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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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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44年，也就是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37岁的胡兰成与22岁的张爱玲，在相恋了大半年后走到了一起。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这样回忆：“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证：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然而，在这充满兵戈之象的尘世里，这份“静好”与“安稳”，仅仅维持了两年。1947年6月，张爱玲在写给胡兰成的信中，以冷冷的口气，为这段情感划上了一个冰凉的休止符：“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回的。”
（二）
半个多世纪来，这段“欲仙欲死”却又转瞬即逝的情事，化作了“滚滚红尘里隐约耳语跟随的传说”，也成了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中聚讼纷纭的公案。17岁那年，这个天才的女子说：“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她不会料到，这句话对自己而言，竟然真的是一语成谶。
张爱玲无疑是早慧而敏感的。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独自坐在幽幽的屋角，读《红楼梦》，读《金瓶梅》，听深夜返厂的电车从窗外当当地驶过。她记得《金瓶梅》里描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来淹然百媚”；记得《水浒传》中的九天玄女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而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则让她对萧伯纳、赫胥黎和毛姆的作品烂熟于胸……当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皈依到抗战主旋律或是西方小说模式的旗下时，张爱玲却成了一个时代主题的疏离者，在古典主义的屋檐下倚门回首。
刚刚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以一双洞烛世情的慧眼，打量着战争风云笼罩着的、畸形而又半隔绝的租界。她又以一颗厚德载物的仁心，驱遣着如七层玲珑宝塔般的文字，将“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心，轻轻拿住――凡俗世界再大，似乎也逃不出《传奇》与《流言》营造的人情世故的阴翳。
（三）
显而易见，张爱玲属于那种过渡期的小说家，一只脚踏到了对岸，一只脚却还留在这边。一方面，尖刻、俏皮、不肯自欺和俗艳的淑世追求，构成了她小说恒久的底色；另一方面，她又喜欢征引《诗经》中“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句子，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在张爱玲的观念里，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对时代的恐惧，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与这种古老的东方意识打成一片，往往相互生发、渗透，而又以后者笼罩了前者。所以，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代的重压，她是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去应付现世的苦难，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止于苍凉”。
对人生缺憾的敏感意识和对人生的执著和依恋，两者是矛盾的，但同时被张爱玲所谓的“身世之感”――一种非个人的感伤情绪基调，调和着、包容着，意识到人生的不如意，但依然肯定、依恋、执著于这份人世情。事实上，这种情绪如一段重复出现的旋律，贯穿在她的作品当中。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情绪不单单属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属于作者。
（四）
张爱玲这种微妙的心灵电波，机缘凑泊地被胡兰成捕捉到了。和张爱玲分开多年以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回忆起初见张爱玲时，这个女子不同于流俗的独到魅力，依然拨动着他心弦：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使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种种值钱的衣料，但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还未有品极。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子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子里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又说：“她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还不以为她是美的，意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以为很懂得了甚么叫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也不是那个艳法，惊亦不是那个惊法了。”
（五）
