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英文名叫‘Rainer’？”她看着我的名片，煞有介事地惊呼了一声。
“知道吗？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也叫这个名字，Rainer Maria Rilke，里尔克，诗写得棒极了，浪漫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人们都传说他是被玫瑰刺手而死的。”她说，又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其实真正的死因是白血病。”
“你是在暗示今夜我就会中镖吗？”我不动声色地微笑，把手伸进她的裙子。
四个小时后，我躺在酒店客房的床上，看着她褪尽衣衫，从我的两腿之间爬进我的视野，一头长发洒落我的胸前。
这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还只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在歌厅的包厢里第一眼见到她时，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姑娘。现在我掐灭烟头，关上了房间里所有的灯，于是她们模糊的面目终于在我的凝视里成为了同一个人。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让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所以我没有发出任何声息，只是沉默地与她在黑暗中亲吻缠绵，温柔得如同彼此的初夜，甚至没有阻止她用英文叫床，并在她猛然挺起上身的最后一刻闭上了眼睛。
“我让你不开心了吗？”从洗手间里出来，她穿好衣服，站在床前有些迟疑地问。
我没有回答，默默地打开钱包数钱给她。
房门关上后，我把她留在床头柜上的写有她手机号码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了烟灰缸，突然感到十分疲倦，翻身抱住枕头，很快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阿米。
梦中，我和阿米勾着手指在雨中走着，不知道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周都是细细密密的雨丝，悄无声息地落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淋雨吗？”阿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在裤袋里搜寻打火机。于是阿米放开我的手，甩着湿漉漉的长发独自向前跑去，越跑越远，最后远远地站住，转过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着我。
隔着茫茫的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对我大声地喊了一句话。但是一刹那之间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雨水蒙住我的脸，开始流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灼烧我的喉咙，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呼吸困难，最终眼前一片黑暗。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坐起，打开床头灯，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2
在我21岁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我们都应该在青春结束之前干掉自己。
我没有那么做的后果就是如今终于过上了虽不富裕但体面充实的成年人生活。我提着笔记本电脑在南京西路上的顶级写字楼里出入，穿着Armani西服系着Kenzo领带坐在淮海路的真锅喝下午咖啡，或者在夜上海的歌舞厅里面带微笑地看着对面的客户把手伸进小姐的衣服，合上签好的协议书，不动声色地替他们订好酒店房间并付掉台费。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遗忘一些事情、一些名字，我幻想它们从未真实地发生或出现过。我就象所有正常平凡的成年人一样，不愿意看到自己内心苦痛的真正根源，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希望的渐渐死去寻找着兴致勃勃的理由。我所希望的是真相比死亡更深，遗忘比生命更长。
但是偶而的某个夜晚，我仍然会像现在这样泪流满面地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跌入往事，无处可逃。沉沉的黑暗中，一幅幅画面从眼前无声地掠过。我看到了在雨中扔掉雨伞转身离去的阿米，摸着眼镜满面通红的小白，哭得浑身颤抖的张昕，吹着口哨向空中抛起硬币的严浩……
他们的脸庞都有些模糊了，很多场景也渐渐地失去了色彩，如同流在雨中的泪水。而唯一始终清晰的是那个遥远的夏天，那片湛蓝得没有一丝云的天空。那么湛蓝，那么清晰。就像沉寂海底的古老沉船终究会淡忘了泥沙的黑暗与曾有的航程，惟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遥远的故乡的灯塔。那个夏天，它在逝去的岁月里是那么无始无终，仿似从未结束，正如永不再来。
那是1991年的夏天。那年我刚满14岁，刚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在那里，我认识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严浩。
3
在那个夏天之前的十四年里，我对于生活的感觉只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潮湿。你可以发现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视觉而非听觉的，那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所留存的那种潮湿腐败的气息足以消解掉一切能够被听到的声音。
