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这次恶性事件之后，张昕和严浩都再没有从阳台上翻下来过。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再躲藏什么，反而开始在严浩母亲的咆哮谩骂声中从严浩家的正门出入。
他们总是手拉手出现在我面前。严浩身上和脸上的伤痕比过去更多了，张昕告诉我，那都是被他母亲打的或者拿乱七八糟的东西砸的，而严浩从不闪躲，也不还手。她还说自己也被砸到过，她撩起裙子的下摆，我看到她的腿上有青紫的一块。“是他妈妈的高跟鞋。”她笑着说。
张昕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她的父母比较斯文，从不动粗，只会用一些比较文明的方法循循善诱。“顶多少吃几顿晚饭，反正我也想更苗条一点，将来要做空姐呢。”她笑着说。
她总是笑着说。她更爱笑了，严浩的那种无所谓表情也变得更无所谓了，他们在大院里成双成对地抛头露面，公然地接吻和拥抱，因被所有为人父母者作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而声名远播。和他们走在一起，我经常能看到那些交头接耳的大妈大婶，还有那些目露凶光的正派老男人。我还看到，张昕和严浩紧紧握在一起的那只手有时在颤抖，但她骄傲地昂着头，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我总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常常会有很不好的预感。
我们都是十五岁，我们还在一起，但我们之间也有一些东西细微地变化了，不一样了。张昕不再絮絮叨叨了，严浩则几乎就没什么话了。并且，张昕开始躲避我的目光。过去她的眼睛扫到我的时候，总会对我笑笑，但现在她只是很快地低下头去。我也常常会没有来由地情绪烦躁，烦躁起来的时候会故意找碴挑衅，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事后常常又自己先觉得惭愧，于是内疚，自嘲，说自己提早进入了更年期。我笑，严浩也笑，而张昕什么话都不说。
中考前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录像，我和张昕又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去的那条街有门对门的两家录像厅，一家放映的是《还我至尊》，另一家则是《旺角卡门》。严浩问我们想看哪一部，我说随便。张昕说想看《还我至尊》，这时我又说我想看《旺角卡门》，于是我和她僵在路中间。最后严浩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国徽还是字？”他问。
“字。”我看着张昕的眼睛。
“国徽。”张昕避开我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严浩对我一笑，转身去买票。
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坐位子，张昕在中间，我和严浩在她两边。过了十几分钟，老板大概觉得人数差不多了，关掉灯，开始放录像，年轻的刘德华带着墨镜帅气十足的出场。放映不到二十分钟，场内已是一片寂静。我看着电视屏幕，极力想忘记身边张昕的呼吸声，但是做不到。华仔把张曼玉藏起来的那个玻璃杯扔进湖里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燥热，而当最后乌蝇和华仔在枪声中相继倒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悲伤，感觉到自己的眼泪不停地涌出来，但完全不想用手去擦。
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我扭头看到张昕也已经泪流满面，但哭得很平静。我和她相觑泪眼，忽然发现严浩的座位已经空了，急忙追出去，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门外的路灯下闷闷地吸烟。我叫他的名字，他象没听见一样，过了好一会才扭过头。“你怎么哭了，跟个丫头似的。”他说。
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沉默。这一次我独自走到了最前面，我一路上搜索着各种可以踢的垃圾，然后恶狠狠地用脚去踢它们，想把它们踢到另一个世界去。踢一个易拉罐的时候，我因为用力过大而重心不稳，一脚踩在阴沟旁的一滩水里。那是路边人家泼出的不知是洗脚水还是其它什么名目的污水，总之散发着难闻的怪味，在肮脏的路面上反射着油亮的光。然后，就像发生了什么隐秘的化学反应一样，我的所有无处可用的力气突然之间全都一下子消失无踪了。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叼着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俯视着肮脏的水泊里自己隐约的倒影，竟觉得它比在夏夜的路灯下更像一个孤魂野鬼。
20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我想躲开他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当初随父母搬离弄堂时，外公把他从文革中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老破书送了一些给我，装了满满两大樟木箱。这些书早就被我在探索活动中检查过，全是陈年垃圾，其中不少还是繁体字印刷、竖排制版的，除了夹杂着一些蟑螂蛹外没有任何能带来视觉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懒得打开，原封不动地丢在了床边的墙角。现在为了找点事做，我把它们打开了，开始翻里面的书出来看。
两天之后，我打了此生第一次架。起因是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没有做语文老师发的毕业考试模拟试卷，而是在抽屉里翻看《静静的顿河》。语文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班长赵元举手报告，站起来向老师揭发我上课看书。于是我的书被没收了，并被告知放学后到语文教研室报到。而下课铃响过后，语文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站起来转身一拳砸在赵元的脸上。
放学后我没有去语文教研室，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罚站。我们的班主任，那个长得像一个老奶奶的白胖老头，出去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慢条斯理地泡了杯茶，在办公桌后坐下，把屁股挪舒服了，才问我为什么要动手打人。
“因为顿河。”我回答。
“你说什么？”胖老头一愣，差点没拿稳茶杯。我想他不是真的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因为他的表情已经渐渐地由难以置信转变为恼羞成怒。他一定满心以为我会说打赵元是因为这个马屁精检举揭发我上课看书，因而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就此对我展开关于遵纪守法和理想前途的谆谆教导，可惜他失算了。
“因为顿河。”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因为顿河的冬天弄得我心情十分糟糕！”
21
