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六月的一天傍晚，我走进酒吧时看到严浩又消失了，唯一的那个酒保竟然也不在，只有调酒师在吧台后懒洋洋地和我点头打招呼。这种莫名其妙的酒吧可能整个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家。
调酒师仰靠在严浩的座位里，腿搁在吧台的横档上，在音量开得震天响的罗大佑的歌声中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她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此人对罗大佑的热爱近乎疯狂，自称**时若不听罗大佑的歌就会阳痿，上厕所时若不哼罗大佑的歌必定便秘。这种因果关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好在我和严浩对罗大佑的印象也都不差，早在一起看录像的少年时，我们就已经从《阿郎的故事》中学会了唱《你的样子》，从《棋王》中学会了唱《爱人同志》，所以我们对他在酒吧里既不**也不上厕所地放罗大佑的音乐并无意见。
我走到吧台前，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杯浸着薄荷叶的冰水。我接过来一口喝干。“舒服了？”他面无表情地问，我擦了把额头的汗，刚一点头，他立刻就把酒单塞到了我手里。“干什么？”我愕然。他脸上浮现阴谋得逞的笑，朝一边歪了歪下巴，我循着方向望去，看到靠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客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个懒鬼就在等着有人来替他招呼客人，不禁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猪猡”。
客人背对着我。此时外面的天色正在很快地暗下去，而酒吧里还没有开灯，所以看不分明，只能从背影上隐约识别出是个年轻的女孩。胳膊拄在桌子上，双手托腮，很安静地侧头望着窗外。我拿着酒单走过去，丢到她面前。“请问小姐想喝点什么？”我兀自恶狠狠地瞪着吧台后那张幸灾乐祸的猪脸，嘴里漫不经心地问。
“有花茶吗？”
“花茶没有，花痴有一个，要不要？”我没好气地回答，心里十分纳闷居然还有到这种无聊酒吧喝花茶的无聊客人。
女孩笑了，把手臂放平到桌上，抬起头：“如果我要的话，可以免费包装、送货上门吗？”
我低头，看到她的脸，顿时呆住了--眼前的这个姑娘竟然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阿米！我的脸上开始发烫，呼吸也有些不太适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走到桌子对面，拉出凳子，讪讪地坐下。
“你怎么来了？”我低着头问，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和打火机放到桌上。点烟的时候竟有些情不自禁的恍惚，一股浓郁的怪味刺激到舌苔时才发现烟被自己叼反了，烧着了过滤嘴，急忙把它取下，手忙脚乱地在烟灰缸里摁得支离破碎。
“不欢迎吗？”
“不是，怎么会呢--可是你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你们宿舍的人告诉我的。”
我总算一切正常地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想起酒吧刚开张时自己曾请宋国涛和小戴他们来喝过一次酒。
“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
“你说呢？”她笑着说，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我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她把目光移开到酒桌上装饰用的放在手编小藤篮里的玫瑰绢花上，“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看看你，就来了。”
我又呆住了，茫然地看着她依旧那么美丽的脸庞，猝不及防地一股湿热涌到喉咙里，如鲠在喉地灼烧起来。“生日快乐--”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又手忙脚乱地站起来，“你，先喝点东西好吗？”
“嗯。谢谢。”她抿起嘴唇，笑着点头。
“你要喝什么？”我一边推开凳子快步走向吧台，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随便。你看着办吧，什么都行。”
我走进吧台，背对着她的目光，尽量不露声色地深呼吸，目光扫过酒柜上的一排排酒瓶。“你想找什么？”坐在身旁椅子上的调酒师略放低手中的书，抬头问我。“不用你*心了，我自己来。”我举起胳膊假装察看酒瓶，挡住他的视线，笑着回答。当下的我只会调两种酒，血腥玛丽（Bloody Mary）和龙舌兰日出（Tequila Sunrise）。前者显然不合适，所以我选了后者。在吧台上*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一抬眼，却看到阿米正在远远地望着我，用手支颐，浅浅地微笑，就像多年前那个在暮色中倚着宿舍外的栏杆听我吹口哨的小姑娘。我猛地低下头，看到有一滴眼泪不及反应地从自己的脸上滴到了酒杯里，迅速地溶散消失。我不知道是因此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还是因为自己的手哆嗦了一下，最后调出的酒的颜色看起来实在是红得过分了。
“这是什么？”阿米好奇地指着在杯沿微微晃动的液体问。
“上海日出。”我举起双手揉搓脸颊，小声回答。
她微蹙眉心，小心翼翼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紧张地看着她，直到她的表情恢复自然。
“味道好像还挺不错。”她说。
我如释重负，靠到椅背上。
这时严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一眼看到我们，扭身走过来，微笑着和阿米打招呼，拖了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我告诉他今天是阿米的生日，他连忙祝阿米生日快乐，然后催促我赶快去买生日蛋糕和礼物。“今天不营业了，改成美女阿米的生日包场，帐记在你头上。”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好啊，没问题。”我回答。但阿米却连连摇头，说不用了。“为什么？”我问。
“我答应了爸妈和他们一起庆祝生日，家里都已经准备好了，过一会我就该回去了。”她面带歉意地解释说，目光又转向我，“对不起，我是下午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要来这里看看你的，所以没有事先通知你们，现在也来不及再更改安排了。”
我无话可说。气氛沉寂了一会，严浩很有技巧地叉开了话题。我独自走到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满杯伏特加，冰块之类的东西一样都没加，回到座位坐下，沉默地喝着，看严浩和阿米故作轻松地聊天。他们俩聊的内容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似乎只是为了避免冷场而上演的一幕话剧。但他们都是演技不错的演员，只有我是蹩脚的观众。
几十分钟后，阿米起身告辞。“我送送你吧。”我说，不等她回答就拿起她的包，先走出了酒吧。
我和阿米并排在寂静的泰安路上慢慢地向前走着。有辆空出租车从前面驶来，我刚想拦下，她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别拦了，陪我走一会好吗？”我默默点头。她便顺势挽住了我的胳膊，就像我们共有的从前一样，但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就要毕业了。好快啊，四年一晃眼就过去了。”阿米说，轻轻地笑了一声，又象是叹息。
“嗯。”我低头附和，抬腿踢了一脚躺在地上的梧桐叶。
“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是一家美国独资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ATM市场的老大。他们的中国区总裁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怎么说的--噢，裙带关系。”她又笑了一声。
“很不错。恭喜你。”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像恭喜人的样子吗。”阿米瞥我一眼，笑着嗔怪。又问，“那你呢？”
“我？没有。”
“什么叫‘没有’？是没有找到工作，还是根本没有去找？”
“哎，别说这个了。说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吧。”
“挺好的。生活风平浪静，就等着毕业上班了。这几天正在驾校学开车。”
“有没有--”我迟疑了一下，扭头望向身旁的马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
“你看呢？”
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又有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我伸手把它拦了下来，拉开车门，对阿米说：“还是上车吧，走到衡山路还早着呢，别让你父母久等了。”
坐在平稳行驶的出租车里，阿米很自然地把头搁到了我的肩膀上，望着车窗外灯火迷蒙的街道，突然头都不回地问我：“你能和我说说你和那个--同居的事情吗？”
我侧头看她，她长长的睫毛那么近地微微抖动着，在窗外街灯的变换闪映中有色彩隐约的光晕，让我心里突然十分难受。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尽量简明扼要地把本不愿再回忆的那段经历向她叙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她沉默了一会，问：“为什么当时你不对我说清楚细节？”
“那天，在学校门口，我问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你没有回答，所以我就没有说。”
“你--”她一下子坐直身体，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过了一会，叹了口气，向后靠到座位里，没有再说什么，有些失神的样子。
车在阿米家的铁门外停下。很长时间没来，砖墙上的长春藤似乎更茂密了。阿米推门下车，和我挥手说再见，我微笑着回应，手举得有些力不从心。
我没有再去严浩的酒吧，而是直接一车坐回了家。吃完晚饭，洗好澡，陪父母看了一会无聊的国产电视剧，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拿起电话，拨了阿米家的号码。
“喂，请问您找谁？”是阿米母亲的声音。
“我找陈沪玲。”顿了一下，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她的大学同学，我想祝她生日快乐。”
“哦，请你等一下啊，我去叫她。” 阿米的母亲十分客气地笑着说，搁下话筒。我隐约听到她在别的房间喊阿米的声音。我猜想她早已忘记了我是谁，忽然眼眶一酸，几乎流出眼泪。这时我听到“踢哒踢哒”的拖鞋声由远及近，不用说，是阿米来了。
“喂？”
“是我。”
“呵呵，我就猜到是你。”
“为什么？”
“因为，至少到此时此刻为止，除了你还没有其他我认识的男人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
“说吧，有什么事？”她笑着问。
“我想你--”我几乎脱口而出这句话，但还是硬生生地吞了下去。我怕这三个字会从什么地方扯出肮脏的血丝。我笑了笑，“我想向你道歉的，我竟然忘了你的生日，没有送你生日礼物。”
“没有关系。”她小声说，“我原谅你了。”
“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
“好啊。打算怎么来？”
“现在恐怕只有清唱了。”
“嗯。好的。”
我闭起眼睛，努力匀了一下呼吸，开始小声地唱。我唱的是香港太极乐队的一首老歌，《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这首歌其实我在认识阿米之前就会了，是小戴教我的，但是从没有唱过，因为那时觉得这首歌太流行，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唱流行歌曲是公认的没追求、没品位。
“天空又飘着雨，雨中有风/风吹到心里头，一阵难受/往事历历如昨/曾经是你和我，手牵着手/走遍每个角落/留下笑容，留下海誓山盟/那时候/从来不曾担心有什么/能把你带走……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说你寂寞，说你失落/说尽人间的梦……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曾记得我/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知我的痛，我的寂寞，我的失落/不能挽回的错……”
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眼泪汹涌地淌过脸颊，炙热而酸麻。我几乎是竭尽全力才强撑着吐出最后一个字，此时眼泪已经流进了嘴里，咸涩得让自己濒临窒息。话筒里传来阿米清晰而遥远的呼吸声，但也渐渐变得急促。
“唱得很好，谢谢你……”阿米小声说。
“祝你，生日快乐--”
我没有再等她说下去，“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顺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在与张昕最后一次见面之后，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哭得这么狼狈，这么猥琐。我紧闭着眼睛，无力地把头靠到墙上，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沉下去，从轻柔荡漾的深蓝海水中沉入海底，沉入泥沙淤塞的黑暗里，无力自拔。
150
母亲告诉过我：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再犹豫，不应该再受良心或道德的羁绊。但是结束之后，他也必须面对一切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不可以畏缩，不可以逃避。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只知道，严浩曾经抛起一枚硬币，我选的是“字”，我赢了。
我还记得，阿米曾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
“如果你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我就再也不让你碰我。”
151
1999年夏天，我拿到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士学位。我在毕业照上笑得很灿烂，在分手宴上醉得很厉害。那天晚上校园里闹得极疯狂，到处都是摔酒瓶子和痛哭的声音，到处都是一张张诚挚的悲伤的脸。醉倒在楼下草坪上的小戴被女生们涂了一脸的蛋糕和牙膏，手里拿着自己脱下的T恤让每一个经过的人签名。隔壁宿舍的人在簸箕里烧教材和笔记，呛人的浓烟滚滚，纸灰被风吹得四处飘飞。楼道里的顶灯也被找不到酒瓶子的同学拆下来砸了，黑暗中只有皎洁的月光让一切都显得隐隐约约。隐隐约约中，我晃悠到宿舍门口，看到宋国涛独自骑坐在走廊外的水泥栏杆上发呆。我走过去，翻上栏杆，在他身边坐下，脚踩在晒衣服的铁丝上。自己点上一支烟，递了一支给他。从不抽烟的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我给他点上火，他小心地吸了一口，但立刻就被呛得咳嗽起来。我急忙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脑海里回想起了自己在黄浦江边第一次吸烟的模样。
我和宋国涛沉默地并排坐着，在若有若无的晚风中，俯瞰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吸掉了整整一包红双喜。整个晚上我们俩只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用鼻孔徐徐地吐着烟，很突然地小声说：“不知道李臭脚现在怎么样了。”我扭头看着他，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仅仅是在自言自语。我只看到当一片遮住月亮的乌云悄无声息地飘开时，他的脸颊上似乎有微弱的光点闪烁。
整个不眠的校园之夜就像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四年的青春已经如烟散去了。
收拾好行李，离开学校之前，我走到宿舍楼后的草坪，走到小白的玫瑰长眠的地方，俯身掀开了那块写着“禁止从窗口向外乱丢东西及小便”的大牌子。下面的土壤平整如新，蚯蚓挣扎着躲避阳光，已经看不出曾被挖开的痕迹。我用手摸了一下地面，指尖感到湿润而且沁凉。
或许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这样消失吧，就像回到了最初，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行李箱里的小白的遗书，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我，其实都一样。
我蹲在原地，吸了一支烟，把大牌子重新盖好，起身离去。
走到学校门口，我坐到苗圃的围栏上，像初进大学时的那场文艺汇演散场之后一样，堂而皇之地叼着烟，东张西望地在四散离去的人群中搜寻一个长发女生的身影，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进出校门的人流稀少如常时，我才拖着坐得酸麻的双腿，扛着行李上了一辆在不远处等候已久的出租车。车子开动的瞬间，我猛一抬头，竟在后视镜里看到了穿着蓝色连衣裙微笑着的阿米。我急忙大喊了一声“停车”，扭回头去，呆呆地看了半天，才发现只是自己的错觉。我恍惚地坐正身体，看到司机正恼火而不明所以地瞪着我。
“出什么事了？”
“没事，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走吧。”我说，把头向后靠到椅背上，闭起眼睛。
152
不管是否愿意，我终于还是迎来了穿西服打领带怀揣简历四处奔波找工作的这一天。西服和领带都是向严浩借的，穿在身上略大了一号，十分不舒服，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实在是滑稽得可以。
世纪末的夏天炎热无比。走在大街上，衣服全部被汗水粘住身体，仿佛皮肤增厚了好几层，而一走进写字楼，整个人又迅速地被强劲的中央空调风干凉透。几个地方跑下来之后，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汗酸味让自己都感到窒息。唯一的好处就是――只要我一走进拥挤的电梯，里面那些俊男靓女们大多都会主动地退出，越是上档次的写字楼越是如此。
彻日穿行在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的商业区和写字楼中，我发现上海真的已经变了。世纪末的上海就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八十年代的台北，已经开始彻彻底底地新陈代谢，初具国际商业大都市的雏形。只不过新的乐园只迎接新的冒险家，当年十里洋场的老面孔们已经和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消失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
而不得不感慨的是，就如阿米当初所言，在如今的上海，中文学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当我在不同的面试桌前，面对不同脸孔的人事人员时，能强烈地感觉到彼此双方都犯难于一个只会用中文写小说的家伙究竟适合干什么工作，常常交谈不了几句，气氛就陷入尴尬，惟有在对方催促或请求的复杂目光下识时务地自己起身离去。
如此这般，很快我就适应了绝望，递简历面试的过程开始变得像上厕所一样麻木，而被拒绝时也能保持擦干净屁股拉下水箱开关的坦然。我不再在乎个人形象，热得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干脆当街卷起西服的袖子，扯掉领带，解开衬衫纽扣，借用擦身而过的某路人的话――像个招摇过市的阿乡（上海话：乡下人）。不知道倘若我动手打他的话，此人会不会以举报我没有暂住证相威胁。
最可气的一个插曲是某次我离开上海商城的某家公司，为了赶时间而在候车站打出租车，远远的那个制服笔挺的服务员习惯性地替我打开了车门，而当我走近后，他看清了我的面目穿着，居然随手又关上了车门，傲然地踱向一边。对此，除了“狗眼看人低”的老话，我真的想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赞美。
我的求职活动一直持续到某天下午我无意中遇见阿米。当时我正低头匆匆走过某栋写字楼外的露天停车场――停车场的另一边是一家沪上很著名的法国餐厅，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扭头四顾，看见阿米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停车位朝我招手。此人一副清爽打扮，长发用一块绸绢扎成了马尾，穿一条磨砂蓝的牛仔裤和白T恤，墨镜挂在领口，身边停着一辆红色的丰田佳美――不用说我也知道又是她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去哪？”她问。“随便逛逛。”“随便逛逛？”她目光闪烁地上下打量我，我不禁脸上一热，“顺便找工作。”她非常客气地坚持要送我一程，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坐上车，随口说了一个拐几个弯就能到的地方。“你有没有买人寿保险？”发动汽车时她朝我顽皮地做了个鬼脸，笑眯眯地说，“我刚拿到车本，完全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给我陪葬了只好算你倒霉哦。”我差点脱口而出――“那样最好。”
“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别提了，上午被我老爸逼着去相亲了，是个美国回来的MBA，看起来倒是蛮斯文的，问题是，一说话脸就红，脸一红就喝水，吃了两个多小时的法国大餐，直到出门分手，他居然一次都没去洗手间，想想真是可怕。”阿米一边神色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边忍俊不禁地说。
“海龟（归）好，嘴尖皮厚下盘稳。”
“你吃醋了吧。”她的笑容敛回唇角，头都不扭地指出，语气淡然。
“我有这个资格吗？”我笑，向后靠到椅背上，举起双手假装按摩眉心，挡住了后视镜。
她没有再说什么。
下车的时候，她突然又叫了我一声，“小雨……”
“什么事？”我扭头问。
她表情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声音很轻地问：“是不是工作找得不太顺利？”
“没有。”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
“谢谢，不用了。”我笑着关上车门，和她挥手告别。目送车子远去，伸手拦下了随后而至的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我呆呆地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幕，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再也不穿成这副傻鸟德行出来找工。
八月底，在母亲的一个身份为军区高干子弟的朋友的帮助下，我的工作总算有了着落――暑假结束后到一家大型国企在上海的分公司报到，做科室文员。月薪2000元，和过去严浩开给我的工资一样。
153
暑假里，我闲得无聊，又不想再像高中时一样因为无聊而陷入危险的情绪，就整天从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一盘接一盘地借录像带回来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去严浩的酒吧帮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下“播放”、“快进”、“结束（弹出）”。但没有料到是，如今的自己对于各类如阿米所说的――“生生死死从眼前飘过去的不关自己事的”――别人的剧情，竟已经变得严重地缺乏耐心，许多天下来能够安安稳稳从头看到尾的影片加起来不到两位数。其中印象最深的一部是《两颗绝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这部电影看得我难过至极，因为它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幻想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旅馆，其实并非如歌中所唱的在加州，而是在拉斯维加斯；它不是让我幸福安宁的所在，而是注定要孤独死去的地方。我也终于了解了那句歌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从这盒录像带的包装盒上的介绍中看到，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的多项提名和大奖，但它的编剧却在写完剧本的当天就已经绝望地吞枪自杀。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也没有像当初看《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时那样反复倒带，而是毫不迟疑地将它立即还给了出租店。老板为此只收了我一半的日租金。
154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严浩发生变化的真相――毒品。不是大麻，吗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毒品――海洛因。他经常会突然从吧台消失，其实就是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吸食海洛因。而之所以能被我发现，是因为那一次他瘾来得太急迫，就近躲进了洗手间却忘了插上单间的门。
震惊之余，我几乎完全不用考虑就想到了向严浩提供毒品的人是谁。我近乎疯狂地冲进衡山路上灯迷影乱的迪吧，从晃动的女人大腿间把穿得依旧*包醒目的小伟哥揪到卫生间外的过道里，不由分说地开始殴打他。这个身体虚弱的资深道友毫无还手之力，被我打得满嘴是血，鼻歪眼肿，瘫软在地。而我则一直打到胳膊和腿脚都麻木肿胀得失去了感觉，手指也根本无法再握起来，才不得不停手，和他相对无言地一起大声喘息。
在我用脱下来的衬衣擦手上的血和眼前的汗的时候，他两眼无神地歪着头，口齿不清地问：“你来找我打架，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严浩的事？”
“你说呢。”我冷冷地回答。感到口中有咸味，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看到在空中抖落的血丝，这才发现嘴唇已经被自己无意中咬破。
“是他逼我给的，我真的没办法……”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愤怒又在血管里勃张起来，我抬腿想踢他，自己却一个踉跄差点栽倒。
“你先等一下，好不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说。”
“你知不知道――”他艰难地侧了一下身子，也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没有落到地上，而是很无力地沾在了自己的领口。
“快说！”我不耐烦地催他。
他努力地微微抬起头，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他第一次找我要白粉，是什么时候？”
他的表情非常古怪，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没有回答，皱着眉头摇摇头。
“就是――就是赵志鹏被枪毙的那天下午。”