其实我家也曾住过好房子，只是没有轮到我而已。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我家所有的好房子、不太好的房子都已经全部被充公，后来其中的一些成为了机关办公楼，更多的则是被那些特别有成就的造反派搬入居住。这些革命者非常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为其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积极地生产储备新鲜血液，像播种机一样玩命地制造出了塞满房屋各个角落的后代。可以想象，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数量众多和血脉相连仍将是多么强大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无论家里人如何四处申诉，都无法拿回一处房产，所以我们全家都只能挤在一处小两层的安置房里。
安置房位于长宁区的一条胡同内，整条胡同的两侧挤满了这种面目相似的肮脏建筑，中间是一条一夫当关的窄路。路面上常年积蓄着两旁住户泼出的各类污水，夏天的时候被阳光蒸发，升腾成白烟弥漫的水雾，穿行其中就如漫游仙境。再加上头顶上密布的晾衣杆挑出的湿淋淋的万国国旗，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这种房子后来被称为危棚简屋，但我觉得称之为“容器”更恰当。香港有“笼民”的说法，我觉得鸟笼还是不错的，虽然挤一点，但毕竟到处是洞，四面透风透光。而凉风和阳光对于住在我家这种房子里的人来说，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是让人激动的真诚梦想。房子里终年潮湿阴暗，台风过后连火柴都擦不着，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怎么竟没有人想到栽培蘑菇致富。
这些房子都没有厕所，也没有现在的煤气，所以每天早晨我上学都是一段堪称惊险的经历，要在水汽和生炉子的浓烟中探路，还要随时避开身边泼出的污水和穿着睡衣晃晃悠悠去倒马桶的大妈。后来我和别人打架斗殴常常都是靠反应迅速、动做灵活取胜，想必应该归功于当时每天如此锻炼的结果。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后，新家在一楼，虽然不是新房，但是有一个朝南的小院子，可以晒到稀罕的太阳--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对我用“稀罕”这个词来形容阳光感到奇怪的话，我只好大声地告诉你，没错，14岁的我就是那么没追求，对所谓幸福生活的理解极其低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项享受指标就是--能够晒到太阳。
4
搬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四下里都是藤杖拍打被褥的声音，空气中掺杂着干燥灰尘的气息，所有这些都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幸福。父母都不在家，糊弄完简单的中饭后，我就把父亲专坐的老躺椅拖到院子里，煞有介事地仔细研究好摆放角度，又搬出一个小板凳用以垫脚，然后开始晒太阳打盹。
很快我就进入了半寐不醒的混沌状态。
朦朦胧胧中，我忽然隐约听到脑袋上方有声响，以为是自己将要进入梦境的错觉，便没有搭理。谁知道动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还杂有说话的声音，我这才猛地睁开眼睛，一仰头看到一个女孩正笨手笨脚地翻过楼上的阳台踩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我有些不知所措，揉揉眼睛，看到的依然是原样，于是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向上看个究竟。
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他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继续催促站在围墙上的女孩：“快点，赶快跳下去！”
女孩扶着阳台的水泥底座，急得都要哭了，压低声音回答：“太高了，我不敢跳啊！”
女孩的模样长得挺好看，但头发和衣衫都有些凌乱。胸前的扣子也没有扣好，隐约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内衣。我正打算揣测一下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男孩似乎听到了什么，紧张地扭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突然一转身走回了房间。
我隐约觉得事态紧迫，似乎不应该再袖手旁观下去，于是走到围墙下跟女孩打招呼：“喂，需要我帮忙吗？”女孩瞄了我一眼，又扭头看看阳台上，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咬了咬嘴唇：“我要跳下去，你可不可以接我一下？”
我表示可以。然后找准位置，摆开架势，习惯性地准备开始数“一二三”。谁知道我刚要开口，女孩已经一闭眼纵身跳下。
其实院子的围墙并不是太高，以我当时的身材要接稳她也并非难事，但她这种突然袭击却让我全无防备，所以我连胳膊都没有来得及抬起就已经张嘴结舌地被她重重地砸倒在地。倒下的瞬间，我本能地伸出手想推起她，谁知道由于撞击的反作用力，她的上身一歪，我的左手正好按在她的胸前。这又是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没有经验的突发事件，所以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凝固，手留在原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隐约觉得或许该做好被她抽耳光的准备，但她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把身下的我当作垫子一般用胳膊肘拄着很快地爬起，迅速地冲出院门逃窜而去。