星期六下午的周会课上，我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朗读了三百字的检查，并向赵元当众致以诚挚的道歉。诚挚是假的，三百字也是绞尽脑汁胡扯出来的。我年少单纯，想不明白为什么检查这种文体也要规定字数，后来才发现这种新八股和老八股一样为我日后打下扎实的文学基本功起了极大作用。感谢班主任的关怀，恳请同学们批评。我哼哼唧唧地念完，把检查塞到裤兜里，揉成一团。
赵元离开课桌走到我面前，友好地握住我的手，真诚地告诉我，他接受我的道歉，他原谅我了，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他愿意和我交朋友。班主任站在门口，两手背在身后看着我们，因为自己会说的那几句话都被赵元说了，所以脸上洋溢着意*犯的快感，微微颔首，笑眯眯地两眼放光。
去**的好学生。我心里想的是给这家伙脸上再来一拳。
那天放学后轮到我值日。与我同组的有一个叫黄鲲鹏的家伙，此人长得肥头大耳，嘴唇厚得像含着根香肠，所以绰号“猪头三”。猪头三的老爸是市政府的高官，虽然如今我已经知道他那个级别的高官在北京随便丢一块砖头就能砸倒一大片，但那时猪头三和我一样因为涉世未深而孤陋寡闻，并且学校领导对他也关爱有加，所以此人自我感觉非常了得，每次值日都不动手，闲着也就罢了，还背着手在其他人周围瞎转悠，指挥这个支使那个，跟九门提督似的。
我的情绪被周会课的内容搞得极端恶劣，所以当猪头三晃悠到我身后指导我应该用干抹布而不是湿抹布擦窗户玻璃的时候，我扭头把抹布丢到他胳膊上，“麻烦你帮忙拧干。”猪头三满面受惊之色，似乎他是正道侠客，被我用下三滥的暗器伤了屁股，连声斥责我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同学说话。于是我们吵起来，我智商本就比他高，再加上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此人很快就处于下风，他一脸肥肉扭曲，最后竟恼羞成怒，放赖撒泼，开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嘲笑我穿的衬衣袖口已经洗破，说我是穷瘪三还出来丢人现眼。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怒不可遏，怒极反笑--我笑着对他说：“看着你，我算是知道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了。”
周围围观的同学一片哄笑，呆笨猪头三则半天才反应过来，勃然大怒，劈脸给我一耳光，于是我和他开打。但此人毕竟一身猪肉，腰围和我胸围一般粗，就算一跟头摔在我身上也可谓重创，所以坦白说我一开始就有些心虚，结果最后竟被他摁倒在地打得嘴角出血，末了还踢我几脚才得意离去。
我在外面晃荡了很久才回家，一进门就低头往自己的房间里钻，但耳明眼快的母亲还是抢先一步堵在门口，看到了我脸上的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低下头，把和猪头三打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全招了，然后等着挨训。但是母亲的巴掌和训斥迟迟没有降临，最后我听到她问：“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嗯。”
“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吗？”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就应该自己去证明这一点。”
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的脸色竟然非常严肃。“你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尊严。”
我想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第二天放学后我把那猪头三约到*场旁的小树林里打了一架。我满脑子想着母亲的话，完全忘却了疼痛和害怕，除了一定要赢什么也不想。结果是我真的赢了，猪头三被我打得更像猪头。虽然我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终于明白打架并不仅仅是体重和身高的较量。
我心情难得舒畅，吹着口哨回家，在大院门口遇见了也背着书包的严浩，他打量着我凌乱的衣衫和浑身的尘土，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颇有些炫耀。他什么评论都没做，只是随口问了一下那猪头三长什么样，家住哪里。星期一白天猪头三没来上学，晚上猪头三的老爸找到了我家，原来严浩早晨在猪头三家附近堵住猪头三又打了一顿，将其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
猪头三的老爸跨进我家门时很没有高官的风度，气势汹汹，骂骂咧咧，一副来拆房子的样子。但是当他看见我母亲的时候，两人的面上都出现一怔的神情，然后他的火气一下子弱下去很多，站在原地搓手搓脚，看起来很不自然。而母亲也表情阴沉地坐回藤椅，放下手中正在打的毛衣，冷冷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事？”母亲问。
“你儿子不好好值日，我家鲲鹏批评了他两句，他居然就找小流氓来报复……”
我被这种颠倒是非的胡扯气得怒火万丈，想冲上去却被父亲从身后拉住。
“你想怎么样？”母亲继续问。
“你儿子寻衅打人，总该道个歉吧……”
“你向别人道过歉吗？”母亲的声音很平静。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嗓门又大起来，象是被母亲的话刺到了什么地方，又或是想起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父亲用一只手按着我，另一只手去拉母亲的胳膊，但母亲把他的手甩开了，神色从容，继续说：“沈昱是我的儿子，有我们朱家的血统，我们朱家的人从来不会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至少不会说谎。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
猪头三的高官老爸脸上肌肉扭曲，憋了半天，最后丢下一句，“和你们这些没素质的阿乡真是没道理可讲！”然后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房门被他摔得巨响。
母亲扭头看着我：“小雨，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而不相信他吗？”
我摇头。心里隐约有不舒服的预感。
“这个人当年是你外公的下属，是你外公一手把他提拔上去的，但文革时就是因为他写的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你外公才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父亲叹着气走回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沉寂下来，白炽灯在头顶上漫射着刺目的光，烤得我头顶发热。我站在母亲面前，看着她依旧平静的面容，慢慢地捏紧双拳，我想用这双拳头砸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猪头三。
22
为了帮我打猪头三的事，我找到严浩向他道谢。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谢的，说他喜欢打胖子，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舒服。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刻意避开他，我有些内疚。“晚上一起看录像去吧，我请客。”