说这是胡兰成的矫情也罢，说是他的“曼词以自饰”也罢，不可否认，胡兰成纵有千宗罪，但在张爱玲的生命里，也许只有他算得上一个解人。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又说“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等等，堪称非知己莫能言的爽朗中肯之语。
从《今生今世》不难看到，胡兰成对张爱玲心灵的征服，恰恰是因为，于心智早熟的张爱玲而言，平庸的读者太多了，而张爱玲是寂寞的，与胡兰成在书斋中的促膝之谈，抵消了她的空寂，甚至让她有了一种“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之感。而以张爱玲的矜持，也终于在比他大了15岁的胡兰成面前“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仿佛“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大概也是《今生今世》到了《民国女子》一节，变得暗香浮动、诗意袅娜的缘故吧？
（六）
就这样，两只若即若离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张爱玲对身边的丈夫，“只顾孜孜地看，不胜欢喜，说到：‘你总这样聪明，上海话说，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也会响。’”又说：“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不幸的是，正如《今生今世》中所呈现的，这段短暂的啼笑因缘，居然发展成了两人之间一场惊险的战役――在这场交锋中，“解人”胡兰成却最终成了将张爱玲的内心砍斫得伤痕累累的“敌人”。
其实，从《今生今世》中不难看到，作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从本质上看，胡兰成还是那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政客，满脑子依然是出将入相和旧式才子的绮思丽韵。他无心缠绵在静好安稳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的光晕里。在胡兰成那里，爱欲与伦理的交锋，前者总是占了上风。因此，当与张爱玲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同样的赞美诗，他又可以奉献给其他陌生的异性，比如周训德，比如范秀美，比如佘爱珍……
翻读《今生今世》里一些细节，不难发现，即使在二人恋情发展到最炽烈的阶段时，胡兰成的态度却冷静得可怕，让人似乎可以听到，这看似牢不可破的爱情冰面下，传来了可怕的开裂声：
当张爱玲听说胡兰成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相片，并将它取出给他时，胡兰成想的却是：“她送这照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也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
胡兰成也自陈：“我与爱玲亦只是男女相悦，子夜歌里称‘欢’，实比称爱人好。”
（七）
果然，这之后不到一年，胡兰成就投入了其他女人的温柔乡。从此，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因缘中，有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张爱玲而言，她需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归宿感，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爱。这就像女人的流泪，总是在爱自己的人注视自己的时候。在那样温润的目光的圈定中，女人的心变成了幽深的潭，有一丝风摇一摇，也会摇落满天的雨。可惜的是，这种目光，胡兰成投注在张爱玲身上的时间太短暂了……
是的，当浪漫主义的爱情从天而降的时候，她怀着羞涩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但当这份感情落到现实主义的温床上，在文字的世界中显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她，却变得迷惘与无所适从。这让人想起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此时的粗鄙不是性而是情感。”
（八）
张爱玲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然后想到了千种理由为他开脱。她在与胡兰成相恋时，曾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度似乎“懂得”的这个男人，面目居然变得暧昧不清……
然而，即使“懂得”，又怎么可能慈悲？何况胡兰成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事实上，这话让人怀疑――诚然，张爱玲的慈悲都是抽象的，可她也说过斩钉截铁是少的，大家都得妥协。
于是，张爱玲开始在两极间彷徨，时而勉强原谅，时而耿耿于怀。她在小说里，将男男女女分分合合看得通明透亮，但在现实的舞台上，却情非得已。惟其通透，才越发显出人生的荒诞与宿命感；惟其荒诞与宿命，张胡二人的恋情才露出苍凉的底色。
（九）
若干年后，林以亮（宋淇）在《张爱玲物语》中记述过张爱玲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为张的这种行为作注解：“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所谓爱情小说为什么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有人说过，天才的尺度是性格，对于张爱玲，她的才华永远就是从性格中呈现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天才的一个可能的定义是对大部分人所漠视的事物有特别专注的心灵。张爱玲是敏锐的，人世间的委琐可笑的诸般事情都逃不出她的眼睛，再体面光鲜的爱情，她也能看出尴尬与不堪的地方。她体贴女人，更了解男人，然而这一回，却偏偏爱错了……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从此，张爱玲迎来了她一生最封闭的时期，就像她写的：“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十）
