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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尖尖
2003年情人节，编辑部几个人共同想了这个选题。除了为吸引观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其实应该是个很敏感的社会问题。
当然，由于采访的难度和记者最后对现象的研究不足，导致最后的文稿写得煽情并具有了很多暧昧的色彩。
回忆一下那个关于偷情的采访，30几个被采访者（他们有作家/艺术家/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网友/其他各社会属性的人）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就几个问题，他们还是达成了很多的共同点，只是当初的心态太过于浮躁，没来得及将他们理顺了仔细思考。现终于有了大段的时间，不具功利性地重新整理，应该可以回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同时，作为纪念，和自己也有个交代。
一、到底什么是“偷情”？
这当然是最应该先弄明白的问题。中国的很多概念（尤其是伦理方面的概念），在没经过现状和时代的推敲之前，就已经被思维习惯粗暴干涉、盲目地加以定义了。
现在我们来问什么叫“偷情”，显然应该把它放在当下，这样才有必要重新研究。重要的并不是传统怎么说，或者历史怎么说。
中国最典型的例子――被举例说明过无数次的例子――应该就是潘金莲。她貌美如花，出身于大户人家（虽然是个丫鬟，但有一定的教养），她体态优美，嫁给武大的时候应该说很年轻（暗示着性的要求之强烈）。而武大的自然条件、后天教养和潘金莲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诸多巨大的差距，于是矛盾冲突出现了，两口子在一起生活数年，随着潘金莲心态的越来越不平和，动物性本能的越来越不满足，加上“地利”和“人和”，潘和西门庆发生了婚外情。
在当下，恐怕再不会有人愿意去唾骂潘金莲，对于此事，人们终于报以宽容。张导的电视剧《水浒传》好坏先不评价，但他试图为潘平反的态度却昭然若揭。
当今社会宽容了像潘这类不幸家庭发生婚外恋的态度，而当我们为这个故事寻找是非标准时，依旧出现了困难――
潘的行为是否算做“偷情”？
――这个问题太大了。
首先，“偷情”应该算做贬义词，我们姑且先把它算做贬义词。贬义的引申意思就是一种行为引起了人们不能接受的态度，人们为其赋予了道德判断。
那类似潘这种遭遇，在当下，是否还不被人们所接受？是否应该对它加以褒贬？我们是否可以说，潘金莲的“偷情”是不带褒贬含义的？她的行为符合了当下的道德判断？
争论是从这里开始的――
先不要盲目表示对潘金莲虚伪的同情，在当下，我们是否敢于对这样的例子报以真正的宽容？
生活中，我遇见过一个男作家，他读中外理论书千余本，关注自由、平等、博爱。兴致浓时会谈论《金瓶梅》，其人一谈起潘金莲，面容夸张、煽情，稍显兴奋，记忆犹新的一次谈话是他忽然说起了某女人的性要求太过于强烈，他就拿潘金莲做的预设：“怎么和潘金莲一模一样，非得搞到腰都直不起来，扶着楼梯把手下楼的。”
这个男的显然已经把潘金莲作为调戏对象加以娱乐了。明眼人可以看得出，这个进步作家骨子里对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要求。封建社会的腐烂传统，他不是不排斥，而是对其加以严格地过滤和筛选。就是说，对他有阻碍的东西要排斥，对他有利用价值的（比如女性贞洁观、道德观），不会影响他男权形象的一系列条款，他还是得照单全收。
这样鲜活的例子太多，现实中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情感的不平等太多，由于不被认可导致的爱情悲剧更是比比皆是，先不举例。只说如果把翻版的潘金莲故事拿到当下。她除了被同情，其结果不一定得到太多改善（后面详细说）。
就这点看，潘金莲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平反，中国社会给她的宽容并不纯洁。她还是被愚弄着，她也必须被继续愚弄下去，除非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在经历巨大变革之后不复原来面目，当然，在现今这个时候，谈论这事是没意义的。
“偷情”的概念被潘金莲搅得似是而非是一定的，纯粹抛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不谈，“偷情”这个词汇就不应该出现。一个年轻编辑说：“潘金莲没有偷情，因为她没经历过爱情，第一次经历爱情怎能算做偷情？偷从何来？”我感激这个编辑的直率，他太小看了中国伦理，他也小看了“偷情”这个词汇，说到底，“偷情”偷的并不是“情”，而是“伦理”。
而伦理看似形而上，其实是一个用全部物质武装起来的政治问题，作家石康说偷情是私有制的产物，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偷情。
他说得最深入要害：法律的产生、道德伦理的约束，等等全部行为都是也必然以维护私有财产为首要根本，包括中国文字的存在及其发展，对私有制有利的就是褒，对私有制无利的就是贬。
现在我们完全弄明白“偷情”的褒贬含义了，它肯定是个贬义词，谁要是想让“偷情”不具褒贬，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怎样废除私有制。
