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新四军的战斗历史，其最著名的几次大仗都是和中国人打的，除了打汪精卫的部队，就是打被称为顽军的国民党部队。真正与日军交战，则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成绩上，均不如前者。我印象中，新四军最大的胜利应为40年黄桥战役。歼灭韩德勤部队1.1万人。而对日军的范例则是车桥之战，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460余人、伪军480余人。新四军部分重要军事干部，如四师师长彭雪枫、六师十六旅旅长及政委均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牺牲。而国民党方面韩德勤在苏北计5年，最初辖有1个军、3个师、10个常备旅，10个保安旅，至其被俘，主力部队基本损失殆尽。
皖南事变是国共合作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在我军军史中，损失甚大、几乎是整建制的被打垮的情况不多，记忆中似乎只有二野28军于金门的三个满编团、志愿军60军的180师。
对于皖南事变，我国的历史课本中的说法，基本是国民党部队背信弃义，暗下毒手。我个人的看法，这次事变的导火索和我党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曾经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
这些超越包括“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 “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
中共中央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等。而这，显然不是“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甚至连一国两治都谈不上了。
做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即使是在宣扬民主的今天也显然是难以想象的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个军的建制，由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后来的9万人，再发展到最后的40万，显然超出了国民党政府的意想之中了。至于在国统区建立自己的政府，征收税赋，则更超出了国民党的允许范围。
种种原因，当时有很多不利于我党的舆论，甚至如苏联人彼得・ 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所说的：“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皖南事变就有了政治上的动因。而在军事上，新四军的行军路线也没有按照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北进，而且是以“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是目前国内的军史研究者也承认的事实。至于以战备姿态出现在国民党40军的防地上，就如半夜三更突然由别人家的卧室穿过，究竟是谁先开枪已经不重要了。
泾县茂林地区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私下有说法是：“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当时听了是吃惊，后来想也不无道理，皖南事变之前有管文蔚渡江在韩德勤的防地上设立政府，后又有粟裕再战黄桥打掉他1万多人的部队。
在历史上，国共两次合作，最后均以破裂告终。我觉得我党也应负很大的责任。首先是政治倾向的问题。国民党是代表资本主义的，而共产党则是以砸烂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目的。这样的合作几乎是老鼠与猫去度蜜月，有可能，但难度很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是因国民党内部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比如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曾经问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你觉得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陈说：“大约二十年可以。”吴大惊。此后，吴是极力限共、防共积极分子之一。
其实，陈虽然是共产党的第一领导人，但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是倾向于国民党的。当时共产主义，多半是理论上的，而他所说的成功其实也是指与国民党共同的成功。这在共产党内，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思想，包括当时领导世界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国际也是如此的看法。
但基层干部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与施行基本都是偏激的。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当时的宣传其实是停留在“均贫富、耕有田”的农民起义军的境界上。所以施行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甚至分了人家的老婆，这样荒唐的事直到解放后还曾经发生过。过于偏激甚至荒诞的行为打击了曾经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一部分人。“412”事变之后反共坚决的国民党部队基本都是受过共产伤害的。如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就是因其全家被农民协会革去了命以后起事的。关于极左的共产主义伤害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中也是提到过的。
第二次合作破裂的主要动因则是因为军事上的矛盾。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方面拥有着130万的正规部队，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不安定因素。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协定》签署了。蒋介石说：“这次协定的签定，我还是满意的。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政府决不会再让步。中共管辖地区和领导的军队必须统一归属中央政府的领导，决不能像过去的军阀那样，搞地方割据。”
我觉得，蒋要求不能搞地方割据是值得理解的。历史上，地方割据造成的国家动荡早就有过惨痛的经验。所以其要求“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是可以理解的。其对共产党方面的要求一度是：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余都要限期取消；陕甘宁边区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现实办理”。
