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去的方向盘之光 ・老 牟・
“听诊器”、“方向盘”曾经是中国７０、８０年代两件能呼风唤雨的器具，前者是医生的，后者是汽车司机的。那时候，但凡谁跟这两种人沾亲带故，谁的脸面上就有了光彩，不但能让艰辛的生活增添一缕愉快的光辉，而且也能使身价如同坐在气垫上，膨胀出一截。也许８０年代后出生长大的一代会瞪眼皱眉拍桌骂娘不服气了：医生那张脸光辉灿烂，俺信。苍生众庶孰能无恙？有医生做朋友，看病过程立马感觉不同：你可以不排队，可以挑医生，可以有住院床位，……。可那“方向盘”算老几？大不了是给人听差跑堂的，与“听诊器”相提并论，岂非扯淡！
其实一点也不，开汽车曾经是牛气十足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除了公共汽车外，奔跑在中国大地上汽车不外乎两种：运货物的卡车和载官员的轿车。这两种车辆虽然功能不同，但都非常吃香。货车有吨位之分，但基本造型只有一种，以解放牌汽车为典型模式。轿车类型也屈指可数，除了高级人物专用的极少数笨重红旗轿车外，还有上海轿车，旧式伏尔加等。桑塔纳、夏利等国产车以及凌志、奔驰、宝马等众多豪华外国车，还都是相当遥远的故事。中国是泱泱自行车大国，平常过日子，很多事情都可以由自行车一揽子解决：上班，购物，接送孩子等等，绰绰有余，有时甚至还能用于迎宾接客等重要场合。
出国前，１９８８年春我与一位同事就享受过一次难忘的自行车礼遇。我们去山东平度县教师进修学院讲学，下了长途汽车，迎接我们的是学校派来的两辆大金鹿自行车，真难为他们，进修学院没有自己的汽车，当时出租车的新潮远未波及乡间，骑车人一个是教研室的主任，一个是他雇来的民工。我与同事被各请坐一辆，那两人立即蹬起了飞车。一路上颠簸不平，行程七八里路，坐得屁股都疼了，真想跟他们换换角色：我们蹬，让他们坐车，或许好受点。但看看那上坡下坡的黄土路，终究未敢提出这个请求，还真担心蹬不动他们呐。那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直接的人力服务，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平时在家蹬车的总是大老爷们儿，坐车的应该是老婆孩子才对。
还有过一次自行车经历，至今难忘。那是１９８６年老婆生孩子，寒冬季节，半夜分娩期到，老婆肚子阵疼起来，惨不忍睹，我只好用自行车推着她，步行近两公里到了医院，那是通向山东千佛山医院的大上坡，走在漆黑寂静的马路上，累得直喘粗气。到了医院，汗水湿透了内衣。医生检查了一下，说离临产时间还早，让我们回去，我只好又耐着性子把老婆推回家去，竟冷却了要做父亲的欲望。到家后，没有多久，又不行了，这次是真的，自行车已经来不及，只好在院子门口拦了一位厅长的轿车，疾速开往医院，才算没有把孩子生在路上。这就是自行车和汽车的区别，有时候是性命攸关的。难怪过去一些旧电影上，常常有这样的一组镜头：病人垂危，某高大人物跃入马路中间，迎着车灯，在灯光照射下面孔痛苦而坚毅，然后举起右手作壮烈拦车状。那个董存瑞炸碉堡式的拦车镜头，正是汽车贫乏时代的荒诞缩影。
平常遇到搬运笨重货物，中国人也常用三轮车或双轮板车。但像自行车一样，这些车子也都是人力的，也都有使用的极限。要想远程搬家，运送冰箱等大宗物件，人力车就无能为力了，非动用汽车不可。可在那个年代，哪里有如今这么多呼号狂奔的汽车，用车难着呢。今天谁需要汽车，随便都可以找来一辆，自己家没有车也没有关系，可以叫出租车，或自己租车开。可在那个年月，只有公家有车，需要用车还必须麻烦开车师傅才行。大人物当然可以随便用车，平民百姓想用车则只有靠与司机的私人关系了。如果你认识司机，关系熟，一句话也许可以；如果关系不到，就等着活受罪吧。
正因为司机有驾驶机动车的本事，谁都会有求于他，天长日久，他身上就慢慢滋生出某种优越感，某种霸气。我印象中的司机大人们，个个腰大气粗，神气十足。说实话，那时候真有不少父母希望自己儿子当司机，或者希望自己的女儿招个司机女婿回家呢。