这个结论对当下的意义很大，我们可以拿这个论据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婚姻法》有这么一条：婚外恋引起的离婚，在分财产时，造成伤害的一方将不会得到财产或者少分到财产。
比如，社科院的研究员李银河认为：在不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前提下，一切性活动都合情合理。请注意，她说到的一个前提是不造成伤害。
这种非肉体的“伤害”本身就来源于私有制。虽然这里的私有制不是有形私有财产，但它客观上起到了和私有财产一样的作用，并加以保护：即坚决把对方的肉体和情感归为个人所有，它神圣不可侵犯，它也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其加以诋毁和玷污。
说到此，什么是“偷情”应该很清楚了，首先它是一个纯正的贬义词，它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各时代对其赋予的含义不同，得到的报应可大可小，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两个有一定关系的人，其中一人做了伤害另一人私有观念的行为，造成伤害的一方就是偷情，另一方就是偷情受害者。
二、“偷情”的几种误读
我这里说的话题，其实是关于爱情的。
世界上的经典爱情中，几乎全在描写偷情，虽是一句调侃的话，但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古有梁山泊和祝英台，罗米欧和茱莉叶；现有张学良、萨特、毕加索、张艺谋；当下最著名的有克林顿、璩美凤；文学版本中远的有《荷马史诗》，近的有《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更近的电影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洗澡》等等，太多了，简直到处都是。一个传说更具备讽刺意味：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基人孔子本身就是偷情的产物。
文学家、导演迷恋偷情题材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就给很多人一个误读：是不是偷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可耻，反而它应该得到一种认可？它是否给枯燥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走向更自由，更平等的平台？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一个观念艺术家提醒我先分清楚几种“偷情”的性质。
他坚决否定了社会伦理约束导致的偷情。比如梁山泊和祝英台，罗米欧和茱莉叶，比如《铁达尼号》里的罗斯和迈克，这种类型根本就不能算是偷情，他们冲破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和金钱的约束，他们获得的是最纯真的爱情。如果这叫偷情的话，我真希望现今这样的偷情越多越好。而事实上，在当下，这种社会道德约束几乎不对年轻人起太大的作用，时下充斥得更多的道是“傍大款”。
而另一种性质的偷情如安娜・卡列尼娜，弗朗・塞斯卡，传统意义上她们是最典型的偷情，但当她们和爱情中的第三者相遇之后，却产生了明显的感情倾向，就是用这个偷来的爱情否定了先前得到的爱情。一句话，她们不再爱她的合法丈夫了，对此她们深信不疑。不管最后结果怎样，选择逃避或者勇敢地进行取舍，那也仅仅是选择的不同。关于爱情，她们的态度是绝对明显并且不容轻易更改的。这种偷情合情合理，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出来粗暴干涉。这也解释了什么是“恋爱自由”，人总有权利去比较和选择，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获得，它都应该得到旁观者的尊重。
之上的这两种偷情并不具现实意义，它们只是用来换取当今未成年人眼泪的最佳版本。因为这些用偷得来爱情已经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太远，主人公的品质和纯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爱情之所以经典，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偷情，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纯情。
我想说的“偷情”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多面体，它表现得相当含糊，细节丰富却没有主线，它是当事人根本没能力判断，或者没资格没勇气取舍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采访中体会最深的――
