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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犹太恐怖主义的发展、演变(ZT)
2000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以恐反恐”的“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屡试不爽，使得原本紧张的阿以关系雪上加霜，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忧“以恐反恐”的犹太恐怖主义注：本文中的“犹太恐怖主义”是指犹太人中部分极右势力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并不表示犹太民族和恐怖主义有任何必然联系。笔者并不认同将以色列“定点清除”简单地视为国家恐怖主义，也不同意把恐怖活动等同于恐怖主义。关于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类型等可参见王逸舟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会发展成为一国公然以恐怖手段对付另一主权国家的“国家恐怖主义”(Government Terrorism)。(注：参见Benjamin Netanyahu，Fighting Terrorism，Noonday Press，1997，p.52。)2006年7月爆发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使中东局势更加混乱，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造成了黎巴嫩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数十万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园。阿、以间的争斗在新世纪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阿以冲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犹太恐怖主义的发展及演变历程，探究犹太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力求找到早日解决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良方。
近代以来，犹太恐怖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以色列建国前“以暴制暴”的“抵抗型恐怖主义”(Resistance Terrorism)；(注：“抵抗型恐怖主义”指下层民众在进行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参见Boaz Ganor，Defining Terrorism：Is One Man’s Terrorist another Man’s Freedom？，September 24，1998，载http：//www.ict.org.il/。)从以色列建国至2000年巴以冲突爆发，犹太恐怖活动的行为主体出现了“国家化”的新趋势，非官方的犹太恐怖组织被完全取缔；从2000年巴以冲突后至今，具有国家行为的“定点清除”作为以色列的安全政策正式出台。犹太恐怖主义在形式上经历了“抵抗型恐怖主义”到“定点清除”这一变化的同时，犹太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斗争在心理上也经历了“以暴制暴”—“以怨报怨”—“以恐反恐”三个阶段的转变。
一、以色列建国前的“抵抗型恐怖主义”
犹太人在公元135年后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土地“流散”(Diaspora，包含“流放”和“散居”两层意思)到世界各地。在长期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一直坚信自己是神的“特选子民”，并坚持信仰“典型的具有宗教性质的大同主义”(注：刘洪一：《犹太精神》，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的宗教——犹太教。由于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宗教信仰，使得犹太人很难融入流散地的主流社会，并因此时常受到当地主体民族的排挤或欺凌。所以，“排犹现象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现象，特别是自犹太人进入西方世界以来，形形色色的排犹更是几乎从未间断过”。(注：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6页。)流散的犹太人还常常成为当地统治者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替罪羊，类似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注：1894年，在法军总参谋部任职的犹太人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上尉被控把有关新式武器的秘密文件出卖给德国驻法武官。由于当时法国军界排犹主义情绪猖獗，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并押解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1898年8月法军情报处军官亨利在舆论的压力下供认关于德雷福斯罪行的材料是他伪造的。但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判定德雷福斯无罪，为其恢复名誉。)的反犹、排犹事件在近代欧洲时有发生。为捍卫自身的权益，相对处于弱势又得不到公平对待的犹太人只能选择较为隐蔽和灵活的方式进行抗争。对他们来说，采取非常规的恐怖袭击不仅“成本”极低，而且还常常能“出奇制胜”并以弱制强。早期历史上犹太人所实施的恐怖袭击大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常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而且较为隐蔽和分散，也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及活动网络，其恐怖活动和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相去甚远。而在严格意义上有组织的犹太恐怖主义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艰难处境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在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后蓬勃展开，此后便出现了犹太人更大规模、更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活动。