“我不想看。你自己去吧。”
我感觉他有些不太对劲，问他出什么事了，是张昕，还是他妈，他说没事。
“快中考了，回去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吧。”说完他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地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住，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哎，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
23
中考时我不知哪来的热情发了一下狠，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收到通知书后，母亲买了一个国产熊猫牌单放机给我作为奖励，这对于家境并不宽裕的我来说实在是奢侈的惊喜。我在街头的音像摊挑了半个下午，最后买回两盒翻录的罗大佑的带子，从早到晚反复地听。
见到严浩时，才知道他竟然和我在同一所高中，只是不同班。
“张昕呢？”
“中专。广州民航中专。”
“民航中专？”
“嗯。她不是想当空姐吗。”
“要去广州上学？”
“嗯。”
我们俩都不再说话。呆了一会，我去摆弄单放机，放我最喜欢的一首《你的样子》给严浩听，但他听得心不在焉。最后他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后就要搬离宿舍大院，因为他父母离婚了，他被判给了他母亲。“如果这次我考砸了，他们会等到明年才离婚。两个可笑的家伙。”他笑着说。那笑容象是用水手刀刻在苍白的石灰墙上，有看不见的碎片剥落。
搬家是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午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开了辆小车来接他们。那个男人长得没有严浩父亲英俊，但很象《英雄本色》里的狄龙，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黑西装，油亮亮的头发都贴着头皮向后梳着，他把严浩的母亲搂在怀里，笑得很旁若无人的样子。跟他一起来的几个家伙在把东西往另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搬，面目都很凶悍。附近两栋楼的邻居们都在自家院子门口或阳台上远远地观望，交头接耳，却没有人敢靠近。我也被父母在院子门口紧紧拉住，不准过去。
严浩的父亲突然从楼后跑出来，踉踉跄跄地冲到严浩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抱住自己妻子的腿死命拉扯。他脸上糊满鼻涕和眼泪，哭得像个上海小女人，根本听不清楚嘴里在说些什么。后来严浩的母亲也开始哭，那个穿西服的男人脸上终于出现不耐烦的神情，小声说了句什么，正经过他旁边的两个人放下手里搬的柜子走过去，把严浩父亲按倒就打。他们下手非常狠，而严浩父亲先是拚命用手护住头，最后则象放赖的小孩一样干脆躺在地上四脚乱蹬、乱哭乱叫，那种可笑的形象实在让我无法产生同情，反而感到一阵恶心。
严浩原本一直低着头站在车旁，背对我的视线，此时才转过身来，但却无动于衷，只是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取出打火机点着，然后冷冷地看着，一脸漠然的样子。他的目光透过弥漫开的烟雾望向我这边，但我感觉他的视野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看热闹的人群，也没有我。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两辆车都开走之后，我才看见张昕远远地站在空地另一头的一棵冬青树下，烈日透过茂密的树叶将斑驳的光影撕碎在她脸上，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什么，似乎是泪光。先前车就停在我们俩之间，严浩就站在我们俩之间，我们被挡住了，所以没有相互看到。
她的目光也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奋力挣脱父亲的手，向她跑过去，但她低下头，转身匆匆离去了。
24
整个暑假我再没有见过严浩，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张昕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虽然她家和我家只隔着两栋楼，但却好像隔着一个世界。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常常在院子里逡巡，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条件反射地抬头，但刺目的阳光里再也看不到从天而降的张昕和严浩，于是怅然若失。我站在院子中央，踮起脚向二楼眺望，阳台的门窗总是关着，风一吹还有大蓬的灰尘扬起，完全不象有人的样子。晚上也听不到楼上的动静，连开关门的声音都没有。我甚至开始怀疑严浩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在这里住过。
最后我走到围墙边，在我和张昕摔倒过的地方躺下。身下是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我“大”字形伸展开四肢，目不转睛地向上凝视，我幻想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就会看到张昕的裙子象花朵一样在空中绽放，就会看到严浩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对我笑。但我总不能坚持到底。我闭起被阳光刺得酸痛模糊的眼睛，看到眼前的黑暗里有一些深红色的光斑，然后感觉到有水滴从我的眼角流过面颊，留下两道痒痒的痕迹。
有时我独自去我们都已成为常客的那家录像厅看录像，每次都仔细打量周围的人，期望能搜寻到严浩和张昕的身影。那个胖大妈现在也和我面熟了，但她不再象过去那样絮絮叨叨了，胖墩墩的身体也显得臃肿疲惫。“最近见到过严浩吗？”我问。她总是摇头。有一次她叹了口气，说：“小浩那孩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他的运气。”
我不知道她凭为什么认定我和严浩不同。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不知道是为严浩还是为自己。
1993年，家用录像机已经在商场里随处可见，很多录像厅都改装了大投影屏，所以这家仍只有一台旧彩电的录像厅的生意变得非常惨淡。实在没有客人开不了场，胖大妈就搬个小板凳拿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我也懒得立即回家，常常到隔壁的棒冰摊买一瓶汽水，蹲在街边陪她说话或发呆。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给我讲起了她的儿子，她说她儿子被文革耽误了年纪，没念过几年书，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弄堂里混，打架在整个区里都出名，小半辈子都在牢房里耗过了。后来总算是懂事了，找了个老婆，开了这么一个小录像厅想好好过日子，却被当年的仇家寻上门来一刀从前胸捅到后背。
“那天早晨我和他媳妇在买菜，他媳妇想多买点肉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我还不舍得，在菜场磨蹭了老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都是人啊，他躺在一进门的地上，血流得满屋子都是，人早没气了，眼睛倒还睁着……
