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条波斯米亚红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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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跟人有关系吧。我们中国有那么多感人的爱情故事，说明还是有很多爱情存在的。
过去的中国人还是很含蓄，害羞的，不像西方人那样开放。一般也不会谈很多恋爱，2-3个，就会结婚了。
我支持多结交朋友，找到合适的，喜欢的，再结婚。可是，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机会和时间啊。
自身条件好，找到好伴侣的机会也大一些。大学里，如果男多女少，女生的机会就多多了。我们那时侯，我们女生宿舍，长得不咋样的女生，在我们学校也趾高气扬的。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本来想像着大学里的男生怎么好的，结果一看，非常失望，一眼望过去，个子比我高不了多少，还那么多戴眼镜的，长得看着好的，就更凤毛麟角了。不过，我在大学过得还是很快乐的。我结交了几个很好的朋友，互诉衷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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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五
徐泽宁带着孩子们走了之后，她一直闷坐在屋子里，心情很不愉快。仔细想想徐泽宁说的话，她觉得徐泽宁讲得确实有道理。倘若没有徐泽宁和靳凡，既使自己再有天赋和努力，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她的芭蕾舞事业太顺了，每一部芭蕾都成了理所当然的第一女主人选。她过去总以为靠得是自己的才华，现在想想，有些舞剧自己并不是最合适的女主，难怪有的时候听到中芭的姑娘们里有怨言，认为跳得好不如生得好嫁得好。
她想起多年以前，要不是靳凡去家里找她，要她跳芭蕾，她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条芭蕾之路。那次她并不知道芭蕾舞团在招生，也没有报名，是靳凡破格直接把她带入复试。秦老师后来说过，当时看见靳凡这样做，几个主考官都很有意见，他们憋着让她通不过，可是没想到她的一只《天鹅之死》跳得的确是完美，也就没刁难她。过去芭蕾舞团排练剧目，总是受到文化部主管部门的审查，每次靳凡都很头疼，担心舞剧到最后一刻被主管部门否定，不让上演。自从她跟徐泽宁结婚之后，文化部的主管部门对靳凡都很客气，审查时就像是走个过场，提点儿小意见就让过了，再也没有让任何芭蕾舞剧中途夭折。此外，部里还给中央芭蕾舞团增加了经费和人员名额，有几次还特别拨款支持排练新剧，每年芭蕾舞团的舞剧都受到部里的表彰，评奖也从没落下过。想起那时跟着徐泽宁去了西安，几年没跳舞，回到北京之后，靳凡一句话，她就继续担任芭蕾舞剧的女主角。要是别的芭蕾舞演员，能不能回来继续跳舞都不好说。而靳凡在芭蕾舞团能够说一不二，也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靳凡有徐泽宁做靠山，没有人敢得罪靳凡，就是文化部长来剧院视察，也对靳凡很客气和尊重。世界水平的芭蕾舞大剧院的建成，也是徐泽宁一力主张，才在政治局得到通过，财政部拨了一大笔钱，请了国外著名的建筑师帮助设计，历时几年才盖成。
她过去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些，总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芭蕾跳得好，所有的荣誉都是理所当然。现在想想，自己除了芭蕾之外，真的别的什么也都不会。自己得到的荣誉和芭蕾上的成就，一多半原因恐怕也是因为靳凡和徐泽宁。现在自己住的房子，是徐泽宁给的。存款中的大多数也是这些年来徐泽宁的工资，孩子们能上高干子弟云集的北海幼儿园，也是因为徐泽宁。离开了徐泽宁，自己恐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靳凡退休了，新团长上任了，没有了徐泽宁，自己还能继续在中芭跳芭蕾吗？不跳芭蕾了，自己还能干什么呢？青春已逝，容颜也不能久驻，未来也充满了不定性。今后还会有人关心和安慰自己吗？会不会自己以后就只能过一个孤独生活？自己真的能放弃这种体面的生活，放弃这种安定的生活，离开徐泽宁吗？
她越想越觉得沮丧。她原以为跟徐泽宁分开后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单身生活，却没有想到徐泽宁坚持不放手，而且还能轻易地影响自己的心情。
屋子里响起了微弱的音乐声。她茫然地抬头，扫视了一眼客厅，才想起是放在卧室里的手机铃声。她快步走进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是齐静打来的。她接起了电话，对着电话喂了一声。
小妹，是我，齐静的声音在电话里响了起来。今晚有时间吗？大维刚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去工体听一个摇滚音乐会去，他手头有几张票，问咱们有没有时间一起去。你想去吗？
我不太想，她想了一下说。今天有些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做。
怎么了？齐静关心地问她说。病了吗？
没有，她说。是心情不太好。刚才跟泽宁在谈离婚的事儿，被泽宁说了几句，突然觉得没自信了。觉得自己特别笨，什么都不会，没有泽宁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一起出去听听歌，散散心去吧，齐静说。我还从来没去听过那些摇滚，倒想去听听。晚上志宏有应酬，说会晚些回来。我自己在家里也没事儿，想你那里今天孩子去泽宁家，自己一个人晚上待着也没意思，不如我接上你，咱们一起去看热闹，好吗？
有点儿不太想跟大维一起去，她说。姐，我想还是跟大维保持距离为好。
大维可能也是有些顾虑，所以把电话先打到我这里来了，齐静说。这孩子是一片好心。距离是该保持，可是也别太疏远了，就当个好朋友吧。反正我也在，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怕什么，就是一起出去听音乐会，散散心，让自己高兴一下。
好吧，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什么时间？
晚上五点我先去你楼下接上你，再去接大维。工体那边新开了一家朝鲜料理，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直接去工体，你看好吗？
行，她说。那五点在楼下等你。
齐静果然五点钟开车过来，接上她和大维，一起去了工体旁边的朝鲜料理店。店是新开的，装饰不错，店面宽敞，里面是红色的隔板隔开的一个个小单间，每个单间有两排座位，中间是一个木桌，桌上镶嵌着凸起的烧烤电炉。她和齐静坐在一排，大维坐在她们对面。他们点了烧烤套餐。不一会儿，女招待就把一碟碟的小菜上来了，五六种小菜摆了一桌子。
自从上次她告诉大维不要再来看她了之后，一个多月了，大维果然没有再来找过她。她一方面感到放松，另一方面又有些失落。这一年多分居的日子，大维经常在周末约上齐静和她一起出去吃饭，说说笑笑，三个人玩得很开心。大维突然不出现了，她和齐静都有些不习惯。
隔着桌面看着大维，她发现一个月不见，大维瘦了许多，面容也有些憔悴。
怎么了？齐静问大维说。最近是不是很累？
没有，乐团一点儿也不累，大维说。就是最近没什么食欲，不想吃东西。
那你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齐静担心地说。我办公室有个同事，夏天还挺好的，还去张家界旅游来的，活蹦乱跳的。九月份突然检查出癌症，人眼看着就瘦下去了，三个月人就不行了，死了。你可不要大意啊，有没有哪个地方觉得疼？或者是不是全身发痒？
没有没有，大维说。就是最近比较郁闷，见到你们就好多了。今天我要多吃点儿，再来一份儿石锅拌饭。
饭吃了一半，齐静起身去了卫生间，隔断里只剩下了她和大维。空气突然寂静了下来，大维和她都低头扒拉着自己盘子的饭，什么也没有说。她知道大维的心情。她知道大维喜欢她。这一个多月没见，大维突然瘦了下去，她想一定是跟她有关。但是她不能跟大维好。
时间流逝得很慢，一秒一秒的，她不知道自己是盼着齐静赶紧回来打破窘境，还是盼着大维说句话。她怕大维说出一句让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她既不能答应大维什么，也不忍心再说一遍让大维伤心的话。她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既离不了婚，也爱不了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爱给予喜欢自己的人。她知道大维在掩饰着自己的感情，怕这感情太浓烈，怕这感情伤到她，以后连朋友都做不得了。她也是害怕，怕承受不了大维的感情，也怕徐泽宁知道了，伤害了大维。大维是个孤儿，没有亲人，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儿乐团的工作，她不能让大维再回到地下通道拉琴的日子，那样会毁了大维一生的幸福。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气球，憋得快要爆炸了，然而只能低头扒拉着自己盘子里的饭。