“假如某妞和我确认了我们的爱情，这段感情被社会大众所确认，同时我们自己也深信不疑，（我们可以结婚，可以不选择结婚，这不重要）在这前提下，那妞又和别人上了床，并且，她也承认，她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性欲。一方面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我们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和那个男的保持着暗中的来往，这才叫偷情。”
――这才是当今爱情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为“偷情”唱挽歌的年代
我在感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你在美国，我在埃塞俄比亚，我们也可以偷情，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可以相识、相爱，比如互联网。我们可以一天发三十几条短息，可以借助摄像头把最浪漫的一个角度呈现给对方，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场附近的酒店里就可以上床，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身不由己，我们不拒绝每一个公开调情的机会，我们热闹地爱着，只要幻觉容许。
假如我已经结婚，并且也很爱我的丈夫。他是埃塞俄比亚一个农场主，你，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好了，最新版本的《廊桥遗梦》产生了。
你是那样的幽默和才艺纵横，你像探险家一样，我每感觉到你的存在就心脏加快跳动、面部潮红、两手发抖。
而我老公，不是很帅，不是很酷，却很有钱。
我怎么办？我不能选择，不能取舍，我爱浪漫，可我不能没有手机、网络、酒吧、商场、飞机场、酒店、保龄球馆、美容院、夜总会、练歌房。一但它们没了，我将变老，我会变丑，我会没有情调。
那我和探险家的爱情怎么办？
我只能用这个爱情来填补那个爱情，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缺了谁都不完整。
让我一个人孤独奋斗？怎么可能？等我有钱的时候，全都晚了，我老了，谁会爱我？
可是――不道德吧？对我丈夫不公平吧？
我放弃吧，可是我是真的爱他啊！我不能没有他啊！我怎么办？我好痛苦！
――我的内心挣扎从这里开始，我在惆怅、兴奋、伤感中度过我的一生。
之上的假设非常适合当代女性，你完全可以骂她们是婊子。遗憾的是，这种新时代的婊子已经越来越多。女人们的痛苦来自于自己的幻觉，男人们也痛苦，主要是因为自己不足够强大，没能力支撑消费时代的爱情。女人们绝对不愿意放过任何一种爱的可能性，这是高科技和女权给她们的权利，这当然是她们斗争的结果。男人们在这时候能干什么？除了不愿意相信任何一种形而上的爱情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热切地付出着自己的身体，热烈地追求着爱情，越多越好，只要不涉及金钱。
从这时候起，偷情私有制的论据已经相当“形而下”了。再没有人愿意，或者说胆敢把某女人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操纵和控制。他们能控制的，除了口袋里的信用卡之外，别无他物。
新时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一起达成了一个虚幻的共识：事业总比爱情更重要。
在这个爱情受到多方干扰的时代，偷情则更变得不再实用，很多关于伦理的法律、法规也已经名存实亡，虚幻的爱情已经被一个更虚幻的东西所代替，偷情这个古老的词汇行将灭亡。
四、“木子美”的报应
改革开放带来了性的开放，性学专家李银河在90年代做过一个调查，未婚者发生性行为的在北京有20%多，广州、上海达到50%多，这个数据属于上个世纪，本世纪当然会多一些。另有数据表明，商品流通快的，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中，对性的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在中小学教育中，老师们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课程，就是性的教育，主要是教育安全的性行为和如何不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
性的开放除了婚前性行为的开放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人有选择多个性伴侣的自由，只要不对双方造成伤害。
对于性，如果还要对它赋予道德判断的话，那就是“不要伤害”。
――这是社会给性的底线。
从禁欲时代到性开放，人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包括生命和尊严。而中国的性开放转变得太快，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无非也只有25年，过程几乎被省略，直接从0跳跃到100。这难免不让人怀疑它的盲目性和真实性，在人们为社会宽容高唱赞歌时，还有一点是没被提出来的，它是否符合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