我听到自己的脑袋里“嗡”地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爆破了。
“你不知道，是吗？”他干咳两声，脸上浮现出因疼痛而扭曲的笑容，“从小严浩就把你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对你比对我们这些做牛做马的小弟都他妈的要好。可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能帮他暂时忘掉痛苦，你呢？沈哥，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他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极薄而没有血槽的刀子猛地扎进我的胸口，极其犀利的疼痛但一滴血都无法流出。我怔怔地看着他，肿胀的手脚渐渐变得冰凉。最后，我慢慢地在这个看起来像一堆五颜六色的狗屎般滑稽的人体前蹲下，伸手去擦他嘴角的血，但是擦掉一些立即又流出更多。他呆呆地朝我笑着，看不出是冷笑还是傻笑，眼睛一眨不眨，却定定地深刺进我的视网膜里。
“你自己擦吧。” 我说。掰开他蜷曲的手指，把衬衣塞到他手里，起身离去。站起来的一刹那，我因蹲得太久而感到眼前一黑，整个视野都在天旋地转。155
小伟哥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即使是我这个所谓严浩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劝说严浩戒毒。我想只有一个人能够，那个人就是严浩的兄弟――赵志鹏。但是这个人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找不到他。
暑假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上班。工作十分无聊，给领导拎包，倒茶，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包括旁听党组织生活会，起草各种文件包括总公司的各种精神文明征文――当然署的也是领导的名字。其他的时间就是打牌，发呆，看报纸，以及时不时地打个电话给严浩确认他是否安然无恙。
严浩的毒瘾以可怕的速度迅速变得越来越大，某次正在开车时突然发作，差点把车开进了路边的超市里。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我干脆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搬到他那里住。
如今的他，比刚与我重逢时瘦了很多，所幸的是其个人卫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毒品不断档看起来就还算正常。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毒品竟把他过去从未显现的艺术气质全部诱发了出来，他对诗歌和音乐的感受力和鉴别力与日俱进，甚至终于扔掉了一切有人声的玩艺开始把玩纯音乐作品。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在经历了一番苛刻的品尝挑剔之后，最终选定的竟是我外公最爱的巴赫。他常常在吸过毒之后，像僧人入定一样闭着眼睛坐在音响室中央，反反复复地听上几个小时。他告诉我，巴赫除了是杰出的音乐家之外还是牛逼的数学家，作曲时要用到严谨复杂的数学计算。
我对他说：严浩你戒毒吧戒毒吧，他对我说：你听你听，这每个音符里都埋藏着宿命的公式。
有时我真的觉得他的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是我无能无力。对他无能为力，对自己无能为力，对生活无能为力。我常常想到严浩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是一种多么渺小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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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严浩同住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到了一次严浩的母亲。说实话，打开门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和我十几岁时在记忆中所留存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一个装扮简朴、被失败的婚姻和琐碎的生活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庭妇女，而眼前的她，头发看得出来是在上档次的店里精心做过的，衣着也是价格不菲的高级成衣，脸上画着浓妆，还带了一副很大的墨镜，并且进门都没有摘下来。
“你是……”看见我，她也有些诧异。
“他是小雨。原来在印染厂大院住我们家楼下的。你大概忘了吧。”严浩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扭头看见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厅里，看他母亲的目光也是冷冰冰的，让我感到诧异。“进来说吧。”他扭了下头，他母亲跟随他走进卧室，门被紧紧地关上。
我犯了一会迷糊，独自回到客厅里坐下继续看电视。卧室里隐约传出严浩和他母亲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似乎都很激动，像是在争吵，最后竟听到了他母亲的哭泣声。突然“嘭”地一声卧室门被重重地甩开，严浩怒气冲冲地快步出来，一言不发地换掉拖鞋，抓起沙发上的衣服和车钥匙，对我说了声“我们走”便打开房门直冲下楼。我急忙关掉电视追上去。
“去哪？”钻进车厢的时候我问。
“喝酒。”
“可是你妈……”
“不用管她。”严浩不耐烦地打断我。“今晚她在这里睡，我们俩出去找地方过夜。”
我们找到一家没去过的酒吧，喝到半夜，最后到洗浴中心开房睡觉。整晚严浩都一直表情复杂，沉默寡言，看起来很不正常。后来，当他在洗浴中心的包房里叫了一个小姐，当着我的面在地毯上近乎粗暴地性交时，我才突然想起刚经历的这一切在我去陪外公的老同学吃饭的前一天晚上全部发生过，整个过程如同记忆的复现。
我问了几次严浩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依然缄默不答――
这是他唯一没有变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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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小伟哥因为歌舞厅临检被查出有未成年的小姐卖*而被牵连进了局子。失去毒品来源的严浩在一天晚上惊心动魄地发作了，他在地上缩成奇形怪状的一团，抽搐，不管我把空调打到最高温度还是最低温度他都不停地出汗，最后竟然用头撞墙，咬桌腿，我去拉他的时候差点被他咬住手臂。最后我们俩全都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坐在地上大声地喘气，他仰面躺在我的脚前，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嘴里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着，“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这句话把我吓得不轻。我不知道如果他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氯化钠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不顾神经陷于错乱的他以绝交、自杀相威胁，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在他被抬上救护车之后，我才突然回想起他念的其实只是痖弦的一首诗。原句大约是：
盐务大臣的驼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
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
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
158
严浩被从医院直接转进了戒毒所。戒毒所居然连探视都禁止，我去看望他，只能面对一个始终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严浩的主治医师。每次他都对我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病人的状况正在好转中。
我不知道能否相信他的话。但听得多了，也麻木了，平静了。因为除了重复这个问与答的过程，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严浩说过：当你不再思考生活的时候，生活的真相就会自己暴露出来。
所以我惟有等待，等待真相。
搬离严浩的住处之前，我从严浩的手机上找到了他母亲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把严浩的状况都和她说了。她显得很震惊，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严浩在吸毒，然后痛哭失声，哽咽着，絮絮叨叨地说了很长时间，向我忏悔她对严浩的不够关心，同时也一再强调严浩从不把自己的事情对她说，让我很不舒服地感到她像是在推卸责任。最后，我问她是否需要我陪她去一趟戒毒所的时候，她连声说不用了，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说她会自己去。于是我把戒毒所的地址告诉了她，然后挂了电话。
每天我一下班就去严浩的酒吧上班。我把开关门的任务交给了调酒师，告诉他和酒保，从现在开始他们俩不再拿固定工资，而是按酒吧的月营业纯收入平均分账。他们对此方案均表示满意，工作热情都高涨了许多。而我仍负责跑堂，空闲的时候跟着调酒师学学调酒，或者坐在吧台后严浩的椅子上，翻看严浩看的那些诗集。
有一次，我在一本米沃什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句子：
一切是多么古老，不可补救，而又空虚。荒废的时光，未被征服的顶峰，以及突然出现的卑劣。眼泪，眼泪。但是我们后来才哭，在光天化日之下，决不恰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他妈的哭了。
159
阿米来过几次。每次都是一个人，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上一些时间，听着音乐发呆，和我偶尔地聊上几句，话题很随意，唯独不触及我们共有的回忆。只是当我告诉她严浩进戒毒所的事时，她在震惊之余，神情黯然地提起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第一顿饭的情景。
每次我都给她调一杯鸡尾酒，每次都换一个新近学会的花样。“天使之吻（Angel’s Kiss）”，“玛格丽特（Margarita）”，长岛冰茶（Long Island Iced Tea），粉红佳人（Pink Lady），还有符合她的颜色喜好的本店招牌酒――加了Bols Blue的“蓝色夏天（Summer Blue）”。有一次她说起自己过生日时我给她调的那杯“上海日出”，问我日出怎么会那么红，我笑着回答――上海的日出就是那么红，没有告诉她那其实是一个或许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阿米的穿着仍是她偏爱的蓝色系，但因为都变成了“Armani”、“Max Mara”之类的名牌套装，所以蓝得更有层次了。有一次，一个凑过来搭话的客人夸她看起来像一个空中小姐，她听得咯咯直笑：“是吗？这么看不起我啊。”
“是啊，空姐都站在头等舱里，而你坐在头等舱里。”我在吧台里说。然后回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另一个女孩，多年的梦想只是能够站在头等舱里，不禁也笑了。
来找阿米搭话的客人，她兴致好的时候都会欣然接受，而我则在一旁微笑着，默默地喝酒旁观。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套近乎的倘若是老外，阿米的话会特别多些，表情也会更丰富一些。我问她为何如此，她笑眯眯地回答说英文必须勤加锻炼才能保持纯熟。她还告诉我她正在学法文，因为法文说起来感觉“很有情调”，很“浪漫”。
她在酒吧一般不会呆到很晚。她经常说工作很忙，回到家还要加班，但是从她的表情和语气看得出来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很有信心。她问到我的工作状况时，我总是回答“挺好”。有几次她的脸上出现了欲言又止的神情，在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立即去上洗手间或者去收拾残杯剩酒的桌子。
她离开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外，目送她开着那辆红色的丰田佳美离去。据她自称开车水平已经锻炼得非常了得，但是我没有再坐过她的车。
后来，她也很少再来了，或许是因为她的工作更忙了。
160
在阳光比较好的周末午后，我常常给自己调一杯“蓝色夏天”，搬一张椅子坐到酒吧外的露台上，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蓝，仰首眺望着天空的蓝，在沉默中回想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遥远的往事，就像沉积的流沙在血液里缓缓地崩散开来，最初时会让我感到体内有剧痛，但渐渐地又松弛下去，让我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磨娑自己的面颊。最后只剩下疲倦，疲倦而又安宁，仿佛终于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没有一丝云的湛蓝天空，就像最初的那个夏天。
有一次，我无意中从身侧的落地玻璃墙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刹那间，我竟觉得似曾相识，苦苦思索了半晌，我才终于想起那是记忆中外公听巴赫时的画面。只不过画面中的人物由外公换成了我，而耳旁也没有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只有轻轻流逝的微风，无始无终。
161
小伟哥终于被放出来了。走进酒吧的时候，此人竟让我有些认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衣着难得朴素了一回，更主要的是本来就黑瘦的他又瘦了两圈，左脸颊上有一大块未消的淤青，眉骨上也有正在收痂的伤口。“妈的，难怪如今的上海滩没有青红帮了，我才他妈的弄明白――最狠的混混都去做公安了，收了我那么多钱，还把我打成这样，*！”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嘟哝着骂了一句，非常小心地把屁股一侧搭到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摸索尝试了半天才总算踏实地坐下。
我倒了小半杯Rum，加了冰块，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大口，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面红耳赤地四下寻找。“要什么？”我问。“能灭火的，随便什么都行……”他哑着嗓子痛苦不堪地说。我把身旁调好的一扎青柠汁递给他，他直接捧起扎杯猛灌了一通，又把酒杯加满，咬牙切齿地骂，“干，真是被那帮畜生打废了，酒都不能喝了。”
放下杯子，他东张西望：“严浩呢？”
“进戒毒所了。”
“怎么会……”他愕然地张开嘴。
“我打电话把他送进去的。”
他愣怔地看着我，眼珠在眼眶里小心地移动，仿佛在我脸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我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别怕。我不会把你也送进去的。”
“不怕，不怕。”他回过神来似的，尴尬地笑了两声。又摇摇头，自言自语般地叹了口气，“我要是再进去一次的话，恐怕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不知道？每一次再进戒毒所，关的时间都比前一次要长很多。”
“你进去多少次了？”
“三次。”
我们默然地对视了片刻，各自端起酒杯。
话题到此终止。
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形象和气质都已经完全恢复。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周末的午后，他领着一群如同小母鸡般咯咯不停的小姐，花枝招展地冲进酒吧，嬉皮笑脸地宣称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太寂寞，所以特意赶来给我解闷。随后这帮人便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拼起桌子打扑克、下强手棋，肆无忌弹地调戏酒保和调酒师，很快就闹腾得一片乌烟瘴气。小姐们叽叽喳喳一刻不停，音响也被开到了最大音量，所以直到夜色降临，筋疲力尽的公鸡母鸡们都各自歇下等着隔街的小饭馆送外卖来开晚饭时，我才发现手机上竟有四个未接电话。都是舅舅的手机打来的，最早的一个是在两点多，也就是五个多小时前。我拿着手机走到门外，拨叫回去，舅舅接听之后立即说了一声“等一下”，过了一会，换成了母亲接电话。
“你在哪里？”母亲问，声音听起来有些疲乏无力。
“在严浩的酒吧。”
“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周围太吵了，没听见电话铃响。”我闪身给抱着盒饭箱子的家伙让道，随后听见小伟哥在房间里大呼小叫地喊我。
“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别人在等我过去吃晚饭呢。”我催促母亲。
“你外公出事了。”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中午在厕所里昏倒了。脑溢血。下午做了几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已经尽力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感到贴紧自己脸颊的手机在微微颤抖。
“你舅舅正准备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我让他等一会再签，你现在赶快打车过来吧。”母亲说。
我手忙脚乱地掐掉电话，冲到街边，跑了半天才拦到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在。舅舅站在过道里，舅妈扶着拿着手帕的外婆坐在椅子上，父亲坐在旁边搓着双手，母亲倚着病房打开的门。没有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他们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犯――身为长外孙，我竟没有让外公在去世前见到自己最后一面……
“自己进去吧。”母亲说。脸上的表情平静而苍白。
我走过母亲的身边，慢慢地走到病床前，犹豫着，窒息和气喘开始哽到咽喉，惊惧的畏缩和急切的冲动却又在体内不可理喻地冲撞。终于鼓起勇气，掀开了白色的被单。
出现在眼前的，是被剃光了头发缠裹着白纱布的臃肿头颅，没有表情的面孔，紧闭的眼睛，空茫张开的青黑色嘴唇，从幽暗口腔里微微外吐的灰白舌尖……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外公，曾经那么健硕挺拔的身躯，那么坚定而充满信念的精神，就这样毫无生气地搁置着，死亡着，僵硬着……我疑惑而茫然地看着，竟感觉不到悲伤，而是有些眩晕。
湿冷的汗水粘住衣服，在腋下渐渐沁凉到胸腔。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梦游似地转过身，走出门，倚在墙上，恍惚地摸索出一支烟塞到唇间，刚想点燃，却被母亲伸手夺下。
“这里是医院，禁止吸烟。”母亲说。我呆呆地抬起头，迎着母亲的目光，终于一下子惊醒过来，热泪忽然就涨满了眼眶，火辣辣地痛着，夺眶而出。
162
舅舅在死亡诊断书上签了字。
把外公的遗体送到殡仪馆，烧掉外公去世时所穿的衣物，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洗完澡后，我走进没有开灯的房间，躺到床上，却疲惫得无法入睡。眼角的神经在皮肤下一跳一跳地痛。最后我踢开被子坐起来，点了一支烟，在黑暗中舌苔酸麻地吸着。
门被敲了两声，然后被轻轻地推开了。母亲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
“睡不着？”
“嗯。”我恍惚地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发现母亲还在看着我，就扭头对她笑了笑，“我没事，你不用担心，真的。”
“真的吗？”
“嗯。”
沉默了一会，母亲说：“想和我聊聊吗？”
“行啊。”我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后仰面躺到，望着天花板。“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对外公而言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冷笑：“难道你认为外公活得很快乐吗？”
母亲闭起眼睛。“继续说下去。我在听。”
“像外公这样的人，这些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旧式理想主义者，当年为了他们的理想什么都不管地遗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代，然后呢？革命战争，文革，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可能你们以及很多人都会认为，外公能侥幸活下来是他撞了大运，但我却觉得，最惨的就是他这样的。”
“为什么？”母亲小声问。
“你仔细想想，当年在牢房里和牛棚里死掉的那些人，虽然命没了，但是至少还有牺牲的热情和日后被怀念的可能。可是外公呢？活下来了，自己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如今的时代又不再属于他了。看着理想褪色，同志变节，除了寂寞和根本没人理解的悲伤，他还能得到什么呢？”
“还记得外公过去唱过的一首歌吗？”我扭头问母亲，“好像叫做《赤旗》什么的，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有这么几句歌词――‘人民的旗帜，包裹战士的躯体，天未破晓，战斗早已开始’……”
“嗯，记得。”母亲点头。
“不管现在天亮了没有，战斗确实早已经结束了。外公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当然――可能他自己也根本不愿意明白，否则只会更加生不如死。”
母亲一言不发地听我说完，沉默良久，叹了口气。
“儿子，你真的长大一些了。”
“是吗？”我苦笑。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关键问题在于，你并不真正了解你外公是个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我和你外公关系不好，可是你知道原因吗？”
“什么原因？”我重新坐起身，感到隐隐的紧张和激动，因为这个疑问确实困扰了我许多年，而我本以为自己将永远都不会再知道答案。
“因为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母亲沉默了半晌，才慢慢开口。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才14岁。那时你舅舅还没出生，你外公正在挨批，你外婆也刚退党，陪着你外公扫大街。所以，平常只有我和我奶奶一起呆在家里。
“过去你所知道的仅仅是我奶奶很疼你外公，也就是因为你外公，她才没有离开上海去投靠自己的其他子女。事实上，小的时候，最疼我的也是她。她是一个很慈祥很与世无争的老人。每次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她都主动去开门，然后搬一张藤椅坐在客厅里，搂着我，看着他们到处搜刮财物，还给他们指点方向，一点也不害怕。
“后来有一次，一个红卫兵从二楼她的卧室里搜出来一枚鸡血石印章，那枚印章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值钱，但关键问题是――它是我爷爷用了一辈子的遗物。所以我奶奶上楼去恳求那人不要拿走，但是那个没有人性的家伙根本不理睬，没有办法，她只好不顾年老体迈去争抢，结果被一脚踹得滚下楼梯，当时就昏迷过去了。我猜想，有可能和你外公一样，也是脑溢血。
“红卫兵们忙着抢东西，根本没人管她。我跑到隔壁，恳求邻居帮忙，才把她送到了医院。但是因为成分问题，医院拒绝接收，只能躺在过道里等死。临终前，可能是回光反照吧，她苏醒过来了，让我去找你外公回来，她想再看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最后一眼。但是――”
母亲顿了一下，低下头，让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我找到你外公的时候，你外公却说自己正在政治学习，不能离开。无论我怎么求他都没用。最后我只好一个人回到医院，但是，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原谅他。所以第二年我就离家出走，自己报名上山下乡去了。过去我从没有告诉你，也是因为一直觉得你年纪小，怕你不能承受。现在，你该明白你外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母亲说完，抬起头看着我。但我却恍似没有听到她的问题。隐隐约约的黑暗中，我觉得她的脸庞那么遥远，她脸上的泪光也那么遥远……
整个世界都那么遥远。远远地缩成了模糊的一小团，颤抖着，终于停止了跳动。
163
在来到这个世界22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的外公并不是一个民族英雄，也不是所谓的大上海最后的贵族。他的真实身份比这些可笑的名目更可笑。他只是一个赌徒，他把所有的财产和自己的青春和亲人的生命全都押到了命运的赌桌上。他输了，输得手里只剩下最后的赌本――他的生命。在本该把这也押下去的时候，他怯场了。所以他错过了最后一场赌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赌桌被别人永远地撤走。
所以他连一个够格的赌徒都不是。他其实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他可怜的自私的自己。现在，他带着自己最后的赌本离开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世界。
164
阿米曾经对我说过，她觉得，我的心里有一些很固执的东西，或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它们，所以把它们都藏了起来，藏得太深了，自己都看不到。
阿米所说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们已经破碎了，消失了，永远地不存在了。
伴随着的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165
外公的追悼会很冷清，也很漫长。漫长得仿佛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
我胸前带着黑色绸花，身心麻木地和其他人一起任着司仪摆布。向遗体告别，磕头。看着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干瘪苍白的躯体，那张被画得如同一个戏子的脸，我仿佛看到了另一张年轻的脸，在那些深映在我记忆里的、泛黄的老照片上。那个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青年，他曾经满不在乎地把整个十里洋场的流光溢彩遗弃在身后，曾经用那么深邃的目光面对我年幼无知的凝视，让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片无边的寂寥夜色。