好在齐静很快就回来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布置得简单的舞台上，几盏蓝色灯光扫来扫去。鼓手坐在舞台靠后的地方，两只手抑扬顿挫地用鼓棒敲击着面前一排架子上的爵士鼓，脚下踩着踏板，神情十分专注和兴奋。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站在麦克风前面弹着吉他的歌手，在唱到蓝莲花这一句时，身子向后仰去，吉他指向天空，声音变得高了八度，显得有些声嘶力竭。台下的千百个观众像是着了魔一样在台下站着，无数只手高举着打火机，身子跟随着台上的歌手的节奏一起摇摆着。
她站在靠后的一排位置上，看着台上留着长头发的歌手和前面的疯狂的观众，听着振奋人心的歌词和四周的喧嚣，心里却觉得很伤感。要是再能回到年轻时光该多好，那种二十多岁的时光，可以尽情的笑，尽情的哭，可以放下一切，没有牵挂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现在自由总是说说容易，实现起来难。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没有清澈高远的自由的世界，只有一重又一重的枷锁；而这种枷锁没有人能够替她打破，只有她自己才能打破。
四周的人们拥挤着，跟随着台上的歌手一起唱着，嚷着。站在她左侧的大维也随着人群在摇晃着身体，拍着手，点着头，神情兴奋地沉浸在音乐之中。她觉得大维就像是一个可以一眼看透的孩子，一个单纯的大男孩。由于空间窄小，大维的摇晃的身体有时会碰到她一下。她觉得内心突然有一种渴望，想要大维吻她一下，抱她一下。
也许是被人群的兴奋和四周的情绪感染，她把左手搭在大维的右肩上，脸在大维的肩膀上轻轻贴了一下。大维有些诧异地扭头看了她一眼，随后伸出右手，用力搂了她的肩膀一下。她觉得大维的身体很温暖，胳膊很有力。但是这只是一瞬间，因为她立即清醒地意识到，在外人眼里，她依然是徐泽宁夫人。在这种公共场合，倘若有人认出她，她的麻烦就大了。她挣脱了大维的胳膊，把目光转回舞台，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她偷偷瞥了周围一下。四周的人们依然在跟着台上的声嘶力竭的歌手兴奋地打着拍子唱着，没有人注意到她，连站在大维另一侧的齐静似乎也沉浸在歌声里，没有注意到刚才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她有些庆幸，幸好芭蕾舞演员不像电影演员和歌星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因为台上演出时都化了装，既使在剧场里，观众也很难认出素颜的她。
后面的演出，她心烦意乱，几乎无法专注地听完一首歌。有一种陌生了许久的感情，悄悄在心里滋长了起来，让她欣喜而又忐忑不安，渴望而又害怕。她一直觉得徐泽宁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一个缺乏爱的人，所以总要从她的身上寻找到爱。而她也是这样，自从五岁时失去了母亲之后，她总觉得没有爱就没有了安全感，总害怕自己随时会被人抛弃。早上徐泽宁对她讲得话，打击了她的自信心，同时也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她在徐泽宁眼睛里只不过是一个附庸于他的美丽的花瓶，一个离开了他就无法生存的花瓶。而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有人能够真的爱自己，不顾一切地爱自己，来证明自己依然是一个有魅力的漂亮的女人。虽然她害怕，但是她依然渴望这种爱。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伦敦街头飘起了雪花。周六晚上，寇辰菲带着刚过了四岁生日的儿子，来到位于骑士桥的Harrods商城。快到圣诞了，商城早早地在窗户上和墙上挂上了一排排彩灯，橱窗上也贴着圣诞大酬宾的五颜六色的广告，室内传出欢快的圣诞歌曲。入夜后，屋顶上和墙壁上的几千盏橙黄色的彩灯勾勒出了商城的轮廓，远远看去像是一座轮廓分明的金碧辉煌的城堡。
虽然下着雪，但是伦敦街头依然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潮汹涌，到处是出来选购圣诞礼物的人们。寇辰菲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双排扣呢子外套和一条紧身的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长靴，肩上挎着一个深棕色的皮包，手上戴着一双黑色的皮手套，领着孩子走进了商城。
在商城里逛了一圈，给孩子和自己买了几件衣服后，寇辰菲带着孩子来到了商城内一层的Ladurée餐厅，休息一下，吃顿晚饭。她挑了一个僻静角落的小桌，把孩子抱在高椅子上，自己坐在孩子旁边，把购物袋和皮包放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她给孩子点了一套汉堡套餐，自己要了一份儿三文鱼。孩子的套餐不久就上来了：一个牛肉小汉堡，一碟奶油竹笋，一碟土豆条，四块孩子平素爱吃的加了黑莓和榛果的蛋白杏仁饼，还有一杯橙汁。孩子高兴地吃着，一边吃一边蹬大眼睛看着餐厅里进出的人。她的三文鱼也很快就来了。她饿了，很快就把三文鱼吃完了，又要了一份儿混有碎杏仁饼的香草冰淇淋。
妈妈，我想要一套带轨道的小火车，圣诞老人会给我吗？儿子一边咬着蛋白杏仁饼，一边问她说。
会的，肯定会的，寇辰菲说。你这么乖的孩子，想要什么圣诞老人都会给你的。
我想要爸爸，圣诞老人会给我吗？孩子问她说。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可我没有呢？
爸爸忙，寇辰菲说。爸爸在挣钱，好给你买东西啊。你看，咱们的房子，车，你的衣服，玩具，都是爸爸的钱给买的。
可我想见见爸爸，我都不知道他长得像什么样子，一次也没有见过，孩子说。他长得像圣诞老人吗？
不像，寇辰菲摇头说。他比圣诞老人高，也没那么胖。
可我想见见他，孩子说。他们说我没有爸爸，是真的吗？
没有爸爸怎么会有你呢？寇辰菲说。别听他们的，他们不懂。
快圣诞了，爸爸也不能回来吗？孩子继续问道。妈妈，我不想要圣诞老人给我别的，小火车我也不要了，我就想要圣诞老人把爸爸送来。
听到孩子这样说，寇辰菲心里一酸。转眼孩子四岁了，但是还没有见过徐泽宁。老四每年给她汇一笔钱，捎话说是徐泽宁给她的，要她好好安心把孩子养大，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徐泽宁打算什么时候会见她和孩子。她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恰好女招待来了，把她要的冰激凌给端到桌子上。冰激凌盛放在玻璃碗里，看着很诱人。
你想尝尝妈妈的冰激凌吗？寇辰菲把冰激凌碗推到孩子面前说。很好吃。
不，我更喜欢我的饼干，孩子说。
吃完饭，在商城里又逛了一会儿之后，寇辰菲打车回了家。给孩子洗了一个澡，念了一会儿书。把孩子哄着睡了之后，寇辰菲自己也去浴室洗了一个澡。从热气腾腾的浴室出来，寇辰菲换上一套白色的浴衣，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她端着酒走到客厅，把窗帘掀开一条小缝，看了一会儿外面飘落的雪花。外面一片寂静，对面的房屋黑着灯，马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只有光秃秃的树影和杂乱的雪花纠缠在一起。雪花变得比回来时大了一些，地上也积了一层薄薄的雪，在路灯下闪烁着带着寒气的光。
寇辰菲放下窗帘，坐到客厅的沙发上，把头发散开，打开电视，喝着酒，看了一会儿新闻，想了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中学教书这几年里，寇辰菲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她教书认真，课讲得好，对学生平时要求严，考试放松，让学生既学到了东西，成绩也都不错。每年学生申请大学时，她都会帮着学生们写推荐信，有时也帮着学生们修改入学申请信。她帮着学生们成立了历史和文化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做指导，请了一些剑桥的人来做演讲。她加入了保守党，帮助保守党的议员竞选。剑桥毕业的背景，对政治的精通，中学老师，热心社区工作，她很快得到了保守党内部的几个资深议员的赏识。他们鼓励她做好准备，在下一届时参与竞选议员。
