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期间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在我清醒的时候，徐海云喂我吃药，喂我吃饭，喂我喝水，为我擦身子，还换掉了湿透的床单。第二天晚上我的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帮我穿好衣服，搀扶着我一起到楼下的兰州拉面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把热辣的面汤一口一口地喝掉之后，我终于感到了强烈的食欲，一口气又吃了半斤孜然羊肉。
半个小时的散步之后，我的体力基本上算是恢复了。
那天晚上，我和徐海云做了。我不想回忆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的，那对于成为事实的结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了。不能称为“**”，只能叫做“性交”。索然无味的交合，毫无愉悦而言，只有潮湿和沉重，和隐隐的刺痛。还有关灯前的一瞬间，徐海云留在我视觉记忆里的平静得毫无表情的脸。
过去我和阿米**的时候从不在乎是否关灯，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养成了**前关灯的习惯。如果是白天，我也会关上所有的门，拉上所有的窗帘。然后，在高潮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徐海云，我和她**的时候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
严浩有一个习惯，他喜欢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出自己难以判断或不愿判断的选择。因为人生永远不能回头，所以对于人这种动物而言，任何选择题的“是”与“否”的选项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如同一枚硬币抛起落下之后的某一面。当我质疑他的方法过于轻率时，他这么对我说。
而这一次，虽然我没有抛起硬币，但是我的选择已经不可回头。结果就如同地壳运动过程中拔地而起的一道山脉，原本的平原截然断裂，左右两侧终将在遥望和回眸中各自倾泻下去，不复连接。
或许是退烧药的药力还在持续的原因，半夜里我又出了一身汗而蓦然醒来。我帮身边熟睡的徐海云把滑下床的被脚重新盖好，披上外套坐在黑暗中默默地吸了一支烟。
窗外的夜色中落着隐隐约约的雨，悄无声息的湿气挟着嗖嗖的寒意从门窗的缝隙间渗蚀逼迫进来。
等这场雨下完，冬天就到了。
139
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徐海云确切的长相。只记得她很高，很瘦，皮肤很白。至于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会有惊艳的错觉，我想那是歌舞厅包厢的特殊灯光和她的浓妆综合所致。如果你不明白我这样隐晦表达的意思，你现在就可以去任何一个歌厅或酒吧拉一个从业时间超过半年的小姐出来，让她卸掉浓妆素面朝天地站到正午的阳光下――如果她能够同意你这么做的话，你就可以看清楚她真正的面目。你会发现那张脸早已适应了某种暧昧的照明环境，早已被化妆品中所饱含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和地地道道的金属铅腐蚀出特别的韵味。我想不出更好的表达，只能简单地说，那样的面容在强烈的阳光下看起来就如同长满霉斑的潮湿而斑驳的石灰墙。
毕竟1998年她才19岁，她还年轻，所以我第一次在阳光下看到她的脸的时候才没有呕吐。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现在我再遇见她，我极有可能已经无法认出她。
和她睡过之后，我就住在了她那里。房东偶尔过来检查房间设施和结算水电费时，会装模做样地把我们称之为“小夫妻”。但是从这个老女人脸上那种恶劣的怪笑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多么堪于嘲弄。事实上徐海云完全不像我的妻子，倒更像是我的保姆或者女佣。
她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包揽一切家务。
她在我面前话很少，她根本就不善表达。她从未对我说过任何示爱的话，她只会说一些诸如“你饿了吗”、“我可以抱着你吗”这样的话，以及在我偶尔无法克制绝望地暴躁发作时默默地充当受气桶，默默地躲起来哭。
我也很少和她说话。甚至性交时都是直接动手，从不征求她的意见。她也从不拒绝。以至有一次我在进入时才发现她经期还未结束，为此我像一头疯了的野兽一般在房间里乱砸东西。当我随手抓起在沙发的角落已经放了很久的不知道是什么玩艺的一包东西狠狠地扔在房间中央的水泥地上时，我听到了玻璃的碎裂声，同时听到她惊呼一声，看到她扑过去，跪在那里，呆呆地伸着被玻璃渣划破出血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滚落。
我走过去，蹲下，扯开破皱的两层塑料袋，看见了我当初去歌舞厅探望她时买给她的那些东西。碎玻璃来自太太口服液的瓶子。她居然一样都没有动过，一直偷偷地保存到现在。
“为什么？为什么！”我扭头朝她大声怒吼，她呆呆地看着地上，说，“是你送给我的……”
我浑身颤抖，愣了很久，起身离去。门被反手摔上之后，我听到房间里传出她压抑着的哭声。
我疲惫地坐在楼梯台阶上，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感到温热的眼泪在手掌和面孔间渐渐变得肮脏粘稠。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再这样粗暴的对她。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或许我和她结婚也没什么不好，但仅仅是那一瞬之间。
140
期末考试前夕，我不得不潜回学校四处借资料、抄笔记。走进宿舍楼的时候，似乎所有人都被我邋遢憔悴的形象吓到了，怪异的目光从各个隐蔽的方向追随着我，但是谁也没有敢开口问任何问题。小戴故作满不在乎地宣称他曾多次在课前点名时替我喊“到”，我问他打算要几包烟，他笑着连连摆手说全是友情赞助。宋国涛把他的笔记本借给我时，小声并且隐晦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他没事，不用。
考完最后一门课之后，我已近乎虚脱，晃晃悠悠地走在校园里，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冬日的苍白阳光下飘飘荡荡。看着擦身而过的那些初进大学不谙世事的小情侣们卿卿我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大一结束的最后一天晚上，阿米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一圈一圈走的情形。那时的我总觉得大学里的时光缓慢重复，现在才蓦然顿悟了古人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忽然而已，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所谓光阴似箭，这把箭直到现在才射中我的胸膛，让三年前的往事就如昨夜一样历历在目，让我有失血般的昏厥，不能自已。
然后，我看到了阿米。
阿米站在学校门口的花坛边上，一副等候已久的样子。她身上的穿着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蓝色羽绒服，蓝色直筒牛仔裤，长发披在肩上，依旧那么美丽动人。一瞬之间我竟以为是自己的幻觉，醒悟过来时脚步已经进入她的视野。我不知所措地和她对视着，僵持片刻，她慢慢地走到我面前。
“我――”我心乱如麻，千头万绪，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这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
“我打过很多次你的电话。”
“我关机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我佯装镇定地避开她的目光，一边东张西望，一边从衣袋里摸出香烟。
“不。就在这里说。”
我一怔，准备点烟的手停在半空中。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发怔的原因――这是阿米第一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话。过去她总是撒娇，总是哀求，但这一次她是在命令。一阵酸楚迅速地在心头聚集，随后而至的便是尖锐的疼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真的想知道？”