我想起了严浩所说的那句话――我们都应该在青春结束之前死去。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但是眼前的这个人，确实应该那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所有曾经深爱他的人。
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除了一些九三学社的老党员，只有一个外人――外公的那个老同学。打电话把外公的死讯通知给她，是外婆一再坚持的意思。但是现在并没有人和她说话。她的泣不成声也与我们这些亲属的一脸平静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她回台湾时，只有我一个人去机场送行。她似乎很感动，又想给我红包，但被我拒绝了。
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从她那里得到答案。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可以问您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吗？”
“不用这么客气，问吧。”她慈祥地笑。
“请问，您的名字是不是‘紫兰’？”
“是。”她举起的咖啡杯停顿在空中，颇有些讶异地看着我，然后，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
“是你外公告诉你的吗？”
我摇头，从口袋里取出照片递给她。
她接过去，怔怔地看着，眼眶慢慢地红了。最后终于把照片放在桌上，用手掩住脸，开始哭泣，在虹桥机场二楼的咖啡厅里。
我把头扭向一旁，没有安慰她，也没有什么情绪。
我已经对眼泪感到厌倦了。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深藏在我体内的那个伤口还在，但是因为淤塞的血块已经随着家庭遭遇的真相的浮现而溶散掉了，所以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恒星终于变成了黑洞。来不及流出身体的泪水会在那里以最彻底的方式消失。
哭了几分钟后，她渐渐地平息下去，说了声“抱歉”，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很多，似乎还补过妆。
“不好意思，刚才失态了。”她按抚着脸颊，笑着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理解。
“那么多年了，他竟然还保存着呢。”她重又拿起相片，痴痴地凝视着，喃喃地自语。手指轻轻地抚摸上去，仿佛是在抚摸着如绸缎般丝滑柔软的岁月。有那么一瞬间，她微微荡漾的眼波里闪过一丝轻柔的涟漪，那是少女才有的娇羞和妩媚。而我，终于第一次在这个年届古稀的老妇人身上，看到了1946年那个美丽的女大学生的影子。
我沉默地喝着咖啡。我没有告诉她，这张相片其实只是被外公随手夹到了一本小说里，在命运有意或无意编排的巧合下才来到了我的手中。我想，一个被相信了半个世纪的美丽谎言，还是让它继续美丽下去吧。更何况，在这个荒谬得令人绝望的世界上，除了谎言，还能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临上飞机前，她把相片又交还到我手中，请求我在明年的清明节替她烧在外公墓前。“对不起，提出这样的请求……如果不方便的话，拒绝我也没有关系。”她笑着说，呼吸却明显地沉滞了。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166
严浩从戒毒所出来的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去接他。我到他的住处，仔细地从衣橱里给他挑了一套纯黑色西服和一条深蓝色领带，把他看起来最新的一双皮鞋擦得又黑又亮，和梳子等物品一起塞进一个大手提纸袋里。刚走出门，我又返身回去，从冰箱里拿了一瓶伏特加和一条烟。为什么会带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明白原因，只是出于不容置疑的下意识。
他看起来似乎胖了很多，但那种胖近乎浮肿。他穿衣服，梳头，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略有迟钝，仿佛做出每一步之前都要先确认和上一步的联系一样。走出医院的大门，他的身体略微摇晃了一下，有些迷茫地四下张望，似乎很不适应突然开阔起来的空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清楚地看到初冬的惨白阳光如同一条条的鞭子在无声地抽打他，不由一阵心酸。我抓住他的胳膊，搀扶着他，走到路边花坛的台阶上并排坐下，从手提袋里取出酒瓶，拧开盖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才喝了一口就被呛得咳嗽起来。稍事喘息，一仰脖子又灌了更大的一口。从他毫不犹豫的动作和举起酒瓶那一刹那的眼神中，我有些欣慰地看到了那个绝不低头的少年严浩的影子。这一次他没有再咳嗽。我把那条烟也拿了出来，拆开一包递给他，自己拆了另一包。
我们俩在台阶上无言地坐着，酒瓶在彼此手中来回传递，脚下的烟头逐渐增多。
“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他忽然问我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俩已经各自抽掉了大半包烟，一起喝下了半瓶酒，他的脸色红润了很多，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小汗珠。
“历史悠久的干牛粪。”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笑了，拍拍屁股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说：“行了，我差不多了，走吧。”
坐在微微颠簸的出租车上，我犹豫着，终于决定问道：“我把你送进戒毒所，你有没有恨我？”
他扭头打量着我，嘴角渐渐撇出笑意：“如果我现在又开始背诵狗日的诗歌，你会不会恨我？”
话音刚落，他把视线转向前方，真的开始背诵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祈祷》：“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知道吗？你烦得就象金斯堡他妈一样。”他仰起头，略带戏谑地笑着对我说，“可惜，你为什么不是我妈？”
167
从戒毒所归来的严浩比过去平静了很多。他不再大声地朗诵诗歌，而是用一种喃喃的细语，仿佛咬着情人的耳朵。他听音乐时也把音量调得很低，低得让我感觉几乎听不见，以至于有时我都怀疑他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用耳朵来听音乐，而是用眼睛，用鼻子，或者用另一些藏在坚硬骨骼里的柔软器官。
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他的笑容因此显得很温和，前所未有的平易近人。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并且热衷于素食，拒绝一切油腻的食品。他说他要减肥，要尽快地把自己在戒毒所中长出的赘肉干掉，因为他喜欢打胖子，而不喜欢自己变成胖子。
他不再会经常性地突然从吧台后失踪，至少我在酒吧的时候，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已经戒掉了毒，还是动作更隐蔽或者失踪的技巧更纯熟。我之所以会有后一种猜疑，是因为小伟哥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的所谓经验之谈：戒毒的经历通常只会让吸毒变得更像一种追求。
“能够戒掉海洛因的人在我眼中都是神。真的，我真他妈的崇拜他们。”小伟哥说这句话时的表情绝无戏谑，严肃得堪称虔诚。
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至22岁为止所亲眼见到的最坚忍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他只说过――人其实只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东西。
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在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发现自己22年生命的可笑的、唯一的实际价值就是证明了这句话。或许我迟早会被生活阉割掉，但是我仍然希望严浩能够勃起，能够勇猛地*烂那些狗日的真理，能够恢复过去那种标志性的笑容，即使这种笑容曾无数次地让我恼羞和惭愧。因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酒瓶的盖子已经被打开，所有的气泡汹涌都在酝酿一个结果。我们在等待这个结果的审判，在世纪末的上海。
168
1999年12月31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
整个上海都在狂欢中沦陷，站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脚下的摇晃和震动。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其他的人，就像寻找救命的稻草，寻找果腹的猎物。任何一个可以性交的空间都不会被他们放过，连严浩的酒吧也难以幸免。我拿着瓶Heiniken在洗手间门外的过道里已经站了足有二十分钟，眼前的门一直在来自内部的撞击之下剧烈地震颤，仿佛随时都有破裂的倾向，但是始终没有打开的可能。
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似乎也在等着使用洗手间的女孩第三次试图打探我有没有带异性伙伴，语气中的挑逗直白得让我替她感到脸红。印象里，她好像是跟着小伟哥的大队人马一起来的，颇有些小姿色，只是不知道为何也会落单。可惜此刻我两腿之间的滞涨感足以让我对一切诱惑产生不耐烦。女孩向我要了一支烟，借了火，又开始絮絮叨叨地感慨独自告别二十世纪将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而我终于对自己的膀胱和她的屁话统统忍无可忍，转身走出酒吧的后门，在一个楼梯口旁的墙脚拉开裤链，一通淋漓宣泄。其间身后响过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和女人暧昧的喘息，我也头都懒得回，不理不睬。
完事后，我叼着烟站在原处发呆，呼吸着无论如何也比酒吧里清新许多的凉爽空气。
手机忽然响了。
我从后裤袋里摸出手机，摁下“接听”键，举到耳旁：“喂？”
手机里沉默了几秒钟，传来了我无比熟悉的声音：“小雨，我是阿米。”
我愣了一下，旋即笑着说，“我知道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事，就是忽然想打个电话给你，就打了。”她也笑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严浩的酒吧。”
“一个人？”
“一群妖怪。”
“我是说……没有姑娘和你在一起吗？”
“怎么会问这个？”
“世纪末呀。”她的声音轻了很多。
“没有。”我笑。吸了一口烟，却被焦油溶散的苦涩刺麻了舌尖。
“你呢？你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家。”她回答。又立即补充道，“是我自己的那套公寓。”
“怎么不出去玩？时代广场今天晚上有苹果倒记时……”
“我知道。”她打断我，叹了口气，“位子本来都定好了，谁知道公司突然有份合同要做，所以，只好一个人在家里加班了。”
“真可怜。”
“是啊。”
沉默了片刻，我刚想随便说点什么，她突然叫了我一声：“小雨――”
“我在，怎么了？”
“你现在……”她的声音迟疑着，“想见到我吗？”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立即急促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欺骗自己。
“想。”我小声回答。
“我也想。”
“那我现在就过去――”我和她在电话两头异口同声地说，短暂的僵持之后，都笑了。
“还是你过来吧。你那边太吵。而且，我做合同做得累死了，也不想往外跑了。”阿米说。语气中似乎有一丝久违的娇嗔，仿佛雨后最初的湿润阳光从悄然裂开的云隙间泻下般，让我沉于黑暗的视野微微地恍惚了一下。
“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出发。”
“喂，如果你打不到出租车，就打电话给我，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我开车来接你。”她语速很急地抢在我挂电话前一口气说道。
“嗯。知道了。”
挂掉电话之后，我愣了片刻，随即拔腿冲进酒吧，和严浩打了声招呼，没等他回答就一路撞开挡道的男男女女走出门去。视野里搜寻不到空出租车，我便沿着华山路向徐家汇的方向跑。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双腿仿佛也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它们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前迈动。跑着跑着，我突然反应过来什么，又原路返回到先前经过的一个花店，急切地搜索到装着蓝色勿忘我的水桶，湿淋淋地抓起一大把，催促着店员剪枝，捆扎，收钱，扛在肩上继续奔跑。终于在快到淮海西路的地方，见到了一辆正在下客的出租车。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9:20。狂欢的高潮虽然还有几个小时才会开始，但是上海的所有大街小巷已经全部被人和车塞满。一路上频繁的堵车，绕路，改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时间已经是11:10。虽然初冬的夜晚寒意料峭，但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冲上六层楼梯，站在阿米公寓的防盗门前时，已经是大汗淋漓。我略一犹豫，按下门铃。不一会，门被打开了，屋内的灯光如温暖的水流般悄然倾泻到我的脚下，透过闪烁着错乱光晕的汗水，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让我朝思暮想、让我心碎的美丽身影――
“阿米……”
169
“来了？”阿米身子躲在门后，手指扒着门边，探出脑袋，一只手按着裹住头发的毛巾，浅笑吟吟地上下打量我。
“嗯。”我低下头，“不好意思，外面堵车堵得厉害，所以现在才到。”
“没关系。快进来吧。” 阿米笑着说，等我迈进门槛，推上门，从门旁边的鞋架上取了一双拖鞋丢给我，“换拖鞋。”
我蹲下解鞋带，突然看到还握在自己手里的花束，急忙转身递给她，“送给你的。”
“谢谢！”她微微一笑，接过去，四下张望一番，最后放到了电视机旁。电视机屏幕上，上海台正在实况转播千禧之夜本市的街头盛况。随后她“踢踢嗒嗒”地转身回去，跑进厨房。我刚换好鞋，此人已经又出现在面前，把一罐开了盖的雪碧递给我。
“喝吧喝吧别噎着。”她说。
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饮料一边打量坐在身边的阿米。她似乎刚洗过澡，皮肤兀自湿润，泛着色泽可人的红晕，身上穿着一件看起来非常柔软舒适的白色棉绒浴袍，轻轻地哼着不知名的英文歌，用梳子慢慢梳理着湿漉漉的长发。不时把梳子凑到眼前，很仔细地把缠绕在梳齿间的脱落发丝解下来扔到茶几边上的字纸篓里。此时她会使劲地睁大眼睛，微微噘起嘴唇，表情可爱之极。
她无意中一扭头，看到我的眼睛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脸微微地红了。装做若无其事地又继续摆弄了一会，这才放下梳子，笑眯眯地问我：“你要洗个澡吗？”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不自在地放下易拉罐，磨磨蹭蹭地起身走向洗手间。
“小雨！”她突然又在身后叫了一声。
“干吗？”我愕然地扭过头，看见此人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略带茫然的目光，微张的嘴唇，这副神情是如此的似曾相识，让我在一瞬间听到了自己清晰的心跳――
“我们上床吧。”
她眼睛看着自己脚前的地面，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轻声说。忽然抬起头，咬了一下嘴唇，又用更大更坚定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燥热迅速地蔓延至全身。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近乎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句：“我还没洗澡……”
“没关系！”她说，语气有些激动，自己似乎也被吓到了，愣了一下，却终于莞尔一笑。
“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我们上沙发吧……”
最后一句话她说得非常轻，非常慢，每个字都要停顿一下。而我却被这句话不容抗拒地猛然扯进了那些遥远的夜晚，年轻的阿米，年轻的我，迷茫的激情，那么单纯而永生不可泯灭的快乐和忧伤……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试图维系时空的规则，轻易地就恢复了某种已丧失的能力――热泪夺眶而出。在第一滴眼泪碎落在地板上之前，我毫不迟疑地快步走向她，将她拦腰抱起，放到了沙发上。我们相对无言地各自脱掉衣服，在我向她俯下身的时候，她闭起了眼睛。
我们做得那么温存而又投入。当她轻轻咬住我耳朵的时候，我的每一根汗毛都在她的喘息声里悄悄然地颤栗。我用鼻尖划过她的乳房，她白皙的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我的凝视里清晰地泛红，那些美丽的淡青色的血管，我仿佛能听到血液在里面汩汩流淌的声音，让我忧伤，让我沉静，让我不能自已。
我把自己滚烫的脸颊贴紧在她柔软的身躯上，就像紧贴着那些如同发烧、如同阵痛的逝去的岁月。
在所有感知力仿佛同时离开身体的一刹那，我听到了房间里的钟声，听到了电视里潮水般汹涌澎湃的欢呼。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而这一刹那，我竟再次深切地渴望能够就此死去，死在沙发上，死在阿米的身边。
170
“觉得我变重了吗？”阿米趴在我的身上，听着我的心跳，用手指轻轻地划着我的胸口，问。
“没有。”
“真的？”
“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从没有骗过你。”
“这就好，我最近一直怀疑自己长胖了。”她笑了一声，用下巴把脑袋支起来，看了我一会，用很遗憾的口吻说，“你也没有长胖嘛。”
“是啊。”我把手伸到她的脖子后面，抚摸她的长发。
“但是――”她的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重又趴下，把脸转向电视屏幕，不知道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发呆。过了一会，叹了口气，“但是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她的话让我的心脏缩紧了一下。
“去洗澡吧。”我说。她“嗯”了一声，象只猫一样从我身上爬了下去。
阿米洗澡的时候，我一边吸烟一边打量了一下房间，发现除了录像机被换成了影碟机，有一个壁灯不亮了之外，与我记忆中的原貌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阿米从卫生间出来时，我指着壁灯告诉她，“下次再来，我帮你换个灯泡吧。”“好啊。”她一边低头扎着浴巾一边应了一声。又抬起头对我笑着说，“再说吧。”随后走到镜子前，解散盘起的长发，微微侧头，手指和梳子并用地开始理弄。我掐灭烟头，走到她身后，拦腰环拥住她，吻了一下她的脖子，随后走进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意外地发现，当初我用的毛巾、牙刷、剃须刀等物品竟一样不少地全都还在原处，不禁百感交集。心情愉悦地洗完澡后，顺便又仔细地刮了一下胡子。
“喂，你可别用那把剃须刀啊――”我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卫生间时，阿米正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头扭向我，一眼看到我的脸，愣了一下，“哧哧”地笑了，“完了，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你已经用过剃须刀了。”阿米伸出舌头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用它刮过几次……”
“鼻毛？”我随口说着，把湿漉漉的头发甩到背后，笑着望向她，却突然发现此人搭在茶几上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不禁一怔。
“你什么时候学会吸烟的？”
“你求我，我就告诉你。”她笑着弹了一下烟灰，动作竟十分优雅而且纯熟，让我心中莫名地有些不是滋味。
“是不是如今上海所有的‘追求浪漫’、‘很有情调’的小资姑娘都要会说法语、会吸烟啊？”我揶揄道。
“小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嗳。我只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是我的奋斗目标。”阿米一点也不生气地笑着回答，朝我眨眨眼睛，“莫非，你想闹革命？”
“革命？”我讪笑，“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投机倒把活动，不关我的事。我是无产流氓者。”
“无产流氓者？”
“就是――又无产又流氓的家伙。”我在她身旁坐下，也点了一支烟。电视画面里，摄像机镜头正逡巡在淮海中路上，人头攒动，欲望横流，惨不忍睹。
“你的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脑后，搁下手中的烟，双手抓起我的头发，饶有兴致地比划了一番。
“都可以扎挺长的辫子了哦。你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头发？也不嫌打理起来麻烦？”
“我乐意。”我小声回答。
她有些出神地看了我一会，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松开我的头发，把脑袋搭到我肩上，指着电视机柜旁边的电脑桌说：“你看那里。”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键盘旁边一字排着七个玻璃杯。
“怎么了？”我问。
“还记得我们当初一起藏起来的那些玻璃杯吗？就是我们看完《旺角卡门》之后，你有一天晚上冒着雨跑出去买回来的？”
“记得。”我点头，心里油然而生一丝惆怅。
“我们总共藏了一打。刚才在等你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事来了，就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都找出来，结果，费了好大劲也只找到这七个，还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只好去洗了次澡。”
“很不错啊，已经过半数了。”我笑笑，吸了口气，站起身，“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不用了……”她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
“为什么？”我停住脚步，回头俯视她。
她略低下头，吸了一口烟，久久地酝酿着，最后徐徐吐出。升腾缭绕的烟雾模糊了我的视线。
“小雨，今天找你，是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年后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去哪里？”
“苏格兰。”她轻声说。抬起头看着我，闪烁的目光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总公司打算拓展英国市场，要从其他的分公司抽调员工过去，算是工作加培训的意思。我拿到了中国区的名额。”
“去多久？”我感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头也有些隐隐作痛。
“合同上签三年。”
“决定了？”
“我已经签过了。”
“那你还和我说什么？”我笑了，“况且，就算你要找人商量，我也不是合适的对象。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个无产流氓，没追求，没前途，连英语都说不好更别提法文，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弄清楚苏格兰究竟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
“小雨……”
“别叫我。”我用力把她抓住我胳膊的手指掰开，扭头避开她的脸。我眼眶涨痛地扫视房间，目光扫过摆在电脑桌上的那些玻璃杯，扫过衣柜的镜子，忽然想到，在我来之前，她或许早已不知在这里演习了多少遍。而我呢？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机旁的那一束蓝色勿忘我上，竟突然间感到胸口被看不见的什么东西狠狠地捶中，憋闷得差点窒息过去。
“小雨，你冷静一下，你听我说――”
“听你说？听你说什么？”我冷笑，愈发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这件事你只需要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了，何必要见面，要做他妈的一通爱，费这么大的周折有什么意思？更有戏剧性吗？更刺激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她猛地在我面前站起来，逼视着我，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却欲言又止。转瞬之间，泪水潸然涌出。
“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对我而言，有多重要？”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嘴唇麻木地吸了口烟，喘了口气，“我还知道你曾经说过――如果我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你就再也不让我碰你。”
“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只是想见见你，我并没有想到后来会――”
“对！只是突发事件或者触景生情或者随便他妈的什么！”我打断她，感觉自己声音近乎嘶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我配不上你，而不是你配不上我！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就算我只配和坐台小姐上床，我也不稀罕你的施舍！”
“施舍？你说施舍？”阿米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缓缓地摇着头，泪水汹涌得如同决了堤一般，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最后慢慢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头扭向阳台，紧紧地咬住嘴唇，不再出声。
我闷声不响地穿好衣服，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和香烟，头都不回地径自走到门口。但是，当我的手指接触到门把手的一刹那，仿佛电流被接通了地线一般，突然间所有在血管里奔涌的愤怒和激动和一切能量都迅速地流走，不留声息地消失在一块巨大的不知所在的海绵里，身体仿佛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过了很久，疲惫至极地转过身。
“对不起。”我小声说，对着仍不知望着何处的阿米。
“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确实是我不对。是我错了。”