在伦敦自己带着孩子的这四年里，寇辰菲从来没有后悔过有这个孩子，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心。孩子自小聪明，活泼可爱，身体也健康，父母和她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她用老四给她汇来的钱，在父母的住处附近买了一幢房子，离父母近，可以经常带孩子过去看父母，又让自己有些隐私。但是今晚上孩子吃饭时的问话，让寇辰菲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孩子越来越大，也开始懂得一些事儿来了，最近经常在问她爸爸怎么老不回来。很显然，孩子需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爸爸，也需要一些父爱。她不知道怎么能继续把孩子哄下去，也有些担心缺乏父爱长大的孩子今后会心理上有些问题。
寇辰菲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放下杯子，拿起放在沙发上的手包，从里面掏出手机来，翻到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老四给她留下的一个紧急联系号码。老四说，如果有紧急事情，可以打这个号码。她想给老四打个电话，询问能否在圣诞时让孩子见见徐泽宁，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她可以飞过去。她的手指触摸着号码，心里犹豫着。四年来，她每天都在网上查看徐泽宁的情况，阅读每一篇有关中国政局的分析。她知道徐泽宁早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离徐泽宁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一切都在向着寇辰菲预想的方向发展：徐泽宁仕途一帆风顺，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国内和国外都得到舆论的好评，稳步接近权力顶峰。她知道也能理解，这个时候她不能出现在徐泽宁的生活里。想到此，她的手指离开了号码，把手机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老四告诉过她，徐泽宁已经和靳曦分居了。虽然老四没说徐泽宁分居的原因，但是她可以猜到，一定是靳曦发现了徐泽宁和她的关系。她不知道徐泽宁对她的感情到底怎样。爱情和政治是互相排斥的，一个把爱情看得太重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好政治家，看看放弃掉王位的英国国王就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伟大的政治家从来就不应该让感情压倒理智。
当听到徐泽宁与靳曦分居的消息时，她既可怜靳曦，又心里高兴。她希望徐泽宁和靳曦早些离婚，那样就会扫清自己跟徐泽宁在一起的障碍。靳曦快四十了，她还只有二十七岁。论年龄，她比靳曦年轻许多，男人不都是喜欢年轻的吗？论学历，她剑桥毕业，靳曦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论知识和阅历，靳曦除了芭蕾之外，对别的几乎一无所知，而她在国外出生和长大，在国外媒体实习过，在中国日报做过编辑，专业是政治学，对国际事务尤其喜好，读过许多政治人物的传记和书。论容貌，她觉得自己比不上靳曦年轻的时候，但是年轻就是美丽，她相信自己也不会输给现在的靳曦，何况自己有年轻的肌肤和身体。论心机，她想靳曦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论孩子，自己的是徐泽宁的亲生儿子，靳曦是领养的两个女儿。论感情，从她那次去中芭见靳曦，借着采访的名义请靳曦讲讲徐泽宁，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感到靳曦并不怎样爱徐泽宁，甚至对徐泽宁还有一点儿怨气。
寇辰菲相信自己比靳曦更喜欢和崇拜徐泽宁，不然也不会自作主张，冒着丧失一生幸福的风险去给徐泽宁生这么一个孩子了。她觉得靳曦除了是原配和芭蕾跳得好之外，没有什么能比得过自己的。她相信徐泽宁一旦大权在握，铲除政敌势力，没有人敢对徐泽宁说三道四的时候，就是她回到徐泽宁身边的时候。
寇辰菲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走到孩子的房间里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随后走回自己的卧室。她躺到床上，关上床头柜上的台灯，让屋子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闭上眼。
只要坚持和忍耐，决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寇辰菲对自己说。
二月底的北京，是最冷的季节，天也黑得早。靳曦临出门前，看了一眼窗外，外面飘着零星的雪，天已经全黑了。今天晚上中央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德沃夏克的音乐会，大维在里面演出，提前送了两张票来，给她和齐静。因为是周六，孩子们被徐泽宁接走了，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她下午睡了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吃了一盘水果做晚餐，洗了一个澡，化了一个淡妆。她在衣橱里选了一件白色的针织长衫，一条略微深的蓝色天鹅绒打底裤和一件浅灰色的毛绒长毛衣外套。她站在门口的穿衣镜前把衣服换上，配上了一双黑色长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顿时觉得年轻了许多。前几天她穿着这身衣服去送孩子弹钢琴，几个也送孩子弹钢琴的家长看着她，都夸她漂亮，让她心里有些小得意。
六点钟刚过，齐静打来电话，说已经在楼下等她。她对着镜子往嘴唇抹了一点口红，匆忙挎上手包，坐电梯下楼去了。出了楼门，一眼就看见了齐静的车停在门口，车灯亮着，尾气管上冒着白色的热气。一阵冷风夹雪吹来，她打了个寒颤，赶紧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顿时感到暖和多了。
今晚你真漂亮啊，齐静看着她有些羡慕地说。
再不打扮就老了，她把手包扔到后车座上说。再说不是去剧场吗，总要穿得好看一些。姐，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外面下雪，车不好开，我还以为你得六点半才能到呢。
正是因为下雪，怕晚了，才早早的就出来了，齐静说。我们走吧。
车沿着小区的路开出去，路上又湿又滑，车流有些缓慢。她一边看着窗外，听着CD里播放的歌曲，一边跟齐静聊着天。
志宏呢？她问齐静说。
晚上他们人大的同学有个聚会，去参加聚会了，齐静说。周六晚上，我们谁也不管谁。
志宏不会有意见吧，她有些担心地问。
怎么会呢？齐静说。他知道晚上我们一起出去，放心着呢。再说了，我们去听音乐会，他不定去跟谁鬼混去了，我也懒得去问去管了。我们在家里，都是分床睡。志宏身体不好，三高，而且老了，都硬不起来了，一起睡也没意思，我也不勉强他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看大维倒是对你一片痴心，你们家泽宁肯定不高兴吧？泽宁知道我们跟大维经常出去玩吗？
知道，她说。泽宁问我周六晚上去哪里，我都告诉泽宁。我跟大维就是朋友，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他是不高兴，但是我跟他都分居了，而且每次都是你我和大维三个一起出去，他也没法儿反对吧。泽宁不愿意离婚，但是我总得有我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总看泽宁的喜好和脸色行事吧。
那倒是，齐静说。不过泽宁有没有拦过你？
有啊，她说。泽宁有时不让我跟大维有来往，说大维参加的那个沙龙里有反政府的危险人物，我跟那些人太接近了不好。自那之后，我们不就不去参加大维朋友们的沙龙了吗？
车到了北京音乐厅，在附近找到停车的地方停下来，已经七点了。音乐会七点半开始，齐静锁好车，跟她一起跟着人流匆忙往音乐厅走。进到音乐厅里面，拿到节目单，找到自己的座位，已经七点十五了。大维给她们找的票在前面，位置很不错，从座位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舞台上的人。
女儿在国外怎么样了？她一边看节目单一边问齐静说。
还在读书呢，齐静说。比过去懂事多了，圣诞节回家来给我们带了许多东西，还陪着我买衣服，过了新年就走了。在英国交了个男朋友，爸爸是一家香港银行的副董事长，家境不错，小伙子人也聪明努力，我和志宏都挺满意的。
真不错，她说。我也想将来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读书，就不知泽宁会不会答应。
你现在孩子小，还早着呢，齐静说。将来泽宁肯定会同意让孩子去国外读书的，你看这些人不都是把孩子送出去吗？
聊了一小会儿天后，剧场的灯光暗淡下来，音乐会就要开始了。乐团的人一个个走上台来，在舞台上的几排座位上坐好。她向着舞台上望去，看见拉小提琴的乐手里，没有大维。她觉得有些奇怪，低头看了一眼节目单，上面明明写着第二小提琴手是大维，但是大维怎么没出现呢？