“我那儿媳妇，我一直劝她再找个婆家，她不肯，我知道她是担心我这个孤寡老婆子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现在她每天在菜市场摆摊子卖卤菜，起早摸黑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实在是个祸害呦！现在想想，还真不如小时候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让我这把年纪还掉眼泪，不至于苦了他的好媳妇……”
胖大妈用手去擦眼泪，却哆哆嗦嗦地没擦到，扑簌扑簌地落在地上。我想起严浩没回家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胖大妈哭了一会，渐渐地自己停住了。天色也暗了，于是我起身退了汽水瓶回家。但她却在背后叫住我，告诉我这条小街过些日子要拆了，要拓宽修通汽车的公路，动迁后她也没力气再替死去的儿子守这个录像厅了，所以录像带都要处理掉，让我挑几盒算是留个纪念。我起初想拒绝，因为家里也没有录像机，但胖大妈一再坚持，拗不过她我只好去了。我挑了《旺角卡门》和《天若有情》，还意外地挑到了两盒外国的文艺片--或许因为没人爱看所以从没放过，一盒是《日瓦戈医生》，另一盒是《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沿着大院围墙的墙根一边吸烟一边漫无目的地瞎晃悠，最后走到了张昕家的楼下。夜色慢慢降临，她家亮起了灯光，我徒劳地用目光辨别着那扇窗户后隐约晃动的人影，守望了很久很久，全然不知饥饿和疲倦。
月亮升起来了，离我很近的样子。
25
开学报到那天，我缴完学费，领了书，在班会开到一半时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走出校门，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和一瓶汽水。汽水喝完，我接着抽烟，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学校大门里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地出来，并渐渐达到高潮。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看到严浩，他单肩挎着书包，低着头慢慢吞吞地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抬头看到我，站住了，我急忙把书包背好跑过去。
一个多月没见，他瘦了很多，眼睛里也有血丝。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了，那个接他们的男人是谁，他都不愿回答，并且不耐烦地叫我不要再问。
这时我们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天太热，所以没有行人，所以当两个原本靠在路边树下的看起来像是流氓的家伙大声招呼我们过去的时候，我预感到事情不妙。正在考虑是否回头逃跑，他们已经小跑过来堵在我们面前。
这两个家伙大约都二十来岁，一个矮胖，拖鞋加西装短裤，一副受气包的表情。另一个穿着包紧屁股的喇叭裤和短袖衬衫，长得精瘦，头发和指甲都又脏又长。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鹿鼎记》里的神龙教胖瘦尊者，十分可笑，但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起刚才曾路过一个西瓜摊子，于是我扭头望去，发现那个摊子距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但是摊主一接触到我的目光就立刻把头扭向另一边，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两位小同学，身上有零钱吗？大哥哥最近手紧，借一点来用用好伐。”瘦子说着，亮出一把弹簧刀，“啪”的一声打开。刀是货真价实开过刃的，边缘在阳光下有一条晃眼的亮线。
我把手伸进裤袋，捏住里面仅有的二十元钱。这时我听到严浩开口：“我们没钱。”
瘦子眯起眼睛，脸上浮起冷笑，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说：“自己把裤袋都翻出来，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胖子也朝严浩抬抬下巴：“你，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我看到严浩脸上突然出现极不耐烦的神情，他皱起眉头，把书包随手丢到地上，转身往回走。“册那侬这小瘪三想做啥？给我站住侬听到伐！”瘦子喊了两声，但严浩就像听不见一样毫不理睬。瘦子骂骂咧咧地刚想追过去，却又目瞪口呆地站住，胖子脸色也变了，我扭过头，看见严浩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正冲过来，那个装瞎的摊主在他身后傻站着，大张着嘴。
“把刀扔到地上。然后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严浩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瘦子。此时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我看到瘦子的手有点颤抖，而严浩的面无表情却显得异常凶狠。僵持了一会，瘦子极力挺直的身子颓然一坍，丢下刀转身就跑。胖子小声骂了一句什么也跟上，很快两人就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严浩把地上的弹簧刀拾起来，原路返回。我也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到那个摊主面前，一声不响地看着此人。这个面相忠厚的家伙被我们的目光逼得有些不知所措，一脸尴尬地低下头。
突然，严浩甩起一脚把一个西瓜踢飞了。我也立刻跟着动作，把全身力气都用在脚上，和他一起疯狂地乱踢西瓜，一直踢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大汗淋漓。西瓜在整条小街的路面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的兀自原地打着转。我和严浩气喘吁吁地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笑了。
26
正式开课后，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找到严浩，一起到一楼废弃的一间教室，从窗户翻进去，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抽烟。有时则是他来找我。
那间教室好像从来没人打扫，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丢在那里的烟头越积越多，最后形成夸张的一大摊，让我自己每次第一眼看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我问严浩。他思索了片刻，回答：“干牛粪。”