“嗯。说吧。”
“我和一个小姐在一起同居。”
“小姐？同居？”阿米的声音到最后一个字时已经开始颤抖。
“你和她上床了？”
我没有表情地看着她迅速变红的眼眶，点了点头。
泪水很快地涌出她的眼眶。她紧咬着嘴唇，无声无息地哭着，不顾来来往往的种种目光。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碎和绝望的东西，那种东西让我的四肢也开始变得冰凉僵硬。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我问。
她依然神情恍惚地望着我，就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
“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完我转身离去。边走边点燃了嘴角斜叼着的烟。
我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叫我。我想，如果她开口叫我一声的话，我的眼泪也会流出来的。因为我在私心里真的希望她能够叫住我，能够打我，骂我，最重要的是――向我追问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她没有。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难过。
我只知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恐惧已经和希望一起消失在一枚硬币的另一面。躺在阳光下，静静朝上的，只有被等待磨得深深浅浅粗糙不堪的疲倦。
141
我很疲倦。我已经习惯于从那个陡峭且没有照明的木楼梯上摔滚下去，习惯于坐在阳台的门槛上看着楼下的街道发呆，看着无法关紧的窗棂在风中颤抖，看着老鼠鬼鬼祟祟地顺着排水管爬下，堂而皇之地绕过我的脚边。
天黑得越来越早。寒风料峭。无聊的时候，我强烈地渴望这个冬天上海能够下一场大雪，能下得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但是看起来希望不大，因为雨从夏天开始似乎就再也下不完。但是雨也不像最初时那么猛烈了，而是如同前列腺炎患者的排泄一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哆嗦。我的腿也经常哆嗦，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大街上的节庆气氛越来越浓烈，我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我开始发现避孕套和方便面都是多么昂贵的商品。我想出去打工，但是因为该死的春节，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年三十一大早，徐海云不声不响地出门用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些钱买了一些菜和面皮回来。那天我们只吃了一顿晚饭，徐海云包的饺子，素馅的，只有剁得像肥肉泥的白菜。晚饭后我和她躺到床上，在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在厚厚的两床被子下，没完没了地性交。但无论我们怎么用力，都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
那天夜里我打开关了仿佛半个世纪的手机，把它放在床头，但是铃声一次都没有响过。
142
严浩在电话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熬不过去了，可以去找赵志鹏。他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不会不帮你的。”
赵志鹏的家还是在普陀区，还是藏在光复路附近的那一片危房简屋里。我曾经决定再不来这里，但是现在我还是来了，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命运已经检验了我的狼狈，现在终于开始检验我的羞耻。我裹着已经洗得皱得像咸菜的大衣，在灰黑肮脏的楼道里进进出出反复走了几趟，终于咬着牙敲开了他家的门。他那个做环卫工人的母亲竟然一眼便认出了我是她儿子多年前的“朋友”，热情地把我迎进去，忙着跑来跑去地泡茶、拿糖果。而堵在我面前的赵志鹏，上上上下地打量着我，露出一副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神情。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饿吗？”
我在他家吃了中饭。那或许是我到22岁为止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饭后他把我领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不相信他，于是对他坦白了一切。当我说到何先生的时候，他的神色很迅速地变化了一下，我猜他一定比我更清楚何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真的是何先生要动严浩？”他问，语速慢得仿佛每一个音节都需要确认。我点点头，“他不是要动，而是已经动了。他派人去做严浩，其中一个被严浩刺伤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所以严浩躲到外地去了。”
“就是你到公司来找我的前一天晚上？”
“是。”
“那天我告诉你我不知情，可是你不相信。”
“对不起。我当时也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于激动，错怪你了。”
他看着我，沉默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出卖过严浩？”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他眼睛里无声流露出的东西让我感到十分愧疚。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突然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房间，并且带上了门。过了很久他才回来，把一包烟放在我面前。“你自己动手吧，我不抽烟的。”他说。他的表情看起来就象最初一样自然平静。虽然我难以相信他出去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拿一包烟，但是我无法开口询问。
我默默地拆开烟盒，取出一支烟叼上，自己摸出打火机点着火。这时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叠百元钞票。
“总共三千块。我现在只有这么多现金。够吗？”
“够了。”我心慌意乱地把信封揣进大衣的内袋，说了一声“谢谢”。又急忙补充了一句，“等事情过去了，我会还你的。”
“再说吧。”他笑笑。
离开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光复路的路口。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们在路边等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拦下一辆空出租车。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突然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说：“下次见到严浩，替我向他问好。”我答应一声，坐进出租车，和他挥手告别。
出租车开动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最后说的那句话非常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让我替他向严浩问好？并且回想之下，他送我的一路上的表情也有些古怪，只是我也说不出究竟古怪在哪里。我把手伸进大衣内，手指隔着衣服触到那个信封，用力向里塞了塞，竟觉得身体温暖了许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钞票是可以用来取暖的，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靠在座位上，在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到自己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懒散而苍白的笑，笑得像一个嘴角即将垂下口涎的白痴。
