超越，稳定地化解危机。
顶层设计思想，是建立在任何新的可持续平衡的实现都必须有强引导力存在的科学理念上的。但，中国的顶层设计要抓准、抓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枢纽，枢纽的梁柱必须精确深入到现在的现实基础中，才能获得顶层设计的转动枢纽的准度精要。中国常出现的类似用特定人扮演“群众”恭迎“中央领导”和按框好的圈圈讲话等等现象，都表明了现在社会信息上下严重不对称的现实。在信息的云山雾罩中做顶层设计，首先努力并确信每个信息都没有被扭曲，获得的渠道，都主要直接来自社会基层，而不是仅凭自任何（即使是基层）官方汇报，显然是极其重要的。
我是一个十几年前从基层法院的退休高级法官，履经农民（知青）、工人、十几年军人、二十几年法官、律师、某民营企业联合会执行秘书长等社会之历。实际中不断学习而获得所有级别（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中专和大专）的学历，具有法学学士、法学硕士、法学博士学历学位。因心在埋头理事而不谙“管人”之术，从不同视角触及了各种社会冲突与焦虑。十几年前还在法官工作岗位时，因坚持依法保护国有资产不流失而遭遇排斥，遂震撼于国家稳定的基石的裂痕已具备加速扩展条件，便开始重点关注执政方式科学化的问题。由此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法治的矛盾化解点和契合点与社会稳定革新的阶梯，那就是从推进公权程序科学化思维的角度入手，撬动陈旧意识壁垒，促成国家机器特别是司法体系遵从顶层设计，以国家根本意志为统一核心标准，有序明度地运转，夯实执政科学化的民族文化基础，构建法、理、德三个层次的体系化（“法”不行、必“理”不畅、“理”不畅、必“德”无兴）社会规范和谐系统，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对其中的哲学基础、理论构建、现实性、可行性、结合我国历史沿革与当前社会矛盾表现程度来确定稳定推进的步骤等方面，我已在结合基层的观察加实践中有了十几年的初步思考。现坚定自信，这是使我们民族走上科学发展大“道”的必由之路。
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对比，可以看到导引这类历史的国家平稳地跨越自我屏障，权力核心的力量的推动是最关键的。故我从2007年起，给中共中央陆续写了很多信。当我认为因为体制原因致我给习近平主席先后九封信视乎也被信访局束之高阁时，习近平主席的务实与担当，给了我以这种方式写信的信心，并愿意为此或继续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坚持。如果我确信习近平主席已阅读了我的管见之信时，是将此建言仅作一阅，还是愿意继续了解我此信中承载的更多的思考内容，我认为应顺天地自然造化。给习主席写信以此度为缘。同时，我非常期待以此“砖”文引玉，得到有缘阅读这封信且愿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进步负责的全世界各界人士的提点帮助，或可共同进入推动文明的胜境。我的邮箱是HYPERLINK "mailto:我的邮箱是hxav58@hotmail.com"hxav58@hotmail.com（如果未及时回件，万望理解为身体、环境等客观限制原因，定非怠慢）。
我从基层工作岗位退位后，本已是不再“上城楼”而是“欲说还休”的年纪。但就中国的革新，我看到的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抓住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再失去，则会拖累整个世界文明进步的时间达上百年以上。而历史给予的抓住机遇的时间已经很有限，中国唯有在社会治理方面“序”立“度”明，方能稳定地治腐营新而长治久安。昆明惨案的出现，更让我有“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觉，而有此“不说不休”之举。但我仅在此谈谈思考所及，探索一条路径。行！则需要全世界华人都以积极务实的心态行动起来，特别是为民族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各界有担当也在努力担当的成功华人，努力为解开捆绑中国人思维的意识羁绊贡献智慧，中国才能用“序”与“度”的坚韧夯实和谐发展的康庄大道。让中国上下都不再为各自“目的”而继续茫然无知地拆卸执政程序（即路径）上的部件，那样将即使建起“高铁”也终会无路可走，陷入“保命还是继续前进发展”的维谷；让中国的发展在“序”立“度”明中“十指弹琴”，按“序”有“度”地奏出华美的乐章；让我们今后不再冤溺在必须不停编织的各自杂乱的“钱权人脉”中，同时摆脱在扭曲的杂乱序、度中不得不受“忍”“让”式“理解、和解”的折磨，能时时处处在共同确认的明“序”得“度”的科学秩序中，解放心灵，理“序”识“度”顺畅沟通，做事的人“循序定度”易做，掌控的人“沿序明度”易查，社会的人“尊序守度”易清,减少许多无谓的争执，轻松地享受生活，不再叹息“时间都去哪儿了”！对此大事，我现在能做的，是选择努力建言。
2013年仲秋我登天门山，见奇景雄浑，想习总从龙年走出，便卷云带风挥刀剔腐，感于人民期盼剔腐之刀如庖丁解牛般循“序”有“道”，祝愿习总能转动中华民族崭新里程的枢纽而完成中华最耀之历史辉煌篇章，使天下大同，而有诗一首，录之与识缘人共鉴。
天门洞开临雄峰，
地舞云飞渡从容。
山卷碧涛托风起，
水染芳菲借雨浓。
上下通达识沧海，
纵横捭阖走蛟龙。
有“序”玄黄安奇异，
得“道”乾坤定大同。
因在国内，可能不一定能收得到各位指教而顺畅沟通，理解为感。请合力选择最有效的渠道，支持我为中国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所做的努力。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