我呆呆地躺在地上，脑袋里面嗡嗡做响，两只手仍然保持着向上托起的姿势。然后我看到二楼的阳台上探出两个脑袋，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脸严肃地四下扫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冷冷地皱了下眉头。随后那个男孩出现在她旁边，一眼看到我，表情略有诧异，然后对着我笑了。这家伙的笑是从嘴角开始，嘴唇抿住，朝一边撇上去，那一边的眼睛会眯起来，而另一边脸颊却几乎保持原样。这种古怪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5
我是用一只手从地上爬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使用我的左手，因为有什么东西相当真实地留在了我左手的手心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用力握紧，也不敢完全松开。
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只用右手拿筷子而没有用左手托起碗底，被母亲飞来的筷子砸中了眼睛。
虽然我家的显赫往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诸如“吃饭一定要端起碗”、“吃东西一定不能发出咂嘴的声音”等等可笑的陈规依然如鬼魅般地在家中留存了下来。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母亲扔筷子的手的影响，但母亲却不能理解另一些同样看不见的东西对我的手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当即不声不响地放下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躺到床上。
我在脑子里回想着那个女孩。或许由于当时的距离太过逼近，所以面目的印象反而有些模糊，但感觉年纪应该也和我差不多。根据我对同龄女生的观察，她的发育算是比较良好的。虽然乳房仍不大，但尖挺，有些硬硬的弹性，所以在我手掌的每一个毛孔里都留下了压迫的感觉。
我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呆，把左手举起到眼前，慢慢地张开，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于是被筷子砸中的眼睛不再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6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之前，我们一直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起先我和父母住二楼，舅舅和外公外婆住一楼。我小学毕业时，因为舅舅结婚，所以不得不做调整，父母搬到一楼和外公外婆挤，而舅舅和舅妈则搬上二楼跟我一起住。
我们的危棚简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动导振性强，并且毫无隔音效果可言。所以重新分配个人空间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夜间受到来自舅舅和舅妈的*扰。当然，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但那种剧烈的震动和吱吱呀呀的声音以及含糊不清的喘息却不仅仅是传递到我的骨骼和耳朵，而是更深地进入了我体内，然后以成倍还原的方式重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只能一动不动，任由其自己无限度地发展。而当舅舅最后发出一声类似于呜咽的含糊声音时，我通常已经浑身汗湿，象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瘫软如泥，一刹那之间连心跳都会消失。
我开始怀疑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并不归大脑管辖。或者说，它们另有我所不了解的功能。所以当我第一次梦遗后，竟被自己吓得半死--首先，我发现自己尿床了；其次，根据对现场证据的勘查我怀疑我用来尿尿的玩艺患了我所不知的严重病症。
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值得信任的。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着探索的精神，很快我就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如何不再弄脏被子和床单。我的意思是，在舅舅和舅妈制造动静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自己的双手。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左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想到那个女孩凌乱的衣衫时，我的心里竟会有些莫名的难受。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声音，母亲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厉。我爬下床，走到院子里，看到楼上的那个男孩站在母亲面前，正在向母亲解释说自己被父母不小心反锁在家里了，于是我明白他也是从阳台上下来的。
说实话，他的形象和他怪异的出门方式很难让人放到一起想象。他穿着干净整齐的短袖白衬衣，熨得裤缝笔直的黑色直筒裤，脚上一双白球鞋，长得眉目清秀，皮肤白净，和母亲说话时语调平和，手插在裤袋里，一点也看不出紧张。
“你好啊。”他瞥见站在母亲身后的我，笑着打招呼。母亲转身瞪着我，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你们真的认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为了防止母亲再多问什么，说了声“我们走吧”便径直走出院子。他紧跟出来，走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沉默地走了一会，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看到他，我满脑子里又都是那天的混乱画面，还有那个女孩，走着走着竟有些烦躁不已。而他却很轻松的样子，吹起了口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听起来确实不错。
“口哨吹得不错。”我告诉他。