1952年，张爱玲悄然离开大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孤独而凄楚地客死异乡，她再也没有回来。她曾经“十年一觉迷考据，留得红楼梦魇名”，但她的艺术创作的琴弦却从此喑哑了。婚姻的破灭并不是唯一的悲剧，致命的是家的氛围与追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临行前，她写下了一部《十八春》，似乎是为自己曾经的伤痛留下永久的证词：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是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哀乐都经历到了。”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使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那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张爱玲，1921――1995。
1944年，也就是日本人投降的前一年，37岁的胡兰成与22岁的张爱玲，在相恋了大半年后走到了一起。在《今生今世》里，胡兰成这样回忆：“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证：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然而，在这充满兵戈之象的尘世里，这份“静好”与“安稳”，仅仅维持了两年。1947年6月，张爱玲在写给胡兰成的信中，以冷冷的口气，为这段情感划上了一个冰凉的休止符：“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这次的决心，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也是不回的。”
（二）
半个多世纪来，这段“欲仙欲死”却又转瞬即逝的情事，化作了“滚滚红尘里隐约耳语跟随的传说”，也成了张爱玲与胡兰成交往中聚讼纷纭的公案。17岁那年，这个天才的女子说：“最恨――一个有天才的女子突然结了婚。”她不会料到，这句话对自己而言，竟然真的是一语成谶。
张爱玲无疑是早慧而敏感的。她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喜欢独自坐在幽幽的屋角，读《红楼梦》，读《金瓶梅》，听深夜返厂的电车从窗外当当地驶过。她记得《金瓶梅》里描写孟玉楼，“行走时香风细细，坐下来淹然百媚”；记得《水浒传》中的九天玄女是“天然妙目，正大仙容”。而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则让她对萧伯纳、赫胥黎和毛姆的作品烂熟于胸……当同时代的作家们，纷纷皈依到抗战主旋律或是西方小说模式的旗下时，张爱玲却成了一个时代主题的疏离者，在古典主义的屋檐下倚门回首。
刚刚二十出头的张爱玲，以一双洞烛世情的慧眼，打量着战争风云笼罩着的、畸形而又半隔绝的租界。她又以一颗厚德载物的仁心，驱遣着如七层玲珑宝塔般的文字，将“那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心，轻轻拿住――凡俗世界再大，似乎也逃不出《传奇》与《流言》营造的人情世故的阴翳。
（三）
显而易见，张爱玲属于那种过渡期的小说家，一只脚踏到了对岸，一只脚却还留在这边。一方面，尖刻、俏皮、不肯自欺和俗艳的淑世追求，构成了她小说恒久的底色；另一方面，她又喜欢征引《诗经》中“生死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句子，称其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
在张爱玲的观念里，现代人的生存意识，对时代的恐惧，对现代文明的失望，与这种古老的东方意识打成一片，往往相互生发、渗透，而又以后者笼罩了前者。所以，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代的重压，她是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去应付现世的苦难，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止于苍凉”。
对人生缺憾的敏感意识和对人生的执著和依恋，两者是矛盾的，但同时被张爱玲所谓的“身世之感”――一种非个人的感伤情绪基调，调和着、包容着，意识到人生的不如意，但依然肯定、依恋、执著于这份人世情。事实上，这种情绪如一段重复出现的旋律，贯穿在她的作品当中。耐人寻味的是，这份情绪不单单属于张爱玲笔下的人物，也同样属于作者。
（四）
张爱玲这种微妙的心灵电波，机缘凑泊地被胡兰成捕捉到了。和张爱玲分开多年以后，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回忆起初见张爱玲时，这个女子不同于流俗的独到魅力，依然拨动着他心弦：
“张爱玲的顶天立地，世界都要起六种震动。使我的客厅今天变得不合适了。她原极讲究衣裳，但她是个新来到世上的人，世人各种身份有种种值钱的衣料，但对于她则世上的东西还未有品极。她又像十七八岁正在成长中，身体与衣裳彼此叛逆。她的神情，是小女孩子放学回家，路上一人独行，肚子里想甚么心事，遇见小同学叫她，她亦不理，她脸上的那种正经样子。”
又说：“她亦不是生命力强，亦不是魅惑力，但我觉得面前都是她的人。我还不以为她是美的，意是并不喜欢她，还只怕伤害她。美是个观念，必定如此如彼，连对于美的喜欢亦有定型的感情，必定如何如何，张爱玲却把我的这些全打翻了。我常以为很懂得了甚么叫惊艳，遇到真事，却艳也不是那个艳法，惊亦不是那个惊法了。”
（五）
说这是胡兰成的矫情也罢，说是他的“曼词以自饰”也罢，不可否认，胡兰成纵有千宗罪，但在张爱玲的生命里，也许只有他算得上一个解人。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是“陌上游春赏花，亦不落情缘的一个人”，又说“看她的文章，只觉得她什么都晓得，其实她却世事经历得很少，但是这个时代的一切自会来与她交涉”等等，堪称非知己莫能言的爽朗中肯之语。
