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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与"百合心"
李洪岩
钱锺书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对法兰西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长篇小说《围城》与《百合心》的书名，就验证了这一点。
按照小说的提示，“围城”一词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个解释出自留法女博士苏小姐之口，想来不会错。小说中的哲学家褚慎明则讲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对他谈过这个意思，不过用的比喻是鸟笼。罗素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罗素是否对他讲过这个话，我们不好妄测，不过，据知名学者赵瑞蕻教授说，在钱先生非常喜欢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蒙田的《随笔》第三卷第五章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婚姻好比鸟笼：人们看见外边的鸟拼命要进去，而里面的鸟拼命地想出来。”
“围城”也好，“鸟笼”也罢，由于小说情节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婚姻与职业而展开的，所以，一般人就觉得钱先生采用这样一个比喻性的书名，是想说明人类婚姻与职业的盲目性。其实，钱先生所要揭示的，并不仅限于婚姻和职业，而是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盲目与混乱。人在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目的性，就像是无头苍蝇，最终在忙忙叨叨、胡里胡涂里结束了生命。显然，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
那么，既然意思一致，为什么小说取名“围城”而不叫“鸟笼”呢？这就要联系小说的背景来看了。小说的背景，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时的中国，恰好就是一座围城。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讲，1979年初他到钱先生家里曾经问起过“围城”这个词的来历。钱先生从书橱里取出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翻开里面的《鲁仲连传》，然后让他看下面的一段话：“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这段话本来出自《战国策》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即《鲁仲连义不帝秦》。故事中说，战国后期，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有人劝赵国屈服，尊秦为帝；这时有个叫鲁仲连的人站了出来，严厉批驳了各种投降论调，坚决主张抵抗，最后终于在外援的帮助下解了“围城”之围。这样看来，“围城”的“当下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围城”这个书名非常敏感，竟然在日译本里给小说起了个不伦不类的书名《结婚狂诗曲》。
《围城》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但钱先生对它并不很满意。于是，在《谈艺录》出版后，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取名为《百合心》，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1949年夏天，钱先生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他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从此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他说：“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给查到，肯定会遭殃！”《百合心》的夭折，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rtichaut），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显然，它的寓意是很深的。
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R.Barthes）《风格及其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因为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本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构“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这样一个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e）在《写作与差异》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前几年颇引起我国读书界关注的英国小说《小世界》，以脱衣舞作比喻，也说读书就像是看脱衣舞，在于看对方如何脱，而不在于看其脱下，因为对方一旦脱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钱先生非常看重当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尽管他并不赞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百合心”这个书名，就颇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但是，它的寓意同样不限于读书诵诗（即文本解读），而是指向整个人生，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人生，就是一本书（文本）。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钱先生说：“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不意识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看来，人生这本书里写着许多可悲的故事。这些可悲故事的主题之一，就是“百合心”。百合心，就是没有终极的意义，没有实质和结果，有的只是过程和层次，并且在层次的剥落过程中消失得一无所有。即便你看到了实质和结果，也只意味着认识的终结；终结了，还是一无所有。我发现，钱先生作品的结尾，几乎全都归结为一无所有，即虚无。例如《围城》的结尾是老钟打鸣，“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上帝的梦》则是上帝伸着懒腰，对着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已尽的世界，长长地打着厌倦的呵欠，张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却那无穷无尽，难消遣的光阴。《猫》的结尾是无限地向自己展开的永远走不完（即无结果）的人生路途。《灵感》的结尾是“猜不出”。《纪念》的结尾是偷情与无知。等等。总之，无一不是“百合心”。人忙碌一生，追求这，追求那，最后不过是可悲的一场空而已。我想，百合心的寓意就在这里，也就是《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的。