“是吗？”
“嗯。”
“你会不会？”
我摇头。竟为自己不会吹口哨而感到惭愧起来。
“很容易的，下次我教你。”
“上次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终于忍不住问。我想我更关心的是后一个问题。
他站住，侧过脸看着我：“你真的不知道，还是真的想知道？”
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古怪的笑，一种莫名的羞愤涌上心头，很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但他突然转身就走。
“跟我来。”他说。
“去哪？”
“去找那个丫头。”
我明白他指的是谁。我跟随他走回大院，转了几个弯后在一栋楼前停下。我惊讶地发现这里距离我家只隔着两栋楼。
他把把手指含到嘴里，吹了很响亮的一声口哨。不一会，三楼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脑袋伸出来，朝他招招手，又竖起食指贴到唇间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和他走到窗下，我朝女孩点点头，她似乎也想起了我，脸红了一下。
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很优雅的捧接姿势：“跳下来。”
女孩使劲摇头，小声回答：“今天不行，我爸妈都在家。”
“那就算了。”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之后我感到面孔发烫。还好女孩的头立即缩了回去，片刻之后又露出来，“还有东西没给你呢，我从老爸那里偷的，一次只能拿一包，多了会被发现的。”女孩笑眯眯地说，把一包东西丢到他的脚前。他弯腰捡起来，是一包烟。
“再见！”女孩摆摆手，关上了窗户。
“她是你女朋友？”我问。
“算是吧。”他回答得心不在焉，注意力放在撕香烟包装纸的手上。
“叫什么名字？”
“张昕。”
他递烟给我，我摇头拒绝了，看着他自己叼上一根，掏出火柴动作潇洒地点上火，很满意地对我吐出一口烟，“有那么半秒钟吧，我还以为你是在问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严浩。你呢？”
“沈昱。”我说，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叫我‘小雨’，张昕也可以。”
“小雨？”他笑了，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8
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小名叫“小雨”。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性别暧昧的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的那个夜晚上海正下着小雨。不得不承认的是，它让我自小便受尽了同龄人的嘲笑，甚至导致过被弄堂里的小流氓们扒下裤子检查性别的惨痛经历。而唯一可以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是那个纯真年代的小流氓们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流氓活动叫做“鸡*”。
为了阻止这个名字被更广泛地传播，我那可怜的小脑袋瓜曾经想尽了办法。例如，为了防止同学们从我父母的口中听到它，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拒绝和上班的父母一起搭乘公交汽车，主动要求自己骑车上学。于是父亲把他已经骑了近十年的一辆二六老凤凰淘汰给了我，名目竟然是我七周岁的生日礼物。
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之后，我便开始骑着那辆链条比铃铛都响的老破车跋涉在八十年代上海老区的清晨黄昏和弄堂小巷。那时我的身材还十分矮小瘦弱，支在二六车上的形象乍看起来就像马戏团里出逃的小马猴，而为了能稳住胯下这个几乎和我一般高的铁家伙，我常常不得不表情僵硬、咬牙切齿、目露凶光，让迎面而来的路人惊惶失措，远远地便四下奔逃。
但我所有的煞费心机和不屈不挠，最终都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为纯属自己的天真可笑和一厢情愿。每次开家长会，当班主任拿着我写的厚厚一迭检查让我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发言时，父亲总会这样开口--我们家小雨又给您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可想而知，到后来，连班主任有时气急败坏之下都会脱口而出：小雨你给我回家把你爸叫来！
因此而更受伤害的我，当时唯有以默默无闻地努力写出更多检查来表达自己无处可诉的悲愤。
但是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而将小名作为区分人我感情的标志。也就是说，只有我最亲近的人可以喊我“小雨”，否则我便坚定地不予理睬。
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严浩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幸运儿。可恨的是在我将实情坦诚相告之后，此人居然不但不领情，反而将我嘲笑得体无完肤。
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招呼我，甚至像“****”、“戆都（上海话）”之类的称谓只要我心情不算太糟时多半也会坦然接受。我认为这就是少年时自己非常向往的，所谓成年人的宽容。
我的大名与小名意思完全相反但麻烦如出一辙--“昱”，同“煜”，阳光灿烂的意思。首先，它在小学时就让我有了一个“日立”的外号；其次，由于这个字很生僻，所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有任课老师在初次点名时将我的名字念成“沈星”，而在被我善意纠正之后大多都会感到很没面子而恼羞成怒而怀恨在心而在日后找我的麻烦。
这两个含义相悖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一生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这是严浩时隔八年之后对我说的话。因为这句话，还有他脸上的那种古怪笑容，我和他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架。
