戆大，司徒雷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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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孤魂
有幸能被伟大领袖御笔点入文章标题的洋人，全世界也就只有加拿大医生白求
恩和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区区二人。借老人家的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
也就成了中国大陆上颇具知名度的洋大人。医生和传教士都自诩为以救人为己任的
天使，穿白衣的救人肉体，穿黑衣的救人灵魂，本质上可说无甚区别。可在领袖的
笔削褒贬之下，一位被加冕为“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一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代表人物”。在笔者看来，司徒雷登之所以被主公（田家英起用的称谓）打入
十八层地狱，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纯属此人自找。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整
个一超级国际“戆大”。
“戆大”是上海人用于称呼那些不知好歹、一根筋认死理、拿着棒槌当针（真
）认的人名头，发音很近似“港督”，意思有些近似北方人的“傻Ｘ”。不过“戆
”字毕竟比“傻”字还含有一丝“戆直”的褒义，故此借来形容司徒老先生。说司
徒老先生是戆大，绝非有意贬损，各位看他行事即可知笔者所言非虚。
一、献身基督
司徒雷登祖上是颇有来头的：祖父是亚伯拉罕－林肯夫人的表兄。司徒雷登的
父亲约翰・林顿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 １８６８年，新建立的南长老会海外执
行委员会将他和另外两位同伴作为第一批传教土派往中国。经过五年一心为主的劳
累、奔波和生活的煎熬，他生病了，被送回美国休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并娶
了玛丽・霍顿做妻子。约翰・林顿偕同新娘于１８７４年夏天乘船回到中国，定居
杭州，前后在那儿传教达４６年之久，直至去世。约翰・林顿夫妇在杭州生了四个
儿子，司徒雷登是老大（如按照美国法律，以出生地定国籍的话，司徒雷登可是个
正宗“中国人”啊！呵呵）。 司徒雷登１１岁时随休假的父母返美国（实际上是
“去”美国），并留在美国求学。１９０２年司徒雷登自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
牧师，并被派出担任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牧师。１９０４年司徒雷登与路爱玲女士
结婚，同年受南长老会派遣来华当传教士，于年底到达中国。这年司徒雷登的年龄
是二十九岁。司徒雷登复习了一年汉语，就开始在杭州附近的水乡开始布道。他经
常乘一条小船来往于乡村城镇之间，走访农民和城镇居民家庭。由于出生于杭州，
又相当熟悉当地方言，司徒雷登拥有其它外国传教士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使他很容
易取得中国教徒的信任，与之建立起密切关系。
１９０７年美国南北长老联合会在南京创办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于翌年到该
校任教，主持这个神学院的《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讲授基督教义，授课长达１
１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司徒雷登父子两代“戆大”为了自己的信仰“献了青春
献健康，献了自己献后代”。他们放弃了相对来说安逸舒适的美国生活，来到贫穷
落后的中国，在荒凉的乡间传播“上帝的福音”，砥节砺行，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了。难得的是，司徒雷登竟然对当时某些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假“教
”济私的作为深恶痛绝，洁身自好，一心奉教。当然，说起来，这种奉献不过是受
天父的感召，是牧师们应尽的本份，还算不上“戆”。戆就戆在这爷俩奉献到最后
闹了顶“帝国主义宗教侵略份子”的帽子戴，这就戆大发了。
从根源上讲，佛教与基督教都是舶来品，佛教源自古印度，基督则来自巴勒斯
坦。两个教派的教义在劝人为善，皈依佛祖（或天主）方面并本质差别，只是牧师
可以结婚生子，和尚却要禁欲，因而倒是基督教更多一些人性。但佛教的祖师爷释
迦牟尼是含着银匙出生的王公贵族，耶稣基督则是生在马槽里的贱民。如果按照成
份论来看，基督教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佛教的出身则应归入封建
贵族“黑五类”，属于革命对象扫地出门一类。可中国的革命者们偏要把具有人性
，出身革命阶级的基督教的传入斥为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对源自封建贵族的佛
教的流入却视为文化交流的进步。似乎是有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
为了引进佛经，唐僧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方才求得真经回中原，
成为千载传颂的传奇人物。而佛教也就此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气势恢弘，兴旺程
度远超其老家印度。反观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基
督教义带到穷乡僻野；本以为中国人那么艰难地去为佛祖顶礼膜拜，求取佛经，必
定是天下少有的虔诚宗教信徒，如果自己把基督圣经送到中土人士面前，省却了信
徒们远涉重洋，犯险排难地去取“真经”，还怕人们不恭迎耶稣，山呼“阿门”？
然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处世哲学是“便宜无好货”。因而，由于佛经是历
经千难万险，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得来的，当然是传世真经无疑；而圣经则是一
班蓝眼黄毛的异邦鬼佬送货上门，还往往附带救贫物品，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必
是“假冒伪劣”产品！主公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见《别了，司徒雷登》）货色既假，卖货的那还不非“谍”即“奸”？没说的
，捉了！
到此就看出司徒们的“戆大”之处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要想传教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要传教（好别扭啊！）。非等中国再派出个什么“唐教士”去下西洋取“圣
经”，还要让他尝尽人间苦难，战罢妖魔鬼怪，才让他捧回什么“新约”、“旧约
”，这才是基督的大器磅礴之日。司徒们非要越俎代庖，替中国人“送经”，非但
自己落得身败名裂，还连累得耶稣基督在中国至今也没缓过气来，这个“戆大”当
的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二、筹建燕大
在１９００年拳乱中，各地教会办的神学院大多屋毁人亡。劫后，利用庚子赔
款，各教会学校重整旗鼓，再现江湖。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开始商议联合办一所高水
准的大学。华北教育联合会（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建立起来的。北京的两所神学院，汇文大学和
通州协和大学也借此机会，谋划并校发展。但由于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
在一些鸡毛蒜皮问题上争执不下，旷日持久，尤其在学校的命名问题上，更是各执
己见，势同水火，并校一事久拖不决。１９１８年底，教会指派司徒雷登出任联合
大学的校长，他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１日到京赴任，不长时间就采用圆滑和软硬兼
施的协调手腕成功地实现了合并。
司徒雷登在当时被认为是出掌这所即将成立的大学的最佳人选。当年“学生志
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Ｒｏｂｅｒｔ Ｅ．Ｓｐｅｅｒ）
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
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
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
事布鲁克曼（Ｆ．Ｓ．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
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
，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
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司徒雷登不但成功地运作了汇文和协和大学的合并，还就势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和华北协和神学院也吞并了进来，在１９１９年初成立了不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在国际上也曾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今日提起“燕京”时，人们大多会只
会想起口味淡淡的啤酒了，惜哉！）
当时组成燕京大学的计有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四所教会学校：
一、卫理公会的汇文大学，英文名称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有些对不住北大的学子们了，不光现在这北大的英文名称是从汇文那里“拿”来的