将这样的人生观运用到认识上，就形成所谓消解的认识论。消解的认识论又可以用来看人生的方方面面。例如，用它来看学术研究，钱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就稍稍驳议了一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研究，因为“古史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中国古史层累叠积的最终结果，找出其原因和真相，胡适称之为“剥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百合心”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李洪岩
钱锺书先生曾经在法国留学，对法兰西文明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他常常通过对一些法文字词和成语的辨析、运用，提示出其中的思想意义，造成一种奇异的修辞效果。长篇小说《围城》与《百合心》的书名，就验证了这一点。
按照小说的提示，“围城”一词脱胎自法语“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egee），意思是说“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个解释出自留法女博士苏小姐之口，想来不会错。小说中的哲学家褚慎明则讲英国哲学家罗素也对他谈过这个意思，不过用的比喻是鸟笼。罗素引用一句英国古话，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罗素是否对他讲过这个话，我们不好妄测，不过，据知名学者赵瑞蕻教授说，在钱先生非常喜欢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思想家蒙田的《随笔》第三卷第五章里，确实说过这样的话：“婚姻好比鸟笼：人们看见外边的鸟拼命要进去，而里面的鸟拼命地想出来。”
“围城”也好，“鸟笼”也罢，由于小说情节主要是围绕着主人公的婚姻与职业而展开的，所以，一般人就觉得钱先生采用这样一个比喻性的书名，是想说明人类婚姻与职业的盲目性。其实，钱先生所要揭示的，并不仅限于婚姻和职业，而是要揭示人的生存状态，揭示人性的盲目与混乱。人在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生存状态中，失去了目的性，就像是无头苍蝇，最终在忙忙叨叨、胡里胡涂里结束了生命。显然，它带有存在主义哲学的味道。
那么，既然意思一致，为什么小说取名“围城”而不叫“鸟笼”呢？这就要联系小说的背景来看了。小说的背景，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时的中国，恰好就是一座围城。据日本学者中岛长文讲，1979年初他到钱先生家里曾经问起过“围城”这个词的来历。钱先生从书橱里取出一册《史记会注考证》，翻开里面的《鲁仲连传》，然后让他看下面的一段话：“吾视居此围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视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曷为久居若围城之中而不去也？”这段话本来出自《战国策》中的一个著名故事，即《鲁仲连义不帝秦》。故事中说，战国后期，秦国包围了赵国的首都邯郸，有人劝赵国屈服，尊秦为帝；这时有个叫鲁仲连的人站了出来，严厉批驳了各种投降论调，坚决主张抵抗，最后终于在外援的帮助下解了“围城”之围。这样看来，“围城”的“当下意义”，也就不言自明了。正因如此，日本人对“围城”这个书名非常敏感，竟然在日译本里给小说起了个不伦不类的书名《结婚狂诗曲》。
《围城》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小说，但钱先生对它并不很满意。于是，在《谈艺录》出版后，抽空又写长篇小说，取名为《百合心》，中心人物是一个女角。大约已写成了两万字。1949年夏天，钱先生全家从上海迁居北京，手忙脚乱中，他把一叠看来像乱纸的草稿扔到不知哪里去了。从此兴致大扫，一直没有再鼓起来。他说：“假如《百合心》写得成，它会比《围城》好一点。”“如果稿子没有丢，心里痒得很，解放后肯定还会继续写。如果那几年给查到，肯定会遭殃！”《百合心》的夭折，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百合心”的书名，也脱胎于法文成语（Ie coeur d’artichaut），意思是说人心就像一只百合，总是层层剥落，最后成为虚无。显然，它的寓意是很深的。
钱先生在《谈艺录》的补订本里曾经引用过法国当代文论家罗兰・巴特（R.Barthes）《风格及其影像》中的一个论断，说诵诗读书都不应局限于文字的表面，即死在句下，而应该超越文字表面，去领会文字背后的精神实质，因为由文字组合而成的“本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其结构“犹玉葱层层剥揭，内蕴核心，了不可觅。”这样一个思想，法国哲学家德里达（J.Derride）在《写作与差异》中也有过类似的表达。前几年颇引起我国读书界关注的英国小说《小世界》，以脱衣舞作比喻，也说读书就像是看脱衣舞，在于看对方如何脱，而不在于看其脱下，因为对方一旦脱下，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
钱先生非常看重当代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尽管他并不赞同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却非常重视他们的某些具体论断。“百合心”这个书名，就颇有后结构主义的味道。但是，它的寓意同样不限于读书诵诗（即文本解读），而是指向整个人生，带有强烈的悲观主义色彩。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整个人生，就是一本书（文本）。那么，这是怎样的一本书呢？钱先生说：“人既然活着，就本能地要活得更好，更有意义。从这点说，悲观也不完全可取。但是，懂得悲观的人，至少可以说他是对生活有感受，发生疑问的人。有人混混沌沌，嘻嘻哈哈，也许还不意识到人生有可悲的方面呢。”看来，人生这本书里写着许多可悲的故事。这些可悲故事的主题之一，就是“百合心”。百合心，就是没有终极的意义，没有实质和结果，有的只是过程和层次，并且在层次的剥落过程中消失得一无所有。即便你看到了实质和结果，也只意味着认识的终结；终结了，还是一无所有。我发现，钱先生作品的结尾，几乎全都归结为一无所有，即虚无。例如《围城》的结尾是老钟打鸣，“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上帝的梦》则是上帝伸着懒腰，对着死气沉沉的落日、生意已尽的世界，长长地打着厌倦的呵欠，张大了嘴，好像要一口吞却那无穷无尽，难消遣的光阴。《猫》的结尾是无限地向自己展开的永远走不完（即无结果）的人生路途。《灵感》的结尾是“猜不出”。《纪念》的结尾是偷情与无知。等等。总之，无一不是“百合心”。人忙碌一生，追求这，追求那，最后不过是可悲的一场空而已。我想，百合心的寓意就在这里，也就是《红楼梦》中“好了歌”所唱的。
将这样的人生观运用到认识上，就形成所谓消解的认识论。消解的认识论又可以用来看人生的方方面面。例如，用它来看学术研究，钱先生在小说《围城》里就稍稍驳议了一下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研究，因为“古史辨”的目的就是要找出中国古史层累叠积的最终结果，找出其原因和真相，胡适称之为“剥笋”式的研究。这种研究方法，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与“百合心”所透露出来的思想是相矛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