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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浩每个月开给我两千块工资，并且他自己换了个新手机，把原来用的那个给了我。两个手机都是爱立信788。中国电信比强盗还黑，那时这个型号的手机加张139的卡总共要6000多元，我这样一个穷学生根本买不起也玩不起。所以我想推托，但严浩却宣称这是出于工作需要，是公司给我配的，电话费也可以报销。
我接下手机，当即打电话给阿米，把手机号码告诉她，顺便问她有没有空出来一起吃顿饭，和严浩见个面。她回答说这段时间折腾备考忙得要死，等有空再打电话给我，并让我带她向严浩道歉。我只好作罢，但心情很有些沮丧。
挂掉电话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站在严浩身后的赵志鹏脸色有些阴沉。仔细一打量，才发现严浩只给他配了个呼机。
沮丧是暂时的。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转移了。
因为有很多娱乐餐饮业的客户都会选择将部分费用折合成消费券的结算方式，所以严浩谈生意的地点也随手中的消费券变换而不断转移。很多消费券都有作废期限，所以没有生意可谈的时候我们就只好自己努力奢侈，夸张的时候经常在一家酒吧花一个晚上把酒单上所有的调酒全部点一遍。
我跟随严浩出入在各种档次的餐厅、俱乐部、会所、酒吧、保龄球馆、桑拿中心，见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我在大学里自以为已经丧失的好奇心又被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上海夜生活激发出来了。因此，大四开学之后，我干脆不在宿舍住了，把大部分行李搬回家里，除了不得不挣的学分和不能不见的阿米，一门心思地跟着严浩混。更可笑的是，我竟煞有介事地将此理解为一个未来的作家在体验生活和积累写作素材。
严浩告诫过我不要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但我不是他，我做不到，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做到。
严浩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定期更换的性伙伴，有时干脆直接练小姐。他处理性生活就像他谈生意一样简单直接，对象有了就办，办完了就散，从不拖泥带水也从不牵扯到感情。
后来我才发现，严浩对于女人的态度是重逢后他身上最让我不可理解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让我感到惶恐。有一次他在酒廊的包间里*一个小姐的时候，仅仅因为那个小姐在关键时刻出于讨好而大喊了一声“我爱你”，他竟勃然大怒，一脚把小姐踹出隔间，然后当着我和赵志鹏的面对她拳打脚踢。我认识他至今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狂暴，看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赵志鹏冲上去把他拦腰抱住，我回过神来乘机把小姐拖出门去，真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婊子会不会被他活活打死。
我和赵志鹏一起把他按倒在沙发上，松开他的领带和衬衣，拍打他的脸，又让服务生送来一杯热茶给他醒酒。
“你究竟怎么了？让一个小姐气成这样，至于吗？”
“*她妈的贱货，居然乱喊‘我爱你’，她配说这句话吗！*她妈的……”严浩眼睛血红，喃喃自语地骂着，从我手中接过茶杯，猛灌一大口，狠狠地砸向房间的角落，茶叶和汁水溅得到处都是。
我怀疑，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忘记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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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浩有固定的小姐来源。当年他的另一个小弟--绰号“小伟哥”的那个杨伟，如今已是上海滩著名的“鸡头”新秀。职业化的说法是“小姐领班”，国际标准称呼是“皮条客”，而我们都叫他“老鸨”。
此人历经多年，长相没有丝毫起色，反而变得有些娘娘腔起来，染黄了头发，带着耳坠，穿衣风格十分*包。最重要的是他怀揣一个让色狼们垂涎向往的黑皮小本本，里面有近百位小姐的电话号码和自我简介，譬如是愿意出台还是仅仅三陪，擅长磨枪还是吹箫，报价如何等等，部分还附有近照，堪称标准化管理，弄个ISO认证都没问题。
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的敬业精神。据他自称为了要对大家的身心健康负责，所有经他手发出去的小姐他都会先亲自*一*。“有艾滋也应当我先翘，不能害了客人。”这是他的职业宣言兼口头禅。
所以他果真翘了。不是艾滋，是淋病。所谓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此人胡乱吃了些抗生素和消炎药便又顽强地奔赴安检岗位，最终导致重复感染，上厕所尿个尿要滴滴嗒嗒好几分钟外加鬼哭狼嚎，走路腿都并不拢更别提跑，不得不乖乖进了医院。如今命根子是治好了，但是生育能力也彻底丧失了。
“这辈子的避孕套钱都省下来了。”小伟哥坐在严浩公司的沙发上花了近一个小时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完自己的英模事迹，以这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句话慨然作结。我已经听得脖子都酸了，总算松了一口气。扫视周围的人，发现个个都表情平静毫无反应，由此猜测出这房间里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次听他做报告。
那天严浩过去在黑道上的一票老朋友成功地帮公司追回来一笔为数不少的欠款，所以严浩召来小伟哥让他准备一些小姐以供庆功之用。当天晚上严浩在仙霞路上一家日本人开的小型KTV包了场子，酒色声香，*声浪语，场面混乱至极。
我和那些黑道人物没什么话可说，对小姐也敬而远之，所以一个人坐在角落独自抽烟喝酒。几瓶洋酒被众人消灭之后，有人开始吸毒。毒品竟然也是小伟哥提供的，而他自己就是资深道友。旁边一个喝得面红耳赤的家伙卷了支大麻递给我，我摆手拒绝，他自己叼上，点着，猛吸了一大口，突然一扭头恶作剧地喷在我脸上，熏得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强忍怒火，跑到洗手间对着马桶呕了半天。用冷水洗脸的时候手机响了，我迷迷糊糊地从裤兜里摸出手机，接通，却什么也听不到，估计是信号太差。我掐掉电话后才发现已经有四个未接电话，全是阿米打来的。
我踉踉跄跄地一路扶着墙壁摸索到大门外，被夏夜的晚风一激，总算恢复了一些意识。我在停车位边上找了一辆车靠着蹲下，拨电话给阿米。电话通了，那边不说话，只听到隐约的呼吸声。
“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生气了。”
“为什么？”
“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我担心死了，刚才好不容易通了，你竟然还掐我电话。”
“嗯，地球的信号不太好，什么都听不见。现在我在火星给你打呢。”
阿米哼了一声，说：“老实交待，是不是背着我在和别的女人乱搞呢？”
“是，被一个中队轮*了，连鼻子和手指她们都不放过，现在全肿了。”
“别开这种玩笑，我不爱听。”
阿米的语气听起来确实不是适合开玩笑的样子。我只好老实赔不是：“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和严浩一起在陪他的客户呢，刚才里面太吵，没听到手机响，所以现在出来给你打电话了。”
“……”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你别还不说话呀。”
“如果你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我就再也不让你碰我。”
阿米说得很认真。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此人必定已经没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好好好，不碰你，咱们以后对着手*。”
“你--”
“不说了不说了--到底什么事？”我笑着问。
“你不是想让我见见你的那个好朋友吗？明天可以吗？”
“可以啊。你不是特别忙吗？怎么明天会有空了呢？”
“呼，忙得快抽筋了，毕竟性命要紧，就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了。还有就是--”
“是什么？”
“我想你了……”
“想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下面都湿了？”
“你坏啊！”
“我也想你了。明天在家等我电话吧，一起吃顿饭，和严浩见个面，然后我们大战三百回合。”
“三百回合？你行吗你？”阿米笑了。
“你等着求饶吧！”
打完电话，我刚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裤裆里已经有了反应，只好又蹲了一会等它老实下去。回到场子里，我在光迷影乱中顺手从茶几上摸了一支不知谁丢在那里的没过滤嘴的香烟，点上吸了两口后感觉味道不太对，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和烟丝掺着重新用烟纸卷起来的大麻。
手制的大麻烟卷和普通烟卷的外观差别其实蛮大的。我之所以会看错，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我喝多了。
我确实喝多了。我抽掉了那支大麻，并且特别想念阿米。
117
严浩在东平路上一家新开不久的泰国餐馆订了位子。我们刚坐下没多久，阿米也准时来到。我本以为此人已经被二十六个字母折磨得不象中国人，谁知道眼前的她浅笑吟吟，清新可人，衣着穿戴也看得出来是精心准备过的，可想而知是很照顾我在好朋友面前的自尊心。我扫视一下周围的桌子，发现有好几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都在用幽怨的目光盯着素面朝天的阿米，不禁有些得意非凡。
但是当阿米在我和严浩中间落座时，我才突然在刹那间惊觉，我们三个人现在的位置关系竟完全如同于多年前的某个夏天，唯一不同的是，张昕换成了阿米。散落多年的拼图被悄无声息地拾起，每一块都带着撞击的刺痛归位，再现的画面隐隐作祟。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米和严浩都更像一对，相貌以及穿着。
“你怎么了？看到美女了？”阿米扯了扯我的头发。我从呆怔中清醒过来，看到此人正睁大眼睛装模做样地四下张望。
“别找了，你一进来，这个餐馆里就没有一个能称之为‘女人’的动物了。”我笑着告诉她。这一吹捧显然让阿米颇为受用，她不好意思地做了个鬼脸，面泛红晕。
服务员在我身边上菜的时候，我悄悄低头瞄了一眼自己，看到已经磨烂的牛仔裤裤脚上还留有前几天下雨时沾上而又干掉的污泥斑点，从不擦的旧皮鞋也面相欠妥，只好努力欠身，将两条腿盘起尽量伸进桌子下面。
不管怎么说，这顿饭吃得还是很愉快的--虽然我认为泰国菜和中华美食比起来堪称垃圾，连阿米做的家常菜都不如。
阿米在公众场合始终是优雅得体，无可挑剔。严浩的面上也一直露着微笑。中途在阿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有些不怀好意地对我叹了口气：“不容易啊。”
“什么意思？”
“你这样没前途的家伙，要守住这么优秀的姑娘，不容易啊。”严浩一边喝肉骨茶一边摇头。
“拜托！你怎么和我妈一个德行，给我点自信好不好？”
“好，你要就给你。”他顿了顿，笑着看着我，“祝你们俩结发携手，一起晕晕乎乎地混完这辈子。”
“托你的口福！”我笑着举杯。
这时阿米回到座位，不明所以地打量我们：“趁我不在，说我什么坏话呢？”
“严浩说他刚才第一眼看到你就被你迷住了，是不是严浩？”
严浩微笑颔首。
阿米呆了一下，脸红了，攥起拳头捶我：“死老雨，就想把我送掉。”
“他可舍不得把你送掉。”严浩扭头对阿米说，“他这种人，越在乎什么越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自小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哦？是吗？”阿米睁大眼睛左右打量我。我讪笑，埋头扒拉盘子里难吃的虾酱炒饭。
“好了好了，别扒拉了，知道你不爱吃，再扒拉我都要倒胃口了。”严浩拍我的肩膀，我面红耳赤地放下勺子，看见阿米捂着嘴对我笑。
这顿饭吃了一千多元，严浩用现金结的账。
饭后严浩独自开车离去，我和阿米一起打车回她的公寓。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拦腰抱起直奔卧室。她扭来扭去地想要挣脱：“别这么急啦，我们先洗澡好不好？”
“不好。”我断然拒绝。
“身上脏死了！床上是要睡觉的地方呀……”
我略一思索，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扭头直奔客厅，把阿米扔到沙发上。
“这里总行了吧？”我一边飞快地脱衣服一边问。她笑着骂了一句“色鬼”，也开始自己脱衣服。**的中间我出了一身汗，眼睛被汗水糊弄得无法睁开，只好暂停，腾出手去摸到遥控器打开空调。完事后我一个翻身从沙发上滚坐到地上，喘息不已。休息了一会，起身去厨房从冰箱里拿了两罐雪碧，回到原处坐下，打开一罐反手递给阿米，再打开另一罐直着脖子猛灌了几大口，这才恢复一些。
过了一会，阿米从后面伸过来一只手，轻轻抚摸我的脸颊。或许是因为刚握过易拉罐的缘故，她的手掌心里冰凉冰凉的，让我感到十分舒服，情不自禁地把头向后仰靠在她柔软的身体上，闭起了眼睛。
“你觉得严浩怎么样？”我问。
“挺不错的，又有卖相，又有气质，能迷倒一片小姑娘。”
“你被迷倒了没有？”
“没有啦。我不会爱上他这种男人。”
“为什么？”
“他看起来太聪明，也太复杂，很难摸得透，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放下手里的易拉罐，扭头恶狠狠地瞪着她。她被我瞪得有些紧张了，问：“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我头脑简单？”
她微启嘴唇，愣了片刻，突然笑起来：“完了完了，说漏嘴了，被你发现了……”
“还笑还笑！再笑我就把你吃掉！”我龇牙咧嘴地威胁她。
“吃啊吃啊，硌掉你的牙！”此人满不在乎地一扭头。
话音刚落，我就一口咬在她的小腹上。我咬得并不重，但这个突然袭击让她受惊不小，“啊”地一声惨呼，顿时重心不稳，一扬手把易拉罐甩飞出去，从沙发上翻滚下来。我急忙张臂接住，让她整个人正好压在我身上。她的皮肤因为紧张而出了一层小疙瘩，双臂紧紧抱住我的脑袋，一动不动地喘息了好半天。
“知道厉害了吧，还敢说我蠢吗？”
“不敢了不敢了……”她一叠声地说。稍顷，又轻轻地叹了口气，用脸颊摩挲着我的胸膛，更用力地抱紧了我。
“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你蠢。”
“真的？”
她的脑袋擦着我的脖子动了动，象是在点头。
“你真的不蠢，但是很矛盾。”
“矛盾？”
“嗯。你的身上充满了很奇怪的矛盾。”
“什么意思？”
“我也不能表达清楚。好像就是说，你表面上总是想做出很玩世不恭很痞的样子给别人看，但其实你心里有一些很固执的东西。或许就是因为你太在乎它们，所以才把它们藏起来，藏得太深了，自己都看不到，但是与你亲近的人反而或许能看到。”
“真的是这样？”
“我猜是这样。其实应该不是只有我看出来了，我想，小白，严浩，他们一定都看出来了，否则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和你差别都那么大，却都能把你当作好朋友？”
我突然发现阿米的口气不象是随口开玩笑。也就是说，这是她第一次在认真地对我做出评价。我不再开口，脑子里开始回想她刚才所说的那些话，竟有些茫然起来。如果阿米所说的是事实，那么难道在我们中间，我是唯一一个不了解我自己的人？
我真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吗？我真的把很多东西藏在了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吗？我试图在意识里向自己的深处探寻，但猝不及防地突然弄痛了什么部位。我的手臂不由自主地用力，因为我竟感觉到所有未能与阿米的身体贴紧在一起的地方都在疼痛。我想起了那个伤口，那个我看不见的伤口。我用力抱紧阿米，刹那之间，我竟强烈地祈望能够和她融为一体，不是通过性交，而是还原，还原成一个即使一起破碎都不会分裂的共同体。刹那之间，我想我的拥抱勒痛了阿米，因为她的身体在颤抖，在本能地反抗着--“小雨，你怎么了？”她担心的问。
一切幻觉都消失了。仅仅是刹那之间。我清醒无比，喘息一声，颓然松开双臂。
她用胳膊撑起上身，凑近我的脸，仔细观察我的表情：“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事了吗？”
我迎着她的目光呆了一会，笑了笑：“我想到--我们应该起来去洗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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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在自己有钱能够买一双新皮鞋之前，不再和阿米一起出入任何上档次的餐厅。
所以当阿米GRE考得高分，宣布要请客吃饭的时候，我强烈推荐了她住处附近的一家装修简陋的小湘菜馆。满满一桌子菜，把我们三个人全部填饱，辣得满头大汗，最后结账才不过一百多元。
但料想不到的是，我和阿米刚回到她的公寓便开始抢卫生间，几趟来回之后简直生不如死。最后还是身为罪魁祸首的我强忍着腹痛出去买了大堆药片回来，凄惨的是买药所花的钱竟比吃饭用的还多。
我和阿米各自吃了药，然后象苦命鸳鸯一般在沙发上相互依偎。这时严浩打来电话，原来此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比我们更惨的是他开车回去的一路上就要不停地找厕所，还因为乱停车而被贴了罚单。我和阿米在幸灾乐祸上达成了极卑鄙的共识，一起在电话这头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严浩扬言要扣我工资，但最后还是把厚厚的工资袋扔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工资，我让阿米领着出去逛了一个下午徐家汇，买了一双她帮我挑中的皮鞋。我当场美滋滋地换上新鞋，然后带她到华山路上一家不错的本帮菜馆大吃了一顿。
几天之后，我怀揣着剩下的钱独自去老城隍庙的金银首饰柜台晃悠了一圈，对价格有了概念之后却只能黯然神伤，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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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外公家里出了事。虽然父母都极力试图向我隐瞒，但我仍然从他们的私下交谈和与亲戚间的电话中听到了一些情况。简单点来说就是--外公阔别几十年的老同学来上海了。
根据我断续了解整理得出的结果所知，这个神秘人物是外公的学妹，前国民党少将的女儿，曾在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四十年代与外公在校园里深深相爱。解放前夕，她全家随军迁往台湾，而当时已加入九三学社投身革命的外公，满腔激情地要为新中国崛起发光发热，所以拒绝了她家的提亲，选择了留在上海。并最终顺从父母之命，与之前素未谋面的出生于苏州书香门第的外婆成了婚。而此人去台湾后也在家庭的安排下与她父亲的一位得力部下结合，并未育有子女。1987年蒋经国先生宣布台湾解严，政治文化解禁，她丈夫因其退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被借台北民众游行之机寻仇闹事的原住民暴徒在家门口活活殴打致死，自此孤孀一人。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后，她便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外公的消息，直到今年才获得线索，只身前来内地与外公重逢。
一天晚上，我吃完饭正准备回房间的时候，母亲突然在背后叫住我。
“你外公下午打电话过来，说他的老同学明天下午要回台湾去，走之前想见你一面，明天中午要你过去一起吃个饭。你去不去？”
我回过头看见母亲背对着客厅里照射出来的灯光，隐隐约约的面上有欲言又止的神情。这几天她脸色一直不好看，我知道她一定是不希望我去。
“我去。”我回答。走进房间，反手关上门。
我开始翻箱倒柜，折腾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从被压在书橱底的一本旧语文课本里翻出了当年从外公给我的书中掉出的那张照片。我坐到桌前，就着台灯光细细端详相片上那个穿着大襟圆摆中袖齐肘的白衫和黑色绸裙，笑得很甜美的女学生；那个狐狸脸、鼻梁削挺、唇角如线、妖娆妩媚的女人。
这个叫做“紫兰”的女人和外公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有一个约定，他们约定要“再见”。
多年前我曾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真正亲眼见到照片上的这个女人。而现在，我强烈地感觉到明天我将要见到的所谓外公的老同学极有可能就是此人。想到这里，我竟有些隐隐的激动。
就在我沉溺于遐想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严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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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了吗？”
“没有。”
“干什么呢？”
“发呆。”
严浩不再出声。又隐隐约约地似乎是在咳嗽。
“你在哪？”我问。
“车里。”
“车在哪里？”
“你家院子外面。”
“等我一下！”
我挂掉电话，把相片放进抽屉，穿上衬衫推门出去。客厅里伸手不见五指。我小心翼翼地走过父母卧室的门口，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开灯换鞋的打算。穿着拖鞋晃晃悠悠地走出院子，迎面看见严浩的黑色桑塔纳。车已经熄火，车窗开着，他头搭在车门上，一只胳膊伸在外面，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手指间有一个红色的光点在夏夜的晚风里隐约闪烁。
我打开车门，把一堆乱七八糟的CD、罐装啤酒、盒装避孕套等物品推到另一边去，钻进后座。
严浩依旧没有动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表情慵懒，目光涣散，呆呆地不知道在看着什么地方。然后我感觉到车厢里弥漫的烟味不太对。“你在抽什么烟？”我问。他没有回答，把另一只手里捏来捏去的一个中华烟盒丢给我。我打开，看见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
他动作迟钝地侧了下身子，半边脸扭向我，慢慢地吐出一口烟，沉默了片刻，问：“去不去喝酒？”
“可以，我没问题。可是你这样还能开车吗？”
“开了才知道。”
“那就快开吧。”
吸了大麻的严浩将车开得非常野。桑塔纳在他的驾驭下，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水泥路面上甩出一条又一条优美的弧线，超过一辆又一辆车。大麻的药力作用似乎已经度过焦虑期进入爽朗期，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面带微笑，眼神安定，动作灵活，并且哼起了张楚的歌：“生命象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我们在一家爵士酒吧花了三个小时喝光了一瓶Black Label，吸掉了两包Mild Seven，最后我实在撑不住困劲，提议回家睡觉。
“都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就在外面找个地方过夜吧。”严浩说。