放学后，我们俩都是等其他人走光了才并肩走出空空荡荡的校门。我们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象过去常干的一样，在外面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在黄昏的大街上迎着晚风吹口哨，或者一起骑坐到慢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栏杆上，叼着烟打量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路人。有时，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家伙会被我们看得疑神疑鬼，以至车开始骑得歪歪扭扭，甚至终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于是我们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吵架。
看很多上海人吵架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惯于相互指责，彼此推卸责任，表情和语言都极富戏剧性，能够将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演绎出如歌剧般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通过运用各种听起来残忍至极的恐吓和威胁，以及一些领袖般的经典手势。但其实他们都是面恶心软的人，动武的邪念早已被妥善收藏在裤裆里，不会也不敢轻易掏出来。
所以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并不是上海人。这是我和严浩用以没话找话的讨论话题之一。我煞费心机地搜集了不少这样的无聊话题用以避免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话可说。
过去我们也经常沉默着发呆，那时的发呆虽然谈不上满足却很自然，但现在我无话可说时会感到很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似乎是不太适应，似乎是因为我和严浩之间少了什么。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闭着眼睛在脑子里通过复杂的推理搜寻各种抽象的依据，但毫无所获。直到有一次，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竟幡然醒悟--过去在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27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旧房翻造的脚手架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打闹声，于是后退几步，站在隔离带上抬头观望，看到几个民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成一团，粗口乱爆，人影纠缠。
突然，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一个人从人堆中翻落下来。他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一根又一根的木桩阻挡，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弹跳起来，变换一下姿势和角度再继续坠落，最后象没有骨头的一袋碎肉一样砸在脚手架下的阴影里。一大蓬灰尘扬起，一颗碎石飞溅到我脸上，火辣辣地痛。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脸朝下趴着，两条胳膊以奇怪的角度被折叠在身体下面，象是被塞进体内去了一样，没有声息，一动不动，似乎也没有看到血。
“他死了吗？”我有些恍惚地问严浩。
“早就死了。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已经死了。”严浩冷冷地回答，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象是在说出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我扭头看他，看到我们身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在他们的惊叹表情的反衬下，严浩的一脸平静显得异样离奇和不可思议。
挤出人群，走了几步之后，突然猝不及防地感到一阵恶心涌上喉咙。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第一次亲眼见一个活人如何在眨眼间死去。
这次恶性事件之后，张昕和严浩都再没有从阳台上翻下来过。事实上，他们根本不再躲藏什么，反而开始在严浩母亲的咆哮谩骂声中从严浩家的正门出入。
他们总是手拉手出现在我面前。严浩身上和脸上的伤痕比过去更多了，张昕告诉我，那都是被他母亲打的或者拿乱七八糟的东西砸的，而严浩从不闪躲，也不还手。她还说自己也被砸到过，她撩起裙子的下摆，我看到她的腿上有青紫的一块。“是他妈妈的高跟鞋。”她笑着说。
张昕在家里的日子也不好过。但是她的父母比较斯文，从不动粗，只会用一些比较文明的方法循循善诱。“顶多少吃几顿晚饭，反正我也想更苗条一点，将来要做空姐呢。”她笑着说。
她总是笑着说。她更爱笑了，严浩的那种无所谓表情也变得更无所谓了，他们在大院里成双成对地抛头露面，公然地接吻和拥抱，因被所有为人父母者作为家庭教育的反面教材而声名远播。和他们走在一起，我经常能看到那些交头接耳的大妈大婶，还有那些目露凶光的正派老男人。我还看到，张昕和严浩紧紧握在一起的那只手有时在颤抖，但她骄傲地昂着头，自己似乎一点也没有察觉到。
我总觉得他们有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我说不清楚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只是常常会有很不好的预感。
我们都是十五岁，我们还在一起，但我们之间也有一些东西细微地变化了，不一样了。张昕不再絮絮叨叨了，严浩则几乎就没什么话了。并且，张昕开始躲避我的目光。过去她的眼睛扫到我的时候，总会对我笑笑，但现在她只是很快地低下头去。我也常常会没有来由地情绪烦躁，烦躁起来的时候会故意找碴挑衅，和他们发生意见分歧，事后常常又自己先觉得惭愧，于是内疚，自嘲，说自己提早进入了更年期。我笑，严浩也笑，而张昕什么话都不说。
中考前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去看录像，我和张昕又发生了争执。因为我们去的那条街有门对门的两家录像厅，一家放映的是《还我至尊》，另一家则是《旺角卡门》。严浩问我们想看哪一部，我说随便。张昕说想看《还我至尊》，这时我又说我想看《旺角卡门》，于是我和她僵在路中间。最后严浩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国徽还是字？”他问。
“字。”我看着张昕的眼睛。
“国徽。”张昕避开我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严浩对我一笑，转身去买票。
我们还是按老规矩坐位子，张昕在中间，我和严浩在她两边。过了十几分钟，老板大概觉得人数差不多了，关掉灯，开始放录像，年轻的刘德华带着墨镜帅气十足的出场。放映不到二十分钟，场内已是一片寂静。我看着电视屏幕，极力想忘记身边张昕的呼吸声，但是做不到。华仔把张曼玉藏起来的那个玻璃杯扔进湖里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燥热，而当最后乌蝇和华仔在枪声中相继倒下时，我再也控制不住悲伤，感觉到自己的眼泪不停地涌出来，但完全不想用手去擦。
灯光重新亮起的时候，我扭头看到张昕也已经泪流满面，但哭得很平静。我和她相觑泪眼，忽然发现严浩的座位已经空了，急忙追出去，看到他一个人站在门外的路灯下闷闷地吸烟。我叫他的名字，他象没听见一样，过了好一会才扭过头。“你怎么哭了，跟个丫头似的。”他说。
