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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科学家在研究新冠病毒基因后，认定病毒并非人工制造，初步推断与蝙蝠、穿山甲等动物有关，然而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武汉是否病毒源头？病毒如何从动物身上转移到人体身上？目前并没有科学家能够完美解答这些问题。
美国官方和媒体近期再次把焦点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些科学家质疑，虽然病毒并非人工制造，但仍然可能与实验室有关，敦促中国方面更加透明公开，让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病毒来源，追溯病毒源头，有助了解病毒演变，预防下一次同类型的疫情爆发。
中国认为，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假新闻，强调病毒不一定源自武汉，有待科学家寻找答案，不过中方拒绝让国际专家到访当地调查。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陈雯接受BBC访问时说，国际社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有政治动机，并会分散目前的抗疫努力。
BBC中文试图梳理科学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性与透明度问题的讨论。
病毒不是人工制造，但仍然可与实验室有关？
科学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科学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无关，就算不是人工制造，病毒也可能在细胞培植中或因感染到研究人员而产生变化；但更多科学家认为，与实验室有关的这种说法难以被证实，而蝙蝠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接触并把病毒传染人类，比起牵涉实验室的机率更大。
美国环保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过去10几年与中国合作研究新兴传染病。他指出，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的机率非常低。
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2018年刊登在《Virologica Sinica》（《中国病毒学(英文版)》）的研究，科学家曾在云南一带调研，发现约2.7%邻近蝙蝠洞生活的人口，对个别蝙蝠冠状病毒产生抗体。这些病毒不一定对人体有害，也不一定会变成流行病。达萨克说，这个研究间接推论到东南亚地区可能至少有100万人能够接触蝙蝠，有潜在可能感染不同的蝙蝠冠状病毒，对比起有严格防疫管理的研究所内的几十人，从机率上看，病毒在实验室外传给人类的机率更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安杰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对比起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存在太多其他可能性，例如有人在洞穴探险、收集蝙蝠粪便做肥料等等，只要有人接触野生蝙蝠基本上都有可能传染病毒。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曾经比对新冠病毒基因与研究所内的“所有”蝙蝠冠状病毒，两者并不吻合，她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是松一口气。
但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得‧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澳洲福林德斯大学传染病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均对BBC中文表示， 目前不能够完全排除病毒是实验室意外所致的理论。
彼得罗夫斯基认为，科学家普遍不会对所有病毒进行完整的基因排序，病毒仍然有机会在细胞培植的过程中出现，而只有把所有细胞培植涉及的病毒都进行排序，才能得知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
埃布莱特说，中方研究人员检测了研究所内“所有”蝙蝠冠状病毒的说法不能够被证实，质疑他们可能只是检测了部分病毒基因数据来得出结论。他说，需要国际参与，进行全面的科学鉴识调查，包括搜集实验室人员、环境和设施的样本，才可以解答。
美国马利兰州一所生化机构顾问公司的创办人蒂姆‧特里文（Tim Trevan）亦对BBC中文表示，只有中方公开所有涉及病毒的基因排序，才能释除外界疑虑。
研究人员没有装备下接触蝙蝠
外界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质疑，主要来自这所实验室的纪录片及中国媒体有关研究人员的报道。
2017年5月，新华社转载了《武汉晚报》的报道，内容讲述武汉疾控中心的研究员，曾经忘记佩戴防护装备，遭到“蝙蝠尿液像两点从头顶滴到他身上”，亦试过好几次，有蝙蝠血直接喷在研究人员的皮肤上，结果要隔离14天。
2019年12月，这段有关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纪录片显示，研究人员在野外收集蝙蝠样本时，有时并没有穿着完整的防护装备PPE。
有媒体亦翻出了一张《中国日报》在Twitter上载的一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内部照片，因其冷藏库门边密封胶条疑似破裂，而引发安全性的质疑，有关照片已在近期被删除。