我把下巴搁到桌子上，呵欠连天地看着他。他笑了：“别装苦瓜了，让你挑地方行不行？”
车在市区兜了两圈之后，我挑了一家门脸看起来挺上档次的洗浴中心。
这个洗浴中心我是第一次来，但这里的经理似乎认识严浩，态度客气得有些不同寻常，让我不禁有些纳闷，但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劲来问了。洗浴中心的按摩小姐倒是堪称正点，给我按摩的时候我那玩艺竟不争气地竖了起来，弄得我非常难堪，而小姐只当没看到。
做完按摩后我和严浩裹着浴巾在包厢里看MTV。他把剩下的大麻取出来，弄碎，剥开一支卷烟，把烟丝和大麻掺在一起，再用烟纸重新卷好。我在旁边迷迷糊糊地看得来了点兴致，加上头疼得简直无法忍受，便学他的样子来了一遍。但手太生，卷得很松，刚点着就灭了。最后还是严浩帮我重新卷了一根。
这是我第二次吸大麻。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自己轻松愉快起来。房间里所有的颜色都变得特别鲜艳，纯洁而又美好，鼻孔里缓缓飘出的烟雾也轻盈曼妙。我看到严浩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看不清楚他的轮廓，但他腿上的每一个毛孔却都像在望远镜中一样清晰可辨，真是非常有趣，让我觉得如此好笑，笑个不停。笑声清晰而遥远，仿佛时空被折叠，回忆就摩娑在耳边。
我浑身松软地躺在沙发上，将要睡着的时候，恍惚地看到门被打开了，一个身材迷人的姑娘从我眼前无声无息地走过。我看到严浩抱住她，一只手抓住她的乳房，然后一起在我朦胧的视野里沉下去。沉下去，慢慢地深深地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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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沙发上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隔夜的烟味、酒味和不知出自何处的香水味混合成一种让人作呕的恶心气味。我坐起身，先是被熏得一阵眩晕，接着便感到头痛欲裂。找到拖鞋后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几步，却差点被睡在地毯上的严浩绊倒。
找到一个装的是水却酒味扑鼻的杯子猛喝了两口，我才缓过些神，然后猛然想起陪外公的老同学吃中饭的事。急忙找到手机打电话到家里向母亲问明了就餐的时间地点，发现可用时间已不多，于是又把熟睡的严浩弄醒，让他赶快穿好衣服开车送我去。
离开洗浴中心的时候严浩在柜台拿了一包香口胶，我们一人嚼了几条以对付自己严重影响呼吸质量的恶劣口臭。当班的经理陪着笑把我们一直送到停车位。车门关上后我问严浩为什么没有结账，因为据我所知严浩和这家洗浴中心并没有业务关系。他只回答了一句：“这里我不用结账。”
由于我出门时穿的是拖鞋，所以不得已让严浩脱下他的皮鞋来让我穿了。严浩赤着脚踩下油门。半个小时后，衣衫不整浑身怪味的我狼狈不堪地拖着至少大了两码的皮鞋在南京西路下车，走进上海商城下面的西餐厅，见到已等候多时的外公和他的老同学。事实上，若不是外公的那个老同学在座位上远远地看到了我，形象欠佳的我极有可能立即被身后气势汹汹追进大堂的两个保安拖出门去。
“您怎么认出我来的？”落座后我问外公的老同学。
“你外公一直和我提起你，我听他说过你是长头发。”她笑吟吟地看着我回答。
她表情和蔼，目光亲切，让我放松了许多。后来吃饭的过程中我一直偷眼打量她，按我的推算，她的年纪应该与外公差不多，但是保养得很好，气质极佳，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而不像我外婆那样被命运浮沉刻下满面沧桑。衣着也很高雅得体，面料精细，毫无疑问价格不菲。
外公为我的迟到向她道歉，她眉目含笑地直说“不介意”。两位老人目光对视的时候，瞳孔里有分明的光芒闪动，让作为旁观者的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出他们年轻时曾有过怎样的激情眷恋。由此我更加怀疑她就是相片上的女学生，但毕竟两者的年纪相差了几十岁，实在难以从相貌上看出端倪，并且外公一直没有称呼她的名字，我也不便主动询问，所以还是无法得出确信的结论。
饭桌上她和外公聊起我的情况，外公居然把我评价为“一个在怀疑和反叛中成长的热血青年”。
“是啊，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从这孩子身上我能感觉到你年轻时的影子。”她对外公说。
正被一块在刀叉下滑来滑去的牛排弄得满腔怒火的我听到这句话，无地自容得差点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我急忙故作腼腆地低头陪笑，不让他们看到我燥热的脸庞。
饭后他们又聊了一些旧上海的趣闻，但关于我所好奇的他们的青春往事却避而不谈。最后外公的老同学未让我们觉察地让招待送来了账单，并极其自然地很快付了现金。我觑见了招待迅速合起的硬皮帐本间夹着的厚厚一叠百元钞票，也瞥见了外公脸上攸忽掠过的不易察觉的阴影。
走出酒店，外公送她去虹桥机场，我和他们挥手告别。离去前她塞给我一个红包，并说这是长辈和晚辈初次见面的规矩，不可推托。
上出租车后我拆开红包，发现里面是崭新的六百美元。二十分钟后这六百美元在中国银行被我兑换成近五千元人民币，又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和自己剩下的工资一起存了进去。按照我的估算，如果诸事顺利的话，明年阿米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能送她一份不寒碜的礼物。想到届时此人开心得要死的样子，我竟有些得意洋洋起来。
回到家发现父母都不在，留了张字条说是去探望外婆了。我刷牙洗澡，把散发着怪味的衣服扔进洗衣机，栽到床上，一直睡到被母亲叫醒起床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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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饭吃得怎么样？”饭后全家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母亲一边低头整理毛线篮一边问。
“嗯，很好。两个人都很老实，没动手动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母亲猛抬起头，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知道这个吗。现在告诉你了，该放心了吧。”我仰靠到沙发背上，眼睛继续看着电视，笑着说。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回头又没完没了了。孩子还小，有些事情以后他会明白的。”父亲转过身来想把母亲拉开，但是没能拉动。
“是，我小。妈比我还小的时候不就已经开始恨外公了吗？十几岁不就已经不打招呼地自己离家出走上山下乡去了吗？”我扭头看着母亲，“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他已经倒够了霉，他和你一样也是受害者，错的又不是他，也不是他那些搞笑的理想，错的是那个搞笑的时代！
“你看他那么不顺眼，又不愿意我帮他说话，不如当初就别把我生出来。现在后悔了吧？估计外公也早就后悔了，生出你这么一个不孝的女儿。”
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想必是根据经验知道我和母亲的战争发展到此已经没有掩旗收场的可能。
母亲甩开父亲的手，把毛线篮重重地丢在茶几上：“你知不知道，你外公前些日子把你外婆一个人丢在家里，和他的那个老同学结伴出去玩了一个星期！你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吗？”
“有什么不对？谁都明白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感情，更别说外公和她是自由恋爱，和外婆是包办婚姻。半个多世纪才好不容易再见上一面，一起出去走走很过分吗？”
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情绪激动得近乎不可理喻，正在迅速翻越理智的顶点--
“谁都不是神，谁都会犯错误。就算外公这次错了，他至少还有理由。可是你们为什么只对他那么苛刻而不看看自己呢？爸当初不是为了当个搞笑的狗屁红卫兵还带人抄自己的家批斗自己的老子吗！”
这句话从我口中出来仿佛一道闪电在房间里炸裂。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张开嘴，嘴唇颤抖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怔怔地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目光却渐渐空茫到洞穿了我的身体望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然后他慢慢地低下头，举起双手，捧住脸庞。我看到他哭了。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他最不能承受的话。
身体仿佛正在急速地下坠中，压力自脚下逼迫到脑腔，鼓膜涨痛。而一个重重的耳光扇在了我的脸颊上，咸涩的血腥味立即在口中化开。
我心头一片空茫，眼眶开始变热。这种状态下的我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只知道面对盛怒到浑身发抖的母亲，我冷冷地笑了。这种难看而冷酷的笑和严浩那种满不在乎的笑不同，这种笑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多少次在母亲的脸上看到，而现在，突然之间，我自己也拥有了。
我手脚麻木地站起来，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
我又停下，转过身。
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对母亲说：“你不用再给我织毛衣了，因为织好了我也不会穿。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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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介绍一下我父亲。
父亲的一生确实有够倒霉，充满了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他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自幼就不得我那对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深恶痛绝的爷爷的喜爱。后来没念几年书就撞上了文革，又被爷爷连带沦落为“狗崽子”。可怜的父亲那时一派天真，居然为了当上一名光荣的红卫兵而带领同学们抄自己的家批斗爷爷。红卫兵总算是当上了，但在1966年秋天上北京串联朝圣的途中，他却又被人指为“混入革命队伍的*细”而惨遭殴打，并被从已经开动的火车丢到月台上，摔坏了脊椎，自此落下腰疾，只要坐或蹲的时间太久就站不起来。
那年冬至的夜里，我爷爷上吊自杀了。爷爷被指为封建余孽、反动文人，自杀时穿上了长衫，用毛笔在墙上写下了王国维先生的半阙词：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父亲虽然颇为坚强地活下来了，但那个疯狂的年代实际上已经把他和他的青春一起给毁了。他没有朋友，性格多疑，懦弱寡断，经常唉声叹气。如果没有要强的母亲，真不知道我家现在会是什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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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大院门口，买了一包烟，点上一支吸着，发了一会呆，仍然无法理清脑子里的混乱思绪。忽然觉得十分孤独难过，便抓起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打到阿米的公寓。没人接。我犹豫了一下，又打到阿米的家里，听筒里却传来占线的声音。最后我打严浩的手机，终于通了。
“什么事？”严浩问。
“有空一起喝酒吗？心情很不好。”
“那就过来吧。”
“你在哪里？”
“在陪客户。人不多，你快点过来吧。”
“什么地方？”
“你打车到陕西南路肇家滨路，然后在附近让司机找一下‘梦娇歌舞厅’。二楼，九包。”
我按严浩的指示找到了目的地。推开包厢门，看见里面坐着四个人，严浩，一个小姐，另外两个陌生人想必是客户。其中一个看起来已年过五十，身材肥硕，正襟危坐，正表情严肃地拿着话筒和一个小姐合唱《春天的故事》。充满缅怀伟人深情的亮丽音乐和小姐身上少得可怜的几块布堪称滑稽的对比，那副假模假式的样子让我心里顿生厌恶。
严浩看见我，起身过来拉我一起去洗手间。出来后，他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支。
“究竟出什么事了？”他问。
“和我妈闹翻了。去你那里睡两天可以吗？”
“这么严重？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好像还是第一次啊。”严浩笑了，做势要研究我的表情。我一把推开他，叉开话题：“包间里那个老邦瓜（上海话）是什么来路？怎么看起来那么不地道。”
严浩摆摆手：“别提了，是个处长。这种体制内的官僚最难伺候，但这么难缠的也是第一次遇见。小伟的姑娘来过了几批场，一个都不满意，现在包厢里坐着的那个是这里驻店的时装表演队的，妈的，价钱又贵，又不出台。”
“不出台？”
“嗯，这群姑娘全是湖南妹子，带队的鸡头也是湖南人，我和他谈了半天都不行，说在这店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出门不行。”
“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
“我觉得他们恐怕有点问题。”
我们边说边往回走，快到包厢的门口时突然听见里面传出小姐的哭叫声。我和严浩相视一怔，拔腿冲进房间，看见那个处长正和身边的小姐在纠缠推搡。老家伙扯着小姐的头发，小姐哭得满面是泪。“赖处长，出什么事了？”严浩问了一声，两人这才停住。老家伙松开手，小姐泪眼婆娑地一抬头，正迎向我的目光。乍一打量之下，竟颇有姿色，心头不由一动。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问，“怎么了？”她紧张地看着我，慢慢松开按住裙子的手，裙摆滑落下去，露出大腿上一块青紫的淤痕，在包厢里如此昏昧的光线下看起来都有些触目惊心的扎眼。这时严浩走到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侧身让开，他也一眼便看到了小姐腿上的伤，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被老家伙掐的？”我问。小姐咬着嘴唇点头。
“你这个没大没小的小赤佬（上海话），怎么说话的？你说谁是老家伙？”赖处长在我背后气冲冲地鬼吼。我站起来，转身堵在他面前，冷冷地盯着他。我的目光掠过他比我矮一截的肩膀，看到包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一个脸色阴沉的精瘦中年人站在最前面，身后紧挨着两个面目表情象打手的家伙。我猜测这个中年人就是严浩所说的鸡头，但不知道他们这样袖手旁观是什么意思。
“说你是老家伙，老不死的，怎么了？”我盯着赖处长的眼睛说。我的来者不善显然让受惯逢迎的此人有些出乎意料，绽着肥唇竟一时语塞。
严浩走到门口，和那个中年人招呼了一声，“没事，出了点小问题，我们自己解决。”说着他把门在那人面前掩上，反锁，然后走回我和赖处长之间，问我：“你想做什么？”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心里油然一寒。赖处长却得意起来，大声地放话：“严经理啊，你还想不想做生意？想做生意就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手下！”
严浩没理他，看着我的眼睛，用同样的语气又问了一遍：“你想做什么？”
我愕然地迎着他的目光，突然发现他的嘴角已经在微微地向一边撇去，刹那之间恍然大悟，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想打这个老混账。”我回答。
笑容开始迅速地在严浩面上扩散开来，他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你先还是我先？”
“上次是你先，这回该我先了。”
我所说的“上次”，指的是中学时遭遇流氓抢钱的那一次。我们俩非常默契地相视而笑，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一些严浩所说的“做朋友不用相互摸透”的意思。严浩闪身给我让路，而赖处长早已被我们俩的对话弄得目瞪口呆，可能方才想明白了一些，紧张地用手指着我：“你，你们想干嘛？”
我笑着不回答，解衬衫的纽扣。另外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做势欲起，严浩伸出手，用一只手指对他摇了摇，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来一把弹簧刀，“啪”地一声打开。那个家伙面露便秘之色，老老实实地坐回原处，捧起茶杯装模做样地低头喝水。
我走到离赖处长不到半米远的地方，看着他的鼻子说：“老邦瓜，老混账，老不死的，你他妈的刚才说谁是‘小赤佬’？”说完我抬起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此人“哎呦”一声惨叫跪倒在地。我毫不留情地开始痛打他，从大二时打那个小白脸情敌之后我已经有近两年没有打过架了，所以一拳一脚都有释放库存的快感，把老东西打得哭爹喊娘，趴在地上直往桌子下面钻。我仍不住手，用脚狠踹他露在外面的肥屁股，就象严浩当年打猪头三时所说的，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果真舒服，简直畅快淋漓。
“差不多了。”严浩说着拉住我。我这才喘息不已地停下，坐倒在沙发上，从冰桶里摸出一罐啤酒打开拉盖没头没脑地狂饮。严浩则继续做收尾工作，招呼那个到现在还没喝掉半杯茶的家伙过来把赖处长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扶着送出门，还挥手告别，“慢走慢走，不送了啊，生意我们下次再谈！”随后扭头朝我招手：“我们也走吧。”
“急什么，休息一下。”我意犹未尽地回答。
“休息你个头！”严浩笑着骂我，“动静闹得这么大，指不准有哪个怕事的已经报了警，你想到我那里住呢，还是想让**到看守所领你回家？”
严浩不愧是老江湖，想事情就是比我清楚。我怏怏然起身，走到门口又想起那个已经被我们忽略了半天的小姐，回头告诉她，“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脸上依然有惊恐之色，让我愈发有些同情，想再说两句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对她笑一笑，转身出门。
我一转身时差点撞到了守在门外的那个中年人的鼻子。我扫了他一眼，他也对我笑笑，但那种笑容有种说不出的阴森味道。坐进严浩车里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小姐的惊恐表情，可能并不是我所猜测的余悸未消，而是在害怕这个中年男人。可是她在害怕什么呢？正转念间，严浩已踩下油门，答案不得而知。
我们一车开到衡山路，找了一家可以签单的酒吧坐下，两圈Tequila Bomb之后我突然想起严浩在包厢里掏出的那把弹簧刀。
“喂，你那把刀是哪里来的？没见你拿出来过啊。”
严浩笑眯眯地把刀摸出来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仔细看看，好好想想，这把刀其实你早就见过。”
我拿起刀对着光仔细端详，突然恍然大悟--就是当初严浩从抢我们钱的瘦子手上夺下的那把。回想起少年往事，不禁感慨唏嘘。
“这么多年了，你还随身带着？”我把刀丢还给他。
“是啊，这么多年了。”严浩向后仰靠到椅背上，拿着酒杯轻轻摇晃着里面的冰块，若有所思地盯着桌上的刀，目光有些凝滞。有那么几秒钟，我在他的表情中看到了极其罕见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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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严浩家里一觉睡到正中午，起床时发现他已经出去了。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家里打来的。我发了一会呆，最后决定什么都不想，到厨房里从冰箱翻出一袋速冻水饺烧开水下了吃了。吃完后也懒得再去学校，就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看，过一会换一个台。6点钟的时候屋里的电话铃响了，是严浩打来的，问我是否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我说不去了。挂掉电话，我走到阳台上吸了一支烟，看到外面不知不觉间昏暗下来的天色，这才突然反应过来秋天早已经来到了。
我磨蹭到7点多，穿好衣服出门，在一家小吃店吃了份盖浇饭，转了两趟车到陕西南路，在附近逛了一会商场，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瓶红花油，一条金莎巧克力及其他零食，居然还买了一盒太太口服液--付完钱后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提着东西晃悠到梦娇歌舞厅门口，看一下手机，时间已经差不多，就走进去，在大堂靠近舞池的角落找了一个两人的位子坐下，要了两罐健力士黑啤慢慢喝，一直耗到所谓的时装表演开始。小姐们身上的布料都一样少，面目反而容易辨认，要找的人刚一上场就被我看到了。她化着很浓艳的妆，笑容被灯光打得缤纷灿烂，身材很成熟，腿也很长，感觉似乎比阿米还要高几公分。谢幕时，我走到台前向她招手，她立刻认出了我，对我笑笑，退场后很快就换了一件旗袍过来，在桌对面坐下。
“昨天的事，谢谢你们啊。”她说。
“不用谢。我和我朋友都喜欢打胖子。”我笑着说，把东西拎到桌子上，推给她。她连忙摆手拒绝。
“拿都拿来了，就收下吧。红花油自己用，其它的零食分给你的姐妹。”我说。
她迟疑着把东西接过去，又说了一声“谢谢”。
“喝点什么？”我问。
“不，不用了！我还要……”她的脸上出现焦灼不安的神情，迅速地扭头看了一眼。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看到那个精瘦中年人正站在不远处的地方盯着我们。我朝他招手，他笑着走过来。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问。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一下你们聊完了没有。有客人点小云了，你也知道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数出三张一百元给他，说：“这些够台费了吗？麻烦你帮我向那个客人说声‘对不起’吧。”
“这个……”
“我和我那朋友都是这里的老客户了，总该照顾一下吧。”说着我递一支烟给他，拿起打火机要给他点火。“我自己来”，他摇手拒绝，自己用火柴点上，拿起桌上的钱，笑着说：“既然这样，那就照您的意思办了，我去跟那边解释一下吧。”走之前，他又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我对面的姑娘，“自己当心点，不要再惹客人不高兴。”姑娘连连点头。他被我目送着走到大堂门口，跟那里站着的一个打手模样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两人一起朝我这边又看了两眼。
“究竟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问题啊。”我扭头问对面的姑娘。
“没有，真的没有！”她急忙解释。
我放弃追问，点了一支烟抽起来。