，连北大的校园以前也是别人的。其时北京大学的英文名是Ｐｅｋｉｎｇ Ｉｍｐ
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前身是成立于１８９８年的京师大学堂，戊
戍变法的仅存硕果。１９１２年５月由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称北京大学）。它的前
身是１８７０年创立的美以美会男塾，１８９０年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Ｐｅｋ
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包括文理学院、卫理神学院和医学院及一所预备
学校。
二、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位于离北京不远的通州。前身是１８６
７年建立的潞河男塾，１８８９年改为潞河书院，１９０４成为华北协和大学。
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起源于１８６４年建立的贝满女塾，位于北京灯市口
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１８９５年改名为贝满女学堂。１９０４年正式成立华北协
和女子大学。自从１９２０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后，燕京大学成为中
国第一个正式实行男女同校学习生活的现代高等学府。多有人把此荣誉归于为北京
大学，证据是１９２０年３月７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号登出的三名
到北大女学生查晓园、奚浈和王兰的照片。可是这三位女生仅仅是英文系和哲学系
一年级的旁听生而已，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共学在北大还要等
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四、华北协和神学院。系由１８９３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演变而来，隶属
于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
燕京大学刚一呱呱坠地，就碰上了“五四”运动。据说就是这场运动给中国请
来了“德、赛”二先生。按无神论者看来，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理应惧怕“赛”
先生，但司徒氏太“戆”，竟然支持燕大学生参加运动。当时徐大总统围捕了数百
学子，其中有不少燕大学生，关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
食，也不准人送食物。司徒雷登派出好友，燕大美国教授博晨光（北大著名的“一
塌糊涂”中的“塌（塔）”即为此人叔父捐建，故名“博雅塔”）与其他大学代表
一起前往探望。看守军警蛮横阻拦，不许入内，博晨光大怒，硬闯门禁。军警看到
这位高鼻蓝眼的洋人，毕竟有所畏惧，不敢硬拦，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叙伦先生则紧
随其后。两人冲进北大三院，慰问了被关学生。迫于各方压力，徐大总统不得不释
放了被押学生。司徒雷登在燕大学生获释的次日就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进步行为
表示由衷的同情。“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戆”到不顾传教士不得过问政治的
训诫，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还于一九
三一年十二月亲自带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
号。（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１９８５
年８月第１版 ，第４７４页）
由于司徒雷登的默许态度（如果算不上“支持”的话），燕京大学中外教员中
都有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人士，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学界爱国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一些青年学生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震惊中外的“三
・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的魏士毅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纪念碑从１９２７年
３月起就耸立在燕园，默默向人们证明着那段燕大的历史。
在日据期间，司徒雷登采取了“易帜”的手法，在“燕大”挂起了美国国旗，
使得燕大得以继续为不甘心接受日伪教育的青年们提供一块难得的“绿洲”。“燕
大”内的“燕南园”更被冠以“根据地”的头衔，因为在许多老师家里，同学们可
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提到
燕南园，索性多说两句。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１７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这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
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
、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生物化学家
张龙翔，化学家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
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
抗日前期，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司徒雷登不仅资
助路费，还要设宴为他们送行。“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宣战，日寇立即逮捕司徒
，逼问为何有此“抗日”行为。司徒辩曰，校长有义务帮助无法求学的学生出行，
但没权利过问学生的去向。就此妙答来看，司徒并非一“戆”到底。
燕大属私人教会大学，从建校起就没接收政府的资助，除小部份学费外，全部
资金来自私人捐助。以１９３３年为例，当年燕大学费收入约为十一万元；当时在
校学生共七百八十八人平均每人约交纳一百四十元，伙食费等都不计在内，如果加
上伙食一年最低限度要二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昂的。该校当年经费支出为
八十三万元，可以看出，私人捐赠占了学校支出的约８５％。为募集到足够的办校
资金，司徒雷登不得不放弃自己就任校长时立下的不负责学校经费的条件，专程返
美化缘十多次；利用其独有的个人魅力和说教，为燕大从不同渠道募集到数百万美
金的经费。在七八十年以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大的施主是铝业大王霍
尔遗产捐款：一九二一年为五万美元、一九二六年为二十四万八干五百美元、一九
二八年为一百万美元同时从哈佛燕京学社拨款五十万美元（也是霍尔的遗产）。另
一个大户头洛克菲勒财团，每年拨给燕京大学十余万至三十余万美元不等。这两大
施主均是司徒雷登费尽心机，经过长时间不懈的公关努力，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巧
取豪夺”得来的。司徒雷登回忆起那些艰难的“化缘”时光时，曾感慨地说：“我
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个洋“叫化子”不能不叫人联想到中
国的“义丐”武训，然而他们的办学经历几乎都被人遗忘了。在那个时期，司徒雷
登被这种低三下四的“乞丐”生活折腾得患了神经衰弱，但是只要一返回中国，脱
离了“化缘”的行列，病痛就不治自愈了。
说司徒老儿“戆大”，倒不是说他“戆”到去当高级“叫化子”，而是说他竟
然“戆”到化到了那么大数额的银子，居然没给自己留足“养老金”！这位世界首
富国家的驻外大使，返国后由于其有“反蒋亲共”的倾向，为当时的美国当政所不
容，结果穷愁潦倒，几无安身立命之地。幸亏他有一位中国“义仆”傅泾波，将其
收留在家中，才不致流落街头。
司徒雷登自创立燕大后，每年的６月２４日都要在燕大和校友们一起渡过自己
的生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在日本人监禁下不算），１９４９年本打算也返
校过生日的，并借机与中国的新当权者沟通斡旋。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他未
能成行。遗憾的不仅仅是司徒错过了生日ｐａｒｔｙ，可能还错过了化解此后的数
十年的中美交恶戾气的最后机会。１９５０年以后的生日，仍是与“燕大”的校友
一起度过，不过所需费用得靠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发扬老司徒的“光荣传统”依靠“
化缘”来解决了。据燕大校友徐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谦之女）回忆，为司徒
雷登过生日所用的钱，她每年都在纽约向燕大校友们募捐。孔祥熙是燕大董事会的
董事长，他有时能拿出１００美元。那时，１００美元就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他校
友每人出个一元二元聊表心意也算可以了。不知今日中国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戆大
”，自己经手“化缘”了按现价算至少数千万甚至上亿美金的金钱，还曾以大使之
尊，掌握数亿“美援”的分拨大权、蒋介石的“太上皇”（毛语）临老居然连过生
日的银子也要靠“化缘”！这“戆大”可真大啊！
司徒雷登为燕大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选定了今日被称作“燕园”的校址（即是
今天的北大骄子们引为自豪的“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校园，那可是司徒老先