大维好像没在哎，齐静拿着节目单问问她说。
怪啊，她说。大维明明说今晚会在，怎么没来呢？
可能临时有事情吧，齐静小声说。
剧场安静下来，音乐会开始了，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乐响了起来。她看着台上，心里有些不安。大维怎么没来呢？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自从上次在工体一起看演出后，大维像是过去一样，经常周末约上她和齐静一起出去吃饭或者看节目。她和齐静来过音乐厅好几次，都是大维给找到票，每次大维都在台上演出。今天大维怎么不在了呢？而且事先也没说啊。
中场休息的时候，她和齐静走出剧场，在一楼买了一份儿饮料。她看见一个乐手走过，认出来是上次参加大维生日时，在大维家里见过的一位。她拽着齐静快步走过去，跟大维的同事打招呼说：
哎，你好，我们是大维的朋友，上次在大维生日时见过的。
是你啊，大维的同事说。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演出了？很荣幸。
大维给的票，她说。大维呢？怎么没在舞台上看见他啊？
我们也都不知道啊，同事说。他早上彩排时还在的，后来回家了，说晚上演出前来，但是就再也没有回来。给他手机打电话，没人接，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不知怎么回事儿。大维对演出很认真的，从来没有缺席过，过去就是病了也会硬挺着来，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
这样啊，她吃了一惊说。那我也给大维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那太好了，同事说。有消息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团长都快急死了。
她和齐静走到一边僻静的地方，从手包里拿出手机来，拨打大维的电话。果然就像是同事说的，手机嘟嘟地响着，但是没人接，家里也没人接。
真怪了，她对齐静说。大维跑哪儿去了？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有可能，齐静说。不然怎么也会接手机的。
齐静这么一说，让她一下害怕起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她问齐静说。
去大维家里看看吧，齐静说。别的地方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去。别是在家里中了煤气什么的吧？
她和齐静从音乐厅快步走了出来，走到停车的地方，开上车，去了大维家。齐静记不太清大维家的地址，她们凭着模糊的记忆在大维住处附近转兜了几个圈，四下打听，才终于找到了大维所住的楼房。她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来到大维门口，敲了几次门，里面都没反应。隔壁的一个人出来看，问她们找谁。
我们找大维，她说。是他的朋友。您知道他出去了吗？
大维啊，他去音乐厅演出去了，邻居说。下午我买菜回来，在楼门口正遇见他出门。他提着琴盒，穿得很正式，说今晚有演出。我看着他向着公交车那边方向走了。
几点啊？齐静问邻居说。
五点来钟吧，邻居想了一下说。
谢谢您，她对邻居说。
不客气，邻居说完就回屋去了。
她和齐静顺着楼梯走下楼来，心里疑惑着。邻居说大维去音乐厅了，但是大维并没有在音乐厅出现，手机也没人接。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维在去音乐厅的路上出事儿了。
我们再去音乐厅看看吧，齐静说。没准儿大维路上有了什么事儿，晚了，现在也许到了音乐厅了。
好，她点头说。
齐静开上车，带上她重新回到音乐厅。她在路上几次打大维的手机，眼睛看着窗外，希望电话里有声音，或者能在路边看见大维。但是手机里依然是嘟嘟声，没人接，路边也看不见大维的身影。音乐厅的门口乱糟糟的，演出已经结束了，人们正在往外走。齐静把车停在音乐厅门口，她和齐静直接跑去了后台。在后台她们找到了团长，询问大维有没有回来。团长说大维一直没有出现，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们能不能派人去找找大维？齐静问团长说。我们去家里找了，没有人。大维是你们乐团的人啊，他要是出事儿了，也是你们乐团的责任。
我比你们还着急，团长为难地说。但是大晚上的，北京城这么大，想找也没地方找啊，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样吧，明早我们还有个彩排，如果到时大维还没有出现，我们就去报警。手机不是有定位系统吗？公安局应该能找到手机的位置。
也只好这样了，齐静说。希望明早大维能出现。
她和齐静走回音乐厅门口，坐上车。她掏出手机来，对齐静说：
我给泽宁打个电话。
你怀疑是泽宁干的？齐静问她说。不至于吧。泽宁那样一个大人物，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吧？
嗯，她点头说。你不了解泽宁，他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受不了别人跟我好，过去明宵入狱就是他干的。他要是怀疑大维跟我有什么，就做得出来这种事儿。我得问问泽宁。
那你赶紧问吧，齐静说。人的安危要紧。
她的手指冻得有些僵硬。她哆嗦着滑开屏幕，找到了徐泽宁的号码，拨打了手机，电话一下就接通了。
泽宁，孩子们睡了吗？她说。我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还没睡，徐泽宁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给她们讲故事呢。你过一会儿，等孩子们睡了，再来电话好吗？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她说。你能让孩子们等一下吗？
好吧，我去书房跟你说话，徐泽宁说。
电话里传来徐泽宁跟孩子们的说话声。她听见孩子们在让徐泽宁快点儿回来。徐泽宁答应着，来到了书房。
有什么问题啊这么火急火燎的？徐泽宁不高兴地问。
大维找不到了，她说。我想问问你，知道不知道大维的下落？
你问我干什么啊，我又不是派出所，徐泽宁说。你的朋友找不到了，我哪里知道。你不是今晚去看他的演出吗？
是啊，可是他没有出现，他们团长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她说。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徐泽宁恼怒地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以后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泽宁，我说话是急了点儿，人命关天，对不起，她说。如果明早大维还找不到，他们团长要去报警，我也只好去公安局，把一些事情讲出来，帮助找到大维。
大维什么时候找不到的？徐泽宁问她说。
五点多，在从家里去音乐厅的路上，她说。
现在还不到十点，几个小时没见，就把你急成这样，徐泽宁讥讽地说。你跟那个大维什么关系啊？你对我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泽宁，我不想跟你斗气，她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说。大维是个对工作很认真的人。演出没有出现，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如果不是出了事情，还有别的可能吗？
他有单位，出了事情有单位的人负责，徐泽宁说。既然跟你没关系，你着哪门子急啊？
他是我朋友，她说。朋友有事情，我不该关心吗？
有时你越关心就越糟糕，徐泽宁说。而且，你关心顶什么用啊？谁会听你的啊？沉住点儿气，大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如果大维明早还没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找市局和国安部，我一个电话过去，用不了半天，他们就会把大维找到的。回去好好睡觉，明早我把孩子给送过去，有事儿我们明早谈 – 我要去接着给孩子们讲故事去了。
她合上手机，头靠在座椅后背上，闭了一下眼睛，让自己冷静一下。
泽宁否认了？齐静着急地问她说。
嗯，她睁开眼睛说。姐，你都听见了吧？
这么说跟泽宁没关系？
他的话我都不信了，她摇头说。他能当着面撒谎，眼睛都不带眨的。不过，他说大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点儿我倒相信。我觉得如果是他干的，他无非是要警告一下大维，也不能太过分了。我们回去吧，希望明早大维就会出现。
也只好这样了，齐静说。但愿如此。大维要是有什么消息，你赶紧通知我一声。
一定的，她说。
