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人格与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学的反叛和平民意识[转贴]

[夏日长风]

1968年，中国的首都北京。

天安门广场上万头攒动，草绿色的波涛上不断卷起红色的旋风……伟人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他那宽厚的手掌，楼下呼声震天，热浪滚滚……

二十多年前的那一幕，没有给以后的中国留下什么吗?

毛泽东作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从人生的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个成功者。缔造中国共产党，缔造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新民民主主义的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发起文化大革命……伟人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历史功绩，固然是社会历史提供了机遇，但另一方面根本上同伟人自身所具有的人格分不开――要不然伟人怎么是毛泽东呢?对于毛泽东所创造的这些巨大的历史功绩，我们已经缅怀得很多，然而，对于伟人毛泽东的人格，我们却似乎忽视了。实际上，伟人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其创造的功绩只是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影响是暂时和一般性的，很快会被后来的人所超越，而伟大的人格对于历史的影响，则将是永久性和特殊性的。毛泽东虽然离开我们已经近二十年，但他的人格却一直影响着我们，并且不但只是影响我们这些近世的人，而且将永久性地影响以后的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

铸成毛泽东之魂的有多种人格因素，但作为大变动时代的成功者，最有魅力的是他的反叛的人格。

毛泽东的反叛个性渊源于毛泽东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毛泽东的父亲是家庭中正统的代表。父亲吝啬、自私，构成了家庭中正统的一面；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善良、大方，构成了家庭中的异端。父亲终年忙于操劳田野里的农活和做一些粮食生意，把教养孩子的任务全交给主持家务的夫人了。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很有头脑和主见的女人，不象一般的农村妇女对丈夫百依百顺，而是明着规劝丈夫，暗地里抵抗其自私的行为。这实际上就彻底否定和嘲弄了正统的权威。这种名义上的一元化实际上的二元化家庭环境教给了毛泽东自小就目无权威，敢于策略性地反抗正统。加之父亲粗暴和专制，而其越是粗暴和专制，就越显得无理，越有利于毛泽东反叛人格的成长。童年时代的家庭环境造就的只是毛泽东最早的反抗意识。读书识字以后，毛泽东读了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书，这些书中的人物都是些敢于僭越皇权、反叛社会的英雄，读了这些书以后，毛泽东反抗正统的意识便更上一层：反叛正统，使这种反抗具有了彻底性。例如有一次，毛泽东顶撞了父亲，父亲追着打他，他跑到池塘边上威胁道：“你要是再往前追一步，我就跳下去！”还有一次，毛泽东和老师争吵，不愿承受惩罚，从学校中逃出来。他没有回家，而是往城市流浪。

不怕死，在自己的力量还不强大时，敢于以死来威胁，敢于以死超越家庭和学校的正统。当反叛快要失败时，毛泽东便以死相威胁，然后再夺回胜利，夺回自己作为反叛者的人格。这决定了这个人走上社会以后，敢于和必然用自己全部的生命去反叛正统，并且决定以后除非是这个人死了，谁也无法动摇他的意志，改变他的信仰和理想，迫使他屈服；决定了这个人只要活着，他就可以不断地战胜各种各样的失败……这个与众不同的人格一旦抓住书写历史的笔，就要按照自己思考的反叛正统的逻辑写下去，就会由于自己的人格形成一种文化。

毛泽东以后的一生，恰恰就是这种人格的发展。

在家庭中与父亲决裂式的斗争，八岁就不堪忍受教书先生的肉体折磨和孔夫子学说的精神折磨而反叛传统教育，终于发展到在省立第一师范倒校长的阁；在省城倒省长的阁；信仰马克思主义以后，提出以农村为根据地、以农民为革命主力的理论反叛从俄国传过来的以城市无产阶级为革命主力的正统理论；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口号以革命的暴力反击反革命的暴力，反叛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右倾投降路线，成为第一个走上山头的共产党人；即使到１９６６年当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时，面临着社会主义运动“全面的腐败”和“变质”的关头，他也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反叛一切传统，包括东欧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内，掀起一场以青年为主导、革一切传统、破一切四旧的文化大革命……直到死……

毛泽东的一生就是一个伟大的反叛者的一生。

领导人伟大的人格是一个国家精神上的国宝。就像毛泽东本人所总结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的三大法宝，我们今天在他老人家去世后回顾一下，如果没有他老人家那骇世惊俗的反叛人格，中国红色革命的胜利其可能性将是难以想象的。