9
给我取名的是我外公。
不夸张的说，直至今日，在我所亲身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中，外公仍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外公的祖上是无锡的屠户，以酱排骨起家，民国时迁至上海并最终发迹。外公的父亲曾是上海滩的纺织业大王，自己则是家中的幼子，老复旦的高材生，天资聪慧，前途无量，过着极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但是，他却在四十年代头脑发热，加入九三学社，接触共产党，最终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文革前夕，在美国的大哥催他赶快离开上海，他又以生是中国人死是华夏土的理由拒绝，结果在文革中受尽凌辱，母亲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因为外公当时在家族中已是家长地位，他不离开上海，则其它家族成员按家规都不能离开，以至很多人被连累丧生。所以后来海外的所有亲戚都和他断绝了关系，连我母亲也都对他非常冷漠。晚景凄凉，可想而知。
而我出生的那一年，恰逢文革结束，他便真心诚意地认定了是我克死了某些狗娘养的大人物。并且我属蛇，蛇者，小龙也。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外公亲笔写的这幅字后来曾让我的小表弟以为外公和一部叫做《风云》的港产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关系。
所以外公内心重又燃起希望之火，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便充满激情地给我取了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名字--“雨”和“昱”，取“雨过天晴”之意。这就是过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们都喜欢搞的所谓“借物言志”的迷信活动。而在外公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中，我义务扮演的就是那个可怜的“物”。
不幸的是，外公竟没有想到我的生日其实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9月14日，914，谐音便是“就要死”。
后来在大学时，小白也曾开玩笑地翻相书替我算过命，我记得大约是这么说的：九月，近冬，蛇将入洞，必躁郁不定，善感易怒，命运多舛。现在看来，似乎说得一点也没错。
“知道吗？有一个著名的奥地利诗人也叫这个名字，Rainer Maria Rilke，里尔克，诗写得棒极了，浪漫得不得了，所以后来人们都传说他是被玫瑰刺手而死的。”她说，又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其实真正的死因是白血病。”
“你是在暗示今夜我就会中镖吗？”我不动声色地微笑，把手伸进她的裙子。
四个小时后，我躺在酒店客房的床上，看着她褪尽衣衫，从我的两腿之间爬进我的视野，一头长发洒落我的胸前。
这是一个年轻的上海女孩。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还只是一个在读的大学生。在歌厅的包厢里第一眼见到她时，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曾经深爱过的姑娘。现在我掐灭烟头，关上了房间里所有的灯，于是她们模糊的面目终于在我的凝视里成为了同一个人。一样的年轻，一样的美丽，一样的让我悲伤得不能自已。所以我没有发出任何声息，只是沉默地与她在黑暗中亲吻缠绵，温柔得如同彼此的初夜，甚至没有阻止她用英文叫床，并在她猛然挺起上身的最后一刻闭上了眼睛。
“我让你不开心了吗？”从洗手间里出来，她穿好衣服，站在床前有些迟疑地问。
我没有回答，默默地打开钱包数钱给她。
房门关上后，我把她留在床头柜上的写有她手机号码的便笺揉成一团，扔进了烟灰缸，突然感到十分疲倦，翻身抱住枕头，很快便昏昏沉沉地睡去。
然后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阿米。
梦中，我和阿米勾着手指在雨中走着，不知道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周都是细细密密的雨丝，悄无声息地落下。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淋雨吗？”阿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在裤袋里搜寻打火机。于是阿米放开我的手，甩着湿漉漉的长发独自向前跑去，越跑越远，最后远远地站住，转过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着我。
隔着茫茫的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对我大声地喊了一句话。但是一刹那之间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雨水蒙住我的脸，开始流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灼烧我的喉咙，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呼吸困难，最终眼前一片黑暗。
我猛地从梦中惊醒坐起，打开床头灯，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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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21岁的时候，我最好的朋友曾经对我说过：我们都应该在青春结束之前干掉自己。
我没有那么做的后果就是如今终于过上了虽不富裕但体面充实的成年人生活。我提着笔记本电脑在南京西路上的顶级写字楼里出入，穿着Armani西服系着Kenzo领带坐在淮海路的真锅喝下午咖啡，或者在夜上海的歌舞厅里面带微笑地看着对面的客户把手伸进小姐的衣服，合上签好的协议书，不动声色地替他们订好酒店房间并付掉台费。