车开到她的楼下，齐静上楼来陪她坐了一会儿，一直等到快十二点，才回自己家去了。齐静走后，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把手机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眼睛盯着手机，心绪烦乱，一点儿也不想睡。她担心着大维，盼着电话响，心里七上八下的。她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跟徐泽宁有关。虽然徐泽宁矢口否认，但是她再也不相信徐泽宁的话了。大维是一个只知道艺术，对别的都不关心的人，平时人也单纯老实，从不惹事生非，对每个人都很好，也没有仇人。如果大维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她想她一定不会原谅徐泽宁，一定会不论什么代价也会跟徐泽宁离婚，因为跟这样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太可怕了。她后悔当初发现明宵入狱的时候，就该果断地跟徐泽宁离婚，但是那时，她还不知道徐泽宁是这样的人。
她知道大维爱她。齐静几次想给大维从文化部里介绍个姑娘，都被大维婉言谢绝了。这一段时间，她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大维，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家，也挺想大维的，想要大维过来，跟自己在一起。但是他们都一直克制着自己。她是怕徐泽宁对大维作出什么事儿来，大维是怕她出事儿，也怕以后不能见到她了。为了孩子，为了徐泽宁的仕途，为了自己，为了别人，她一直忍让着。既使跟徐泽宁早已经没有了感情，既使发现了徐泽宁跟小寇好，而且还有了孩子，既使分居了，她也不敢去爱上别的人。她觉得自己一直想委屈求全，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忍让总有一个点，过了那个点之后，不能再忍让下去，宁肯破釜沉舟，也不能窝囊地苟且，她想。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她一把抓起电话，看见上面是大维的号码。
是我，大维微弱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来。
大维！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你在哪里？谁都找不到你，都快急死了。
我在延庆，大维说。昨晚在去音乐厅的路上，被两个便衣塞上了一辆汽车。他们铐上我，拿走了我的手机，一路往北开，把我带到了一处黑魆魆的山林里。我以为要死了，但是他们没干别的，只是把我的手机密码要走，把手机里的东西都拍了照。凌晨两点多，他们收到了一个电话，把手机还了我，放了我，把我放在山林里，自己开车走了。我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出山林，快冻死了，终于遇到了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司机，把我载到长途车站，现在在等着早班的第一辆车回城里。怕你着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
一晚上都在担心你，齐静也很担心你，你们团里也着急，都快要报警了，她说。到家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去看看你。
不用了，大维说。你带着孩子，也不方便。回去我要好好睡一觉，暖和一下，休息一下。今天演出，我穿的衣裳少，在山里都快被冻僵了。过两天我去看你，再把详情告诉你吧。
也好，她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别忘了早上给乐团打个电话，他们还在找你。
我知道，大维说。这么晚了，不好意思打搅了你休息，你也赶紧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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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 （125）
徐泽宁带着孩子们走了之后，她一直闷坐在屋子里，心情很不愉快。仔细想想徐泽宁说的话，她觉得徐泽宁讲得确实有道理。倘若没有徐泽宁和靳凡，既使自己再有天赋和努力，也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她的芭蕾舞事业太顺了，每一部芭蕾都成了理所当然的第一女主人选。她过去总以为靠得是自己的才华，现在想想，有些舞剧自己并不是最合适的女主，难怪有的时候听到中芭的姑娘们里有怨言，认为跳得好不如生得好嫁得好。
她想起多年以前，要不是靳凡去家里找她，要她跳芭蕾，她可能根本就不会走上这条芭蕾之路。那次她并不知道芭蕾舞团在招生，也没有报名，是靳凡破格直接把她带入复试。秦老师后来说过，当时看见靳凡这样做，几个主考官都很有意见，他们憋着让她通不过，可是没想到她的一只《天鹅之死》跳得的确是完美，也就没刁难她。过去芭蕾舞团排练剧目，总是受到文化部主管部门的审查，每次靳凡都很头疼，担心舞剧到最后一刻被主管部门否定，不让上演。自从她跟徐泽宁结婚之后，文化部的主管部门对靳凡都很客气，审查时就像是走个过场，提点儿小意见就让过了，再也没有让任何芭蕾舞剧中途夭折。此外，部里还给中央芭蕾舞团增加了经费和人员名额，有几次还特别拨款支持排练新剧，每年芭蕾舞团的舞剧都受到部里的表彰，评奖也从没落下过。想起那时跟着徐泽宁去了西安，几年没跳舞，回到北京之后，靳凡一句话，她就继续担任芭蕾舞剧的女主角。要是别的芭蕾舞演员，能不能回来继续跳舞都不好说。而靳凡在芭蕾舞团能够说一不二，也是因为人们都知道靳凡有徐泽宁做靠山，没有人敢得罪靳凡，就是文化部长来剧院视察，也对靳凡很客气和尊重。世界水平的芭蕾舞大剧院的建成，也是徐泽宁一力主张，才在政治局得到通过，财政部拨了一大笔钱，请了国外著名的建筑师帮助设计，历时几年才盖成。
她过去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些，总觉得一切都是因为自己芭蕾跳得好，所有的荣誉都是理所当然。现在想想，自己除了芭蕾之外，真的别的什么也都不会。自己得到的荣誉和芭蕾上的成就，一多半原因恐怕也是因为靳凡和徐泽宁。现在自己住的房子，是徐泽宁给的。存款中的大多数也是这些年来徐泽宁的工资，孩子们能上高干子弟云集的北海幼儿园，也是因为徐泽宁。离开了徐泽宁，自己恐怕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靳凡退休了，新团长上任了，没有了徐泽宁，自己还能继续在中芭跳芭蕾吗？不跳芭蕾了，自己还能干什么呢？青春已逝，容颜也不能久驻，未来也充满了不定性。今后还会有人关心和安慰自己吗？会不会自己以后就只能过一个孤独生活？自己真的能放弃这种体面的生活，放弃这种安定的生活，离开徐泽宁吗？
她越想越觉得沮丧。她原以为跟徐泽宁分开后可以开始一个全新的单身生活，却没有想到徐泽宁坚持不放手，而且还能轻易地影响自己的心情。
屋子里响起了微弱的音乐声。她茫然地抬头，扫视了一眼客厅，才想起是放在卧室里的手机铃声。她快步走进卧室，从床头柜上拿起了手机，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号码：是齐静打来的。她接起了电话，对着电话喂了一声。
小妹，是我，齐静的声音在电话里响了起来。今晚有时间吗？大维刚给我打电话，说晚上去工体听一个摇滚音乐会去，他手头有几张票，问咱们有没有时间一起去。你想去吗？
我不太想，她想了一下说。今天有些不舒服，什么都不想做。
怎么了？齐静关心地问她说。病了吗？
没有，她说。是心情不太好。刚才跟泽宁在谈离婚的事儿，被泽宁说了几句，突然觉得没自信了。觉得自己特别笨，什么都不会，没有泽宁什么都做不了。
那就一起出去听听歌，散散心去吧，齐静说。我还从来没去听过那些摇滚，倒想去听听。晚上志宏有应酬，说会晚些回来。我自己在家里也没事儿，想你那里今天孩子去泽宁家，自己一个人晚上待着也没意思，不如我接上你，咱们一起去看热闹，好吗？
有点儿不太想跟大维一起去，她说。姐，我想还是跟大维保持距离为好。
大维可能也是有些顾虑，所以把电话先打到我这里来了，齐静说。这孩子是一片好心。距离是该保持，可是也别太疏远了，就当个好朋友吧。反正我也在，咱们三个人在一起，怕什么，就是一起出去听音乐会，散散心，让自己高兴一下。
好吧，她犹豫了一下说。那什么时间？
晚上五点我先去你楼下接上你，再去接大维。工体那边新开了一家朝鲜料理，我们先去吃饭，吃完饭直接去工体，你看好吗？
行，她说。那五点在楼下等你。
齐静果然五点钟开车过来，接上她和大维，一起去了工体旁边的朝鲜料理店。店是新开的，装饰不错，店面宽敞，里面是红色的隔板隔开的一个个小单间，每个单间有两排座位，中间是一个木桌，桌上镶嵌着凸起的烧烤电炉。她和齐静坐在一排，大维坐在她们对面。他们点了烧烤套餐。不一会儿，女招待就把一碟碟的小菜上来了，五六种小菜摆了一桌子。
自从上次她告诉大维不要再来看她了之后，一个多月了，大维果然没有再来找过她。她一方面感到放松，另一方面又有些失落。这一年多分居的日子，大维经常在周末约上齐静和她一起出去吃饭，说说笑笑，三个人玩得很开心。大维突然不出现了，她和齐静都有些不习惯。