其实，早在1881年因俄国沙皇遇刺而掀起大规模反犹浪潮后，俄罗斯犹太人便开始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阿利亚”(Aliyah，犹太人回归故土)行动。开始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民族家园”选在何地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在1905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否决“乌干达方案”后，巴勒斯坦便最终成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惟一目的地。在1904—1914年间的第二次“阿利亚”行动期间，在巴勒斯坦出现了犹太人最早的“基布兹”组织(Kibbuz，集体农庄性质的定居组织)。(注：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随后，又有大量的“基布兹”组织在巴勒斯坦相继建立，许多外来犹太移民正是依赖于“基布兹”组织的帮助才得以在巴勒斯坦立足。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接连几次更大规模的“阿利亚”行动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所占人口比例剧增。1933年希特勒统治德国后实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德国犹太人开始不断受到迫害和驱赶，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征服大半个欧洲后，疯狂的纳粹军队在1941—1945年间实行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政策，纳粹的种族清洗使数百万无辜的欧洲犹太人被无端处死，迫使幸存的欧洲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求避难地，这期间又有数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
有统计资料显示，1918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大约为5.5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1/10左右；到1939年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多达45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近1/3。(注：参见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6页。)尽管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中曾陆续出现过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的事件，但当时阿拉伯人尚未真正意识到犹太人移民将会给自己的生存造成怎样的影响。1939年前后，犹太人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80%以上的工业、主要的商业网点及金融、外贸等经济命脉，(注：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第270页。)而且犹太人口数量也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1/3，此时阿拉伯人才真正认识到犹太移民对自身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犹太移民数量的剧增和犹太人社团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将会使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被支配地位，(注：参见〔巴勒〕亨利·卡坦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寻求正义》，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3年，第27页。)开始积极地抵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事件频频发生，阿拉伯人使用过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反对犹太移民运动。二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对立越来越激烈，阿、犹间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触即发。
2000年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以恐反恐”的“定点清除”(Targeted Killing)屡试不爽，使得原本紧张的阿以关系雪上加霜，国际社会越来越担忧“以恐反恐”的犹太恐怖主义注：本文中的“犹太恐怖主义”是指犹太人中部分极右势力所进行的恐怖活动，并不表示犹太民族和恐怖主义有任何必然联系。笔者并不认同将以色列“定点清除”简单地视为国家恐怖主义，也不同意把恐怖活动等同于恐怖主义。关于恐怖主义的概念界定、类型等可参见王逸舟主编的《恐怖主义溯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会发展成为一国公然以恐怖手段对付另一主权国家的“国家恐怖主义”(Government Terrorism)。(注：参见Benjamin Netanyahu，Fighting Terrorism，Noonday Press，1997，p.52。)2006年7月爆发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间的大规模军事冲突使中东局势更加混乱，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还造成了黎巴嫩无辜平民的大量伤亡，数十万黎巴嫩人被迫逃离家园。阿、以间的争斗在新世纪不仅没有丝毫缓和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人们不得不更加关注阿以冲突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和犹太恐怖主义的发展及演变历程，探究犹太恐怖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间的关联，力求找到早日解决旷日持久的阿以冲突的良方。
近代以来，犹太恐怖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以色列建国前“以暴制暴”的“抵抗型恐怖主义”(Resistance Terrorism)；(注：“抵抗型恐怖主义”指下层民众在进行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中所使用的恐怖手段。参见Boaz Ganor，Defining Terrorism：Is One Man’s Terrorist another Man’s Freedom？，September 24，1998，载http：//www.ict.org.il/。)从以色列建国至2000年巴以冲突爆发，犹太恐怖活动的行为主体出现了“国家化”的新趋势，非官方的犹太恐怖组织被完全取缔；从2000年巴以冲突后至今，具有国家行为的“定点清除”作为以色列的安全政策正式出台。犹太恐怖主义在形式上经历了“抵抗型恐怖主义”到“定点清除”这一变化的同时，犹太人对待阿拉伯人的斗争在心理上也经历了“以暴制暴”—“以怨报怨”—“以恐反恐”三个阶段的转变。