眼前的这女孩和我过去常见到的那些小姐不太一样，看起来竟然很矜持的样子。而我从不和小姐直接打交道，所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僵持了一会，她小声地问我要不要服务，我说不用。她说你付了钱啊，我笑笑，说我只是昨天答应你要来看看你的。她又不说话了，表情有些茫然。
为了叉开话题，我给她讲了下午在电视上的社会新闻里看到的一则报道，这件事颇为凄惨，所以印象深刻。大致经过是：武汉的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女方家里嫌男的太穷，男的受不了羞辱就决定南下深圳**。女的求他不要走，说她不介意他穷，愿意和他私奔。但男的要面子，宣称要挣够了钱回来光明正大地娶她，还是走了。刚到深圳时从小工做起，很苦，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和女友每周彼此一封的情书。后来此人终于混出了头，开了自己的公司，野心也越来越大，连信都没空给女友写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女友的电报，说当天夜里有一班深圳到武汉的火车，她会在车站等他回去娶她，等他到死。他那天有一个重要的商务谈判，所以一直磨蹭到傍晚才去买票，可是票已经卖光了，所幸的是后面紧接着就有加班火车，于是买票上车，一路好梦。下车后却看到女友已经在前一班列车发车--也就是他乘坐的加班火车进站--的时候，卧轨自杀了。
故事说完，我看到对面的她低头不语。“没事吧？”我问，想到她或许是在哭，心里有些后悔不该讲这么凄惨的故事了。这时我听到她小声地说了一个名字--“安娜・卡列琳娜”。刹那间，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坐台小姐居然也会看过《安娜・卡列琳娜》。
我再次强烈地感觉到如严浩所说，事情有问题。我再次逼问她，她默默地擦干眼泪，突然说：“我们走吧。”我愕然，“去哪？”“给你提供服务。”我刚想拒绝，她已经站起来，一把拉我的手。我只好忐忑地起身，跟随她走到一个挂着“员工休息室”牌子的空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非常尴尬地看着她反锁上门，正想说话，她却突然扑到我怀里，紧紧抱住我，强忍住声音地痛哭起来。
“究竟怎么了？”我不明就里，束手无措地看着她。她哭了好一会才渐渐止住，抽泣着抬起头，“你真的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我愣了一瞬，看着她浓妆已经被泪水冲洗得乱七八糟的肮脏不堪的脸，默默地点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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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徐海云，十九岁，长沙郊县人。师范中专毕业，分到县里的幼儿园当老师，自己不满意在小地方呆一辈子，想到大城市去看看，在大街上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启示，就去应聘，被录取了。她的老板就是那个看起来很阴险的精瘦中年人，此人姓刘，是个退伍兵，据说上过中越战场，杀过人，睾丸被流弹打碎了一个，但办起床事来却更勇猛，所以绰号刘老枪。
“刘老枪骗这些小姑娘，说要领她们到大城市巡回演出，和她们签了类似于卖身契的合同，但一上火车就把她们的身份证全扣下了，带着她们从广州蹿到上海，让她们做小姐接客，说是拿百分之五十的台费抽头，但其实所有的钱都被他捏在手里，宣称是怕她们年纪小乱花钱，帮她们存着。
“她们现在吃住都在梦娇歌舞厅，晚上睡包厢或杂物间，平常不准离开歌舞厅半步，还有三个打手看着她们。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去公共浴室洗澡，但是打手也会跟着。”
“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目的？”严浩抿了一口啤酒，问。
“我想救她出来，需要你帮忙。”
“她自己为什么不逃跑？”
“她不敢。毕竟她年纪那么小，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且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跑、能往哪里跑。”
“为什么不报警？”
“怕让家里人知道真相，没脸见人。”
“这些都是她说的？”
“嗯。”
“我为什么要相信她？”
“严浩，我不是要你相信她，而是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要做这件事，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严浩抬起头看着我：“你是在求我？”
“对。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求你。”
他的视线回到手里的易拉罐上，沉默着，手指渐渐用力，“啪”地一声易拉罐被捏瘪了。他抬手把空易拉罐扔进了房间斜对角的字纸篓里，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冲我晃了晃，嘴角撇出笑意：“用老规矩决定吧，怎么样？”
“好。”
他把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
“国徽还是字？”他问，看着我的眼睛。
“字。”我迎着他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他对我一笑，故作失落地吹了声口哨。
我也笑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吗？那个夏天的晚上，在录像厅外面的马路上，那一次我和张昕赌，我选的就是‘字’，我也赢了。”
“没有人能够永远是赢家，总有一天你会输的。”严浩笑着把硬币塞回口袋，顿了顿，目光望向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但是，那一天赢你的就未必会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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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严浩又去了一次梦娇歌舞厅，开了一个小包，点了徐海云。为了不让刘老枪起疑，严浩也叫了一个小姐，带到大堂的舞池去跳舞。在此期间，我向徐海云介绍了我和严浩商议出的行动计划，分析可能的漏洞，逐一确定细节。“记住，就像平常去洗澡一样，只带洗澡要用的东西，别的什么杂物都不要带，否则会让他们起疑。”我告诫她，她默默点头。
她看起来似乎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在严浩和另一个小姐回来后，我故意拉着她一起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缓解她的紧张情绪。合唱罗大佑的《滚滚红尘》的时候，她把手放到我的大腿上，紧紧抓住我的手。那只手直到我离开都在微微颤抖，但是并没有松开。
行动前严浩似乎很随意地问我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阿米一声，我犹豫了两秒钟，回答“不用了”。
秋日的午后，稀薄的阳光略带湿润地涂抹在行人懒散的街道上。桑塔纳停在陕西南路和肇家滨路路口附近的一个停车位里，我和严浩坐在车内，车里的音响循环播放着赵传的一张CD，严浩不时跟着哼上两句，我则有些难以抑制地激动和紧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隔着玻璃仔细监视窗外。
“来了！”我迅速地掐灭烟头，拍了一下坐在前面驾驶座上的严浩。车窗外的人行道上，拎着一个纸手提袋的徐海云正面朝我们走来，在她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穿着拖鞋两手插在裤袋里的打手与她保持步调不紧不慢地晃悠着。她看到了我们的车，与我隔着玻璃沉默地对望，目光在不断缩短的距离间被拉成一根逐渐绷紧的弦。
距离只剩下几米远的时候，她突然开始奔跑，我猛地推开车门，一把拉住她伸出的手将她用力扯进后车厢，她的身体几乎是平躺着进来的，头重重地撞在我的小腹上，我顾不得扶起她，将她还伸在外面的小腿塞进车内，迅速关上车门。这时，跟在她后面的那个打手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撒腿追来，但严浩已经一脚踩下油门，熟练地连打方向盘，就在他的手摸到车尾的一刹那，车子拐上快车道，我回头望去，看见那家伙由于惯性的作用而摔倒在地，连着打了好几个滚。
“起来吧，没事了。”我松了一口气，拍拍伏在我腿上的徐海云的脑袋。她的身体动了动，但没有坐起来，而是伸出胳膊抱住了我的腰，把脸更用力地贴紧在我的腹部。然后我听到她哭泣的声音，泪水很快就湿透了我腰间的衣服。我只好用手按摩她的背脊。她似乎比看起来还瘦，两个小小硬硬的肩胛骨在我手掌下滑来滑去，硌得手心很疼。
“现在去哪？”严浩在前边头也不回地问。
他的话让犹自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有些迷茫，竟恍似觉得他不是在问我。接着便是心头一惊，我侧头望向车窗外骤然汹涌起来的车流人流，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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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傻坐着，吃点东西吧。”严浩放下手里的筷子，点了一支烟，对徐海云说。从坐下到现在她一直没有动过桌上的菜，只是低着头用筷子慢慢地往嘴里扒拉饭粒。
小饭馆里喧嚣而且闷湿，尖锐的笑声和餐具碰撞的声响洒落一地，四处弹跳，让我感到头晕和肠胃滞胀。食客们吐出的热气弥漫在房间里，在我眼前的玻璃上形成一层朦胧的水雾，让窗外的各种灯光看起来都仿佛在夜色中溶化开了一样，变成浓艳粘稠的一团。看了一会，我自己也产生了浮起的幻觉。
“你怎么也不吃东西？”严浩问我。
“没什么胃口。”我把目光移回到桌上，望见油汪汪的水煮牛肉，竟有些反胃。
“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严浩问。
“你觉得呢？”
他笑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孩子气？这种问题怎么能问我？我可以帮助你，但不可以替你做决定。”
“可不可以让我在上海呆几天？” 徐海云突然说。
我和严浩一起扭头看她。她放下手里的碗筷，仍然局促地低着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希望能在回家之前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和家里人说，还有以后的打算……”
“你打算住哪？”严浩问。
“随便让我住哪里都行。”她急切地说，又嗫嚅了，“我知道，我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真的……如果，如果实在不行，那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自己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有办法你还等着我们来救你？”我转向严浩，“找个地方让她住几天吧，费用我来承担。”
严浩没有说话，皱起了眉头。
饭后严浩带着我们找到了一家条件还算可以的招待所，100元一天，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开了房。严浩不声不响地付掉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费。我发现之后要把钱还给他，他说先欠着吧，于是我把这些钱塞给了徐海云。
徐海云收拾东西的时候，严浩把我拉到门外问：“你打算在这里过夜吗？”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他脸上的表情自然如常。
“走吧。”我小声说。
坐进车里，我抬头看见徐海云站在招待所的门口远远地望着我。那双眼睛在黯淡灯光推出的黑暗前景下显得特别深邃明亮，车开动之后仍仿佛印刻在车窗玻璃之上，过了很久才渐渐淡去。然后我在车窗上看见了自己脸庞的倒影，苍白而迷茫，随着车身的微微震动而摇晃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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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躺在床上始终无法睡着，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一些乱七八糟彼此叠印的面孔，刘老枪，徐海云，阿米，打手，父亲和母亲，甚至还有小白。我翻来覆去，最后折腾得浑身酸痛，简直无法忍受，猛然翻身坐起，不假思索地抓起床头的手机拨了阿米公寓的电话。我在黑暗中头脑一片空白地盯着黄色液晶屏上闪烁着的“正在连接”，突然又一下子清醒过来，正想掐掉的时候，屏幕上的字样变成了“正在通话”。
“喂？喂？”手机里传来阿米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把它贴到耳边。
“喂，是我。”
“你--你怎么了？”阿米的声音听起来迷迷糊糊的，似乎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然后一阵赶赶咐咐的响动，突然“啊”了一声，“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么晚你还打电话给我？出什么事了？”
“……”
“说话呀，究竟怎么了？”阿米的声音急切起来，“你不要吓唬我呀--”
“没事，就是想你了。”
“真的？”
“嗯。”
电话里传来她隐隐约约的声息，似乎是松了一口气。然后语气转为娇嗔：“你总算想我了？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你究竟在忙些什么呀？说，是不是想不要我了？”
“我前天也给你打电话了，没人接。”
“前天我回家住了。”
“我又打到你家，占线。”
“占线？怎么可能啊。”
“我没骗你。”
“可是--”阿米想了一会，突然小声惊呼，“呀！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爸好像一直在用计算机上网查资料！”
“我说过我没骗你。”
“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好小雨，小雨好……”她嘟嘟哝哝地念了半天，见我还没有反应，语气又紧张起来，“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我笑笑，“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要不，你现在过来惩罚我吧，任你摧残蹂躏，好不好？”
“不。今天算了，太晚了，你还是早点睡吧。”我迟疑着，听到窗外远远传来的雷鸣声，又急忙补充了一句，“而且台风来了，可能马上就会下暴雨。”
“那就算了吧。”阿米怏怏地说，“那，你也早点睡吧。”
“嗯。晚安，做个好梦。”
“你也做个好梦。只准梦见我，不可以梦见别的女人哦。”
“知道了。”我小声说。
“我爱你。”阿米也小声说，等了一会，挂上了电话。
断线后的盲音在耳朵里一声一声地响着。我呆了半天，慢慢放下手机。
“打完电话了？”身后传来严浩的声音。我扭头，看见他不知何时已站在房门口，倚着墙，指间挟着一支烟。
“暴风雨要来了。太闷了，根本没办法睡着。”
“是啊，我也一样。”
“那就起来吧。喝点酒吗？”
“不用了。”
我翻身下床，跟随严浩一起走上阳台，接过他递来的烟，点着，趴到栏杆上。
极目远眺，笼罩上海的天空像被墨汁浸染的薄布一样绷紧着，不时被锋利的闪电狠狠地撕扯出沉闷的雷鸣。随着每一声瞬间的炸响，心脏也仿佛共振似的在胸腔里弹跳起来，仿佛要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拽出身体，腋下渐渐有破裂般的酸痛。
谁都没有说话。连抽了三支烟之后，我侧头去看严浩，看到他手臂抱在胸前，站得笔挺，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外面暗潮汹涌的恢宏夜色。赤红色的烟头在风中闪烁着，忽明忽暗地向他指间吞噬下去。
“想什么呢？”我问。
“我在想，或许我们应该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
他的口气听起来轻描淡写，象是自言自语，却让我心头一惊。因为我们正站在九层楼的阳台上，从这样的高度跳下去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让人感到惊喜的意外。
“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常常这么想--还记得我说过你那个叫‘小白’的朋友有点意思吗？”
“嗯，你说过。”
“我说他有意思，就是指--他跳下去了。”
“你说他的自杀有意思？”
“对。我常常觉得，应该趁着青春还没有结束，抓紧时间干掉自己。现在动手，或许还来得及。”
“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在青春结束之前干掉自己，就如同一头猪在被送进屠宰场之前完成交配，这样猪就不至于绝种。”严浩扭头看着我，脸上浮现笑意，“这样就不至于有一天，屠宰场因为杀光了所有的猪而无事可做而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缄默。我不明白严浩所要表达的意思，更不太愿意听到这种戏谑的比喻。虽然我也愿意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和一个大肉联厂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不能接受青春的意义只是被屠宰前的交配。在我的概念里青春是与生活无关的另一件事，就像没有一丝云的夏日的湛蓝天空，或许会让人看得眼睛酸涩，看得流出泪水，但它只是一幅静止的画面，所以永远都不会结束。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严浩。况且反驳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需要彼此摸透。
我伸出头向楼下望了一眼，在浓重的夜色中区区九层楼竟好似无底的深渊。我忽然想到了少年时摔死在我和严浩面前的那个民工，想起了小白在遗书中所说的话，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跳下去，或许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遗体上看出我们在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个表情是笑还是哭。
夜空上突然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瞬间所有隐藏在空气中的重量都凝结碎裂出来，整个城市仿佛虚脱般地隐隐颤栗了一下，几乎在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大颗的冰冷坚硬的雨滴已经开始随着狂风四处溅射，嘴上叼着的烟迅速就被淋灭并且湿透。
“呵，舒服多了。”严浩仰面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了许多的空气，表情也随之轻松愉悦起来，“我们回去吧，继续睡觉。”
我把烟丢掉，默默地和他一起返回客厅。走到各自的房间门口时，我忍不住叫住他，“严浩--”
“怎么了？”他停住脚步，扭头望向我。
“我觉得--”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总是感觉这次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还要发生什么，但就像你原来所说的，我完全想不明白那会是什么，就是有这样一种让我很不舒服的预感。”
我把憋了许久的话说出口，看着严浩，等待着他的回答。
然后我听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也一样。”
130
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和严浩共同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我们俩一觉睡到中午，开车去招待所找到徐海云，一起在附近的肯德基吃了顿快餐，然后到商场里逛了一个下午，给她买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黄昏时我们站在雨水还未干透的人行道上，正在商议到哪里吃晚饭的时候，严浩的手机响了。他听了两句之后就独自走到一边，十几分钟后才打完电话回到我们面前，对我说他有一些急事要去处理一下，让我先带徐海云去吃饭，他办完事后会到招待所找我们。
他对我说话时一如既往的平静，我也没有看出任何异常。但问题是，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31
我整晚都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不停拨打严浩的手机。我反反复复地在手机上按下那些数字，把它举起到耳边，等到自动断开，再放下，同时把长短不一的烟杆摁断在烟灰缸里。我让徐海云先睡，但她说睡不着，她穿着衣服裹着毯子缩在床上靠墙的角落，一言不发地看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的我。偶尔接触到她的目光时，我看到了惊恐和紧张。但我无法安慰她，因为我连自己都无法安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头痛欲裂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横躺在床上，盖着毯子，鞋也被脱掉了。我有些迷茫地坐了一会，看见徐海云拎着一袋早点走进来。“昨晚你没睡？”我问。“我在椅子上靠了一会。我习惯了，没事的。”她笑笑，把塑料袋递给我，“趁热吃吧。”
我打开塑料袋，取出一个蛋饼吃起来。味同嚼蜡，但不得不吞咽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的时间里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保持体力。连吃了两块蛋饼之后，我抬头看到徐海云还站在原地看着我。“你吃过了吗？”我问，她摇摇头。我把塑料袋递给她，“我吃饱了，你继续吧。我先走了。”
“你打算怎么办？”
“找到严浩。”我回答。
我打车到严浩的公司。房间里依旧人声嘈杂，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赵志鹏在打电话。我在他身旁站着，等到他挂下电话，问：“你知不知道严浩在哪里？”他斜睨我一眼，“不知道，好久没有见到他了。”然后又想起什么似的，作出一副诧异的表情，“奇怪啊，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你们整天忙得要命，公司的生意都顾不上，你怎么反而会来问我他在哪里呢？”最后两句话让我感到了挑衅的味道。但是我心急如焚，无暇顾及，当即拔腿离开。
电梯到达一楼的时候，脑子里突然一动，我没有走出电梯，而是又按下了“-1”的按钮。
我在地下停车场内四处搜寻，果然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辆熟悉的黑色桑塔纳。呆立半晌，我猛地转身沿原路返回，不顾一切地直冲到赵志鹏面前，“告诉我，严浩究竟怎么了！”他的脸上浮现愕然，“我不知道……”话音未落，我已经一把抓住他胸口的衣服把他揪了起来，怒吼道：“那么他的车为什么会在停车场里？”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一片沉寂，所有人都停住手中的动作紧张地望向这边。
赵志鹏定定地迎着我的目光，眼神渐渐变得有些异样。“对不起，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他顿了顿，“可以请你放开我的衣服吗？严浩是我的大哥，我不会和他的朋友动手。”