许多年过去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试图遗忘一些事情、一些名字，我幻想它们从未真实地发生或出现过。我就象所有正常平凡的成年人一样，不愿意看到自己内心苦痛的真正根源，心甘情愿地为没有希望的渐渐死去寻找着兴致勃勃的理由。我所希望的是真相比死亡更深，遗忘比生命更长。
但是偶而的某个夜晚，我仍然会像现在这样泪流满面地从梦中惊醒，发现自己已经彻彻底底地跌入往事，无处可逃。沉沉的黑暗中，一幅幅画面从眼前无声地掠过。我看到了在雨中扔掉雨伞转身离去的阿米，摸着眼镜满面通红的小白，哭得浑身颤抖的张昕，吹着口哨向空中抛起硬币的严浩……
他们的脸庞都有些模糊了，很多场景也渐渐地失去了色彩，如同流在雨中的泪水。而唯一始终清晰的是那个遥远的夏天，那片湛蓝得没有一丝云的天空。那么湛蓝，那么清晰。就像沉寂海底的古老沉船终究会淡忘了泥沙的黑暗与曾有的航程，惟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遥远的故乡的灯塔。那个夏天，它在逝去的岁月里是那么无始无终，仿似从未结束，正如永不再来。
那是1991年的夏天。那年我刚满14岁，刚随父母一起搬到了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在那里，我认识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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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夏天之前的十四年里，我对于生活的感觉只可以用一个词来描述--潮湿。你可以发现这个词是用来形容视觉而非听觉的，那是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所留存的那种潮湿腐败的气息足以消解掉一切能够被听到的声音。
其实我家也曾住过好房子，只是没有轮到我而已。因为在我出生之前，我家所有的好房子、不太好的房子都已经全部被充公，后来其中的一些成为了机关办公楼，更多的则是被那些特别有成就的造反派搬入居住。这些革命者非常响应当时的国家号召，为其自以为永远不会结束的革命积极地生产储备新鲜血液，像播种机一样玩命地制造出了塞满房屋各个角落的后代。可以想象，在文革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数量众多和血脉相连仍将是多么强大的潜在革命力量，因此无论家里人如何四处申诉，都无法拿回一处房产，所以我们全家都只能挤在一处小两层的安置房里。
安置房位于长宁区的一条胡同内，整条胡同的两侧挤满了这种面目相似的肮脏建筑，中间是一条一夫当关的窄路。路面上常年积蓄着两旁住户泼出的各类污水，夏天的时候被阳光蒸发，升腾成白烟弥漫的水雾，穿行其中就如漫游仙境。再加上头顶上密布的晾衣杆挑出的湿淋淋的万国国旗，可以成为名副其实的水帘洞。
这种房子后来被称为危棚简屋，但我觉得称之为“容器”更恰当。香港有“笼民”的说法，我觉得鸟笼还是不错的，虽然挤一点，但毕竟到处是洞，四面透风透光。而凉风和阳光对于住在我家这种房子里的人来说，就像共产主义一样，是让人激动的真诚梦想。房子里终年潮湿阴暗，台风过后连火柴都擦不着，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奇怪的是当时怎么竟没有人想到栽培蘑菇致富。
这些房子都没有厕所，也没有现在的煤气，所以每天早晨我上学都是一段堪称惊险的经历，要在水汽和生炉子的浓烟中探路，还要随时避开身边泼出的污水和穿着睡衣晃晃悠悠去倒马桶的大妈。后来我和别人打架斗殴常常都是靠反应迅速、动做灵活取胜，想必应该归功于当时每天如此锻炼的结果。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后，新家在一楼，虽然不是新房，但是有一个朝南的小院子，可以晒到稀罕的太阳--说了这么多，如果你还是对我用“稀罕”这个词来形容阳光感到奇怪的话，我只好大声地告诉你，没错，14岁的我就是那么没追求，对所谓幸福生活的理解极其低下，认为非常重要的一项享受指标就是--能够晒到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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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天气特别好。阳光普照，四下里都是藤杖拍打被褥的声音，空气中掺杂着干燥灰尘的气息，所有这些都让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幸福。父母都不在家，糊弄完简单的中饭后，我就把父亲专坐的老躺椅拖到院子里，煞有介事地仔细研究好摆放角度，又搬出一个小板凳用以垫脚，然后开始晒太阳打盹。
很快我就进入了半寐不醒的混沌状态。
朦朦胧胧中，我忽然隐约听到脑袋上方有声响，以为是自己将要进入梦境的错觉，便没有搭理。谁知道动静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还杂有说话的声音，我这才猛地睁开眼睛，一仰头看到一个女孩正笨手笨脚地翻过楼上的阳台踩到我家院子的围墙上。我有些不知所措，揉揉眼睛，看到的依然是原样，于是手忙脚乱地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回头向上看个究竟。
二楼的阳台上站着一个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年纪的男孩，他迅速地扫了我一眼，继续催促站在围墙上的女孩：“快点，赶快跳下去！”
女孩扶着阳台的水泥底座，急得都要哭了，压低声音回答：“太高了，我不敢跳啊！”
女孩的模样长得挺好看，但头发和衣衫都有些凌乱。胸前的扣子也没有扣好，隐约露出了里面白色的内衣。我正打算揣测一下他们究竟在玩什么把戏的时候，男孩似乎听到了什么，紧张地扭头朝屋里看了一眼，突然一转身走回了房间。
我隐约觉得事态紧迫，似乎不应该再袖手旁观下去，于是走到围墙下跟女孩打招呼：“喂，需要我帮忙吗？”女孩瞄了我一眼，又扭头看看阳台上，终于下定决心似的咬了咬嘴唇：“我要跳下去，你可不可以接我一下？”
我表示可以。然后找准位置，摆开架势，习惯性地准备开始数“一二三”。谁知道我刚要开口，女孩已经一闭眼纵身跳下。