生的杰作）。当年为了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司徒雷登骑着自行车或者颇具中国特色
的毛驴走遍了北京近郊，看了不计其数的荒岭野坟，最终选中了圆明园旁“勺园”
和“淑春园”旧址的这块宝地。虽然当时该地与圆明园一样荒败不堪，但也一样曾
有着不俗的历史。
“勺园”是明朝米万钟建造的一座南方风格的园林式庭园。米万钟，字仲诏，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永宁、铜粱、六合等县县令，后又任廷评、工部郎中。“
勺园”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明代诗人袁中道描述勺园道“到门唯见水，入
室尽疑舟”。《天府广记》中说：“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
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米万钟是明朝末
年驰名的大画家，为勺园亲笔画了一幅长卷，叫《勺园修楔图》，现存于北京大学
图书馆中。米万钟后来因为得罪魏忠贤而去职。传说是因为他爱石成癖，看中了房
山产的一块大石头，出资欲运至勺园，耗尽家财，以至败家，故此石又曰败家石。
后来由乾隆皇帝运至清漪园（颐和园）乐寿堂前，取名“青芝岫”。崇祯元年，魏
忠贤被处死，米万钟复职，任太仆少卿，祟祯四年（１６３１）病故，葬米家坟，
就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西北角。满清入关，勺园日渐荒芜。由于其风水位置好
，便划归清皇室，在勺园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园。嘉庆六年，弘雅园改为集贤院，
作为大臣退值休息之处。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八月，英法联军焚毁了举世闻名的
“万园之园”圆明园，集贤院也一并化为灰烬。
“淑春园”是乾隆皇帝赏给宠臣和□的皇家花园。和□原来只是给皇帝抬轿的
，不知走的什么狗屎运，得到乾隆的赏识，飞黄腾达，跃居首辅之位。他的府第和
花园建造得艳美绝伦，“淑春园”是最为华贵的一个，当时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
”。据《庸庵笔记》记载的和□查抄清单中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
四角楼更搂十二座、更夫─百二十名）。”“钦赐花园”就是“淑春园”。从楼台
六十四座，更夫一百二十名，不难想像“淑春园”的规模是多么宏巨。道光年间“
淑春园”旧址赐给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故又有睿王园之称。“
睿”字满语为“墨尔根”，所以此园又称“墨尔根园”。此名一直延续到１９２１
年燕京大学购此地为校园新址时止。清代末年，睿亲王的后代有个叫德七的继承了
这座园子，其时这园子也和八旗子弟一起变得破落不堪了。德七不仅拆房卖林，还
曾一度租给农户作为耕种园地。民国初年，地方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二万银元
把未名湖到燕南园一带从德七手里买下，改称“肄勤农园”，在上面修建避暑别墅
和家庙。
为买下这块风水宝地作为燕大的发祥地，司徒雷登不辞辛劳，乘了两天火车，
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一周，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亲赴西安，与陈树藩当
面谈妥了土地交易。司徒雷登又一次展示了他的说教本领，陈树藩这个旧军阀竟然
同意将卖地款的三分之一，２万银元捐给燕大。后来，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
了２万银元。这些嗜财如命的旧军阀竟然肯听洋教士的劝教，捐资助学，司徒的口
才确实了得。其后，司徒在“勺园”附近又买了些荒地，奠下了今日燕园的基础。
地址确定之后，司徒雷登聘用了毕业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
・墨菲负责主持燕圆的规划和建设设计。他要求亨利・墨菲既要按中国的传统建筑
形式来建造校舍，以体现燕大的办学宗旨是要尽量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又
要推陈出新，超越前朝，如此方能钟灵毓秀，才子才女，代有辈出。亨利・墨菲以
巧妙的构思和完美的设计把司徒的设想变成了现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
“博雅塔”的设计。高耸在未名湖畔的这座十三层仿古燃灯塔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悠久历史，又展示了青年一代刚正不阿，崇尚自由的阳刚之气，与塔下未名湖水的
阴柔之美构成了千古绝配；不知给多少文人骚客、热血青年或热恋情侣带来无尽的
遐思，产生了多少述怀佳作，至今仍是燕园的“南波万”（Ｎｏ．１）风景点。可
谁又能想到，这座以“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而闻名于世的“博雅塔”只不过是
当年为燕大使用地下水而修造的一座水塔！
和□僭侈逾制的石舫及“临风待月楼”，即今日的“临湖轩”是司徒雷登的校
长府邸。燕京大学１０周年校庆时，在此举行庆祝聚会，由谢冰心教授提议，把这
栋建筑命名为临湖轩。钱穆教授进一步提出把门口还未命名的湖叫作未名湖。从此
，未名湖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幽静的湖心岛是未名湖上的一颗珍珠。当初它是和
□仿圆明园“蓬台仙岛”豪华建筑的一景。燕京大学建校后，路思的长子亨利・鲁
滨逊・路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为纪念先人，在湖心岛捐资
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思义亭”。
燕京大学图书馆则是由托马斯・贝利（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ｒｙ）夫妇的三
个女儿为纪念父母的遗愿──“在全中国推广学习”而捐款五万美元兴建的。燕大
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图书馆的后期发展则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大
力资助，从１９２８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自１９
２８年始，不断补充中国古籍。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
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但１
９５０年则曾一举花费１２５０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的豪举，乃因当年所
拨书款余额颇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可见哈佛燕京学社直到
“建国”后还在为燕大拨款。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它已有图书期刊４０万册，
未编图书期刊１８万册，另拓片１２０００余张，木刻书板２４００块。其中收善
本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宋元版本也不少。善本书数量高达３５７８种，３７
４８４册。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拨款购买的。１９８９年，迁入李
嘉诚捐款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北大图书馆”。
以上就是现今全国闻名的“一塔湖图”的来历。
燕园里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负重的建筑比比皆是：圆明园劫后余生的翻尾石鱼
、安佑宫前的华表、巧绘校景的翼然亭、遗迹尚存的娄兜桥、御诗碑……中国恐怕
找不到第二所包涵如此深邃的历史文物和气息的高等学府了。作为美国人的司徒雷
登如果不“戆”，怎么在其治下搞出了这么些比中国人还中国的名堂来？
１９２６年海淀新校建好，迁校在即，司徒大喜。俗话有云，乐极生悲。司徒
夫人奉上帝召唤，驾鹤先行归西，成为燕园墓园的“南波万”新居民。曾为孙中山
主持葬仪的燕大博士刘廷芳为司徒夫人主持了殡葬仪式。后来司徒老先生临去见主
时，留言要与夫人合葬燕园。不知何故，耶稣迄今也未照准。愿代司徒氏求祷上天
主事之神：司徒虽“戆”，中土有容。魂兮归来，呜呼尚飨。
三、“文化侵略”
在司徒雷登１９４９年离开中国之际，伟大领袖在为其送行的文章中教导我们
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
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
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见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读此真如醍醐灌顶，原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贫苦百姓，
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根源却在“帝国主义”身上！但是今天的“帝国主义”仿佛
还在继续着这种“不等价交换”，无怪乎领袖英明地预见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更可恶的是，帝国主义还给中国造就了“数百万”头脑反动的“新式的大小知识
分子”，企图从心灵上奴役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数百万“反动”分子是怎样被司徒雷登一类传教士们精心栽培出来的呢？让
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反动”分子产生的历史，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工作
，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为掩盖其“侵略野心”，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