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的形成往往与权力和利益相关，谁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谁就有了权力，而谁有了权力，谁自然就有了别人得不到的特权利益。在高层次上，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这样就能保证他退休后依然幕后操纵，垂帘听政，指点江山，保护其既得利益。在低层次上，一个单位的书记、主任都握有左右员工的大权，一句话可以把你调入单位，一句话也可以让你定格在一个部门，终生甭想挪动。如果想说动这些当官的，不动用点“手榴弹”、“炸药包”之类的特殊武器是难以办到的。到了民间，能够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属汽车司机了，虽然司机没有生杀大权，但他手里的方向盘却能上通高官贵爵，下触庶民百姓，三教九流，谁都得买他的帐，平常很多人难以办到的事情，他都可能有路子办到。所以，汽车司机虽然非官非吏，但他的关系多，路子野，能量大。
在汽车稀少的年代，开车的工作曾是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但除非你有官衔，普通职工是不太可能调得动单位司机的。老百姓用车通常只有靠烟酒开路，有时还得兼施财礼。就像在医院看病一样，你如果需要动手术，你当然希望找到最好的医生。如果其他病人在手术前都给医生塞了红包，你也得如法效仿，否则医生心情稍不平衡，手里的手术刀略微一偏，就可能会给你留下终生的遗憾。在腐败之风日益恶化的今天，能赚红包的岗位增加了许多，工商税务员，交通警察，法官，省市长的秘书，银行行长，检察官，海关关长，重点学校校长，都算是能用职权谋取个人实惠的工作。甚至大学老师都不再两袖清风了。前几年回国，去看一个在大学当博导的老朋友，见他接连不断地抽烟，与生命赛跑似的，就劝了几句戒烟的话：即利于健康，又可以省钱。我的话没有说完，就发现朋友面带难色，似有难言之隐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位博导抽的烟都是学生“孝敬”的，用不着自己花钱。当时我心里极悲哀，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在故意戕害老师，引诱老师与死神跳舞，让老师深陷于不抽白不抽的荒谬悖论中。而多年前，大概唯有汽车司机才能享受这份孝敬的。我记忆中的开车人，不抽烟喝酒的不多，而且自己花钱买烟买酒的几乎没有。
司机本来是普通的工人，但因为他们在中国特殊功能，倒过着非常显贵的日子。常有这样的现象，跟领导出差的司机往往与领导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宴席上总要留出一个司机的位置。下面的人送给领导馈送贡品时，也常常给开车的准备一份。他们拿着工人的工资，享受着厅局级别的待遇，而且吃饭免费，酒水管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汽车司机，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我有一个从农村下乡回城的哥们儿，靠父亲的关系谋到了一个在市委开轿车的工作，是市长的专职司机，自己也每天开着市长专车上下班，极威风的。后来因为他开车拉着女朋友在黄河大桥上兜风，然后在车里做爱，光天化日，让警察抓了个正着，结果他开小车的工作也被撸掉了，为此他的父母恼羞成怒，骂儿子不争气，好端端的小车方向盘给了人家，一气之下和儿子断绝了关系。
那时候甚至连会开车都是值得骄傲的技能。记得我在国内有位年纪稍长的同事，做过援助坦赞铁路工作队的翻译。他教大学一年级，每年八月走进新生班，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开吉普”，然后花二十分钟讲述他如何在坦桑尼亚当翻译的，如何学会了开车，等等。这段英雄事迹让他老兄连着讲了好多年，致使学生们毕业若干年后，每每提起这位老师，都只记得他会开吉普。