其实院子的围墙并不是太高，以我当时的身材要接稳她也并非难事，但她这种突然袭击却让我全无防备，所以我连胳膊都没有来得及抬起就已经张嘴结舌地被她重重地砸倒在地。倒下的瞬间，我本能地伸出手想推起她，谁知道由于撞击的反作用力，她的上身一歪，我的左手正好按在她的胸前。这又是一个对我而言完全没有经验的突发事件，所以脑子里一片空白，时间凝固，手留在原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隐约觉得或许该做好被她抽耳光的准备，但她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所发生的事，把身下的我当作垫子一般用胳膊肘拄着很快地爬起，迅速地冲出院门逃窜而去。
我呆呆地躺在地上，脑袋里面嗡嗡做响，两只手仍然保持着向上托起的姿势。然后我看到二楼的阳台上探出两个脑袋，先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一脸严肃地四下扫视，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片刻，冷冷地皱了下眉头。随后那个男孩出现在她旁边，一眼看到我，表情略有诧异，然后对着我笑了。这家伙的笑是从嘴角开始，嘴唇抿住，朝一边撇上去，那一边的眼睛会眯起来，而另一边脸颊却几乎保持原样。这种古怪的笑容让我印象深刻。
5
我是用一只手从地上爬起来的。我的意思是，我无法使用我的左手，因为有什么东西相当真实地留在了我左手的手心里，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敢用力握紧，也不敢完全松开。
吃晚饭的时候，因为我只用右手拿筷子而没有用左手托起碗底，被母亲飞来的筷子砸中了眼睛。
虽然我家的显赫往事早已成了过眼云烟，但诸如“吃饭一定要端起碗”、“吃东西一定不能发出咂嘴的声音”等等可笑的陈规依然如鬼魅般地在家中留存了下来。我想，我可以理解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对母亲扔筷子的手的影响，但母亲却不能理解另一些同样看不见的东西对我的手的影响。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当即不声不响地放下碗筷，回到自己的房间，反锁上门，躺到床上。
我在脑子里回想着那个女孩。或许由于当时的距离太过逼近，所以面目的印象反而有些模糊，但感觉年纪应该也和我差不多。根据我对同龄女生的观察，她的发育算是比较良好的。虽然乳房仍不大，但尖挺，有些硬硬的弹性，所以在我手掌的每一个毛孔里都留下了压迫的感觉。
我在黑暗里发了一会呆，把左手举起到眼前，慢慢地张开，放在自己的脸颊上，于是被筷子砸中的眼睛不再感到火辣辣的疼痛。
6
搬到印染厂职工宿舍大院之前，我们一直是一大家子人住在一起。起先我和父母住二楼，舅舅和外公外婆住一楼。我小学毕业时，因为舅舅结婚，所以不得不做调整，父母搬到一楼和外公外婆挤，而舅舅和舅妈则搬上二楼跟我一起住。
我们的危棚简屋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结构松动导振性强，并且毫无隔音效果可言。所以重新分配个人空间后不久，我就开始在夜间受到来自舅舅和舅妈的*扰。当然，那不是他们的责任，但那种剧烈的震动和吱吱呀呀的声音以及含糊不清的喘息却不仅仅是传递到我的骨骼和耳朵，而是更深地进入了我体内，然后以成倍还原的方式重新开始。我不知道那是在我身体里的什么地方发生，所以我完全没有办法抵御，只能一动不动，任由其自己无限度地发展。而当舅舅最后发出一声类似于呜咽的含糊声音时，我通常已经浑身汗湿，象从山上摔下来一样瘫软如泥，一刹那之间连心跳都会消失。
我开始怀疑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并不归大脑管辖。或者说，它们另有我所不了解的功能。所以当我第一次梦遗后，竟被自己吓得半死--首先，我发现自己尿床了；其次，根据对现场证据的勘查我怀疑我用来尿尿的玩艺患了我所不知的严重病症。
所幸的是，自然规律是值得信任的。怀着绝望的心情，抱着探索的精神，很快我就无师自通地知道了如何不再弄脏被子和床单。我的意思是，在舅舅和舅妈制造动静的时候，我也不会闲着自己的双手。
所以现在的我非常清楚自己的左手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想到那个女孩凌乱的衣衫时，我的心里竟会有些莫名的难受。
几天之后，我正躺在床上看书的时候忽然听到院子里传来母亲和陌生人说话的声音，母亲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严厉。我爬下床，走到院子里，看到楼上的那个男孩站在母亲面前，正在向母亲解释说自己被父母不小心反锁在家里了，于是我明白他也是从阳台上下来的。
说实话，他的形象和他怪异的出门方式很难让人放到一起想象。他穿着干净整齐的短袖白衬衣，熨得裤缝笔直的黑色直筒裤，脚上一双白球鞋，长得眉目清秀，皮肤白净，和母亲说话时语调平和，手插在裤袋里，一点也看不出紧张。
“你好啊。”他瞥见站在母亲身后的我，笑着打招呼。母亲转身瞪着我，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你们真的认识？”
我含糊地“嗯”了一声，为了防止母亲再多问什么，说了声“我们走吧”便径直走出院子。他紧跟出来，走在我身边。我们一起沉默地走了一会，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因为看到他，我满脑子里又都是那天的混乱画面，还有那个女孩，走着走着竟有些烦躁不已。而他却很轻松的样子，吹起了口哨。我不知道他吹的是什么曲子，但听起来确实不错。
“口哨吹得不错。”我告诉他。
“是吗？”
“嗯。”
“你会不会？”
我摇头。竟为自己不会吹口哨而感到惭愧起来。
“很容易的，下次我教你。”
“上次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在做什么？那么鬼鬼祟祟的。”我终于忍不住问。我想我更关心的是后一个问题。
他站住，侧过脸看着我：“你真的不知道，还是真的想知道？”
我又在他脸上看到了那种古怪的笑，一种莫名的羞愤涌上心头，很想一拳砸在他的脸上，但他突然转身就走。
“跟我来。”他说。
“去哪？”
“去找那个丫头。”
我明白他指的是谁。我跟随他走回大院，转了几个弯后在一栋楼前停下。我惊讶地发现这里距离我家只隔着两栋楼。
他把把手指含到嘴里，吹了很响亮的一声口哨。不一会，三楼的一扇窗户被推开了，一个熟悉的脑袋伸出来，朝他招招手，又竖起食指贴到唇间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于是我和他走到窗下，我朝女孩点点头，她似乎也想起了我，脸红了一下。