承袭正统是一种对历史的重复，是平凡的；而成就伟大的政治则必然是一种创造。具有反叛正统的素质是进行创造的前提；尤其是对于中国近现代史要抵御外强、救亡图存，必须以变革中国社会文化为手段，而这必须以反叛传统文化为开端。到现在，马克思主义即使被中国化了，但是这场运动的整体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仍然是一场巨大的创造，毛泽东这样一个具有巨大创造力的反叛人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里应运而生的。毛泽东领导的运动推翻了三座大山，其中之一是封建主义。与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的农民领袖和进行了改朝换代的帝王相比，毛泽东领导的运动第一次将人民和政权的位置颠倒了过来，人民被确立为本位，成为社会权利的拥有者，这不但为中国社会的进步打开了民主的大门，而且为对传统文化的革命开了先例――从此以后，对文化的变革变成了名正言顺的大业，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毛泽东的一生实质上就是一个伟人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革命的一生。更重要的，他以自己的行为为中国青年进行文化变革树立了楷模和精神上的旗帜，并且他造就了一种文化――文革文化，培养了他的时代青年一代的人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的反叛人格一如既往，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一系列左倾运动。１９６６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如果仅仅从人格上说，就是毛泽东对他那一代的革命者的人格极为不满，要夺回权力，培养出能够在文化中进行不断革命的红一代，并且将大权交给这一代“红色接班人”，这就是现在所说的第三代人(根据张永杰、程远忠先生在《第四代人》(东方出版社，1988年8月第1版)一书中的观点，中国现代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代沟现象，因为这种代沟的存在，可以将社会群体划分为四代人：第一代人为1949年以前从政治与战争的生死较量中走出来的人；第二代人为1949年至196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7年间成长起来和活跃的年青人；第三代人为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和活跃的年青人；第四代人则是上述政治时代终结以后成长起来和活跃的年青人。)

事实上，毛泽东的确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辨论”的文革文化造就了青年一代，使第三代人的人格具有彻底的平民本位意识和反叛斗争意识。这个伟人是一个擅长于教育和宣传的大家，他竟创造了将自己反叛的人格完整地交给整整一代人的历史奇迹。毛泽东虽然已于１９７６年去世了，但是他给历史留下了整整一代人。第三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他们宣称是毛泽东的学生和卫兵，他们真正是毛泽东的一代，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正是文革文化的代表和继承人。从观照第三代人的身上，第四代人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历史荒谬感和使命感。到目前，我们起码可以说，因为有毛泽东才有的文革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培养和决定了中国两代人的人生。毛泽东的反叛人格直接影响了以后的两代人，而这两代人对实现中国社会民主、经济振兴至为重要。这曾经被指责为一种文明的“断层”，但正是在这“断层”之上，将不可避免地诞生一种崭新的历史。

文坛的变化和发展，就是最好的证明。

首先，文革以后的中国文坛，很快就奇迹般地变成了第三代人的文坛。不要说文坛是这样，整个艺术界也是这样。第三代人中的创作者，就象一一拱出地面的嫩芽，一个，两个，……原本一文不名的第三代人，很快布满成一个星空世界。在文坛上，除了屈指可数的第二代人的几部作品外，第三代人包揽了中国文坛。

第二，第三代人不但占满了星空，而且领导着文坛的风采和潮流。在短暂的“伤痕”和“朦胧”之后，他们的悲哭和呐喊构成了文坛的主格调。尽管有“大我”“小我”的嘈杂，但他们依然我哭，我笑，我喜，我忧……他们用文学的语言尽情地向世界诉说――文学，这曾经被无数次奸污了的艺术，终于以自己的面目姗姗地来到了我们的生活中。

在第三代人创作者的阵营中，王朔的影响是排在前列的。根据王朔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已经有十余部，王朔编剧的电视剧已在数百集之上，仅就数量而言，是无人可望其项背的。但数量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让人仰慕的是，王朔作品本质的深刻和内涵的博大无人可望其项背。王朔以他自己的艰苦创造，成为第三代人创作者的杰出代表，成为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文坛的弄潮儿。

毛泽东曾经以他自己的业绩和反叛人格，培养出具有平民本位意识和反叛意识的第三代人。第三代人恰恰给二十世纪末期的中国文坛带来的是平民本位和反叛意识。平民本位和反叛意识正所谓数载以前所说的文学复归的本体。关于这一点，王朔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