我等待着，直到她缓缓地扭过头来。我看到了闪烁的泪光，不知道是她的，还是自己的。
“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吗？”我顿了一下，远远地凝望着她朦胧而又美丽得如同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的身影，深深地喘了口气，努力挤出笑容，“恭喜你，为你感到高兴，真的。”
“你走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送你，好吗？”
我淡淡地笑着，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掺杂着颤抖的呼吸和缓慢而清晰的心跳。
我看到她点了点头。
“再见。”
说完，我迈出房间，拉上房门。眼看着脚下流淌的灯光无声地退缩回屋内，转身走下黑暗的楼梯。
171
我彻夜地步行在上海街头，没有方向地向前走着。走过灯火辉煌，走过人声鼎沸，走过写字楼寂寂的阴影，走过在夜风中婆娑的树影。
一片落叶在耳边飘下，擦着我的脸颊跌落，如同阿米冰凉的小手滑过。
手机铃声响了。我从裤袋里取出手机，看了一眼液晶屏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掐掉了电源。
我疲惫地走着，双腿麻木。
我终于迷路了。
前方还有那么多条路可走，但是当我回眸眺望时，我发现自己真的迷路了。
我在路边冰凉彻骨的水泥台阶上坐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延伸到夜色深处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洒水车缓缓地从面前驶过，我的裤腿和手中的烟蒂都在细细密密如同白色粉末一般的水雾中被淋湿了。
天空的尽头出现了一道蓝边，它竟是那样的蓝，蓝得那么纯粹，那么无始无终，蓝得仿佛随时都会成为焦距中的盲点，在镜头的闪烁中消失或永恒。
白光乍现。
我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它如同麦芒般尖锐而粗糙，刺痛了我茫然睁了一整夜的眼睛。
172
春节之前，我和阿米没有再见过面。
年三十的晚上，我打电话给她拜年，她告诉我出国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诸如签证之类的很多麻烦事还没能处理完。
她絮絮叨叨地说，我默默地听。后来，门外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一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
鞭炮声停止了很久，充斥在耳朵里的嗡嗡声才渐渐地消失。然后我发现话筒里已经没有了声息。
“阿米？”我唤了一声。
“我在。”
沉默了一会，我问：“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没有了。”
“那就挂电话吧。”
“嗯。”
“新年好。”她说。
“新年好。”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听到话筒里传来轻轻的一声“咯嗒”，电话断了。
173
给阿米打过电话之后，我又给严浩打电话拜年，却发现他的手机关机了。
春节前半个月，严浩的酒吧就已经暂停营业，我和他也没有再见过面。直到年初三的上午，他才突然出现在院子外面，打电话叫我出去，自己却不愿意进来。我穿上厚厚的外套，走出院子，看到他的车远远地停在空地的另一头，他打开车窗，微笑着对我招手。坐进车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辆黑色的车并不是我熟悉的桑塔纳，而是一辆奥迪。我没有询问原因，或许是没想起来，或许是厌恶了好奇心。
“我们去哪？”我问。
他没有回答。微眯着眼睛，指间挟着烟，兀自望向窗外。我把头凑过去，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那栋自己已经居住了近九年的四层老楼房，看到了那个我们俩初次相遇的二楼阳台。阳台上晾着衣服，栏杆上摆着几个花盆，不知名的草叶在寒风中微微摇晃。严浩的父亲在离婚后不久就因为作风问题而被印染厂开除了公职，房子也被收回，所以现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早已住进了别的人家。
“想什么呢？”我用胳膊撞了下他。他收回目光，把头靠到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闪烁着变成赤红，发出一阵轻微的“?啦”声，然后又归于黯淡。他吐出口中的烟，扭头对我淡然一笑：“在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躺在地上的那副傻样。”
“是，确实够傻。”我也笑，接过他递来的烟，“这么多年下来，都没能变聪明一点。”
“真是没救了。”
“是，真的是没救了。”我笑着附和，取出打火机点着嘴上叼着的烟。
“你和你的宝贝阿米，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我讪笑，避开他的目光，“她等着去苏格兰，我等着去机场送她，见最后一面，然后分手或者永别--也没什么差别。不就这样吗。”
他不再出声。沉默了一会，突然说：“小雨，我们去打雪仗吧。”
“你说什么？”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打雪仗？”
“对。”他微微一笑，表情如常地看着我，“在家呆得无聊，突然想打雪仗了，所以来找你。”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又没下雪！”
“是啊，上海没有下雪。”他笑着说，“但是除了上海之外，有很多地方现在都正在下雪。”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世界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就把车开出上海市，一起去找，一定能找到正在下着大雪的地方，然后我们俩痛痛快快地好好打一场雪仗。”
“这么疯狂？”我更加愕然。
“嗯。现在不疯狂一下，过些日子想疯狂也没机会了。”他回答。
他的眼睛里，口气里，都是一样的平静。傻得没救的我没有看出藏在平静之后的东西。
“那就走吧。”我说。
174
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只看到漫天飘飞的大片雪花和白茫茫的山野。严浩把车停在路边的山脚下，我们俩在无边无际的雪地上像两个孩子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着，嘶声叫喊着，跌跌撞撞地翻滚着，快乐地抓起一个又一个雪团砸向对方，将纯白的大地踩得一片狼藉，直到筋疲力尽，像在决斗中两败俱伤的侠客一样，一前一后地跪倒在软绵绵的白雪中。
喘息了好一会，我用力撑起身体，爬到他的身边。他也努力坐起来，和我歪歪扭扭地靠在一起。我用冻得几乎失去感觉的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却怎么也打不开翻盖，只好先把烟盒放在腿上，把双手凑在嘴边使劲地呵热气取暖，又拼命地揉搓了好一会，如针刺般麻木的手掌才恢复了一些弹性。我活动了几下手指，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把烟盒丢给严浩，自己点上了火。
“过瘾吗？”严浩一边点烟一边问。
“过瘾，真他妈的过瘾！”
我们俩相视而笑，却因为没有力气而喘不成声，呼出的热气变成一团团白烟弥散。
抽了几支烟之后，才终于能够坐直身体。我仰起脸，了望头顶上辽阔低垂的苍穹，发现它比城市里的更加湛蓝，一朵朵静止的白云粘贴其上，轮廓异常清晰，颜色纯净得仿佛可以拿起笔在上面写字。
浑身的皮肤都在充血发烫，燥热麻痒。
“上海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下过一场这么像样的大雪了。”严浩突然开口。
“是啊。”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打雪仗是在什么时候吗？”
“是高中的时候吧――”我搜索记忆。
“对，高一那年冬天。年初四的下午。我们还在你家院子外面的小路上堆了一个大雪人。”
“没错。”我点头，有些迷茫地回想起了五年前那个白茫茫的黄昏，雪地上凌乱的脚印和支离破碎的笑声，碎雪在口中融化开来的沁凉。还有，浸泡在雪水污泥中的那两颗黑色的玻璃弹珠。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扭头看着他，问。
他没有回答，微眯起眼睛，兀自说下去，口气却如同喃喃的自语：“那天，张昕穿得特别漂亮，笑得特别好看。”
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慌乱。我不知道他为何会突然提起张昕，这个名字在我们俩的生活里都已经被刻意隐藏了那么久，我一直都以为它永远不会再在我们俩之间出现，但是现在――
“到那天为止，她都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一个纯洁美丽的处女。”他继续说着，在最后两个字上却刻意地加重了语气，有些戏谑的残忍味道。
“那天晚上，我和她第一次上床**。我成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她也成了我的第一个女人。”
他微微地仰起脸，笑着扭头望向我。我认识他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里，我从未看见他哭过，他甚至从未让别人看到他的难过，但是此刻，我清楚地看到两行眼泪流出了他的眼眶！
我张着嘴，呆呆地迎着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感觉到有什么地方正在悄然地混乱。而他的视线却仿佛洞穿了我的身体，不知道望向什么地方，漠然的笑容被两行泪痕割得碎裂不堪，难看至极。
“那天晚上我和她做了四次。我妈在隔壁房间里和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做了三次，比我少一次。”
“不是你父亲的男人？就是那个开车来接你们搬家的穿黑西服的男人？姓张的？”
“姓张的只是其中之一。”他笑了一声。
“他只是我妈的男人们的其中之一，就像我妈也只是他的女人们的其中之一。”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大概早就从大院里的那些碎嘴婆娘口中听说了我爸是一个什么玩艺，但是你和他们都不知道，我妈早在离婚前就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现在也是，一直都是。”
我愕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们全都是烂货。”他说，语气轻描淡写得象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然后目光回到自己手中的烟上，变得柔和起来，“我们也是。”
“我们？”
“我和张昕。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自己算上一个。”
“你究竟想说什么？”我问，不祥的预感清晰起来。
“我想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陪张昕去打掉了我的孩子。”他重又抬起头看着我，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箭射穿我的肺，让我感到汹涌的血沫泛到喉头，呼吸变得异常艰难，并且夹杂着血腥味。
“你的孩子？”
“没错。我的孩子。”他微笑颔首。“在张昕来找你之前的那个寒假，你没有见到她，是因为她一直住在我家里，整天忙着和我**，根本没空见你。也不能让大院里的人知道她回上海了――她向家里撒谎说自己留在广州的同学家里过年。最后几天，避孕套用完了，她自己说是在安全期，我信了，所以我后来也不知道她回广州后怀上了我的孩子。”
“可是，你现在又是怎么知道的？”我屏住喘息，努力挤出声音。
他没有回答，伸手到皮夹克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丢在我的腿上。我低下头，呆呆地看着信封上的字迹，所有的内脏都骤然收缩成小小的一团，体腔近乎真空。
而严浩的声音还在继续灌进我的耳朵里，一锤又一锤地砸在我的鼓膜上――
“这封信是我在出狱后不久收到的。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信是从厦门寄过来的。她在信里不但说了她曾经怀过我的孩子，还说了她曾经偷偷地回到上海，让你陪她去堕胎，让你答应她向我隐瞒那一切。你们俩当时见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她大概都写下来了吧。至于这封厚得能砸死人的信里还写了些什么，你拿回去，自己慢慢细看吧。”
“她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我问，口中干涩难忍。
“她已经死了。一个多月前，她的尸体在出厦门市的高速公路边上被发现了，扔在一个土坑里，肚子里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按照警察的调查，她曾经被人包在厦门某高级住宅区的别墅里，所以孩子很有可能就是那人的。我猜想，她大概是想拿孩子向那家伙要挟什么吧，钱，或者合法身份，那人被逼急了，就把她杀了。凶手的身份无法查明，极有可能已经出境了。呵呵，无聊的老套故事。
“她父亲接到厦门公安局的电话，去认尸，从她包里的电话簿上找到了我妈那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又把事情转告给了我。”
“为什么，为什么以前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喘息着问。
“因为我知道――”他看着我的眼睛，“你也爱过她。”
“你知道我爱过她？”我冷笑，笑得如同呜咽，上气不接下气，胸膛几乎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撕裂。
“小雨，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他叹了口气。
“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的身上充满了与常人不同的非常极端的矛盾。你其实很聪明――如果你是笨蛋的话也不会成为我的朋友。你有能力怀疑一切，但是你常常又会心甘情愿地轻易相信别人；你表面上总想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些非常固执的东西；你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渴望得到，所以你从来不能面对自己的感情，你总是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你所爱的人……”
“不要再说了，严浩！”
“你有没有想过所谓‘命运’这种东西？”他仿似没有听到我的哀求，兀自说下去，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久违的古怪的笑容，“你的大名叫‘昱’，小名叫‘小雨’，或许，这两个含义截然相反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这一辈子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
“闭嘴！”我嘶吼一声，整个人向他扑过去，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我们在雪地上滚成一团，挥动手臂，拳打脚踢，嘶咬，咆哮，爬起又栽倒，就像两头野兽，因为疼痛而宣泄绝望，因为受伤而嗜血而渴望流血。厚而干燥的雪地在我们身边不断地陷落，“咯吱咯吱”的声音掺杂着喘息和冰凉的寒意渗进耳朵里。我看到鲜艳的血花在我的拳头下从他的嘴角飞溅出去，而我的鼻孔里也有粘稠的液体流淌过嘴唇。眼眶火辣辣地痛起来，模糊的泪光里，我终于仰面倒下，在苍白柔软的阳光中，看到了渐渐碎裂开来的蓝天……
175
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或许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人。
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为我体内藏得最深、最疼的那个伤口，终于被他狠狠地扒开了，血淋淋地放在我的眼前。我什么都不能再逃避，因为我已无可逃避。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打架，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告诉过我，一个男人必须要靠自己的双手证明自己的尊严。但是这一次，我输了。
176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时常会在梦中见到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
近景是一辆黑色的奥迪，静静地占据了右下角部分的镜头，远景是苍茫的雪地，辽阔的蓝天，远远的两个如同一团小黑点一般看不分明的身影在奔跑，蹒跚，摔倒，爬起……
没有任何声音，没有镜头变焦，没有视角切换，也没有手提效果的闪烁摇晃。就是那样一段寂寂的影像，强对比度的可以轻易分色的镜头。甚至总也等不到场景切出，就像被反复倒带播放的录像，就像我们从未离开过那里。
或许，真的有一些东西被永远地遗留在那里了，被掩埋在皑皑的白雪之下。以及一些被后期处理精心擦除掉的颜色，我的血迹，严浩的血迹，或许，还有另一个人的血迹。
那个人的尸体就一直安静地躺在他自己的奥迪车的后备箱里。那个早已被我淡忘了面目细节的姓张的男人。他静静地躺在黑暗里，睁着凸起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青春散场。
177
“给我一支烟。”严浩说。
我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取出香烟，掏出一支递给他。他用嘴接住。然后我又取出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着火，帮他点着。他深深地吸了口烟，从鼻孔里徐徐地吐出。
“你自己不抽？”他朝我扬扬下巴。一截烟灰掉落在他的领口上，我急忙探身帮他掸掉。旁边的狱警紧张地走近过来看了两眼。
“我不抽，待会再抽。”我摇头，眼睛突然强烈地酸涩起来。
“你看你，又哭了，那么多年了，还像个丫头似的。”他嘴角撇出淡淡的笑意，烟蒂微微抖动着，又一截烟灰掉了下来。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强忍住啜泣，张开嘴，努力着，却最终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本来我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有许多话想要骂他，但是面对着眼前这个带着脚镣手铐、才几天时间就已经形容枯槁的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摸出一支烟，擦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叼在嘴角，点着。
我们各自吸着烟，相对无言地凝望着。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他眼睛里的血丝，看到了从窗口射进我们俩之间的阳光里升腾飘舞的细小灰尘。
“他们把我弄脏了。”他叹了口气，把伸在桌子上的手掌翻过来，低头看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探视时间结束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这一生所听到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终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牢房里用一把磨尖的牙刷割开了自己的动脉。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血已经流满了整个单人牢房的地面。178
我刚在桌子对面坐下，严浩的母亲就匆忙低头翻寻自己的手袋，取出几样东西放到桌子上。
“这是小浩留给你的……”她刚一开口，声音就颤抖起来，话音未落，已经哆哆嗦嗦地掩住自己的脸颊哭得泣不成声。
放在桌上的是一把汽车钥匙和一枚已经磨损得没有光泽的五分硬币。我的目光落到那枚硬币上，内脏顿时一阵抽搐和翻搅。我急忙重新抬起头，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我沉默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痛哭的女人，这个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称为“婊子”的女人。我对此情此景之中的她依然画着满面浓妆、依然带着墨镜不再感到丝毫奇怪，反而是第一次注意到了那些无法被一切化妆品遮掩掉、无法被泪水洗去的衰老的细节。
她真的已经老了。我想。
在岁月的审判席上，我不是那个可以判她有罪的角色，也不是那个可以替她辩护的角色。所以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招呼酒保送来一杯热茶，放到她的手边。
“谢谢。”她含糊地说着，低头又在手袋里翻寻。
“我真的不明白，小浩为什么要杀他……”她这么说着，啜泣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他对小浩其实真的不错，小浩出狱是他帮忙的，小浩开公司，也是他给的钱，这么多年，要不是他一直照顾着，我们的日子还不知道会过成什么样……”她取出一包纸巾，用颤抖的手指撕扯了半天才拆开包装，“他就是脾气不太好，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会对我动动手――”
“可是，过去了就好了呀，事后他也总是主动向我道歉。一起过日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说是不是？”她抬起头，一边絮絮叨叨地问我，一边擦着眼泪。
突然，她的手因为哆嗦而不小心将墨镜碰得从脸上掉落下来。于是我在一瞬间看到了她的眼睛，看到了她右眼角上方一道如蜘蛛般难看而醒目的伤疤，一阵猝不及防的恶心将我撞击得陷入椅背。而她也立即反应过来，连忙用纸巾遮掩住自己的脸颊，狼狈不堪地弯腰到地上去拾墨镜。
我没有等到她再坐起身。
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把桌上的硬币抓在手中，留下了车钥匙，转身离去。
坐在出租车上，我把挟着烟的手臂搭在打开的车窗上，任寒风将烟灰吹得纷纷扬扬，茫然地等着红灯绿灯闪烁，看着车流人流穿梭，眼前一直浮现着严浩母亲眼角的那道难看的疤痕，挥之不去。
我突然回想起了近两年前发生在歌舞厅里的一件往事――严浩曾经因为一个小姐对他喊了一声“我爱你”而几乎将那个可怜的婊子活活打死。当时我曾猜想那是因为他还爱着张昕，但是现在我才终于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母亲。这个被男人打得只能戴着一副可笑的墨镜出门的女人，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其实和小姐一样可怜的男人了。正如她也永远都不会明白“我爱你”这三个字的含义了。
我松开手指，看着指间的烟头在湍急的生活中迅速地飘流而去，靠到椅背上。
我有些恍惚地看到了那个在夏日的黄昏里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走远的少年，看到他又远远地站住了，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它就像你的心儿
我再也得不到
……
妈妈，只有那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失去了找不到
……
179
连续几天的绵绵阴雨之后，清明节带着湿冷的阳光来到了。我跟随全家人一起去扫墓，烧纸，给外公和外公的父母。
两座墓穴是毗邻的。据母亲说，外公的母亲去世时，因为成分问题而不被允许安葬在公墓，只能偷埋在外滩。直到1992年外公平反时，才被找到，迁回公墓和先夫合葬。现在，她又和她深爱的小儿子长眠在一起了。我不知道前者是否终于得到安息，后者是否终于愿意忏悔，我只知道所有的真相都终归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去最初的开始和最后的结局。
其他人都离开的时候，我借口还要去严浩的坟上看看，独自留下了。我先兑现了对紫兰的承诺，把她的相片烧在了外公的墓前。然后我找到严浩的墓，从口袋里取出那封张昕写给他的信，拿在手中，用打火机点燃一角，直到火苗掠过自己的手指，才把它轻轻地放到墓碑前。
我没有看过这封信。我也不想猜测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在关于这封信的那个故事里，我从来都未曾扮演过主角。或许，活着的故事里任何人都不是主角，张昕或者严浩，但是至少，他们俩现在被埋葬在一起了。他们俩在一起，比生前的任何一次拥抱、任何一次**都更真实地在一起。
我祝福他们的来生。我也感谢上帝，恩赐我们死亡，从而让我们轻易地学会了爱与原谅。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蹲在那里看着，看着被燃烧撕碎的纸片随着火苗翻飞，看着纸灰被风吹散。
直到四顾无人，耳边只剩下风的声音，在笑，在哭，在流走
180
2000年5月12日下午，在公司里旁听党组织生活会。我正在笔记本上百无聊赖地画着花花草草，手机响了，是阿米打来的，说她正在去虹桥机场的途中。“在候机厅门口等我一下，我现在就过去。”我告诉她。挂掉电话，起身径自离开会议室。对我没有关手机已经非常恼火的党委书记在身后大呼小叫，但我没有搭理他――十几天之后我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记了半天旷工，勒令写检查。但我没有写检查，而是递了一份辞职报告。
出租车在虹桥机场国际候机厅外靠边停下。我一下车就看见阿米在向我招手，连忙小跑过去。
“就你一个人？”我四下张望，问。
“我爸送我来的，我让他先回去了。”阿米微微一笑，神情却有些局促和紧张。
“几点的飞机？”
“时间还早。怕路上塞车，就提前过来了。”
“那，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嗯。”
我拎起她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候机厅，找了一家人不太多的咖啡厅坐下。她点了一杯“蓝山”，我只要了一杯速溶咖啡。
“怎么喝速溶咖啡？”
“这个和我身分相配。”我笑。
她怔了一下，也笑了：“你啊，这么多年了，说话的那副讨厌样子一点都没变。”
“反正迟早会变的。我不急。”
服务员把咖啡送上来了。我把糖包和咖啡伴侣包都扔到了一边。趁阿米低头喝咖啡的时候，我凝眸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她穿了一件柔软伏贴的烟灰色细羊毛衫，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棉布短风衣，长发披在肩上，似乎长了很多，梳理得很柔顺，像一匹丝滑的纯黑锦缎，让我有伸手过去抚摸的冲动。
“你瘦了。”她放下咖啡杯的时候，我告诉她。
“是吗？可能最近太忙了。没想到手续那么多，办起来那么麻烦。”她叹了口气。
“但是，还是那么漂亮。”
“真的？”她抬起头，目光闪烁了一下，脸微微地泛起动人的红晕。
“嗯。”我顿了一下，“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还有呢？”她的脸上又浮现出我所熟悉的那种顽皮的表情。每当她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个曾与我一起漫步在校园里、徘徊在时光之外的纯真女孩。
“最可爱的。”
“还有呢？”
“最温柔的，最聪明的，最性感的……”
她笑了，眨着眼睛，有些出神地看了我一会，说：“小雨――”
“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刚才这些话你曾经都对我说过？”
我一愣，随即幡然醒悟，有些尴尬地点头，避开她的目光，低头喝咖啡。