他伸开双臂做了一个很优雅的捧接姿势：“跳下来。”
女孩使劲摇头，小声回答：“今天不行，我爸妈都在家。”
“那就算了。”他转身要走。
“等一下。”我和女孩异口同声地说。大家都愣了一下，回过神来之后我感到面孔发烫。还好女孩的头立即缩了回去，片刻之后又露出来，“还有东西没给你呢，我从老爸那里偷的，一次只能拿一包，多了会被发现的。”女孩笑眯眯地说，把一包东西丢到他的脚前。他弯腰捡起来，是一包烟。
“再见！”女孩摆摆手，关上了窗户。
“她是你女朋友？”我问。
“算是吧。”他回答得心不在焉，注意力放在撕香烟包装纸的手上。
“叫什么名字？”
“张昕。”
他递烟给我，我摇头拒绝了，看着他自己叼上一根，掏出火柴动作潇洒地点上火，很满意地对我吐出一口烟，“有那么半秒钟吧，我还以为你是在问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严浩。你呢？”
“沈昱。”我说，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你可以叫我‘小雨’，张昕也可以。”
“小雨？”他笑了，我知道他在笑什么。
8
补充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小名叫“小雨”。我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性别暧昧的小名，是因为我出生时的那个夜晚上海正下着小雨。不得不承认的是，它让我自小便受尽了同龄人的嘲笑，甚至导致过被弄堂里的小流氓们扒下裤子检查性别的惨痛经历。而唯一可以算作不幸之中的大幸，是那个纯真年代的小流氓们尚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颇为流行的流氓活动叫做“鸡*”。
为了阻止这个名字被更广泛地传播，我那可怜的小脑袋瓜曾经想尽了办法。例如，为了防止同学们从我父母的口中听到它，我小学四年级就开始拒绝和上班的父母一起搭乘公交汽车，主动要求自己骑车上学。于是父亲把他已经骑了近十年的一辆二六老凤凰淘汰给了我，名目竟然是我七周岁的生日礼物。
经过一个月的刻苦训练之后，我便开始骑着那辆链条比铃铛都响的老破车跋涉在八十年代上海老区的清晨黄昏和弄堂小巷。那时我的身材还十分矮小瘦弱，支在二六车上的形象乍看起来就像马戏团里出逃的小马猴，而为了能稳住胯下这个几乎和我一般高的铁家伙，我常常不得不表情僵硬、咬牙切齿、目露凶光，让迎面而来的路人惊惶失措，远远地便四下奔逃。
但我所有的煞费心机和不屈不挠，最终都被残酷的现实证明为纯属自己的天真可笑和一厢情愿。每次开家长会，当班主任拿着我写的厚厚一迭检查让我父亲在众目睽睽之下站起来发言时，父亲总会这样开口--我们家小雨又给您添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可想而知，到后来，连班主任有时气急败坏之下都会脱口而出：小雨你给我回家把你爸叫来！
因此而更受伤害的我，当时唯有以默默无闻地努力写出更多检查来表达自己无处可诉的悲愤。
但是我也不得不做出妥协，退而将小名作为区分人我感情的标志。也就是说，只有我最亲近的人可以喊我“小雨”，否则我便坚定地不予理睬。
除了我的家庭成员，严浩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幸运儿。可恨的是在我将实情坦诚相告之后，此人居然不但不领情，反而将我嘲笑得体无完肤。
而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这样招呼我，甚至像“****”、“戆都（上海话）”之类的称谓只要我心情不算太糟时多半也会坦然接受。我认为这就是少年时自己非常向往的，所谓成年人的宽容。
我的大名与小名意思完全相反但麻烦如出一辙--“昱”，同“煜”，阳光灿烂的意思。首先，它在小学时就让我有了一个“日立”的外号；其次，由于这个字很生僻，所以从小学到中学甚至到大学都有任课老师在初次点名时将我的名字念成“沈星”，而在被我善意纠正之后大多都会感到很没面子而恼羞成怒而怀恨在心而在日后找我的麻烦。
这两个含义相悖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我一生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这是严浩时隔八年之后对我说的话。因为这句话，还有他脸上的那种古怪笑容，我和他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架。
9
给我取名的是我外公。
不夸张的说，直至今日，在我所亲身接触过的各色人等中，外公仍是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外公的祖上是无锡的屠户，以酱排骨起家，民国时迁至上海并最终发迹。外公的父亲曾是上海滩的纺织业大王，自己则是家中的幼子，老复旦的高材生，天资聪慧，前途无量，过着极其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但是，他却在四十年代头脑发热，加入九三学社，接触共产党，最终背叛了家庭投身革命。文革前夕，在美国的大哥催他赶快离开上海，他又以生是中国人死是华夏土的理由拒绝，结果在文革中受尽凌辱，母亲也被抄家的红卫兵活活打死。因为外公当时在家族中已是家长地位，他不离开上海，则其它家族成员按家规都不能离开，以至很多人被连累丧生。所以后来海外的所有亲戚都和他断绝了关系，连我母亲也都对他非常冷漠。晚景凄凉，可想而知。
而我出生的那一年，恰逢文革结束，他便真心诚意地认定了是我克死了某些狗娘养的大人物。并且我属蛇，蛇者，小龙也。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外公亲笔写的这幅字后来曾让我的小表弟以为外公和一部叫做《风云》的港产片有什么不为人知的神秘关系。
所以外公内心重又燃起希望之火，以为自己终于等到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机会，便充满激情地给我取了这两个意思截然相反的名字--“雨”和“昱”，取“雨过天晴”之意。这就是过去的理想主义知识分子们都喜欢搞的所谓“借物言志”的迷信活动。而在外公活泼可爱的迷信活动中，我义务扮演的就是那个可怜的“物”。
不幸的是，外公竟没有想到我的生日其实是一个多么不吉利的日子--9月14日，914，谐音便是“就要死”。
后来在大学时，小白也曾开玩笑地翻相书替我算过命，我记得大约是这么说的：九月，近冬，蛇将入洞，必躁郁不定，善感易怒，命运多舛。现在看来，似乎说得一点也没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