二十年前司机们的工作作风也是清一色少爷派头，甩手掌柜的一般。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有一个错觉，我想不少人一定有同感，总以为司机的那双手只能用来开车。比如，拉货的司机，从来不做装货和卸货的事情。装车由装卸工们干，装满后司机只管开车，到了目的地，卸货又是卸货人的事，司机跑到一边乘凉喝茶去了。那时候装卸车都是人工作业，装满一车煤需要大半天时间，所以司机们总有用不完的休息时间。但即使坐得腰酸背疼了，也决不会站起来帮帮手，哪怕就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也不干，因为太掉价，太失身份。过去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开车的人如果干了重活，那双手再去开车肯定会失灵，肯定会导致车祸。所以我每次请司机帮助拉活，也都先把司机安顿好，烟茶伺候，生怕他们累坏了，出车祸。
这种错觉到了美国后才彻底消除，对于司机的神秘感也迅速地消失了。
出国前，听到很多在美国的同学同事都会开车了，心里特别惊讶和敬佩，这么快就掌握了如此惊人的技能，即使留学拿不到学位，仅学会开车一项技能回国后也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等到了美国后，自己一下也被卷进了汽车文化，才明白开车原来是这么回事。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是司机，人们驾驶着属于自己的汽车，开车做自己的事情，上班，购物，旅游。至于大型车辆，也很少见到解放牌式的敞篷卡车。除了家庭小货车，大型车辆都是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而设计的，开车人既是司机，也是工人，没有什么威风可耍。比如说，电话公司修理线路的工人，他既是卡车司机，也是电线修理工，来到线路损坏地点，爬上汽车上方的升降梯，一按电钮，把自己送上高空，作业完毕后，再把自己放下来，回到驾驶舱，开车去另一地点。这项工作如果放在中国，至少要配备两人。美国的邮车是另一种设计，司机位子专设在右边，使司机不必下车就可以顺手把居民的信件塞到路边的信筒里。其他常见驾车工作的，有运送邮购货物的ＵＰＳ（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ｃ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统一的棕色大型封闭货舱车，还有联邦快递邮车（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白色的，开车的既是司机，也是送货员。停下车后，他们要从司机的座位上走下来，从车舱中取出货物，送到客户家中。有些体积大重量沉的货物，他们还会利用随车携带的人力小推车（Ｄｏｌｌｙ）推送。这个工作要放在中国，至少得配备一个班。
今天的中国也不同了，作为官员专车的小车司机也越来越少了，很多年轻的公司老板更愿意自己开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必顾忌司机的心情，也不必担心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偷欢移情被司机窥视了，公司和单位里公家小车司机的工作在日益减少。前不久，我给国内打电话，我爸爸告诉我家里要买车了。我很惊讶，根本不相信我退休的父母有能力买得起汽车。后来才知道，我嫂子的单位实行改革，取消公车制度，公司的小汽车全部变卖掉，然后从此给每个职工按照职务每月颁发交通补贴。我嫂子大概是处级，按规定每月补贴２２００元交通费，其实就是公司变相鼓励职员自己买车开车。我哥嫂合计一下，贷了一笔款，买了一辆德国高尔夫牌轿车，每月连本带息共付２３００元，就等于用公家的补贴买了一辆新车，今后几年等贷款还清后，汽车就归个人了。据说这样做公司并不吃亏，公司省去了豢养司机和维护车辆的费用，算下来甚至比发交通补贴更省事，更便宜。不过这样一来，专职司机成了废人，司机的工作从此也从这个公司蒸发了。