这些零碎的片段和报道，与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系，亦难以推断病毒与研究所有关连。不过，西方科学家关注的是，如果武汉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透露安全隐忧，对有关实验室安全风险标准的质疑就是合理的。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2月曾发表一篇文章，同样引述中国媒体有关实验室的报道，质疑有安全问题，推断实验室可能是病毒源头。不过文章引来争议，肖波涛很快便撤回文章，对媒体称自己对病毒潜在来源的猜测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美国专家理查得‧埃布莱特分析了中国媒体对实验室的报道，他对BBC中文说，“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新型蝙蝠病毒分为两个部分：在地搜集蝙蝠和实验室分类，两者均没有足够的PPE和不适当的生化安全标准，有机会导致实验室职员意外感染。”
研究病毒和细菌的实验室有一种名为"生物安全等级"（BSL）的标准系统，该系统根据病毒或细菌的种类，以及其泄露的危险性分为四个安全等级，一级为最低，四级为最高。2015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建成了全国首个P4实验室，即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但并非所有实验都在P4实验室进行。
埃布莱特说，在新冠病毒出现前，普遍地区在研究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又称“非典型肺炎”）、MERS（中东呼吸症候群）以外的动物冠状病毒，大多是以BSL-2进行，中国“两所机构是以BSL-2级别进行蝙蝠病毒有关的研究，包括隔离病毒、培植病毒和在动物身上做测试，但BSL-2只能对防止感染提供最低保护，会有高风险因接触病毒而意外感染。”
澳洲传染病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对BBC中文解释，目前已知野生蝙蝠可能藏有很多危险病毒，但大部分却不一定对人类构成风险。据他所了解，目前没有任何国家会强制要求在野外收集蝙蝠样本的研究员配备PPE，不过，穿着PPE是合理的选择。
美国专家蒂姆‧特里文（Tim Trevan）对BBC中文表示，病毒研究与一般生物学家观察蝙蝠习性明显有分别，研究人员是为了了解SARS而去研究野生蝙蝠，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野生蝙蝠可能含有一些对人类有害的冠状病毒，那么研究时便应该有更完善的装备。
他认同世上大部分野生冠状病毒对人体无害，但做传染病研究要实行的风险管理并非单纯减少感染风险，而是完全杜绝一切感染的可能性，哪怕是0.0001%可能性引发大型传染病，也应该尽力去避免。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武汉病毒研究所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实验室管理模式
特里文认为，中国此次疫情中一度惩罚公开疫情的人，这种重视权威和阶级的文化，不利高风险实验室的管理和运作。他认为，高风险实验室充满难以预测的因素，研究团队不断从错误、失误中学习来自行进步，而指出错误的人，不一定是高层，而是实验室工作的所有人。
他举例说，美国一间医院曾经受传染病打击，其中一间病房出现特别多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最后是由一个清洁工人站出来，指出该病房特别少弃置医学用手套，从而得悉该病房的医护人员在程序上有错。
他指出，实验室应该保持高度透明度，让外界知道实验性质和危险性，以至每项实验的安全标准，但中国官方似乎在这方面并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
而病毒研究所处理病毒基因的程序上，也遭美国专家质疑。
美国中密歇根州大学微生物学系助理教授迈克尔·康韦（Michael Conway）3月在《传染病医学期刊》发表论文，称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多年前提交的两种鱼类cDNA样本，有SARS类冠状病毒的排序。
为何两种鱼突然有SARS类冠状病毒？他在文中提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冠状病毒在自然界，包括在水中生态已经出现；另一个可能性是这些样本被污染。
迈克尔·康韦对BBC中文质疑称，水生生物研究所可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共享检测基因排序的设施，如有不当程序，可能会导致cDNA样本受到污染。
但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cDNA样本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污染。
迈克尔·康韦强调，他不认为这是恶意性的所为，而即使鱼样本有SARS类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也不代表这会变成始祖病毒，只是提出鱼类也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
目前科学家只认定新冠病毒与蝙蝠和穿山甲有关，一些中国的研究团队曾研究水生生物，并没有发现新冠病毒与其有显著关连。
各国对病毒研究所的反应
分析认为，中国针对疫情、病毒来源相关资讯的不透明，成为各种“阴谋论”的助燃剂和美国不断质疑中国的原因。