我和他充满火药味地对视着，最终感到了强烈的疲惫和力不从心。我颓然松开手，他坐回椅子上。
“严浩真的失踪了？”
我侧转身靠在桌子上，心乱如麻地点点头。
“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扫了他一眼，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疑问的口气也十分逼真，让我越发难辨真假。此人确实曾经出卖过严浩，做过第一次就完全有可能再做第二次，但是此刻我无法拿出任何证据。事实上，我现在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态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转身离去。
走出写字楼的旋转门，干涩的眼睛骤然接触到正午的灼炙阳光，竟感到一阵眩晕。我突然绝望地发现，身边没有了严浩，自己就像一只失去翅膀的傻鸟，重重地跌入了完全没有方向的世界，在任何一种维度上都举步维艰。而上海，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在刹那不觉之间也已经换上了一副陌生而狰狞的面目，时间和空间都变得不可捉摸，触目所及尽是扑朔迷离，仿佛处处都暗藏着危机重重。
我近乎昏厥地站在原地，四顾茫然，直到被人擦身而过猛撞了一下胳膊才恢复知觉。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拿着手机一边大声打电话，一边打开停在我面前的出租车门径自坐了进去。等我反应过来时，等着我的出租车已经载着此人绝尘而去。
我已经没有力气*他大爷了。退后几步，软绵绵地坐在滚烫的水泥台阶上。下意识地摸出手机，翻到严浩的号码，按下“呼叫”键，随手放到身边的地上，伸手到口袋里搜寻香烟和打火机。
当我叼着点燃的烟卷重新拿起手机的时候，我惊愕地发现上面显示的字样竟然是“正在通话”。
132
“喂，严浩！”我抓起手机就喊，但那头传来的却并不是严浩的声音。
“你找谁？”
“我找严浩……”
“严浩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你告诉他，我是‘小雨’，他一定会接的！”
“小雨？你是谁？”
“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急了，一口气说下去，“昨天晚上我还和他在一起，他突然就失踪了，我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到处找他！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息。我的心渐渐悬到嗓子眼，抓着电话不停地喊，“喂！喂喂――”
“你真的是小雨？”
“是！”
“严浩出了点事，现在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讲不清楚。如果你想帮忙或者想见他的话，现在就马上过来吧。”
“你们在哪里？”
“你打车到湖南路、高邮路，我们在高邮路上等你。”
“好！我现在就过去！”
“小心点，就你一个，不要带其他人，也注意不要被别人跟上。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电话断掉了。我呆呆地放下手机，这才看到自己的手已经因为激动而在微微颤抖。从接电话那人的隐晦表达和暧昧口气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严浩此刻的处境和状况十分不容乐观。我甚至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推测，开始怀疑严浩所遭遇的事情并非与徐海云有关，而是我所不了解的更可怕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一定要过去，因为到此刻为止，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朋友。
我在湖南路和高邮路的路口下了出租车，步行走上高邮路。或许是没有吃中饭的缘故，走了没几步身上就出了一层虚汗，双腿如针刺般的酸麻，胃也在隐隐抽搐。我打量四周，发现高邮路只是一条非常狭窄静谧的小路，铺着水泥方砖的人行道上错落地栽着成排的法国梧桐，路两边除了围墙就是掩着花丛树林的铁栅栏，并不像有住宅区的样子，路上也见不到行人的踪影。这个地段我从未来过，现在才开始有些奇怪严浩怎么会藏到这里。正感到疑惑的时候，拐了一个小弯，我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两个人抱着双臂在东张西望，其中一个腋下夹着一卷报纸，而那张脸让我一眼看到便感到非常熟悉。我放慢脚步，搜索记忆。这时那两人也看到了我，脸上浮现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仿佛电光火石般的一闪念间，我想起了那人是谁――我曾隔着严浩的车窗玻璃看着这张脸，看着他伸出的想抓住车门的手，看着他被开动的车带倒在地越滚越远――没错，就是那个跟着徐海云的打手！
手脚迅速变得冰凉。我僵硬地站住，被不祥的预感驱使着转过身，果然看见刘老枪如鬼魅般的身影正在几十米外冷冷地盯着我。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并且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路可逃。那两个打手正在不紧不慢地逼近过来，与我面熟的那个边走边从腋下抽出报纸包，打开，抖落报纸，露出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
我什么都没有。胃里是空的，手里也是空的。我感到自己的大脑正在迅速地脱水收缩，颅腔内由此渐成真空，而额头的冷汗也开始向毛孔内逆流。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自镇定地四下扫视，马路斜对面的一个小饭馆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我一咬牙，拔腿飞奔过去。
我冲进饭馆的门，撞倒了几张凳子，冲进厨房，眼睛里没有任何人，疯狂地搜索我唯一的希望。上帝保佑，我找到了，我抓住门把手用尽全力，门框带着脱落的插销被我拉开，身后甩下一片惊叫。我跑进饭馆后面连通的民房，穿过两个房间之后，面前终于出现最后一道门。我拧开门锁闪身出去，几乎就在我用后背撞上门的一刹那，我听到了屋里追近的脚步声。
我疯狂地奔跑，跑得几乎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终于看到了熙攘的人群，看到了焦灼的车流，但是我没有停，依旧向前冲，一直冲进地铁站，买票，过检票口，赶上一班正好进站的地铁。我气喘吁吁地靠在车厢门上，在列车开动的时候一个踉跄差点滑坐到地上。
擦掉眼前朦胧的汗水，映入眼帘的是乘客们仿佛打量逃犯般的奇特目光。我努力而狼狈地撑起近乎虚脱的身体，对陌生的他们挤出笑容，而心里却渐渐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确确实实地变成了逃犯，由此刻开始，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犯。
一个没有经验的逃犯，一个不知道该逃往何处去的逃犯。
133
我把肯德基的大塑料袋扔到桌上，闷声不响地把里面的炸鸡翅、汉堡包、薯条、可乐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对站在身后的徐海云说了声“过来吃吧”，然后自己拿起一个鸡腿坐到旁边的凳子上，看着脚下的地面，一口一口地撕咬。用力咽下最后一口，我抬起头，接触到徐海云呆呆的目光。她两手举着一个汉堡包在嘴边，但一口也没有咬过，眼眶却已经湿润了，闪烁着泪光。
“为什么不吃东西？”我皱起眉头问。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手一松，汉堡包掉在地上。
“你怎么了？”
“你不要再瞒我了，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蠢……”她哽咽着，泪水扑簌扑簌地落下，“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你骗我！”她嘶哑着声音叫起来。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如此大声说话。
“我没有骗你。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事情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找到严浩了吗？”
“没有。”
“那你今天遇到什么事了？”
“没遇到什么事。我在外面瞎转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找到。”
“不可能。如果今天你什么都没遇到，怎么会说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事情无法再隐瞒下去。我低下头，用手揉搓着脸颊，尽量简单地把见到刘老枪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我抬起头，看到她已经哭得在椅子上缩成一团。“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们……”她泣不成声地反复说着这两句话，浑身颤抖。我实在看不下去，伸出手去拍她的背，一触之下她却毫不着力地迎面倒过来，我猝不及防地连椅子一起被她撞得朝天翻倒。
后脑勺火辣辣地痛着。所有力气都消失了。我伸直双臂，仰面躺着，视线空茫地望着悬在天花板上微微摇晃的电灯泡。徐海云伏在我腿上，因为激动而痉挛的手指紧紧攥着我腰间的衣服，还在止不住地哭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手机的铃声。铃声仿佛从遥远的幕后被慢慢地推移至前景，最后清晰地定格在耳旁。我一侧头，看见手机已经在我摔倒时从裤袋里掉了出来，就躺在身边的地上。屏幕闪烁着黄色的光芒，铃声一声接一声地响着。我费力地翻转手臂，把它抓到手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找谁？”我说。
“小雨，我是严浩。”
奇怪的是，我竟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虽然这一次电话里的声音确实是来自活生生的严浩本人。
134
我用力撑坐起来，把徐海云的身体从腿上挪开，站起，举着手机走出房门，穿过走廊，走到招待所外晚秋初凉的街道上。
严浩在说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消失的经过，在遥远的电话那头，用清晰的声音。我在这头沉默地听着，听得直想笑。说真的，我确实需要努力地调整呼吸才能压抑住不断涌到喉头想要自己跑出来的或许可以称之为“笑”的某种声音。
比笑话更好笑的是笑话的主角。在严浩说给我听的这个笑话里，主角就是我。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命运、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面前是多么的好笑，就像严浩所说的，渺小而不自知，好奇而不知所终。
在决定救徐海云之前，我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自以为已经考虑到了一切方方面面。我以为敌人就是来自湖南的刘老枪，我相信强龙难惹地头蛇，我坚信他在上海不敢也不可能对我和严浩构成威胁。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我忽略了梦娇歌舞厅。一家顶多算是二流的歌舞厅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歌舞厅的幕后大老板――何先生。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的上海家喻户晓，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是政府和媒体眼中的红人，频频出现在本市新闻里，给灾区捐款，被市长接见，是地方栋梁，是纳税状元，天知道这个狗娘养的大人物竟然是黑道老大出身，竟然会无聊到开那么一家烂歌舞厅玩，竟然会有空为了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一件小小的小姐失窃案而勃然大怒而要亲自干预。二十一岁的我，青春的我，在命运的恢宏背景下如蝼蚁般傻冒登台的我，除了被聚光灯照昏双眼，除了拿自己的渺小开两个自己先笑的玩笑，还能献演什么节目呢？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常去的一家录像厅，老板是一个胖大妈的那个吗？”严浩问。
“记得。”
“她儿子早些年也是在外面混的，后来在家里被人一刀捅死。警方说找不到线索，但道上的人都知道是何先生的手下做的。”
我沉默。我想起了胖大妈那张哭得泪流满面的脸，想起了素未谋面的她那个起早贪黑在菜市口摆摊卖卤菜的儿媳妇。
“昨天晚上那个电话就是何先生的人打给我的。他们叫我过去谈判。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非要跟去，给我添麻烦。谁知道我到了约定的地点根本就没见到何先生的面，两个小瘪三拿着棒子过来就动手。幸亏我身上带着那把弹簧刀，扎翻了一个，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似乎是扎在胸口了。我不知道人死了没有，不管死没死，我都只有跑路，否则落到警察手上也就等于落到何先生手上。
“所以，我立即开车到公司取钱，把车丢在停车场，打车去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想给你打电话的，一摸身上才发现手机没了，可能是和那两个瘪三动手时弄丢的，所以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你的手机现在在他们手上。”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难道――”
我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严浩。他沉默片刻，说：“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前，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再接任何陌生人的电话。你毕竟和我不一样，你不是道上的人，他们想要找到你也不容易。而且按我的推测，应该只有刘老枪会找你。何先生的目标是我。不管怎么说，你自己小心一点。”
“知道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个你就别问了。不知道比知道好。这样即使公安或者何先生找到你，你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徐海云怎么办？”
“我告诉过你，这是你自己决定开始的事情，不要问别人该如何结束。”严浩笑了。顿了顿，接着说：“况且，一件事情既然已经开始了，自己就会有它发展的逻辑。你只能扮演一个角色，而导演绝不会是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些话吗？你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知道了。”我说。脑袋里隐隐作痛。
该说的似乎都说完了。我们在电话两头沉默着，话筒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我发现自己的呼吸比严浩急促很多。
挂电话前，严浩最后告诉我的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熬不过去了，可以去找赵志鹏。他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不会不帮你的。”
“你多保重。”我说。
“你也一样。”他笑。
135
回到房间，我沉默地抽了两支烟，心乱如麻。最后丢掉烟头走到床边，把面目已经清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坐在床沿的徐海云。
我让她立刻买火车票离开上海。但她不肯，她说她怎么能这样不顾我们死活地一走了之？我说你难道要亲眼看到严浩或我的尸体才肯走？她无话可说地张着嘴，发了一会呆，突然起身拔腿就往外走。我从后面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你要去哪？”她不回答，头都不回地用力掰我的手指，死命挣扎，双脚乱踢乱蹬。“你他妈的给我站住！”我突然无名火起，猛一用力将她拖倒在地，跨到她身边跪下，摁住她的肩头冲她大声怒吼。她不知道是摔疼了，还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终于停止了挣扎，脸色苍白，目光迷茫地看着我。我浑身燥热，粗重地喘息着，盯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说，你要去哪里。”
“我――我回去找他们，让他们放过你和严浩……”
“闭嘴！我们费那么大气力把你救出来就是听你说这个的吗！” 我怒不可遏，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近乎嘶鸣，在血管里冲撞奔突，在脑腔里嗡嗡做响。我完全不能自制地挥起手臂，想狠狠地扇她一个耳光，但刹那之间，仿佛不堪挤压的身体终于被看不见的筛网滤过一般，感到虚脱至极。僵持片刻，无力地垂下胳膊，向后跌坐在地上。
很累。我感到很累很累。我慢慢地举起双手，掩住针刺般酸麻的面颊。觉得脑子里一片真空，只有几根游丝般的东西在悬浮着，却不知道是些什么。
身体渐渐地冷却下去。我听到了哭声。我放下手掌，看见徐海云已经自己坐了起来，抱着双膝，头埋在臂弯内，又在哭了。
“别哭了。”我说。
她没有反应。
“别哭了。我们一起等严浩回来。”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凌乱的头发被泪水乱七八糟地粘在脸上，红肿的眼睛闪烁着疑惑。我扭头避开她的目光，又重复了一遍。她突然整个身体扑过来，头抵在我的胸膛上，泪水更加汹涌，很快就染湿了我的衬衣。最后竟哭得抽筋了，手指僵硬地蜷曲，身体扭成近乎不可思议的形状，样子十分吓人。我只好给她慢慢地揉搓关节，直到松弛下来。把她抱到床上，帮她脱掉鞋，盖上毯子。
“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睡一觉。我回宿舍去了。”我说。
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她的声音：“谢谢你……”
我顿住脚步。
“谢谢你答应让我留下来。”她说。
她竟然向我道谢。她不知道，如果她真的离开了，我将完全不知道如何独自面对未知的明天。她不知道，从在高邮路上见到刘老枪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陷入多么深邃的恐惧。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低头关上门，转身离去。
136
我在宿舍里住了几夜，都是在快熄灯时才偷偷摸摸地回去，不和任何人多说话，一早就离开。
手机也被我一直关机。
我在躲着阿米。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向阿米解释。虽然我也不知道还能够隐瞒多久，但至少，我不能让她也被牵扯进来，绝对不能。
每个白天都漫长不堪。我和徐海云一起耗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没完没了地发呆，吃方便面，看一台遥控器都没有的破电视。我必须不时地通过诸如弄断电视天线、摔破茶杯这样的手段避免自己产生时间已经陷入死循环的错觉。
当服务员告知严浩所交的房费已经全部用完时，我才知道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徐海云继续住在招待所里显然不现实，100元一天的价格我无法长期承担。当我走进家门站在父母面前开始向他们坦白一切的时候，我感到耻辱至极，但也确信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母亲还是那么一副面无表情的姿态，坐在藤椅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一言不发地听着。十几天前离家出走时，我确信她听清楚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而她此刻手中在织的依然是那件我的毛衣。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有些惶惑，但显然无法问出口。我极力克制着拔腿离开的冲动，在裤兜里掐着自己的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唯独隐瞒了自己被追杀和严浩杀人的细节，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报警。
“你现在想怎么样？”听我断断续续地全部说完后，母亲问。
“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让她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睡我的房间，我在宿舍住。等到事情结束了，严浩回到上海，我们就给她买火车票，送她回湖南。”
“你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吗？”
“我没错。”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就不要来求我帮助。”
这段对话似曾相识。我茫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脸上平静的表情，不祥的预感立刻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湮灭了所有纠缠着的希望和不安，冻得我几乎想咬碎自己的牙齿。我终于回想起了多少年前那个被猪头三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年，回想起了――
“我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尊严”。
我笑了。我环顾四周，突然觉得自己置身的场景竟是如此有意思，高高在上的母亲用她的方式审判着我的自尊，伛在角落的父亲毫无主意地揉搓着手掌，躲避着我的目光。而我，我自己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即将赴菜市口问斩的义和团烈士吗？我忽然感到了深深的厌烦，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我昂起头，冷冷地笑着，迎着母亲的目光。
母亲看着我玩世不恭的表情，说：“你还记得当初你考大学执意要念中文系时我对你说的话吗？我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提醒你一件事，你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自己走完它。”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衣橱拿了一些衣服，和手机充电器、存折等杂物一起塞进一个帆布旅行包里，挎在肩上，回到母亲面前。
“我走了。有事可以打我手机，如果是想听我认错，就不必了。”
说完我拉开房门离去。
快到大院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小名。是父亲。我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微侧着身体，用一只手拄着腰，脸上隐隐露出疼痛的神色。我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事？”他张开嘴，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将另一只手急急地伸进裤袋，把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掏出来递给我。我的眼眶一热，扭头就走。他在身后连喊了好几声我的名字，最后声音竟然都带了哭腔，“小雨啊，你不要再这么倔了好不好？你就给你爸爸这一次面子好不好？我这个做父亲的求你了行不行？”