好事者也许会马上出来说话：不是从0跳跃到100，而是在没被统计出来之前，人们没机会发现。就这个问题，性开放也许一直悄悄地存在着，无论是禁欲时代或者现在，人们总会找到机会不被察觉地“开放”一下，但有一种力量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它就是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客观上，谁也不能排除交流传播对“性开放”的诱导和盲目自信。
我们现在可以说说“木子美”事件了。
这是一个典型“性开放”的受害者，传说中她的性交对象有60个或者70个不等，本来这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只能存在于鲜为人知。却偏偏女主角是个文字编辑、一个“敢于突破虚假道德”的、“真诚、实在”、“对中国文字充满敬畏”的知识妞。
她用她最敬畏的文字写下了每一次性交的细节――戴套或者不戴套、作爱时间的短长、双方身体的变化、性交时的叫声等等，然后用以发表，并公开了她哀贡・席勒式的裸体照，同时公开了男主角的姓名和身份。
冲动和激情是每个青年人的品质，她的一系列做法也似乎给了青年人一种启发――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
没有错，这是大家的自由，社会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就此，生活的含蓄已经消失，一切都符合商品消费的标准，李银河当然是愿意看到这样事件的，她把这件事贴上了一个划时代的标签，她说：这是中国“性开放”的一个信号。
是啊，开放了，开放了，就和当初《芙蓉镇》里最后一个傻子敲着大锣叫喊着“革命了，革命了！”一样，只是它一点也不幽默。
接下来的事情也许不会有人关注，木子美在炒得最火热的年底辞职了。我没能力判断她消失的真正原因，但社会大众的舆论是不应该忽视的。就是说，如果她不选择整容手术或者隐姓埋名，她的辞职将无限制继续下去。除非她愿意和盗版商合作，否则单靠她自己，她将失去生活来源和任何一项社会保障。
她可以结婚，但有一个很形而下的问题：一个能达到木子美要求的、有一定社会职能的、可以保证双方生活标准的男人，谁愿意娶他？当然，如果也会出现一个同样开放的男人，他愿意和木子美天长地久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忠诚，无论疾病、健康、贫穷、富有，无论对方的性伴侣有多少，无论舆论对他们说什么――木子美有福了。
一切都显得矛盾，她应该是一个自由、平等拥护者，而社会压力却让她变成了一个最不自由、最不平等的人；她应该具有一切艺术爱好者的敏感，而呈现给大众的文字却无非是多了一条真实的黄段子；她拒绝别人的戏耍，所以公开地调弄了一个代表先锋文化的摇滚歌手，可遗憾的是，到最后，她自己却变成了所有人公开调戏的对象；她和她勇敢的“性开放”一起，被所有人意淫，被所有人愚弄，这是中国性开放的结果吗？
一点也不幽默，她在没有为她的勇敢和决绝做好准备之前，却已经为她的性开放付出了代价。
她过于小看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道德，在没有彻底破除断裂的封建社会残渣之前，在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之前，在没有完全打碎媒体的垄断之前，在中国人还没有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前，一切关于“性”的“革命”都是不真诚的、虚幻的假象。
五、写给正在恋爱的人们
2003年是一个充满幻觉的一年，“非典”横行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在经历爱情，我在经历失业和贫穷，我在经历一个远方游子关于故乡的所有想念，我在经历可怕的疾病，我在经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死亡的幻觉，同时，我也在经历两个和租朋友的照顾，我经历了他们的土豆炒青椒和排骨汤，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了漫长一百个夜晚，我们喝“二窝头”抽“都宝”牌香烟，我们躲在家里看《情深深・雨朦朦》，我们谈论的最多的是“爱情”。
联合国解除了北京非典疫区以后，我离开了北京，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我们先后都离开了北京。一个不足五十平米的小屋里留下了这一切关于爱情和生命的幻觉。
我感到欣慰，那两个朋友终于结婚了，他们领结婚证那天我不在场，他们瞒着父母跑到了婚姻登记处，当那个美丽的姑娘写信给我，向我告知他们登记的全过程时，我抑制不住地激动，我把那封信打印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大哭起来。
这是我体会到的真情，在一瞬间，它有让人愿意回归原始的冲动。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们会赞成我，爱情虽然无时不刻地在制造争端，无时不刻地在批量生产抱怨和不平等，却也为生活增加了无数美好和幸福。
感谢北京的一位女作家，她对我说：天长地久其实挺好的，你知道怎么做他会高兴，你知道怎样会伤害他，他同样也保护着你。就像左手握着右手。并不是爱情一旦天长地久就会变质，而是你是否有足够的品质来支撑它。就像酒、就像钻石，时间越长，它反而会更珍贵。