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富家子弟大多信奉孔孟，不屑“洋夷”说教，学校“迫不得
已”大多只好招收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１
８３９年美国传教士布（Ｒ．Ｓ．Ｂｒｏｗｎ）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１８
９９年，教会学校达到约１７６６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在华的几乎所有
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司徒雷登故乡
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必然推销“精神鸦片”──宗教教育（如此类推，佛教应是“精神冰
毒”）。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为使学生
打入上流社会，学校也讲授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校还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
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
的中国来说，具有相当的启蒙作用。幸亏传教士们够“戆”，没看到这一点，反而
为中国的教育进步做了贡献。这在领袖看来，应该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吧。
为“侵略”中国着想，美国传教士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先河。１８４６年
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３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带到美国求学。
由于这３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
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可惜，今日看不到这么“戆”的传教士了）。后来黄胜
因病回到香港。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７年医科，于１８５７
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
鲁大学，１８５４年毕业回国。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
的６岁孤儿，１８７０年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１８８１年，金雅妹
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
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千乞诸网友要提高思想认识，分清邓小平先生鼓励留学
的政策和传教士送学生出去有着本质的不同，且莫混为一谈！
１８７０年容闳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１８７１年９
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
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１２款。该奏摺获准后，从１８７２年至
１８７５年，清政府先后派出４批１２至１５岁的幼童１２０名，由容闳带领赴美
留学，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从那时起，留学余毒绵延至今，愈演愈烈，戕害
国人至深啊！
１９０８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
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
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
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５日，美国
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７月１１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
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１１６０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
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１００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这就是
伟大领袖所说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
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友谊”，还是侵
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
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１
８８２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成立于１８９８年。
庚子年后，帝国主义加大了“文化侵略”的力度。１９０１年，美国卫理公会
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１９０５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
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１９０９年正式开学，１９２９年改名
为沪江大学。１９１０年，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
公会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
督会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１９１５年，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
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１９
１６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１９２４年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
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到１９２０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
数达到１６００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１６所。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
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
，南方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１９２０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被
司徒雷登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男女同校的大
学。这些大学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生力军。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办学经历中“装着爱美国也爱中
国，颇能迷惑一部份中国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其主要手法如下：
１、逐步增加燕大的“国产化”比率，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
其它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将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人的大学。燕大设立
文、理、法三院，司徒雷登延聘中国人做为校长；燕大毕业生自１９２６年起领取
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美国纽约州颁发的双份文凭（听说今日北京某些大学也颁发类似
双校学位，可见司徒雷登真是余音袅袅啊）。与此同时，燕京大学于１９２８年增
加了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的比例。司徒雷登还主持制订了《燕大中国教职员待遇细
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方面与外籍教授亨有同等待遇。这
一“伪善”的平等手法一时使得许多有名中国学者云集燕大。１９２１年，司徒雷
登按西籍传教士的薪金水平聘任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刘延芳、洪业来燕大工作。次
年，又宣布正式实行中西籍职员均等待遇，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择、陈
垣、顾颉刚等纷纷来燕大任教。
２、为了更深地隐藏“文化侵略”意图，在司徒雷登指使下，燕大于二十年代
初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同时，加强了国学方面的课程，规定学生必须修
满一定的国学课程学分才能毕业。“戆大”司徒雷登以为如此就可“迷惑”中国人