站在渐渐开动的巴士上，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父亲还站在站台上远远地目送着我。我的手心里攥着他塞给我的钱――两千元。这个悭吝得连买根针都要算来算去的父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两千元。我疲惫而茫然地看着车窗外晃动着的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过了二十一年，我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37
我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肮脏破败的小区里租到了一套房子。一室户。整栋楼极其破旧，内部是木结构，打个喷嚏都有脚下在晃动的错觉。厕所总算是有的，还有一个看起来随时会爆炸的煤气热水器，但除此之再没有任何电器，没有电视，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摇摇欲坠的老衣橱，一张我第一次坐下去就差点爬不出来并且溅得满屋子灰尘的破沙发，布套的破口处挤出很有视觉效果的黄黑色的海绵和生锈的弹簧。临街的门窗倾斜不齐，到处都有露风的缝隙。阳台上积蓄了似乎有几年没打扫过的灰尘。我想房东和中介公司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没有经验和鬼鬼祟祟，因为这样的房子他们居然果断坚决地要收我800元/月。
“怎么样？能在这鬼地方住吗？”我皱着眉头转身问徐海云。她点头，脸上看不出一丝不堪忍受的表情。我笑，我想起了梦娇歌舞厅里那个挂着一个“员工休息室”牌子的只有一张床的小房间，想起了她曾说过的，她在“时装模特兼坐台小姐”的生涯里居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地方。从她天真愚昧地跟着刘老枪走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注定要象14岁之前的我一样没追求――我的目光移向窗外，看到在落日的余晖里升腾飞舞的烟尘――至少这里能够晒到“稀罕”的太阳，我想。
我到中国银行取空了自己的那张活期存折，加上父亲给的钱，总起七千多元，交了中介费、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到超市给徐海云买了被子、枕头、毛巾等杂物，最后只剩下两千多元。我不知道这些钱还可以熬多久，但想到自己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按坐到命运的赌桌前，不得不在轮盘上放下自己所有的赌注，竟觉得似乎该为此激动人心的事件好好庆祝一下。于是我不顾徐海云的反对领她出去找了家还算象样的馆子大吃了一顿。我吃得狼吞虎咽，兴致勃勃，甚至废话连篇，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情调。饭后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心血来潮之下又从扯着我衣角不肯放手的小屁孩手上买了一支已经发黑的玫瑰随手丢给徐海云。
我两手抄在裤兜里，吹着口哨，强撑着满不在乎、浑然忘我的形象大步向前走。不知不觉间，徐海云被我落下了好一段距离。我转身等她。她紧紧握着那支可笑的烂花，低着头慢慢跟上来。“你走路怎么这么慢，吃得太饱了？”我问。她抬起头，泪光刺得我眼睛隐隐作痛。我深深地喘了口气，从裤兜里取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快走吧。天快黑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她咬着嘴唇，点点头。
一路上她始终低着头。因为步调不一致，经常踩到我的脚。我也一样。我想我们俩这样走路的姿势在路人看来一定非常可笑，跌跌撞撞，狼狈不堪。
狼狈没什么不好。今时今日，如果我的自尊依然连狼狈都不能承受，我又能拿什么去承受劫难未卜的漫漫明天？我是一个男人。是啊，我已经21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回到徐海云的新住处，我帮她一起收拾房间。我先换掉了洗手间里灯丝已经断掉的灯泡，此项工作完成得还算顺利。接着我又踌躇满志地从对门的邻居那里借来管钳之类的工具，无师自通地修好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但这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忘了关自来水的总阀。浑身湿透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如此的束手无措、狼狈不堪。我还想继续干别的，但在徐海云没完没了的哀求下，只好脱下湿衣服，洗个热水澡，钻进被子里。
徐海云收拾好东西，洗完澡，把我的湿衣服都洗了，内衣和外衣，手洗的，和她自己衣服一起一件件拿着从我眼前走过，晒到阳台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睡，等明天早晨衣服干了再走吧，好吗？”她站在床前，迟疑地问。我默默点头。她关掉灯，背对着我很快地脱掉外衣，掀起被子的一角钻进来。她的胳膊肘冰凉地碰了我一下，立刻缩了回去。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后半夜我被冻醒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掉入了正在融化的冰窟一样，浑身都是冷汗，身下的床单也已经完全湿透。我头痛欲裂，在黑暗中恍恍惚惚地睁着眼睛，茫然半晌，终于明白，我发烧了。
然后我开始想念阿米。近乎崩溃地想念阿米。我想抓住她冰凉的小手放在自己滚烫的脸颊上，想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穿透所有的云层，哪怕是含着她的发丝死去。但我没有力气，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灯被打开了，眼睛立刻被刺痛，被泪水和汗水折射得散漫迷朦的视野里隐约晃动着一个人影，在唤我的名字，在用手摸我的额头试我的体温。我多么希望这是阿米，但我绝望地明白她只可能是徐海云。徐海云拿来湿毛巾擦我额头和脸颊的汗，把我的头捧到自己的腿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水。我终于看清楚了她的脸，这张脸上满是担心和不知所措，一眨不眨的眼睛里充满紧张和焦虑。我迷茫地看着，迷茫地看到了另一张脸，看到了深映在记忆中的那幅画面――
阿米父亲说话的声音不容回避地在耳旁响着，而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看着餐桌另一边阿米热泪奔涌却完全无能为力的脸。我终于绝望地想到我在阿米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或许注定只能扮演一个如此盛装登台的小丑，能够得到羞辱，能够得到赏赐，但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荣辱与共。对于卸妆后的我而言，对于此刻可怜得像条丧家犬的我而言，我只能与徐海云这样的小姐相依为命。
我感到冷，很冷很冷，冷得几近窒息，好象有什么地方在清脆地断裂。“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听到徐海云颤抖的声音。“冷。”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一个字。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焦灼地东张西望，看着她绝望地咬紧嘴唇，看着她终于想到了什么，把我的脑袋放回枕头上，在我面前站起，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她不声不响地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赤条条地钻进被子，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她的体温让我的身体温暖起来，却几欲崩溃。“把灯关掉好吗。”我小声说。在闭起眼睛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两行泪水流出自己的眼眶。
黑暗吞噬了一切画面，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严浩每个月开给我两千块工资，并且他自己换了个新手机，把原来用的那个给了我。两个手机都是爱立信788。中国电信比强盗还黑，那时这个型号的手机加张139的卡总共要6000多元，我这样一个穷学生根本买不起也玩不起。所以我想推托，但严浩却宣称这是出于工作需要，是公司给我配的，电话费也可以报销。
我接下手机，当即打电话给阿米，把手机号码告诉她，顺便问她有没有空出来一起吃顿饭，和严浩见个面。她回答说这段时间折腾备考忙得要死，等有空再打电话给我，并让我带她向严浩道歉。我只好作罢，但心情很有些沮丧。
挂掉电话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站在严浩身后的赵志鹏脸色有些阴沉。仔细一打量，才发现严浩只给他配了个呼机。
沮丧是暂时的。很快我的注意力就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转移了。
因为有很多娱乐餐饮业的客户都会选择将部分费用折合成消费券的结算方式，所以严浩谈生意的地点也随手中的消费券变换而不断转移。很多消费券都有作废期限，所以没有生意可谈的时候我们就只好自己努力奢侈，夸张的时候经常在一家酒吧花一个晚上把酒单上所有的调酒全部点一遍。
我跟随严浩出入在各种档次的餐厅、俱乐部、会所、酒吧、保龄球馆、桑拿中心，见到了社会上各种各样的人和各种各样的事，我在大学里自以为已经丧失的好奇心又被灯红酒绿声色犬马的上海夜生活激发出来了。因此，大四开学之后，我干脆不在宿舍住了，把大部分行李搬回家里，除了不得不挣的学分和不能不见的阿米，一门心思地跟着严浩混。更可笑的是，我竟煞有介事地将此理解为一个未来的作家在体验生活和积累写作素材。
严浩告诫过我不要纵容自己的好奇心。但我不是他，我做不到，也不认为有什么必要做到。
严浩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定期更换的性伙伴，有时干脆直接练小姐。他处理性生活就像他谈生意一样简单直接，对象有了就办，办完了就散，从不拖泥带水也从不牵扯到感情。
后来我才发现，严浩对于女人的态度是重逢后他身上最让我不可理解的地方，甚至可以说，让我感到惶恐。有一次他在酒廊的包间里*一个小姐的时候，仅仅因为那个小姐在关键时刻出于讨好而大喊了一声“我爱你”，他竟勃然大怒，一脚把小姐踹出隔间，然后当着我和赵志鹏的面对她拳打脚踢。我认识他至今还从未见过他如此狂暴，看得目瞪口呆。如果不是赵志鹏冲上去把他拦腰抱住，我回过神来乘机把小姐拖出门去，真不知道那个可怜的婊子会不会被他活活打死。
我和赵志鹏一起把他按倒在沙发上，松开他的领带和衬衣，拍打他的脸，又让服务生送来一杯热茶给他醒酒。
“你究竟怎么了？让一个小姐气成这样，至于吗？”
“*她妈的贱货，居然乱喊‘我爱你’，她配说这句话吗！*她妈的……”严浩眼睛血红，喃喃自语地骂着，从我手中接过茶杯，猛灌一大口，狠狠地砸向房间的角落，茶叶和汁水溅得到处都是。
我怀疑，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忘记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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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浩有固定的小姐来源。当年他的另一个小弟--绰号“小伟哥”的那个杨伟，如今已是上海滩著名的“鸡头”新秀。职业化的说法是“小姐领班”，国际标准称呼是“皮条客”，而我们都叫他“老鸨”。
此人历经多年，长相没有丝毫起色，反而变得有些娘娘腔起来，染黄了头发，带着耳坠，穿衣风格十分*包。最重要的是他怀揣一个让色狼们垂涎向往的黑皮小本本，里面有近百位小姐的电话号码和自我简介，譬如是愿意出台还是仅仅三陪，擅长磨枪还是吹箫，报价如何等等，部分还附有近照，堪称标准化管理，弄个ISO认证都没问题。
最让人钦佩的是他的敬业精神。据他自称为了要对大家的身心健康负责，所有经他手发出去的小姐他都会先亲自*一*。“有艾滋也应当我先翘，不能害了客人。”这是他的职业宣言兼口头禅。
所以他果真翘了。不是艾滋，是淋病。所谓革命战士轻伤不下火线，此人胡乱吃了些抗生素和消炎药便又顽强地奔赴安检岗位，最终导致重复感染，上厕所尿个尿要滴滴嗒嗒好几分钟外加鬼哭狼嚎，走路腿都并不拢更别提跑，不得不乖乖进了医院。如今命根子是治好了，但是生育能力也彻底丧失了。
“这辈子的避孕套钱都省下来了。”小伟哥坐在严浩公司的沙发上花了近一个小时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完自己的英模事迹，以这样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一句话慨然作结。我已经听得脖子都酸了，总算松了一口气。扫视周围的人，发现个个都表情平静毫无反应，由此猜测出这房间里或许只有我一个人是第一次听他做报告。
那天严浩过去在黑道上的一票老朋友成功地帮公司追回来一笔为数不少的欠款，所以严浩召来小伟哥让他准备一些小姐以供庆功之用。当天晚上严浩在仙霞路上一家日本人开的小型KTV包了场子，酒色声香，*声浪语，场面混乱至极。
我和那些黑道人物没什么话可说，对小姐也敬而远之，所以一个人坐在角落独自抽烟喝酒。几瓶洋酒被众人消灭之后，有人开始吸毒。毒品竟然也是小伟哥提供的，而他自己就是资深道友。旁边一个喝得面红耳赤的家伙卷了支大麻递给我，我摆手拒绝，他自己叼上，点着，猛吸了一大口，突然一扭头恶作剧地喷在我脸上，熏得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强忍怒火，跑到洗手间对着马桶呕了半天。用冷水洗脸的时候手机响了，我迷迷糊糊地从裤兜里摸出手机，接通，却什么也听不到，估计是信号太差。我掐掉电话后才发现已经有四个未接电话，全是阿米打来的。
我踉踉跄跄地一路扶着墙壁摸索到大门外，被夏夜的晚风一激，总算恢复了一些意识。我在停车位边上找了一辆车靠着蹲下，拨电话给阿米。电话通了，那边不说话，只听到隐约的呼吸声。
“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生气了。”
“为什么？”
“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都不接，我担心死了，刚才好不容易通了，你竟然还掐我电话。”
“嗯，地球的信号不太好，什么都听不见。现在我在火星给你打呢。”
阿米哼了一声，说：“老实交待，是不是背着我在和别的女人乱搞呢？”
“是，被一个中队轮*了，连鼻子和手指她们都不放过，现在全肿了。”
“别开这种玩笑，我不爱听。”
阿米的语气听起来确实不是适合开玩笑的样子。我只好老实赔不是：“好了好了，别生气了，我和严浩一起在陪他的客户呢，刚才里面太吵，没听到手机响，所以现在出来给你打电话了。”
“……”
“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你别还不说话呀。”
“如果你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我就再也不让你碰我。”
阿米说得很认真。但是根据我的经验，此人必定已经没事了。于是我又开始嘻嘻哈哈地开玩笑：“好好好，不碰你，咱们以后对着手*。”
“你--”
“不说了不说了--到底什么事？”我笑着问。
“你不是想让我见见你的那个好朋友吗？明天可以吗？”
“可以啊。你不是特别忙吗？怎么明天会有空了呢？”
“呼，忙得快抽筋了，毕竟性命要紧，就决定给自己放一天假了。还有就是--”
“是什么？”
“我想你了……”
“想到什么程度？是不是下面都湿了？”
“你坏啊！”
“我也想你了。明天在家等我电话吧，一起吃顿饭，和严浩见个面，然后我们大战三百回合。”
“三百回合？你行吗你？”阿米笑了。
“你等着求饶吧！”
打完电话，我刚想站起来，却发现自己的裤裆里已经有了反应，只好又蹲了一会等它老实下去。回到场子里，我在光迷影乱中顺手从茶几上摸了一支不知谁丢在那里的没过滤嘴的香烟，点上吸了两口后感觉味道不太对，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和烟丝掺着重新用烟纸卷起来的大麻。
手制的大麻烟卷和普通烟卷的外观差别其实蛮大的。我之所以会看错，现在回想起来，似乎只有一个可能的原因--我喝多了。
我确实喝多了。我抽掉了那支大麻，并且特别想念阿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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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浩在东平路上一家新开不久的泰国餐馆订了位子。我们刚坐下没多久，阿米也准时来到。我本以为此人已经被二十六个字母折磨得不象中国人，谁知道眼前的她浅笑吟吟，清新可人，衣着穿戴也看得出来是精心准备过的，可想而知是很照顾我在好朋友面前的自尊心。我扫视一下周围的桌子，发现有好几个浓妆艳抹的老女人都在用幽怨的目光盯着素面朝天的阿米，不禁有些得意非凡。
但是当阿米在我和严浩中间落座时，我才突然在刹那间惊觉，我们三个人现在的位置关系竟完全如同于多年前的某个夏天，唯一不同的是，张昕换成了阿米。散落多年的拼图被悄无声息地拾起，每一块都带着撞击的刺痛归位，再现的画面隐隐作祟。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阿米和严浩都更像一对，相貌以及穿着。
“你怎么了？看到美女了？”阿米扯了扯我的头发。我从呆怔中清醒过来，看到此人正睁大眼睛装模做样地四下张望。
“别找了，你一进来，这个餐馆里就没有一个能称之为‘女人’的动物了。”我笑着告诉她。这一吹捧显然让阿米颇为受用，她不好意思地做了个鬼脸，面泛红晕。
服务员在我身边上菜的时候，我悄悄低头瞄了一眼自己，看到已经磨烂的牛仔裤裤脚上还留有前几天下雨时沾上而又干掉的污泥斑点，从不擦的旧皮鞋也面相欠妥，只好努力欠身，将两条腿盘起尽量伸进桌子下面。
不管怎么说，这顿饭吃得还是很愉快的--虽然我认为泰国菜和中华美食比起来堪称垃圾，连阿米做的家常菜都不如。
阿米在公众场合始终是优雅得体，无可挑剔。严浩的面上也一直露着微笑。中途在阿米去洗手间的时候，他有些不怀好意地对我叹了口气：“不容易啊。”
“什么意思？”
“你这样没前途的家伙，要守住这么优秀的姑娘，不容易啊。”严浩一边喝肉骨茶一边摇头。
“拜托！你怎么和我妈一个德行，给我点自信好不好？”
“好，你要就给你。”他顿了顿，笑着看着我，“祝你们俩结发携手，一起晕晕乎乎地混完这辈子。”
“托你的口福！”我笑着举杯。
这时阿米回到座位，不明所以地打量我们：“趁我不在，说我什么坏话呢？”
“严浩说他刚才第一眼看到你就被你迷住了，是不是严浩？”
严浩微笑颔首。
阿米呆了一下，脸红了，攥起拳头捶我：“死老雨，就想把我送掉。”
“他可舍不得把你送掉。”严浩扭头对阿米说，“他这种人，越在乎什么越要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自小就有严重的心理问题。”
“哦？是吗？”阿米睁大眼睛左右打量我。我讪笑，埋头扒拉盘子里难吃的虾酱炒饭。
“好了好了，别扒拉了，知道你不爱吃，再扒拉我都要倒胃口了。”严浩拍我的肩膀，我面红耳赤地放下勺子，看见阿米捂着嘴对我笑。
这顿饭吃了一千多元，严浩用现金结的账。
饭后严浩独自开车离去，我和阿米一起打车回她的公寓。一进门我就迫不及待地把她拦腰抱起直奔卧室。她扭来扭去地想要挣脱：“别这么急啦，我们先洗澡好不好？”
“不好。”我断然拒绝。
“身上脏死了！床上是要睡觉的地方呀……”
我略一思索，觉得也有道理，于是扭头直奔客厅，把阿米扔到沙发上。
“这里总行了吧？”我一边飞快地脱衣服一边问。她笑着骂了一句“色鬼”，也开始自己脱衣服。**的中间我出了一身汗，眼睛被汗水糊弄得无法睁开，只好暂停，腾出手去摸到遥控器打开空调。完事后我一个翻身从沙发上滚坐到地上，喘息不已。休息了一会，起身去厨房从冰箱里拿了两罐雪碧，回到原处坐下，打开一罐反手递给阿米，再打开另一罐直着脖子猛灌了几大口，这才恢复一些。
过了一会，阿米从后面伸过来一只手，轻轻抚摸我的脸颊。或许是因为刚握过易拉罐的缘故，她的手掌心里冰凉冰凉的，让我感到十分舒服，情不自禁地把头向后仰靠在她柔软的身体上，闭起了眼睛。
“你觉得严浩怎么样？”我问。
“挺不错的，又有卖相，又有气质，能迷倒一片小姑娘。”
“你被迷倒了没有？”
“没有啦。我不会爱上他这种男人。”
“为什么？”
“他看起来太聪明，也太复杂，很难摸得透，会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我放下手里的易拉罐，扭头恶狠狠地瞪着她。她被我瞪得有些紧张了，问：“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我头脑简单？”
她微启嘴唇，愣了片刻，突然笑起来：“完了完了，说漏嘴了，被你发现了……”
“还笑还笑！再笑我就把你吃掉！”我龇牙咧嘴地威胁她。
“吃啊吃啊，硌掉你的牙！”此人满不在乎地一扭头。
话音刚落，我就一口咬在她的小腹上。我咬得并不重，但这个突然袭击让她受惊不小，“啊”地一声惨呼，顿时重心不稳，一扬手把易拉罐甩飞出去，从沙发上翻滚下来。我急忙张臂接住，让她整个人正好压在我身上。她的皮肤因为紧张而出了一层小疙瘩，双臂紧紧抱住我的脑袋，一动不动地喘息了好半天。
“知道厉害了吧，还敢说我蠢吗？”
“不敢了不敢了……”她一叠声地说。稍顷，又轻轻地叹了口气，用脸颊摩挲着我的胸膛，更用力地抱紧了我。
“其实我一点也不觉得你蠢。”
“真的？”
她的脑袋擦着我的脖子动了动，象是在点头。
“你真的不蠢，但是很矛盾。”
“矛盾？”
“嗯。你的身上充满了很奇怪的矛盾。”
“什么意思？”
“我也不能表达清楚。好像就是说，你表面上总是想做出很玩世不恭很痞的样子给别人看，但其实你心里有一些很固执的东西。或许就是因为你太在乎它们，所以才把它们藏起来，藏得太深了，自己都看不到，但是与你亲近的人反而或许能看到。”
“真的是这样？”
“我猜是这样。其实应该不是只有我看出来了，我想，小白，严浩，他们一定都看出来了，否则你想想看，为什么他们两个人和你差别都那么大，却都能把你当作好朋友？”
我突然发现阿米的口气不象是随口开玩笑。也就是说，这是她第一次在认真地对我做出评价。我不再开口，脑子里开始回想她刚才所说的那些话，竟有些茫然起来。如果阿米所说的是事实，那么难道在我们中间，我是唯一一个不了解我自己的人？
我真的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吗？我真的把很多东西藏在了自己都看不到的地方吗？我试图在意识里向自己的深处探寻，但猝不及防地突然弄痛了什么部位。我的手臂不由自主地用力，因为我竟感觉到所有未能与阿米的身体贴紧在一起的地方都在疼痛。我想起了那个伤口，那个我看不见的伤口。我用力抱紧阿米，刹那之间，我竟强烈地祈望能够和她融为一体，不是通过性交，而是还原，还原成一个即使一起破碎都不会分裂的共同体。刹那之间，我想我的拥抱勒痛了阿米，因为她的身体在颤抖，在本能地反抗着--“小雨，你怎么了？”她担心的问。
一切幻觉都消失了。仅仅是刹那之间。我清醒无比，喘息一声，颓然松开双臂。
她用胳膊撑起上身，凑近我的脸，仔细观察我的表情：“怎么了？你想到什么事了吗？”
我迎着她的目光呆了一会，笑了笑：“我想到--我们应该起来去洗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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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在自己有钱能够买一双新皮鞋之前，不再和阿米一起出入任何上档次的餐厅。
所以当阿米GRE考得高分，宣布要请客吃饭的时候，我强烈推荐了她住处附近的一家装修简陋的小湘菜馆。满满一桌子菜，把我们三个人全部填饱，辣得满头大汗，最后结账才不过一百多元。
但料想不到的是，我和阿米刚回到她的公寓便开始抢卫生间，几趟来回之后简直生不如死。最后还是身为罪魁祸首的我强忍着腹痛出去买了大堆药片回来，凄惨的是买药所花的钱竟比吃饭用的还多。