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恋爱的朋友们，同时，这位作家的提醒是必要的：你是否有足够的品质来支撑你们的爱情？
这个“偷情”的选题我不再写了，找出了采访中几个智慧者的经典语句，作为纪念，也希望敏感的朋友能从中得到点启发。
另：和我一起做这个“偷情”选题的编辑结婚了，我真心祝福他们。
备忘录：
赵赵（作家）：当你已经向别人承诺了你的爱情，那你再去向另外的人承诺“我爱你”时，这就是“偷情”。
石康（作家）：如果用道德来判断，就是你说谎了。
记者：和谁说谎了？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
陈彤（作家）：你和自己说谎了，因为这时候，你最不忠实的显然是自己。
陈彤：就像我有一个房子，本来我已经卖给你了，可第二天，我又卖给他了，能这么做买卖吗？
石康：你是店主，一开始我觉得你们家洗衣机最好，300块钱一个，后来，我他妈的发现在隔壁有一个100块钱的洗衣机，比你那个还好！我说我想退货，你同意吗？
陈彤：除非你没买，你买回家，都使完了，你忽然又想无条件退货！能给你退吗？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石康：你买了就是买了，看着更好的，也不能再退了！
邱志杰（观念艺术家）：人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他一会儿想追求某种平静，一会儿又非常想破坏这种辛苦建造起来的平静：你对别人有一种承诺，这里有用身体动作建立起的性的承诺，还包括话语的承诺、婚姻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也在对我许出的诺言负责，这是一种交换。这种相互的信任也很重要。人有时候需要这种安全感，而有时候又不满足于这种安全感。可能就是在这其中摇摆着。
记者：不结婚，却也可以相爱而不背叛对方，是这样吗？
周振基（心理医生）：这就是很多人提到的，是不是相爱的人应该结婚？是不是需要这么“一张纸”来约束？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用人的本能、本性来分析，原始本能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排除的，而这时候，完全用一种自我的、精神的约束（不结婚，却希望对方只爱你一个人）我觉得不够！
网友：好了，好了，一切都结束了，要偷情的就去偷情，要嫁人的赶紧嫁人，要自杀的赶紧自杀。一切取决于自己，你有自由，但别抱怨结果。 摘自:红袖添香
2003年情人节，编辑部几个人共同想了这个选题。除了为吸引观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其实应该是个很敏感的社会问题。
当然，由于采访的难度和记者最后对现象的研究不足，导致最后的文稿写得煽情并具有了很多暧昧的色彩。
回忆一下那个关于偷情的采访，30几个被采访者（他们有作家/艺术家/心理学家/社会科学家/网友/其他各社会属性的人）的观点虽然各有侧重，但就几个问题，他们还是达成了很多的共同点，只是当初的心态太过于浮躁，没来得及将他们理顺了仔细思考。现终于有了大段的时间，不具功利性地重新整理，应该可以回答朋友们的几个问题，同时，作为纪念，和自己也有个交代。
一、到底什么是“偷情”？
这当然是最应该先弄明白的问题。中国的很多概念（尤其是伦理方面的概念），在没经过现状和时代的推敲之前，就已经被思维习惯粗暴干涉、盲目地加以定义了。
现在我们来问什么叫“偷情”，显然应该把它放在当下，这样才有必要重新研究。重要的并不是传统怎么说，或者历史怎么说。
中国最典型的例子――被举例说明过无数次的例子――应该就是潘金莲。她貌美如花，出身于大户人家（虽然是个丫鬟，但有一定的教养），她体态优美，嫁给武大的时候应该说很年轻（暗示着性的要求之强烈）。而武大的自然条件、后天教养和潘金莲比较起来显然存在着诸多巨大的差距，于是矛盾冲突出现了，两口子在一起生活数年，随着潘金莲心态的越来越不平和，动物性本能的越来越不满足，加上“地利”和“人和”，潘和西门庆发生了婚外情。
在当下，恐怕再不会有人愿意去唾骂潘金莲，对于此事，人们终于报以宽容。张导的电视剧《水浒传》好坏先不评价，但他试图为潘平反的态度却昭然若揭。
当今社会宽容了像潘这类不幸家庭发生婚外恋的态度，而当我们为这个故事寻找是非标准时，依旧出现了困难――
潘的行为是否算做“偷情”？
――这个问题太大了。
首先，“偷情”应该算做贬义词，我们姑且先把它算做贬义词。贬义的引申意思就是一种行为引起了人们不能接受的态度，人们为其赋予了道德判断。
那类似潘这种遭遇，在当下，是否还不被人们所接受？是否应该对它加以褒贬？我们是否可以说，潘金莲的“偷情”是不带褒贬含义的？她的行为符合了当下的道德判断？
争论是从这里开始的――
先不要盲目表示对潘金莲虚伪的同情，在当下，我们是否敢于对这样的例子报以真正的宽容？
生活中，我遇见过一个男作家，他读中外理论书千余本，关注自由、平等、博爱。兴致浓时会谈论《金瓶梅》，其人一谈起潘金莲，面容夸张、煽情，稍显兴奋，记忆犹新的一次谈话是他忽然说起了某女人的性要求太过于强烈，他就拿潘金莲做的预设：“怎么和潘金莲一模一样，非得搞到腰都直不起来，扶着楼梯把手下楼的。”
这个男的显然已经把潘金莲作为调戏对象加以娱乐了。明眼人可以看得出，这个进步作家骨子里对女性有着根深蒂固的要求。封建社会的腐烂传统，他不是不排斥，而是对其加以严格地过滤和筛选。就是说，对他有阻碍的东西要排斥，对他有利用价值的（比如女性贞洁观、道德观），不会影响他男权形象的一系列条款，他还是得照单全收。