民，但却迷惑不了英明的领袖。
３、为了毕业生就业需要（可见８０多年前就有了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天的大
学生大可不必怨天尤人），司徒雷登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先后在燕京大学设立了制
革科，家政学系及劳工统计调查科，医学预科（与协和医学院挂钩）、教育专修科
、农学专修科、宗教事业与社会服务科等。司徒雷登“自我美化”说，他并不在意
使燕京大学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努力使之成为对中国和学生最有用的
学校。
４、为便于更好地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从２０年代开始，司徒雷登便提出要让
学生确实生活在使用中英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要求学生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
另一种语言，并注意营造西方文化的环境（这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祖师爷了？
）。
５、为更好地进行“与国际接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普林斯
顿大学合作成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双方进行人员互访和学术交流。
１９２８年春，在司徒雷登的大力活动下，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创办了有
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及仪器设
备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并帮助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该机构在不长的
时期里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至今仍是研究东方
的重要机构。学社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在仍然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重要分支，保存
了大量东方文化的资料文献。但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的机构自１９５２年后就与燕
大一起消失了（去年４、５月份，北大校长访问美国，被哈佛校长以“非典”为借
口拒之门外，据说部份原因就是要报当年“燕大兄弟”被北大借院校调整之机“鸠
占鹊巢”的一箭之仇）。此外，燕京大学还和世界各国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
。英国牛津大学帮助燕京大学试行过“牛津导师”制，法国政府向燕京大学赠送过
图书，意大利政府向燕京大学提供过研究生奖学金。燕京大学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卫斯理女子学院、密苏里大学订立过交换学者、留学生计划，也曾接受过来自
世界各地华侨和少数外国留学生的入学。１９３４年，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成立
了“合作基金委员会”，陆续延聘一些美国著名教授和记者到燕大任教，将西方的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方法系统地介绍进中国。
司徒雷登及其同夥们，就是利用上述手法在中国造就了“数百万”思想反动的
“大小知识分子”。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实行了这种“文化
侵略”，并且还附带了经济侵略：要我们那些去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青年们支
付大笔的银子做学费！看来像司徒雷登之类自掏腰包来“侵略”中国的“戆大”已
经绝迹了，而轮到中国“戆大”自掏腰包去接受“文化侵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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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孤魂
有幸能被伟大领袖御笔点入文章标题的洋人，全世界也就只有加拿大医生白求
恩和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区区二人。借老人家的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两位
也就成了中国大陆上颇具知名度的洋大人。医生和传教士都自诩为以救人为己任的
天使，穿白衣的救人肉体，穿黑衣的救人灵魂，本质上可说无甚区别。可在领袖的
笔削褒贬之下，一位被加冕为“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一位是“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代表人物”。在笔者看来，司徒雷登之所以被主公（田家英起用的称谓）打入
十八层地狱，成了青面獠牙的恶鬼，纯属此人自找。其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无异于整
个一超级国际“戆大”。
“戆大”是上海人用于称呼那些不知好歹、一根筋认死理、拿着棒槌当针（真
）认的人名头，发音很近似“港督”，意思有些近似北方人的“傻Ｘ”。不过“戆
”字毕竟比“傻”字还含有一丝“戆直”的褒义，故此借来形容司徒老先生。说司
徒老先生是戆大，绝非有意贬损，各位看他行事即可知笔者所言非虚。
一、献身基督
司徒雷登祖上是颇有来头的：祖父是亚伯拉罕－林肯夫人的表兄。司徒雷登的
父亲约翰・林顿毕业于普林斯顿神学院， １８６８年，新建立的南长老会海外执
行委员会将他和另外两位同伴作为第一批传教土派往中国。经过五年一心为主的劳
累、奔波和生活的煎熬，他生病了，被送回美国休养。他很快就恢复了健康，并娶
了玛丽・霍顿做妻子。约翰・林顿偕同新娘于１８７４年夏天乘船回到中国，定居
杭州，前后在那儿传教达４６年之久，直至去世。约翰・林顿夫妇在杭州生了四个
儿子，司徒雷登是老大（如按照美国法律，以出生地定国籍的话，司徒雷登可是个
正宗“中国人”啊！呵呵）。 司徒雷登１１岁时随休假的父母返美国（实际上是
“去”美国），并留在美国求学。１９０２年司徒雷登自神学院毕业后，被封立为
牧师，并被派出担任华盛顿第一长老会堂牧师。１９０４年司徒雷登与路爱玲女士
结婚，同年受南长老会派遣来华当传教士，于年底到达中国。这年司徒雷登的年龄
是二十九岁。司徒雷登复习了一年汉语，就开始在杭州附近的水乡开始布道。他经
常乘一条小船来往于乡村城镇之间，走访农民和城镇居民家庭。由于出生于杭州，
又相当熟悉当地方言，司徒雷登拥有其它外国传教士所没有的便利条件，使他很容
易取得中国教徒的信任，与之建立起密切关系。
１９０７年美国南北长老联合会在南京创办金陵神学院，司徒雷登于翌年到该
校任教，主持这个神学院的《新约圣经》经文注释系，讲授基督教义，授课长达１
１年。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司徒雷登父子两代“戆大”为了自己的信仰“献了青春
献健康，献了自己献后代”。他们放弃了相对来说安逸舒适的美国生活，来到贫穷
落后的中国，在荒凉的乡间传播“上帝的福音”，砥节砺行，也算得上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了。难得的是，司徒雷登竟然对当时某些传教士利用特殊身份，假“教
”济私的作为深恶痛绝，洁身自好，一心奉教。当然，说起来，这种奉献不过是受
天父的感召，是牧师们应尽的本份，还算不上“戆”。戆就戆在这爷俩奉献到最后
闹了顶“帝国主义宗教侵略份子”的帽子戴，这就戆大发了。
从根源上讲，佛教与基督教都是舶来品，佛教源自古印度，基督则来自巴勒斯
坦。两个教派的教义在劝人为善，皈依佛祖（或天主）方面并本质差别，只是牧师
可以结婚生子，和尚却要禁欲，因而倒是基督教更多一些人性。但佛教的祖师爷释
迦牟尼是含着银匙出生的王公贵族，耶稣基督则是生在马槽里的贱民。如果按照成
份论来看，基督教应该是“根正苗红”的“贫农”出身；佛教的出身则应归入封建
贵族“黑五类”，属于革命对象扫地出门一类。可中国的革命者们偏要把具有人性
，出身革命阶级的基督教的传入斥为帝国主义的宗教侵略，而对源自封建贵族的佛
教的流入却视为文化交流的进步。似乎是有些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了。
为了引进佛经，唐僧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方才求得真经回中原，
成为千载传颂的传奇人物。而佛教也就此在神州大地发扬光大，气势恢弘，兴旺程
度远超其老家印度。反观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含辛茹苦，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把基
督教义带到穷乡僻野；本以为中国人那么艰难地去为佛祖顶礼膜拜，求取佛经，必
定是天下少有的虔诚宗教信徒，如果自己把基督圣经送到中土人士面前，省却了信
徒们远涉重洋，犯险排难地去取“真经”，还怕人们不恭迎耶稣，山呼“阿门”？
然而中国人千百年来信奉的处世哲学是“便宜无好货”。因而，由于佛经是历
经千难万险，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才得来的，当然是传世真经无疑；而圣经则是一
班蓝眼黄毛的异邦鬼佬送货上门，还往往附带救贫物品，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必
是“假冒伪劣”产品！主公就谆谆教导我们说：“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
”（见《别了，司徒雷登》）货色既假，卖货的那还不非“谍”即“奸”？没说的
，捉了！
到此就看出司徒们的“戆大”之处了，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要想传教的最好方法
就是不要传教（好别扭啊！）。非等中国再派出个什么“唐教士”去下西洋取“圣
经”，还要让他尝尽人间苦难，战罢妖魔鬼怪，才让他捧回什么“新约”、“旧约