一、以色列建国前的“抵抗型恐怖主义”
犹太人在公元135年后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土地“流散”(Diaspora，包含“流放”和“散居”两层意思)到世界各地。在长期的流散过程中犹太人一直坚信自己是神的“特选子民”，并坚持信仰“典型的具有宗教性质的大同主义”(注：刘洪一：《犹太精神》，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55页。)的宗教——犹太教。由于犹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宗教信仰，使得犹太人很难融入流散地的主流社会，并因此时常受到当地主体民族的排挤或欺凌。所以，“排犹现象是一个古老的历史现象，特别是自犹太人进入西方世界以来，形形色色的排犹更是几乎从未间断过”。(注：刘洪一：《犹太文化要义》，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06页。)流散的犹太人还常常成为当地统治者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替罪羊，类似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注：1894年，在法军总参谋部任职的犹太人德雷福斯(Dreyfus，1859—1935)上尉被控把有关新式武器的秘密文件出卖给德国驻法武官。由于当时法国军界排犹主义情绪猖獗，军事法庭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判处德雷福斯终身监禁，并押解到法属圭亚那的魔鬼岛服刑。1898年8月法军情报处军官亨利在舆论的压力下供认关于德雷福斯罪行的材料是他伪造的。但直到1906年最高法院才判定德雷福斯无罪，为其恢复名誉。)的反犹、排犹事件在近代欧洲时有发生。为捍卫自身的权益，相对处于弱势又得不到公平对待的犹太人只能选择较为隐蔽和灵活的方式进行抗争。对他们来说，采取非常规的恐怖袭击不仅“成本”极低，而且还常常能“出奇制胜”并以弱制强。早期历史上犹太人所实施的恐怖袭击大都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常带有极端民族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而且较为隐蔽和分散，也没有系统的组织体系及活动网络，其恐怖活动和现代意义上的恐怖主义相去甚远。而在严格意义上有组织的犹太恐怖主义还要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一)以色列建国前巴勒斯坦犹太人的艰难处境
犹太复国主义的实践在1897年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后蓬勃展开，此后便出现了犹太人更大规模、更有组织地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的活动。其实，早在1881年因俄国沙皇遇刺而掀起大规模反犹浪潮后，俄罗斯犹太人便开始了第一次有组织的“阿利亚”(Aliyah，犹太人回归故土)行动。开始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民族家园”选在何地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在1905年召开的第七届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上否决“乌干达方案”后，巴勒斯坦便最终成为犹太人建立“民族家园”的惟一目的地。在1904—1914年间的第二次“阿利亚”行动期间，在巴勒斯坦出现了犹太人最早的“基布兹”组织(Kibbuz，集体农庄性质的定居组织)。(注：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随后，又有大量的“基布兹”组织在巴勒斯坦相继建立，许多外来犹太移民正是依赖于“基布兹”组织的帮助才得以在巴勒斯坦立足。1917年《贝尔福宣言》发表后，接连几次更大规模的“阿利亚”行动使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所占人口比例剧增。1933年希特勒统治德国后实行极端民族主义政策，德国犹太人开始不断受到迫害和驱赶，特别是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征服大半个欧洲后，疯狂的纳粹军队在1941—1945年间实行从肉体上消灭整个犹太民族的“最后解决”政策，纳粹的种族清洗使数百万无辜的欧洲犹太人被无端处死，迫使幸存的欧洲犹太人在世界各地寻求避难地，这期间又有数万名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
有统计资料显示，1918年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大约为5.5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1/10左右；到1939年时，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已多达45万人，占当地居民总数的近1/3。(注：参见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第26页。)尽管在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的过程中曾陆续出现过阿拉伯人反对犹太移民的事件，但当时阿拉伯人尚未真正意识到犹太人移民将会给自己的生存造成怎样的影响。1939年前后，犹太人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80%以上的工业、主要的商业网点及金融、外贸等经济命脉，(注：参见潘光、陈超南、余建华：《犹太文明》，第270页。)而且犹太人口数量也达到当地人口总数的1/3，此时阿拉伯人才真正认识到犹太移民对自身生存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他们认为犹太移民数量的剧增和犹太人社团经济实力的快速崛起将会使自身在政治和经济上处于被支配地位，(注：参见〔巴勒〕亨利·卡坦著：《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以色列——寻求正义》，西北大学伊斯兰教研究所，1973年，第27页。)开始积极地抵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袭击事件频频发生，阿拉伯人使用过包括恐怖袭击在内的各种手段反对犹太移民运动。二战结束后，巴勒斯坦地区犹太移民与当地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对立越来越激烈，阿、犹间的大规模民族冲突一触即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