“大二下学期，开学没多久的时候，我得了重感冒，你把我抱到医院看病，又背到你的宿舍。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躺在床上，你坐在床边，吹口琴，弹吉他，唱歌给我听，哄我吃药……”她的声音柔和起来，就像从遥远的光阴里吹来的风，让我的心绪也难以自禁地随之起伏。往事涌上心头，场景历历在目。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身体也很不舒服。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孩……”
我的手抖了一下，几滴咖啡溅到桌布上。我拿起纸巾擦嘴，不动声色地将杯垫向后拖移了一些，盖住了在桌布上迅速洇开的深褐色斑点。
“你还记得当时你给我唱的那首歌吗？”阿米问。
“记得。”我点头，“滚石乐队的《As Tears Go By》。”
“能再唱一遍给我听吗？”
“我――”我猛抬起头，正迎着她的目光，正犹豫间，她却又兀自思索着微微摇头，“不好，这个要求好像太过分了嗳，每次都是你给我唱歌。要不――”她的眼睛一眨，抬起头，“要不，这次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吧，好不好？”
“可是――”我愕然。
“可是什么？”她眯起眼睛，微侧过脸，做出嗔怪的表情，“难道你想要我也找一棵老梧桐树，骑到树杈上去唱？”
“不是。怎么会呢。”我感到脸颊发烫，“这里是咖啡馆，难道你不……？”
“嗯。确实有点难度哦。”她抿嘴一笑，“所以，你不介意我闭起眼睛来唱吧？”
“我不介意。”我张开嘴，看着她的眼睛，最后只好点头。
“那好，我就开唱了。”她略一思索，“唱一首你大概没听过的歌吧。陈升写给刘若英的――《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怎么样？”
“好。”我小声回答。
“你要好好听着，不可以喝倒彩。”
“嗯。”
她又是微微一笑，随即把胳膊拄到咖啡桌上，十指交叠，托住下颌，闭起眼睛，稍做准备，真的开始小声地唱了――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他说我像花一般的美
在每个月光的晚上
他来到我的窗前歌唱
歌声轻轻地扬起
我心儿也跟着颤动
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
睁开眼他已经离去……
她唱得非常认真。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抖着，恬静的面容柔美得让人心碎。
邻桌的客人停止了交谈，服务员也放下了手里的工作，许多双目光投向这里，而我竟感觉他们都如此遥远，所有额外的打光都消隐在身边。
在阿米的歌声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重量，仿佛灵魂游离出躯壳，飘回了那些遥远的校园里的夏夜，看到了在僻静的湖岸边羞涩绽放的白杜鹃，看到了在微凉的晚风中颤抖的梧桐叶，看到了那个弹吉他的少年……
他曾经梦想要找到一个歌声美得让自己心碎的姑娘，要和她一起变成一幅永恒的图画，一起风干身上所有的眼泪，一起忘掉这个混乱的世界……
181
“你怎么了？”阿米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没事……”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松开手掌，视野模糊了一下，清晰出阿米的容颜。
“好听吗？”她柔声问。
“好听。”我笑，“好久没有听过你唱歌了，一下子想起了很多往事。”
“是吗？”她用手支颐，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这时，候机厅里响起了通知登机的广播。
“要登机了。”她呆了一瞬，小声说。
“走吧。”我说。招来服务员买单，拎起她的行李。
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她从后面快步跟上，挽住了我的胳膊。
在检票口，我把行李放到地上。
“这么重的东西，你能拿吗？”我问。
“没事。”她笑，朝里面看了一眼，“就那么一小段路而已，还有大片的苏格兰在等着我呢。”
“那，我就送到这里了。”
“嗯。”
“你多保重。”
“你也一样。”
谁都没有挪动脚步。僵持了一会，她说：“小雨――”
“怎么了？”
“上次在我家里的时候，你看到我吸烟，嘲笑我是小资女人。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吸烟是在什么时候吗？”
我摇头。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或许还是应该告诉你，否则将来可能会后悔的。”她故作轻松地笑着，低下头，顿了顿，问，“还记得小白自杀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到你们宿舍去给你送粥，你找我要烟吗？”
我想了想，点头：“记得。”
“我从小戴那里拿了一包烟，递给你一支。”
“嗯。没错。”
“后来，你把我赶出了宿舍。”
我黯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过去从来没有那样凶过我。我当时真的好难过。走到楼下才发现那包烟还在我手里，忘记还给小戴了。我回到宿舍，躲在卫生间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总之吸了一支。但是咳嗽得太厉害，所以没有吸完，和剩下的烟一起扔掉了。再后来，上班了，工作太忙，有时候加班加到头疼得要裂开，就又试着开始吸烟。奇怪的是，竟然不咳嗽了。
“小雨，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我每天都在等你向我求婚，都在想着将来给你生孩子。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真的恨过你，即使在知道你和那个小姐同居的时候。每次我都在心里偷偷地原谅你，直到现在，直到此时此刻，我都还爱着你。可是――”
“可是什么？”我问，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
“可是你知不知道？”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掺杂着我根本无法理清的复杂情绪，“我们真的已经长大了，再也回不去了……”
一股咸涩的东西突然涌到喉头。但是浑身软绵绵的，已经哭不出来了。
我几乎是费尽力气，才挤出微笑，从喉管里慢慢地拉拽出那三个字――“我知道。”
我们站在原地，互相看着对方，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陌生。过了很长时间，候机厅里又响起了催促登机的广播。她迟疑着，慢慢地走近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微微地张开嘴，似乎想要说什么――
“走吧，要赶不上飞机了。”我说。笑着，抓住她贴在我脸颊上的手，拿下来，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的手还是那么凉，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我说。
她呆呆地迎着我的目光，咬着嘴唇，过了一会，开始缓缓地向后移动脚步。她的手渐渐地被抽离出我的掌握，在我的手心里留下一点一点的空洞，直到失去最后一个指尖，冰凉的。
“我走了。”
“嗯。”
“你多保重。”我说。
“你也一样……”
“再见。”我笑。
“再见。”
她拎起行李，点点头，仿佛下定决心似的转身匆匆离去。在她扭头的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闪烁的泪光，我不知道那是否是自己的错觉。
我站在原地，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
182
独自走出候机厅，在进进出出的人流之中发了一会呆，我低下头，把手抄在裤兜里，沿着候车道向外晃晃悠悠地走去。身边不时有空出租车对我按喇叭，但是我连头都没有抬。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我终于感到自己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我近乎瘫软地在路边坐下，从口袋里取出烟盒，弹出一支，手指一抖，没有拿住，掉在了地上。我低下头，迷茫地看了一会，把它捡起来，叼在嘴里，取出打火机，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闭起眼睛。
耳边又响起了阿米的歌声――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他也许已经儿女成群
在每个冬天的晚上
在炉火边教他们歌唱
炉火慢慢地烧着
我心儿也跟着颤动
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
莫非我还依然年轻……
我默默地举起双手，掩住面颊。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手掌上因为练琴而留下的厚厚的茧。阿米曾经说过，这双手的抚摸会让她的肌肤颤栗，但是现在，它们擦疼了我自己的脸颊。
在阿米的歌声里，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如此的孤独。那些我们曾经共有的夏天，那些曾经彼此迷惘相望的面孔，小白，严浩，张昕，阿米，他们都做出了选择，都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告别。只有我，还依然徘徊在那片湛蓝的天空下，独自一人，仰面低首，不知方向，不知所从……
在阿米的歌声里，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蓝色，那些蓝色。那些忧伤，那些灼热。它们溶散在指缝间悄然流淌而过的岁月里，就像流在雨中的泪水……
183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阿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告诉我她是什么时候学会吸烟的。而我也对她隐瞒了一件事情，没有告诉她自己为什么要留那么长的头发。
我没有告诉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夜晚，曾经有一个女孩，依偎在我的肩上，对我说，她要和我一起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然后一起扎长长的辫子，做结发夫妻。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但是我却从未忘记。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剪短过自己的头发。
直到我们在虹桥国际机场分手的那一刻，直到她对我说出真话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告诉她这件事。
因为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
我从小就偏执地认为，“再见”不同于“永别”。我相信，“永别”就是永不相见，而“再见”则是日后一定要再次相见，它是一个约定。
至今我都依然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后来再也没有相见。
184
我和阿米从1996年开始在一起，至2000年在机场分手，其间历时四年。这四年里，她对我说过无数次“我爱你”，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同样的话。
就象我也从没有想到过问她为什么会喜欢淋雨。或许，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我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会做同样的一个梦。
梦中，我和阿米勾着手指在雨中走着，不知道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周都是细细密密的雨丝，悄无声息地落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淋雨吗？”阿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在裤袋里搜寻打火机。于是阿米放开我的手，甩着湿漉漉的长发独自向前跑去，越跑越远，最后远远地站住，转过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着我。
隔着茫茫的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对我大声地喊了一句话。但是一刹那之间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雨水蒙住我的脸，开始流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灼烧我的喉咙，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呼吸困难，最终眼前一片黑暗。
此时我总是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然后，我泪流满面地，从遥远的、某个我和阿米共有的夏天的记忆里，回想起了我在梦中最后没有听到的、阿米曾经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我喜欢淋雨，因为我爱你，因为你的名字叫‘小雨’！”
185
阿米，我爱你。虽然这句话我从未对你说出口过。
<全文完>
六月的一天傍晚，我走进酒吧时看到严浩又消失了，唯一的那个酒保竟然也不在，只有调酒师在吧台后懒洋洋地和我点头打招呼。这种莫名其妙的酒吧可能整个上海也找不出第二家。
调酒师仰靠在严浩的座位里，腿搁在吧台的横档上，在音量开得震天响的罗大佑的歌声中眯着眼睛摇头晃脑。“假如你先生来自鹿港小镇/请问你是否看见我的爱人/想当年我离家时她已十八/有一颗善良的心和一卷长发……”此人对罗大佑的热爱近乎疯狂，自称**时若不听罗大佑的歌就会阳痿，上厕所时若不哼罗大佑的歌必定便秘。这种因果关系听起来非常不可思议，好在我和严浩对罗大佑的印象也都不差，早在一起看录像的少年时，我们就已经从《阿郎的故事》中学会了唱《你的样子》，从《棋王》中学会了唱《爱人同志》，所以我们对他在酒吧里既不**也不上厕所地放罗大佑的音乐并无意见。
我走到吧台前，他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杯浸着薄荷叶的冰水。我接过来一口喝干。“舒服了？”他面无表情地问，我擦了把额头的汗，刚一点头，他立刻就把酒单塞到了我手里。“干什么？”我愕然。他脸上浮现阴谋得逞的笑，朝一边歪了歪下巴，我循着方向望去，看到靠窗的角落里坐着一个客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个懒鬼就在等着有人来替他招呼客人，不禁在心里暗骂了一声“猪猡”。
客人背对着我。此时外面的天色正在很快地暗下去，而酒吧里还没有开灯，所以看不分明，只能从背影上隐约识别出是个年轻的女孩。胳膊拄在桌子上，双手托腮，很安静地侧头望着窗外。我拿着酒单走过去，丢到她面前。“请问小姐想喝点什么？”我兀自恶狠狠地瞪着吧台后那张幸灾乐祸的猪脸，嘴里漫不经心地问。
“有花茶吗？”
“花茶没有，花痴有一个，要不要？”我没好气地回答，心里十分纳闷居然还有到这种无聊酒吧喝花茶的无聊客人。
女孩笑了，把手臂放平到桌上，抬起头：“如果我要的话，可以免费包装、送货上门吗？”
我低头，看到她的脸，顿时呆住了--眼前的这个姑娘竟然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阿米！我的脸上开始发烫，呼吸也有些不太适应，一时不知道说什么，走到桌子对面，拉出凳子，讪讪地坐下。
“你怎么来了？”我低着头问，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和打火机放到桌上。点烟的时候竟有些情不自禁的恍惚，一股浓郁的怪味刺激到舌苔时才发现烟被自己叼反了，烧着了过滤嘴，急忙把它取下，手忙脚乱地在烟灰缸里摁得支离破碎。
“不欢迎吗？”
“不是，怎么会呢--可是你怎么会找到这里的？”
“你们宿舍的人告诉我的。”
我总算一切正常地点着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想起酒吧刚开张时自己曾请宋国涛和小戴他们来喝过一次酒。
“怎么突然想到来看我了？”
“你说呢？”她笑着说，抬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看得我有些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她把目光移开到酒桌上装饰用的放在手编小藤篮里的玫瑰绢花上，“今天是我的生日，想看看你，就来了。”
我又呆住了，茫然地看着她依旧那么美丽的脸庞，猝不及防地一股湿热涌到喉咙里，如鲠在喉地灼烧起来。“生日快乐--”我嘴里含糊不清地说着，又手忙脚乱地站起来，“你，先喝点东西好吗？”
“嗯。谢谢。”她抿起嘴唇，笑着点头。
“你要喝什么？”我一边推开凳子快步走向吧台，一边头也不回地问。
“随便。你看着办吧，什么都行。”
我走进吧台，背对着她的目光，尽量不露声色地深呼吸，目光扫过酒柜上的一排排酒瓶。“你想找什么？”坐在身旁椅子上的调酒师略放低手中的书，抬头问我。“不用你*心了，我自己来。”我举起胳膊假装察看酒瓶，挡住他的视线，笑着回答。当下的我只会调两种酒，血腥玛丽（Bloody Mary）和龙舌兰日出（Tequila Sunrise）。前者显然不合适，所以我选了后者。在吧台上*作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一抬眼，却看到阿米正在远远地望着我，用手支颐，浅浅地微笑，就像多年前那个在暮色中倚着宿舍外的栏杆听我吹口哨的小姑娘。我猛地低下头，看到有一滴眼泪不及反应地从自己的脸上滴到了酒杯里，迅速地溶散消失。我不知道是因此发生了什么化学反应，还是因为自己的手哆嗦了一下，最后调出的酒的颜色看起来实在是红得过分了。
“这是什么？”阿米好奇地指着在杯沿微微晃动的液体问。
“上海日出。”我举起双手揉搓脸颊，小声回答。
她微蹙眉心，小心翼翼地端起酒杯抿了一口。我紧张地看着她，直到她的表情恢复自然。
“味道好像还挺不错。”她说。
我如释重负，靠到椅背上。
这时严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一眼看到我们，扭身走过来，微笑着和阿米打招呼，拖了张凳子在桌旁坐下。我告诉他今天是阿米的生日，他连忙祝阿米生日快乐，然后催促我赶快去买生日蛋糕和礼物。“今天不营业了，改成美女阿米的生日包场，帐记在你头上。”他笑眯眯地对我说。“好啊，没问题。”我回答。但阿米却连连摇头，说不用了。“为什么？”我问。
“我答应了爸妈和他们一起庆祝生日，家里都已经准备好了，过一会我就该回去了。”她面带歉意地解释说，目光又转向我，“对不起，我是下午突然心血来潮地想到要来这里看看你的，所以没有事先通知你们，现在也来不及再更改安排了。”
我无话可说。气氛沉寂了一会，严浩很有技巧地叉开了话题。我独自走到吧台，给自己倒了一满杯伏特加，冰块之类的东西一样都没加，回到座位坐下，沉默地喝着，看严浩和阿米故作轻松地聊天。他们俩聊的内容东拉西扯、不着边际，似乎只是为了避免冷场而上演的一幕话剧。但他们都是演技不错的演员，只有我是蹩脚的观众。
几十分钟后，阿米起身告辞。“我送送你吧。”我说，不等她回答就拿起她的包，先走出了酒吧。
我和阿米并排在寂静的泰安路上慢慢地向前走着。有辆空出租车从前面驶来，我刚想拦下，她伸手拉住我的胳膊，“别拦了，陪我走一会好吗？”我默默点头。她便顺势挽住了我的胳膊，就像我们共有的从前一样，但又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就要毕业了。好快啊，四年一晃眼就过去了。”阿米说，轻轻地笑了一声，又象是叹息。
“嗯。”我低头附和，抬腿踢了一脚躺在地上的梧桐叶。
“我的工作已经找好了。是一家美国独资公司，世界五百强企业，ATM市场的老大。他们的中国区总裁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怎么说的--噢，裙带关系。”她又笑了一声。
“很不错。恭喜你。”
“你看看你自己的脸，像恭喜人的样子吗。”阿米瞥我一眼，笑着嗔怪。又问，“那你呢？”
“我？没有。”
“什么叫‘没有’？是没有找到工作，还是根本没有去找？”
“哎，别说这个了。说说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吧。”
“挺好的。生活风平浪静，就等着毕业上班了。这几天正在驾校学开车。”
“有没有--”我迟疑了一下，扭头望向身旁的马路，“有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
“你看呢？”
我看不出来。我只看到又有一辆空出租车驶过，我伸手把它拦了下来，拉开车门，对阿米说：“还是上车吧，走到衡山路还早着呢，别让你父母久等了。”
坐在平稳行驶的出租车里，阿米很自然地把头搁到了我的肩膀上，望着车窗外灯火迷蒙的街道，突然头都不回地问我：“你能和我说说你和那个--同居的事情吗？”
我侧头看她，她长长的睫毛那么近地微微抖动着，在窗外街灯的变换闪映中有色彩隐约的光晕，让我心里突然十分难受。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尽量简明扼要地把本不愿再回忆的那段经历向她叙说了一遍。听完之后，她沉默了一会，问：“为什么当时你不对我说清楚细节？”
“那天，在学校门口，我问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吗’，你没有回答，所以我就没有说。”
“你--”她一下子坐直身体，定定地看着我的眼睛。过了一会，叹了口气，向后靠到座位里，没有再说什么，有些失神的样子。
车在阿米家的铁门外停下。很长时间没来，砖墙上的长春藤似乎更茂密了。阿米推门下车，和我挥手说再见，我微笑着回应，手举得有些力不从心。
我没有再去严浩的酒吧，而是直接一车坐回了家。吃完晚饭，洗好澡，陪父母看了一会无聊的国产电视剧，终于再也克制不住，起身走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拿起电话，拨了阿米家的号码。
“喂，请问您找谁？”是阿米母亲的声音。
“我找陈沪玲。”顿了一下，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她的大学同学，我想祝她生日快乐。”
“哦，请你等一下啊，我去叫她。” 阿米的母亲十分客气地笑着说，搁下话筒。我隐约听到她在别的房间喊阿米的声音。我猜想她早已忘记了我是谁，忽然眼眶一酸，几乎流出眼泪。这时我听到“踢哒踢哒”的拖鞋声由远及近，不用说，是阿米来了。
“喂？”
“是我。”
“呵呵，我就猜到是你。”
“为什么？”
“因为，至少到此时此刻为止，除了你还没有其他我认识的男人知道我家的电话号码。”
“说吧，有什么事？”她笑着问。
“我想你--”我几乎脱口而出这句话，但还是硬生生地吞了下去。我怕这三个字会从什么地方扯出肮脏的血丝。我笑了笑，“我想向你道歉的，我竟然忘了你的生日，没有送你生日礼物。”
“没有关系。”她小声说，“我原谅你了。”
“要不，我--送你一首歌吧。”
“好啊。打算怎么来？”
“现在恐怕只有清唱了。”
“嗯。好的。”
我闭起眼睛，努力匀了一下呼吸，开始小声地唱。我唱的是香港太极乐队的一首老歌，《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这首歌其实我在认识阿米之前就会了，是小戴教我的，但是从没有唱过，因为那时觉得这首歌太流行，对于那时的我们而言，唱流行歌曲是公认的没追求、没品位。
“天空又飘着雨，雨中有风/风吹到心里头，一阵难受/往事历历如昨/曾经是你和我，手牵着手/走遍每个角落/留下笑容，留下海誓山盟/那时候/从来不曾担心有什么/能把你带走……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象你在我怀中，说你寂寞，说你失落/说尽人间的梦……
“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曾记得我/一样温柔，一样无忧/就让小雨落在我的胸口/你可知我的痛，我的寂寞，我的失落/不能挽回的错……”
唱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眼泪汹涌地淌过脸颊，炙热而酸麻。我几乎是竭尽全力才强撑着吐出最后一个字，此时眼泪已经流进了嘴里，咸涩得让自己濒临窒息。话筒里传来阿米清晰而遥远的呼吸声，但也渐渐变得急促。
“唱得很好，谢谢你……”阿米小声说。
“祝你，生日快乐--”
我没有再等她说下去，“砰”地一声挂上了电话，顺着墙壁慢慢地滑坐到地上。
在与张昕最后一次见面之后，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二次哭得这么狼狈，这么猥琐。我紧闭着眼睛，无力地把头靠到墙上，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沉下去，从轻柔荡漾的深蓝海水中沉入海底，沉入泥沙淤塞的黑暗里，无力自拔。
150
母亲告诉过我：一个真正的男人，如果决定了要做一件事情，就不可以再犹豫，不应该再受良心或道德的羁绊。但是结束之后，他也必须面对一切后果，承担一切责任，不可以畏缩，不可以逃避。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
我只知道，严浩曾经抛起一枚硬币，我选的是“字”，我赢了。
我还记得，阿米曾在电话里很认真地对我说过--
“如果你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我就再也不让你碰我。”
151
1999年夏天，我拿到了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士学位。我在毕业照上笑得很灿烂，在分手宴上醉得很厉害。那天晚上校园里闹得极疯狂，到处都是摔酒瓶子和痛哭的声音，到处都是一张张诚挚的悲伤的脸。醉倒在楼下草坪上的小戴被女生们涂了一脸的蛋糕和牙膏，手里拿着自己脱下的T恤让每一个经过的人签名。隔壁宿舍的人在簸箕里烧教材和笔记，呛人的浓烟滚滚，纸灰被风吹得四处飘飞。楼道里的顶灯也被找不到酒瓶子的同学拆下来砸了，黑暗中只有皎洁的月光让一切都显得隐隐约约。隐隐约约中，我晃悠到宿舍门口，看到宋国涛独自骑坐在走廊外的水泥栏杆上发呆。我走过去，翻上栏杆，在他身边坐下，脚踩在晒衣服的铁丝上。自己点上一支烟，递了一支给他。从不抽烟的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我给他点上火，他小心地吸了一口，但立刻就被呛得咳嗽起来。我急忙扶住他摇摇欲坠的身体，脑海里回想起了自己在黄浦江边第一次吸烟的模样。
我和宋国涛沉默地并排坐着，在若有若无的晚风中，俯瞰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校园，吸掉了整整一包红双喜。整个晚上我们俩只说了一句话――他低着头，用鼻孔徐徐地吐着烟，很突然地小声说：“不知道李臭脚现在怎么样了。”我扭头看着他，但什么话都没有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是否仅仅是在自言自语。我只看到当一片遮住月亮的乌云悄无声息地飘开时，他的脸颊上似乎有微弱的光点闪烁。
整个不眠的校园之夜就像一场梦，梦醒的时候，四年的青春已经如烟散去了。
收拾好行李，离开学校之前，我走到宿舍楼后的草坪，走到小白的玫瑰长眠的地方，俯身掀开了那块写着“禁止从窗口向外乱丢东西及小便”的大牌子。下面的土壤平整如新，蚯蚓挣扎着躲避阳光，已经看不出曾被挖开的痕迹。我用手摸了一下地面，指尖感到湿润而且沁凉。
或许所有的一切最后都会这样消失吧，就像回到了最初，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行李箱里的小白的遗书，还活在这个世界的我，其实都一样。
我蹲在原地，吸了一支烟，把大牌子重新盖好，起身离去。
走到学校门口，我坐到苗圃的围栏上，像初进大学时的那场文艺汇演散场之后一样，堂而皇之地叼着烟，东张西望地在四散离去的人群中搜寻一个长发女生的身影，但是一无所获。
直到进出校门的人流稀少如常时，我才拖着坐得酸麻的双腿，扛着行李上了一辆在不远处等候已久的出租车。车子开动的瞬间，我猛一抬头，竟在后视镜里看到了穿着蓝色连衣裙微笑着的阿米。我急忙大喊了一声“停车”，扭回头去，呆呆地看了半天，才发现只是自己的错觉。我恍惚地坐正身体，看到司机正恼火而不明所以地瞪着我。
“出什么事了？”
“没事，不好意思――我认错人了。走吧。”我说，把头向后靠到椅背上，闭起眼睛。
152
不管是否愿意，我终于还是迎来了穿西服打领带怀揣简历四处奔波找工作的这一天。西服和领带都是向严浩借的，穿在身上略大了一号，十分不舒服，从镜子里看起来，自己也实在是滑稽得可以。