我和阿米各自吃了药，然后象苦命鸳鸯一般在沙发上相互依偎。这时严浩打来电话，原来此人也未能幸免于难。比我们更惨的是他开车回去的一路上就要不停地找厕所，还因为乱停车而被贴了罚单。我和阿米在幸灾乐祸上达成了极卑鄙的共识，一起在电话这头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严浩扬言要扣我工资，但最后还是把厚厚的工资袋扔到了我的手上。
拿到工资，我让阿米领着出去逛了一个下午徐家汇，买了一双她帮我挑中的皮鞋。我当场美滋滋地换上新鞋，然后带她到华山路上一家不错的本帮菜馆大吃了一顿。
几天之后，我怀揣着剩下的钱独自去老城隍庙的金银首饰柜台晃悠了一圈，对价格有了概念之后却只能黯然神伤，铩羽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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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快结束的时候，外公家里出了事。虽然父母都极力试图向我隐瞒，但我仍然从他们的私下交谈和与亲戚间的电话中听到了一些情况。简单点来说就是--外公阔别几十年的老同学来上海了。
根据我断续了解整理得出的结果所知，这个神秘人物是外公的学妹，前国民党少将的女儿，曾在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的四十年代与外公在校园里深深相爱。解放前夕，她全家随军迁往台湾，而当时已加入九三学社投身革命的外公，满腔激情地要为新中国崛起发光发热，所以拒绝了她家的提亲，选择了留在上海。并最终顺从父母之命，与之前素未谋面的出生于苏州书香门第的外婆成了婚。而此人去台湾后也在家庭的安排下与她父亲的一位得力部下结合，并未育有子女。1987年蒋经国先生宣布台湾解严，政治文化解禁，她丈夫因其退役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身份而被借台北民众游行之机寻仇闹事的原住民暴徒在家门口活活殴打致死，自此孤孀一人。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居民回祖国大陆探亲后，她便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外公的消息，直到今年才获得线索，只身前来内地与外公重逢。
一天晚上，我吃完饭正准备回房间的时候，母亲突然在背后叫住我。
“你外公下午打电话过来，说他的老同学明天下午要回台湾去，走之前想见你一面，明天中午要你过去一起吃个饭。你去不去？”
我回过头看见母亲背对着客厅里照射出来的灯光，隐隐约约的面上有欲言又止的神情。这几天她脸色一直不好看，我知道她一定是不希望我去。
“我去。”我回答。走进房间，反手关上门。
我开始翻箱倒柜，折腾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从被压在书橱底的一本旧语文课本里翻出了当年从外公给我的书中掉出的那张照片。我坐到桌前，就着台灯光细细端详相片上那个穿着大襟圆摆中袖齐肘的白衫和黑色绸裙，笑得很甜美的女学生；那个狐狸脸、鼻梁削挺、唇角如线、妖娆妩媚的女人。
这个叫做“紫兰”的女人和外公在一九四六年的上海有一个约定，他们约定要“再见”。
多年前我曾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真正亲眼见到照片上的这个女人。而现在，我强烈地感觉到明天我将要见到的所谓外公的老同学极有可能就是此人。想到这里，我竟有些隐隐的激动。
就在我沉溺于遐想的时候，手机响了，是严浩。
120
“睡了吗？”
“没有。”
“干什么呢？”
“发呆。”
严浩不再出声。又隐隐约约地似乎是在咳嗽。
“你在哪？”我问。
“车里。”
“车在哪里？”
“你家院子外面。”
“等我一下！”
我挂掉电话，把相片放进抽屉，穿上衬衫推门出去。客厅里伸手不见五指。我小心翼翼地走过父母卧室的门口，犹豫了一下，放弃了开灯换鞋的打算。穿着拖鞋晃晃悠悠地走出院子，迎面看见严浩的黑色桑塔纳。车已经熄火，车窗开着，他头搭在车门上，一只胳膊伸在外面，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手指间有一个红色的光点在夏夜的晚风里隐约闪烁。
我打开车门，把一堆乱七八糟的CD、罐装啤酒、盒装避孕套等物品推到另一边去，钻进后座。
严浩依旧没有动静。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表情慵懒，目光涣散，呆呆地不知道在看着什么地方。然后我感觉到车厢里弥漫的烟味不太对。“你在抽什么烟？”我问。他没有回答，把另一只手里捏来捏去的一个中华烟盒丢给我。我打开，看见里面是一小块大麻。
“出什么事了？你怎么了？”
他动作迟钝地侧了下身子，半边脸扭向我，慢慢地吐出一口烟，沉默了片刻，问：“去不去喝酒？”
“可以，我没问题。可是你这样还能开车吗？”
“开了才知道。”
“那就快开吧。”
吸了大麻的严浩将车开得非常野。桑塔纳在他的驾驭下，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水泥路面上甩出一条又一条优美的弧线，超过一辆又一辆车。大麻的药力作用似乎已经度过焦虑期进入爽朗期，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面带微笑，眼神安定，动作灵活，并且哼起了张楚的歌：“生命象鲜花一样绽开，我们不能让自己枯萎……”
我们在一家爵士酒吧花了三个小时喝光了一瓶Black Label，吸掉了两包Mild Seven，最后我实在撑不住困劲，提议回家睡觉。
“都这么晚了，别回去了，就在外面找个地方过夜吧。”严浩说。
我把下巴搁到桌子上，呵欠连天地看着他。他笑了：“别装苦瓜了，让你挑地方行不行？”
车在市区兜了两圈之后，我挑了一家门脸看起来挺上档次的洗浴中心。
这个洗浴中心我是第一次来，但这里的经理似乎认识严浩，态度客气得有些不同寻常，让我不禁有些纳闷，但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劲来问了。洗浴中心的按摩小姐倒是堪称正点，给我按摩的时候我那玩艺竟不争气地竖了起来，弄得我非常难堪，而小姐只当没看到。
做完按摩后我和严浩裹着浴巾在包厢里看MTV。他把剩下的大麻取出来，弄碎，剥开一支卷烟，把烟丝和大麻掺在一起，再用烟纸重新卷好。我在旁边迷迷糊糊地看得来了点兴致，加上头疼得简直无法忍受，便学他的样子来了一遍。但手太生，卷得很松，刚点着就灭了。最后还是严浩帮我重新卷了一根。
这是我第二次吸大麻。几分钟之后，我开始感到自己轻松愉快起来。房间里所有的颜色都变得特别鲜艳，纯洁而又美好，鼻孔里缓缓飘出的烟雾也轻盈曼妙。我看到严浩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地走，看不清楚他的轮廓，但他腿上的每一个毛孔却都像在望远镜中一样清晰可辨，真是非常有趣，让我觉得如此好笑，笑个不停。笑声清晰而遥远，仿佛时空被折叠，回忆就摩娑在耳边。
我浑身松软地躺在沙发上，将要睡着的时候，恍惚地看到门被打开了，一个身材迷人的姑娘从我眼前无声无息地走过。我看到严浩抱住她，一只手抓住她的乳房，然后一起在我朦胧的视野里沉下去。沉下去，慢慢地深深地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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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沙发上醒来的时候电视还开着，隔夜的烟味、酒味和不知出自何处的香水味混合成一种让人作呕的恶心气味。我坐起身，先是被熏得一阵眩晕，接着便感到头痛欲裂。找到拖鞋后我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向前走了几步，却差点被睡在地毯上的严浩绊倒。
找到一个装的是水却酒味扑鼻的杯子猛喝了两口，我才缓过些神，然后猛然想起陪外公的老同学吃中饭的事。急忙找到手机打电话到家里向母亲问明了就餐的时间地点，发现可用时间已不多，于是又把熟睡的严浩弄醒，让他赶快穿好衣服开车送我去。
离开洗浴中心的时候严浩在柜台拿了一包香口胶，我们一人嚼了几条以对付自己严重影响呼吸质量的恶劣口臭。当班的经理陪着笑把我们一直送到停车位。车门关上后我问严浩为什么没有结账，因为据我所知严浩和这家洗浴中心并没有业务关系。他只回答了一句：“这里我不用结账。”
由于我出门时穿的是拖鞋，所以不得已让严浩脱下他的皮鞋来让我穿了。严浩赤着脚踩下油门。半个小时后，衣衫不整浑身怪味的我狼狈不堪地拖着至少大了两码的皮鞋在南京西路下车，走进上海商城下面的西餐厅，见到已等候多时的外公和他的老同学。事实上，若不是外公的那个老同学在座位上远远地看到了我，形象欠佳的我极有可能立即被身后气势汹汹追进大堂的两个保安拖出门去。
“您怎么认出我来的？”落座后我问外公的老同学。
“你外公一直和我提起你，我听他说过你是长头发。”她笑吟吟地看着我回答。
她表情和蔼，目光亲切，让我放松了许多。后来吃饭的过程中我一直偷眼打量她，按我的推算，她的年纪应该与外公差不多，但是保养得很好，气质极佳，看起来至少比实际年龄要小十几岁，而不像我外婆那样被命运浮沉刻下满面沧桑。衣着也很高雅得体，面料精细，毫无疑问价格不菲。
外公为我的迟到向她道歉，她眉目含笑地直说“不介意”。两位老人目光对视的时候，瞳孔里有分明的光芒闪动，让作为旁观者的我可以轻易地想象出他们年轻时曾有过怎样的激情眷恋。由此我更加怀疑她就是相片上的女学生，但毕竟两者的年纪相差了几十岁，实在难以从相貌上看出端倪，并且外公一直没有称呼她的名字，我也不便主动询问，所以还是无法得出确信的结论。
饭桌上她和外公聊起我的情况，外公居然把我评价为“一个在怀疑和反叛中成长的热血青年”。
“是啊，就像当年的你一样。从这孩子身上我能感觉到你年轻时的影子。”她对外公说。
正被一块在刀叉下滑来滑去的牛排弄得满腔怒火的我听到这句话，无地自容得差点一头钻到桌子下面去。我急忙故作腼腆地低头陪笑，不让他们看到我燥热的脸庞。
饭后他们又聊了一些旧上海的趣闻，但关于我所好奇的他们的青春往事却避而不谈。最后外公的老同学未让我们觉察地让招待送来了账单，并极其自然地很快付了现金。我觑见了招待迅速合起的硬皮帐本间夹着的厚厚一叠百元钞票，也瞥见了外公脸上攸忽掠过的不易察觉的阴影。
走出酒店，外公送她去虹桥机场，我和他们挥手告别。离去前她塞给我一个红包，并说这是长辈和晚辈初次见面的规矩，不可推托。
上出租车后我拆开红包，发现里面是崭新的六百美元。二十分钟后这六百美元在中国银行被我兑换成近五千元人民币，又开了一个活期账户，和自己剩下的工资一起存了进去。按照我的估算，如果诸事顺利的话，明年阿米过生日的时候我就能送她一份不寒碜的礼物。想到届时此人开心得要死的样子，我竟有些得意洋洋起来。
回到家发现父母都不在，留了张字条说是去探望外婆了。我刷牙洗澡，把散发着怪味的衣服扔进洗衣机，栽到床上，一直睡到被母亲叫醒起床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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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饭吃得怎么样？”饭后全家在客厅里看电视的时候，母亲一边低头整理毛线篮一边问。
“嗯，很好。两个人都很老实，没动手动脚。”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母亲猛抬起头，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什么意思？你不就是想知道这个吗。现在告诉你了，该放心了吧。”我仰靠到沙发背上，眼睛继续看着电视，笑着说。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回头又没完没了了。孩子还小，有些事情以后他会明白的。”父亲转过身来想把母亲拉开，但是没能拉动。
“是，我小。妈比我还小的时候不就已经开始恨外公了吗？十几岁不就已经不打招呼地自己离家出走上山下乡去了吗？”我扭头看着母亲，“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那么恨他？他已经倒够了霉，他和你一样也是受害者，错的又不是他，也不是他那些搞笑的理想，错的是那个搞笑的时代！
“你看他那么不顺眼，又不愿意我帮他说话，不如当初就别把我生出来。现在后悔了吧？估计外公也早就后悔了，生出你这么一个不孝的女儿。”
父亲叹了口气不再说话，想必是根据经验知道我和母亲的战争发展到此已经没有掩旗收场的可能。
母亲甩开父亲的手，把毛线篮重重地丢在茶几上：“你知不知道，你外公前些日子把你外婆一个人丢在家里，和他的那个老同学结伴出去玩了一个星期！你觉得他这样做也是对的吗？”
“有什么不对？谁都明白他们俩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感情，更别说外公和她是自由恋爱，和外婆是包办婚姻。半个多世纪才好不容易再见上一面，一起出去走走很过分吗？”
不知道是为什么，我感觉自己的情绪激动得近乎不可理喻，正在迅速翻越理智的顶点--
“谁都不是神，谁都会犯错误。就算外公这次错了，他至少还有理由。可是你们为什么只对他那么苛刻而不看看自己呢？爸当初不是为了当个搞笑的狗屁红卫兵还带人抄自己的家批斗自己的老子吗！”
这句话从我口中出来仿佛一道闪电在房间里炸裂。父亲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他张开嘴，嘴唇颤抖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怔怔地看着我，仿佛看着一个陌生人，目光却渐渐空茫到洞穿了我的身体望向不知道什么地方。然后他慢慢地低下头，举起双手，捧住脸庞。我看到他哭了。我这才突然意识到自己说出了他最不能承受的话。
身体仿佛正在急速地下坠中，压力自脚下逼迫到脑腔，鼓膜涨痛。而一个重重的耳光扇在了我的脸颊上，咸涩的血腥味立即在口中化开。
我心头一片空茫，眼眶开始变热。这种状态下的我已经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只知道面对盛怒到浑身发抖的母亲，我冷冷地笑了。这种难看而冷酷的笑和严浩那种满不在乎的笑不同，这种笑我从小到大不知道多少次在母亲的脸上看到，而现在，突然之间，我自己也拥有了。
我手脚麻木地站起来，走回自己的房间，穿好衣服，走到门口，打开房门。
我又停下，转过身。
然后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对母亲说：“你不用再给我织毛衣了，因为织好了我也不会穿。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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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介绍一下我父亲。
父亲的一生确实有够倒霉，充满了让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他出生于1949年10月1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岁，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自幼就不得我那对简体字和汉语拼音深恶痛绝的爷爷的喜爱。后来没念几年书就撞上了文革，又被爷爷连带沦落为“狗崽子”。可怜的父亲那时一派天真，居然为了当上一名光荣的红卫兵而带领同学们抄自己的家批斗爷爷。红卫兵总算是当上了，但在1966年秋天上北京串联朝圣的途中，他却又被人指为“混入革命队伍的*细”而惨遭殴打，并被从已经开动的火车丢到月台上，摔坏了脊椎，自此落下腰疾，只要坐或蹲的时间太久就站不起来。
那年冬至的夜里，我爷爷上吊自杀了。爷爷被指为封建余孽、反动文人，自杀时穿上了长衫，用毛笔在墙上写下了王国维先生的半阙词：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父亲虽然颇为坚强地活下来了，但那个疯狂的年代实际上已经把他和他的青春一起给毁了。他没有朋友，性格多疑，懦弱寡断，经常唉声叹气。如果没有要强的母亲，真不知道我家现在会是什么样。
124
我走到大院门口，买了一包烟，点上一支吸着，发了一会呆，仍然无法理清脑子里的混乱思绪。忽然觉得十分孤独难过，便抓起小卖部的公用电话打到阿米的公寓。没人接。我犹豫了一下，又打到阿米的家里，听筒里却传来占线的声音。最后我打严浩的手机，终于通了。
“什么事？”严浩问。
“有空一起喝酒吗？心情很不好。”
“那就过来吧。”
“你在哪里？”
“在陪客户。人不多，你快点过来吧。”
“什么地方？”
“你打车到陕西南路肇家滨路，然后在附近让司机找一下‘梦娇歌舞厅’。二楼，九包。”
我按严浩的指示找到了目的地。推开包厢门，看见里面坐着四个人，严浩，一个小姐，另外两个陌生人想必是客户。其中一个看起来已年过五十，身材肥硕，正襟危坐，正表情严肃地拿着话筒和一个小姐合唱《春天的故事》。充满缅怀伟人深情的亮丽音乐和小姐身上少得可怜的几块布堪称滑稽的对比，那副假模假式的样子让我心里顿生厌恶。
严浩看见我，起身过来拉我一起去洗手间。出来后，他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上一支。
“究竟出什么事了？”他问。
“和我妈闹翻了。去你那里睡两天可以吗？”
“这么严重？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好像还是第一次啊。”严浩笑了，做势要研究我的表情。我一把推开他，叉开话题：“包间里那个老邦瓜（上海话）是什么来路？怎么看起来那么不地道。”
严浩摆摆手：“别提了，是个处长。这种体制内的官僚最难伺候，但这么难缠的也是第一次遇见。小伟的姑娘来过了几批场，一个都不满意，现在包厢里坐着的那个是这里驻店的时装表演队的，妈的，价钱又贵，又不出台。”
“不出台？”
“嗯，这群姑娘全是湖南妹子，带队的鸡头也是湖南人，我和他谈了半天都不行，说在这店里干什么都可以，就是出门不行。”
“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
“我觉得他们恐怕有点问题。”
我们边说边往回走，快到包厢的门口时突然听见里面传出小姐的哭叫声。我和严浩相视一怔，拔腿冲进房间，看见那个处长正和身边的小姐在纠缠推搡。老家伙扯着小姐的头发，小姐哭得满面是泪。“赖处长，出什么事了？”严浩问了一声，两人这才停住。老家伙松开手，小姐泪眼婆娑地一抬头，正迎向我的目光。乍一打量之下，竟颇有姿色，心头不由一动。我走过去，在她面前蹲下，问，“怎么了？”她紧张地看着我，慢慢松开按住裙子的手，裙摆滑落下去，露出大腿上一块青紫的淤痕，在包厢里如此昏昧的光线下看起来都有些触目惊心的扎眼。这时严浩走到身后，拍拍我的肩膀，我侧身让开，他也一眼便看到了小姐腿上的伤，眉头立刻皱了起来。
“被老家伙掐的？”我问。小姐咬着嘴唇点头。
“你这个没大没小的小赤佬（上海话），怎么说话的？你说谁是老家伙？”赖处长在我背后气冲冲地鬼吼。我站起来，转身堵在他面前，冷冷地盯着他。我的目光掠过他比我矮一截的肩膀，看到包厢门口已经挤满了人，一个脸色阴沉的精瘦中年人站在最前面，身后紧挨着两个面目表情象打手的家伙。我猜测这个中年人就是严浩所说的鸡头，但不知道他们这样袖手旁观是什么意思。
“说你是老家伙，老不死的，怎么了？”我盯着赖处长的眼睛说。我的来者不善显然让受惯逢迎的此人有些出乎意料，绽着肥唇竟一时语塞。
严浩走到门口，和那个中年人招呼了一声，“没事，出了点小问题，我们自己解决。”说着他把门在那人面前掩上，反锁，然后走回我和赖处长之间，问我：“你想做什么？”
我没想到他会说出这样一句话，心里油然一寒。赖处长却得意起来，大声地放话：“严经理啊，你还想不想做生意？想做生意就好好地管教管教你的手下！”
严浩没理他，看着我的眼睛，用同样的语气又问了一遍：“你想做什么？”
我愕然地迎着他的目光，突然发现他的嘴角已经在微微地向一边撇去，刹那之间恍然大悟，顿时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想打这个老混账。”我回答。
笑容开始迅速地在严浩面上扩散开来，他不动声色地继续问：“你先还是我先？”
“上次是你先，这回该我先了。”
我所说的“上次”，指的是中学时遭遇流氓抢钱的那一次。我们俩非常默契地相视而笑，我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明白了一些严浩所说的“做朋友不用相互摸透”的意思。严浩闪身给我让路，而赖处长早已被我们俩的对话弄得目瞪口呆，可能方才想明白了一些，紧张地用手指着我：“你，你们想干嘛？”
我笑着不回答，解衬衫的纽扣。另外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家伙做势欲起，严浩伸出手，用一只手指对他摇了摇，另一只手从裤兜里摸出来一把弹簧刀，“啪”地一声打开。那个家伙面露便秘之色，老老实实地坐回原处，捧起茶杯装模做样地低头喝水。
我走到离赖处长不到半米远的地方，看着他的鼻子说：“老邦瓜，老混账，老不死的，你他妈的刚才说谁是‘小赤佬’？”说完我抬起一脚踹在他的膝盖上，此人“哎呦”一声惨叫跪倒在地。我毫不留情地开始痛打他，从大二时打那个小白脸情敌之后我已经有近两年没有打过架了，所以一拳一脚都有释放库存的快感，把老东西打得哭爹喊娘，趴在地上直往桌子下面钻。我仍不住手，用脚狠踹他露在外面的肥屁股，就象严浩当年打猪头三时所说的，胖子肉厚油多像沙袋，打着果真舒服，简直畅快淋漓。
“差不多了。”严浩说着拉住我。我这才喘息不已地停下，坐倒在沙发上，从冰桶里摸出一罐啤酒打开拉盖没头没脑地狂饮。严浩则继续做收尾工作，招呼那个到现在还没喝掉半杯茶的家伙过来把赖处长从桌子下面拖出来，扶着送出门，还挥手告别，“慢走慢走，不送了啊，生意我们下次再谈！”随后扭头朝我招手：“我们也走吧。”
“急什么，休息一下。”我意犹未尽地回答。
“休息你个头！”严浩笑着骂我，“动静闹得这么大，指不准有哪个怕事的已经报了警，你想到我那里住呢，还是想让**到看守所领你回家？”
严浩不愧是老江湖，想事情就是比我清楚。我怏怏然起身，走到门口又想起那个已经被我们忽略了半天的小姐，回头告诉她，“你先好好休息，明天我们再来看你。”她不知所措地看着我，脸上依然有惊恐之色，让我愈发有些同情，想再说两句什么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好对她笑一笑，转身出门。
我一转身时差点撞到了守在门外的那个中年人的鼻子。我扫了他一眼，他也对我笑笑，但那种笑容有种说不出的阴森味道。坐进严浩车里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那个小姐的惊恐表情，可能并不是我所猜测的余悸未消，而是在害怕这个中年男人。可是她在害怕什么呢？正转念间，严浩已踩下油门，答案不得而知。
我们一车开到衡山路，找了一家可以签单的酒吧坐下，两圈Tequila Bomb之后我突然想起严浩在包厢里掏出的那把弹簧刀。
“喂，你那把刀是哪里来的？没见你拿出来过啊。”
严浩笑眯眯地把刀摸出来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仔细看看，好好想想，这把刀其实你早就见过。”
我拿起刀对着光仔细端详，突然恍然大悟--就是当初严浩从抢我们钱的瘦子手上夺下的那把。回想起少年往事，不禁感慨唏嘘。
“这么多年了，你还随身带着？”我把刀丢还给他。
“是啊，这么多年了。”严浩向后仰靠到椅背上，拿着酒杯轻轻摇晃着里面的冰块，若有所思地盯着桌上的刀，目光有些凝滞。有那么几秒钟，我在他的表情中看到了极其罕见的迷茫。
125
我在严浩家里一觉睡到正中午，起床时发现他已经出去了。手机上有两个未接电话，都是家里打来的。我发了一会呆，最后决定什么都不想，到厨房里从冰箱翻出一袋速冻水饺烧开水下了吃了。吃完后也懒得再去学校，就打开电视躺在沙发上看，过一会换一个台。6点钟的时候屋里的电话铃响了，是严浩打来的，问我是否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我说不去了。挂掉电话，我走到阳台上吸了一支烟，看到外面不知不觉间昏暗下来的天色，这才突然反应过来秋天早已经来到了。
我磨蹭到7点多，穿好衣服出门，在一家小吃店吃了份盖浇饭，转了两趟车到陕西南路，在附近逛了一会商场，买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一瓶红花油，一条金莎巧克力及其他零食，居然还买了一盒太太口服液--付完钱后自己都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我提着东西晃悠到梦娇歌舞厅门口，看一下手机，时间已经差不多，就走进去，在大堂靠近舞池的角落找了一个两人的位子坐下，要了两罐健力士黑啤慢慢喝，一直耗到所谓的时装表演开始。小姐们身上的布料都一样少，面目反而容易辨认，要找的人刚一上场就被我看到了。她化着很浓艳的妆，笑容被灯光打得缤纷灿烂，身材很成熟，腿也很长，感觉似乎比阿米还要高几公分。谢幕时，我走到台前向她招手，她立刻认出了我，对我笑笑，退场后很快就换了一件旗袍过来，在桌对面坐下。