”，这才是基督的大器磅礴之日。司徒们非要越俎代庖，替中国人“送经”，非但
自己落得身败名裂，还连累得耶稣基督在中国至今也没缓过气来，这个“戆大”当
的可真是名副其实啊。
二、筹建燕大
在１９００年拳乱中，各地教会办的神学院大多屋毁人亡。劫后，利用庚子赔
款，各教会学校重整旗鼓，再现江湖。北京的基督教差会开始商议联合办一所高水
准的大学。华北教育联合会（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ｉｏｎ）就是适应这一形势而建立起来的。北京的两所神学院，汇文大学和
通州协和大学也借此机会，谋划并校发展。但由于缺少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军人物，
在一些鸡毛蒜皮问题上争执不下，旷日持久，尤其在学校的命名问题上，更是各执
己见，势同水火，并校一事久拖不决。１９１８年底，教会指派司徒雷登出任联合
大学的校长，他于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１日到京赴任，不长时间就采用圆滑和软硬兼
施的协调手腕成功地实现了合并。
司徒雷登在当时被认为是出掌这所即将成立的大学的最佳人选。当年“学生志
愿参加海外传教运动”的领袖罗伯特－史庇尔（Ｒｏｂｅｒｔ Ｅ．Ｓｐｅｅｒ）
认为“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人士中对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
华与学养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因此他判断：“司徒雷登是‘
北京大学＇（后改名燕京大学）校长的最佳人选”。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副总干
事布鲁克曼（Ｆ．Ｓ．Ｂｒｏｃｋｍａｎ）则推荐说：“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
任何教会机构。他出身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都运用自如
，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俩。他的心灵也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
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衷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
”司徒雷登不但成功地运作了汇文和协和大学的合并，还就势把华北协和女子大学
和华北协和神学院也吞并了进来，在１９１９年初成立了不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在国际上也曾享有盛名的“燕京大学”。（今日提起“燕京”时，人们大多会只
会想起口味淡淡的啤酒了，惜哉！）
当时组成燕京大学的计有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四所教会学校：
一、卫理公会的汇文大学，英文名称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有些对不住北大的学子们了，不光现在这北大的英文名称是从汇文那里“拿”来的
，连北大的校园以前也是别人的。其时北京大学的英文名是Ｐｅｋｉｎｇ Ｉｍｐ
ｅｒｉ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前身是成立于１８９８年的京师大学堂，戊
戍变法的仅存硕果。１９１２年５月由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改称北京大学）。它的前
身是１８７０年创立的美以美会男塾，１８９０年正式在美国纽约州注册为Ｐｅｋ
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包括文理学院、卫理神学院和医学院及一所预备
学校。
二、长老会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位于离北京不远的通州。前身是１８６
７年建立的潞河男塾，１８８９年改为潞河书院，１９０４成为华北协和大学。
三、华北协和女子大学。起源于１８６４年建立的贝满女塾，位于北京灯市口
东口的佟府夹道胡同。１８９５年改名为贝满女学堂。１９０４年正式成立华北协
和女子大学。自从１９２０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入燕京大学后，燕京大学成为中
国第一个正式实行男女同校学习生活的现代高等学府。多有人把此荣誉归于为北京
大学，证据是１９２０年３月７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号登出的三名
到北大女学生查晓园、奚浈和王兰的照片。可是这三位女生仅仅是英文系和哲学系
一年级的旁听生而已，并非正式注册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共学在北大还要等
十年以后才能实现。
四、华北协和神学院。系由１８９３年成立的戈登纪念神学院演变而来，隶属
于基督教华北教育联合会。
燕京大学刚一呱呱坠地，就碰上了“五四”运动。据说就是这场运动给中国请
来了“德、赛”二先生。按无神论者看来，作为传教士的司徒雷登理应惧怕“赛”
先生，但司徒氏太“戆”，竟然支持燕大学生参加运动。当时徐大总统围捕了数百
学子，其中有不少燕大学生，关在北河沿北京大学三院，对学生审问拷打，不给饮
食，也不准人送食物。司徒雷登派出好友，燕大美国教授博晨光（北大著名的“一
塌糊涂”中的“塌（塔）”即为此人叔父捐建，故名“博雅塔”）与其他大学代表
一起前往探望。看守军警蛮横阻拦，不许入内，博晨光大怒，硬闯门禁。军警看到
这位高鼻蓝眼的洋人，毕竟有所畏惧，不敢硬拦，时任北大教授的马叙伦先生则紧
随其后。两人冲进北大三院，慰问了被关学生。迫于各方压力，徐大总统不得不释
放了被押学生。司徒雷登在燕大学生获释的次日就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进步行为
表示由衷的同情。“九一八事变’时司徒雷登“戆”到不顾传教士不得过问政治的
训诫，不但在学生举行的反日爱国大会上慷慨陈词，大骂日本帝国主义，还于一九
三一年十二月亲自带队上街游行示威，和学生一起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
号。（顾长声 ，《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 ，１９８５
年８月第１版 ，第４７４页）
由于司徒雷登的默许态度（如果算不上“支持”的话），燕京大学中外教员中
都有一批同情中国革命的人士，燕京大学学生在北京学界爱国运动中一直扮演着重
要角色。一些青年学生并为中国的民主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震惊中外的“三
・一八”惨案中不幸遇难的魏士毅烈士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纪念碑从１９２７年
３月起就耸立在燕园，默默向人们证明着那段燕大的历史。
在日据期间，司徒雷登采取了“易帜”的手法，在“燕大”挂起了美国国旗，
使得燕大得以继续为不甘心接受日伪教育的青年们提供一块难得的“绿洲”。“燕
大”内的“燕南园”更被冠以“根据地”的头衔，因为在许多老师家里，同学们可
以收听短波广播，可以谈论抗战消息，《义勇军进行曲》不时在校园中飘荡。提到
燕南园，索性多说两句。燕南园并不大，总共只有１７幢住宅。然而，正所谓“山
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这里居住的差不多都是大师级的人
物。比如历史学家洪业、向达、翦伯赞，数学家江泽涵，物理学家周培源、饶毓泰
、褚圣麟，经济学家马寅初、陈岱孙，哲学家冯友兰、汤用彤、冯定，生物化学家
张龙翔，化学家黄子卿，语言学家王力、林焘，美学家朱光潜，生物学家沈同，法
学家芮沐，文学史家林庚，历史地理学家侯仁之……真可谓国宝云集！
抗日前期，曾有不少学生要转到大后方或延安去学习、工作，司徒雷登不仅资
助路费，还要设宴为他们送行。“珍珠港事件”后，美日宣战，日寇立即逮捕司徒
，逼问为何有此“抗日”行为。司徒辩曰，校长有义务帮助无法求学的学生出行，
但没权利过问学生的去向。就此妙答来看，司徒并非一“戆”到底。
燕大属私人教会大学，从建校起就没接收政府的资助，除小部份学费外，全部
资金来自私人捐助。以１９３３年为例，当年燕大学费收入约为十一万元；当时在
校学生共七百八十八人平均每人约交纳一百四十元，伙食费等都不计在内，如果加
上伙食一年最低限度要二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高昂的。该校当年经费支出为
八十三万元，可以看出，私人捐赠占了学校支出的约８５％。为募集到足够的办校
资金，司徒雷登不得不放弃自己就任校长时立下的不负责学校经费的条件，专程返
美化缘十多次；利用其独有的个人魅力和说教，为燕大从不同渠道募集到数百万美
金的经费。在七八十年以前，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最大的施主是铝业大王霍
尔遗产捐款：一九二一年为五万美元、一九二六年为二十四万八干五百美元、一九
二八年为一百万美元同时从哈佛燕京学社拨款五十万美元（也是霍尔的遗产）。另
一个大户头洛克菲勒财团，每年拨给燕京大学十余万至三十余万美元不等。这两大
施主均是司徒雷登费尽心机，经过长时间不懈的公关努力，在众多竞争对手中“巧
取豪夺”得来的。司徒雷登回忆起那些艰难的“化缘”时光时，曾感慨地说：“我
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属于他们这一类。”这个洋“叫化子”不能不叫人联想到中
国的“义丐”武训，然而他们的办学经历几乎都被人遗忘了。在那个时期，司徒雷
登被这种低三下四的“乞丐”生活折腾得患了神经衰弱，但是只要一返回中国，脱
离了“化缘”的行列，病痛就不治自愈了。
说司徒老儿“戆大”，倒不是说他“戆”到去当高级“叫化子”，而是说他竟
然“戆”到化到了那么大数额的银子，居然没给自己留足“养老金”！这位世界首
富国家的驻外大使，返国后由于其有“反蒋亲共”的倾向，为当时的美国当政所不
容，结果穷愁潦倒，几无安身立命之地。幸亏他有一位中国“义仆”傅泾波，将其
收留在家中，才不致流落街头。
司徒雷登自创立燕大后，每年的６月２４日都要在燕大和校友们一起渡过自己
的生日（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５年在日本人监禁下不算），１９４９年本打算也返
校过生日的，并借机与中国的新当权者沟通斡旋。可惜由于各种因素的干扰，他未