回去的路上，大家依然沉默。这一次我独自走到了最前面，我一路上搜索着各种可以踢的垃圾，然后恶狠狠地用脚去踢它们，想把它们踢到另一个世界去。踢一个易拉罐的时候，我因为用力过大而重心不稳，一脚踩在阴沟旁的一滩水里。那是路边人家泼出的不知是洗脚水还是其它什么名目的污水，总之散发着难闻的怪味，在肮脏的路面上反射着油亮的光。然后，就像发生了什么隐秘的化学反应一样，我的所有无处可用的力气突然之间全都一下子消失无踪了。
我默默地站在原地，叼着已经烧到过滤嘴的烟，俯视着肮脏的水泊里自己隐约的倒影，竟觉得它比在夏夜的路灯下更像一个孤魂野鬼。
20
我决定不再和他们混在一起了。我想躲开他们。不要问我为什么。
当初随父母搬离弄堂时，外公把他从文革中当宝贝一样保存下来的老破书送了一些给我，装了满满两大樟木箱。这些书早就被我在探索活动中检查过，全是陈年垃圾，其中不少还是繁体字印刷、竖排制版的，除了夹杂着一些蟑螂蛹外没有任何能带来视觉刺激的东西，所以我根本懒得打开，原封不动地丢在了床边的墙角。现在为了找点事做，我把它们打开了，开始翻里面的书出来看。
两天之后，我打了此生第一次架。起因是下午的自习课上，我没有做语文老师发的毕业考试模拟试卷，而是在抽屉里翻看《静静的顿河》。语文老师回到教室的时候，坐在我后排的班长赵元举手报告，站起来向老师揭发我上课看书。于是我的书被没收了，并被告知放学后到语文教研室报到。而下课铃响过后，语文老师刚走出教室，我就站起来转身一拳砸在赵元的脸上。
放学后我没有去语文教研室，而是在班主任的办公室里被罚站。我们的班主任，那个长得像一个老奶奶的白胖老头，出去溜达了近一个小时才回来，慢条斯理地泡了杯茶，在办公桌后坐下，把屁股挪舒服了，才问我为什么要动手打人。
“因为顿河。”我回答。
“你说什么？”胖老头一愣，差点没拿稳茶杯。我想他不是真的没有听清我的回答，因为他的表情已经渐渐地由难以置信转变为恼羞成怒。他一定满心以为我会说打赵元是因为这个马屁精检举揭发我上课看书，因而早就盘算好了如何就此对我展开关于遵纪守法和理想前途的谆谆教导，可惜他失算了。
“因为顿河。”我看着他涨红的脸，大声地又说了一遍，“因为顿河的冬天弄得我心情十分糟糕！”
21
星期六下午的周会课上，我站在讲台上对全班同学朗读了三百字的检查，并向赵元当众致以诚挚的道歉。诚挚是假的，三百字也是绞尽脑汁胡扯出来的。我年少单纯，想不明白为什么检查这种文体也要规定字数，后来才发现这种新八股和老八股一样为我日后打下扎实的文学基本功起了极大作用。感谢班主任的关怀，恳请同学们批评。我哼哼唧唧地念完，把检查塞到裤兜里，揉成一团。
赵元离开课桌走到我面前，友好地握住我的手，真诚地告诉我，他接受我的道歉，他原谅我了，知错就改就是好学生，他愿意和我交朋友。班主任站在门口，两手背在身后看着我们，因为自己会说的那几句话都被赵元说了，所以脸上洋溢着意*犯的快感，微微颔首，笑眯眯地两眼放光。
去**的好学生。我心里想的是给这家伙脸上再来一拳。
那天放学后轮到我值日。与我同组的有一个叫黄鲲鹏的家伙，此人长得肥头大耳，嘴唇厚得像含着根香肠，所以绰号“猪头三”。猪头三的老爸是市政府的高官，虽然如今我已经知道他那个级别的高官在北京随便丢一块砖头就能砸倒一大片，但那时猪头三和我一样因为涉世未深而孤陋寡闻，并且学校领导对他也关爱有加，所以此人自我感觉非常了得，每次值日都不动手，闲着也就罢了，还背着手在其他人周围瞎转悠，指挥这个支使那个，跟九门提督似的。
我的情绪被周会课的内容搞得极端恶劣，所以当猪头三晃悠到我身后指导我应该用干抹布而不是湿抹布擦窗户玻璃的时候，我扭头把抹布丢到他胳膊上，“麻烦你帮忙拧干。”猪头三满面受惊之色，似乎他是正道侠客，被我用下三滥的暗器伤了屁股，连声斥责我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同学说话。于是我们吵起来，我智商本就比他高，再加上摆事实讲道理，所以此人很快就处于下风，他一脸肥肉扭曲，最后竟恼羞成怒，放赖撒泼，开始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嘲笑我穿的衬衣袖口已经洗破，说我是穷瘪三还出来丢人现眼。我激动得浑身颤抖，怒不可遏，怒极反笑--我笑着对他说：“看着你，我算是知道恐龙为什么会灭绝了。”
周围围观的同学一片哄笑，呆笨猪头三则半天才反应过来，勃然大怒，劈脸给我一耳光，于是我和他开打。但此人毕竟一身猪肉，腰围和我胸围一般粗，就算一跟头摔在我身上也可谓重创，所以坦白说我一开始就有些心虚，结果最后竟被他摁倒在地打得嘴角出血，末了还踢我几脚才得意离去。
我在外面晃荡了很久才回家，一进门就低头往自己的房间里钻，但耳明眼快的母亲还是抢先一步堵在门口，看到了我脸上的伤。“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低下头，把和猪头三打架的来龙去脉一五一十地全招了，然后等着挨训。但是母亲的巴掌和训斥迟迟没有降临，最后我听到她问：“你说的都是真话吗？”
“嗯。”
“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吗？”
“嗯。”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你就应该自己去证明这一点。”
我愕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的脸色竟然非常严肃。“你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这是你自己的尊严。”
我想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第二天放学后我把那猪头三约到*场旁的小树林里打了一架。我满脑子想着母亲的话，完全忘却了疼痛和害怕，除了一定要赢什么也不想。结果是我真的赢了，猪头三被我打得更像猪头。虽然我也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终于明白打架并不仅仅是体重和身高的较量。
我心情难得舒畅，吹着口哨回家，在大院门口遇见了也背着书包的严浩，他打量着我凌乱的衣衫和浑身的尘土，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事情的经过绘声绘色地说了，颇有些炫耀。他什么评论都没做，只是随口问了一下那猪头三长什么样，家住哪里。星期一白天猪头三没来上学，晚上猪头三的老爸找到了我家，原来严浩早晨在猪头三家附近堵住猪头三又打了一顿，将其打得鼻青脸肿进了医院。
猪头三的老爸跨进我家门时很没有高官的风度，气势汹汹，骂骂咧咧，一副来拆房子的样子。但是当他看见我母亲的时候，两人的面上都出现一怔的神情，然后他的火气一下子弱下去很多，站在原地搓手搓脚，看起来很不自然。而母亲也表情阴沉地坐回藤椅，放下手中正在打的毛衣，冷冷地看着他。
“你有什么事？”母亲问。
“你儿子不好好值日，我家鲲鹏批评了他两句，他居然就找小流氓来报复……”
我被这种颠倒是非的胡扯气得怒火万丈，想冲上去却被父亲从身后拉住。
“你想怎么样？”母亲继续问。
“你儿子寻衅打人，总该道个歉吧……”
“你向别人道过歉吗？”母亲的声音很平静。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他嗓门又大起来，象是被母亲的话刺到了什么地方，又或是想起了自己的地位和身份。
父亲用一只手按着我，另一只手去拉母亲的胳膊，但母亲把他的手甩开了，神色从容，继续说：“沈昱是我的儿子，有我们朱家的血统，我们朱家的人从来不会做对不起自己良心的事，至少不会说谎。这件事情的经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相信他对我说的话。”
猪头三的高官老爸脸上肌肉扭曲，憋了半天，最后丢下一句，“和你们这些没素质的阿乡真是没道理可讲！”然后气冲冲地夺门而出，房门被他摔得巨响。
母亲扭头看着我：“小雨，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你而不相信他吗？”