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4日称，美国政府内部传阅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有关武汉实验室的外交电报，内容提到美国使领馆职员及医疗相关专家曾多次到访武汉的研究所，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称实验室安全度不足，欠缺经训练的操作员和调查员去确保实验室安全运作。
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电报，但有关报道获广泛关注，美国官员则有不同回应。
对华强硬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我们知道病毒源自中国武汉，我们亦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距离那个市场几哩远（编按：实际距离不到30公里），仍然有好多事情有待发掘，美国政府会努力找出答案。”
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Mark Milley）则公开表示，目前美国的情报似乎显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自然，而非在实验室制造，但他们没法完全肯定。
英国《每日邮报》曾引述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称，正研究这所实验室与新冠病毒的关连。但英国政府或官员并没有具名回应有关实验室的问题。
法国有份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设立，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澄清指目前无切实证据显示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说法。
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把病毒来源与实验室挂勾，但呼吁独立调查病毒来源。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中方在新冠病毒爆发源头问题上保持透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赞同应该独立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事件不应被视作批评，而应被视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对全球公共卫生来说，尽早获得重要讯息很重要。
中方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立场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他指出，世卫组织负责人已经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的，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中国驻英国使馆陈雯公使接受BBC访问时明确表示，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有政治动机，“既分散精力又分散资源，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没有人会同意，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袁志明近日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时强调，病毒绝对不可能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研究所有严格管理制度、科研行为准则，而且没有一人感染。袁志明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病毒有人工合成的痕迹，同时以现在科学家的工作量和智慧，无法人工合成这个病毒。
“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作为一个科技管理者，我长期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只要是疫情不完，特别是海外的疫情不完，这种怀疑或者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它永远不会消失，”他说。
美国官方和媒体近期再次把焦点放在武汉病毒研究所，一些科学家质疑，虽然病毒并非人工制造，但仍然可能与实验室有关，敦促中国方面更加透明公开，让国际社会独立调查病毒来源，追溯病毒源头，有助了解病毒演变，预防下一次同类型的疫情爆发。
中国认为，病毒来自实验室的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假新闻，强调病毒不一定源自武汉，有待科学家寻找答案，不过中方拒绝让国际专家到访当地调查。中国驻英国使馆公使陈雯接受BBC访问时说，国际社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新冠病毒源头有政治动机，并会分散目前的抗疫努力。
BBC中文试图梳理科学界对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安全性与透明度问题的讨论。
病毒不是人工制造，但仍然可与实验室有关？
科学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科学家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无关，就算不是人工制造，病毒也可能在细胞培植中或因感染到研究人员而产生变化；但更多科学家认为，与实验室有关的这种说法难以被证实，而蝙蝠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接触并把病毒传染人类，比起牵涉实验室的机率更大。