能成行。遗憾的不仅仅是司徒错过了生日ｐａｒｔｙ，可能还错过了化解此后的数
十年的中美交恶戾气的最后机会。１９５０年以后的生日，仍是与“燕大”的校友
一起度过，不过所需费用得靠在美国的燕大校友发扬老司徒的“光荣传统”依靠“
化缘”来解决了。据燕大校友徐英（岭南大学中文系主任徐谦之女）回忆，为司徒
雷登过生日所用的钱，她每年都在纽约向燕大校友们募捐。孔祥熙是燕大董事会的
董事长，他有时能拿出１００美元。那时，１００美元就是个不小的数目。其他校
友每人出个一元二元聊表心意也算可以了。不知今日中国是否还会有这样的“戆大
”，自己经手“化缘”了按现价算至少数千万甚至上亿美金的金钱，还曾以大使之
尊，掌握数亿“美援”的分拨大权、蒋介石的“太上皇”（毛语）临老居然连过生
日的银子也要靠“化缘”！这“戆大”可真大啊！
司徒雷登为燕大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选定了今日被称作“燕园”的校址（即是
今天的北大骄子们引为自豪的“一塌糊涂”（一塔湖图）的校园，那可是司徒老先
生的杰作）。当年为了选中这块风水宝地，司徒雷登骑着自行车或者颇具中国特色
的毛驴走遍了北京近郊，看了不计其数的荒岭野坟，最终选中了圆明园旁“勺园”
和“淑春园”旧址的这块宝地。虽然当时该地与圆明园一样荒败不堪，但也一样曾
有着不俗的历史。
“勺园”是明朝米万钟建造的一座南方风格的园林式庭园。米万钟，字仲诏，
万历二十三年进士，曾任永宁、铜粱、六合等县县令，后又任廷评、工部郎中。“
勺园”取“淀之水滥觞一勺”之意。明代诗人袁中道描述勺园道“到门唯见水，入
室尽疑舟”。《天府广记》中说：“海淀米太仆勺园，园仅百亩，一望尽水，长堤
大桥，幽亭曲榭，路穷则舟，舟穷则廊，高柳掩之，一望弥际。”米万钟是明朝末
年驰名的大画家，为勺园亲笔画了一幅长卷，叫《勺园修楔图》，现存于北京大学
图书馆中。米万钟后来因为得罪魏忠贤而去职。传说是因为他爱石成癖，看中了房
山产的一块大石头，出资欲运至勺园，耗尽家财，以至败家，故此石又曰败家石。
后来由乾隆皇帝运至清漪园（颐和园）乐寿堂前，取名“青芝岫”。崇祯元年，魏
忠贤被处死，米万钟复职，任太仆少卿，祟祯四年（１６３１）病故，葬米家坟，
就在北京大学“燕南园”的西北角。满清入关，勺园日渐荒芜。由于其风水位置好
，便划归清皇室，在勺园故地建造了一座弘雅园。嘉庆六年，弘雅园改为集贤院，
作为大臣退值休息之处。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八月，英法联军焚毁了举世闻名的
“万园之园”圆明园，集贤院也一并化为灰烬。
“淑春园”是乾隆皇帝赏给宠臣和□的皇家花园。和□原来只是给皇帝抬轿的
，不知走的什么狗屎运，得到乾隆的赏识，飞黄腾达，跃居首辅之位。他的府第和
花园建造得艳美绝伦，“淑春园”是最为华贵的一个，当时被称为“京师第一名园
”。据《庸庵笔记》记载的和□查抄清单中说：“钦赐花园一所（楼台六十四座、
四角楼更搂十二座、更夫─百二十名）。”“钦赐花园”就是“淑春园”。从楼台
六十四座，更夫一百二十名，不难想像“淑春园”的规模是多么宏巨。道光年间“
淑春园”旧址赐给了摄政王多尔衮的后代──睿亲王仁寿，故又有睿王园之称。“
睿”字满语为“墨尔根”，所以此园又称“墨尔根园”。此名一直延续到１９２１
年燕京大学购此地为校园新址时止。清代末年，睿亲王的后代有个叫德七的继承了
这座园子，其时这园子也和八旗子弟一起变得破落不堪了。德七不仅拆房卖林，还
曾一度租给农户作为耕种园地。民国初年，地方军阀，陕西督军陈树藩以二万银元
把未名湖到燕南园一带从德七手里买下，改称“肄勤农园”，在上面修建避暑别墅
和家庙。
为买下这块风水宝地作为燕大的发祥地，司徒雷登不辞辛劳，乘了两天火车，
再由督军卫兵护卫，骑马一周，穿过土匪出没的险恶地带，亲赴西安，与陈树藩当
面谈妥了土地交易。司徒雷登又一次展示了他的说教本领，陈树藩这个旧军阀竟然
同意将卖地款的三分之一，２万银元捐给燕大。后来，大军阀孙传芳也曾给燕大捐
了２万银元。这些嗜财如命的旧军阀竟然肯听洋教士的劝教，捐资助学，司徒的口
才确实了得。其后，司徒在“勺园”附近又买了些荒地，奠下了今日燕园的基础。
地址确定之后，司徒雷登聘用了毕业于美国有名的耶鲁大学的美国建筑师亨利
・墨菲负责主持燕圆的规划和建设设计。他要求亨利・墨菲既要按中国的传统建筑
形式来建造校舍，以体现燕大的办学宗旨是要尽量保存中国最优秀的文化遗产，又
要推陈出新，超越前朝，如此方能钟灵毓秀，才子才女，代有辈出。亨利・墨菲以
巧妙的构思和完美的设计把司徒的设想变成了现实。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
“博雅塔”的设计。高耸在未名湖畔的这座十三层仿古燃灯塔既体现了中华文化的
悠久历史，又展示了青年一代刚正不阿，崇尚自由的阳刚之气，与塔下未名湖水的
阴柔之美构成了千古绝配；不知给多少文人骚客、热血青年或热恋情侣带来无尽的
遐思，产生了多少述怀佳作，至今仍是燕园的“南波万”（Ｎｏ．１）风景点。可
谁又能想到，这座以“一塌糊涂”（一塔湖图）而闻名于世的“博雅塔”只不过是
当年为燕大使用地下水而修造的一座水塔！
和□僭侈逾制的石舫及“临风待月楼”，即今日的“临湖轩”是司徒雷登的校
长府邸。燕京大学１０周年校庆时，在此举行庆祝聚会，由谢冰心教授提议，把这
栋建筑命名为临湖轩。钱穆教授进一步提出把门口还未命名的湖叫作未名湖。从此
，未名湖的名字就这样传开了。幽静的湖心岛是未名湖上的一颗珍珠。当初它是和
□仿圆明园“蓬台仙岛”豪华建筑的一景。燕京大学建校后，路思的长子亨利・鲁
滨逊・路思（美国《时代》、《生活》杂志的创办人）为纪念先人，在湖心岛捐资
建亭，亭子就因此而得名“思义亭”。
燕京大学图书馆则是由托马斯・贝利（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ｒｒｙ）夫妇的三
个女儿为纪念父母的遗愿──“在全中国推广学习”而捐款五万美元兴建的。燕大
图书馆成立之初，藏书不过三四万册。图书馆的后期发展则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大
力资助，从１９２８年起，学社逐年拨款购书，少则三四千，多则万余元。自１９
２８年始，不断补充中国古籍。当时所购图书均以实用为主，很少购入价格高昂的
宋、元、明版古籍。经多年积累，实用古籍已基本敷用，才将余额略及善本。但１
９５０年则曾一举花费１２５０万元购入明弘治本《西厢记》的豪举，乃因当年所
拨书款余额颇丰，倘若退回，则下年度书款预算必将削减。可见哈佛燕京学社直到
“建国”后还在为燕大拨款。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它已有图书期刊４０万册，
未编图书期刊１８万册，另拓片１２０００余张，木刻书板２４００块。其中收善
本以明、清刻本及抄本居多，宋元版本也不少。善本书数量高达３５７８种，３７
４８４册。其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由哈佛燕京学社拨款购买的。１９８９年，迁入李
嘉诚捐款１０００万美元的“北大图书馆”。
以上就是现今全国闻名的“一塔湖图”的来历。
燕园里具有民族特色和历史负重的建筑比比皆是：圆明园劫后余生的翻尾石鱼
、安佑宫前的华表、巧绘校景的翼然亭、遗迹尚存的娄兜桥、御诗碑……中国恐怕
找不到第二所包涵如此深邃的历史文物和气息的高等学府了。作为美国人的司徒雷
登如果不“戆”，怎么在其治下搞出了这么些比中国人还中国的名堂来？
１９２６年海淀新校建好，迁校在即，司徒大喜。俗话有云，乐极生悲。司徒
夫人奉上帝召唤，驾鹤先行归西，成为燕园墓园的“南波万”新居民。曾为孙中山
主持葬仪的燕大博士刘廷芳为司徒夫人主持了殡葬仪式。后来司徒老先生临去见主
时，留言要与夫人合葬燕园。不知何故，耶稣迄今也未照准。愿代司徒氏求祷上天
主事之神：司徒虽“戆”，中土有容。魂兮归来，呜呼尚飨。
三、“文化侵略”
在司徒雷登１９４９年离开中国之际，伟大领袖在为其送行的文章中教导我们
说：“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以不等价交换的方法剥削中国的农民，使农民破
产，给中国造成了数以万万计的广大的贫农群众，贫农占了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
。为了侵略的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数百万区别于旧式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
的大小知识分子。”“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见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读此真如醍醐灌顶，原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贫苦百姓，
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根源却在“帝国主义”身上！但是今天的“帝国主义”仿佛
还在继续着这种“不等价交换”，无怪乎领袖英明地预见到“继续革命”的必要性
。更可恶的是，帝国主义还给中国造就了“数百万”头脑反动的“新式的大小知识
分子”，企图从心灵上奴役中国，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数百万“反动”分子是怎样被司徒雷登一类传教士们精心栽培出来的呢？让
我们回顾一下这些“反动”分子产生的历史，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西方传教士开始大规模地来到中国从事“文化侵略”工作
，一些教会学校应运而生。为掩盖其“侵略野心”，这些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
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富家子弟大多信奉孔孟，不屑“洋夷”说教，学校“迫不得
已”大多只好招收贫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的乞丐。最早的教会学校可以追溯到１
８３９年美国传教士布（Ｒ．Ｓ．Ｂｒｏｗｎ）在澳门开办的马礼逊学堂。到１８
９９年，教会学校达到约１７６６所，学生人数增加到三万多人，在华的几乎所有
重要传教中心都开设一所小学。在开办学校的差会及传教士中，来自司徒雷登故乡
美国的最多，其次是英国。
教会学校必然推销“精神鸦片”──宗教教育（如此类推，佛教应是“精神冰
毒”）。课程主要为圣经，重点在创世论、赎罪论和耶稣生平等教义上。为使学生
打入上流社会，学校也讲授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
百家姓》、《四书》、《五经》等。学校还开设诸如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