而我方的要求是：缩编为２４个师，至少２０个师，使它占到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１／７，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
双方在此分歧得不到彼此的谅解，陷入僵局之后，最终谈判破裂，爆发了第三次国内战争，最终共产党的部队用三年的时间打败了比自己多三倍的国民党部队。
国共内战，究竟谁是谁非，也许只有所有文件解密以后才可以有正确的结论。但我想，也许是双方都有责任，同时双方也都有自己的理由。这涉及到政治及信仰的问题，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做为一个国家，我觉得一个统一的、和谐的国家是人民的幸福。
皖南事变是国共合作中，最大的一次冲突。在我军军史中，损失甚大、几乎是整建制的被打垮的情况不多，记忆中似乎只有二野28军于金门的三个满编团、志愿军60军的180师。
对于皖南事变，我国的历史课本中的说法，基本是国民党部队背信弃义，暗下毒手。我个人的看法，这次事变的导火索和我党的政策也有很大的关系。
如一九四零年五月四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中央东南局写出的指示信中，曾经要求“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
这些超越包括“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 “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
中共中央的八一指示和其它指示中，曾一再明确地指示，要保证中共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新四军只需图扩张和发展；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坚决消灭者则坚决地消灭之；新四军只准相机袭击伪军和只在需要时才允许迎击小股日军等。而这，显然不是“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甚至连一国两治都谈不上了。
做为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即使是在宣扬民主的今天也显然是难以想象的的，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一个军的建制，由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后来的9万人，再发展到最后的40万，显然超出了国民党政府的意想之中了。至于在国统区建立自己的政府，征收税赋，则更超出了国民党的允许范围。
种种原因，当时有很多不利于我党的舆论，甚至如苏联人彼得・ 弗拉基米若夫曾在他的《延安日记》里所说的：“中共军队放弃前线阵地，向与国民党军队接界的地区调动，这种政治丑闻突然在重庆传开了。……重庆气愤地谈到了共产党的出卖，把国土拱手让给了侵略者。”
在这样的情况下，皖南事变就有了政治上的动因。而在军事上，新四军的行军路线也没有按照国民党规定的路线北进，而且是以“以战备姿态绕道茂林、三溪、宁国、朗溪到溧阳，然后待机北渡。”这是目前国内的军史研究者也承认的事实。至于以战备姿态出现在国民党40军的防地上，就如半夜三更突然由别人家的卧室穿过，究竟是谁先开枪已经不重要了。
泾县茂林地区老辈们在谈到当年的皖南事变时，私下有说法是：“哪里是国民党打共产党，是共产党把国民党打火了，才挨的打。”当时听了是吃惊，后来想也不无道理，皖南事变之前有管文蔚渡江在韩德勤的防地上设立政府，后又有粟裕再战黄桥打掉他1万多人的部队。
在历史上，国共两次合作，最后均以破裂告终。我觉得我党也应负很大的责任。首先是政治倾向的问题。国民党是代表资本主义的，而共产党则是以砸烂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为目的。这样的合作几乎是老鼠与猫去度蜜月，有可能，但难度很大。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是因国民党内部对共产主义的不信任。比如国民党元老吴稚辉曾经问当时的总书记陈独秀：“你觉得共产主义什么时候能实现？”陈说：“大约二十年可以。”吴大惊。此后，吴是极力限共、防共积极分子之一。
其实，陈虽然是共产党的第一领导人，但思想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是倾向于国民党的。当时共产主义，多半是理论上的，而他所说的成功其实也是指与国民党共同的成功。这在共产党内，其实也是大多数人的思想，包括当时领导世界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国际也是如此的看法。
但基层干部对共产主义的宣传与施行基本都是偏激的。因为对共产主义的理解问题，当时的宣传其实是停留在“均贫富、耕有田”的农民起义军的境界上。所以施行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甚至分了人家的老婆，这样荒唐的事直到解放后还曾经发生过。过于偏激甚至荒诞的行为打击了曾经对共产主义有好感的一部分人。“412”事变之后反共坚决的国民党部队基本都是受过共产伤害的。如马日事变的许克祥就是因其全家被农民协会革去了命以后起事的。关于极左的共产主义伤害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毛泽东选集中也是提到过的。
第二次合作破裂的主要动因则是因为军事上的矛盾。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方面拥有着130万的正规部队，这样一个庞大的数字本身就是一个国家的不安定因素。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０日，《双十协定》签署了。蒋介石说：“这次协定的签定，我还是满意的。在解放区和军队问题上，政府决不会再让步。中共管辖地区和领导的军队必须统一归属中央政府的领导，决不能像过去的军阀那样，搞地方割据。”
我觉得，蒋要求不能搞地方割据是值得理解的。历史上，地方割据造成的国家动荡早就有过惨痛的经验。所以其要求“统一政令”、“统一军令”是可以理解的。其对共产党方面的要求一度是：第十八集团军及其他在各地之一切部队，共编为四个军十个师，其余都要限期取消；陕甘宁边区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构称为陕北行政公署；党的问题，“依照抗战建国纲领之现实办理”。
而我方的要求是：缩编为２４个师，至少２０个师，使它占到整编后全国军队总数的１／７，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民党必须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的原则下，同意退出广东、浙江等八个解放区，将部队撤到陇海路以北，以及苏北和皖北解放区。
双方在此分歧得不到彼此的谅解，陷入僵局之后，最终谈判破裂，爆发了第三次国内战争，最终共产党的部队用三年的时间打败了比自己多三倍的国民党部队。
国共内战，究竟谁是谁非，也许只有所有文件解密以后才可以有正确的结论。但我想，也许是双方都有责任，同时双方也都有自己的理由。这涉及到政治及信仰的问题，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但做为一个国家，我觉得一个统一的、和谐的国家是人民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