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華裔騎警憶當年 遭歧視被指間諜受審
「我會原諒，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快將85歲的退休華裔警員吳勇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提及自己過去在皇家騎警任職期間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時他如此說道，這也是他計劃將自己從香港到加拿大的警務生涯整理成書的原因之一。談及當下引發熱議的「警察暴力」問題，他直言在各個機構中的確都存在「系統性的歧視」，但不應因個別濫用職權的問題而否定警察及他們的工作。
吳勇德1971年從香港應聘到加拿大的皇家騎警（RCMP）情報服務部門（後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工作。當時加拿大和中國剛建交沒多久，該部門想找數名華人警員任職，便從香港聘請了5名有經驗的警官到來，當時在香港警隊擔任總督察（chief inspector）的他就是其中一員，而他也是當時首名在騎警內獲取高職、來自香港的華裔警官。
來到加拿大後，他以特别警員(special constable)的身份被安排在渥太華工作。說到騎警的系統性歧視問題，他坦言，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而自己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華裔面孔，也親身經歷了許多不公平待遇，除了難有升職空間，令他感到缺乏職業前景（career prospect），更曾被質疑成「間諜」，令他終生難忘。
1988年時，吳勇德與妻子曾前往葡萄牙探望朋友，而因為這件事，他後來被上司約談，接受審訊（interrogation），理由是懷疑他假借去葡萄牙的名義，前往中國與一些人見面。
「沒有進行調查的情況下他們就對我進行了審訊，儘管我提交了護照等證明，還被他們說是在撒謊，甚至說我在隱藏真相方面下了功夫，而我說的都是事實。」他說：「其實只要調查出入境記錄，就可以很快確認我的行蹤，但他們沒有那麼做......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就懷疑我，對待我的態度如同抓到了『間諜』，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膚色。」那段時間，面對壓力和不公的待遇，他常常夜不能寐。
而令他久久不能釋懷的是，儘管知道自己並沒有做出這樣的事，但當時根本投訴無門，加上妻子身體不好，兩個孩子還要上學，為了保住工作，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認罪並接受批評。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他依然不可控制心緒起伏，他說：「有時候我寧願他們打我，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因為傷口可以癒合，而承認自己未犯的錯，卻要讓我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要負重而行。」
直到退休後，已經移居溫哥華的他，在2013年向上級部門就自己過往的遭遇作出投訴。至2014，時任聯邦公共安全及緊急應變部長的布蘭尼（Steven Blaney）給他回信，對他的遭遇感到遺憾。他在信中引述了時任CSIS局長 Michel Coulombe回應，指出對他的相關指控已早被撤銷，不會給他的僱傭記錄和名譽留下任何污點。布蘭尼並在信中感謝他在CSIS部門的工作和對加拿大作出的貢獻。
這封信一直被吳勇德掛在自家的客廳裡。他表示：「這封信到來才讓我如釋重負，有人問我會不會原諒那些曾經質疑我的人，我想我會的，但我不會忘記這段經歷。」
他正在籌備出書，將自己從香港到加拿大的經歷與更多人分享，他說：「我寫書並不是為了金錢，而是希望將這些事情公開，讓當局及公眾了解，這樣的行為是錯誤的，應該公平地對待少數族裔，也避免我們的下一代經歷同樣問題。」
儘管曾經歷不公平的待遇，吳勇德表示，自己對警察工作的熱愛從未減退，也懷念曾經共事、幫助過自己的同事。問及對當下「警察暴力」引發的爭議，他坦承表示，不僅是警察部門，系統性的歧視一直存在各個領域，除了種族歧視，也包括性別歧視等，都是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但對比過去，人們的觀念不斷提升，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是錯誤，也有更多人希望去改變，提供了更好的投訴渠道。他補充，只有讓這些聲音發出來，才能迎來真正的改變，所以，這都是好的開始。