这样鲜活的例子太多，现实中因为各种原因引起的情感的不平等太多，由于不被认可导致的爱情悲剧更是比比皆是，先不举例。只说如果把翻版的潘金莲故事拿到当下。她除了被同情，其结果不一定得到太多改善（后面详细说）。
就这点看，潘金莲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平反，中国社会给她的宽容并不纯洁。她还是被愚弄着，她也必须被继续愚弄下去，除非有一天中国的历史在经历巨大变革之后不复原来面目，当然，在现今这个时候，谈论这事是没意义的。
“偷情”的概念被潘金莲搅得似是而非是一定的，纯粹抛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背景不谈，“偷情”这个词汇就不应该出现。一个年轻编辑说：“潘金莲没有偷情，因为她没经历过爱情，第一次经历爱情怎能算做偷情？偷从何来？”我感激这个编辑的直率，他太小看了中国伦理，他也小看了“偷情”这个词汇，说到底，“偷情”偷的并不是“情”，而是“伦理”。
而伦理看似形而上，其实是一个用全部物质武装起来的政治问题，作家石康说偷情是私有制的产物，没有私有制，就没有偷情。
他说得最深入要害：法律的产生、道德伦理的约束，等等全部行为都是也必然以维护私有财产为首要根本，包括中国文字的存在及其发展，对私有制有利的就是褒，对私有制无利的就是贬。
现在我们完全弄明白“偷情”的褒贬含义了，它肯定是个贬义词，谁要是想让“偷情”不具褒贬，他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怎样废除私有制。
这个结论对当下的意义很大，我们可以拿这个论据来解释很多现象。比如，中国《婚姻法》有这么一条：婚外恋引起的离婚，在分财产时，造成伤害的一方将不会得到财产或者少分到财产。
比如，社科院的研究员李银河认为：在不给对方造成伤害的前提下，一切性活动都合情合理。请注意，她说到的一个前提是不造成伤害。
这种非肉体的“伤害”本身就来源于私有制。虽然这里的私有制不是有形私有财产，但它客观上起到了和私有财产一样的作用，并加以保护：即坚决把对方的肉体和情感归为个人所有，它神圣不可侵犯，它也不容许任何人以任何形式对其加以诋毁和玷污。
说到此，什么是“偷情”应该很清楚了，首先它是一个纯正的贬义词，它是社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各时代对其赋予的含义不同，得到的报应可大可小，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始终：那就是，两个有一定关系的人，其中一人做了伤害另一人私有观念的行为，造成伤害的一方就是偷情，另一方就是偷情受害者。
二、“偷情”的几种误读
我这里说的话题，其实是关于爱情的。
世界上的经典爱情中，几乎全在描写偷情，虽是一句调侃的话，但仔细想来，确实是这样：古有梁山泊和祝英台，罗米欧和茱莉叶；现有张学良、萨特、毕加索、张艺谋；当下最著名的有克林顿、璩美凤；文学版本中远的有《荷马史诗》，近的有《战争与和平》、《廊桥遗梦》，更近的电影有《大红灯笼高高挂》、《洗澡》等等，太多了，简直到处都是。一个传说更具备讽刺意味：中国的传统文化奠基人孔子本身就是偷情的产物。
文学家、导演迷恋偷情题材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就给很多人一个误读：是不是偷情并没有想象中的可耻，反而它应该得到一种认可？它是否给枯燥的人类文明提供了一个走向更自由，更平等的平台？
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一个观念艺术家提醒我先分清楚几种“偷情”的性质。
他坚决否定了社会伦理约束导致的偷情。比如梁山泊和祝英台，罗米欧和茱莉叶，比如《铁达尼号》里的罗斯和迈克，这种类型根本就不能算是偷情，他们冲破的是传统伦理、道德和金钱的约束，他们获得的是最纯真的爱情。如果这叫偷情的话，我真希望现今这样的偷情越多越好。而事实上，在当下，这种社会道德约束几乎不对年轻人起太大的作用，时下充斥得更多的道是“傍大款”。
而另一种性质的偷情如安娜・卡列尼娜，弗朗・塞斯卡，传统意义上她们是最典型的偷情，但当她们和爱情中的第三者相遇之后，却产生了明显的感情倾向，就是用这个偷来的爱情否定了先前得到的爱情。一句话，她们不再爱她的合法丈夫了，对此她们深信不疑。不管最后结果怎样，选择逃避或者勇敢地进行取舍，那也仅仅是选择的不同。关于爱情，她们的态度是绝对明显并且不容轻易更改的。这种偷情合情合理，甚至任何一个人都没理由出来粗暴干涉。这也解释了什么是“恋爱自由”，人总有权利去比较和选择，不管它以什么方式获得，它都应该得到旁观者的尊重。
之上的这两种偷情并不具现实意义，它们只是用来换取当今未成年人眼泪的最佳版本。因为这些用偷得来爱情已经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太远，主人公的品质和纯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的爱情之所以经典，与其说是因为他们偷情，不如说是因为他们纯情。
我想说的“偷情”其实是个似是而非的多面体，它表现得相当含糊，细节丰富却没有主线，它是当事人根本没能力判断，或者没资格没勇气取舍的东西。
这就是我在采访中体会最深的――