汽车走入私人家庭和民间，能摆弄方向盘的人越来越多，开车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特权，而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需要。过去的安居乐业，据说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公司偷偷改成了“动居乐业”的新口号，在电视上大肆广告，“动”即是坐着汽车跑动，意思是要让汽车成为中国百姓生活的第一伙伴，让汽车走入千家万户。的确，有车族近来暴增，很多人即使暂时买不起汽车，也不必再乞求司机了。现在中国马路上的出租车甚至到了比行人还多的地步，招手即来。在很多大城市，已经不是人们乞求司机，而是司机们在玩命地追逐抢拉乘客了。我相信，多年前我和同事曾经享受过的那种自行车礼遇，不会在中国重现了，它成了遥远过去一个朴素而浪漫的故事。
当人人都可以驾驶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时候，方向盘就不再那么神秘，司机头上那个曾几何时缥缥缈缈的迷人光环，也随之淡去了。
“听诊器”、“方向盘”曾经是中国７０、８０年代两件能呼风唤雨的器具，前者是医生的，后者是汽车司机的。那时候，但凡谁跟这两种人沾亲带故，谁的脸面上就有了光彩，不但能让艰辛的生活增添一缕愉快的光辉，而且也能使身价如同坐在气垫上，膨胀出一截。也许８０年代后出生长大的一代会瞪眼皱眉拍桌骂娘不服气了：医生那张脸光辉灿烂，俺信。苍生众庶孰能无恙？有医生做朋友，看病过程立马感觉不同：你可以不排队，可以挑医生，可以有住院床位，……。可那“方向盘”算老几？大不了是给人听差跑堂的，与“听诊器”相提并论，岂非扯淡！
其实一点也不，开汽车曾经是牛气十足的工作。
二十多年前，除了公共汽车外，奔跑在中国大地上汽车不外乎两种：运货物的卡车和载官员的轿车。这两种车辆虽然功能不同，但都非常吃香。货车有吨位之分，但基本造型只有一种，以解放牌汽车为典型模式。轿车类型也屈指可数，除了高级人物专用的极少数笨重红旗轿车外，还有上海轿车，旧式伏尔加等。桑塔纳、夏利等国产车以及凌志、奔驰、宝马等众多豪华外国车，还都是相当遥远的故事。中国是泱泱自行车大国，平常过日子，很多事情都可以由自行车一揽子解决：上班，购物，接送孩子等等，绰绰有余，有时甚至还能用于迎宾接客等重要场合。
出国前，１９８８年春我与一位同事就享受过一次难忘的自行车礼遇。我们去山东平度县教师进修学院讲学，下了长途汽车，迎接我们的是学校派来的两辆大金鹿自行车，真难为他们，进修学院没有自己的汽车，当时出租车的新潮远未波及乡间，骑车人一个是教研室的主任，一个是他雇来的民工。我与同事被各请坐一辆，那两人立即蹬起了飞车。一路上颠簸不平，行程七八里路，坐得屁股都疼了，真想跟他们换换角色：我们蹬，让他们坐车，或许好受点。但看看那上坡下坡的黄土路，终究未敢提出这个请求，还真担心蹬不动他们呐。那是第一次受到如此直接的人力服务，竟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平时在家蹬车的总是大老爷们儿，坐车的应该是老婆孩子才对。
还有过一次自行车经历，至今难忘。那是１９８６年老婆生孩子，寒冬季节，半夜分娩期到，老婆肚子阵疼起来，惨不忍睹，我只好用自行车推着她，步行近两公里到了医院，那是通向山东千佛山医院的大上坡，走在漆黑寂静的马路上，累得直喘粗气。到了医院，汗水湿透了内衣。医生检查了一下，说离临产时间还早，让我们回去，我只好又耐着性子把老婆推回家去，竟冷却了要做父亲的欲望。到家后，没有多久，又不行了，这次是真的，自行车已经来不及，只好在院子门口拦了一位厅长的轿车，疾速开往医院，才算没有把孩子生在路上。这就是自行车和汽车的区别，有时候是性命攸关的。难怪过去一些旧电影上，常常有这样的一组镜头：病人垂危，某高大人物跃入马路中间，迎着车灯，在灯光照射下面孔痛苦而坚毅，然后举起右手作壮烈拦车状。那个董存瑞炸碉堡式的拦车镜头，正是汽车贫乏时代的荒诞缩影。
平常遇到搬运笨重货物，中国人也常用三轮车或双轮板车。但像自行车一样，这些车子也都是人力的，也都有使用的极限。要想远程搬家，运送冰箱等大宗物件，人力车就无能为力了，非动用汽车不可。可在那个年代，哪里有如今这么多呼号狂奔的汽车，用车难着呢。今天谁需要汽车，随便都可以找来一辆，自己家没有车也没有关系，可以叫出租车，或自己租车开。可在那个年月，只有公家有车，需要用车还必须麻烦开车师傅才行。大人物当然可以随便用车，平民百姓想用车则只有靠与司机的私人关系了。如果你认识司机，关系熟，一句话也许可以；如果关系不到，就等着活受罪吧。