吳勇德稱，無論現在的美國抗議活動，還是香港示威遊行所引發的市民與警察的對抗，他都呼籲應理智、公平地看待。他表示，自己也曾經歷過香港的1967年暴動，理解現在警察工作所面臨的挑戰。
他說：「作為警務人員，不應該濫用權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民眾也不應該因為個別現象而全盤否定警察以及他們的工作，甚至對警察使用暴力。當他們正常執法時，大家要明白，這是他們的工作。我理解示威者的訴求和他們所堅持的信念，但暴力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我會原諒，但我永遠不會忘記」，快將85歲的退休華裔警員吳勇德接受《星島日報》專訪時，提及自己過去在皇家騎警任職期間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時他如此說道，這也是他計劃將自己從香港到加拿大的警務生涯整理成書的原因之一。談及當下引發熱議的「警察暴力」問題，他直言在各個機構中的確都存在「系統性的歧視」，但不應因個別濫用職權的問題而否定警察及他們的工作。
吳勇德1971年從香港應聘到加拿大的皇家騎警（RCMP）情報服務部門（後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CSIS）工作。當時加拿大和中國剛建交沒多久，該部門想找數名華人警員任職，便從香港聘請了5名有經驗的警官到來，當時在香港警隊擔任總督察（chief inspector）的他就是其中一員，而他也是當時首名在騎警內獲取高職、來自香港的華裔警官。
來到加拿大後，他以特别警員(special constable)的身份被安排在渥太華工作。說到騎警的系統性歧視問題，他坦言，這種情況並不少見，而自己作為當時為數不多的華裔面孔，也親身經歷了許多不公平待遇，除了難有升職空間，令他感到缺乏職業前景（career prospect），更曾被質疑成「間諜」，令他終生難忘。
1988年時，吳勇德與妻子曾前往葡萄牙探望朋友，而因為這件事，他後來被上司約談，接受審訊（interrogation），理由是懷疑他假借去葡萄牙的名義，前往中國與一些人見面。
「沒有進行調查的情況下他們就對我進行了審訊，儘管我提交了護照等證明，還被他們說是在撒謊，甚至說我在隱藏真相方面下了功夫，而我說的都是事實。」他說：「其實只要調查出入境記錄，就可以很快確認我的行蹤，但他們沒有那麼做......他們沒有任何證據就懷疑我，對待我的態度如同抓到了『間諜』，最大的原因就是我的膚色。」那段時間，面對壓力和不公的待遇，他常常夜不能寐。
而令他久久不能釋懷的是，儘管知道自己並沒有做出這樣的事，但當時根本投訴無門，加上妻子身體不好，兩個孩子還要上學，為了保住工作，他不得不向現實低頭，認罪並接受批評。在回憶這段經歷時，他依然不可控制心緒起伏，他說：「有時候我寧願他們打我，也不願意接受這樣的對待，因為傷口可以癒合，而承認自己未犯的錯，卻要讓我在今後的很長一段時間都要負重而行。」
直到退休後，已經移居溫哥華的他，在2013年向上級部門就自己過往的遭遇作出投訴。至2014，時任聯邦公共安全及緊急應變部長的布蘭尼（Steven Blaney）給他回信，對他的遭遇感到遺憾。他在信中引述了時任CSIS局長 Michel Coulombe回應，指出對他的相關指控已早被撤銷，不會給他的僱傭記錄和名譽留下任何污點。布蘭尼並在信中感謝他在CSIS部門的工作和對加拿大作出的貢獻。
這封信一直被吳勇德掛在自家的客廳裡。他表示：「這封信到來才讓我如釋重負，有人問我會不會原諒那些曾經質疑我的人，我想我會的，但我不會忘記這段經歷。」
他正在籌備出書，將自己從香港到加拿大的經歷與更多人分享，他說：「我寫書並不是為了金錢，而是希望將這些事情公開，讓當局及公眾了解，這樣的行為是錯誤的，應該公平地對待少數族裔，也避免我們的下一代經歷同樣問題。」
儘管曾經歷不公平的待遇，吳勇德表示，自己對警察工作的熱愛從未減退，也懷念曾經共事、幫助過自己的同事。問及對當下「警察暴力」引發的爭議，他坦承表示，不僅是警察部門，系統性的歧視一直存在各個領域，除了種族歧視，也包括性別歧視等，都是需要去解決的問題。
但對比過去，人們的觀念不斷提升，越來越多人意識到這樣的行為是錯誤，也有更多人希望去改變，提供了更好的投訴渠道。他補充，只有讓這些聲音發出來，才能迎來真正的改變，所以，這都是好的開始。
吳勇德稱，無論現在的美國抗議活動，還是香港示威遊行所引發的市民與警察的對抗，他都呼籲應理智、公平地看待。他表示，自己也曾經歷過香港的1967年暴動，理解現在警察工作所面臨的挑戰。
他說：「作為警務人員，不應該濫用權力，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民眾也不應該因為個別現象而全盤否定警察以及他們的工作，甚至對警察使用暴力。當他們正常執法時，大家要明白，這是他們的工作。我理解示威者的訴求和他們所堅持的信念，但暴力一定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