“假如某妞和我确认了我们的爱情，这段感情被社会大众所确认，同时我们自己也深信不疑，（我们可以结婚，可以不选择结婚，这不重要）在这前提下，那妞又和别人上了床，并且，她也承认，她不是单纯地为了满足性欲。一方面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我们之间的爱情，另一方面，她又和那个男的保持着暗中的来往，这才叫偷情。”
――这才是当今爱情面临的最大挑战。
三、为“偷情”唱挽歌的年代
我在感慨这个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你在美国，我在埃塞俄比亚，我们也可以偷情，我们有大量的机会可以相识、相爱，比如互联网。我们可以一天发三十几条短息，可以借助摄像头把最浪漫的一个角度呈现给对方，我们在几个小时之后、飞机场附近的酒店里就可以上床，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身不由己，我们不拒绝每一个公开调情的机会，我们热闹地爱着，只要幻觉容许。
假如我已经结婚，并且也很爱我的丈夫。他是埃塞俄比亚一个农场主，你，是《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记者。好了，最新版本的《廊桥遗梦》产生了。
你是那样的幽默和才艺纵横，你像探险家一样，我每感觉到你的存在就心脏加快跳动、面部潮红、两手发抖。
而我老公，不是很帅，不是很酷，却很有钱。
我怎么办？我不能选择，不能取舍，我爱浪漫，可我不能没有手机、网络、酒吧、商场、飞机场、酒店、保龄球馆、美容院、夜总会、练歌房。一但它们没了，我将变老，我会变丑，我会没有情调。
那我和探险家的爱情怎么办？
我只能用这个爱情来填补那个爱情，它们之间相辅相成，缺了谁都不完整。
让我一个人孤独奋斗？怎么可能？等我有钱的时候，全都晚了，我老了，谁会爱我？
可是――不道德吧？对我丈夫不公平吧？
我放弃吧，可是我是真的爱他啊！我不能没有他啊！我怎么办？我好痛苦！
――我的内心挣扎从这里开始，我在惆怅、兴奋、伤感中度过我的一生。
之上的假设非常适合当代女性，你完全可以骂她们是婊子。遗憾的是，这种新时代的婊子已经越来越多。女人们的痛苦来自于自己的幻觉，男人们也痛苦，主要是因为自己不足够强大，没能力支撑消费时代的爱情。女人们绝对不愿意放过任何一种爱的可能性，这是高科技和女权给她们的权利，这当然是她们斗争的结果。男人们在这时候能干什么？除了不愿意相信任何一种形而上的爱情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他们热切地付出着自己的身体，热烈地追求着爱情，越多越好，只要不涉及金钱。
从这时候起，偷情私有制的论据已经相当“形而下”了。再没有人愿意，或者说胆敢把某女人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加以操纵和控制。他们能控制的，除了口袋里的信用卡之外，别无他物。
新时代的男人和女人们一起达成了一个虚幻的共识：事业总比爱情更重要。
在这个爱情受到多方干扰的时代，偷情则更变得不再实用，很多关于伦理的法律、法规也已经名存实亡，虚幻的爱情已经被一个更虚幻的东西所代替，偷情这个古老的词汇行将灭亡。
四、“木子美”的报应
改革开放带来了性的开放，性学专家李银河在90年代做过一个调查，未婚者发生性行为的在北京有20%多，广州、上海达到50%多，这个数据属于上个世纪，本世纪当然会多一些。另有数据表明，商品流通快的，经济较发达的城市中，对性的开放程度也相对较高，在中小学教育中，老师们正在准备一个新的课程，就是性的教育，主要是教育安全的性行为和如何不让自己的身体受到伤害。
性的开放除了婚前性行为的开放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突破，就是人有选择多个性伴侣的自由，只要不对双方造成伤害。
对于性，如果还要对它赋予道德判断的话，那就是“不要伤害”。
――这是社会给性的底线。
从禁欲时代到性开放，人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包括生命和尊严。而中国的性开放转变得太快，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无非也只有25年，过程几乎被省略，直接从0跳跃到100。这难免不让人怀疑它的盲目性和真实性，在人们为社会宽容高唱赞歌时，还有一点是没被提出来的，它是否符合事物的自然发展规律？
好事者也许会马上出来说话：不是从0跳跃到100，而是在没被统计出来之前，人们没机会发现。就这个问题，性开放也许一直悄悄地存在着，无论是禁欲时代或者现在，人们总会找到机会不被察觉地“开放”一下，但有一种力量是我们不能否定的，它就是媒体和舆论的力量，客观上，谁也不能排除交流传播对“性开放”的诱导和盲目自信。
我们现在可以说说“木子美”事件了。
这是一个典型“性开放”的受害者，传说中她的性交对象有60个或者70个不等，本来这种鲜为人知的故事也只能存在于鲜为人知。却偏偏女主角是个文字编辑、一个“敢于突破虚假道德”的、“真诚、实在”、“对中国文字充满敬畏”的知识妞。
她用她最敬畏的文字写下了每一次性交的细节――戴套或者不戴套、作爱时间的短长、双方身体的变化、性交时的叫声等等，然后用以发表，并公开了她哀贡・席勒式的裸体照，同时公开了男主角的姓名和身份。
冲动和激情是每个青年人的品质，她的一系列做法也似乎给了青年人一种启发――没有什么不可以公开的。
没有错，这是大家的自由，社会也给了我们这样的权利。就此，生活的含蓄已经消失，一切都符合商品消费的标准，李银河当然是愿意看到这样事件的，她把这件事贴上了一个划时代的标签，她说：这是中国“性开放”的一个信号。
