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原是一个极狂妄的人。没错，不仅是狂，确实就是狂妄。
一九四二年，梁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他两个儿子梁培宽、
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里面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
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
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
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
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自负如此，古今中外恐怕亦属罕有了。在偷渡离
港时，梁的同行者都面有惧色，惟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为什么?因
为梁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
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
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如此看来，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
人”的梁，也确是以圣人自视的，所以才自信天命所归，可保平安无事。
梁的自负，也许惟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可比。康曾有诗云：“吾生信天
命，自得大无畏。”戊戌变法后，他自述曾十一次死里逃生，“留吾身以
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也是将一己的生死与中国的存亡
联系在一起了。有意思的是，康也被称为“最后儒者”，他也同样以圣人
自居，人称“康圣人”。至于章太炎，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龙
泉寺，在家书中竟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似乎在一九五○年，梁还对外甥说：“……既有‘四顾无人’之概，
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
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
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到了晚年，自负依旧。一九七六年梁
在给田慕周的信中说：“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
学术文化的使命。……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
出数十年也。”――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口气固然未改，所承诺的使命却
悄悄改了：过去是自以为负有改造中国的使命，是实践的使命；而现在却
是自称负有沟通世界文化的使命，是著述的使命。由改造社会降而为沟通
文化，实际上已是退而求其次了。
这表明，梁在晚年，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改造中国的使命，已不再
是那样信心十足了。为什么会有此变化呢?
五十年代以后，梁最出名，也最为人所艳称的一件事，是一九五三年
九月公开与毛泽东顶撞。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大
约是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他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批评中共按苏联模式制
定的经济计划，指中共一进入城市，便“忘记了乡村”，“工人在九天之
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代表地主”的梁漱溟竟然批评起“代表农民”
的共产党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毛当场大怒，对梁进行了激烈、甚至是
粗暴的批判。毛当时的怒骂经删改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批
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何以会与毛“顶嘴”?美国汉学家艾恺在《梁漱溟传》中认为：
“他的性格，经历，首先是他坚定不移的作为儒家的最后圣人的身份很明
显都是驱使他与毛顶撞的原因。”李辉在《尚情无我――关于梁漱溟的随
感》一文中也解释说：“与其说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如说他是在维
护他所迷恋的思想，在维护自己多年来所最为看重的儒家身份，还有常常
引以自豪的使命感。”这种理解大致可以接受。梁在五十年代初被毛引为
上宾，他对共产党表示满意，赞赏“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种种成
就”，认为“国内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
始”。但尽管如此，他仍未接受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
化，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思想，仍相信自己那套改造中国的蓝图――他与
毛的冲突，正是“梁漱溟建国方略”与共产党政策矛盾的戏剧化表现。
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廷折德配天地的最高领袖，这是何等勇气!这实
为梁漱溟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最光荣的时刻。
可是，一切到此为止。经此一役，加上此后断续的政治围剿，梁漱溟
在思想上却愈退愈后，最终渐渐向官方意识形态投降了。与毛争吵后，梁
仍任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在批判梁漱溟运动中，被批判的梁本人又参
加了同时进行的批判胡风运动。一九五六年二月，梁低头认输，在政协作
了正式检讨，据说毛泽东表示满意。梁以后对毛并无怨懑，反而仰之弥
高，一九七三年他对田慕周说：“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
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
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
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此两种身分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
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一九八○年梁在给言申夫
的信中，谈及与毛冲突一事，不无悔意，称当时是他“言语冒犯”，这已
是甘居人臣的心理了。梁不仅接受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更接受
了官方的思想框架及流行话语。一九五八年他给政协整风办公室写信说：
“……我认为佛家出世思想的价值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发现。”
虽然还保留对佛教的敬信，但在大前提上却已接受了共产主义。他也完全
赞成文革，一九六六年他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主席此番
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
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