“昨天的事，谢谢你们啊。”她说。
“不用谢。我和我朋友都喜欢打胖子。”我笑着说，把东西拎到桌子上，推给她。她连忙摆手拒绝。
“拿都拿来了，就收下吧。红花油自己用，其它的零食分给你的姐妹。”我说。
她迟疑着把东西接过去，又说了一声“谢谢”。
“喝点什么？”我问。
“不，不用了！我还要……”她的脸上出现焦灼不安的神情，迅速地扭头看了一眼。我顺着她的目光望去，看到那个精瘦中年人正站在不远处的地方盯着我们。我朝他招手，他笑着走过来。
“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我问。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一下你们聊完了没有。有客人点小云了，你也知道我们是做生意的……”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数出三张一百元给他，说：“这些够台费了吗？麻烦你帮我向那个客人说声‘对不起’吧。”
“这个……”
“我和我那朋友都是这里的老客户了，总该照顾一下吧。”说着我递一支烟给他，拿起打火机要给他点火。“我自己来”，他摇手拒绝，自己用火柴点上，拿起桌上的钱，笑着说：“既然这样，那就照您的意思办了，我去跟那边解释一下吧。”走之前，他又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我对面的姑娘，“自己当心点，不要再惹客人不高兴。”姑娘连连点头。他被我目送着走到大堂门口，跟那里站着的一个打手模样的人小声嘀咕了几句，两人一起朝我这边又看了两眼。
“究竟怎么回事？我怎么觉得你们有点问题啊。”我扭头问对面的姑娘。
“没有，真的没有！”她急忙解释。
我放弃追问，点了一支烟抽起来。
眼前的这女孩和我过去常见到的那些小姐不太一样，看起来竟然很矜持的样子。而我从不和小姐直接打交道，所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僵持了一会，她小声地问我要不要服务，我说不用。她说你付了钱啊，我笑笑，说我只是昨天答应你要来看看你的。她又不说话了，表情有些茫然。
为了叉开话题，我给她讲了下午在电视上的社会新闻里看到的一则报道，这件事颇为凄惨，所以印象深刻。大致经过是：武汉的一对青年男女谈恋爱，女方家里嫌男的太穷，男的受不了羞辱就决定南下深圳**。女的求他不要走，说她不介意他穷，愿意和他私奔。但男的要面子，宣称要挣够了钱回来光明正大地娶她，还是走了。刚到深圳时从小工做起，很苦，唯一的精神慰藉就是和女友每周彼此一封的情书。后来此人终于混出了头，开了自己的公司，野心也越来越大，连信都没空给女友写了。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女友的电报，说当天夜里有一班深圳到武汉的火车，她会在车站等他回去娶她，等他到死。他那天有一个重要的商务谈判，所以一直磨蹭到傍晚才去买票，可是票已经卖光了，所幸的是后面紧接着就有加班火车，于是买票上车，一路好梦。下车后却看到女友已经在前一班列车发车--也就是他乘坐的加班火车进站--的时候，卧轨自杀了。
故事说完，我看到对面的她低头不语。“没事吧？”我问，想到她或许是在哭，心里有些后悔不该讲这么凄惨的故事了。这时我听到她小声地说了一个名字--“安娜・卡列琳娜”。刹那间，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因为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坐台小姐居然也会看过《安娜・卡列琳娜》。
我再次强烈地感觉到如严浩所说，事情有问题。我再次逼问她，她默默地擦干眼泪，突然说：“我们走吧。”我愕然，“去哪？”“给你提供服务。”我刚想拒绝，她已经站起来，一把拉我的手。我只好忐忑地起身，跟随她走到一个挂着“员工休息室”牌子的空房间。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我非常尴尬地看着她反锁上门，正想说话，她却突然扑到我怀里，紧紧抱住我，强忍住声音地痛哭起来。
“究竟怎么了？”我不明就里，束手无措地看着她。她哭了好一会才渐渐止住，抽泣着抬起头，“你真的想知道我的事情吗？”我愣了一瞬，看着她浓妆已经被泪水冲洗得乱七八糟的肮脏不堪的脸，默默地点点头。
126
“她叫徐海云，十九岁，长沙郊县人。师范中专毕业，分到县里的幼儿园当老师，自己不满意在小地方呆一辈子，想到大城市去看看，在大街上看到招聘时装模特的启示，就去应聘，被录取了。她的老板就是那个看起来很阴险的精瘦中年人，此人姓刘，是个退伍兵，据说上过中越战场，杀过人，睾丸被流弹打碎了一个，但办起床事来却更勇猛，所以绰号刘老枪。
“刘老枪骗这些小姑娘，说要领她们到大城市巡回演出，和她们签了类似于卖身契的合同，但一上火车就把她们的身份证全扣下了，带着她们从广州蹿到上海，让她们做小姐接客，说是拿百分之五十的台费抽头，但其实所有的钱都被他捏在手里，宣称是怕她们年纪小乱花钱，帮她们存着。
“她们现在吃住都在梦娇歌舞厅，晚上睡包厢或杂物间，平常不准离开歌舞厅半步，还有三个打手看着她们。唯一出门的机会就是去公共浴室洗澡，但是打手也会跟着。”
“你告诉我这些，有什么目的？”严浩抿了一口啤酒，问。
“我想救她出来，需要你帮忙。”
“她自己为什么不逃跑？”
“她不敢。毕竟她年纪那么小，在上海人生地不熟，而且身上一分钱都没有，身份证也没有，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跑、能往哪里跑。”
“为什么不报警？”
“怕让家里人知道真相，没脸见人。”
“这些都是她说的？”
“嗯。”
“我为什么要相信她？”
“严浩，我不是要你相信她，而是要你相信我，相信我真的要做这件事，真的需要你的帮助。”
严浩抬起头看着我：“你是在求我？”
“对。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求你。”
他的视线回到手里的易拉罐上，沉默着，手指渐渐用力，“啪”地一声易拉罐被捏瘪了。他抬手把空易拉罐扔进了房间斜对角的字纸篓里，从口袋里摸出一枚五分硬币，冲我晃了晃，嘴角撇出笑意：“用老规矩决定吧，怎么样？”
“好。”
他把硬币抛起，动作娴熟地反扣在手背上。
“国徽还是字？”他问，看着我的眼睛。
“字。”我迎着他的目光。
是字。我赢了。他对我一笑，故作失落地吹了声口哨。
我也笑了：“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玩这个游戏吗？那个夏天的晚上，在录像厅外面的马路上，那一次我和张昕赌，我选的就是‘字’，我也赢了。”
“没有人能够永远是赢家，总有一天你会输的。”严浩笑着把硬币塞回口袋，顿了顿，目光望向窗外乌云密布的天空，“但是，那一天赢你的就未必会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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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我和严浩又去了一次梦娇歌舞厅，开了一个小包，点了徐海云。为了不让刘老枪起疑，严浩也叫了一个小姐，带到大堂的舞池去跳舞。在此期间，我向徐海云介绍了我和严浩商议出的行动计划，分析可能的漏洞，逐一确定细节。“记住，就像平常去洗澡一样，只带洗澡要用的东西，别的什么杂物都不要带，否则会让他们起疑。”我告诫她，她默默点头。
她看起来似乎心理压力很大。所以在严浩和另一个小姐回来后，我故意拉着她一起一首接一首地唱歌，以此分散她的注意力，缓解她的紧张情绪。合唱罗大佑的《滚滚红尘》的时候，她把手放到我的大腿上，紧紧抓住我的手。那只手直到我离开都在微微颤抖，但是并没有松开。
行动前严浩似乎很随意地问我有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阿米一声，我犹豫了两秒钟，回答“不用了”。
秋日的午后，稀薄的阳光略带湿润地涂抹在行人懒散的街道上。桑塔纳停在陕西南路和肇家滨路路口附近的一个停车位里，我和严浩坐在车内，车里的音响循环播放着赵传的一张CD，严浩不时跟着哼上两句，我则有些难以抑制地激动和紧张，一支接一支地吸烟，隔着玻璃仔细监视窗外。
“来了！”我迅速地掐灭烟头，拍了一下坐在前面驾驶座上的严浩。车窗外的人行道上，拎着一个纸手提袋的徐海云正面朝我们走来，在她身后十几步远的地方，一个穿着拖鞋两手插在裤袋里的打手与她保持步调不紧不慢地晃悠着。她看到了我们的车，与我隔着玻璃沉默地对望，目光在不断缩短的距离间被拉成一根逐渐绷紧的弦。
距离只剩下几米远的时候，她突然开始奔跑，我猛地推开车门，一把拉住她伸出的手将她用力扯进后车厢，她的身体几乎是平躺着进来的，头重重地撞在我的小腹上，我顾不得扶起她，将她还伸在外面的小腿塞进车内，迅速关上车门。这时，跟在她后面的那个打手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撒腿追来，但严浩已经一脚踩下油门，熟练地连打方向盘，就在他的手摸到车尾的一刹那，车子拐上快车道，我回头望去，看见那家伙由于惯性的作用而摔倒在地，连着打了好几个滚。
“起来吧，没事了。”我松了一口气，拍拍伏在我腿上的徐海云的脑袋。她的身体动了动，但没有坐起来，而是伸出胳膊抱住了我的腰，把脸更用力地贴紧在我的腹部。然后我听到她哭泣的声音，泪水很快就湿透了我腰间的衣服。我只好用手按摩她的背脊。她似乎比看起来还瘦，两个小小硬硬的肩胛骨在我手掌下滑来滑去，硌得手心很疼。
“现在去哪？”严浩在前边头也不回地问。
他的话让犹自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我有些迷茫，竟恍似觉得他不是在问我。接着便是心头一惊，我侧头望向车窗外骤然汹涌起来的车流人流，忽然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现在该去哪里，下一步该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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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傻坐着，吃点东西吧。”严浩放下手里的筷子，点了一支烟，对徐海云说。从坐下到现在她一直没有动过桌上的菜，只是低着头用筷子慢慢地往嘴里扒拉饭粒。
小饭馆里喧嚣而且闷湿，尖锐的笑声和餐具碰撞的声响洒落一地，四处弹跳，让我感到头晕和肠胃滞胀。食客们吐出的热气弥漫在房间里，在我眼前的玻璃上形成一层朦胧的水雾，让窗外的各种灯光看起来都仿佛在夜色中溶化开了一样，变成浓艳粘稠的一团。看了一会，我自己也产生了浮起的幻觉。
“你怎么也不吃东西？”严浩问我。
“没什么胃口。”我把目光移回到桌上，望见油汪汪的水煮牛肉，竟有些反胃。
“你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做？”严浩问。
“你觉得呢？”
他笑了：“你怎么总是这么孩子气？这种问题怎么能问我？我可以帮助你，但不可以替你做决定。”
“可不可以让我在上海呆几天？” 徐海云突然说。
我和严浩一起扭头看她。她放下手里的碗筷，仍然局促地低着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我希望能在回家之前静下心来想一想，怎么和家里人说，还有以后的打算……”
“你打算住哪？”严浩问。
“随便让我住哪里都行。”她急切地说，又嗫嚅了，“我知道，我已经给你们添了很多麻烦，但是我真的……如果，如果实在不行，那你们就别管我了，我自己想办法。”
“你能想什么办法？有办法你还等着我们来救你？”我转向严浩，“找个地方让她住几天吧，费用我来承担。”
严浩没有说话，皱起了眉头。
饭后严浩带着我们找到了一家条件还算可以的招待所，100元一天，用他自己的身份证开了房。严浩不声不响地付掉了一个星期的住宿费。我发现之后要把钱还给他，他说先欠着吧，于是我把这些钱塞给了徐海云。
徐海云收拾东西的时候，严浩把我拉到门外问：“你打算在这里过夜吗？”
这个问题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他脸上的表情自然如常。
“走吧。”我小声说。
坐进车里，我抬头看见徐海云站在招待所的门口远远地望着我。那双眼睛在黯淡灯光推出的黑暗前景下显得特别深邃明亮，车开动之后仍仿佛印刻在车窗玻璃之上，过了很久才渐渐淡去。然后我在车窗上看见了自己脸庞的倒影，苍白而迷茫，随着车身的微微震动而摇晃失真。
129
我躺在床上始终无法睡着，一闭起眼睛就看见一些乱七八糟彼此叠印的面孔，刘老枪，徐海云，阿米，打手，父亲和母亲，甚至还有小白。我翻来覆去，最后折腾得浑身酸痛，简直无法忍受，猛然翻身坐起，不假思索地抓起床头的手机拨了阿米公寓的电话。我在黑暗中头脑一片空白地盯着黄色液晶屏上闪烁着的“正在连接”，突然又一下子清醒过来，正想掐掉的时候，屏幕上的字样变成了“正在通话”。
“喂？喂？”手机里传来阿米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把它贴到耳边。
“喂，是我。”
“你--你怎么了？”阿米的声音听起来迷迷糊糊的，似乎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然后一阵赶赶咐咐的响动，突然“啊”了一声，“已经凌晨1点多了，这么晚你还打电话给我？出什么事了？”
“……”
“说话呀，究竟怎么了？”阿米的声音急切起来，“你不要吓唬我呀--”
“没事，就是想你了。”
“真的？”
“嗯。”
电话里传来她隐隐约约的声息，似乎是松了一口气。然后语气转为娇嗔：“你总算想我了？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还以为你失踪了呢！你究竟在忙些什么呀？说，是不是想不要我了？”
“我前天也给你打电话了，没人接。”
“前天我回家住了。”
“我又打到你家，占线。”
“占线？怎么可能啊。”
“我没骗你。”
“可是--”阿米想了一会，突然小声惊呼，“呀！想起来了，前天晚上我爸好像一直在用计算机上网查资料！”
“我说过我没骗你。”
“对不起，是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吧，好小雨，小雨好……”她嘟嘟哝哝地念了半天，见我还没有反应，语气又紧张起来，“你是不是真的生气了？为什么不说话？”
“没有。”我笑笑，“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
“要不，你现在过来惩罚我吧，任你摧残蹂躏，好不好？”
“不。今天算了，太晚了，你还是早点睡吧。”我迟疑着，听到窗外远远传来的雷鸣声，又急忙补充了一句，“而且台风来了，可能马上就会下暴雨。”
“那就算了吧。”阿米怏怏地说，“那，你也早点睡吧。”
“嗯。晚安，做个好梦。”
“你也做个好梦。只准梦见我，不可以梦见别的女人哦。”
“知道了。”我小声说。
“我爱你。”阿米也小声说，等了一会，挂上了电话。
断线后的盲音在耳朵里一声一声地响着。我呆了半天，慢慢放下手机。
“打完电话了？”身后传来严浩的声音。我扭头，看见他不知何时已站在房门口，倚着墙，指间挟着一支烟。
“暴风雨要来了。太闷了，根本没办法睡着。”
“是啊，我也一样。”
“那就起来吧。喝点酒吗？”
“不用了。”
我翻身下床，跟随严浩一起走上阳台，接过他递来的烟，点着，趴到栏杆上。
极目远眺，笼罩上海的天空像被墨汁浸染的薄布一样绷紧着，不时被锋利的闪电狠狠地撕扯出沉闷的雷鸣。随着每一声瞬间的炸响，心脏也仿佛共振似的在胸腔里弹跳起来，仿佛要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拉拽出身体，腋下渐渐有破裂般的酸痛。
谁都没有说话。连抽了三支烟之后，我侧头去看严浩，看到他手臂抱在胸前，站得笔挺，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外面暗潮汹涌的恢宏夜色。赤红色的烟头在风中闪烁着，忽明忽暗地向他指间吞噬下去。
“想什么呢？”我问。
“我在想，或许我们应该现在就从这里跳下去。”
他的口气听起来轻描淡写，象是自言自语，却让我心头一惊。因为我们正站在九层楼的阳台上，从这样的高度跳下去绝对不可能有任何让人感到惊喜的意外。
“怎么会想到这个？”
“我常常这么想--还记得我说过你那个叫‘小白’的朋友有点意思吗？”
“嗯，你说过。”
“我说他有意思，就是指--他跳下去了。”
“你说他的自杀有意思？”
“对。我常常觉得，应该趁着青春还没有结束，抓紧时间干掉自己。现在动手，或许还来得及。”
“可是，这有什么意思呢？”
“打个比方--在青春结束之前干掉自己，就如同一头猪在被送进屠宰场之前完成交配，这样猪就不至于绝种。”严浩扭头看着我，脸上浮现笑意，“这样就不至于有一天，屠宰场因为杀光了所有的猪而无事可做而失去存在的意义。”
我缄默。我不明白严浩所要表达的意思，更不太愿意听到这种戏谑的比喻。虽然我也愿意承认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和一个大肉联厂或许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不能接受青春的意义只是被屠宰前的交配。在我的概念里青春是与生活无关的另一件事，就像没有一丝云的夏日的湛蓝天空，或许会让人看得眼睛酸涩，看得流出泪水，但它只是一幅静止的画面，所以永远都不会结束。
但是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反驳严浩。况且反驳也没有意义，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需要彼此摸透。
我伸出头向楼下望了一眼，在浓重的夜色中区区九层楼竟好似无底的深渊。我忽然想到了少年时摔死在我和严浩面前的那个民工，想起了小白在遗书中所说的话，我想如果我们这样跳下去，或许唯一的好处就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遗体上看出我们在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个表情是笑还是哭。
夜空上突然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瞬间所有隐藏在空气中的重量都凝结碎裂出来，整个城市仿佛虚脱般地隐隐颤栗了一下，几乎在我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大颗的冰冷坚硬的雨滴已经开始随着狂风四处溅射，嘴上叼着的烟迅速就被淋灭并且湿透。
“呵，舒服多了。”严浩仰面长长地吸了一口清新了许多的空气，表情也随之轻松愉悦起来，“我们回去吧，继续睡觉。”
我把烟丢掉，默默地和他一起返回客厅。走到各自的房间门口时，我忍不住叫住他，“严浩--”
“怎么了？”他停住脚步，扭头望向我。
“我觉得--”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我总是感觉这次事情好像还没有结束，还要发生什么，但就像你原来所说的，我完全想不明白那会是什么，就是有这样一种让我很不舒服的预感。”
我把憋了许久的话说出口，看着严浩，等待着他的回答。
然后我听到他很平静地说：“我也一样。”
130
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和严浩共同的预感变成了现实。
我们俩一觉睡到中午，开车去招待所找到徐海云，一起在附近的肯德基吃了顿快餐，然后到商场里逛了一个下午，给她买了一些必需的日用品。黄昏时我们站在雨水还未干透的人行道上，正在商议到哪里吃晚饭的时候，严浩的手机响了。他听了两句之后就独自走到一边，十几分钟后才打完电话回到我们面前，对我说他有一些急事要去处理一下，让我先带徐海云去吃饭，他办完事后会到招待所找我们。
他对我说话时一如既往的平静，我也没有看出任何异常。但问题是，他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131
我整晚都在招待所的房间里不停拨打严浩的手机。我反反复复地在手机上按下那些数字，把它举起到耳边，等到自动断开，再放下，同时把长短不一的烟杆摁断在烟灰缸里。我让徐海云先睡，但她说睡不着，她穿着衣服裹着毯子缩在床上靠墙的角落，一言不发地看着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的我。偶尔接触到她的目光时，我看到了惊恐和紧张。但我无法安慰她，因为我连自己都无法安慰。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头痛欲裂地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横躺在床上，盖着毯子，鞋也被脱掉了。我有些迷茫地坐了一会，看见徐海云拎着一袋早点走进来。“昨晚你没睡？”我问。“我在椅子上靠了一会。我习惯了，没事的。”她笑笑，把塑料袋递给我，“趁热吃吧。”
我打开塑料袋，取出一个蛋饼吃起来。味同嚼蜡，但不得不吞咽下去，因为我不知道以后的时间里将会发生什么，我必须保持体力。连吃了两块蛋饼之后，我抬头看到徐海云还站在原地看着我。“你吃过了吗？”我问，她摇摇头。我把塑料袋递给她，“我吃饱了，你继续吧。我先走了。”
“你打算怎么办？”
“找到严浩。”我回答。
我打车到严浩的公司。房间里依旧人声嘈杂，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赵志鹏在打电话。我在他身旁站着，等到他挂下电话，问：“你知不知道严浩在哪里？”他斜睨我一眼，“不知道，好久没有见到他了。”然后又想起什么似的，作出一副诧异的表情，“奇怪啊，他不是一直和你在一起吗？你们整天忙得要命，公司的生意都顾不上，你怎么反而会来问我他在哪里呢？”最后两句话让我感到了挑衅的味道。但是我心急如焚，无暇顾及，当即拔腿离开。
电梯到达一楼的时候，脑子里突然一动，我没有走出电梯，而是又按下了“-1”的按钮。
我在地下停车场内四处搜寻，果然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那辆熟悉的黑色桑塔纳。呆立半晌，我猛地转身沿原路返回，不顾一切地直冲到赵志鹏面前，“告诉我，严浩究竟怎么了！”他的脸上浮现愕然，“我不知道……”话音未落，我已经一把抓住他胸口的衣服把他揪了起来，怒吼道：“那么他的车为什么会在停车场里？”
房间里的气氛瞬间凝固，一片沉寂，所有人都停住手中的动作紧张地望向这边。
赵志鹏定定地迎着我的目光，眼神渐渐变得有些异样。“对不起，我已经说过好几遍了，我确实什么都不知道。”他顿了顿，“可以请你放开我的衣服吗？严浩是我的大哥，我不会和他的朋友动手。”
我和他充满火药味地对视着，最终感到了强烈的疲惫和力不从心。我颓然松开手，他坐回椅子上。
“严浩真的失踪了？”
我侧转身靠在桌子上，心乱如麻地点点头。
“怎么回事？你们究竟出什么事了？”
我扫了他一眼，他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疑问的口气也十分逼真，让我越发难辨真假。此人确实曾经出卖过严浩，做过第一次就完全有可能再做第二次，但是此刻我无法拿出任何证据。事实上，我现在根本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事态究竟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转身离去。
走出写字楼的旋转门，干涩的眼睛骤然接触到正午的灼炙阳光，竟感到一阵眩晕。我突然绝望地发现，身边没有了严浩，自己就像一只失去翅膀的傻鸟，重重地跌入了完全没有方向的世界，在任何一种维度上都举步维艰。而上海，这个生我养我的城市，在刹那不觉之间也已经换上了一副陌生而狰狞的面目，时间和空间都变得不可捉摸，触目所及尽是扑朔迷离，仿佛处处都暗藏着危机重重。
我近乎昏厥地站在原地，四顾茫然，直到被人擦身而过猛撞了一下胳膊才恢复知觉。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人拿着手机一边大声打电话，一边打开停在我面前的出租车门径自坐了进去。等我反应过来时，等着我的出租车已经载着此人绝尘而去。
我已经没有力气*他大爷了。退后几步，软绵绵地坐在滚烫的水泥台阶上。下意识地摸出手机，翻到严浩的号码，按下“呼叫”键，随手放到身边的地上，伸手到口袋里搜寻香烟和打火机。
当我叼着点燃的烟卷重新拿起手机的时候，我惊愕地发现上面显示的字样竟然是“正在通话”。
132
“喂，严浩！”我抓起手机就喊，但那头传来的却并不是严浩的声音。
“你找谁？”
“我找严浩……”
“严浩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你告诉他，我是‘小雨’，他一定会接的！”
“小雨？你是谁？”
“我是他的好朋友！”我急了，一口气说下去，“昨天晚上我还和他在一起，他突然就失踪了，我从昨晚到现在一直在到处找他！他到底出什么事了？”
电话那头没有声息。我的心渐渐悬到嗓子眼，抓着电话不停地喊，“喂！喂喂――”
“你真的是小雨？”
“是！”
“严浩出了点事，现在情况很复杂，电话里讲不清楚。如果你想帮忙或者想见他的话，现在就马上过来吧。”
“你们在哪里？”
“你打车到湖南路、高邮路，我们在高邮路上等你。”
“好！我现在就过去！”