143
四天之后我突然接到小伟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沈哥啊沈哥，你们究竟怎么回事啊！”
他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夸张，而他的话本身也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因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可能得知我和严浩的遭遇。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我问，心里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你真的不知道？”他似乎比我还诧异，停了两秒钟才继续说，“可是，就算你没听说，你也总不会连电视都不看的吧？这么大的事件！”
我不耐烦起来：“有屁快放好不好！”
“好好好，我说我说！”他顿了顿，仿佛要强化效果似的，放慢语速加重语气地说，“赵志鹏前天晚上单枪匹马拿把菜刀把上海滩数得上号的人物――何先生给做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巨响。而小伟哥还在热情洋溢地继续说下去，“这家伙真的是疯了，竟然敢动何先生，我一听说就猜想一定是你们出了什么大事，乖乖，搞得这么大阵势居然我一点都不知道！难怪我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们――可是，可是奇怪呀，你居然也不知道，难道这家伙吸毒过量了自己拎不清爽以为是在拍电影？不对！他连烟都不抽，怎么可能吃白粉呢？奇怪，真是奇怪……”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已经松开，然后我眼看着手机擦着自己的胳膊在空气中沉下去，在肮脏的化纤地毯上渐起一蓬灰尘。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意识里朦胧地感觉到自己正踩在地雷之上，只要稍有移动就会在爆炸中被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茫然地恢复了一点意识，我慢慢地蹲下身，捡起手机，拨回去。接通之后，我问小伟哥：“你知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你想去探监是吧？我也想啊，至少也得问明白他究竟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小伟哥叹了口气，“可惜呦，探监恐怕是没机会了，这个呆鸟当时就被何先生的保镖开枪打成了重伤，现在还不知道躺在哪个医院里急救呢。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公安什么消息也不公开。”
“那么开庭呢？”
“开庭？这种超恶性案件，肯定要从速从严解决，证据确凿，没话好说，多半等不到他出院就缺席审判，能下床了就直接拉到郊外枪毙。就算他好得快，根据我的经验，开庭也不会公开，你知不知道何先生牵扯到多少黑白道的大人物？所以没什么可想的了。”
我不知道还可以问什么。呆了一会，掐掉了电话。
我走到阳台前，靠在门框上，滑坐到地上。我开始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近乎饥渴地吸食它们的热量。但是无济于事。我无法阻止体温的消失，我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冻僵。寒意漫过胸口，最后终于淹没了大脑。我把空烟盒丢向楼下冷清的街道，用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最后我终于飘浮起来，终于开始假想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电影。但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我无法再继续自我欺骗，因为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徐海云，她有血有肉地走进我的视野，真实得像一场恶梦。
144
“你走吧。”我把上海到长沙的火车票和所有剩下的钱摊开在徐海云的面前，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告诉她。“为什么――”她声音颤抖地问。“都结束了。”我说，低头弹烟灰，避开她的目光。
过了一会，她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卫生间。我抽着烟，一言不发地等她。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红肿，但表情竟异常平静，额前的发丝上还沾着水珠，似乎刚洗过脸。她走回我面前，站了一会，拿起火车票看了一下时间，转身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她本就没什么可整理的，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全部被装进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手提袋里。最后她把床上的钱装进衣袋，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向你提最后一个要求？”
“说吧。”我在一个装了一点水的易拉罐里摁灭烟头，举起手掌按摩自己涨痛的眼眶。
“可不可以带我去一次外滩？”她顿了顿，伸手拂了一下垂到眼前的几缕发丝，“我在上海呆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看到过黄浦江。”
我默默点头。
初春的堤岸上寒风咆哮，冷冽刺骨。我缩手缩脚地坐在远离江面的石阶上，连烟都无法吸，只能木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不时取出手机看时间。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防波堤前，瘦弱的身体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她想要纵身跳下去。但她什么傻事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站着。过了很久，转身走回到我面前，笑了笑。
“好了，我看够了，走吧。”她说。
我帮她提着手提袋。漫长的途中再没有一句对话。在候车室门口，我把东西递给她，愣了半天，告诉她，“答应我，回到长沙，找份像样的工作，将来嫁个正经人，好好过日子，别再到处乱跑。好奇心会毁了你的。”这番话说出口后，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她沉默了片刻，嘴角撇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对我说，“放心吧，外面的世界，我已经看够了。”
“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希望下辈子，我能够有机会报答你们。”她说。这句话在我听来竟显得意味深长。我苦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衣服没有脱，房门也没有关。我想如果有人愿意进来就请进，不要吵醒我就可以。半夜里我被冻醒了一次。我在黑暗中把被子扯过来，乱七八糟地裹住自己。被子上有阴湿的霉味和徐海云残留的气息，还有其它一些复杂的气味，但不管是什么无法阻止我继续沉睡。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正是中午，窗外竟有阳光和鸟鸣，如同错觉。我坐在被子上发了一会呆，浑身软绵绵的，竟一点也不感到饥饿。
房门依旧敞开着，似乎并没有人进来过。我起床刷牙洗脸。洗脸池上的镜子很脏，是灰白色的，我用手机械地擦了半天，最后才发现那是自己脸孔的颜色。
我坐在床沿上，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房东，告诉她我要退租。她问我什么时候搬，我说马上。她又絮絮叨叨地想和我谈押金和多余的房租该如何结算，我说别罗嗦了全都拿去我不要了，然后挂了电话。