我摇头。心里隐约有不舒服的预感。
“这个人当年是你外公的下属，是你外公一手把他提拔上去的，但文革时就是因为他写的一份检举揭发材料，你外公才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父亲叹着气走回自己的房间。
客厅里沉寂下来，白炽灯在头顶上漫射着刺目的光，烤得我头顶发热。我站在母亲面前，看着她依旧平静的面容，慢慢地捏紧双拳，我想用这双拳头砸扁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猪头三。
22
为了帮我打猪头三的事，我找到严浩向他道谢。他淡淡地说没什么好谢的，说他喜欢打胖子，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舒服。
想到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刻意避开他，我有些内疚。“晚上一起看录像去吧，我请客。”
“我不想看。你自己去吧。”
我感觉他有些不太对劲，问他出什么事了，是张昕，还是他妈，他说没事。
“快中考了，回去抓紧时间复习功课吧。”说完他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地向前走去。走了一段路又站住，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你可曾记得
你送给我那草帽
很久以前失落了
……
它飘向浓雾的山岙
哎，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
23
中考时我不知哪来的热情发了一下狠，考上了一所重点高中。收到通知书后，母亲买了一个国产熊猫牌单放机给我作为奖励，这对于家境并不宽裕的我来说实在是奢侈的惊喜。我在街头的音像摊挑了半个下午，最后买回两盒翻录的罗大佑的带子，从早到晚反复地听。
见到严浩时，才知道他竟然和我在同一所高中，只是不同班。
“张昕呢？”
“中专。广州民航中专。”
“民航中专？”
“嗯。她不是想当空姐吗。”
“要去广州上学？”
“嗯。”
我们俩都不再说话。呆了一会，我去摆弄单放机，放我最喜欢的一首《你的样子》给严浩听，但他听得心不在焉。最后他告诉我，他一个星期后就要搬离宿舍大院，因为他父母离婚了，他被判给了他母亲。“如果这次我考砸了，他们会等到明年才离婚。两个可笑的家伙。”他笑着说。那笑容象是用水手刀刻在苍白的石灰墙上，有看不见的碎片剥落。
搬家是在一个天气闷热的午后，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开了辆小车来接他们。那个男人长得没有严浩父亲英俊，但很象《英雄本色》里的狄龙，穿一身熨得很平整的黑西装，油亮亮的头发都贴着头皮向后梳着，他把严浩的母亲搂在怀里，笑得很旁若无人的样子。跟他一起来的几个家伙在把东西往另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搬，面目都很凶悍。附近两栋楼的邻居们都在自家院子门口或阳台上远远地观望，交头接耳，却没有人敢靠近。我也被父母在院子门口紧紧拉住，不准过去。
严浩的父亲突然从楼后跑出来，踉踉跄跄地冲到严浩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下，紧紧抱住自己妻子的腿死命拉扯。他脸上糊满鼻涕和眼泪，哭得像个上海小女人，根本听不清楚嘴里在说些什么。后来严浩的母亲也开始哭，那个穿西服的男人脸上终于出现不耐烦的神情，小声说了句什么，正经过他旁边的两个人放下手里搬的柜子走过去，把严浩父亲按倒就打。他们下手非常狠，而严浩父亲先是拚命用手护住头，最后则象放赖的小孩一样干脆躺在地上四脚乱蹬、乱哭乱叫，那种可笑的形象实在让我无法产生同情，反而感到一阵恶心。
严浩原本一直低着头站在车旁，背对我的视线，此时才转过身来，但却无动于衷，只是掏出一支烟来叼在嘴上，取出打火机点着，然后冷冷地看着，一脸漠然的样子。他的目光透过弥漫开的烟雾望向我这边，但我感觉他的视野里似乎什么都没有，没有看热闹的人群，也没有我。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两辆车都开走之后，我才看见张昕远远地站在空地另一头的一棵冬青树下，烈日透过茂密的树叶将斑驳的光影撕碎在她脸上，隐隐约约地闪烁着什么，似乎是泪光。先前车就停在我们俩之间，严浩就站在我们俩之间，我们被挡住了，所以没有相互看到。
她的目光也落到了我的脸上，我奋力挣脱父亲的手，向她跑过去，但她低下头，转身匆匆离去了。
24
整个暑假我再没有见过严浩，也不知道他搬到了什么地方。张昕也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虽然她家和我家只隔着两栋楼，但却好像隔着一个世界。
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常常在院子里逡巡，只要听到一点动静就会条件反射地抬头，但刺目的阳光里再也看不到从天而降的张昕和严浩，于是怅然若失。我站在院子中央，踮起脚向二楼眺望，阳台的门窗总是关着，风一吹还有大蓬的灰尘扬起，完全不象有人的样子。晚上也听不到楼上的动静，连开关门的声音都没有。我甚至开始怀疑严浩的父亲从来就没有在这里住过。
最后我走到围墙边，在我和张昕摔倒过的地方躺下。身下是被太阳晒得滚烫的水泥地，我“大”字形伸展开四肢，目不转睛地向上凝视，我幻想只要自己有足够的耐心，就会看到张昕的裙子象花朵一样在空中绽放，就会看到严浩从阳台上探出头来对我笑。但我总不能坚持到底。我闭起被阳光刺得酸痛模糊的眼睛，看到眼前的黑暗里有一些深红色的光斑，然后感觉到有水滴从我的眼角流过面颊，留下两道痒痒的痕迹。
有时我独自去我们都已成为常客的那家录像厅看录像，每次都仔细打量周围的人，期望能搜寻到严浩和张昕的身影。那个胖大妈现在也和我面熟了，但她不再象过去那样絮絮叨叨了，胖墩墩的身体也显得臃肿疲惫。“最近见到过严浩吗？”我问。她总是摇头。有一次她叹了口气，说：“小浩那孩子，能有你这样的朋友，真是他的运气。”
我不知道她凭为什么认定我和严浩不同。这一点让我感到难过，不知道是为严浩还是为自己。
1993年，家用录像机已经在商场里随处可见，很多录像厅都改装了大投影屏，所以这家仍只有一台旧彩电的录像厅的生意变得非常惨淡。实在没有客人开不了场，胖大妈就搬个小板凳拿把蒲扇坐在门口乘凉。我也懒得立即回家，常常到隔壁的棒冰摊买一瓶汽水，蹲在街边陪她说话或发呆。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给我讲起了她的儿子，她说她儿子被文革耽误了年纪，没念过几年书，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在弄堂里混，打架在整个区里都出名，小半辈子都在牢房里耗过了。后来总算是懂事了，找了个老婆，开了这么一个小录像厅想好好过日子，却被当年的仇家寻上门来一刀从前胸捅到后背。
“那天早晨我和他媳妇在买菜，他媳妇想多买点肉做他最爱吃的红烧肉，我还不舍得，在菜场磨蹭了老半天。回来的时候看见门口都是人啊，他躺在一进门的地上，血流得满屋子都是，人早没气了，眼睛倒还睁着……
“我那儿媳妇，我一直劝她再找个婆家，她不肯，我知道她是担心我这个孤寡老婆子自己一个人活不下去。现在她每天在菜市场摆摊子卖卤菜，起早摸黑的。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实在是个祸害呦！现在想想，还真不如小时候就死了算了，也不至于让我这把年纪还掉眼泪，不至于苦了他的好媳妇……”