是啊，开放了，开放了，就和当初《芙蓉镇》里最后一个傻子敲着大锣叫喊着“革命了，革命了！”一样，只是它一点也不幽默。
接下来的事情也许不会有人关注，木子美在炒得最火热的年底辞职了。我没能力判断她消失的真正原因，但社会大众的舆论是不应该忽视的。就是说，如果她不选择整容手术或者隐姓埋名，她的辞职将无限制继续下去。除非她愿意和盗版商合作，否则单靠她自己，她将失去生活来源和任何一项社会保障。
她可以结婚，但有一个很形而下的问题：一个能达到木子美要求的、有一定社会职能的、可以保证双方生活标准的男人，谁愿意娶他？当然，如果也会出现一个同样开放的男人，他愿意和木子美天长地久地生活在一起，互相忠诚，无论疾病、健康、贫穷、富有，无论对方的性伴侣有多少，无论舆论对他们说什么――木子美有福了。
一切都显得矛盾，她应该是一个自由、平等拥护者，而社会压力却让她变成了一个最不自由、最不平等的人；她应该具有一切艺术爱好者的敏感，而呈现给大众的文字却无非是多了一条真实的黄段子；她拒绝别人的戏耍，所以公开地调弄了一个代表先锋文化的摇滚歌手，可遗憾的是，到最后，她自己却变成了所有人公开调戏的对象；她和她勇敢的“性开放”一起，被所有人意淫，被所有人愚弄，这是中国性开放的结果吗？
一点也不幽默，她在没有为她的勇敢和决绝做好准备之前，却已经为她的性开放付出了代价。
她过于小看了中国五千年的传统道德，在没有彻底破除断裂的封建社会残渣之前，在没有找到真正的自由、民主之前，在没有完全打碎媒体的垄断之前，在中国人还没有排除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之前，一切关于“性”的“革命”都是不真诚的、虚幻的假象。
五、写给正在恋爱的人们
2003年是一个充满幻觉的一年，“非典”横行的时候，我在北京，我在经历爱情，我在经历失业和贫穷，我在经历一个远方游子关于故乡的所有想念，我在经历可怕的疾病，我在经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死亡的幻觉，同时，我也在经历两个和租朋友的照顾，我经历了他们的土豆炒青椒和排骨汤，我和他们一起经历了漫长一百个夜晚，我们喝“二窝头”抽“都宝”牌香烟，我们躲在家里看《情深深・雨朦朦》，我们谈论的最多的是“爱情”。
联合国解除了北京非典疫区以后，我离开了北京，和我的两个朋友一起，我们先后都离开了北京。一个不足五十平米的小屋里留下了这一切关于爱情和生命的幻觉。
我感到欣慰，那两个朋友终于结婚了，他们领结婚证那天我不在场，他们瞒着父母跑到了婚姻登记处，当那个美丽的姑娘写信给我，向我告知他们登记的全过程时，我抑制不住地激动，我把那封信打印出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当着办公室所有人的面大哭起来。
这是我体会到的真情，在一瞬间，它有让人愿意回归原始的冲动。我知道，有更多的朋友们会赞成我，爱情虽然无时不刻地在制造争端，无时不刻地在批量生产抱怨和不平等，却也为生活增加了无数美好和幸福。
感谢北京的一位女作家，她对我说：天长地久其实挺好的，你知道怎么做他会高兴，你知道怎样会伤害他，他同样也保护着你。就像左手握着右手。并不是爱情一旦天长地久就会变质，而是你是否有足够的品质来支撑它。就像酒、就像钻石，时间越长，它反而会更珍贵。
把这句话送给所有恋爱的朋友们，同时，这位作家的提醒是必要的：你是否有足够的品质来支撑你们的爱情？
这个“偷情”的选题我不再写了，找出了采访中几个智慧者的经典语句，作为纪念，也希望敏感的朋友能从中得到点启发。
另：和我一起做这个“偷情”选题的编辑结婚了，我真心祝福他们。
备忘录：
赵赵（作家）：当你已经向别人承诺了你的爱情，那你再去向另外的人承诺“我爱你”时，这就是“偷情”。
石康（作家）：如果用道德来判断，就是你说谎了。
记者：和谁说谎了？是这边的，还是那边的？
陈彤（作家）：你和自己说谎了，因为这时候，你最不忠实的显然是自己。
陈彤：就像我有一个房子，本来我已经卖给你了，可第二天，我又卖给他了，能这么做买卖吗？
石康：你是店主，一开始我觉得你们家洗衣机最好，300块钱一个，后来，我他妈的发现在隔壁有一个100块钱的洗衣机，比你那个还好！我说我想退货，你同意吗？
陈彤：除非你没买，你买回家，都使完了，你忽然又想无条件退货！能给你退吗？你是一个成年人，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
石康：你买了就是买了，看着更好的，也不能再退了！
邱志杰（观念艺术家）：人本身就是不靠谱的，他一会儿想追求某种平静，一会儿又非常想破坏这种辛苦建造起来的平静：你对别人有一种承诺，这里有用身体动作建立起的性的承诺，还包括话语的承诺、婚姻的承诺，另一方面，我也在对我许出的诺言负责，这是一种交换。这种相互的信任也很重要。人有时候需要这种安全感，而有时候又不满足于这种安全感。可能就是在这其中摇摆着。
记者：不结婚，却也可以相爱而不背叛对方，是这样吗？
周振基（心理医生）：这就是很多人提到的，是不是相爱的人应该结婚？是不是需要这么“一张纸”来约束？我认为这是必要的。因为用人的本能、本性来分析，原始本能是任何人都无法真正排除的，而这时候，完全用一种自我的、精神的约束（不结婚，却希望对方只爱你一个人）我觉得不够！
网友：好了，好了，一切都结束了，要偷情的就去偷情，要嫁人的赶紧嫁人，要自杀的赶紧自杀。一切取决于自己，你有自由，但别抱怨结果。 摘自:红袖添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