离开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带走。下楼的时候我想我只要回头再看一眼我很有可能就会发疯，就会把那一切全都浇上汽油放火烧掉。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他一脸错愕地张开嘴，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朝他笑笑，绕过他走进客厅，径直走到正就着窗口透进的阳光数毛衣针数的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低下头。
“我错了。” 我闭着眼睛，听到自己的声音。
“吃过中饭了吗？”母亲头都不抬地问。
我摇头。她放下毛线篮，走进厨房，很快我就闻到了梅干菜烧肉的香气。
吸完澡后，我正准备穿上外套，母亲走过来把我拉住，“先别穿。”说着她把手中还未收针的毛衣递给我，“试试这一件。”
毛衣迎头套下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出紧闭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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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我梦游般的独自去医院看了性病门诊。我衣着整洁地躺在诊疗床上，褪下自己的裤子，等待着想象中让人难以启齿的检查。但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就简单明了地告诉我穿上衣服回挂号处把号换挂到皮肤科。我犹未清醒地走到门口时，她又在背后喊了一声：“小伙子，你已经付过挂号费了，别自己忘了又多付一次钱！”
我得的不是性病，而是皮肤病。病因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欠佳。痊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洗好几次澡，我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涂抹肥皂，恶狠狠地揉搓自己的皮肤，甚至将胸口搓掉了一块皮。我不知道我可以洗掉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想洗掉什么。
开学后，我老老实实地回学校上课，一节不落。幸运的是上个学期所有的考试全都过了，不幸的是我和阿米在地球上同一所小小的学校里竟一次都没有再遇见过。
或许是因为临近毕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开始变得亲密友善。走廊上又开始有琴声和歌声，熄灯后又开始有茶摊，一如我们四年前初入大学时的情景。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隔着透明的玻璃观望着永远不可触摸到的回忆。玻璃的一边是似曾相识，另一边是面目全非，陌生而又安全。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遇见时都会相互打招呼，聊天时不冷淡也不罗嗦，在对方说话时会面带微笑，偶尔点头，会自然地注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感到羞耻，一如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人间关系。
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们变了，或许我们都变了，又或许谁都没有变只是生活本身变了，在化学反应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像水变成酒最后又变成醋。
在家里，父母都再没有提过在那个已经过去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我穿着母亲给我织的毛衣，就好像我从没有对母亲说过“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这句话一样。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束不等于消失。即使人生可以被剪接，那一段废弃的胶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扔掉。
废弃，或许正意味着永存。
146
仿佛我早已预感到小伟哥会猜错一样，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志鹏的时候，竟一点也没有意外。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屏幕上的画面在眼前逐帧切换，几分钟的时间在指间流淌得异常缓慢。电视里的赵志鹏平静地望着我，我也平静地望着他。我们俩的视线之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四个小时前法庭已经终审宣判，他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我从新闻解说员的旁白中得知他的认罪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他在供认状只写了一句话，在最后陈述时也只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必须要杀这个人。”
我还留意到了摆在公诉人桌上的凶器――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一把血迹斑斑的菜刀。我突然想到赵志鹏砍死何先生所用的这把菜刀或许就是当年他满怀愧疚地递到严浩面前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当刚出狱的严浩提着酒菜走进他家门的那一刹那，他今天的命运或许就已经被定下。
生活，生活。即使我们不再思考，即使它如此简单，我们也无法逃离。这些渺小而脆弱的动物。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院子里看着夜空，突然回想起了严浩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坐在这个院子的围墙上说过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上海的夜空会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了。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现在上海的夜空已经被不眠的灯火映亮，但真的再也看不到一颗星星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自己手机的铃声。我走回房间，从桌上拿起它，按下了接听键。
“喂。找谁？”我说。
“小雨，我是严浩。”
147
那天晚上，我和严浩开着车彻夜地在上海游荡，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在每一个酒吧我们都坐不到一个小时，因为不堪忍受吵闹或者冷清。我们只是沉默地喝酒，喝到我不再能分得清柳橙汁和青柠汁，喝到我们被最后一家打烊的酒吧扫地出门。
“我想自己开个酒吧，通宵营业，你觉得怎么样？”严浩这么问我的时候，我们俩正并排坐在桑塔纳的车顶上醉眼惺忪地凝望着我们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
晨晖给触目所及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虚幻而有颗粒质感的金黄色，包括我们的身体。淡淡的雾气在街道上丝丝缕缕地飘动，温存的浮力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虚渺。上海，这个高贵而又妖艳的美女，很快就会坐到梳妆台前精心地修理睫毛，涂上甲油，穿上名贵的服饰，热情地奔赴阳光下最浓烈的虚无。
而我已经很困了。我很想对她说一声“晚安”，然后疲惫地睡去。
车门全都敞开着。车里的音响在一边又一遍地放着窦唯的歌：“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
“好啊。”我在半梦半醒间回答。