程。在当时清政府极少重视西方科学的情况下，教会学校开设的科学课程，对落后
的中国来说，具有相当的启蒙作用。幸亏传教士们够“戆”，没看到这一点，反而
为中国的教育进步做了贡献。这在领袖看来，应该算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吧。
为“侵略”中国着想，美国传教士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先河。１８４６年
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３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带到美国求学。
由于这３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传教士决定在他们留学期间给他们的父母寄
赡养金，为期不少于两年（可惜，今日看不到这么“戆”的传教士了）。后来黄胜
因病回到香港。黄宽前往苏格兰，考取了爱丁堡大学，读了７年医科，于１８５７
年毕业回国，成为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容闳则考取了美国耶
鲁大学，１８５４年毕业回国。中国近代最早的女留学生，浙江宁波一位叫金雅妹
的６岁孤儿，１８７０年由美国传教士麦加地带往日本求学。１８８１年，金雅妹
又被送往美国学医，四年后，毕业于纽约医院附属的女子医科大学，成为近代中国
妇女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千乞诸网友要提高思想认识，分清邓小平先生鼓励留学
的政策和传教士送学生出去有着本质的不同，且莫混为一谈！
１８７０年容闳向曾国藩呈报了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１８７１年９
月曾国藩、李鸿章在容闳的建议和计划的基础上，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
折”，并附有“挑选幼童附美肄业章程”１２款。该奏摺获准后，从１８７２年至
１８７５年，清政府先后派出４批１２至１５岁的幼童１２０名，由容闳带领赴美
留学，接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教育。从那时起，留学余毒绵延至今，愈演愈烈，戕害
国人至深啊！
１９０８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
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
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
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１９０８年５月２５日，美国
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７月１１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
明，将偿付美国庚子赔款所得的半数，共计１１６０余万美元，退还给中国，作为
遣送留学生赴美之用，每年派１００名学生赴美留学，直到赔款退清为止。这就是
伟大领袖所说的，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
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友谊”，还是侵
略？》）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大学发轫于十九世纪。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
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１
８８２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成立于１８９８年。
庚子年后，帝国主义加大了“文化侵略”的力度。１９０１年，美国卫理公会
在苏州开设了东吴大学。１９０５年，在华的两家美国宣教差会美南浸信会和美国
浸礼会合作在上海开办了浸会大学，该校于１９０９年正式开学，１９２９年改名
为沪江大学。１９１０年，四个基督教差会：美国美以美会、浸信会、加拿大卫理
公会和英国公理会在成都联合开办了华西协和大学；美国卫理公会、北长老会和基
督会在南京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１９１５年，六个基督教差会：美国公理会、卫
理公会、归正教会和英国公理会、长老会、圣公会联合开办了福建协和大学。１９
１６年美国长老会在广州开始了岭南大学。１９２４年美国圣公会、归正教会、英
国伦敦会和卫理公会在武昌创办了华中大学。到１９２０年时，教会大学的学生人
数达到１６００多人，教会大学也达到了１６所。廿世纪初，教会开办的女子大学
早在中国政府开始关注女子高等教育之前便出现了，这就是北京华北女子协和大学
，南方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１９２０年华北女子协和大学被
司徒雷登正式合并到燕京大学中，燕京大学遂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男女同校的大
学。这些大学都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生力军。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办学经历中“装着爱美国也爱中
国，颇能迷惑一部份中国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其主要手法如下：
１、逐步增加燕大的“国产化”比率，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
其它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将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人的大学。燕大设立
文、理、法三院，司徒雷登延聘中国人做为校长；燕大毕业生自１９２６年起领取
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美国纽约州颁发的双份文凭（听说今日北京某些大学也颁发类似
双校学位，可见司徒雷登真是余音袅袅啊）。与此同时，燕京大学于１９２８年增
加了中国人在校董事会中的比例。司徒雷登还主持制订了《燕大中国教职员待遇细
则》，规定中国教授在薪金、住房、休假、医疗方面与外籍教授亨有同等待遇。这
一“伪善”的平等手法一时使得许多有名中国学者云集燕大。１９２１年，司徒雷
登按西籍传教士的薪金水平聘任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刘延芳、洪业来燕大工作。次
年，又宣布正式实行中西籍职员均等待遇，郭绍虞、俞平伯、周作人、郑振择、陈
垣、顾颉刚等纷纷来燕大任教。
２、为了更深地隐藏“文化侵略”意图，在司徒雷登指使下，燕大于二十年代
初取消了宗教仪式和宗教必修课。同时，加强了国学方面的课程，规定学生必须修
满一定的国学课程学分才能毕业。“戆大”司徒雷登以为如此就可“迷惑”中国人
民，但却迷惑不了英明的领袖。
３、为了毕业生就业需要（可见８０多年前就有了大学生就业问题，今天的大
学生大可不必怨天尤人），司徒雷登根据就业市场需求，先后在燕京大学设立了制
革科，家政学系及劳工统计调查科，医学预科（与协和医学院挂钩）、教育专修科
、农学专修科、宗教事业与社会服务科等。司徒雷登“自我美化”说，他并不在意
使燕京大学变成世界上最有名的学校，而是要努力使之成为对中国和学生最有用的
学校。
４、为便于更好地灌输帝国主义文化，从２０年代开始，司徒雷登便提出要让
学生确实生活在使用中英两种语言的环境中，要求学生能够灵活地从一种语言转到
另一种语言，并注意营造西方文化的环境（这不成了“与国际接轨”的祖师爷了？
）。
５、为更好地进行“与国际接轨”，１９２３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和普林斯
顿大学合作成立了“普林斯顿──燕京基金会”，双方进行人员互访和学术交流。
１９２８年春，在司徒雷登的大力活动下，燕京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联合创办了有
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并设立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利用西方的科学方法以及仪器设
备为中国人研究中国文化提供便利，并帮助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该机构在不长的
时期里迅速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哈佛燕京学社在美国至今仍是研究东方
的重要机构。学社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现在仍然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重要分支，保存
了大量东方文化的资料文献。但哈佛燕京学社在北京的机构自１９５２年后就与燕
大一起消失了（去年４、５月份，北大校长访问美国，被哈佛校长以“非典”为借
口拒之门外，据说部份原因就是要报当年“燕大兄弟”被北大借院校调整之机“鸠
占鹊巢”的一箭之仇）。此外，燕京大学还和世界各国学术界进行了多方面的合作
。英国牛津大学帮助燕京大学试行过“牛津导师”制，法国政府向燕京大学赠送过
图书，意大利政府向燕京大学提供过研究生奖学金。燕京大学还和美国哥伦比亚大
学、卫斯理女子学院、密苏里大学订立过交换学者、留学生计划，也曾接受过来自
世界各地华侨和少数外国留学生的入学。１９３４年，燕京大学与密苏里大学成立
了“合作基金委员会”，陆续延聘一些美国著名教授和记者到燕大任教，将西方的
新闻理论和新闻业务方法系统地介绍进中国。
司徒雷登及其同夥们，就是利用上述手法在中国造就了“数百万”思想反动的
“大小知识分子”。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帝国主义变本加厉地实行了这种“文化
侵略”，并且还附带了经济侵略：要我们那些去接受“帝国主义”教育的青年们支
付大笔的银子做学费！看来像司徒雷登之类自掏腰包来“侵略”中国的“戆大”已
经绝迹了，而轮到中国“戆大”自掏腰包去接受“文化侵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