隔着桌面看着大维，她发现一个月不见，大维瘦了许多，面容也有些憔悴。
怎么了？齐静问大维说。最近是不是很累？
没有，乐团一点儿也不累，大维说。就是最近没什么食欲，不想吃东西。
那你要赶紧去医院检查一下，齐静担心地说。我办公室有个同事，夏天还挺好的，还去张家界旅游来的，活蹦乱跳的。九月份突然检查出癌症，人眼看着就瘦下去了，三个月人就不行了，死了。你可不要大意啊，有没有哪个地方觉得疼？或者是不是全身发痒？
没有没有，大维说。就是最近比较郁闷，见到你们就好多了。今天我要多吃点儿，再来一份儿石锅拌饭。
饭吃了一半，齐静起身去了卫生间，隔断里只剩下了她和大维。空气突然寂静了下来，大维和她都低头扒拉着自己盘子的饭，什么也没有说。她知道大维的心情。她知道大维喜欢她。这一个多月没见，大维突然瘦了下去，她想一定是跟她有关。但是她不能跟大维好。
时间流逝得很慢，一秒一秒的，她不知道自己是盼着齐静赶紧回来打破窘境，还是盼着大维说句话。她怕大维说出一句让她控制不了自己的话。她既不能答应大维什么，也不忍心再说一遍让大维伤心的话。她觉得自己活得很窝囊，既离不了婚，也爱不了自己喜欢的人，也不能把自己的爱给予喜欢自己的人。她知道大维在掩饰着自己的感情，怕这感情太浓烈，怕这感情伤到她，以后连朋友都做不得了。她也是害怕，怕承受不了大维的感情，也怕徐泽宁知道了，伤害了大维。大维是个孤儿，没有亲人，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有了一份儿乐团的工作，她不能让大维再回到地下通道拉琴的日子，那样会毁了大维一生的幸福。她觉得自己像是一只气球，憋得快要爆炸了，然而只能低头扒拉着自己盘子里的饭。
好在齐静很快就回来了。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你对自由的向往
天马行空的生涯
你的心了无牵挂
穿过幽暗的岁月
也曾感到彷徨
当你低头的瞬间
才发觉脚下的路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如此的清澈高远
盛开着永不凋零
蓝莲花。。。
布置得简单的舞台上，几盏蓝色灯光扫来扫去。鼓手坐在舞台靠后的地方，两只手抑扬顿挫地用鼓棒敲击着面前一排架子上的爵士鼓，脚下踩着踏板，神情十分专注和兴奋。一个留着长发穿着牛仔裤站在麦克风前面弹着吉他的歌手，在唱到蓝莲花这一句时，身子向后仰去，吉他指向天空，声音变得高了八度，显得有些声嘶力竭。台下的千百个观众像是着了魔一样在台下站着，无数只手高举着打火机，身子跟随着台上的歌手的节奏一起摇摆着。
她站在靠后的一排位置上，看着台上留着长头发的歌手和前面的疯狂的观众，听着振奋人心的歌词和四周的喧嚣，心里却觉得很伤感。要是再能回到年轻时光该多好，那种二十多岁的时光，可以尽情的笑，尽情的哭，可以放下一切，没有牵挂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而现在自由总是说说容易，实现起来难。她觉得自己的心里没有清澈高远的自由的世界，只有一重又一重的枷锁；而这种枷锁没有人能够替她打破，只有她自己才能打破。
四周的人们拥挤着，跟随着台上的歌手一起唱着，嚷着。站在她左侧的大维也随着人群在摇晃着身体，拍着手，点着头，神情兴奋地沉浸在音乐之中。她觉得大维就像是一个可以一眼看透的孩子，一个单纯的大男孩。由于空间窄小，大维的摇晃的身体有时会碰到她一下。她觉得内心突然有一种渴望，想要大维吻她一下，抱她一下。
也许是被人群的兴奋和四周的情绪感染，她把左手搭在大维的右肩上，脸在大维的肩膀上轻轻贴了一下。大维有些诧异地扭头看了她一眼，随后伸出右手，用力搂了她的肩膀一下。她觉得大维的身体很温暖，胳膊很有力。但是这只是一瞬间，因为她立即清醒地意识到，在外人眼里，她依然是徐泽宁夫人。在这种公共场合，倘若有人认出她，她的麻烦就大了。她挣脱了大维的胳膊，把目光转回舞台，就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她偷偷瞥了周围一下。四周的人们依然在跟着台上的声嘶力竭的歌手兴奋地打着拍子唱着，没有人注意到她，连站在大维另一侧的齐静似乎也沉浸在歌声里，没有注意到刚才这一瞬间发生的事情。她有些庆幸，幸好芭蕾舞演员不像电影演员和歌星那样容易被人认出来，因为台上演出时都化了装，既使在剧场里，观众也很难认出素颜的她。
后面的演出，她心烦意乱，几乎无法专注地听完一首歌。有一种陌生了许久的感情，悄悄在心里滋长了起来，让她欣喜而又忐忑不安，渴望而又害怕。她一直觉得徐泽宁虽然位高权重，但是一个缺乏爱的人，所以总要从她的身上寻找到爱。而她也是这样，自从五岁时失去了母亲之后，她总觉得没有爱就没有了安全感，总害怕自己随时会被人抛弃。早上徐泽宁对她讲得话，打击了她的自信心，同时也让她清醒地意识到，她在徐泽宁眼睛里只不过是一个附庸于他的美丽的花瓶，一个离开了他就无法生存的花瓶。而她，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渴望有人能够真的爱自己，不顾一切地爱自己，来证明自己依然是一个有魅力的漂亮的女人。虽然她害怕，但是她依然渴望这种爱。
秋天过去了，冬天来了，伦敦街头飘起了雪花。周六晚上，寇辰菲带着刚过了四岁生日的儿子，来到位于骑士桥的Harrods商城。快到圣诞了，商城早早地在窗户上和墙上挂上了一排排彩灯，橱窗上也贴着圣诞大酬宾的五颜六色的广告，室内传出欢快的圣诞歌曲。入夜后，屋顶上和墙壁上的几千盏橙黄色的彩灯勾勒出了商城的轮廓，远远看去像是一座轮廓分明的金碧辉煌的城堡。
虽然下着雪，但是伦敦街头依然熙熙攘攘，车水马龙，人潮汹涌，到处是出来选购圣诞礼物的人们。寇辰菲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双排扣呢子外套和一条紧身的牛仔裤，脚上蹬着一双黑色的长靴，肩上挎着一个深棕色的皮包，手上戴着一双黑色的皮手套，领着孩子走进了商城。
在商城里逛了一圈，给孩子和自己买了几件衣服后，寇辰菲带着孩子来到了商城内一层的Ladurée餐厅，休息一下，吃顿晚饭。她挑了一个僻静角落的小桌，把孩子抱在高椅子上，自己坐在孩子旁边，把购物袋和皮包放在另外一张椅子上。她给孩子点了一套汉堡套餐，自己要了一份儿三文鱼。孩子的套餐不久就上来了：一个牛肉小汉堡，一碟奶油竹笋，一碟土豆条，四块孩子平素爱吃的加了黑莓和榛果的蛋白杏仁饼，还有一杯橙汁。孩子高兴地吃着，一边吃一边蹬大眼睛看着餐厅里进出的人。她的三文鱼也很快就来了。她饿了，很快就把三文鱼吃完了，又要了一份儿混有碎杏仁饼的香草冰淇淋。
妈妈，我想要一套带轨道的小火车，圣诞老人会给我吗？儿子一边咬着蛋白杏仁饼，一边问她说。
会的，肯定会的，寇辰菲说。你这么乖的孩子，想要什么圣诞老人都会给你的。
我想要爸爸，圣诞老人会给我吗？孩子问她说。为什么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可我没有呢？
爸爸忙，寇辰菲说。爸爸在挣钱，好给你买东西啊。你看，咱们的房子，车，你的衣服，玩具，都是爸爸的钱给买的。
可我想见见爸爸，我都不知道他长得像什么样子，一次也没有见过，孩子说。他长得像圣诞老人吗？
不像，寇辰菲摇头说。他比圣诞老人高，也没那么胖。
可我想见见他，孩子说。他们说我没有爸爸，是真的吗？
没有爸爸怎么会有你呢？寇辰菲说。别听他们的，他们不懂。
快圣诞了，爸爸也不能回来吗？孩子继续问道。妈妈，我不想要圣诞老人给我别的，小火车我也不要了，我就想要圣诞老人把爸爸送来。
听到孩子这样说，寇辰菲心里一酸。转眼孩子四岁了，但是还没有见过徐泽宁。老四每年给她汇一笔钱，捎话说是徐泽宁给她的，要她好好安心把孩子养大，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徐泽宁打算什么时候会见她和孩子。她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孩子，恰好女招待来了，把她要的冰激凌给端到桌子上。冰激凌盛放在玻璃碗里，看着很诱人。
你想尝尝妈妈的冰激凌吗？寇辰菲把冰激凌碗推到孩子面前说。很好吃。
不，我更喜欢我的饼干，孩子说。
吃完饭，在商城里又逛了一会儿之后，寇辰菲打车回了家。给孩子洗了一个澡，念了一会儿书。把孩子哄着睡了之后，寇辰菲自己也去浴室洗了一个澡。从热气腾腾的浴室出来，寇辰菲换上一套白色的浴衣，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她端着酒走到客厅，把窗帘掀开一条小缝，看了一会儿外面飘落的雪花。外面一片寂静，对面的房屋黑着灯，马路上没有行人也没有车，只有光秃秃的树影和杂乱的雪花纠缠在一起。雪花变得比回来时大了一些，地上也积了一层薄薄的雪，在路灯下闪烁着带着寒气的光。
寇辰菲放下窗帘，坐到客厅的沙发上，把头发散开，打开电视，喝着酒，看了一会儿新闻，想了想最近发生的事情。在中学教书这几年里，寇辰菲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她教书认真，课讲得好，对学生平时要求严，考试放松，让学生既学到了东西，成绩也都不错。每年学生申请大学时，她都会帮着学生们写推荐信，有时也帮着学生们修改入学申请信。她帮着学生们成立了历史和文化俱乐部，在俱乐部里做指导，请了一些剑桥的人来做演讲。她加入了保守党，帮助保守党的议员竞选。剑桥毕业的背景，对政治的精通，中学老师，热心社区工作，她很快得到了保守党内部的几个资深议员的赏识。他们鼓励她做好准备，在下一届时参与竞选议员。