世纪末的夏天炎热无比。走在大街上，衣服全部被汗水粘住身体，仿佛皮肤增厚了好几层，而一走进写字楼，整个人又迅速地被强劲的中央空调风干凉透。几个地方跑下来之后，身上散发出来的浓烈汗酸味让自己都感到窒息。唯一的好处就是――只要我一走进拥挤的电梯，里面那些俊男靓女们大多都会主动地退出，越是上档次的写字楼越是如此。
彻日穿行在南京西路和淮海中路的商业区和写字楼中，我发现上海真的已经变了。世纪末的上海就像七十年代的香港、八十年代的台北，已经开始彻彻底底地新陈代谢，初具国际商业大都市的雏形。只不过新的乐园只迎接新的冒险家，当年十里洋场的老面孔们已经和他们不堪回首的往事一起消失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
而不得不感慨的是，就如阿米当初所言，在如今的上海，中文学得再好也不会有什么前途。当我在不同的面试桌前，面对不同脸孔的人事人员时，能强烈地感觉到彼此双方都犯难于一个只会用中文写小说的家伙究竟适合干什么工作，常常交谈不了几句，气氛就陷入尴尬，惟有在对方催促或请求的复杂目光下识时务地自己起身离去。
如此这般，很快我就适应了绝望，递简历面试的过程开始变得像上厕所一样麻木，而被拒绝时也能保持擦干净屁股拉下水箱开关的坦然。我不再在乎个人形象，热得实在无法忍受时就干脆当街卷起西服的袖子，扯掉领带，解开衬衫纽扣，借用擦身而过的某路人的话――像个招摇过市的阿乡（上海话：乡下人）。不知道倘若我动手打他的话，此人会不会以举报我没有暂住证相威胁。
最可气的一个插曲是某次我离开上海商城的某家公司，为了赶时间而在候车站打出租车，远远的那个制服笔挺的服务员习惯性地替我打开了车门，而当我走近后，他看清了我的面目穿着，居然随手又关上了车门，傲然地踱向一边。对此，除了“狗眼看人低”的老话，我真的想不出更恰如其分的赞美。
我的求职活动一直持续到某天下午我无意中遇见阿米。当时我正低头匆匆走过某栋写字楼外的露天停车场――停车场的另一边是一家沪上很著名的法国餐厅，突然听见有人喊我的小名。扭头四顾，看见阿米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停车位朝我招手。此人一副清爽打扮，长发用一块绸绢扎成了马尾，穿一条磨砂蓝的牛仔裤和白T恤，墨镜挂在领口，身边停着一辆红色的丰田佳美――不用说我也知道又是她父亲送给她的生日礼物，看起来心情非常不错。“去哪？”她问。“随便逛逛。”“随便逛逛？”她目光闪烁地上下打量我，我不禁脸上一热，“顺便找工作。”她非常客气地坚持要送我一程，实在拗不过，我只好坐上车，随口说了一个拐几个弯就能到的地方。“你有没有买人寿保险？”发动汽车时她朝我顽皮地做了个鬼脸，笑眯眯地说，“我刚拿到车本，完全不能保证你的人身安全，给我陪葬了只好算你倒霉哦。”我差点脱口而出――“那样最好。”
“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别提了，上午被我老爸逼着去相亲了，是个美国回来的MBA，看起来倒是蛮斯文的，问题是，一说话脸就红，脸一红就喝水，吃了两个多小时的法国大餐，直到出门分手，他居然一次都没去洗手间，想想真是可怕。”阿米一边神色紧张地打着方向盘，一边忍俊不禁地说。
“海龟（归）好，嘴尖皮厚下盘稳。”
“你吃醋了吧。”她的笑容敛回唇角，头都不扭地指出，语气淡然。
“我有这个资格吗？”我笑，向后靠到椅背上，举起双手假装按摩眉心，挡住了后视镜。
她没有再说什么。
下车的时候，她突然又叫了我一声，“小雨……”
“什么事？”我扭头问。
她表情迟疑地看了我一会，声音很轻地问：“是不是工作找得不太顺利？”
“没有。”
“如果需要我帮忙的话，你就――”
“谢谢，不用了。”我笑着关上车门，和她挥手告别。目送车子远去，伸手拦下了随后而至的一辆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我呆呆地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幕幕，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再也不穿成这副傻鸟德行出来找工。
八月底，在母亲的一个身份为军区高干子弟的朋友的帮助下，我的工作总算有了着落――暑假结束后到一家大型国企在上海的分公司报到，做科室文员。月薪2000元，和过去严浩开给我的工资一样。
153
暑假里，我闲得无聊，又不想再像高中时一样因为无聊而陷入危险的情绪，就整天从家门口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一盘接一盘地借录像带回来看。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去严浩的酒吧帮忙，就是坐在电视机前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按下“播放”、“快进”、“结束（弹出）”。但没有料到是，如今的自己对于各类如阿米所说的――“生生死死从眼前飘过去的不关自己事的”――别人的剧情，竟已经变得严重地缺乏耐心，许多天下来能够安安稳稳从头看到尾的影片加起来不到两位数。其中印象最深的一部是《两颗绝望的心（Leaving Las Vegas）》。这部电影看得我难过至极，因为它终于让我明白了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幻想的那个与世隔绝的旅馆，其实并非如歌中所唱的在加州，而是在拉斯维加斯；它不是让我幸福安宁的所在，而是注定要孤独死去的地方。我也终于了解了那句歌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结账，但你永远不能离开――的真正含义，因为我从这盒录像带的包装盒上的介绍中看到，这部电影获得了第68届奥斯卡的多项提名和大奖，但它的编剧却在写完剧本的当天就已经绝望地吞枪自杀。
看完这部片子之后，我也没有像当初看《永不凋谢的蓝色勿忘我》时那样反复倒带，而是毫不迟疑地将它立即还给了出租店。老板为此只收了我一半的日租金。
154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了严浩发生变化的真相――毒品。不是大麻，吗啡，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毒品――海洛因。他经常会突然从吧台消失，其实就是躲到没人的地方去吸食海洛因。而之所以能被我发现，是因为那一次他瘾来得太急迫，就近躲进了洗手间却忘了插上单间的门。
震惊之余，我几乎完全不用考虑就想到了向严浩提供毒品的人是谁。我近乎疯狂地冲进衡山路上灯迷影乱的迪吧，从晃动的女人大腿间把穿得依旧*包醒目的小伟哥揪到卫生间外的过道里，不由分说地开始殴打他。这个身体虚弱的资深道友毫无还手之力，被我打得满嘴是血，鼻歪眼肿，瘫软在地。而我则一直打到胳膊和腿脚都麻木肿胀得失去了感觉，手指也根本无法再握起来，才不得不停手，和他相对无言地一起大声喘息。
在我用脱下来的衬衣擦手上的血和眼前的汗的时候，他两眼无神地歪着头，口齿不清地问：“你来找我打架，是不是因为知道了严浩的事？”
“你说呢。”我冷冷地回答。感到口中有咸味，朝地上吐了一口唾沫，看到在空中抖落的血丝，这才发现嘴唇已经被自己无意中咬破。
“是他逼我给的，我真的没办法……”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愤怒又在血管里勃张起来，我抬腿想踢他，自己却一个踉跄差点栽倒。
“你先等一下，好不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说。”
“你知不知道――”他艰难地侧了一下身子，也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但没有落到地上，而是很无力地沾在了自己的领口。
“快说！”我不耐烦地催他。
他努力地微微抬起头，看着我：“你知不知道，他第一次找我要白粉，是什么时候？”
他的表情非常古怪，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没有回答，皱着眉头摇摇头。
“就是――就是赵志鹏被枪毙的那天下午。”
我听到自己的脑袋里“嗡”地一声，仿佛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爆破了。
“你不知道，是吗？”他干咳两声，脸上浮现出因疼痛而扭曲的笑容，“从小严浩就把你当作他最好的朋友，他对你比对我们这些做牛做马的小弟都他妈的要好。可是现在，不管怎么说，我至少能帮他暂时忘掉痛苦，你呢？沈哥，你又为他做了什么？”
他的最后一句话像一把极薄而没有血槽的刀子猛地扎进我的胸口，极其犀利的疼痛但一滴血都无法流出。我怔怔地看着他，肿胀的手脚渐渐变得冰凉。最后，我慢慢地在这个看起来像一堆五颜六色的狗屎般滑稽的人体前蹲下，伸手去擦他嘴角的血，但是擦掉一些立即又流出更多。他呆呆地朝我笑着，看不出是冷笑还是傻笑，眼睛一眨不眨，却定定地深刺进我的视网膜里。
“你自己擦吧。” 我说。掰开他蜷曲的手指，把衬衣塞到他手里，起身离去。站起来的一刹那，我因蹲得太久而感到眼前一黑，整个视野都在天旋地转。155
小伟哥说得没错。事实证明即使是我这个所谓严浩最好的朋友都无法劝说严浩戒毒。我想只有一个人能够，那个人就是严浩的兄弟――赵志鹏。但是这个人已经从这个世界消失了，我找不到他。
暑假结束后，我正式开始上班。工作十分无聊，给领导拎包，倒茶，参加各种名目的会议包括旁听党组织生活会，起草各种文件包括总公司的各种精神文明征文――当然署的也是领导的名字。其他的时间就是打牌，发呆，看报纸，以及时不时地打个电话给严浩确认他是否安然无恙。
严浩的毒瘾以可怕的速度迅速变得越来越大，某次正在开车时突然发作，差点把车开进了路边的超市里。为了防止他发生意外，我干脆收拾了一些换洗衣服搬到他那里住。
如今的他，比刚与我重逢时瘦了很多，所幸的是其个人卫生观念根深蒂固，所以只要毒品不断档看起来就还算正常。
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是，毒品竟把他过去从未显现的艺术气质全部诱发了出来，他对诗歌和音乐的感受力和鉴别力与日俱进，甚至终于扔掉了一切有人声的玩艺开始把玩纯音乐作品。更让我惊讶的是他在经历了一番苛刻的品尝挑剔之后，最终选定的竟是我外公最爱的巴赫。他常常在吸过毒之后，像僧人入定一样闭着眼睛坐在音响室中央，反反复复地听上几个小时。他告诉我，巴赫除了是杰出的音乐家之外还是牛逼的数学家，作曲时要用到严谨复杂的数学计算。
我对他说：严浩你戒毒吧戒毒吧，他对我说：你听你听，这每个音符里都埋藏着宿命的公式。
有时我真的觉得他的脑子已经不太正常了。但是我无能无力。对他无能为力，对自己无能为力，对生活无能为力。我常常想到严浩曾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人是一种多么渺小的动物。
156
和严浩同住的那段日子里，我见到了一次严浩的母亲。说实话，打开门的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她和我十几岁时在记忆中所留存的形象简直判若两人。在我的记忆里，她一直是一个装扮简朴、被失败的婚姻和琐碎的生活折磨得上气不接下气的家庭妇女，而眼前的她，头发看得出来是在上档次的店里精心做过的，衣着也是价格不菲的高级成衣，脸上画着浓妆，还带了一副很大的墨镜，并且进门都没有摘下来。
“你是……”看见我，她也有些诧异。
“他是小雨。原来在印染厂大院住我们家楼下的。你大概忘了吧。”严浩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我扭头看见他面无表情地站在门厅里，看他母亲的目光也是冷冰冰的，让我感到诧异。“进来说吧。”他扭了下头，他母亲跟随他走进卧室，门被紧紧地关上。
我犯了一会迷糊，独自回到客厅里坐下继续看电视。卧室里隐约传出严浩和他母亲的说话声，断断续续，听不清楚他们在说些什么，但是似乎都很激动，像是在争吵，最后竟听到了他母亲的哭泣声。突然“嘭”地一声卧室门被重重地甩开，严浩怒气冲冲地快步出来，一言不发地换掉拖鞋，抓起沙发上的衣服和车钥匙，对我说了声“我们走”便打开房门直冲下楼。我急忙关掉电视追上去。
“去哪？”钻进车厢的时候我问。
“喝酒。”
“可是你妈……”
“不用管她。”严浩不耐烦地打断我。“今晚她在这里睡，我们俩出去找地方过夜。”
我们找到一家没去过的酒吧，喝到半夜，最后到洗浴中心开房睡觉。整晚严浩都一直表情复杂，沉默寡言，看起来很不正常。后来，当他在洗浴中心的包房里叫了一个小姐，当着我的面在地毯上近乎粗暴地性交时，我才突然想起刚经历的这一切在我去陪外公的老同学吃饭的前一天晚上全部发生过，整个过程如同记忆的复现。
我问了几次严浩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依然缄默不答――
这是他唯一没有变化的地方。
157
十月份，小伟哥因为歌舞厅临检被查出有未成年的小姐卖*而被牵连进了局子。失去毒品来源的严浩在一天晚上惊心动魄地发作了，他在地上缩成奇形怪状的一团，抽搐，不管我把空调打到最高温度还是最低温度他都不停地出汗，最后竟然用头撞墙，咬桌腿，我去拉他的时候差点被他咬住手臂。最后我们俩全都折腾得筋疲力尽，我坐在地上大声地喘气，他仰面躺在我的脚前，呆呆地看着天花板，嘴里口齿不清地反复念叨着，“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这句话把我吓得不轻。我不知道如果他往自己的血管里注射氯化钠会发生什么。所以我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不顾神经陷于错乱的他以绝交、自杀相威胁，拨通了医院的电话。
在他被抬上救护车之后，我才突然回想起他念的其实只是痖弦的一首诗。原句大约是：
盐务大臣的驼队在七百里以外的海湄走着。
二嬷嬷的盲瞳里一束藻草也没有过。
她只叫着一句话，盐呀，盐呀，给我一把盐呀！
天使们嬉笑着把雪摇给她
……
158
严浩被从医院直接转进了戒毒所。戒毒所居然连探视都禁止，我去看望他，只能面对一个始终面带微笑的中年男人――严浩的主治医师。每次他都对我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病人的状况正在好转中。
我不知道能否相信他的话。但听得多了，也麻木了，平静了。因为除了重复这个问与答的过程，我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严浩说过：当你不再思考生活的时候，生活的真相就会自己暴露出来。
所以我惟有等待，等待真相。
搬离严浩的住处之前，我从严浩的手机上找到了他母亲的电话号码，拨过去，把严浩的状况都和她说了。她显得很震惊，说自己一点都不知道严浩在吸毒，然后痛哭失声，哽咽着，絮絮叨叨地说了很长时间，向我忏悔她对严浩的不够关心，同时也一再强调严浩从不把自己的事情对她说，让我很不舒服地感到她像是在推卸责任。最后，我问她是否需要我陪她去一趟戒毒所的时候，她连声说不用了，随即又补充了一句，说她会自己去。于是我把戒毒所的地址告诉了她，然后挂了电话。
每天我一下班就去严浩的酒吧上班。我把开关门的任务交给了调酒师，告诉他和酒保，从现在开始他们俩不再拿固定工资，而是按酒吧的月营业纯收入平均分账。他们对此方案均表示满意，工作热情都高涨了许多。而我仍负责跑堂，空闲的时候跟着调酒师学学调酒，或者坐在吧台后严浩的椅子上，翻看严浩看的那些诗集。
有一次，我在一本米沃什的诗集上看到了这样的句子：
一切是多么古老，不可补救，而又空虚。荒废的时光，未被征服的顶峰，以及突然出现的卑劣。眼泪，眼泪。但是我们后来才哭，在光天化日之下，决不恰在那个时候……
然后，我他妈的哭了。
159
阿米来过几次。每次都是一个人，在吧台前的高脚凳上坐上一些时间，听着音乐发呆，和我偶尔地聊上几句，话题很随意，唯独不触及我们共有的回忆。只是当我告诉她严浩进戒毒所的事时，她在震惊之余，神情黯然地提起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吃第一顿饭的情景。
每次我都给她调一杯鸡尾酒，每次都换一个新近学会的花样。“天使之吻（Angel’s Kiss）”，“玛格丽特（Margarita）”，长岛冰茶（Long Island Iced Tea），粉红佳人（Pink Lady），还有符合她的颜色喜好的本店招牌酒――加了Bols Blue的“蓝色夏天（Summer Blue）”。有一次她说起自己过生日时我给她调的那杯“上海日出”，问我日出怎么会那么红，我笑着回答――上海的日出就是那么红，没有告诉她那其实是一个或许再也不会出现第二次的失误。
阿米的穿着仍是她偏爱的蓝色系，但因为都变成了“Armani”、“Max Mara”之类的名牌套装，所以蓝得更有层次了。有一次，一个凑过来搭话的客人夸她看起来像一个空中小姐，她听得咯咯直笑：“是吗？这么看不起我啊。”
“是啊，空姐都站在头等舱里，而你坐在头等舱里。”我在吧台里说。然后回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过另一个女孩，多年的梦想只是能够站在头等舱里，不禁也笑了。
来找阿米搭话的客人，她兴致好的时候都会欣然接受，而我则在一旁微笑着，默默地喝酒旁观。后来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套近乎的倘若是老外，阿米的话会特别多些，表情也会更丰富一些。我问她为何如此，她笑眯眯地回答说英文必须勤加锻炼才能保持纯熟。她还告诉我她正在学法文，因为法文说起来感觉“很有情调”，很“浪漫”。
她在酒吧一般不会呆到很晚。她经常说工作很忙，回到家还要加班，但是从她的表情和语气看得出来她对现在的工作很满意也很有信心。她问到我的工作状况时，我总是回答“挺好”。有几次她的脸上出现了欲言又止的神情，在这个时候，我总是会立即去上洗手间或者去收拾残杯剩酒的桌子。
她离开的时候，我送她到门外，目送她开着那辆红色的丰田佳美离去。据她自称开车水平已经锻炼得非常了得，但是我没有再坐过她的车。
后来，她也很少再来了，或许是因为她的工作更忙了。
160
在阳光比较好的周末午后，我常常给自己调一杯“蓝色夏天”，搬一张椅子坐到酒吧外的露台上，慢慢地啜饮着杯中的蓝，仰首眺望着天空的蓝，在沉默中回想那些逝去的岁月。那些遥远的往事，就像沉积的流沙在血液里缓缓地崩散开来，最初时会让我感到体内有剧痛，但渐渐地又松弛下去，让我情不自禁地举起双手，磨娑自己的面颊。最后只剩下疲倦，疲倦而又安宁，仿佛终于进入了另外一个时空，眼前只有一望无际的没有一丝云的湛蓝天空，就像最初的那个夏天。
有一次，我无意中从身侧的落地玻璃墙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像，一刹那间，我竟觉得似曾相识，苦苦思索了半晌，我才终于想起那是记忆中外公听巴赫时的画面。只不过画面中的人物由外公换成了我，而耳旁也没有反反复复的大提琴，只有轻轻流逝的微风，无始无终。
161
小伟哥终于被放出来了。走进酒吧的时候，此人竟让我有些认不出来，不仅仅是因为衣着难得朴素了一回，更主要的是本来就黑瘦的他又瘦了两圈，左脸颊上有一大块未消的淤青，眉骨上也有正在收痂的伤口。“妈的，难怪如今的上海滩没有青红帮了，我才他妈的弄明白――最狠的混混都去做公安了，收了我那么多钱，还把我打成这样，*！”他低头避开我的目光，嘟哝着骂了一句，非常小心地把屁股一侧搭到吧台前的高脚凳上，摸索尝试了半天才总算踏实地坐下。
我倒了小半杯Rum，加了冰块，递给他。他接过去喝了一大口，立刻剧烈地咳嗽起来，面红耳赤地四下寻找。“要什么？”我问。“能灭火的，随便什么都行……”他哑着嗓子痛苦不堪地说。我把身旁调好的一扎青柠汁递给他，他直接捧起扎杯猛灌了一通，又把酒杯加满，咬牙切齿地骂，“干，真是被那帮畜生打废了，酒都不能喝了。”
放下杯子，他东张西望：“严浩呢？”
“进戒毒所了。”
“怎么会……”他愕然地张开嘴。
“我打电话把他送进去的。”
他愣怔地看着我，眼珠在眼眶里小心地移动，仿佛在我脸上寻找什么东西似的。
我坦然地迎着他的目光：“别怕。我不会把你也送进去的。”
“不怕，不怕。”他回过神来似的，尴尬地笑了两声。又摇摇头，自言自语般地叹了口气，“我要是再进去一次的话，恐怕你就再也见不着我了。”
“什么意思？”
他抬起头看着我：“你不知道？每一次再进戒毒所，关的时间都比前一次要长很多。”
“你进去多少次了？”
“三次。”
我们默然地对视了片刻，各自端起酒杯。
话题到此终止。
此人再次出现的时候，形象和气质都已经完全恢复。那是十一月下旬一个周末的午后，他领着一群如同小母鸡般咯咯不停的小姐，花枝招展地冲进酒吧，嬉皮笑脸地宣称因为担心我一个人太寂寞，所以特意赶来给我解闷。随后这帮人便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拼起桌子打扑克、下强手棋，肆无忌弹地调戏酒保和调酒师，很快就闹腾得一片乌烟瘴气。小姐们叽叽喳喳一刻不停，音响也被开到了最大音量，所以直到夜色降临，筋疲力尽的公鸡母鸡们都各自歇下等着隔街的小饭馆送外卖来开晚饭时，我才发现手机上竟有四个未接电话。都是舅舅的手机打来的，最早的一个是在两点多，也就是五个多小时前。我拿着手机走到门外，拨叫回去，舅舅接听之后立即说了一声“等一下”，过了一会，换成了母亲接电话。
“你在哪里？”母亲问，声音听起来有些疲乏无力。
“在严浩的酒吧。”
“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
“周围太吵了，没听见电话铃响。”我闪身给抱着盒饭箱子的家伙让道，随后听见小伟哥在房间里大呼小叫地喊我。
“有什么事，你快点说吧，别人在等我过去吃晚饭呢。”我催促母亲。
“你外公出事了。”
“什么？”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中午在厕所里昏倒了。脑溢血。下午做了几个小时的手术，医生已经尽力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感到贴紧自己脸颊的手机在微微颤抖。
“你舅舅正准备在死亡诊断书上签字。我让他等一会再签，你现在赶快打车过来吧。”母亲说。
我手忙脚乱地掐掉电话，冲到街边，跑了半天才拦到一辆出租车，赶到医院。
除我之外的所有人都在。舅舅站在过道里，舅妈扶着拿着手帕的外婆坐在椅子上，父亲坐在旁边搓着双手，母亲倚着病房打开的门。没有人说话。他们都看着我，他们的目光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犯――身为长外孙，我竟没有让外公在去世前见到自己最后一面……
“自己进去吧。”母亲说。脸上的表情平静而苍白。
我走过母亲的身边，慢慢地走到病床前，犹豫着，窒息和气喘开始哽到咽喉，惊惧的畏缩和急切的冲动却又在体内不可理喻地冲撞。终于鼓起勇气，掀开了白色的被单。
出现在眼前的，是被剃光了头发缠裹着白纱布的臃肿头颅，没有表情的面孔，紧闭的眼睛，空茫张开的青黑色嘴唇，从幽暗口腔里微微外吐的灰白舌尖……我简直不能相信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外公，曾经那么健硕挺拔的身躯，那么坚定而充满信念的精神，就这样毫无生气地搁置着，死亡着，僵硬着……我疑惑而茫然地看着，竟感觉不到悲伤，而是有些眩晕。
湿冷的汗水粘住衣服，在腋下渐渐沁凉到胸腔。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梦游似地转过身，走出门，倚在墙上，恍惚地摸索出一支烟塞到唇间，刚想点燃，却被母亲伸手夺下。
“这里是医院，禁止吸烟。”母亲说。我呆呆地抬起头，迎着母亲的目光，终于一下子惊醒过来，热泪忽然就涨满了眼眶，火辣辣地痛着，夺眶而出。
162
舅舅在死亡诊断书上签了字。
把外公的遗体送到殡仪馆，烧掉外公去世时所穿的衣物，回到家里，已经是半夜。洗完澡后，我走进没有开灯的房间，躺到床上，却疲惫得无法入睡。眼角的神经在皮肤下一跳一跳地痛。最后我踢开被子坐起来，点了一支烟，在黑暗中舌苔酸麻地吸着。
门被敲了两声，然后被轻轻地推开了。母亲走进来，在我身边坐下。
“睡不着？”
“嗯。”我恍惚地应了一声。过了一会，发现母亲还在看着我，就扭头对她笑了笑，“我没事，你不用担心，真的。”
“真的吗？”
“嗯。”
沉默了一会，母亲说：“想和我聊聊吗？”
“行啊。”我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摁灭，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向后仰面躺到，望着天花板。“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我觉得，这样子离开这个世界对外公而言说不定还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会这么想？”
我冷笑：“难道你认为外公活得很快乐吗？”
母亲闭起眼睛。“继续说下去。我在听。”
“像外公这样的人，这些头脑发热不切实际的旧式理想主义者，当年为了他们的理想什么都不管地遗弃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时代，然后呢？革命战争，文革，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可能你们以及很多人都会认为，外公能侥幸活下来是他撞了大运，但我却觉得，最惨的就是他这样的。”
“为什么？”母亲小声问。
“你仔细想想，当年在牢房里和牛棚里死掉的那些人，虽然命没了，但是至少还有牺牲的热情和日后被怀念的可能。可是外公呢？活下来了，自己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如今的时代又不再属于他了。看着理想褪色，同志变节，除了寂寞和根本没人理解的悲伤，他还能得到什么呢？”
“还记得外公过去唱过的一首歌吗？”我扭头问母亲，“好像叫做《赤旗》什么的，记不清楚了，反正是有这么几句歌词――‘人民的旗帜，包裹战士的躯体，天未破晓，战斗早已开始’……”
“嗯，记得。”母亲点头。
“不管现在天亮了没有，战斗确实早已经结束了。外公不明白的就是这个。当然――可能他自己也根本不愿意明白，否则只会更加生不如死。”
母亲一言不发地听我说完，沉默良久，叹了口气。
“儿子，你真的长大一些了。”
“是吗？”我苦笑。
“你分析得很有道理，但并不完全正确。关键问题在于，你并不真正了解你外公是个怎么样的人。”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我和你外公关系不好，可是你知道原因吗？”
“什么原因？”我重新坐起身，感到隐隐的紧张和激动，因为这个疑问确实困扰了我许多年，而我本以为自己将永远都不会再知道答案。
“因为文革中发生的一件事。”母亲沉默了半晌，才慢慢开口。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才14岁。那时你舅舅还没出生，你外公正在挨批，你外婆也刚退党，陪着你外公扫大街。所以，平常只有我和我奶奶一起呆在家里。
“过去你所知道的仅仅是我奶奶很疼你外公，也就是因为你外公，她才没有离开上海去投靠自己的其他子女。事实上，小的时候，最疼我的也是她。她是一个很慈祥很与世无争的老人。每次红卫兵来抄家的时候，她都主动去开门，然后搬一张藤椅坐在客厅里，搂着我，看着他们到处搜刮财物，还给他们指点方向，一点也不害怕。
“后来有一次，一个红卫兵从二楼她的卧室里搜出来一枚鸡血石印章，那枚印章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值钱，但关键问题是――它是我爷爷用了一辈子的遗物。所以我奶奶上楼去恳求那人不要拿走，但是那个没有人性的家伙根本不理睬，没有办法，她只好不顾年老体迈去争抢，结果被一脚踹得滚下楼梯，当时就昏迷过去了。我猜想，有可能和你外公一样，也是脑溢血。
“红卫兵们忙着抢东西，根本没人管她。我跑到隔壁，恳求邻居帮忙，才把她送到了医院。但是因为成分问题，医院拒绝接收，只能躺在过道里等死。临终前，可能是回光反照吧，她苏醒过来了，让我去找你外公回来，她想再看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最后一眼。但是――”
母亲顿了一下，低下头，让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
“我找到你外公的时候，你外公却说自己正在政治学习，不能离开。无论我怎么求他都没用。最后我只好一个人回到医院，但是，我奶奶已经去世了。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一直不能原谅他。所以第二年我就离家出走，自己报名上山下乡去了。过去我从没有告诉你，也是因为一直觉得你年纪小，怕你不能承受。现在，你该明白你外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吧？”
母亲说完，抬起头看着我。但我却恍似没有听到她的问题。隐隐约约的黑暗中，我觉得她的脸庞那么遥远，她脸上的泪光也那么遥远……
整个世界都那么遥远。远远地缩成了模糊的一小团，颤抖着，终于停止了跳动。
163
在来到这个世界22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自己的外公并不是一个民族英雄，也不是所谓的大上海最后的贵族。他的真实身份比这些可笑的名目更可笑。他只是一个赌徒，他把所有的财产和自己的青春和亲人的生命全都押到了命运的赌桌上。他输了，输得手里只剩下最后的赌本――他的生命。在本该把这也押下去的时候，他怯场了。所以他错过了最后一场赌局，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赌桌被别人永远地撤走。
所以他连一个够格的赌徒都不是。他其实什么都不是，他只是他可怜的自私的自己。现在，他带着自己最后的赌本离开这个伤透了他的心的世界。
164
阿米曾经对我说过，她觉得，我的心里有一些很固执的东西，或许是因为我太在乎它们，所以把它们都藏了起来，藏得太深了，自己都看不到。