美国环保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过去10几年与中国合作研究新兴传染病。他指出，新冠病毒与实验室有关的机率非常低。
根据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2018年刊登在《Virologica Sinica》（《中国病毒学(英文版)》）的研究，科学家曾在云南一带调研，发现约2.7%邻近蝙蝠洞生活的人口，对个别蝙蝠冠状病毒产生抗体。这些病毒不一定对人体有害，也不一定会变成流行病。达萨克说，这个研究间接推论到东南亚地区可能至少有100万人能够接触蝙蝠，有潜在可能感染不同的蝙蝠冠状病毒，对比起有严格防疫管理的研究所内的几十人，从机率上看，病毒在实验室外传给人类的机率更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传染病专家安杰拉‧拉斯穆森（Angela Rasmussen）对此表示认同，他说，对比起实验室泄漏的理论，存在太多其他可能性，例如有人在洞穴探险、收集蝙蝠粪便做肥料等等，只要有人接触野生蝙蝠基本上都有可能传染病毒。
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曾经比对新冠病毒基因与研究所内的“所有”蝙蝠冠状病毒，两者并不吻合，她接受媒体访问时形容是松一口气。
但美国罗格斯大学生物学家理查得‧埃布莱特（Richard Ebright）、澳洲福林德斯大学传染病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均对BBC中文表示， 目前不能够完全排除病毒是实验室意外所致的理论。
彼得罗夫斯基认为，科学家普遍不会对所有病毒进行完整的基因排序，病毒仍然有机会在细胞培植的过程中出现，而只有把所有细胞培植涉及的病毒都进行排序，才能得知是否与新冠病毒有关。
埃布莱特说，中方研究人员检测了研究所内“所有”蝙蝠冠状病毒的说法不能够被证实，质疑他们可能只是检测了部分病毒基因数据来得出结论。他说，需要国际参与，进行全面的科学鉴识调查，包括搜集实验室人员、环境和设施的样本，才可以解答。
美国马利兰州一所生化机构顾问公司的创办人蒂姆‧特里文（Tim Trevan）亦对BBC中文表示，只有中方公开所有涉及病毒的基因排序，才能释除外界疑虑。
研究人员没有装备下接触蝙蝠
外界对实验室安全问题的质疑，主要来自这所实验室的纪录片及中国媒体有关研究人员的报道。
2017年5月，新华社转载了《武汉晚报》的报道，内容讲述武汉疾控中心的研究员，曾经忘记佩戴防护装备，遭到“蝙蝠尿液像两点从头顶滴到他身上”，亦试过好几次，有蝙蝠血直接喷在研究人员的皮肤上，结果要隔离14天。
2019年12月，这段有关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纪录片显示，研究人员在野外收集蝙蝠样本时，有时并没有穿着完整的防护装备PPE。
有媒体亦翻出了一张《中国日报》在Twitter上载的一张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内部照片，因其冷藏库门边密封胶条疑似破裂，而引发安全性的质疑，有关照片已在近期被删除。
这些零碎的片段和报道，与新冠病毒没有直接关系，亦难以推断病毒与研究所有关连。不过，西方科学家关注的是，如果武汉的实验室和研究人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已透露安全隐忧，对有关实验室安全风险标准的质疑就是合理的。
中国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教授肖波涛2月曾发表一篇文章，同样引述中国媒体有关实验室的报道，质疑有安全问题，推断实验室可能是病毒源头。不过文章引来争议，肖波涛很快便撤回文章，对媒体称自己对病毒潜在来源的猜测没有直接证据支持。
美国专家理查得‧埃布莱特分析了中国媒体对实验室的报道，他对BBC中文说，“武汉疾控中心和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新型蝙蝠病毒分为两个部分：在地搜集蝙蝠和实验室分类，两者均没有足够的PPE和不适当的生化安全标准，有机会导致实验室职员意外感染。”
研究病毒和细菌的实验室有一种名为"生物安全等级"（BSL）的标准系统，该系统根据病毒或细菌的种类，以及其泄露的危险性分为四个安全等级，一级为最低，四级为最高。2015年，武汉病毒研究所建成了全国首个P4实验室，即生物安全级别最高的实验室，但并非所有实验都在P4实验室进行。
埃布莱特说，在新冠病毒出现前，普遍地区在研究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又称“非典型肺炎”）、MERS（中东呼吸症候群）以外的动物冠状病毒，大多是以BSL-2进行，中国“两所机构是以BSL-2级别进行蝙蝠病毒有关的研究，包括隔离病毒、培植病毒和在动物身上做测试，但BSL-2只能对防止感染提供最低保护，会有高风险因接触病毒而意外感染。”
澳洲传染病专家尼古拉‧彼得罗夫斯基（Nikolai Petrovsky）对BBC中文解释，目前已知野生蝙蝠可能藏有很多危险病毒，但大部分却不一定对人类构成风险。据他所了解，目前没有任何国家会强制要求在野外收集蝙蝠样本的研究员配备PPE，不过，穿着PPE是合理的选择。
美国专家蒂姆‧特里文（Tim Trevan）对BBC中文表示，病毒研究与一般生物学家观察蝙蝠习性明显有分别，研究人员是为了了解SARS而去研究野生蝙蝠，他们一开始就知道，野生蝙蝠可能含有一些对人类有害的冠状病毒，那么研究时便应该有更完善的装备。
他认同世上大部分野生冠状病毒对人体无害，但做传染病研究要实行的风险管理并非单纯减少感染风险，而是完全杜绝一切感染的可能性，哪怕是0.0001%可能性引发大型传染病，也应该尽力去避免。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武汉病毒研究所推到了世界的聚光灯下
实验室管理模式
特里文认为，中国此次疫情中一度惩罚公开疫情的人，这种重视权威和阶级的文化，不利高风险实验室的管理和运作。他认为，高风险实验室充满难以预测的因素，研究团队不断从错误、失误中学习来自行进步，而指出错误的人，不一定是高层，而是实验室工作的所有人。