我以为我们都是在说醉话。但两个月后严浩竟真的把公司卖了，盘下了华山路和泰安路路口的一家酒吧。酒吧很小，只能容纳几十个人。装潢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我和严浩就坐在门外边吸烟边商议酒吧的名字。我所有可怜的创意都来自那些美国六十年代的老歌，譬如“加州旅馆”、“黄色潜水艇”、“孤独之心俱乐部”等等，可想而知，这些已经臭了大街的名字毫无疑问地全部被严浩否决。最后确定下来的名字是“蓝色夏天（Summer Blue）”，它的得来纯属无意――严浩所雇的调酒师在另一家酒吧里与我们面谈时，聊得兴起，随手指着翻开的酒单上的这行蓝色的小字，宣称这是他最擅长调制的酒。当酒杯里湛蓝的液体映着迷茫的灯光在眼前微微晃动的时候，我不知道严浩是否和我一样回忆起了我们那些遥远的夏天。
酒吧开张的前一天，我陪严浩去了一趟赵志鹏家。车停在那栋仿佛会永远破烂下去的危楼外。严浩拿着一个厚厚的大牛皮纸信封――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问我是否和他一起上去。我拒绝了。我在车里抽掉了整整半包烟，他才回来，手里的大信封没了，换成了一个小信封，信封里是一张赵志鹏念初中时的学生证照片的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上，赵志鹏理着小平头，穿着短袖衬衣，居然咧着嘴开心地笑着，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之中的他本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能让他这么高兴。
严浩把他住处的一个房间腾空，改成了音响室。所有东西都扔在地上，中央用吸音的厚地毯垫放着一套日本产的“山水（SANSUI）”音响，四周散乱地扔着大小音箱、CD、书，还有几个坐垫。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壁雪白，只有正对门的墙上挂着被扩印放大的赵志鹏的相片。严浩指着照片对我说――
“这位是我的兄弟――赵志鹏。”
后来我们在他那儿最常做的事就是呆在那个房间里，听音乐，看书，发呆，喝酒前对着赵志鹏的相片举一下酒杯。
在1999年的夏天来到之前，赵志鹏的名字在上海已经街知巷闻，已经继马永贞之后成为上海滩所有崇尚道义的小混混们的又一个青春偶像。谁不知道这个名字在道上就会被视为可耻，正如少年时的我们曾坚定地认为谁没有看过《英雄本色》谁就不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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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刚开张时，严浩雇了三个酒保。没过多久因为生意不好而解雇了一个。另一个辞职了，理由是受不了严浩和我没完没了地放那些老掉牙的美国六十年代歌曲。此人曾自费购买了几张电子和爵士要求无私奉献，但被我们不留余地地拒绝了。最后只剩下调酒师和唯一的一个酒保。所以只要我在酒吧，我就也得兼任跑堂。
严浩自己整天坐在吧台里，从不招呼客人，只是听音乐，发呆，看书。
他开始近乎不可理喻地沉迷于各类诗集。他告诉我，他过去认为最垃圾的文学就是诗歌，但是现在他才发现诗歌是最真实的文学，因为大多数诗歌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胡言乱语狂悲恶喜不着边际。很快他就能够大段地背诵那些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作品――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啼哭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面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予他什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
或者――
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双肩抬着头
抬着存在与不存在
抬着一副穿裤子的脸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
“你听听，多么荒谬！多么真实！”他笑着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和我碰了一下酒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龙舌兰（Tequila）。他竟完全没有留意到，在他朗诵诗歌的时候，他杯中的酒已经有一半被泼洒到了地上和自己的身上。
他变了，他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严浩。他的情绪时高时低，不再能保持过去那种始终如一的理智和平静。甚至他那种让我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笑容都发生了变化，我常常看见他向一边撇起的嘴角会让半边脸的表情陷入无法自制的混乱，近乎抽搐，不再有让人着迷的坚毅线条。
有时他会突然从吧台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这期间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我在床上躺了整整一天一夜。这期间我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在我清醒的时候，徐海云喂我吃药，喂我吃饭，喂我喝水，为我擦身子，还换掉了湿透的床单。第二天晚上我的体温终于恢复了正常。她帮我穿好衣服，搀扶着我一起到楼下的兰州拉面馆吃了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拉面。把热辣的面汤一口一口地喝掉之后，我终于感到了强烈的食欲，一口气又吃了半斤孜然羊肉。
半个小时的散步之后，我的体力基本上算是恢复了。
那天晚上，我和徐海云做了。我不想回忆我们究竟是如何开始的，那对于成为事实的结果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了。不能称为“**”，只能叫做“性交”。索然无味的交合，毫无愉悦而言，只有潮湿和沉重，和隐隐的刺痛。还有关灯前的一瞬间，徐海云留在我视觉记忆里的平静得毫无表情的脸。
过去我和阿米**的时候从不在乎是否关灯，是白天还是黑夜。但是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养成了**前关灯的习惯。如果是白天，我也会关上所有的门，拉上所有的窗帘。然后，在高潮的时候，我会闭上眼睛。请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告诉徐海云，我和她**的时候想到的是另一个女人。
严浩有一个习惯，他喜欢用抛硬币的方式来做出自己难以判断或不愿判断的选择。因为人生永远不能回头，所以对于人这种动物而言，任何选择题的“是”与“否”的选项都没有实际意义上的差别，如同一枚硬币抛起落下之后的某一面。当我质疑他的方法过于轻率时，他这么对我说。
而这一次，虽然我没有抛起硬币，但是我的选择已经不可回头。结果就如同地壳运动过程中拔地而起的一道山脉，原本的平原截然断裂，左右两侧终将在遥望和回眸中各自倾泻下去，不复连接。
或许是退烧药的药力还在持续的原因，半夜里我又出了一身汗而蓦然醒来。我帮身边熟睡的徐海云把滑下床的被脚重新盖好，披上外套坐在黑暗中默默地吸了一支烟。
窗外的夜色中落着隐隐约约的雨，悄无声息的湿气挟着嗖嗖的寒意从门窗的缝隙间渗蚀逼迫进来。
等这场雨下完，冬天就到了。
139
如今我已经回想不起徐海云确切的长相。只记得她很高，很瘦，皮肤很白。至于为什么我第一次见到她时会有惊艳的错觉，我想那是歌舞厅包厢的特殊灯光和她的浓妆综合所致。如果你不明白我这样隐晦表达的意思，你现在就可以去任何一个歌厅或酒吧拉一个从业时间超过半年的小姐出来，让她卸掉浓妆素面朝天地站到正午的阳光下――如果她能够同意你这么做的话，你就可以看清楚她真正的面目。你会发现那张脸早已适应了某种暧昧的照明环境，早已被化妆品中所饱含的挥发性化学成分和地地道道的金属铅腐蚀出特别的韵味。我想不出更好的表达，只能简单地说，那样的面容在强烈的阳光下看起来就如同长满霉斑的潮湿而斑驳的石灰墙。
毕竟1998年她才19岁，她还年轻，所以我第一次在阳光下看到她的脸的时候才没有呕吐。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如果现在我再遇见她，我极有可能已经无法认出她。