第一，王朔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平民，作品的情节围绕平民生活而展开。他们不为评模范而生活，不为去当官而生活，他们很满足于自己的地位和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他们思考的问题仅仅是怎么样能活着。

第二，如果仅仅反映平民生活，那也只能是极普通的文学作品。王朔作品突出就突出在对反叛意识的强烈表现上。与平民相对的是“圣人”，王朔的反叛就集中在对“圣”的宣战上。这种对“圣”宣战的程度，以至于有人将它和“通俗文学”作品混为一谈，有人将它概括为“痞子文学”，这种评价反映出的恰恰是王朔作品对“圣”反叛的彻底性。

在当代中国大陆，毛泽东走下了神坛，周恩来走下了圣坛――这是一种命运。作为平民，不能说是下“坛”吧，其码说也得挪挪窝――把身上的“圣气”剥一剥，还真人的面目――这不正是当代中国大陆平民的一种命运吗?看来平民也不好当，还得更换心态，不然就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

王朔通过他的宣战，让我们看到的正是凡夫俗子心态变化的艰难历程。

实际上，大陆目前所谓的改革、所谓的解放思想的过程，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经济建设的同时，也是一个促使和要求凡夫俗子的心态发生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最先为大陆社会的知识阶层所感知，使得他们的心态发生变化得最早。所以王朔笔下选择的角色主要是知识分子，选择的主要场所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选择的主角是最易发生心态变化的青年知识分子。

言谈举止是心态的反映，王朔笔下的角色个个能言善辨。他们在一起捣嘴磨牙，争吵不休。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就有他们喋喋不休的表白、辨解、劝告、评论等等，他们吵得一塌糊涂、吵得失去理智的时候，也就是剧情达到最高潮、最精彩的地方。但是，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那就是只要一逮住机会，其中的一方便会撕下对方的假面具，让对方做一次“真人”。

以电视剧《爱你没商量》为例。剧中的角色经常以这样的方式来撕别人的面具，例如，他们在动用“您”这个字眼、一旦把“你”贴上“您”这个标签，就决定是撕“你”的假面具了；他们一旦让“您”把你的“雅”充分地外露出来，或把你捧到“雅”的位置上时，他们就是要开始撕“你”的假面具、开“你”的刀了。所以，剧中最实在的忠告是：“您”最好不要“玩雅的”!“您”想显圣吗?那是一种妄想!剧中各种人物在揭假面具方面，各有其能，并且不留情面。在这处处撕假面具的情况下，剧中的这一堆人中，你是万万找不到一个难得有缺点的模范或样板。没有模范的青年，没有模范的知识分子，没有模范的领导，没有模范的家庭，没有模范的公司或单位。总之，都是“凡夫俗子”。“凡夫俗子”就是凡夫俗子，“我”不是好人，“你就让我作一次好人”；“我”不高尚，“你就给我一次机会高尚”；“我”不雅，“你就让我玩一次雅的”……尽管是这样的恳求，但是，甩回来的仍然是“你要不是好人哪，那天下就没好人了”“你多伟大啊”，紧接着这温和的絮语，是用了底气很强的音“您给我滚！”――以此来结束，反映出王朔对“圣”的最终的根本态度。

二十世纪的中国，八国联军被轰出去了，日本人被打跑了，毛泽东领导的民主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如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群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说这么多，是不是我们这些平民百姓就没有可操心的事了呢?

“一千首诗，一万首歌，唱了一千年，唱了一万年，而我们不再过那古老的生活!”(电视剧《爱你没商量》的主题歌。)――对几千年以来的“圣”进行宣战，提高我们的“平民意识”，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二十世纪末期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对人的改造――每个人对自己改造的问题，将是“我们不再过那古老的生活”的大前提。毛泽东说过他一生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一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第一件大事他完成了，但第二件大事他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并不能就此说这是一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或甚至于子虚乌有。毛泽东作为本世纪中华民族杰出的伟人，他所要干的第二件大事完全是从他的世纪性的意识出发提出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所具有的科学性的战略意识。同时，这也是本世纪中许许多多中国职业革命家的夙愿，他们各自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和探索。同他们一样，毛泽东也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作为世纪末肩负重任的中国人所应取的态度，不是对这种探索的否定，而是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继续将这一事业进行到底。毛泽东光辉灿烂的一生，给我们留下的，不仅仅在文学领域，而是在我们建设的所有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