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梁一贯的性格和行
为，这恐怕并不是违心之言吧。
在一九七四年批孔运动中，与赤膊上阵的冯友兰相反，梁始终沉默，
拒绝公开表态，并表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捍卫了自己对
儒家最低限度的信仰，也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思想尊严。但梁反对
批孔的理由为何呢?当时梁写过一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论孔子》的长
文，提出他个人见解。此文完全是以马解孔，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
解释传统文化和儒学。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还接受了早年曾痛驳过的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批判流行的批孔言论“其实往往违反
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并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
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
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
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可能是鲁莽灭裂，脱离了
马克思主义。”可见，梁实际上是以官方的逻辑来反对官方的批孔，他在
局部问题上虽仍固执己见，但在整体思路上却已趋时随俗了；与参与批孔
的所有人一样，梁同样已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彼此公认共许的道
理”了。
海外的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早就指出
梁漱溟对中共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曾有一定程度的炫惑，这是很不错
的。事实上，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个陈寅恪，可以避免这种“炫
惑”的少之又少。熊十力在政治高压下也能坚守自己所信，但他在五十年
代就已尝试以社会主义注解儒家经典了，在《原儒》中将“周礼”比附为
社会主义，在《乾坤衍》中将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钱钟
书的父亲钱基博以六十余老翁，也不甘后人，一九五一年穷十日之功读完
《毛选》第一卷，阅后信笔批注“籀绎”三条，格外推崇；王元化先生在
《杨遇夫回忆录》一文中，称杨树达“一反时流”，与陈寅恪一样“坚守
学术独立立场”，实则杨亦未能免俗，如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日记中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君不惟有政治才，亦富于学识。我
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今日见之矣。”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病亡，他在三月
六日日记中又说：“世界导师，遽终天禄，良堪痛悼!”按以当时环境，
虽亦无可厚非，但又岂足与陈寅恪为伍?与梁漱溟一样，吴宓是全国公开
反对批孔的极少数人之一，可他也自称“对毛主席著作，我也熟读再
三”……这些人已属最独立或最保守的老派人物，尚且如此，其余自郐以
下，就可想而知了。
这不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错误。政治的阴影如此巨大，如此深
重，又有多少心灵能够逃脱黑暗的笼罩?自信，自负，充满道德勇气如梁
漱溟者，最后尚且不免被官方话语同化，由此可见――面对政治领袖的绝
对权威，面对思想的“人海战术”，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多么
的软弱，多么的无力。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可
是，在大陆，从投机的冯友兰，到顽固的梁漱溟，他们那些“无力的思
想”，终于是向“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屈服了。
从冯友兰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行为上做到独立不迁，是很艰难的
事；从梁漱溟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思想上做到独立不迁，是更艰难的
事。思想是最艰难的事。
(【美】艾恺著：《梁漱溟传》，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李渊庭
整理：《梁漱溟讲孔孟》，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梁培宽编：《梁漱
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一九四二年，梁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脱险后，给他两个儿子梁培宽、
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里面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
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
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
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
象的。乃不会有的事!”自负如此，古今中外恐怕亦属罕有了。在偷渡离
港时，梁的同行者都面有惧色，惟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为什么?因
为梁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今天的我，将可能完成一非常重大的
使命，而且没有第二人代得。从天命上说，有一个今天的我，真好不容
易；大概想去前途应当没有问题。”如此看来，被称为“儒家的最后圣
人”的梁，也确是以圣人自视的，所以才自信天命所归，可保平安无事。
梁的自负，也许惟有康有为和章太炎可比。康曾有诗云：“吾生信天
命，自得大无畏。”戊戌变法后，他自述曾十一次死里逃生，“留吾身以
有待，其兹中国不亡，而大道未绝耶?”也是将一己的生死与中国的存亡
联系在一起了。有意思的是，康也被称为“最后儒者”，他也同样以圣人
自居，人称“康圣人”。至于章太炎，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囚禁于北京龙
泉寺，在家书中竟称：“吾死以后，中夏文化亦亡矣!”
似乎在一九五○年，梁还对外甥说：“……既有‘四顾无人’之概，
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
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
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到了晚年，自负依旧。一九七六年梁
在给田慕周的信中说：“我从来自己认为负有历史使命――沟通古今中西
学术文化的使命。……我的著作将为世界文化开新纪元。其期不在远，不
出数十年也。”――但值得注意的是，梁口气固然未改，所承诺的使命却
悄悄改了：过去是自以为负有改造中国的使命，是实践的使命；而现在却
是自称负有沟通世界文化的使命，是著述的使命。由改造社会降而为沟通
文化，实际上已是退而求其次了。
这表明，梁在晚年，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改造中国的使命，已不再
是那样信心十足了。为什么会有此变化呢?
五十年代以后，梁最出名，也最为人所艳称的一件事，是一九五三年
九月公开与毛泽东顶撞。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梁大
约是作为政协委员列席，他以农民的代言人自居，批评中共按苏联模式制