从《今生今世》不难看到，胡兰成对张爱玲心灵的征服，恰恰是因为，于心智早熟的张爱玲而言，平庸的读者太多了，而张爱玲是寂寞的，与胡兰成在书斋中的促膝之谈，抵消了她的空寂，甚至让她有了一种“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之感。而以张爱玲的矜持，也终于在比他大了15岁的胡兰成面前“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仿佛“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这大概也是《今生今世》到了《民国女子》一节，变得暗香浮动、诗意袅娜的缘故吧？
（六）
就这样，两只若即若离的手终于握在了一起。张爱玲对身边的丈夫，“只顾孜孜地看，不胜欢喜，说到：‘你总这样聪明，上海话说，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也会响。’”又说：“他一人坐在沙发上，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外面风雨淋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不幸的是，正如《今生今世》中所呈现的，这段短暂的啼笑因缘，居然发展成了两人之间一场惊险的战役――在这场交锋中，“解人”胡兰成却最终成了将张爱玲的内心砍斫得伤痕累累的“敌人”。
其实，从《今生今世》中不难看到，作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从本质上看，胡兰成还是那种身在江湖心存魏阙的政客，满脑子依然是出将入相和旧式才子的绮思丽韵。他无心缠绵在静好安稳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的光晕里。在胡兰成那里，爱欲与伦理的交锋，前者总是占了上风。因此，当与张爱玲最初的新鲜感过去后，同样的赞美诗，他又可以奉献给其他陌生的异性，比如周训德，比如范秀美，比如佘爱珍……
翻读《今生今世》里一些细节，不难发现，即使在二人恋情发展到最炽烈的阶段时，胡兰成的态度却冷静得可怕，让人似乎可以听到，这看似牢不可破的爱情冰面下，传来了可怕的开裂声：
当张爱玲听说胡兰成说起登在《天地》上的那张相片，并将它取出给他时，胡兰成想的却是：“她送这照片，好像吴季札赠剑，依我自己的例来推测，那徐君也不过是爱悦，却未必有要的意思。”
胡兰成也自陈：“我与爱玲亦只是男女相悦，子夜歌里称‘欢’，实比称爱人好。”
（七）
果然，这之后不到一年，胡兰成就投入了其他女人的温柔乡。从此，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因缘中，有了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对张爱玲而言，她需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归宿感，一种安稳的、有依靠的爱。这就像女人的流泪，总是在爱自己的人注视自己的时候。在那样温润的目光的圈定中，女人的心变成了幽深的潭，有一丝风摇一摇，也会摇落满天的雨。可惜的是，这种目光，胡兰成投注在张爱玲身上的时间太短暂了……
是的，当浪漫主义的爱情从天而降的时候，她怀着羞涩而忐忑不安的心情接受了；但当这份感情落到现实主义的温床上，在文字的世界中显得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的她，却变得迷惘与无所适从。这让人想起罗兰・巴尔特所说的：“此时的粗鄙不是性而是情感。”
（八）
张爱玲首先想到的是隐瞒，然后想到了千种理由为他开脱。她在与胡兰成相恋时，曾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不知道，为什么她一度似乎“懂得”的这个男人，面目居然变得暧昧不清……
然而，即使“懂得”，又怎么可能慈悲？何况胡兰成曾说：“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事实上，这话让人怀疑――诚然，张爱玲的慈悲都是抽象的，可她也说过斩钉截铁是少的，大家都得妥协。
于是，张爱玲开始在两极间彷徨，时而勉强原谅，时而耿耿于怀。她在小说里，将男男女女分分合合看得通明透亮，但在现实的舞台上，却情非得已。惟其通透，才越发显出人生的荒诞与宿命感；惟其荒诞与宿命，张胡二人的恋情才露出苍凉的底色。
（九）
若干年后，林以亮（宋淇）在《张爱玲物语》中记述过张爱玲的一段话，也许可以为张的这种行为作注解：“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最能表现出天性中崇高的品质。这就是所谓爱情小说为什么永远受人欢迎――不论古今中外都一样。”
有人说过，天才的尺度是性格，对于张爱玲，她的才华永远就是从性格中呈现出来的。或者也可以说，天才的一个可能的定义是对大部分人所漠视的事物有特别专注的心灵。张爱玲是敏锐的，人世间的委琐可笑的诸般事情都逃不出她的眼睛，再体面光鲜的爱情，她也能看出尴尬与不堪的地方。她体贴女人，更了解男人，然而这一回，却偏偏爱错了……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从此，张爱玲迎来了她一生最封闭的时期，就像她写的：“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十）
1952年，张爱玲悄然离开大陆，直到半个多世纪后孤独而凄楚地客死异乡，她再也没有回来。她曾经“十年一觉迷考据，留得红楼梦魇名”，但她的艺术创作的琴弦却从此喑哑了。婚姻的破灭并不是唯一的悲剧，致命的是家的氛围与追求，从此一去不复返了。临行前，她写下了一部《十八春》，似乎是为自己曾经的伤痛留下永久的证词：
“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八年了――真吓人一跳，马上使他连带地觉得自己老了许多。日子过得真快――尤其是对于中年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指缝间的事。可是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了这么多事情，仿佛把生老病死一切哀乐都经历到了。”
“他们很久很久没有说话。这许多年来使他们觉得困惑与痛苦的那些事情，现在终于知道了内中的真相，但是到了现在这时候，知道与不知道也没有多大分别了。不过，对于他们，还是有很大的分别，至少她现在知道，那时候他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就也感到一种凄凉的满足。”
张爱玲，1921――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