和她睡过之后，我就住在了她那里。房东偶尔过来检查房间设施和结算水电费时，会装模做样地把我们称之为“小夫妻”。但是从这个老女人脸上那种恶劣的怪笑可以看出实际情况是多么堪于嘲弄。事实上徐海云完全不像我的妻子，倒更像是我的保姆或者女佣。
她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包揽一切家务。
她在我面前话很少，她根本就不善表达。她从未对我说过任何示爱的话，她只会说一些诸如“你饿了吗”、“我可以抱着你吗”这样的话，以及在我偶尔无法克制绝望地暴躁发作时默默地充当受气桶，默默地躲起来哭。
我也很少和她说话。甚至性交时都是直接动手，从不征求她的意见。她也从不拒绝。以至有一次我在进入时才发现她经期还未结束，为此我像一头疯了的野兽一般在房间里乱砸东西。当我随手抓起在沙发的角落已经放了很久的不知道是什么玩艺的一包东西狠狠地扔在房间中央的水泥地上时，我听到了玻璃的碎裂声，同时听到她惊呼一声，看到她扑过去，跪在那里，呆呆地伸着被玻璃渣划破出血的手，眼泪止不住地滚落。
我走过去，蹲下，扯开破皱的两层塑料袋，看见了我当初去歌舞厅探望她时买给她的那些东西。碎玻璃来自太太口服液的瓶子。她居然一样都没有动过，一直偷偷地保存到现在。
“为什么？为什么！”我扭头朝她大声怒吼，她呆呆地看着地上，说，“是你送给我的……”
我浑身颤抖，愣了很久，起身离去。门被反手摔上之后，我听到房间里传出她压抑着的哭声。
我疲惫地坐在楼梯台阶上，用双手掩住自己的脸，感到温热的眼泪在手掌和面孔间渐渐变得肮脏粘稠。我告诉自己不可以再这样粗暴的对她。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想或许我和她结婚也没什么不好，但仅仅是那一瞬之间。
140
期末考试前夕，我不得不潜回学校四处借资料、抄笔记。走进宿舍楼的时候，似乎所有人都被我邋遢憔悴的形象吓到了，怪异的目光从各个隐蔽的方向追随着我，但是谁也没有敢开口问任何问题。小戴故作满不在乎地宣称他曾多次在课前点名时替我喊“到”，我问他打算要几包烟，他笑着连连摆手说全是友情赞助。宋国涛把他的笔记本借给我时，小声并且隐晦地问我是否需要帮助，我告诉他没事，不用。
考完最后一门课之后，我已近乎虚脱，晃晃悠悠地走在校园里，感觉身边的一切都在冬日的苍白阳光下飘飘荡荡。看着擦身而过的那些初进大学不谙世事的小情侣们卿卿我我、旁若无人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大一结束的最后一天晚上，阿米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一圈一圈走的情形。那时的我总觉得大学里的时光缓慢重复，现在才蓦然顿悟了古人所言――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忽然而已，三年就这样过去了，所谓光阴似箭，这把箭直到现在才射中我的胸膛，让三年前的往事就如昨夜一样历历在目，让我有失血般的昏厥，不能自已。
然后，我看到了阿米。
阿米站在学校门口的花坛边上，一副等候已久的样子。她身上的穿着和我记忆中的一模一样，蓝色羽绒服，蓝色直筒牛仔裤，长发披在肩上，依旧那么美丽动人。一瞬之间我竟以为是自己的幻觉，醒悟过来时脚步已经进入她的视野。我不知所措地和她对视着，僵持片刻，她慢慢地走到我面前。
“我――”我心乱如麻，千头万绪，完全不知从何说起。
“这段时间你到哪里去了？”
“……”
“我打过很多次你的电话。”
“我关机了。”
“究竟出了什么事？”
“找个地方坐下来说吧。”我佯装镇定地避开她的目光，一边东张西望，一边从衣袋里摸出香烟。
“不。就在这里说。”
我一怔，准备点烟的手停在半空中。我花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自己发怔的原因――这是阿米第一次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话。过去她总是撒娇，总是哀求，但这一次她是在命令。一阵酸楚迅速地在心头聚集，随后而至的便是尖锐的疼痛。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真的想知道？”
“嗯。说吧。”
“我和一个小姐在一起同居。”
“小姐？同居？”阿米的声音到最后一个字时已经开始颤抖。
“你和她上床了？”
我没有表情地看着她迅速变红的眼眶，点了点头。
泪水很快地涌出她的眼眶。她紧咬着嘴唇，无声无息地哭着，不顾来来往往的种种目光。我在她的眼睛里看到了或许可以称之为心碎和绝望的东西，那种东西让我的四肢也开始变得冰凉僵硬。
“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我问。
她依然神情恍惚地望着我，就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
“没有的话，我就先走了。”说完我转身离去。边走边点燃了嘴角斜叼着的烟。
我没有回头。她也没有叫我。我想，如果她开口叫我一声的话，我的眼泪也会流出来的。因为我在私心里真的希望她能够叫住我，能够打我，骂我，最重要的是――向我追问那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但是她没有。我不知道这值得庆幸，还是难过。
我只知道，我已经一无所有了。
恐惧已经和希望一起消失在一枚硬币的另一面。躺在阳光下，静静朝上的，只有被等待磨得深深浅浅粗糙不堪的疲倦。
141
我很疲倦。我已经习惯于从那个陡峭且没有照明的木楼梯上摔滚下去，习惯于坐在阳台的门槛上看着楼下的街道发呆，看着无法关紧的窗棂在风中颤抖，看着老鼠鬼鬼祟祟地顺着排水管爬下，堂而皇之地绕过我的脚边。
天黑得越来越早。寒风料峭。无聊的时候，我强烈地渴望这个冬天上海能够下一场大雪，能下得天地之间只剩下一片白茫茫。但是看起来希望不大，因为雨从夏天开始似乎就再也下不完。但是雨也不像最初时那么猛烈了，而是如同前列腺炎患者的排泄一样，有一阵没一阵地哆嗦。我的腿也经常哆嗦，让我怀疑自己是否得了风湿性关节炎。
大街上的节庆气氛越来越浓烈，我口袋里的钱也越来越少。我开始发现避孕套和方便面都是多么昂贵的商品。我想出去打工，但是因为该死的春节，什么工作都找不到。
年三十一大早，徐海云不声不响地出门用我们剩下的最后一些钱买了一些菜和面皮回来。那天我们只吃了一顿晚饭，徐海云包的饺子，素馅的，只有剁得像肥肉泥的白菜。晚饭后我和她躺到床上，在外面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在厚厚的两床被子下，没完没了地性交。但无论我们怎么用力，都依然感到刺骨的寒冷。
那天夜里我打开关了仿佛半个世纪的手机，把它放在床头，但是铃声一次都没有响过。
142
严浩在电话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熬不过去了，可以去找赵志鹏。他知道你和我的关系，不会不帮你的。”
赵志鹏的家还是在普陀区，还是藏在光复路附近的那一片危房简屋里。我曾经决定再不来这里，但是现在我还是来了，因为我已经山穷水尽。命运已经检验了我的狼狈，现在终于开始检验我的羞耻。我裹着已经洗得皱得像咸菜的大衣，在灰黑肮脏的楼道里进进出出反复走了几趟，终于咬着牙敲开了他家的门。他那个做环卫工人的母亲竟然一眼便认出了我是她儿子多年前的“朋友”，热情地把我迎进去，忙着跑来跑去地泡茶、拿糖果。而堵在我面前的赵志鹏，上上上下地打量着我，露出一副不能相信自己眼睛的神情。
最后他问了我一句：“饿吗？”
我在他家吃了中饭。那或许是我到22岁为止吃过的最香的一顿饭。饭后他把我领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问我究竟出了什么事。如今我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再不相信他，于是对他坦白了一切。当我说到何先生的时候，他的神色很迅速地变化了一下，我猜他一定比我更清楚何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真的是何先生要动严浩？”他问，语速慢得仿佛每一个音节都需要确认。我点点头，“他不是要动，而是已经动了。他派人去做严浩，其中一个被严浩刺伤了，现在还不知道死活，所以严浩躲到外地去了。”
“就是你到公司来找我的前一天晚上？”
“是。”
“那天我告诉你我不知情，可是你不相信。”
“对不起。我当时也完全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过于激动，错怪你了。”
他看着我，沉默片刻，一个字一个字地问：“是不是因为你知道我曾经出卖过严浩？”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从他眼睛里无声流露出的东西让我感到十分愧疚。我低头避开他的目光。
“对不起。”我又说了一遍。