定的经济计划，指中共一进入城市，便“忘记了乡村”，“工人在九天之
上，农民在九地之下”。“代表地主”的梁漱溟竟然批评起“代表农民”
的共产党来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毛当场大怒，对梁进行了激烈、甚至是
粗暴的批判。毛当时的怒骂经删改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题为《批
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梁何以会与毛“顶嘴”?美国汉学家艾恺在《梁漱溟传》中认为：
“他的性格，经历，首先是他坚定不移的作为儒家的最后圣人的身份很明
显都是驱使他与毛顶撞的原因。”李辉在《尚情无我――关于梁漱溟的随
感》一文中也解释说：“与其说他是在维护自己的尊严，不如说他是在维
护他所迷恋的思想，在维护自己多年来所最为看重的儒家身份，还有常常
引以自豪的使命感。”这种理解大致可以接受。梁在五十年代初被毛引为
上宾，他对共产党表示满意，赞赏“共产党在国家建设工作中的种种成
就”，认为“国内的形势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中国人民新生活的开
始”。但尽管如此，他仍未接受以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的社会、历史与文
化，他仍坚持自己原来的思想，仍相信自己那套改造中国的蓝图――他与
毛的冲突，正是“梁漱溟建国方略”与共产党政策矛盾的戏剧化表现。
众目睽睽之下，竟敢廷折德配天地的最高领袖，这是何等勇气!这实
为梁漱溟一生在政治舞台上最光荣的时刻。
可是，一切到此为止。经此一役，加上此后断续的政治围剿，梁漱溟
在思想上却愈退愈后，最终渐渐向官方意识形态投降了。与毛争吵后，梁
仍任政协委员。一九五五年，在批判梁漱溟运动中，被批判的梁本人又参
加了同时进行的批判胡风运动。一九五六年二月，梁低头认输，在政协作
了正式检讨，据说毛泽东表示满意。梁以后对毛并无怨懑，反而仰之弥
高，一九七三年他对田慕周说：“中国社会原以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两大主
要成分，中国革命亦即由这两种人而成其事。毛主席如只是一个农民而非
知识分子，或只是一个知识分子而非农民，均难以领导革命。到韶山后乃
晓得毛主席实以一身而兼有此两种身分或资格――既是真的农民又是学识
丰富的大知识分子。其他的人，谁能若此乎?”一九八○年梁在给言申夫
的信中，谈及与毛冲突一事，不无悔意，称当时是他“言语冒犯”，这已
是甘居人臣的心理了。梁不仅接受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更接受
了官方的思想框架及流行话语。一九五八年他给政协整风办公室写信说：
“……我认为佛家出世思想的价值只有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被发现。”
虽然还保留对佛教的敬信，但在大前提上却已接受了共产主义。他也完全
赞成文革，一九六六年他写信给中央文革并转毛泽东，表示：“主席此番
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使广大群众振起向上精神，鄙视资产阶
级，耻笑修正主义，实为吾人渡入无阶级的共产社会之所必要。……当红
卫兵之来临，我以拥护此一大运动之心情迎之……”以梁一贯的性格和行
为，这恐怕并不是违心之言吧。
在一九七四年批孔运动中，与赤膊上阵的冯友兰相反，梁始终沉默，
拒绝公开表态，并表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捍卫了自己对
儒家最低限度的信仰，也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思想尊严。但梁反对
批孔的理由为何呢?当时梁写过一篇《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论孔子》的长
文，提出他个人见解。此文完全是以马解孔，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
解释传统文化和儒学。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还接受了早年曾痛驳过的
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他批判流行的批孔言论“其实往往违反
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并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精神就在其破
除一切教条主义。凡执着于社会发展史五阶段说者，无见于中国社会历史
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者，不可能于中国社会文化有认识，不
可能懂得什么是孔孟之道。于此而言批判孔孟，可能是鲁莽灭裂，脱离了
马克思主义。”可见，梁实际上是以官方的逻辑来反对官方的批孔，他在
局部问题上虽仍固执己见，但在整体思路上却已趋时随俗了；与参与批孔
的所有人一样，梁同样已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彼此公认共许的道
理”了。
海外的余英时先生在《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中，早就指出
梁漱溟对中共所倡导的社会主义理想曾有一定程度的炫惑，这是很不错
的。事实上，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除了一个陈寅恪，可以避免这种“炫
惑”的少之又少。熊十力在政治高压下也能坚守自己所信，但他在五十年
代就已尝试以社会主义注解儒家经典了，在《原儒》中将“周礼”比附为
社会主义，在《乾坤衍》中将古代的“庶民”比附为“无产阶级”；钱钟
书的父亲钱基博以六十余老翁，也不甘后人，一九五一年穷十日之功读完
《毛选》第一卷，阅后信笔批注“籀绎”三条，格外推崇；王元化先生在
《杨遇夫回忆录》一文中，称杨树达“一反时流”，与陈寅恪一样“坚守
学术独立立场”，实则杨亦未能免俗，如他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日记中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三君不惟有政治才，亦富于学识。我
国古来君师合一之象，今日见之矣。”一九五三年斯大林病亡，他在三月
六日日记中又说：“世界导师，遽终天禄，良堪痛悼!”按以当时环境，
虽亦无可厚非，但又岂足与陈寅恪为伍?与梁漱溟一样，吴宓是全国公开
反对批孔的极少数人之一，可他也自称“对毛主席著作，我也熟读再
三”……这些人已属最独立或最保守的老派人物，尚且如此，其余自郐以
下，就可想而知了。
这不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的错误。政治的阴影如此巨大，如此深
重，又有多少心灵能够逃脱黑暗的笼罩?自信，自负，充满道德勇气如梁
漱溟者，最后尚且不免被官方话语同化，由此可见――面对政治领袖的绝
对权威，面对思想的“人海战术”，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其实是多么
的软弱，多么的无力。胡适在给陈之藩的信中曾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思想切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
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肯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可
是，在大陆，从投机的冯友兰，到顽固的梁漱溟，他们那些“无力的思
想”，终于是向“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屈服了。
从冯友兰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行为上做到独立不迁，是很艰难的
事；从梁漱溟身上，可以认识到，要在思想上做到独立不迁，是更艰难的
事。思想是最艰难的事。
(【美】艾恺著：《梁漱溟传》，湖南出版社1992年第二版。李渊庭
整理：《梁漱溟讲孔孟》，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梁培宽编：《梁漱
溟书信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