胖大妈用手去擦眼泪，却哆哆嗦嗦地没擦到，扑簌扑簌地落在地上。我想起严浩没回家的那天晚上所说的话，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胖大妈哭了一会，渐渐地自己停住了。天色也暗了，于是我起身退了汽水瓶回家。但她却在背后叫住我，告诉我这条小街过些日子要拆了，要拓宽修通汽车的公路，动迁后她也没力气再替死去的儿子守这个录像厅了，所以录像带都要处理掉，让我挑几盒算是留个纪念。我起初想拒绝，因为家里也没有录像机，但胖大妈一再坚持，拗不过她我只好去了。我挑了《旺角卡门》和《天若有情》，还意外地挑到了两盒外国的文艺片--或许因为没人爱看所以从没放过，一盒是《日瓦戈医生》，另一盒是《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沿着大院围墙的墙根一边吸烟一边漫无目的地瞎晃悠，最后走到了张昕家的楼下。夜色慢慢降临，她家亮起了灯光，我徒劳地用目光辨别着那扇窗户后隐约晃动的人影，守望了很久很久，全然不知饥饿和疲倦。
月亮升起来了，离我很近的样子。
25
开学报到那天，我缴完学费，领了书，在班会开到一半时就借口上厕所离开了教室，走出校门，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买了包烟和一瓶汽水。汽水喝完，我接着抽烟，一支烟抽到一半的时候，对面的学校大门里开始有学生陆陆续续地出来，并渐渐达到高潮。人走得差不多的时候，我才看到严浩，他单肩挎着书包，低着头慢慢吞吞地往外走。我喊了一声，他抬头看到我，站住了，我急忙把书包背好跑过去。
一个多月没见，他瘦了很多，眼睛里也有血丝。我问他搬到哪里去了，那个接他们的男人是谁，他都不愿回答，并且不耐烦地叫我不要再问。
这时我们拐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天太热，所以没有行人，所以当两个原本靠在路边树下的看起来像是流氓的家伙大声招呼我们过去的时候，我预感到事情不妙。正在考虑是否回头逃跑，他们已经小跑过来堵在我们面前。
这两个家伙大约都二十来岁，一个矮胖，拖鞋加西装短裤，一副受气包的表情。另一个穿着包紧屁股的喇叭裤和短袖衬衫，长得精瘦，头发和指甲都又脏又长。两个人站在一起就像《鹿鼎记》里的神龙教胖瘦尊者，十分可笑，但这种情况下我实在笑不出来。我想起刚才曾路过一个西瓜摊子，于是我扭头望去，发现那个摊子距离我们只有十几步远，但是摊主一接触到我的目光就立刻把头扭向另一边，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两位小同学，身上有零钱吗？大哥哥最近手紧，借一点来用用好伐。”瘦子说着，亮出一把弹簧刀，“啪”的一声打开。刀是货真价实开过刃的，边缘在阳光下有一条晃眼的亮线。
我把手伸进裤袋，捏住里面仅有的二十元钱。这时我听到严浩开口：“我们没钱。”
瘦子眯起眼睛，脸上浮起冷笑，把我们上下打量了一遍，说：“自己把裤袋都翻出来，书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胖子也朝严浩抬抬下巴：“你，把皮带解下来给我。”
我看到严浩脸上突然出现极不耐烦的神情，他皱起眉头，把书包随手丢到地上，转身往回走。“册那侬这小瘪三想做啥？给我站住侬听到伐！”瘦子喊了两声，但严浩就像听不见一样毫不理睬。瘦子骂骂咧咧地刚想追过去，却又目瞪口呆地站住，胖子脸色也变了，我扭过头，看见严浩提着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正冲过来，那个装瞎的摊主在他身后傻站着，大张着嘴。
“把刀扔到地上。然后给我滚得越远越好。”严浩说，眼睛定定地看着瘦子。此时他们俩之间的距离不到半米，我看到瘦子的手有点颤抖，而严浩的面无表情却显得异常凶狠。僵持了一会，瘦子极力挺直的身子颓然一坍，丢下刀转身就跑。胖子小声骂了一句什么也跟上，很快两人就消失在小街的尽头。
严浩把地上的弹簧刀拾起来，原路返回。我也追上去，和他一起走到那个摊主面前，一声不响地看着此人。这个面相忠厚的家伙被我们的目光逼得有些不知所措，一脸尴尬地低下头。
突然，严浩甩起一脚把一个西瓜踢飞了。我也立刻跟着动作，把全身力气都用在脚上，和他一起疯狂地乱踢西瓜，一直踢到我们俩都精疲力竭、大汗淋漓。西瓜在整条小街的路面上滚得到处都是，有的兀自原地打着转。我和严浩气喘吁吁地四目相视，不约而同地笑了。
26
正式开课后，我经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找到严浩，一起到一楼废弃的一间教室，从窗户翻进去，坐在靠近后门的角落里抽烟。有时则是他来找我。
那间教室好像从来没人打扫，就像一个被世人遗忘的角落。我们丢在那里的烟头越积越多，最后形成夸张的一大摊，让我自己每次第一眼看见时都感到触目惊心。“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我问严浩。他思索了片刻，回答：“干牛粪。”
放学后，我们俩都是等其他人走光了才并肩走出空空荡荡的校门。我们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象过去常干的一样，在外面无所事事地东游西荡，在黄昏的大街上迎着晚风吹口哨，或者一起骑坐到慢车道和人行道之间的栏杆上，叼着烟打量来来往往骑自行车的路人。有时，一些心理素质不太好的家伙会被我们看得疑神疑鬼，以至车开始骑得歪歪扭扭，甚至终于发生了一些小小的车祸，于是我们一边吸烟一边看他们吵架。
看很多上海人吵架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他们惯于相互指责，彼此推卸责任，表情和语言都极富戏剧性，能够将一件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演绎出如歌剧般震撼人心的视听效果，通过运用各种听起来残忍至极的恐吓和威胁，以及一些领袖般的经典手势。但其实他们都是面恶心软的人，动武的邪念早已被妥善收藏在裤裆里，不会也不敢轻易掏出来。
所以有时我会怀疑自己并不是上海人。这是我和严浩用以没话找话的讨论话题之一。我煞费心机地搜集了不少这样的无聊话题用以避免我们之间无话可说，但更多的时候我们确实无话可说。
过去我们也经常沉默着发呆，那时的发呆虽然谈不上满足却很自然，但现在我无话可说时会感到很焦虑。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焦虑，似乎是不太适应，似乎是因为我和严浩之间少了什么。我一直在分析这个问题，我闭着眼睛在脑子里通过复杂的推理搜寻各种抽象的依据，但毫无所获。直到有一次，在睁开眼睛的一刹那，我竟幡然醒悟--过去在我和严浩之间，总是坐着张昕。
27
有一天傍晚，我们走过一片旧房翻造的脚手架时突然听到头顶上传来打闹声，于是后退几步，站在隔离带上抬头观望，看到几个民工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打成一团，粗口乱爆，人影纠缠。
突然，伴随着一声短促的惊呼，一个人从人堆中翻落下来。他的身体在下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一根又一根的木桩阻挡，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弹跳起来，变换一下姿势和角度再继续坠落，最后象没有骨头的一袋碎肉一样砸在脚手架下的阴影里。一大蓬灰尘扬起，一颗碎石飞溅到我脸上，火辣辣地痛。
我茫然地站在原地，远远地望着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他脸朝下趴着，两条胳膊以奇怪的角度被折叠在身体下面，象是被塞进体内去了一样，没有声息，一动不动，似乎也没有看到血。
“他死了吗？”我有些恍惚地问严浩。
“早就死了。还没有落到地上就已经死了。”严浩冷冷地回答，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象是在说出一个无庸置疑的真理。我扭头看他，看到我们身后围观的人越聚越多，在他们的惊叹表情的反衬下，严浩的一脸平静显得异样离奇和不可思议。
挤出人群，走了几步之后，突然猝不及防地感到一阵恶心涌上喉咙。我这才反应过来，这是自己第一次亲眼见一个活人如何在眨眼间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