阿米所说的那些东西究竟是什么，现在，我依然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它们已经破碎了，消失了，永远地不存在了。
伴随着的不是一声巨响，而是一阵呜咽。
165
外公的追悼会很冷清，也很漫长。漫长得仿佛经历了整整半个世纪。
我胸前带着黑色绸花，身心麻木地和其他人一起任着司仪摆布。向遗体告别，磕头。看着躺在棺材里的那个干瘪苍白的躯体，那张被画得如同一个戏子的脸，我仿佛看到了另一张年轻的脸，在那些深映在我记忆里的、泛黄的老照片上。那个英俊潇洒、气宇轩昂的青年，他曾经满不在乎地把整个十里洋场的流光溢彩遗弃在身后，曾经用那么深邃的目光面对我年幼无知的凝视，让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一片无边的寂寥夜色。
我想起了严浩所说的那句话――我们都应该在青春结束之前死去。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但是眼前的这个人，确实应该那么做。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也是为了所有曾经深爱他的人。
参加追悼会的人不多。除了一些九三学社的老党员，只有一个外人――外公的那个老同学。打电话把外公的死讯通知给她，是外婆一再坚持的意思。但是现在并没有人和她说话。她的泣不成声也与我们这些亲属的一脸平静形成了奇怪的对比。
她回台湾时，只有我一个人去机场送行。她似乎很感动，又想给我红包，但被我拒绝了。
有一个问题我必须要从她那里得到答案。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我可以问您一个很冒昧的问题吗？”
“不用这么客气，问吧。”她慈祥地笑。
“请问，您的名字是不是‘紫兰’？”
“是。”她举起的咖啡杯停顿在空中，颇有些讶异地看着我，然后，脸上微微地泛起了红晕。
“是你外公告诉你的吗？”
我摇头，从口袋里取出照片递给她。
她接过去，怔怔地看着，眼眶慢慢地红了。最后终于把照片放在桌上，用手掩住脸，开始哭泣，在虹桥机场二楼的咖啡厅里。
我把头扭向一旁，没有安慰她，也没有什么情绪。
我已经对眼泪感到厌倦了。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深藏在我体内的那个伤口还在，但是因为淤塞的血块已经随着家庭遭遇的真相的浮现而溶散掉了，所以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像恒星终于变成了黑洞。来不及流出身体的泪水会在那里以最彻底的方式消失。
哭了几分钟后，她渐渐地平息下去，说了声“抱歉”，起身匆匆走向洗手间。回来的时候，她看上去已经恢复了很多，似乎还补过妆。
“不好意思，刚才失态了。”她按抚着脸颊，笑着向我道歉。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理解。
“那么多年了，他竟然还保存着呢。”她重又拿起相片，痴痴地凝视着，喃喃地自语。手指轻轻地抚摸上去，仿佛是在抚摸着如绸缎般丝滑柔软的岁月。有那么一瞬间，她微微荡漾的眼波里闪过一丝轻柔的涟漪，那是少女才有的娇羞和妩媚。而我，终于第一次在这个年届古稀的老妇人身上，看到了1946年那个美丽的女大学生的影子。
我沉默地喝着咖啡。我没有告诉她，这张相片其实只是被外公随手夹到了一本小说里，在命运有意或无意编排的巧合下才来到了我的手中。我想，一个被相信了半个世纪的美丽谎言，还是让它继续美丽下去吧。更何况，在这个荒谬得令人绝望的世界上，除了谎言，还能有什么是值得相信的呢？
临上飞机前，她把相片又交还到我手中，请求我在明年的清明节替她烧在外公墓前。“对不起，提出这样的请求……如果不方便的话，拒绝我也没有关系。”她笑着说，呼吸却明显地沉滞了。
我答应了她的请求。
166
严浩从戒毒所出来的那天，只有我一个人去接他。我到他的住处，仔细地从衣橱里给他挑了一套纯黑色西服和一条深蓝色领带，把他看起来最新的一双皮鞋擦得又黑又亮，和梳子等物品一起塞进一个大手提纸袋里。刚走出门，我又返身回去，从冰箱里拿了一瓶伏特加和一条烟。为什么会带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自己都不明白原因，只是出于不容置疑的下意识。
他看起来似乎胖了很多，但那种胖近乎浮肿。他穿衣服，梳头，每一个动作都显得略有迟钝，仿佛做出每一步之前都要先确认和上一步的联系一样。走出医院的大门，他的身体略微摇晃了一下，有些迷茫地四下张望，似乎很不适应突然开阔起来的空间。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清楚地看到初冬的惨白阳光如同一条条的鞭子在无声地抽打他，不由一阵心酸。我抓住他的胳膊，搀扶着他，走到路边花坛的台阶上并排坐下，从手提袋里取出酒瓶，拧开盖子，递给他。他接过去，才喝了一口就被呛得咳嗽起来。稍事喘息，一仰脖子又灌了更大的一口。从他毫不犹豫的动作和举起酒瓶那一刹那的眼神中，我有些欣慰地看到了那个绝不低头的少年严浩的影子。这一次他没有再咳嗽。我把那条烟也拿了出来，拆开一包递给他，自己拆了另一包。
我们俩在台阶上无言地坐着，酒瓶在彼此手中来回传递，脚下的烟头逐渐增多。
“喂，你说，我们俩的肺现在都是什么颜色了？”他忽然问我这个似曾相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俩已经各自抽掉了大半包烟，一起喝下了半瓶酒，他的脸色红润了很多，额头上甚至渗出了细密的小汗珠。
“历史悠久的干牛粪。”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他笑了，拍拍屁股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身体，说：“行了，我差不多了，走吧。”
坐在微微颠簸的出租车上，我犹豫着，终于决定问道：“我把你送进戒毒所，你有没有恨我？”
他扭头打量着我，嘴角渐渐撇出笑意：“如果我现在又开始背诵狗日的诗歌，你会不会恨我？”
话音刚落，他把视线转向前方，真的开始背诵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的《祈祷》：“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下，我带着钥匙――结婚吧，艾伦，不要吸毒……钥匙在窗栅里，在窗前的阳光下……”
“知道吗？你烦得就象金斯堡他妈一样。”他仰起头，略带戏谑地笑着对我说，“可惜，你为什么不是我妈？”
167
从戒毒所归来的严浩比过去平静了很多。他不再大声地朗诵诗歌，而是用一种喃喃的细语，仿佛咬着情人的耳朵。他听音乐时也把音量调得很低，低得让我感觉几乎听不见，以至于有时我都怀疑他已经进化到不再需要用耳朵来听音乐，而是用眼睛，用鼻子，或者用另一些藏在坚硬骨骼里的柔软器官。
他总是很疲倦的样子。他的笑容因此显得很温和，前所未有的平易近人。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并且热衷于素食，拒绝一切油腻的食品。他说他要减肥，要尽快地把自己在戒毒所中长出的赘肉干掉，因为他喜欢打胖子，而不喜欢自己变成胖子。
他不再会经常性地突然从吧台后失踪，至少我在酒吧的时候，一次也没有看见过。我不知道他是真的已经戒掉了毒，还是动作更隐蔽或者失踪的技巧更纯熟。我之所以会有后一种猜疑，是因为小伟哥曾经说过一句让人听起来毛骨悚然的所谓经验之谈：戒毒的经历通常只会让吸毒变得更像一种追求。
“能够戒掉海洛因的人在我眼中都是神。真的，我真他妈的崇拜他们。”小伟哥说这句话时的表情绝无戏谑，严肃得堪称虔诚。
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至22岁为止所亲眼见到的最坚忍的人。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神，他只说过――人其实只是非常非常渺小的东西。
我相信他所说的话。在外公去世的那天晚上，我已经发现自己22年生命的可笑的、唯一的实际价值就是证明了这句话。或许我迟早会被生活阉割掉，但是我仍然希望严浩能够勃起，能够勇猛地*烂那些狗日的真理，能够恢复过去那种标志性的笑容，即使这种笑容曾无数次地让我恼羞和惭愧。因为，他是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朋友。
酒瓶的盖子已经被打开，所有的气泡汹涌都在酝酿一个结果。我们在等待这个结果的审判，在世纪末的上海。
168
1999年12月31日，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天。
整个上海都在狂欢中沦陷，站在任何地方都能感觉到脚下的摇晃和震动。所有人都在疯狂地寻找其他的人，就像寻找救命的稻草，寻找果腹的猎物。任何一个可以性交的空间都不会被他们放过，连严浩的酒吧也难以幸免。我拿着瓶Heiniken在洗手间门外的过道里已经站了足有二十分钟，眼前的门一直在来自内部的撞击之下剧烈地震颤，仿佛随时都有破裂的倾向，但是始终没有打开的可能。
站在我身边的一个似乎也在等着使用洗手间的女孩第三次试图打探我有没有带异性伙伴，语气中的挑逗直白得让我替她感到脸红。印象里，她好像是跟着小伟哥的大队人马一起来的，颇有些小姿色，只是不知道为何也会落单。可惜此刻我两腿之间的滞涨感足以让我对一切诱惑产生不耐烦。女孩向我要了一支烟，借了火，又开始絮絮叨叨地感慨独自告别二十世纪将是一件多么令人遗憾的事情。而我终于对自己的膀胱和她的屁话统统忍无可忍，转身走出酒吧的后门，在一个楼梯口旁的墙脚拉开裤链，一通淋漓宣泄。其间身后响过一阵凌乱的脚步声和女人暧昧的喘息，我也头都懒得回，不理不睬。
完事后，我叼着烟站在原处发呆，呼吸着无论如何也比酒吧里清新许多的凉爽空气。
手机忽然响了。
我从后裤袋里摸出手机，摁下“接听”键，举到耳旁：“喂？”
手机里沉默了几秒钟，传来了我无比熟悉的声音：“小雨，我是阿米。”
我愣了一下，旋即笑着说，“我知道是你。有什么事吗？”
“我――没什么事，就是忽然想打个电话给你，就打了。”她也笑了，“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严浩的酒吧。”
“一个人？”
“一群妖怪。”
“我是说……没有姑娘和你在一起吗？”
“怎么会问这个？”
“世纪末呀。”她的声音轻了很多。
“没有。”我笑。吸了一口烟，却被焦油溶散的苦涩刺麻了舌尖。
“你呢？你在什么地方？”我问。
“在家。”她回答。又立即补充道，“是我自己的那套公寓。”
“怎么不出去玩？时代广场今天晚上有苹果倒记时……”
“我知道。”她打断我，叹了口气，“位子本来都定好了，谁知道公司突然有份合同要做，所以，只好一个人在家里加班了。”
“真可怜。”
“是啊。”
沉默了片刻，我刚想随便说点什么，她突然叫了我一声：“小雨――”
“我在，怎么了？”
“你现在……”她的声音迟疑着，“想见到我吗？”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立即急促起来。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种问题，但是我也没有时间欺骗自己。
“想。”我小声回答。
“我也想。”
“那我现在就过去――”我和她在电话两头异口同声地说，短暂的僵持之后，都笑了。
“还是你过来吧。你那边太吵。而且，我做合同做得累死了，也不想往外跑了。”阿米说。语气中似乎有一丝久违的娇嗔，仿佛雨后最初的湿润阳光从悄然裂开的云隙间泻下般，让我沉于黑暗的视野微微地恍惚了一下。
“好。你等一下，我马上出发。”
“喂，如果你打不到出租车，就打电话给我，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我开车来接你。”她语速很急地抢在我挂电话前一口气说道。
“嗯。知道了。”
挂掉电话之后，我愣了片刻，随即拔腿冲进酒吧，和严浩打了声招呼，没等他回答就一路撞开挡道的男男女女走出门去。视野里搜寻不到空出租车，我便沿着华山路向徐家汇的方向跑。我感到脑子里一片空白，双腿仿佛也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身体，它们存在的唯一方式就是向前迈动。跑着跑着，我突然反应过来什么，又原路返回到先前经过的一个花店，急切地搜索到装着蓝色勿忘我的水桶，湿淋淋地抓起一大把，催促着店员剪枝，捆扎，收钱，扛在肩上继续奔跑。终于在快到淮海西路的地方，见到了一辆正在下客的出租车。
手机上显示的时间是9:20。狂欢的高潮虽然还有几个小时才会开始，但是上海的所有大街小巷已经全部被人和车塞满。一路上频繁的堵车，绕路，改道，到达目的地的时候时间已经是11:10。虽然初冬的夜晚寒意料峭，但是当我气喘吁吁地冲上六层楼梯，站在阿米公寓的防盗门前时，已经是大汗淋漓。我略一犹豫，按下门铃。不一会，门被打开了，屋内的灯光如温暖的水流般悄然倾泻到我的脚下，透过闪烁着错乱光晕的汗水，我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那个让我朝思暮想、让我心碎的美丽身影――
“阿米……”
169
“来了？”阿米身子躲在门后，手指扒着门边，探出脑袋，一只手按着裹住头发的毛巾，浅笑吟吟地上下打量我。
“嗯。”我低下头，“不好意思，外面堵车堵得厉害，所以现在才到。”
“没关系。快进来吧。” 阿米笑着说，等我迈进门槛，推上门，从门旁边的鞋架上取了一双拖鞋丢给我，“换拖鞋。”
我蹲下解鞋带，突然看到还握在自己手里的花束，急忙转身递给她，“送给你的。”
“谢谢！”她微微一笑，接过去，四下张望一番，最后放到了电视机旁。电视机屏幕上，上海台正在实况转播千禧之夜本市的街头盛况。随后她“踢踢嗒嗒”地转身回去，跑进厨房。我刚换好鞋，此人已经又出现在面前，把一罐开了盖的雪碧递给我。
“喝吧喝吧别噎着。”她说。
我坐在沙发上，一边喝饮料一边打量坐在身边的阿米。她似乎刚洗过澡，皮肤兀自湿润，泛着色泽可人的红晕，身上穿着一件看起来非常柔软舒适的白色棉绒浴袍，轻轻地哼着不知名的英文歌，用梳子慢慢梳理着湿漉漉的长发。不时把梳子凑到眼前，很仔细地把缠绕在梳齿间的脱落发丝解下来扔到茶几边上的字纸篓里。此时她会使劲地睁大眼睛，微微噘起嘴唇，表情可爱之极。
她无意中一扭头，看到我的眼睛正在一眨不眨地盯着她，脸微微地红了。装做若无其事地又继续摆弄了一会，这才放下梳子，笑眯眯地问我：“你要洗个澡吗？”
“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有些不自在地放下易拉罐，磨磨蹭蹭地起身走向洗手间。
“小雨！”她突然又在身后叫了一声。
“干吗？”我愕然地扭过头，看见此人已经从沙发上站了起来，略带茫然的目光，微张的嘴唇，这副神情是如此的似曾相识，让我在一瞬间听到了自己清晰的心跳――
“我们上床吧。”
她眼睛看着自己脚前的地面，仿佛自言自语般地轻声说。忽然抬起头，咬了一下嘴唇，又用更大更坚定的声音重复了一遍。
燥热迅速地蔓延至全身。我不知所措地看着她，近乎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句：“我还没洗澡……”
“没关系！”她说，语气有些激动，自己似乎也被吓到了，愣了一下，却终于莞尔一笑。
“我刚才说错了，应该是――我们上沙发吧……”
最后一句话她说得非常轻，非常慢，每个字都要停顿一下。而我却被这句话不容抗拒地猛然扯进了那些遥远的夜晚，年轻的阿米，年轻的我，迷茫的激情，那么单纯而永生不可泯灭的快乐和忧伤……我没有任何理由再试图维系时空的规则，轻易地就恢复了某种已丧失的能力――热泪夺眶而出。在第一滴眼泪碎落在地板上之前，我毫不迟疑地快步走向她，将她拦腰抱起，放到了沙发上。我们相对无言地各自脱掉衣服，在我向她俯下身的时候，她闭起了眼睛。
我们做得那么温存而又投入。当她轻轻咬住我耳朵的时候，我的每一根汗毛都在她的喘息声里悄悄然地颤栗。我用鼻尖划过她的乳房，她白皙的皮肤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我的凝视里清晰地泛红，那些美丽的淡青色的血管，我仿佛能听到血液在里面汩汩流淌的声音，让我忧伤，让我沉静，让我不能自已。
我把自己滚烫的脸颊贴紧在她柔软的身躯上，就像紧贴着那些如同发烧、如同阵痛的逝去的岁月。
在所有感知力仿佛同时离开身体的一刹那，我听到了房间里的钟声，听到了电视里潮水般汹涌澎湃的欢呼。新的世纪已经来到了。而这一刹那，我竟再次深切地渴望能够就此死去，死在沙发上，死在阿米的身边。
170
“觉得我变重了吗？”阿米趴在我的身上，听着我的心跳，用手指轻轻地划着我的胸口，问。
“没有。”
“真的？”
“真的一点都没有――我从没有骗过你。”
“这就好，我最近一直怀疑自己长胖了。”她笑了一声，用下巴把脑袋支起来，看了我一会，用很遗憾的口吻说，“你也没有长胖嘛。”
“是啊。”我把手伸到她的脖子后面，抚摸她的长发。
“但是――”她的目光微微闪烁了一下，重又趴下，把脸转向电视屏幕，不知道是在看电视还是在发呆。过了一会，叹了口气，“但是我们都已经长大了。”
她的话让我的心脏缩紧了一下。
“去洗澡吧。”我说。她“嗯”了一声，象只猫一样从我身上爬了下去。
阿米洗澡的时候，我一边吸烟一边打量了一下房间，发现除了录像机被换成了影碟机，有一个壁灯不亮了之外，与我记忆中的原貌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变化。阿米从卫生间出来时，我指着壁灯告诉她，“下次再来，我帮你换个灯泡吧。”“好啊。”她一边低头扎着浴巾一边应了一声。又抬起头对我笑着说，“再说吧。”随后走到镜子前，解散盘起的长发，微微侧头，手指和梳子并用地开始理弄。我掐灭烟头，走到她身后，拦腰环拥住她，吻了一下她的脖子，随后走进洗手间。在洗手间里我意外地发现，当初我用的毛巾、牙刷、剃须刀等物品竟一样不少地全都还在原处，不禁百感交集。心情愉悦地洗完澡后，顺便又仔细地刮了一下胡子。
“喂，你可别用那把剃须刀啊――”我用毛巾擦着头发走出卫生间时，阿米正想起了什么似的把头扭向我，一眼看到我的脸，愣了一下，“哧哧”地笑了，“完了，来不及了。”
“什么来不及了？”
“你已经用过剃须刀了。”阿米伸出舌头对我做了一个鬼脸，“我用它刮过几次……”
“鼻毛？”我随口说着，把湿漉漉的头发甩到背后，笑着望向她，却突然发现此人搭在茶几上的手指间夹着一支点燃的香烟，不禁一怔。
“你什么时候学会吸烟的？”
“你求我，我就告诉你。”她笑着弹了一下烟灰，动作竟十分优雅而且纯熟，让我心中莫名地有些不是滋味。
“是不是如今上海所有的‘追求浪漫’、‘很有情调’的小资姑娘都要会说法语、会吸烟啊？”我揶揄道。
“小资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嗳。我只知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后者是我的奋斗目标。”阿米一点也不生气地笑着回答，朝我眨眨眼睛，“莫非，你想闹革命？”
“革命？”我讪笑，“革命是无产阶级的投机倒把活动，不关我的事。我是无产流氓者。”
“无产流氓者？”
“就是――又无产又流氓的家伙。”我在她身旁坐下，也点了一支烟。电视画面里，摄像机镜头正逡巡在淮海中路上，人头攒动，欲望横流，惨不忍睹。
“你的头发已经这么长了？”她的目光落到我的脑后，搁下手中的烟，双手抓起我的头发，饶有兴致地比划了一番。
“都可以扎挺长的辫子了哦。你为什么要留这么长的头发？也不嫌打理起来麻烦？”
“我乐意。”我小声回答。
她有些出神地看了我一会，忽然轻轻地叹了口气，松开我的头发，把脑袋搭到我肩上，指着电视机柜旁边的电脑桌说：“你看那里。”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看见键盘旁边一字排着七个玻璃杯。
“怎么了？”我问。
“还记得我们当初一起藏起来的那些玻璃杯吗？就是我们看完《旺角卡门》之后，你有一天晚上冒着雨跑出去买回来的？”
“记得。”我点头，心里油然而生一丝惆怅。
“我们总共藏了一打。刚才在等你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事来了，就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都找出来，结果，费了好大劲也只找到这七个，还弄得满头满脸的灰，只好去洗了次澡。”
“很不错啊，已经过半数了。”我笑笑，吸了口气，站起身，“剩下的就交给我吧――”
“不用了……”她从后面拉住我的胳膊。
“为什么？”我停住脚步，回头俯视她。
她略低下头，吸了一口烟，久久地酝酿着，最后徐徐吐出。升腾缭绕的烟雾模糊了我的视线。
“小雨，今天找你，是有一件事想告诉你。”
“什么事？”
“年后我就要离开上海了。”
“去哪里？”
“苏格兰。”她轻声说。抬起头看着我，闪烁的目光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
“总公司打算拓展英国市场，要从其他的分公司抽调员工过去，算是工作加培训的意思。我拿到了中国区的名额。”
“去多久？”我感到自己的呼吸急促起来，头也有些隐隐作痛。
“合同上签三年。”
“决定了？”
“我已经签过了。”
“那你还和我说什么？”我笑了，“况且，就算你要找人商量，我也不是合适的对象。我算什么？我只不过是个无产流氓，没追求，没前途，连英语都说不好更别提法文，我这辈子恐怕都没有机会弄清楚苏格兰究竟在地球上的什么地方。”
“小雨……”
“别叫我。”我用力把她抓住我胳膊的手指掰开，扭头避开她的脸。我眼眶涨痛地扫视房间，目光扫过摆在电脑桌上的那些玻璃杯，扫过衣柜的镜子，忽然想到，在我来之前，她或许早已不知在这里演习了多少遍。而我呢？我的目光落在电视机旁的那一束蓝色勿忘我上，竟突然间感到胸口被看不见的什么东西狠狠地捶中，憋闷得差点窒息过去。
“小雨，你冷静一下，你听我说――”
“听你说？听你说什么？”我冷笑，愈发难以克制自己的情绪，“这件事你只需要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了，何必要见面，要做他妈的一通爱，费这么大的周折有什么意思？更有戏剧性吗？更刺激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难道你真的不明白――”她猛地在我面前站起来，逼视着我，胸脯剧烈地起伏着，却欲言又止。转瞬之间，泪水潸然涌出。
“你知不知道，这个机会对我而言，有多重要？”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嘴唇麻木地吸了口烟，喘了口气，“我还知道你曾经说过――如果我敢和外面那些不干不净的女人乱搞，你就再也不让我碰你。”
“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只是想见见你，我并没有想到后来会――”
“对！只是突发事件或者触景生情或者随便他妈的什么！”我打断她，感觉自己声音近乎嘶吼，“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是我配不上你，而不是你配不上我！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一无所有的废物，就算我只配和坐台小姐上床，我也不稀罕你的施舍！”
“施舍？你说施舍？”阿米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缓缓地摇着头，泪水汹涌得如同决了堤一般，浑身都在止不住地颤抖。最后慢慢地在沙发上坐下，把头扭向阳台，紧紧地咬住嘴唇，不再出声。
我闷声不响地穿好衣服，拿起茶几上的手机和香烟，头都不回地径自走到门口。但是，当我的手指接触到门把手的一刹那，仿佛电流被接通了地线一般，突然间所有在血管里奔涌的愤怒和激动和一切能量都迅速地流走，不留声息地消失在一块巨大的不知所在的海绵里，身体仿佛只剩下了一副空壳。
我呆呆地站在原地，过了很久，疲惫至极地转过身。
“对不起。”我小声说，对着仍不知望着何处的阿米。
“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但是，确实是我不对。是我错了。”
我等待着，直到她缓缓地扭过头来。我看到了闪烁的泪光，不知道是她的，还是自己的。
“现在改正还来得及吗？”我顿了一下，远远地凝望着她朦胧而又美丽得如同那些逝去的青春岁月的身影，深深地喘了口气，努力挤出笑容，“恭喜你，为你感到高兴，真的。”
“你走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让我送送你，好吗？”
我淡淡地笑着，感到自己的声音里掺杂着颤抖的呼吸和缓慢而清晰的心跳。
我看到她点了点头。
“再见。”
说完，我迈出房间，拉上房门。眼看着脚下流淌的灯光无声地退缩回屋内，转身走下黑暗的楼梯。
171
我彻夜地步行在上海街头，没有方向地向前走着。走过灯火辉煌，走过人声鼎沸，走过写字楼寂寂的阴影，走过在夜风中婆娑的树影。
一片落叶在耳边飘下，擦着我的脸颊跌落，如同阿米冰凉的小手滑过。
手机铃声响了。我从裤袋里取出手机，看了一眼液晶屏上显示的来电号码，掐掉了电源。
我疲惫地走着，双腿麻木。
我终于迷路了。
前方还有那么多条路可走，但是当我回眸眺望时，我发现自己真的迷路了。
我在路边冰凉彻骨的水泥台阶上坐下，一支接一支地吸烟。
延伸到夜色深处的路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洒水车缓缓地从面前驶过，我的裤腿和手中的烟蒂都在细细密密如同白色粉末一般的水雾中被淋湿了。
天空的尽头出现了一道蓝边，它竟是那样的蓝，蓝得那么纯粹，那么无始无终，蓝得仿佛随时都会成为焦距中的盲点，在镜头的闪烁中消失或永恒。
白光乍现。
我终于迎来了新世纪的第一缕阳光，它如同麦芒般尖锐而粗糙，刺痛了我茫然睁了一整夜的眼睛。
172
春节之前，我和阿米没有再见过面。
年三十的晚上，我打电话给她拜年，她告诉我出国日期还没有确定下来，因为诸如签证之类的很多麻烦事还没能处理完。
她絮絮叨叨地说，我默默地听。后来，门外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一时间什么都听不见了。
鞭炮声停止了很久，充斥在耳朵里的嗡嗡声才渐渐地消失。然后我发现话筒里已经没有了声息。
“阿米？”我唤了一声。
“我在。”
沉默了一会，我问：“还有什么事要说吗？”
“没有了。”
“那就挂电话吧。”
“嗯。”
“新年好。”她说。
“新年好。”
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我听到话筒里传来轻轻的一声“咯嗒”，电话断了。
173
给阿米打过电话之后，我又给严浩打电话拜年，却发现他的手机关机了。
春节前半个月，严浩的酒吧就已经暂停营业，我和他也没有再见过面。直到年初三的上午，他才突然出现在院子外面，打电话叫我出去，自己却不愿意进来。我穿上厚厚的外套，走出院子，看到他的车远远地停在空地的另一头，他打开车窗，微笑着对我招手。坐进车里的时候，我才发现这辆黑色的车并不是我熟悉的桑塔纳，而是一辆奥迪。我没有询问原因，或许是没想起来，或许是厌恶了好奇心。
“我们去哪？”我问。
他没有回答。微眯着眼睛，指间挟着烟，兀自望向窗外。我把头凑过去，顺着他的目光，看到了那栋自己已经居住了近九年的四层老楼房，看到了那个我们俩初次相遇的二楼阳台。阳台上晾着衣服，栏杆上摆着几个花盆，不知名的草叶在寒风中微微摇晃。严浩的父亲在离婚后不久就因为作风问题而被印染厂开除了公职，房子也被收回，所以现在门窗紧闭的房间里早已住进了别的人家。
“想什么呢？”我用胳膊撞了下他。他收回目光，把头靠到椅背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烟头闪烁着变成赤红，发出一阵轻微的“?啦”声，然后又归于黯淡。他吐出口中的烟，扭头对我淡然一笑：“在想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你躺在地上的那副傻样。”
“是，确实够傻。”我也笑，接过他递来的烟，“这么多年下来，都没能变聪明一点。”
“真是没救了。”
“是，真的是没救了。”我笑着附和，取出打火机点着嘴上叼着的烟。
“你和你的宝贝阿米，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我讪笑，避开他的目光，“她等着去苏格兰，我等着去机场送她，见最后一面，然后分手或者永别--也没什么差别。不就这样吗。”
他不再出声。沉默了一会，突然说：“小雨，我们去打雪仗吧。”
“你说什么？”我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打雪仗？”
“对。”他微微一笑，表情如常地看着我，“在家呆得无聊，突然想打雪仗了，所以来找你。”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又没下雪！”
“是啊，上海没有下雪。”他笑着说，“但是除了上海之外，有很多地方现在都正在下雪。”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世界是很大的，我们现在就把车开出上海市，一起去找，一定能找到正在下着大雪的地方，然后我们俩痛痛快快地好好打一场雪仗。”
“这么疯狂？”我更加愕然。
“嗯。现在不疯狂一下，过些日子想疯狂也没机会了。”他回答。
他的眼睛里，口气里，都是一样的平静。傻得没救的我没有看出藏在平静之后的东西。
“那就走吧。”我说。
174
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只看到漫天飘飞的大片雪花和白茫茫的山野。严浩把车停在路边的山脚下，我们俩在无边无际的雪地上像两个孩子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奔跑着，嘶声叫喊着，跌跌撞撞地翻滚着，快乐地抓起一个又一个雪团砸向对方，将纯白的大地踩得一片狼藉，直到筋疲力尽，像在决斗中两败俱伤的侠客一样，一前一后地跪倒在软绵绵的白雪中。