“小心点，就你一个，不要带其他人，也注意不要被别人跟上。一定要小心。”
“知道了。”
电话断掉了。我呆呆地放下手机，这才看到自己的手已经因为激动而在微微颤抖。从接电话那人的隐晦表达和暧昧口气中，我强烈地感觉到严浩此刻的处境和状况十分不容乐观。我甚至推翻了自己之前的推测，开始怀疑严浩所遭遇的事情并非与徐海云有关，而是我所不了解的更可怕的问题。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但是我一定要过去，因为到此刻为止，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朋友。
我在湖南路和高邮路的路口下了出租车，步行走上高邮路。或许是没有吃中饭的缘故，走了没几步身上就出了一层虚汗，双腿如针刺般的酸麻，胃也在隐隐抽搐。我打量四周，发现高邮路只是一条非常狭窄静谧的小路，铺着水泥方砖的人行道上错落地栽着成排的法国梧桐，路两边除了围墙就是掩着花丛树林的铁栅栏，并不像有住宅区的样子，路上也见不到行人的踪影。这个地段我从未来过，现在才开始有些奇怪严浩怎么会藏到这里。正感到疑惑的时候，拐了一个小弯，我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两个人抱着双臂在东张西望，其中一个腋下夹着一卷报纸，而那张脸让我一眼看到便感到非常熟悉。我放慢脚步，搜索记忆。这时那两人也看到了我，脸上浮现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仿佛电光火石般的一闪念间，我想起了那人是谁――我曾隔着严浩的车窗玻璃看着这张脸，看着他伸出的想抓住车门的手，看着他被开动的车带倒在地越滚越远――没错，就是那个跟着徐海云的打手！
手脚迅速变得冰凉。我僵硬地站住，被不祥的预感驱使着转过身，果然看见刘老枪如鬼魅般的身影正在几十米外冷冷地盯着我。我终于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并且看起来似乎已经无路可逃。那两个打手正在不紧不慢地逼近过来，与我面熟的那个边走边从腋下抽出报纸包，打开，抖落报纸，露出一把明晃晃的西瓜刀。
我什么都没有。胃里是空的，手里也是空的。我感到自己的大脑正在迅速地脱水收缩，颅腔内由此渐成真空，而额头的冷汗也开始向毛孔内逆流。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强自镇定地四下扫视，马路斜对面的一个小饭馆突然映入我的眼帘，我一咬牙，拔腿飞奔过去。
我冲进饭馆的门，撞倒了几张凳子，冲进厨房，眼睛里没有任何人，疯狂地搜索我唯一的希望。上帝保佑，我找到了，我抓住门把手用尽全力，门框带着脱落的插销被我拉开，身后甩下一片惊叫。我跑进饭馆后面连通的民房，穿过两个房间之后，面前终于出现最后一道门。我拧开门锁闪身出去，几乎就在我用后背撞上门的一刹那，我听到了屋里追近的脚步声。
我疯狂地奔跑，跑得几乎感觉不到双腿的存在，终于看到了熙攘的人群，看到了焦灼的车流，但是我没有停，依旧向前冲，一直冲进地铁站，买票，过检票口，赶上一班正好进站的地铁。我气喘吁吁地靠在车厢门上，在列车开动的时候一个踉跄差点滑坐到地上。
擦掉眼前朦胧的汗水，映入眼帘的是乘客们仿佛打量逃犯般的奇特目光。我努力而狼狈地撑起近乎虚脱的身体，对陌生的他们挤出笑容，而心里却渐渐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已经确确实实地变成了逃犯，由此刻开始，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逃犯。
一个没有经验的逃犯，一个不知道该逃往何处去的逃犯。
133
我把肯德基的大塑料袋扔到桌上，闷声不响地把里面的炸鸡翅、汉堡包、薯条、可乐一样一样地拿出来，对站在身后的徐海云说了声“过来吃吧”，然后自己拿起一个鸡腿坐到旁边的凳子上，看着脚下的地面，一口一口地撕咬。用力咽下最后一口，我抬起头，接触到徐海云呆呆的目光。她两手举着一个汉堡包在嘴边，但一口也没有咬过，眼眶却已经湿润了，闪烁着泪光。
“为什么不吃东西？”我皱起眉头问。她的眼泪一下就涌了出来，手一松，汉堡包掉在地上。
“你怎么了？”
“你不要再瞒我了，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蠢……”她哽咽着，泪水扑簌扑簌地落下，“求求你，告诉我好不好，究竟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
“你骗我！”她嘶哑着声音叫起来。我有些吃惊地看着她，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她如此大声说话。
“我没有骗你。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是事情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找到严浩了吗？”
“没有。”
“那你今天遇到什么事了？”
“没遇到什么事。我在外面瞎转了一整天，什么都没找到。”
“不可能。如果今天你什么都没遇到，怎么会说事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看着她的眼睛，我知道事情无法再隐瞒下去。我低下头，用手揉搓着脸颊，尽量简单地把见到刘老枪的经过说了一遍。说完之后，我抬起头，看到她已经哭得在椅子上缩成一团。“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们……”她泣不成声地反复说着这两句话，浑身颤抖。我实在看不下去，伸出手去拍她的背，一触之下她却毫不着力地迎面倒过来，我猝不及防地连椅子一起被她撞得朝天翻倒。
后脑勺火辣辣地痛着。所有力气都消失了。我伸直双臂，仰面躺着，视线空茫地望着悬在天花板上微微摇晃的电灯泡。徐海云伏在我腿上，因为激动而痉挛的手指紧紧攥着我腰间的衣服，还在止不住地哭着。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手机的铃声。铃声仿佛从遥远的幕后被慢慢地推移至前景，最后清晰地定格在耳旁。我一侧头，看见手机已经在我摔倒时从裤袋里掉了出来，就躺在身边的地上。屏幕闪烁着黄色的光芒，铃声一声接一声地响着。我费力地翻转手臂，把它抓到手里，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接听键。
“喂。找谁？”我说。
“小雨，我是严浩。”
奇怪的是，我竟一点也没有感到吃惊，虽然这一次电话里的声音确实是来自活生生的严浩本人。
134
我用力撑坐起来，把徐海云的身体从腿上挪开，站起，举着手机走出房门，穿过走廊，走到招待所外晚秋初凉的街道上。
严浩在说着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他消失的经过，在遥远的电话那头，用清晰的声音。我在这头沉默地听着，听得直想笑。说真的，我确实需要努力地调整呼吸才能压抑住不断涌到喉头想要自己跑出来的或许可以称之为“笑”的某种声音。
比笑话更好笑的是笑话的主角。在严浩说给我听的这个笑话里，主角就是我。我第一次发现自己在命运、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面前是多么的好笑，就像严浩所说的，渺小而不自知，好奇而不知所终。
在决定救徐海云之前，我费尽心机，绞尽脑汁，自以为已经考虑到了一切方方面面。我以为敌人就是来自湖南的刘老枪，我相信强龙难惹地头蛇，我坚信他在上海不敢也不可能对我和严浩构成威胁。但是我忽略了一件事，我忽略了梦娇歌舞厅。一家顶多算是二流的歌舞厅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歌舞厅的幕后大老板――何先生。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的上海家喻户晓，是著名的民营企业家，是政府和媒体眼中的红人，频频出现在本市新闻里，给灾区捐款，被市长接见，是地方栋梁，是纳税状元，天知道这个狗娘养的大人物竟然是黑道老大出身，竟然会无聊到开那么一家烂歌舞厅玩，竟然会有空为了发生在他眼皮底下的一件小小的小姐失窃案而勃然大怒而要亲自干预。二十一岁的我，青春的我，在命运的恢宏背景下如蝼蚁般傻冒登台的我，除了被聚光灯照昏双眼，除了拿自己的渺小开两个自己先笑的玩笑，还能献演什么节目呢？
“你还记得当年我们常去的一家录像厅，老板是一个胖大妈的那个吗？”严浩问。
“记得。”
“她儿子早些年也是在外面混的，后来在家里被人一刀捅死。警方说找不到线索，但道上的人都知道是何先生的手下做的。”
我沉默。我想起了胖大妈那张哭得泪流满面的脸，想起了素未谋面的她那个起早贪黑在菜市口摆摊卖卤菜的儿媳妇。
“昨天晚上那个电话就是何先生的人打给我的。他们叫我过去谈判。我没有告诉你们，是怕你们非要跟去，给我添麻烦。谁知道我到了约定的地点根本就没见到何先生的面，两个小瘪三拿着棒子过来就动手。幸亏我身上带着那把弹簧刀，扎翻了一个，光线太暗，看不清楚，似乎是扎在胸口了。我不知道人死了没有，不管死没死，我都只有跑路，否则落到警察手上也就等于落到何先生手上。
“所以，我立即开车到公司取钱，把车丢在停车场，打车去火车站买票上了火车。在火车上想给你打电话的，一摸身上才发现手机没了，可能是和那两个瘪三动手时弄丢的，所以现在才给你打电话。”
“我知道。你的手机现在在他们手上。”我说。
“你怎么知道的？难道――”
我把白天发生的事告诉严浩。他沉默片刻，说：“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前，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你也不要再接任何陌生人的电话。你毕竟和我不一样，你不是道上的人，他们想要找到你也不容易。而且按我的推测，应该只有刘老枪会找你。何先生的目标是我。不管怎么说，你自己小心一点。”
“知道了。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这个你就别问了。不知道比知道好。这样即使公安或者何先生找到你，你也没什么可隐瞒的。”
“徐海云怎么办？”
“我告诉过你，这是你自己决定开始的事情，不要问别人该如何结束。”严浩笑了。顿了顿，接着说：“况且，一件事情既然已经开始了，自己就会有它发展的逻辑。你只能扮演一个角色，而导演绝不会是你。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些话吗？你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吗？”
“知道了。”我说。脑袋里隐隐作痛。
该说的似乎都说完了。我们在电话两头沉默着，话筒里只有彼此的呼吸声。
我发现自己的呼吸比严浩急促很多。
挂电话前，严浩最后告诉我的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熬不过去了，可以去找赵志鹏。他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不会不帮你的。”
“你多保重。”我说。
“你也一样。”他笑。
135
回到房间，我沉默地抽了两支烟，心乱如麻。最后丢掉烟头走到床边，把面目已经清晰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坐在床沿的徐海云。
我让她立刻买火车票离开上海。但她不肯，她说她怎么能这样不顾我们死活地一走了之？我说你难道要亲眼看到严浩或我的尸体才肯走？她无话可说地张着嘴，发了一会呆，突然起身拔腿就往外走。我从后面一把拉住她的胳膊：“你要去哪？”她不回答，头都不回地用力掰我的手指，死命挣扎，双脚乱踢乱蹬。“你他妈的给我站住！”我突然无名火起，猛一用力将她拖倒在地，跨到她身边跪下，摁住她的肩头冲她大声怒吼。她不知道是摔疼了，还是被我的样子吓到了，终于停止了挣扎，脸色苍白，目光迷茫地看着我。我浑身燥热，粗重地喘息着，盯着她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问：“说，你要去哪里。”
“我――我回去找他们，让他们放过你和严浩……”
“闭嘴！我们费那么大气力把你救出来就是听你说这个的吗！” 我怒不可遏，耳朵里听到自己的声音近乎嘶鸣，在血管里冲撞奔突，在脑腔里嗡嗡做响。我完全不能自制地挥起手臂，想狠狠地扇她一个耳光，但刹那之间，仿佛不堪挤压的身体终于被看不见的筛网滤过一般，感到虚脱至极。僵持片刻，无力地垂下胳膊，向后跌坐在地上。
很累。我感到很累很累。我慢慢地举起双手，掩住针刺般酸麻的面颊。觉得脑子里一片真空，只有几根游丝般的东西在悬浮着，却不知道是些什么。
身体渐渐地冷却下去。我听到了哭声。我放下手掌，看见徐海云已经自己坐了起来，抱着双膝，头埋在臂弯内，又在哭了。
“别哭了。”我说。
她没有反应。
“别哭了。我们一起等严浩回来。”我说。
她猛地抬起头，凌乱的头发被泪水乱七八糟地粘在脸上，红肿的眼睛闪烁着疑惑。我扭头避开她的目光，又重复了一遍。她突然整个身体扑过来，头抵在我的胸膛上，泪水更加汹涌，很快就染湿了我的衬衣。最后竟哭得抽筋了，手指僵硬地蜷曲，身体扭成近乎不可思议的形状，样子十分吓人。我只好给她慢慢地揉搓关节，直到松弛下来。把她抱到床上，帮她脱掉鞋，盖上毯子。
“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好睡一觉。我回宿舍去了。”我说。
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她的声音：“谢谢你……”
我顿住脚步。
“谢谢你答应让我留下来。”她说。
她竟然向我道谢。她不知道，如果她真的离开了，我将完全不知道如何独自面对未知的明天。她不知道，从在高邮路上见到刘老枪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已经陷入多么深邃的恐惧。
我什么话都没有说，低头关上门，转身离去。
136
我在宿舍里住了几夜，都是在快熄灯时才偷偷摸摸地回去，不和任何人多说话，一早就离开。
手机也被我一直关机。
我在躲着阿米。事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向阿米解释。虽然我也不知道还能够隐瞒多久，但至少，我不能让她也被牵扯进来，绝对不能。
每个白天都漫长不堪。我和徐海云一起耗在招待所的房间里，没完没了地发呆，吃方便面，看一台遥控器都没有的破电视。我必须不时地通过诸如弄断电视天线、摔破茶杯这样的手段避免自己产生时间已经陷入死循环的错觉。
当服务员告知严浩所交的房费已经全部用完时，我才知道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徐海云继续住在招待所里显然不现实，100元一天的价格我无法长期承担。当我走进家门站在父母面前开始向他们坦白一切的时候，我感到耻辱至极，但也确信这是自己唯一的希望。
母亲还是那么一副面无表情的姿态，坐在藤椅里，一边织着毛衣一边一言不发地听着。十几天前离家出走时，我确信她听清楚了我最后说的那句话――“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而她此刻手中在织的依然是那件我的毛衣。这个发现让我感到有些惶惑，但显然无法问出口。我极力克制着拔腿离开的冲动，在裤兜里掐着自己的手指，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说了一遍，唯独隐瞒了自己被追杀和严浩杀人的细节，因为我害怕他们会报警。
“你现在想怎么样？”听我断断续续地全部说完后，母亲问。
“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让她在家里住一段时间，睡我的房间，我在宿舍住。等到事情结束了，严浩回到上海，我们就给她买火车票，送她回湖南。”
“你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做错了吗？”
“我没错。”
“如果你认为自己没有错，就不要来求我帮助。”
这段对话似曾相识。我茫然地抬起头，看到母亲脸上平静的表情，不祥的预感立刻如同一盆冷水迎头浇下，湮灭了所有纠缠着的希望和不安，冻得我几乎想咬碎自己的牙齿。我终于回想起了多少年前那个被猪头三打得鼻青脸肿的少年，回想起了――
“我是一个男人，有些事情一定要自己解决，因为那是我自己的尊严”。
我笑了。我环顾四周，突然觉得自己置身的场景竟是如此有意思，高高在上的母亲用她的方式审判着我的自尊，伛在角落的父亲毫无主意地揉搓着手掌，躲避着我的目光。而我，我自己扮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即将赴菜市口问斩的义和团烈士吗？我忽然感到了深深的厌烦，简直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个家里呆下去。我昂起头，冷冷地笑着，迎着母亲的目光。
母亲看着我玩世不恭的表情，说：“你还记得当初你考大学执意要念中文系时我对你说的话吗？我不干涉你的自由，但提醒你一件事，你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自己走完它。”
我没有回答，转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打开衣橱拿了一些衣服，和手机充电器、存折等杂物一起塞进一个帆布旅行包里，挎在肩上，回到母亲面前。
“我走了。有事可以打我手机，如果是想听我认错，就不必了。”
说完我拉开房门离去。
快到大院门口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在大声喊我的小名。是父亲。我站住，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面前，微侧着身体，用一只手拄着腰，脸上隐隐露出疼痛的神色。我冷冷地看着他，“有什么事？”他张开嘴，最终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将另一只手急急地伸进裤袋，把一叠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掏出来递给我。我的眼眶一热，扭头就走。他在身后连喊了好几声我的名字，最后声音竟然都带了哭腔，“小雨啊，你不要再这么倔了好不好？你就给你爸爸这一次面子好不好？我这个做父亲的求你了行不行？”
站在渐渐开动的巴士上，隔着玻璃窗，我看见父亲还站在站台上远远地目送着我。我的手心里攥着他塞给我的钱――两千元。这个悭吝得连买根针都要算来算去的父亲，竟然一下子给了我两千元。我疲惫而茫然地看着车窗外晃动着的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活过了二十一年，我究竟看清楚了什么？
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137
我在招待所附近的一个肮脏破败的小区里租到了一套房子。一室户。整栋楼极其破旧，内部是木结构，打个喷嚏都有脚下在晃动的错觉。厕所总算是有的，还有一个看起来随时会爆炸的煤气热水器，但除此之再没有任何电器，没有电视，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房间里所有的家具只有一张双人床，一个摇摇欲坠的老衣橱，一张我第一次坐下去就差点爬不出来并且溅得满屋子灰尘的破沙发，布套的破口处挤出很有视觉效果的黄黑色的海绵和生锈的弹簧。临街的门窗倾斜不齐，到处都有露风的缝隙。阳台上积蓄了似乎有几年没打扫过的灰尘。我想房东和中介公司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没有经验和鬼鬼祟祟，因为这样的房子他们居然果断坚决地要收我800元/月。
“怎么样？能在这鬼地方住吗？”我皱着眉头转身问徐海云。她点头，脸上看不出一丝不堪忍受的表情。我笑，我想起了梦娇歌舞厅里那个挂着一个“员工休息室”牌子的只有一张床的小房间，想起了她曾说过的，她在“时装模特兼坐台小姐”的生涯里居住的都是些什么样的地方。从她天真愚昧地跟着刘老枪走上火车的那一刻起，她就已经注定要象14岁之前的我一样没追求――我的目光移向窗外，看到在落日的余晖里升腾飞舞的烟尘――至少这里能够晒到“稀罕”的太阳，我想。
我到中国银行取空了自己的那张活期存折，加上父亲给的钱，总起七千多元，交了中介费、三个月的房租和一个月的押金，到超市给徐海云买了被子、枕头、毛巾等杂物，最后只剩下两千多元。我不知道这些钱还可以熬多久，但想到自己就这样毫无准备地被按坐到命运的赌桌前，不得不在轮盘上放下自己所有的赌注，竟觉得似乎该为此激动人心的事件好好庆祝一下。于是我不顾徐海云的反对领她出去找了家还算象样的馆子大吃了一顿。我吃得狼吞虎咽，兴致勃勃，甚至废话连篇，颇有些最后的晚餐的情调。饭后走在热闹的步行街上，心血来潮之下又从扯着我衣角不肯放手的小屁孩手上买了一支已经发黑的玫瑰随手丢给徐海云。
我两手抄在裤兜里，吹着口哨，强撑着满不在乎、浑然忘我的形象大步向前走。不知不觉间，徐海云被我落下了好一段距离。我转身等她。她紧紧握着那支可笑的烂花，低着头慢慢跟上来。“你走路怎么这么慢，吃得太饱了？”我问。她抬起头，泪光刺得我眼睛隐隐作痛。我深深地喘了口气，从裤兜里取出一只手，揽住了她的腰。“快走吧。天快黑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她咬着嘴唇，点点头。
一路上她始终低着头。因为步调不一致，经常踩到我的脚。我也一样。我想我们俩这样走路的姿势在路人看来一定非常可笑，跌跌撞撞，狼狈不堪。
狼狈没什么不好。今时今日，如果我的自尊依然连狼狈都不能承受，我又能拿什么去承受劫难未卜的漫漫明天？我是一个男人。是啊，我已经21岁了，已经是一个成年的男人。
回到徐海云的新住处，我帮她一起收拾房间。我先换掉了洗手间里灯丝已经断掉的灯泡，此项工作完成得还算顺利。接着我又踌躇满志地从对门的邻居那里借来管钳之类的工具，无师自通地修好了一个漏水的水龙头。但这一次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忘了关自来水的总阀。浑身湿透的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如此的束手无措、狼狈不堪。我还想继续干别的，但在徐海云没完没了的哀求下，只好脱下湿衣服，洗个热水澡，钻进被子里。
徐海云收拾好东西，洗完澡，把我的湿衣服都洗了，内衣和外衣，手洗的，和她自己衣服一起一件件拿着从我眼前走过，晒到阳台上。“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睡，等明天早晨衣服干了再走吧，好吗？”她站在床前，迟疑地问。我默默点头。她关掉灯，背对着我很快地脱掉外衣，掀起被子的一角钻进来。她的胳膊肘冰凉地碰了我一下，立刻缩了回去。我也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后半夜我被冻醒了。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仿佛掉入了正在融化的冰窟一样，浑身都是冷汗，身下的床单也已经完全湿透。我头痛欲裂，在黑暗中恍恍惚惚地睁着眼睛，茫然半晌，终于明白，我发烧了。
然后我开始想念阿米。近乎崩溃地想念阿米。我想抓住她冰凉的小手放在自己滚烫的脸颊上，想大声呼喊她的名字穿透所有的云层，哪怕是含着她的发丝死去。但我没有力气，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灯被打开了，眼睛立刻被刺痛，被泪水和汗水折射得散漫迷朦的视野里隐约晃动着一个人影，在唤我的名字，在用手摸我的额头试我的体温。我多么希望这是阿米，但我绝望地明白她只可能是徐海云。徐海云拿来湿毛巾擦我额头和脸颊的汗，把我的头捧到自己的腿上，一口一口地喂我喝水。我终于看清楚了她的脸，这张脸上满是担心和不知所措，一眨不眨的眼睛里充满紧张和焦虑。我迷茫地看着，迷茫地看到了另一张脸，看到了深映在记忆中的那幅画面――
阿米父亲说话的声音不容回避地在耳旁响着，而我只能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看着餐桌另一边阿米热泪奔涌却完全无能为力的脸。我终于绝望地想到我在阿米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或许注定只能扮演一个如此盛装登台的小丑，能够得到羞辱，能够得到赏赐，但是永远不可能得到荣辱与共。对于卸妆后的我而言，对于此刻可怜得像条丧家犬的我而言，我只能与徐海云这样的小姐相依为命。
我感到冷，很冷很冷，冷得几近窒息，好象有什么地方在清脆地断裂。“你是不是很难受？”我听到徐海云颤抖的声音。“冷。”我说。我只能说出这一个字。我呆呆地看着她，看着她焦灼地东张西望，看着她绝望地咬紧嘴唇，看着她终于想到了什么，把我的脑袋放回枕头上，在我面前站起，开始一件一件地脱衣服。她不声不响地脱掉了所有的衣服，赤条条地钻进被子，伸出双臂紧紧地抱住我。她的体温让我的身体温暖起来，却几欲崩溃。“把灯关掉好吗。”我小声说。在闭起眼睛的一瞬间，我感到有两行泪水流出自己的眼眶。
黑暗吞噬了一切画面，我再也看不清任何人的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