在伦敦自己带着孩子的这四年里，寇辰菲从来没有后悔过有这个孩子，也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心。孩子自小聪明，活泼可爱，身体也健康，父母和她都很喜欢这个孩子。她用老四给她汇来的钱，在父母的住处附近买了一幢房子，离父母近，可以经常带孩子过去看父母，又让自己有些隐私。但是今晚上孩子吃饭时的问话，让寇辰菲有一种很难受的感觉。孩子越来越大，也开始懂得一些事儿来了，最近经常在问她爸爸怎么老不回来。很显然，孩子需要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有一个爸爸，也需要一些父爱。她不知道怎么能继续把孩子哄下去，也有些担心缺乏父爱长大的孩子今后会心理上有些问题。
寇辰菲喝了一口杯子里的酒，放下杯子，拿起放在沙发上的手包，从里面掏出手机来，翻到了一个电话号码。这是老四给她留下的一个紧急联系号码。老四说，如果有紧急事情，可以打这个号码。她想给老四打个电话，询问能否在圣诞时让孩子见见徐泽宁，无论在哪里都可以，她可以飞过去。她的手指触摸着号码，心里犹豫着。四年来，她每天都在网上查看徐泽宁的情况，阅读每一篇有关中国政局的分析。她知道徐泽宁早已经成为政治局常委，离徐泽宁想要达到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了。一切都在向着寇辰菲预想的方向发展：徐泽宁仕途一帆风顺，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势力，在国内和国外都得到舆论的好评，稳步接近权力顶峰。她知道也能理解，这个时候她不能出现在徐泽宁的生活里。想到此，她的手指离开了号码，把手机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
老四告诉过她，徐泽宁已经和靳曦分居了。虽然老四没说徐泽宁分居的原因，但是她可以猜到，一定是靳曦发现了徐泽宁和她的关系。她不知道徐泽宁对她的感情到底怎样。爱情和政治是互相排斥的，一个把爱情看得太重的政治家不是一个好政治家，看看放弃掉王位的英国国王就知道了。一个成熟的伟大的政治家从来就不应该让感情压倒理智。
当听到徐泽宁与靳曦分居的消息时，她既可怜靳曦，又心里高兴。她希望徐泽宁和靳曦早些离婚，那样就会扫清自己跟徐泽宁在一起的障碍。靳曦快四十了，她还只有二十七岁。论年龄，她比靳曦年轻许多，男人不都是喜欢年轻的吗？论学历，她剑桥毕业，靳曦从来没有上过大学。论知识和阅历，靳曦除了芭蕾之外，对别的几乎一无所知，而她在国外出生和长大，在国外媒体实习过，在中国日报做过编辑，专业是政治学，对国际事务尤其喜好，读过许多政治人物的传记和书。论容貌，她觉得自己比不上靳曦年轻的时候，但是年轻就是美丽，她相信自己也不会输给现在的靳曦，何况自己有年轻的肌肤和身体。论心机，她想靳曦就更不是她的对手了。论孩子，自己的是徐泽宁的亲生儿子，靳曦是领养的两个女儿。论感情，从她那次去中芭见靳曦，借着采访的名义请靳曦讲讲徐泽宁，凭着女人的直觉，她感到靳曦并不怎样爱徐泽宁，甚至对徐泽宁还有一点儿怨气。
寇辰菲相信自己比靳曦更喜欢和崇拜徐泽宁，不然也不会自作主张，冒着丧失一生幸福的风险去给徐泽宁生这么一个孩子了。她觉得靳曦除了是原配和芭蕾跳得好之外，没有什么能比得过自己的。她相信徐泽宁一旦大权在握，铲除政敌势力，没有人敢对徐泽宁说三道四的时候，就是她回到徐泽宁身边的时候。
寇辰菲把杯子里的酒喝干，走到孩子的房间里看了一眼熟睡的孩子，随后走回自己的卧室。她躺到床上，关上床头柜上的台灯，让屋子笼罩在一片黑暗中，闭上眼。
只要坚持和忍耐，决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好结果的，寇辰菲对自己说。
二月底的北京，是最冷的季节，天也黑得早。靳曦临出门前，看了一眼窗外，外面飘着零星的雪，天已经全黑了。今天晚上中央乐团在北京音乐厅演出德沃夏克的音乐会，大维在里面演出，提前送了两张票来，给她和齐静。因为是周六，孩子们被徐泽宁接走了，她只有自己一个人在家。她下午睡了一个好觉，醒来之后吃了一盘水果做晚餐，洗了一个澡，化了一个淡妆。她在衣橱里选了一件白色的针织长衫，一条略微深的蓝色天鹅绒打底裤和一件浅灰色的毛绒长毛衣外套。她站在门口的穿衣镜前把衣服换上，配上了一双黑色长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顿时觉得年轻了许多。前几天她穿着这身衣服去送孩子弹钢琴，几个也送孩子弹钢琴的家长看着她，都夸她漂亮，让她心里有些小得意。
六点钟刚过，齐静打来电话，说已经在楼下等她。她对着镜子往嘴唇抹了一点口红，匆忙挎上手包，坐电梯下楼去了。出了楼门，一眼就看见了齐静的车停在门口，车灯亮着，尾气管上冒着白色的热气。一阵冷风夹雪吹来，她打了个寒颤，赶紧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进去。车内的暖气开得很足，顿时感到暖和多了。
今晚你真漂亮啊，齐静看着她有些羡慕地说。
再不打扮就老了，她把手包扔到后车座上说。再说不是去剧场吗，总要穿得好看一些。姐，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外面下雪，车不好开，我还以为你得六点半才能到呢。
正是因为下雪，怕晚了，才早早的就出来了，齐静说。我们走吧。
车沿着小区的路开出去，路上又湿又滑，车流有些缓慢。她一边看着窗外，听着CD里播放的歌曲，一边跟齐静聊着天。
志宏呢？她问齐静说。
晚上他们人大的同学有个聚会，去参加聚会了，齐静说。周六晚上，我们谁也不管谁。
志宏不会有意见吧，她有些担心地问。
怎么会呢？齐静说。他知道晚上我们一起出去，放心着呢。再说了，我们去听音乐会，他不定去跟谁鬼混去了，我也懒得去问去管了。我们在家里，都是分床睡。志宏身体不好，三高，而且老了，都硬不起来了，一起睡也没意思，我也不勉强他了，他爱怎么着怎么着吧。我看大维倒是对你一片痴心，你们家泽宁肯定不高兴吧？泽宁知道我们跟大维经常出去玩吗？
知道，她说。泽宁问我周六晚上去哪里，我都告诉泽宁。我跟大维就是朋友，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他是不高兴，但是我跟他都分居了，而且每次都是你我和大维三个一起出去，他也没法儿反对吧。泽宁不愿意离婚，但是我总得有我自己的生活，也不能总看泽宁的喜好和脸色行事吧。
那倒是，齐静说。不过泽宁有没有拦过你？
有啊，她说。泽宁有时不让我跟大维有来往，说大维参加的那个沙龙里有反政府的危险人物，我跟那些人太接近了不好。自那之后，我们不就不去参加大维朋友们的沙龙了吗？
车到了北京音乐厅，在附近找到停车的地方停下来，已经七点了。音乐会七点半开始，齐静锁好车，跟她一起跟着人流匆忙往音乐厅走。进到音乐厅里面，拿到节目单，找到自己的座位，已经七点十五了。大维给她们找的票在前面，位置很不错，从座位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舞台上的人。
女儿在国外怎么样了？她一边看节目单一边问齐静说。
还在读书呢，齐静说。比过去懂事多了，圣诞节回家来给我们带了许多东西，还陪着我买衣服，过了新年就走了。在英国交了个男朋友，爸爸是一家香港银行的副董事长，家境不错，小伙子人也聪明努力，我和志宏都挺满意的。
真不错，她说。我也想将来把孩子们送到国外去读书，就不知泽宁会不会答应。
你现在孩子小，还早着呢，齐静说。将来泽宁肯定会同意让孩子去国外读书的，你看这些人不都是把孩子送出去吗？
聊了一小会儿天后，剧场的灯光暗淡下来，音乐会就要开始了。乐团的人一个个走上台来，在舞台上的几排座位上坐好。她向着舞台上望去，看见拉小提琴的乐手里，没有大维。她觉得有些奇怪，低头看了一眼节目单，上面明明写着第二小提琴手是大维，但是大维怎么没出现呢？
大维好像没在哎，齐静拿着节目单问问她说。
怪啊，她说。大维明明说今晚会在，怎么没来呢？
可能临时有事情吧，齐静小声说。
剧场安静下来，音乐会开始了，德沃夏克的《自新大陆》交响乐响了起来。她看着台上，心里有些不安。大维怎么没来呢？难道出了什么事情了吗？自从上次在工体一起看演出后，大维像是过去一样，经常周末约上她和齐静一起出去吃饭或者看节目。她和齐静来过音乐厅好几次，都是大维给找到票，每次大维都在台上演出。今天大维怎么不在了呢？而且事先也没说啊。
中场休息的时候，她和齐静走出剧场，在一楼买了一份儿饮料。她看见一个乐手走过，认出来是上次参加大维生日时，在大维家里见过的一位。她拽着齐静快步走过去，跟大维的同事打招呼说：
哎，你好，我们是大维的朋友，上次在大维生日时见过的。
是你啊，大维的同事说。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看演出了？很荣幸。
大维给的票，她说。大维呢？怎么没在舞台上看见他啊？
我们也都不知道啊，同事说。他早上彩排时还在的，后来回家了，说晚上演出前来，但是就再也没有回来。给他手机打电话，没人接，家里的电话也没人接，不知怎么回事儿。大维对演出很认真的，从来没有缺席过，过去就是病了也会硬挺着来，不知道这次是怎么回事儿。
这样啊，她吃了一惊说。那我也给大维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他。
那太好了，同事说。有消息告诉我们一声，我们团长都快急死了。
她和齐静走到一边僻静的地方，从手包里拿出手机来，拨打大维的电话。果然就像是同事说的，手机嘟嘟地响着，但是没人接，家里也没人接。