他的呼吸急促起来，突然一言不发地起身走出房间，并且带上了门。过了很久他才回来，把一包烟放在我面前。“你自己动手吧，我不抽烟的。”他说。他的表情看起来就象最初一样自然平静。虽然我难以相信他出去这么长时间只是为了拿一包烟，但是我无法开口询问。
我默默地拆开烟盒，取出一支烟叼上，自己摸出打火机点着火。这时他又从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我。我接过来打开，看到里面是一叠百元钞票。
“总共三千块。我现在只有这么多现金。够吗？”
“够了。”我心慌意乱地把信封揣进大衣的内袋，说了一声“谢谢”。又急忙补充了一句，“等事情过去了，我会还你的。”
“再说吧。”他笑笑。
离开时，他一直把我送到光复路的路口。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们在路边等了很长时间才终于拦下一辆空出租车。当我打开车门的时候，他突然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说：“下次见到严浩，替我向他问好。”我答应一声，坐进出租车，和他挥手告别。
出租车开动之后，我才突然意识到他最后说的那句话非常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让我替他向严浩问好？并且回想之下，他送我的一路上的表情也有些古怪，只是我也说不出究竟古怪在哪里。我把手伸进大衣内，手指隔着衣服触到那个信封，用力向里塞了塞，竟觉得身体温暖了许多。我第一次发现原来钞票是可以用来取暖的，我深深地吸了口气，靠在座位上，在出租车的后视镜里看到自己脸上竟然浮现出了懒散而苍白的笑，笑得像一个嘴角即将垂下口涎的白痴。
143
四天之后我突然接到小伟哥的电话，他开口就说：“沈哥啊沈哥，你们究竟怎么回事啊！”
他的口气听起来十分夸张，而他的话本身也让我感到非常诧异。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事，因为据我所知，他应该不可能得知我和严浩的遭遇。
“什么意思？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我问，心里开始有不祥的预感。
“你真的不知道？”他似乎比我还诧异，停了两秒钟才继续说，“可是，就算你没听说，你也总不会连电视都不看的吧？这么大的事件！”
我不耐烦起来：“有屁快放好不好！”
“好好好，我说我说！”他顿了顿，仿佛要强化效果似的，放慢语速加重语气地说，“赵志鹏前天晚上单枪匹马拿把菜刀把上海滩数得上号的人物――何先生给做了！”
我的脑袋“嗡”地一声巨响。而小伟哥还在热情洋溢地继续说下去，“这家伙真的是疯了，竟然敢动何先生，我一听说就猜想一定是你们出了什么大事，乖乖，搞得这么大阵势居然我一点都不知道！难怪我这么长时间都见不到你们――可是，可是奇怪呀，你居然也不知道，难道这家伙吸毒过量了自己拎不清爽以为是在拍电影？不对！他连烟都不抽，怎么可能吃白粉呢？奇怪，真是奇怪……”
我完全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手指已经松开，然后我眼看着手机擦着自己的胳膊在空气中沉下去，在肮脏的化纤地毯上渐起一蓬灰尘。我呆呆地站在原地，意识里朦胧地感觉到自己正踩在地雷之上，只要稍有移动就会在爆炸中被四分五裂，支离破碎。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茫然地恢复了一点意识，我慢慢地蹲下身，捡起手机，拨回去。接通之后，我问小伟哥：“你知不知道他关在哪里？”
“你想去探监是吧？我也想啊，至少也得问明白他究竟为什么干这种傻事。”小伟哥叹了口气，“可惜呦，探监恐怕是没机会了，这个呆鸟当时就被何先生的保镖开枪打成了重伤，现在还不知道躺在哪个医院里急救呢。这件事情闹得太大了，公安什么消息也不公开。”
“那么开庭呢？”
“开庭？这种超恶性案件，肯定要从速从严解决，证据确凿，没话好说，多半等不到他出院就缺席审判，能下床了就直接拉到郊外枪毙。就算他好得快，根据我的经验，开庭也不会公开，你知不知道何先生牵扯到多少黑白道的大人物？所以没什么可想的了。”
我不知道还可以问什么。呆了一会，掐掉了电话。
我走到阳台前，靠在门框上，滑坐到地上。我开始一支接一支地点燃香烟，近乎饥渴地吸食它们的热量。但是无济于事。我无法阻止体温的消失，我觉得自己正在渐渐冻僵。寒意漫过胸口，最后终于淹没了大脑。我把空烟盒丢向楼下冷清的街道，用双臂紧紧地抱住自己。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颤抖。
最后我终于飘浮起来，终于开始假想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电影。但就在这时，房门被推开了。我无法再继续自我欺骗，因为我看到了活生生的徐海云，她有血有肉地走进我的视野，真实得像一场恶梦。
144
“你走吧。”我把上海到长沙的火车票和所有剩下的钱摊开在徐海云的面前，用尽可能平静的声音告诉她。“为什么――”她声音颤抖地问。“都结束了。”我说，低头弹烟灰，避开她的目光。
过了一会，她慢慢地站起来，走进卫生间。我抽着烟，一言不发地等她。过了很久她才出来，眼睛红肿，但表情竟异常平静，额前的发丝上还沾着水珠，似乎刚洗过脸。她走回我面前，站了一会，拿起火车票看了一下时间，转身开始默默地收拾行李。她本就没什么可整理的，只有一些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全部被装进我早已准备好的一个手提袋里。最后她把床上的钱装进衣袋，对我说：“我可不可以向你提最后一个要求？”
“说吧。”我在一个装了一点水的易拉罐里摁灭烟头，举起手掌按摩自己涨痛的眼眶。
“可不可以带我去一次外滩？”她顿了顿，伸手拂了一下垂到眼前的几缕发丝，“我在上海呆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有看到过黄浦江。”
我默默点头。
初春的堤岸上寒风咆哮，冷冽刺骨。我缩手缩脚地坐在远离江面的石阶上，连烟都无法吸，只能木然地望着她的背影，不时取出手机看时间。
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倾斜的防波堤前，瘦弱的身体被狂风吹得摇摇欲坠。有几次我甚至怀疑她想要纵身跳下去。但她什么傻事都没做，只是安静地站着。过了很久，转身走回到我面前，笑了笑。
“好了，我看够了，走吧。”她说。
我帮她提着手提袋。漫长的途中再没有一句对话。在候车室门口，我把东西递给她，愣了半天，告诉她，“答应我，回到长沙，找份像样的工作，将来嫁个正经人，好好过日子，别再到处乱跑。好奇心会毁了你的。”这番话说出口后，我自己都觉得荒唐可笑。她沉默了片刻，嘴角撇出一丝浅浅的笑意，对我说，“放心吧，外面的世界，我已经看够了。”
“谢谢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希望下辈子，我能够有机会报答你们。”她说。这句话在我听来竟显得意味深长。我苦笑，摆摆手，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回到空荡荡的房间，我一头栽倒在床上沉沉睡去。衣服没有脱，房门也没有关。我想如果有人愿意进来就请进，不要吵醒我就可以。半夜里我被冻醒了一次。我在黑暗中把被子扯过来，乱七八糟地裹住自己。被子上有阴湿的霉味和徐海云残留的气息，还有其它一些复杂的气味，但不管是什么无法阻止我继续沉睡。我睡了整整一天一夜，醒来的时候发现正是中午，窗外竟有阳光和鸟鸣，如同错觉。我坐在被子上发了一会呆，浑身软绵绵的，竟一点也不感到饥饿。
房门依旧敞开着，似乎并没有人进来过。我起床刷牙洗脸。洗脸池上的镜子很脏，是灰白色的，我用手机械地擦了半天，最后才发现那是自己脸孔的颜色。
我坐在床沿上，用手机打了个电话给房东，告诉她我要退租。她问我什么时候搬，我说马上。她又絮絮叨叨地想和我谈押金和多余的房租该如何结算，我说别罗嗦了全都拿去我不要了，然后挂了电话。
离开的时候，除了身上的衣服我什么都没有带走。下楼的时候我想我只要回头再看一眼我很有可能就会发疯，就会把那一切全都浇上汽油放火烧掉。
给我开门的是父亲。他一脸错愕地张开嘴，竟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朝他笑笑，绕过他走进客厅，径直走到正就着窗口透进的阳光数毛衣针数的母亲面前，“扑通”一声跪倒，低下头。
“我错了。” 我闭着眼睛，听到自己的声音。
“吃过中饭了吗？”母亲头都不抬地问。
我摇头。她放下毛线篮，走进厨房，很快我就闻到了梅干菜烧肉的香气。
吸完澡后，我正准备穿上外套，母亲走过来把我拉住，“先别穿。”说着她把手中还未收针的毛衣递给我，“试试这一件。”
毛衣迎头套下的时候，我的眼泪流出紧闭的眼睛。
145
几天后我身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症状。我梦游般的独自去医院看了性病门诊。我衣着整洁地躺在诊疗床上，褪下自己的裤子，等待着想象中让人难以启齿的检查。但医生只是看了一眼就简单明了地告诉我穿上衣服回挂号处把号换挂到皮肤科。我犹未清醒地走到门口时，她又在背后喊了一声：“小伙子，你已经付过挂号费了，别自己忘了又多付一次钱！”