正因为司机有驾驶机动车的本事，谁都会有求于他，天长日久，他身上就慢慢滋生出某种优越感，某种霸气。我印象中的司机大人们，个个腰大气粗，神气十足。说实话，那时候真有不少父母希望自己儿子当司机，或者希望自己的女儿招个司机女婿回家呢。
中国是一个相当重视人际关系的社会，关系网的形成往往与权力和利益相关，谁能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谁就有了权力，而谁有了权力，谁自然就有了别人得不到的特权利益。在高层次上，国家领导人可以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以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这样就能保证他退休后依然幕后操纵，垂帘听政，指点江山，保护其既得利益。在低层次上，一个单位的书记、主任都握有左右员工的大权，一句话可以把你调入单位，一句话也可以让你定格在一个部门，终生甭想挪动。如果想说动这些当官的，不动用点“手榴弹”、“炸药包”之类的特殊武器是难以办到的。到了民间，能够叱咤风云的人物就属汽车司机了，虽然司机没有生杀大权，但他手里的方向盘却能上通高官贵爵，下触庶民百姓，三教九流，谁都得买他的帐，平常很多人难以办到的事情，他都可能有路子办到。所以，汽车司机虽然非官非吏，但他的关系多，路子野，能量大。
在汽车稀少的年代，开车的工作曾是个肥得流油的美差。但除非你有官衔，普通职工是不太可能调得动单位司机的。老百姓用车通常只有靠烟酒开路，有时还得兼施财礼。就像在医院看病一样，你如果需要动手术，你当然希望找到最好的医生。如果其他病人在手术前都给医生塞了红包，你也得如法效仿，否则医生心情稍不平衡，手里的手术刀略微一偏，就可能会给你留下终生的遗憾。在腐败之风日益恶化的今天，能赚红包的岗位增加了许多，工商税务员，交通警察，法官，省市长的秘书，银行行长，检察官，海关关长，重点学校校长，都算是能用职权谋取个人实惠的工作。甚至大学老师都不再两袖清风了。前几年回国，去看一个在大学当博导的老朋友，见他接连不断地抽烟，与生命赛跑似的，就劝了几句戒烟的话：即利于健康，又可以省钱。我的话没有说完，就发现朋友面带难色，似有难言之隐的样子，后来才知道这位博导抽的烟都是学生“孝敬”的，用不着自己花钱。当时我心里极悲哀，不知道这些学生是不是在故意戕害老师，引诱老师与死神跳舞，让老师深陷于不抽白不抽的荒谬悖论中。而多年前，大概唯有汽车司机才能享受这份孝敬的。我记忆中的开车人，不抽烟喝酒的不多，而且自己花钱买烟买酒的几乎没有。
司机本来是普通的工人，但因为他们在中国特殊功能，倒过着非常显贵的日子。常有这样的现象，跟领导出差的司机往往与领导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宴席上总要留出一个司机的位置。下面的人送给领导馈送贡品时，也常常给开车的准备一份。他们拿着工人的工资，享受着厅局级别的待遇，而且吃饭免费，酒水管够。在那个年代，能当上汽车司机，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我有一个从农村下乡回城的哥们儿，靠父亲的关系谋到了一个在市委开轿车的工作，是市长的专职司机，自己也每天开着市长专车上下班，极威风的。后来因为他开车拉着女朋友在黄河大桥上兜风，然后在车里做爱，光天化日，让警察抓了个正着，结果他开小车的工作也被撸掉了，为此他的父母恼羞成怒，骂儿子不争气，好端端的小车方向盘给了人家，一气之下和儿子断绝了关系。
那时候甚至连会开车都是值得骄傲的技能。记得我在国内有位年纪稍长的同事，做过援助坦赞铁路工作队的翻译。他教大学一年级，每年八月走进新生班，第一句话就是：“我会开吉普”，然后花二十分钟讲述他如何在坦桑尼亚当翻译的，如何学会了开车，等等。这段英雄事迹让他老兄连着讲了好多年，致使学生们毕业若干年后，每每提起这位老师，都只记得他会开吉普。