真怪了，她对齐静说。大维跑哪儿去了？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有可能，齐静说。不然怎么也会接手机的。
齐静这么一说，让她一下害怕起来。
那我们怎么办呢？她问齐静说。
去大维家里看看吧，齐静说。别的地方也不知道去哪儿找去。别是在家里中了煤气什么的吧？
她和齐静从音乐厅快步走了出来，走到停车的地方，开上车，去了大维家。齐静记不太清大维家的地址，她们凭着模糊的记忆在大维住处附近转兜了几个圈，四下打听，才终于找到了大维所住的楼房。她们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梯，来到大维门口，敲了几次门，里面都没反应。隔壁的一个人出来看，问她们找谁。
我们找大维，她说。是他的朋友。您知道他出去了吗？
大维啊，他去音乐厅演出去了，邻居说。下午我买菜回来，在楼门口正遇见他出门。他提着琴盒，穿得很正式，说今晚有演出。我看着他向着公交车那边方向走了。
几点啊？齐静问邻居说。
五点来钟吧，邻居想了一下说。
谢谢您，她对邻居说。
不客气，邻居说完就回屋去了。
她和齐静顺着楼梯走下楼来，心里疑惑着。邻居说大维去音乐厅了，但是大维并没有在音乐厅出现，手机也没人接。这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大维在去音乐厅的路上出事儿了。
我们再去音乐厅看看吧，齐静说。没准儿大维路上有了什么事儿，晚了，现在也许到了音乐厅了。
好，她点头说。
齐静开上车，带上她重新回到音乐厅。她在路上几次打大维的手机，眼睛看着窗外，希望电话里有声音，或者能在路边看见大维。但是手机里依然是嘟嘟声，没人接，路边也看不见大维的身影。音乐厅的门口乱糟糟的，演出已经结束了，人们正在往外走。齐静把车停在音乐厅门口，她和齐静直接跑去了后台。在后台她们找到了团长，询问大维有没有回来。团长说大维一直没有出现，不知道现在到底在哪里。
你们能不能派人去找找大维？齐静问团长说。我们去家里找了，没有人。大维是你们乐团的人啊，他要是出事儿了，也是你们乐团的责任。
我比你们还着急，团长为难地说。但是大晚上的，北京城这么大，想找也没地方找啊，一点儿线索都没有。这样吧，明早我们还有个彩排，如果到时大维还没有出现，我们就去报警。手机不是有定位系统吗？公安局应该能找到手机的位置。
也只好这样了，齐静说。希望明早大维能出现。
她和齐静走回音乐厅门口，坐上车。她掏出手机来，对齐静说：
我给泽宁打个电话。
你怀疑是泽宁干的？齐静问她说。不至于吧。泽宁那样一个大人物，不会干出这样的事儿吧？
嗯，她点头说。你不了解泽宁，他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受不了别人跟我好，过去明宵入狱就是他干的。他要是怀疑大维跟我有什么，就做得出来这种事儿。我得问问泽宁。
那你赶紧问吧，齐静说。人的安危要紧。
她的手指冻得有些僵硬。她哆嗦着滑开屏幕，找到了徐泽宁的号码，拨打了手机，电话一下就接通了。
泽宁，孩子们睡了吗？她说。我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还没睡，徐泽宁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在孩子们的房间里，给她们讲故事呢。你过一会儿，等孩子们睡了，再来电话好吗？
我就想问你一句话，她说。你能让孩子们等一下吗？
好吧，我去书房跟你说话，徐泽宁说。
电话里传来徐泽宁跟孩子们的说话声。她听见孩子们在让徐泽宁快点儿回来。徐泽宁答应着，来到了书房。
有什么问题啊这么火急火燎的？徐泽宁不高兴地问。
大维找不到了，她说。我想问问你，知道不知道大维的下落？
你问我干什么啊，我又不是派出所，徐泽宁说。你的朋友找不到了，我哪里知道。你不是今晚去看他的演出吗？
是啊，可是他没有出现，他们团长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了，她说。这事儿跟你有没有关系？
没有！徐泽宁恼怒地说。你什么意思啊你？以后少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
泽宁，我说话是急了点儿，人命关天，对不起，她说。如果明早大维还找不到，他们团长要去报警，我也只好去公安局，把一些事情讲出来，帮助找到大维。
大维什么时候找不到的？徐泽宁问她说。
五点多，在从家里去音乐厅的路上，她说。
现在还不到十点，几个小时没见，就把你急成这样，徐泽宁讥讽地说。你跟那个大维什么关系啊？你对我都没有这么关心过。
泽宁，我不想跟你斗气，她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说。大维是个对工作很认真的人。演出没有出现，手机和家里的电话都没人接，如果不是出了事情，还有别的可能吗？
他有单位，出了事情有单位的人负责，徐泽宁说。既然跟你没关系，你着哪门子急啊？
他是我朋友，她说。朋友有事情，我不该关心吗？
有时你越关心就越糟糕，徐泽宁说。而且，你关心顶什么用啊？谁会听你的啊？沉住点儿气，大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如果大维明早还没有消息，我给你打电话找市局和国安部，我一个电话过去，用不了半天，他们就会把大维找到的。回去好好睡觉，明早我把孩子给送过去，有事儿我们明早谈 – 我要去接着给孩子们讲故事去了。
她合上手机，头靠在座椅后背上，闭了一下眼睛，让自己冷静一下。
泽宁否认了？齐静着急地问她说。
嗯，她睁开眼睛说。姐，你都听见了吧？
这么说跟泽宁没关系？
他的话我都不信了，她摇头说。他能当着面撒谎，眼睛都不带眨的。不过，他说大维不会有什么事儿的，这点儿我倒相信。我觉得如果是他干的，他无非是要警告一下大维，也不能太过分了。我们回去吧，希望明早大维就会出现。
也只好这样了，齐静说。但愿如此。大维要是有什么消息，你赶紧通知我一声。
一定的，她说。
车开到她的楼下，齐静上楼来陪她坐了一会儿，一直等到快十二点，才回自己家去了。齐静走后，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把手机放在面前的茶几上，眼睛盯着手机，心绪烦乱，一点儿也不想睡。她担心着大维，盼着电话响，心里七上八下的。她越想，越觉得这事儿跟徐泽宁有关。虽然徐泽宁矢口否认，但是她再也不相信徐泽宁的话了。大维是一个只知道艺术，对别的都不关心的人，平时人也单纯老实，从不惹事生非，对每个人都很好，也没有仇人。如果大维真的出了什么事情，她想她一定不会原谅徐泽宁，一定会不论什么代价也会跟徐泽宁离婚，因为跟这样的人继续生活在一起太可怕了。她后悔当初发现明宵入狱的时候，就该果断地跟徐泽宁离婚，但是那时，她还不知道徐泽宁是这样的人。
她知道大维爱她。齐静几次想给大维从文化部里介绍个姑娘，都被大维婉言谢绝了。这一段时间，她也慢慢地喜欢上了大维，有时晚上一个人在家，也挺想大维的，想要大维过来，跟自己在一起。但是他们都一直克制着自己。她是怕徐泽宁对大维作出什么事儿来，大维是怕她出事儿，也怕以后不能见到她了。为了孩子，为了徐泽宁的仕途，为了自己，为了别人，她一直忍让着。既使跟徐泽宁早已经没有了感情，既使发现了徐泽宁跟小寇好，而且还有了孩子，既使分居了，她也不敢去爱上别的人。她觉得自己一直想委屈求全，但是却使得自己的处境，变得越来越糟糕。忍让总有一个点，过了那个点之后，不能再忍让下去，宁肯破釜沉舟，也不能窝囊地苟且，她想。
凌晨五点多的时候，手机响了。她一把抓起电话，看见上面是大维的号码。
是我，大维微弱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来。
大维！她惊喜地叫了一声。你在哪里？谁都找不到你，都快急死了。
我在延庆，大维说。昨晚在去音乐厅的路上，被两个便衣塞上了一辆汽车。他们铐上我，拿走了我的手机，一路往北开，把我带到了一处黑魆魆的山林里。我以为要死了，但是他们没干别的，只是把我的手机密码要走，把手机里的东西都拍了照。凌晨两点多，他们收到了一个电话，把手机还了我，放了我，把我放在山林里，自己开车走了。我走了两个小时才走出山林，快冻死了，终于遇到了一个路过的好心的司机，把我载到长途车站，现在在等着早班的第一辆车回城里。怕你着急，赶紧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不用担心我，我没事儿。
一晚上都在担心你，齐静也很担心你，你们团里也着急，都快要报警了，她说。到家后给我打个电话，我去看看你。
不用了，大维说。你带着孩子，也不方便。回去我要好好睡一觉，暖和一下，休息一下。今天演出，我穿的衣裳少，在山里都快被冻僵了。过两天我去看你，再把详情告诉你吧。
也好，她说。听到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别忘了早上给乐团打个电话，他们还在找你。
我知道，大维说。这么晚了，不好意思打搅了你休息，你也赶紧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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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条波希米亚红裙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