他举例说，美国一间医院曾经受传染病打击，其中一间病房出现特别多医护人员感染的情况，最后是由一个清洁工人站出来，指出该病房特别少弃置医学用手套，从而得悉该病房的医护人员在程序上有错。
他指出，实验室应该保持高度透明度，让外界知道实验性质和危险性，以至每项实验的安全标准，但中国官方似乎在这方面并不愿意与其他国家合作。
而病毒研究所处理病毒基因的程序上，也遭美国专家质疑。
美国中密歇根州大学微生物学系助理教授迈克尔·康韦（Michael Conway）3月在《传染病医学期刊》发表论文，称中科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多年前提交的两种鱼类cDNA样本，有SARS类冠状病毒的排序。
为何两种鱼突然有SARS类冠状病毒？他在文中提出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冠状病毒在自然界，包括在水中生态已经出现；另一个可能性是这些样本被污染。
迈克尔·康韦对BBC中文质疑称，水生生物研究所可能和武汉病毒研究所共享检测基因排序的设施，如有不当程序，可能会导致cDNA样本受到污染。
但目前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cDNA样本因为这个原因而受到污染。
迈克尔·康韦强调，他不认为这是恶意性的所为，而即使鱼样本有SARS类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也不代表这会变成始祖病毒，只是提出鱼类也有可能是新冠病毒的宿主。
目前科学家只认定新冠病毒与蝙蝠和穿山甲有关，一些中国的研究团队曾研究水生生物，并没有发现新冠病毒与其有显著关连。
各国对病毒研究所的反应
分析认为，中国针对疫情、病毒来源相关资讯的不透明，成为各种“阴谋论”的助燃剂和美国不断质疑中国的原因。
美国《华盛顿邮报》4月14日称，美国政府内部传阅一份美国驻华大使馆有关武汉实验室的外交电报，内容提到美国使领馆职员及医疗相关专家曾多次到访武汉的研究所，他们向美国政府提出警告，称实验室安全度不足，欠缺经训练的操作员和调查员去确保实验室安全运作。
美国国务院拒绝评论电报，但有关报道获广泛关注，美国官员则有不同回应。
对华强硬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说，“我们知道病毒源自中国武汉，我们亦知道武汉病毒研究所只是距离那个市场几哩远（编按：实际距离不到30公里），仍然有好多事情有待发掘，美国政府会努力找出答案。”
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军上将马克‧米利（Mark Milley）则公开表示，目前美国的情报似乎显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自然，而非在实验室制造，但他们没法完全肯定。
英国《每日邮报》曾引述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称，正研究这所实验室与新冠病毒的关连。但英国政府或官员并没有具名回应有关实验室的问题。
法国有份参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设立，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澄清指目前无切实证据显示病毒源自实验室的说法。
其他西方国家没有把病毒来源与实验室挂勾，但呼吁独立调查病毒来源。德国总理默克尔要求中方在新冠病毒爆发源头问题上保持透明；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赞同应该独立调查新冠病毒源头，事件不应被视作批评，而应被视为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对全球公共卫生来说，尽早获得重要讯息很重要。
中方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方立场认为，这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交由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去研究。他指出，世卫组织负责人已经多次表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在实验室产生的，世界上很多知名医学专家也都认为所谓实验室泄露等说法毫无科学依据。
中国驻英国使馆陈雯公使接受BBC访问时明确表示，独立调查病毒来源有政治动机，“既分散精力又分散资源，其政治目的昭然若揭，没有人会同意，对任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
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袁志明近日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访问时强调，病毒绝对不可能由武汉病毒研究所流出，研究所有严格管理制度、科研行为准则，而且没有一人感染。袁志明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病毒有人工合成的痕迹，同时以现在科学家的工作量和智慧，无法人工合成这个病毒。
“我觉得我们自己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作为一个科技管理者，我长期从事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和科研项目管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也相信只要是疫情不完，特别是海外的疫情不完，这种怀疑或者这种不和谐的声音，它永远不会消失，”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