我得的不是性病，而是皮肤病。病因是居住环境卫生状况欠佳。痊愈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每天都要洗好几次澡，我疯狂地一遍又一遍地往身上涂抹肥皂，恶狠狠地揉搓自己的皮肤，甚至将胸口搓掉了一块皮。我不知道我可以洗掉什么，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想洗掉什么。
开学后，我老老实实地回学校上课，一节不落。幸运的是上个学期所有的考试全都过了，不幸的是我和阿米在地球上同一所小小的学校里竟一次都没有再遇见过。
或许是因为临近毕业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都开始变得亲密友善。走廊上又开始有琴声和歌声，熄灯后又开始有茶摊，一如我们四年前初入大学时的情景。但事实上，我们只是在隔着透明的玻璃观望着永远不可触摸到的回忆。玻璃的一边是似曾相识，另一边是面目全非，陌生而又安全。所以我们在任何地方遇见时都会相互打招呼，聊天时不冷淡也不罗嗦，在对方说话时会面带微笑，偶尔点头，会自然地注视对方的眼睛而不感到羞耻，一如这个世界上最正常的人间关系。
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们变了，或许我们都变了，又或许谁都没有变只是生活本身变了，在化学反应中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就像水变成酒最后又变成醋。
在家里，父母都再没有提过在那个已经过去的冬天所发生的一切。我穿着母亲给我织的毛衣，就好像我从没有对母亲说过“我从来就不喜欢穿你织的毛衣”这句话一样。但是我自己非常清楚地知道，结束不等于消失。即使人生可以被剪接，那一段废弃的胶片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帮我扔掉。
废弃，或许正意味着永存。
146
仿佛我早已预感到小伟哥会猜错一样，当我在电视上看到赵志鹏的时候，竟一点也没有意外。我默默地坐在沙发上，屏幕上的画面在眼前逐帧切换，几分钟的时间在指间流淌得异常缓慢。电视里的赵志鹏平静地望着我，我也平静地望着他。我们俩的视线之间有四个小时的时差。四个小时前法庭已经终审宣判，他已经被押赴刑场枪决。
我从新闻解说员的旁白中得知他的认罪态度极其恶劣，因为他在供认状只写了一句话，在最后陈述时也只说了同样的一句话――“我必须要杀这个人。”
我还留意到了摆在公诉人桌上的凶器――装在密封塑料袋里的一把血迹斑斑的菜刀。我突然想到赵志鹏砍死何先生所用的这把菜刀或许就是当年他满怀愧疚地递到严浩面前的那一把。换句话说，当刚出狱的严浩提着酒菜走进他家门的那一刹那，他今天的命运或许就已经被定下。
生活，生活。即使我们不再思考，即使它如此简单，我们也无法逃离。这些渺小而脆弱的动物。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在院子里看着夜空，突然回想起了严浩在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坐在这个院子的围墙上说过的一句话――总有一天，上海的夜空会一颗星星都看不到了。他的预言已经变成了现实。现在上海的夜空已经被不眠的灯火映亮，但真的再也看不到一颗星星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听到了自己手机的铃声。我走回房间，从桌上拿起它，按下了接听键。
“喂。找谁？”我说。
“小雨，我是严浩。”
147
那天晚上，我和严浩开着车彻夜地在上海游荡，从一个酒吧喝到另一个酒吧，在每一个酒吧我们都坐不到一个小时，因为不堪忍受吵闹或者冷清。我们只是沉默地喝酒，喝到我不再能分得清柳橙汁和青柠汁，喝到我们被最后一家打烊的酒吧扫地出门。
“我想自己开个酒吧，通宵营业，你觉得怎么样？”严浩这么问我的时候，我们俩正并排坐在桑塔纳的车顶上醉眼惺忪地凝望着我们置身其中的这座城市。
晨晖给触目所及的一切都镀上了一层虚幻而有颗粒质感的金黄色，包括我们的身体。淡淡的雾气在街道上丝丝缕缕地飘动，温存的浮力让一切看起来都那么虚渺。上海，这个高贵而又妖艳的美女，很快就会坐到梳妆台前精心地修理睫毛，涂上甲油，穿上名贵的服饰，热情地奔赴阳光下最浓烈的虚无。
而我已经很困了。我很想对她说一声“晚安”，然后疲惫地睡去。
车门全都敞开着。车里的音响在一边又一遍地放着窦唯的歌：“Take care, I want to sleep…”
“好啊。”我在半梦半醒间回答。
我以为我们都是在说醉话。但两个月后严浩竟真的把公司卖了，盘下了华山路和泰安路路口的一家酒吧。酒吧很小，只能容纳几十个人。装潢工人在施工的时候，我和严浩就坐在门外边吸烟边商议酒吧的名字。我所有可怜的创意都来自那些美国六十年代的老歌，譬如“加州旅馆”、“黄色潜水艇”、“孤独之心俱乐部”等等，可想而知，这些已经臭了大街的名字毫无疑问地全部被严浩否决。最后确定下来的名字是“蓝色夏天（Summer Blue）”，它的得来纯属无意――严浩所雇的调酒师在另一家酒吧里与我们面谈时，聊得兴起，随手指着翻开的酒单上的这行蓝色的小字，宣称这是他最擅长调制的酒。当酒杯里湛蓝的液体映着迷茫的灯光在眼前微微晃动的时候，我不知道严浩是否和我一样回忆起了我们那些遥远的夏天。
酒吧开张的前一天，我陪严浩去了一趟赵志鹏家。车停在那栋仿佛会永远破烂下去的危楼外。严浩拿着一个厚厚的大牛皮纸信封――我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问我是否和他一起上去。我拒绝了。我在车里抽掉了整整半包烟，他才回来，手里的大信封没了，换成了一个小信封，信封里是一张赵志鹏念初中时的学生证照片的底片。冲洗出来的照片上，赵志鹏理着小平头，穿着短袖衬衣，居然咧着嘴开心地笑着，一点也不像我记忆之中的他本人。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能让他这么高兴。
严浩把他住处的一个房间腾空，改成了音响室。所有东西都扔在地上，中央用吸音的厚地毯垫放着一套日本产的“山水（SANSUI）”音响，四周散乱地扔着大小音箱、CD、书，还有几个坐垫。空空荡荡的房间里，四壁雪白，只有正对门的墙上挂着被扩印放大的赵志鹏的相片。严浩指着照片对我说――
“这位是我的兄弟――赵志鹏。”
后来我们在他那儿最常做的事就是呆在那个房间里，听音乐，看书，发呆，喝酒前对着赵志鹏的相片举一下酒杯。
在1999年的夏天来到之前，赵志鹏的名字在上海已经街知巷闻，已经继马永贞之后成为上海滩所有崇尚道义的小混混们的又一个青春偶像。谁不知道这个名字在道上就会被视为可耻，正如少年时的我们曾坚定地认为谁没有看过《英雄本色》谁就不会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
148
酒吧刚开张时，严浩雇了三个酒保。没过多久因为生意不好而解雇了一个。另一个辞职了，理由是受不了严浩和我没完没了地放那些老掉牙的美国六十年代歌曲。此人曾自费购买了几张电子和爵士要求无私奉献，但被我们不留余地地拒绝了。最后只剩下调酒师和唯一的一个酒保。所以只要我在酒吧，我就也得兼任跑堂。
严浩自己整天坐在吧台里，从不招呼客人，只是听音乐，发呆，看书。
他开始近乎不可理喻地沉迷于各类诗集。他告诉我，他过去认为最垃圾的文学就是诗歌，但是现在他才发现诗歌是最真实的文学，因为大多数诗歌就像真正的生活一样胡言乱语狂悲恶喜不着边际。很快他就能够大段地背诵那些著名的或不著名的作品――
去年的雪可曾记得那些粗暴的脚印？上帝
当一个婴儿用渺茫的啼哭诅咒脐带
当明年他蒙着面穿过圣母院
向那并不给予他什么的，猥琐的，床第的年代
……
或者――
哈里路亚！我仍活着。双肩抬着头
抬着存在与不存在
抬着一副穿裤子的脸
没有什么现在正在死去，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
……
“你听听，多么荒谬！多么真实！”他笑着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和我碰了一下酒杯，一口喝干了杯中的龙舌兰（Tequila）。他竟完全没有留意到，在他朗诵诗歌的时候，他杯中的酒已经有一半被泼洒到了地上和自己的身上。
他变了，他不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严浩。他的情绪时高时低，不再能保持过去那种始终如一的理智和平静。甚至他那种让我印象深刻的标志性笑容都发生了变化，我常常看见他向一边撇起的嘴角会让半边脸的表情陷入无法自制的混乱，近乎抽搐，不再有让人着迷的坚毅线条。
有时他会突然从吧台消失，然后又突然出现，这期间竟然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