喘息了好一会，我用力撑起身体，爬到他的身边。他也努力坐起来，和我歪歪扭扭地靠在一起。我用冻得几乎失去感觉的手从口袋里摸出烟盒，却怎么也打不开翻盖，只好先把烟盒放在腿上，把双手凑在嘴边使劲地呵热气取暖，又拼命地揉搓了好一会，如针刺般麻木的手掌才恢复了一些弹性。我活动了几下手指，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叼在嘴上，然后把烟盒丢给严浩，自己点上了火。
“过瘾吗？”严浩一边点烟一边问。
“过瘾，真他妈的过瘾！”
我们俩相视而笑，却因为没有力气而喘不成声，呼出的热气变成一团团白烟弥散。
抽了几支烟之后，才终于能够坐直身体。我仰起脸，了望头顶上辽阔低垂的苍穹，发现它比城市里的更加湛蓝，一朵朵静止的白云粘贴其上，轮廓异常清晰，颜色纯净得仿佛可以拿起笔在上面写字。
浑身的皮肤都在充血发烫，燥热麻痒。
“上海已经有好几年没有下过一场这么像样的大雪了。”严浩突然开口。
“是啊。”
“还记得我们上一次打雪仗是在什么时候吗？”
“是高中的时候吧――”我搜索记忆。
“对，高一那年冬天。年初四的下午。我们还在你家院子外面的小路上堆了一个大雪人。”
“没错。”我点头，有些迷茫地回想起了五年前那个白茫茫的黄昏，雪地上凌乱的脚印和支离破碎的笑声，碎雪在口中融化开来的沁凉。还有，浸泡在雪水污泥中的那两颗黑色的玻璃弹珠。
“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我扭头看着他，问。
他没有回答，微眯起眼睛，兀自说下去，口气却如同喃喃的自语：“那天，张昕穿得特别漂亮，笑得特别好看。”
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慌乱。我不知道他为何会突然提起张昕，这个名字在我们俩的生活里都已经被刻意隐藏了那么久，我一直都以为它永远不会再在我们俩之间出现，但是现在――
“到那天为止，她都还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小女孩，一个纯洁美丽的处女。”他继续说着，在最后两个字上却刻意地加重了语气，有些戏谑的残忍味道。
“那天晚上，我和她第一次上床**。我成了她的第一个男人，她也成了我的第一个女人。”
他微微地仰起脸，笑着扭头望向我。我认识他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里，我从未看见他哭过，他甚至从未让别人看到他的难过，但是此刻，我清楚地看到两行眼泪流出了他的眼眶！
我张着嘴，呆呆地迎着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感觉到有什么地方正在悄然地混乱。而他的视线却仿佛洞穿了我的身体，不知道望向什么地方，漠然的笑容被两行泪痕割得碎裂不堪，难看至极。
“那天晚上我和她做了四次。我妈在隔壁房间里和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男人做了三次，比我少一次。”
“不是你父亲的男人？就是那个开车来接你们搬家的穿黑西服的男人？姓张的？”
“姓张的只是其中之一。”他笑了一声。
“他只是我妈的男人们的其中之一，就像我妈也只是他的女人们的其中之一。”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你大概早就从大院里的那些碎嘴婆娘口中听说了我爸是一个什么玩艺，但是你和他们都不知道，我妈早在离婚前就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婊子，现在也是，一直都是。”
我愕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他们全都是烂货。”他说，语气轻描淡写得象是在陈述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然后目光回到自己手中的烟上，变得柔和起来，“我们也是。”
“我们？”
“我和张昕。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自己算上一个。”
“你究竟想说什么？”我问，不祥的预感清晰起来。
“我想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陪张昕去打掉了我的孩子。”他重又抬起头看着我，加重了语气，一字一顿地说。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箭射穿我的肺，让我感到汹涌的血沫泛到喉头，呼吸变得异常艰难，并且夹杂着血腥味。
“你的孩子？”
“没错。我的孩子。”他微笑颔首。“在张昕来找你之前的那个寒假，你没有见到她，是因为她一直住在我家里，整天忙着和我**，根本没空见你。也不能让大院里的人知道她回上海了――她向家里撒谎说自己留在广州的同学家里过年。最后几天，避孕套用完了，她自己说是在安全期，我信了，所以我后来也不知道她回广州后怀上了我的孩子。”
“可是，你现在又是怎么知道的？”我屏住喘息，努力挤出声音。
他没有回答，伸手到皮夹克里，取出一个皱巴巴的信封，丢在我的腿上。我低下头，呆呆地看着信封上的字迹，所有的内脏都骤然收缩成小小的一团，体腔近乎真空。
而严浩的声音还在继续灌进我的耳朵里，一锤又一锤地砸在我的鼓膜上――
“这封信是我在出狱后不久收到的。这是她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信是从厦门寄过来的。她在信里不但说了她曾经怀过我的孩子，还说了她曾经偷偷地回到上海，让你陪她去堕胎，让你答应她向我隐瞒那一切。你们俩当时见面的每一个细节、每一句对话，她大概都写下来了吧。至于这封厚得能砸死人的信里还写了些什么，你拿回去，自己慢慢细看吧。”
“她现在在哪？过得怎么样？”我问，口中干涩难忍。
“她已经死了。一个多月前，她的尸体在出厦门市的高速公路边上被发现了，扔在一个土坑里，肚子里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孩子。按照警察的调查，她曾经被人包在厦门某高级住宅区的别墅里，所以孩子很有可能就是那人的。我猜想，她大概是想拿孩子向那家伙要挟什么吧，钱，或者合法身份，那人被逼急了，就把她杀了。凶手的身份无法查明，极有可能已经出境了。呵呵，无聊的老套故事。
“她父亲接到厦门公安局的电话，去认尸，从她包里的电话簿上找到了我妈那里的电话号码，打电话给我妈，我妈又把事情转告给了我。”
“为什么，为什么以前你什么都不告诉我？”我喘息着问。
“因为我知道――”他看着我的眼睛，“你也爱过她。”
“你知道我爱过她？”我冷笑，笑得如同呜咽，上气不接下气，胸膛几乎被一双看不见的手撕裂。
“小雨，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他叹了口气。
“你的问题就在于你的身上充满了与常人不同的非常极端的矛盾。你其实很聪明――如果你是笨蛋的话也不会成为我的朋友。你有能力怀疑一切，但是你常常又会心甘情愿地轻易相信别人；你表面上总想装出一副愤世嫉俗的样子，实际上，你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些非常固执的东西；你因为害怕失去而不敢渴望得到，所以你从来不能面对自己的感情，你总是在用伤害自己的方式去伤害你所爱的人……”
“不要再说了，严浩！”
“你有没有想过所谓‘命运’这种东西？”他仿似没有听到我的哀求，兀自说下去，脸上又浮现出那种久违的古怪的笑容，“你的大名叫‘昱’，小名叫‘小雨’，或许，这两个含义截然相反的名字在最初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你这一辈子的矛盾个性和悲剧人格……”
“闭嘴！”我嘶吼一声，整个人向他扑过去，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我们在雪地上滚成一团，挥动手臂，拳打脚踢，嘶咬，咆哮，爬起又栽倒，就像两头野兽，因为疼痛而宣泄绝望，因为受伤而嗜血而渴望流血。厚而干燥的雪地在我们身边不断地陷落，“咯吱咯吱”的声音掺杂着喘息和冰凉的寒意渗进耳朵里。我看到鲜艳的血花在我的拳头下从他的嘴角飞溅出去，而我的鼻孔里也有粘稠的液体流淌过嘴唇。眼眶火辣辣地痛起来，模糊的泪光里，我终于仰面倒下，在苍白柔软的阳光中，看到了渐渐碎裂开来的蓝天……
175
严浩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或许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人。
他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因为我体内藏得最深、最疼的那个伤口，终于被他狠狠地扒开了，血淋淋地放在我的眼前。我什么都不能再逃避，因为我已无可逃避。
这是我第一次和他打架，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告诉过我，一个男人必须要靠自己的双手证明自己的尊严。但是这一次，我输了。
176
许多年后的今天，我仍时常会在梦中见到这样一幅清晰的画面：
近景是一辆黑色的奥迪，静静地占据了右下角部分的镜头，远景是苍茫的雪地，辽阔的蓝天，远远的两个如同一团小黑点一般看不分明的身影在奔跑，蹒跚，摔倒，爬起……
没有任何声音，没有镜头变焦，没有视角切换，也没有手提效果的闪烁摇晃。就是那样一段寂寂的影像，强对比度的可以轻易分色的镜头。甚至总也等不到场景切出，就像被反复倒带播放的录像，就像我们从未离开过那里。
或许，真的有一些东西被永远地遗留在那里了，被掩埋在皑皑的白雪之下。以及一些被后期处理精心擦除掉的颜色，我的血迹，严浩的血迹，或许，还有另一个人的血迹。
那个人的尸体就一直安静地躺在他自己的奥迪车的后备箱里。那个早已被我淡忘了面目细节的姓张的男人。他静静地躺在黑暗里，睁着凸起的眼睛，看着我们的青春散场。
177
“给我一支烟。”严浩说。
我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取出香烟，掏出一支递给他。他用嘴接住。然后我又取出打火机，打了好几次才打着火，帮他点着。他深深地吸了口烟，从鼻孔里徐徐地吐出。
“你自己不抽？”他朝我扬扬下巴。一截烟灰掉落在他的领口上，我急忙探身帮他掸掉。旁边的狱警紧张地走近过来看了两眼。
“我不抽，待会再抽。”我摇头，眼睛突然强烈地酸涩起来。
“你看你，又哭了，那么多年了，还像个丫头似的。”他嘴角撇出淡淡的笑意，烟蒂微微抖动着，又一截烟灰掉了下来。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强忍住啜泣，张开嘴，努力着，却最终没能发出任何声音。
本来我有许多问题想要问他，有许多话想要骂他，但是面对着眼前这个带着脚镣手铐、才几天时间就已经形容枯槁的他，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摸出一支烟，擦了一把脸上的眼泪，叼在嘴角，点着。
我们各自吸着烟，相对无言地凝望着。我甚至清晰地看到了他眼睛里的血丝，看到了从窗口射进我们俩之间的阳光里升腾飘舞的细小灰尘。
“他们把我弄脏了。”他叹了口气，把伸在桌子上的手掌翻过来，低头看着，自言自语地说。
这是探视时间结束之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我这一生所听到的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终审开庭的前一天晚上，他在牢房里用一把磨尖的牙刷割开了自己的动脉。被发现的时候，他的血已经流满了整个单人牢房的地面。178
我刚在桌子对面坐下，严浩的母亲就匆忙低头翻寻自己的手袋，取出几样东西放到桌子上。
“这是小浩留给你的……”她刚一开口，声音就颤抖起来，话音未落，已经哆哆嗦嗦地掩住自己的脸颊哭得泣不成声。
放在桌上的是一把汽车钥匙和一枚已经磨损得没有光泽的五分硬币。我的目光落到那枚硬币上，内脏顿时一阵抽搐和翻搅。我急忙重新抬起头，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我沉默地打量着眼前这个痛哭的女人，这个被自己的亲生儿子称为“婊子”的女人。我对此情此景之中的她依然画着满面浓妆、依然带着墨镜不再感到丝毫奇怪，反而是第一次注意到了那些无法被一切化妆品遮掩掉、无法被泪水洗去的衰老的细节。
她真的已经老了。我想。
在岁月的审判席上，我不是那个可以判她有罪的角色，也不是那个可以替她辩护的角色。所以我什么话都没有说，只是招呼酒保送来一杯热茶，放到她的手边。
“谢谢。”她含糊地说着，低头又在手袋里翻寻。
“我真的不明白，小浩为什么要杀他……”她这么说着，啜泣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他对小浩其实真的不错，小浩出狱是他帮忙的，小浩开公司，也是他给的钱，这么多年，要不是他一直照顾着，我们的日子还不知道会过成什么样……”她取出一包纸巾，用颤抖的手指撕扯了半天才拆开包装，“他就是脾气不太好，有时候控制不住情绪，会对我动动手――”
“可是，过去了就好了呀，事后他也总是主动向我道歉。一起过日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说是不是？”她抬起头，一边絮絮叨叨地问我，一边擦着眼泪。
突然，她的手因为哆嗦而不小心将墨镜碰得从脸上掉落下来。于是我在一瞬间看到了她的眼睛，看到了她右眼角上方一道如蜘蛛般难看而醒目的伤疤，一阵猝不及防的恶心将我撞击得陷入椅背。而她也立即反应过来，连忙用纸巾遮掩住自己的脸颊，狼狈不堪地弯腰到地上去拾墨镜。
我没有等到她再坐起身。
我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把桌上的硬币抓在手中，留下了车钥匙，转身离去。
坐在出租车上，我把挟着烟的手臂搭在打开的车窗上，任寒风将烟灰吹得纷纷扬扬，茫然地等着红灯绿灯闪烁，看着车流人流穿梭，眼前一直浮现着严浩母亲眼角的那道难看的疤痕，挥之不去。
我突然回想起了近两年前发生在歌舞厅里的一件往事――严浩曾经因为一个小姐对他喊了一声“我爱你”而几乎将那个可怜的婊子活活打死。当时我曾猜想那是因为他还爱着张昕，但是现在我才终于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母亲。这个被男人打得只能戴着一副可笑的墨镜出门的女人，她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杀掉那个其实和小姐一样可怜的男人了。正如她也永远都不会明白“我爱你”这三个字的含义了。
我松开手指，看着指间的烟头在湍急的生活中迅速地飘流而去，靠到椅背上。
我有些恍惚地看到了那个在夏日的黄昏里自顾在大街上“之”字形走远的少年，看到他又远远地站住了，扭头朝还站在原地的我摆摆手算是说再见，然后转身继续离去。我听到他开始吹口哨，是我熟悉的那个旋律，《草帽歌》――
妈妈，那顶草帽
它在何方你可知道
它就像你的心儿
我再也得不到
……
妈妈，只有那草帽
是我珍爱的无价之宝
就像是你给我的生命
失去了找不到
……
179
连续几天的绵绵阴雨之后，清明节带着湿冷的阳光来到了。我跟随全家人一起去扫墓，烧纸，给外公和外公的父母。
两座墓穴是毗邻的。据母亲说，外公的母亲去世时，因为成分问题而不被允许安葬在公墓，只能偷埋在外滩。直到1992年外公平反时，才被找到，迁回公墓和先夫合葬。现在，她又和她深爱的小儿子长眠在一起了。我不知道前者是否终于得到安息，后者是否终于愿意忏悔，我只知道所有的真相都终归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去最初的开始和最后的结局。
其他人都离开的时候，我借口还要去严浩的坟上看看，独自留下了。我先兑现了对紫兰的承诺，把她的相片烧在了外公的墓前。然后我找到严浩的墓，从口袋里取出那封张昕写给他的信，拿在手中，用打火机点燃一角，直到火苗掠过自己的手指，才把它轻轻地放到墓碑前。
我没有看过这封信。我也不想猜测这封信里写了些什么。在关于这封信的那个故事里，我从来都未曾扮演过主角。或许，活着的故事里任何人都不是主角，张昕或者严浩，但是至少，他们俩现在被埋葬在一起了。他们俩在一起，比生前的任何一次拥抱、任何一次**都更真实地在一起。
我祝福他们的来生。我也感谢上帝，恩赐我们死亡，从而让我们轻易地学会了爱与原谅。
我点燃了一支香烟，蹲在那里看着，看着被燃烧撕碎的纸片随着火苗翻飞，看着纸灰被风吹散。
直到四顾无人，耳边只剩下风的声音，在笑，在哭，在流走
180
2000年5月12日下午，在公司里旁听党组织生活会。我正在笔记本上百无聊赖地画着花花草草，手机响了，是阿米打来的，说她正在去虹桥机场的途中。“在候机厅门口等我一下，我现在就过去。”我告诉她。挂掉电话，起身径自离开会议室。对我没有关手机已经非常恼火的党委书记在身后大呼小叫，但我没有搭理他――十几天之后我为此付出了代价：被记了半天旷工，勒令写检查。但我没有写检查，而是递了一份辞职报告。
出租车在虹桥机场国际候机厅外靠边停下。我一下车就看见阿米在向我招手，连忙小跑过去。
“就你一个人？”我四下张望，问。
“我爸送我来的，我让他先回去了。”阿米微微一笑，神情却有些局促和紧张。
“几点的飞机？”
“时间还早。怕路上塞车，就提前过来了。”
“那，找个地方坐一下吧。”
“嗯。”
我拎起她的行李，和她一起走进候机厅，找了一家人不太多的咖啡厅坐下。她点了一杯“蓝山”，我只要了一杯速溶咖啡。
“怎么喝速溶咖啡？”
“这个和我身分相配。”我笑。
她怔了一下，也笑了：“你啊，这么多年了，说话的那副讨厌样子一点都没变。”
“反正迟早会变的。我不急。”
服务员把咖啡送上来了。我把糖包和咖啡伴侣包都扔到了一边。趁阿米低头喝咖啡的时候，我凝眸仔细打量了一下她。她穿了一件柔软伏贴的烟灰色细羊毛衫，外面是一件深灰色的棉布短风衣，长发披在肩上，似乎长了很多，梳理得很柔顺，像一匹丝滑的纯黑锦缎，让我有伸手过去抚摸的冲动。
“你瘦了。”她放下咖啡杯的时候，我告诉她。
“是吗？可能最近太忙了。没想到手续那么多，办起来那么麻烦。”她叹了口气。
“但是，还是那么漂亮。”
“真的？”她抬起头，目光闪烁了一下，脸微微地泛起动人的红晕。
“嗯。”我顿了一下，“你是我所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孩。”
“还有呢？”她的脸上又浮现出我所熟悉的那种顽皮的表情。每当她露出这种表情的时候，都会让我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个曾与我一起漫步在校园里、徘徊在时光之外的纯真女孩。
“最可爱的。”
“还有呢？”
“最温柔的，最聪明的，最性感的……”
她笑了，眨着眼睛，有些出神地看了我一会，说：“小雨――”
“怎么了？”
“你记不记得，刚才这些话你曾经都对我说过？”
我一愣，随即幡然醒悟，有些尴尬地点头，避开她的目光，低头喝咖啡。
“大二下学期，开学没多久的时候，我得了重感冒，你把我抱到医院看病，又背到你的宿舍。宿舍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躺在床上，你坐在床边，吹口琴，弹吉他，唱歌给我听，哄我吃药……”她的声音柔和起来，就像从遥远的光阴里吹来的风，让我的心绪也难以自禁地随之起伏。往事涌上心头，场景历历在目。
“那天下午，天气很热，身体也很不舒服。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幸福的女孩……”
我的手抖了一下，几滴咖啡溅到桌布上。我拿起纸巾擦嘴，不动声色地将杯垫向后拖移了一些，盖住了在桌布上迅速洇开的深褐色斑点。
“你还记得当时你给我唱的那首歌吗？”阿米问。
“记得。”我点头，“滚石乐队的《As Tears Go By》。”
“能再唱一遍给我听吗？”
“我――”我猛抬起头，正迎着她的目光，正犹豫间，她却又兀自思索着微微摇头，“不好，这个要求好像太过分了嗳，每次都是你给我唱歌。要不――”她的眼睛一眨，抬起头，“要不，这次我唱一首歌给你听吧，好不好？”
“可是――”我愕然。
“可是什么？”她眯起眼睛，微侧过脸，做出嗔怪的表情，“难道你想要我也找一棵老梧桐树，骑到树杈上去唱？”
“不是。怎么会呢。”我感到脸颊发烫，“这里是咖啡馆，难道你不……？”
“嗯。确实有点难度哦。”她抿嘴一笑，“所以，你不介意我闭起眼睛来唱吧？”
“我不介意。”我张开嘴，看着她的眼睛，最后只好点头。
“那好，我就开唱了。”她略一思索，“唱一首你大概没听过的歌吧。陈升写给刘若英的――《我曾爱过一个男孩》，怎么样？”
“好。”我小声回答。
“你要好好听着，不可以喝倒彩。”
“嗯。”
她又是微微一笑，随即把胳膊拄到咖啡桌上，十指交叠，托住下颌，闭起眼睛，稍做准备，真的开始小声地唱了――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他说我像花一般的美
在每个月光的晚上
他来到我的窗前歌唱
歌声轻轻地扬起
我心儿也跟着颤动
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
睁开眼他已经离去……
她唱得非常认真。长长的睫毛微微地颤抖着，恬静的面容柔美得让人心碎。
邻桌的客人停止了交谈，服务员也放下了手里的工作，许多双目光投向这里，而我竟感觉他们都如此遥远，所有额外的打光都消隐在身边。
在阿米的歌声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渐渐地失去了重量，仿佛灵魂游离出躯壳，飘回了那些遥远的校园里的夏夜，看到了在僻静的湖岸边羞涩绽放的白杜鹃，看到了在微凉的晚风中颤抖的梧桐叶，看到了那个弹吉他的少年……
他曾经梦想要找到一个歌声美得让自己心碎的姑娘，要和她一起变成一幅永恒的图画，一起风干身上所有的眼泪，一起忘掉这个混乱的世界……
181
“你怎么了？”阿米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来。
“没事……”我深深地喘了口气，松开手掌，视野模糊了一下，清晰出阿米的容颜。
“好听吗？”她柔声问。
“好听。”我笑，“好久没有听过你唱歌了，一下子想起了很多往事。”
“是吗？”她用手支颐，若有所思地望着我。
这时，候机厅里响起了通知登机的广播。
“要登机了。”她呆了一瞬，小声说。
“走吧。”我说。招来服务员买单，拎起她的行李。
走出咖啡厅大门的时候，她从后面快步跟上，挽住了我的胳膊。
在检票口，我把行李放到地上。
“这么重的东西，你能拿吗？”我问。
“没事。”她笑，朝里面看了一眼，“就那么一小段路而已，还有大片的苏格兰在等着我呢。”
“那，我就送到这里了。”
“嗯。”
“你多保重。”
“你也一样。”
谁都没有挪动脚步。僵持了一会，她说：“小雨――”
“怎么了？”
“上次在我家里的时候，你看到我吸烟，嘲笑我是小资女人。可是，你知道我第一次吸烟是在什么时候吗？”
我摇头。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或许还是应该告诉你，否则将来可能会后悔的。”她故作轻松地笑着，低下头，顿了顿，问，“还记得小白自杀之后的第二天下午，我到你们宿舍去给你送粥，你找我要烟吗？”
我想了想，点头：“记得。”
“我从小戴那里拿了一包烟，递给你一支。”
“嗯。没错。”
“后来，你把我赶出了宿舍。”
我黯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过去从来没有那样凶过我。我当时真的好难过。走到楼下才发现那包烟还在我手里，忘记还给小戴了。我回到宿舍，躲在卫生间里，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总之吸了一支。但是咳嗽得太厉害，所以没有吸完，和剩下的烟一起扔掉了。再后来，上班了，工作太忙，有时候加班加到头疼得要裂开，就又试着开始吸烟。奇怪的是，竟然不咳嗽了。
“小雨，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爱很爱你，我每天都在等你向我求婚，都在想着将来给你生孩子。你知道吗？其实我从来都没有真的恨过你，即使在知道你和那个小姐同居的时候。每次我都在心里偷偷地原谅你，直到现在，直到此时此刻，我都还爱着你。可是――”
“可是什么？”我问，声音小得自己都听不清。
“可是你知不知道？”她抬起头，看着我，目光里掺杂着我根本无法理清的复杂情绪，“我们真的已经长大了，再也回不去了……”
一股咸涩的东西突然涌到喉头。但是浑身软绵绵的，已经哭不出来了。
我几乎是费尽力气，才挤出微笑，从喉管里慢慢地拉拽出那三个字――“我知道。”
我们站在原地，互相看着对方，那么熟悉，而又那么陌生。过了很长时间，候机厅里又响起了催促登机的广播。她迟疑着，慢慢地走近过来，伸出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我的脸颊。微微地张开嘴，似乎想要说什么――
“走吧，要赶不上飞机了。”我说。笑着，抓住她贴在我脸颊上的手，拿下来，握在自己的手里。
“你的手还是那么凉，像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我说。
她呆呆地迎着我的目光，咬着嘴唇，过了一会，开始缓缓地向后移动脚步。她的手渐渐地被抽离出我的掌握，在我的手心里留下一点一点的空洞，直到失去最后一个指尖，冰凉的。
“我走了。”
“嗯。”
“你多保重。”我说。
“你也一样……”
“再见。”我笑。
“再见。”
她拎起行李，点点头，仿佛下定决心似的转身匆匆离去。在她扭头的一刹那，我仿佛看到了闪烁的泪光，我不知道那是否是自己的错觉。
我站在原地，目送着她的背影，直到再也看不见。
182
独自走出候机厅，在进进出出的人流之中发了一会呆，我低下头，把手抄在裤兜里，沿着候车道向外晃晃悠悠地走去。身边不时有空出租车对我按喇叭，但是我连头都没有抬。
不知道走了多久，也不知道走到了什么地方，我终于感到自己已经耗尽了最后一丝力气。我近乎瘫软地在路边坐下，从口袋里取出烟盒，弹出一支，手指一抖，没有拿住，掉在了地上。我低下头，迷茫地看了一会，把它捡起来，叼在嘴里，取出打火机，点着，深深地吸了一口，闭起眼睛。
耳边又响起了阿米的歌声――
我曾爱过一个男孩
他也许已经儿女成群
在每个冬天的晚上
在炉火边教他们歌唱
炉火慢慢地烧着
我心儿也跟着颤动
却不知道为什么哭泣
莫非我还依然年轻……
我默默地举起双手，掩住面颊。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手掌上因为练琴而留下的厚厚的茧。阿米曾经说过，这双手的抚摸会让她的肌肤颤栗，但是现在，它们擦疼了我自己的脸颊。
在阿米的歌声里，我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是如此的孤独。那些我们曾经共有的夏天，那些曾经彼此迷惘相望的面孔，小白，严浩，张昕，阿米，他们都做出了选择，都已经用不同的方式告别。只有我，还依然徘徊在那片湛蓝的天空下，独自一人，仰面低首，不知方向，不知所从……
在阿米的歌声里，泪水终于涌出了眼眶。蓝色，那些蓝色。那些忧伤，那些灼热。它们溶散在指缝间悄然流淌而过的岁月里，就像流在雨中的泪水……
183
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夜晚，阿米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没有告诉我她是什么时候学会吸烟的。而我也对她隐瞒了一件事情，没有告诉她自己为什么要留那么长的头发。
我没有告诉她，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天的夜晚，曾经有一个女孩，依偎在我的肩上，对我说，她要和我一起把头发留得长长的，然后一起扎长长的辫子，做结发夫妻。我不知道她是否还记得，但是我却从未忘记。因为，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剪短过自己的头发。
直到我们在虹桥国际机场分手的那一刻，直到她对我说出真话的那一刻，我都没有告诉她这件事。
因为她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再见”。
我从小就偏执地认为，“再见”不同于“永别”。我相信，“永别”就是永不相见，而“再见”则是日后一定要再次相见，它是一个约定。
至今我都依然这么认为。
虽然我们后来再也没有相见。
184
我和阿米从1996年开始在一起，至2000年在机场分手，其间历时四年。这四年里，她对我说过无数次“我爱你”，但是我从来没有对她说过同样的话。
就象我也从没有想到过问她为什么会喜欢淋雨。或许，我觉得没有那个必要。
我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经常会做同样的一个梦。
梦中，我和阿米勾着手指在雨中走着，不知道身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四周都是细细密密的雨丝，悄无声息地落下。
“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淋雨吗？”阿米问我。我摇头，叼着被雨淋湿的烟在裤袋里搜寻打火机。于是阿米放开我的手，甩着湿漉漉的长发独自向前跑去，越跑越远，最后远远地站住，转过身，提着湿淋淋的裙子遥望着我。
隔着茫茫的雨雾我看不清楚她脸上的表情，我只看到她对我大声地喊了一句话。但是一刹那之间我突然什么也听不见了。雨水蒙住我的脸，开始流进我的耳朵、鼻孔、口中，开始灼烧我的喉咙，刺痛我的双眼，让我呼吸困难，最终眼前一片黑暗。
此时我总是会从梦中猛然惊醒，发现自己已经泪流满面。
然后，我泪流满面地，从遥远的、某个我和阿米共有的夏天的记忆里，回想起了我在梦中最后没有听到的、阿米曾经对我说过的那句话--
“我喜欢淋雨，因为我爱你，因为你的名字叫‘小雨’！”
185
阿米，我爱你。虽然这句话我从未对你说出口过。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