二十年前司机们的工作作风也是清一色少爷派头，甩手掌柜的一般。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有一个错觉，我想不少人一定有同感，总以为司机的那双手只能用来开车。比如，拉货的司机，从来不做装货和卸货的事情。装车由装卸工们干，装满后司机只管开车，到了目的地，卸货又是卸货人的事，司机跑到一边乘凉喝茶去了。那时候装卸车都是人工作业，装满一车煤需要大半天时间，所以司机们总有用不完的休息时间。但即使坐得腰酸背疼了，也决不会站起来帮帮手，哪怕就为了活动活动筋骨也不干，因为太掉价，太失身份。过去我一直天真地以为，开车的人如果干了重活，那双手再去开车肯定会失灵，肯定会导致车祸。所以我每次请司机帮助拉活，也都先把司机安顿好，烟茶伺候，生怕他们累坏了，出车祸。
这种错觉到了美国后才彻底消除，对于司机的神秘感也迅速地消失了。
出国前，听到很多在美国的同学同事都会开车了，心里特别惊讶和敬佩，这么快就掌握了如此惊人的技能，即使留学拿不到学位，仅学会开车一项技能回国后也可以吃香的喝辣的。等到了美国后，自己一下也被卷进了汽车文化，才明白开车原来是这么回事。在美国，几乎人人都是司机，人们驾驶着属于自己的汽车，开车做自己的事情，上班，购物，旅游。至于大型车辆，也很少见到解放牌式的敞篷卡车。除了家庭小货车，大型车辆都是根据不同行业的需求而设计的，开车人既是司机，也是工人，没有什么威风可耍。比如说，电话公司修理线路的工人，他既是卡车司机，也是电线修理工，来到线路损坏地点，爬上汽车上方的升降梯，一按电钮，把自己送上高空，作业完毕后，再把自己放下来，回到驾驶舱，开车去另一地点。这项工作如果放在中国，至少要配备两人。美国的邮车是另一种设计，司机位子专设在右边，使司机不必下车就可以顺手把居民的信件塞到路边的信筒里。其他常见驾车工作的，有运送邮购货物的ＵＰＳ（Ｕｎｉｔｅｄ Ｐａｒｃｅ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统一的棕色大型封闭货舱车，还有联邦快递邮车（Ｆｅｄｅｒ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白色的，开车的既是司机，也是送货员。停下车后，他们要从司机的座位上走下来，从车舱中取出货物，送到客户家中。有些体积大重量沉的货物，他们还会利用随车携带的人力小推车（Ｄｏｌｌｙ）推送。这个工作要放在中国，至少得配备一个班。
今天的中国也不同了，作为官员专车的小车司机也越来越少了，很多年轻的公司老板更愿意自己开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必顾忌司机的心情，也不必担心商业秘密被泄露或者偷欢移情被司机窥视了，公司和单位里公家小车司机的工作在日益减少。前不久，我给国内打电话，我爸爸告诉我家里要买车了。我很惊讶，根本不相信我退休的父母有能力买得起汽车。后来才知道，我嫂子的单位实行改革，取消公车制度，公司的小汽车全部变卖掉，然后从此给每个职工按照职务每月颁发交通补贴。我嫂子大概是处级，按规定每月补贴２２００元交通费，其实就是公司变相鼓励职员自己买车开车。我哥嫂合计一下，贷了一笔款，买了一辆德国高尔夫牌轿车，每月连本带息共付２３００元，就等于用公家的补贴买了一辆新车，今后几年等贷款还清后，汽车就归个人了。据说这样做公司并不吃亏，公司省去了豢养司机和维护车辆的费用，算下来甚至比发交通补贴更省事，更便宜。不过这样一来，专职司机成了废人，司机的工作从此也从这个公司蒸发了。
汽车走入私人家庭和民间，能摆弄方向盘的人越来越多，开车不再是社会生活中的特权，而逐渐成了人们生活的日常需要。过去的安居乐业，据说被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公司偷偷改成了“动居乐业”的新口号，在电视上大肆广告，“动”即是坐着汽车跑动，意思是要让汽车成为中国百姓生活的第一伙伴，让汽车走入千家万户。的确，有车族近来暴增，很多人即使暂时买不起汽车，也不必再乞求司机了。现在中国马路上的出租车甚至到了比行人还多的地步，招手即来。在很多大城市，已经不是人们乞求司机，而是司机们在玩命地追逐抢拉乘客了。我相信，多年前我和同事曾经享受过的那种自行车礼遇，不会在中国重现了，它成了遥远过去一个朴素而浪漫的故事。
当人人都可以驾驶汽车和使用汽车的时候，方向盘就不再那么神秘，司机头上那个曾几何时缥缥缈缈的迷人光环，也随之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