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焦点 : 中国贫困人口上升的背后
记者：吴晨光、周密
改革20多年来，中国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7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这个消息：“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来自国家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一些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43万，陕西37万，安徽66万，河南53万。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因此得出。
“天灾是导致贫困人口上升的原因之一。”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组副组长何平说。“2003年的灾害虽然不像1998年洪灾那样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波及的面却很大－－－所谓‘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
来自河南省扶贫办的报告称，去年该省的风、雹等灾害之多，达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黑龙江扶贫办一位官员说，该省西部地区的旱灾多年难遇，被列入省农业十强县的讷河，收入也只有往年两三成。
何平说，2003年的SARS流行也是原因之一。虽然SARS主要爆发在都市，但对贫困农民进城务工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家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中，去年外出劳动力数量比2002年减少了1／5；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少10个百分点以上。
“当然，近几年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缓也与农民增收困难有关。”何平分析说，“自1997年开始，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在低谷徘徊。2003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只有4.3％，比上年要低。由于农民增收缓慢，一遇灾害极易返贫。”
“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市场经济的环境尤其不利。”三峡库区某市扶贫办一位人士说，“目前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和铁路。当城里人透过网路和电视随时更新自己的资讯时，贫困人口却因消息闭塞延续着古老的生产模式，这和市场的需求相距很远。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很弱，老、病、残及自然界的灾害，会让他们措手不及。”
“如同北京的大雨导致交通瘫痪，背后是交通建设和体制问题，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说，“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
目前，中国的扶贫方式主要分为“救助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前者主要是分款入户，补贴到人，后者主要是透过一定的项目，利用当地资源自我发展。一般把“救助式扶贫”比喻为“输血”，“开发式扶贫”比喻为“造血”。通常地，人们认为“造血胜于输血”。
“开发式扶贫”由国家扶贫办主导，这项工作开始于1986年。18年来，中国农村赤贫人口从1.25亿下降到2800多万，一般性贫困人口－－年均收入低于882元者－－减少到6000万。这种扶贫模式被写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扶贫纲领性文件。而在中国《2001年－2010年扶贫纲要》中，开发式扶贫也被列为基本方针，其目标是在10年内基本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官方资料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于缓慢。1986－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万－700万；但此后速度陡然放缓，2001－2003年三年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只有100万；而在2003年，又出现了扶贫史上赤贫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未解决温饱者－－－首次反弹的状况。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撰文指出：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此边界内，投资效益为“负数”。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也存在“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工作越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
蔡日方的调查表明：现存的2800多万赤贫人口中，五保户占1／5，残障人占1／3强，生活在不宜生存的环境中者为1／4，另有一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极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病、残集于一身，很多人听不懂国语，很多人居住在三年不见雨水的地方。”这位研究员说，“你用什么项目可以把他们扶起来呢？”
“对于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透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党国英认为。
80万新增贫困人口被一些学者看作一种信号，对于2800万赤贫人口，目前“造血式”的扶贫基本上到了极限，能够开发的贫困地区和人口已经脱贫，剩下的由于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很难再透过项目自我发展了，扶贫模式应作相应调整，政府要发挥救济的作用。至于近6000万一般性贫困人口，“造血式”扶贫还能发挥作用。
2004年年初，蔡日方等人向国家领导人递交了一份“内参”－－建议建立农村“低保”。这位47岁的学者提了两点理由，一是农村赤贫人口自己没有能力脱贫，只能透过救济；二是农村老年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养老体系在短期内又难以健全，而设立“低保”同时可以解决老年贫困。
党国英算了一笔账，说明国家具备建立农村最低保障的能力：近几年，国家、民间及国际机构三方投入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
但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组副组长何平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中央的扶贫资金中，财政扶贫资金只有122亿元，其他的大部分是扶贫贴息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有贷有还，不能直接给贫困人口消费。第二，这些扶贫资金除了解决温饱这个重点问题外，还要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帮助低收入人口脱贫。如果5600多万低收入人口不尽快稳定脱贫，一旦出现大量返贫，赤贫人口将会更多。
□ 南方周末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244
记者：吴晨光、周密
改革20多年来，中国贫困人口首次出现反弹。7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坚在一次会议上透露了这个消息：“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来自国家扶贫办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多数省份的贫困人口均有减少，但一些省份却有所增加－－－黑龙江43万，陕西37万，安徽66万，河南53万。此消彼长，新增80万人因此得出。
“天灾是导致贫困人口上升的原因之一。”国家扶贫办政策法规组副组长何平说。“2003年的灾害虽然不像1998年洪灾那样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但波及的面却很大－－－所谓‘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
来自河南省扶贫办的报告称，去年该省的风、雹等灾害之多，达到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黑龙江扶贫办一位官员说，该省西部地区的旱灾多年难遇，被列入省农业十强县的讷河，收入也只有往年两三成。
何平说，2003年的SARS流行也是原因之一。虽然SARS主要爆发在都市，但对贫困农民进城务工的影响不可低估。国家592个扶贫工作重点县中，去年外出劳动力数量比2002年减少了1／5；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人均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比上年少10个百分点以上。
“当然，近几年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缓也与农民增收困难有关。”何平分析说，“自1997年开始，我国农民收入的增长一直在低谷徘徊。2003年农民收入实际增长只有4.3％，比上年要低。由于农民增收缓慢，一遇灾害极易返贫。”
“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来说，市场经济的环境尤其不利。”三峡库区某市扶贫办一位人士说，“目前农副产品的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而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很多地方不通公路和铁路。当城里人透过网路和电视随时更新自己的资讯时，贫困人口却因消息闭塞延续着古老的生产模式，这和市场的需求相距很远。所以，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很弱，老、病、残及自然界的灾害，会让他们措手不及。”
“如同北京的大雨导致交通瘫痪，背后是交通建设和体制问题，自然灾害只是贫困人口上升的表因，”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说，“新增80万贫困人口发出了一个信号，应该对我们的扶贫体制和一些做法进行反思。”
目前，中国的扶贫方式主要分为“救助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前者主要是分款入户，补贴到人，后者主要是透过一定的项目，利用当地资源自我发展。一般把“救助式扶贫”比喻为“输血”，“开发式扶贫”比喻为“造血”。通常地，人们认为“造血胜于输血”。
“开发式扶贫”由国家扶贫办主导，这项工作开始于1986年。18年来，中国农村赤贫人口从1.25亿下降到2800多万，一般性贫困人口－－年均收入低于882元者－－减少到6000万。这种扶贫模式被写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中国第一个扶贫纲领性文件。而在中国《2001年－2010年扶贫纲要》中，开发式扶贫也被列为基本方针，其目标是在10年内基本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
但官方资料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贫困人口减少的速度趋于缓慢。1986－2000年，全国贫困人口平均每年减少600万－700万；但此后速度陡然放缓，2001－2003年三年间全国共减少贫困人口300万，平均每年只有100万；而在2003年，又出现了扶贫史上赤贫人口－－－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未解决温饱者－－－首次反弹的状况。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撰文指出：在经济学上，总会有一个边界，在此边界内，投资效益为“负数”。脱贫致富方面的投资，也存在“边际效益下降”的规律，越到最后工作越困难。由于这个原因，即使发达国家也有一部分绝对贫困人口不能被轻易“消灭”。
蔡日方的调查表明：现存的2800多万赤贫人口中，五保户占1／5，残障人占1／3强，生活在不宜生存的环境中者为1／4，另有一些常年被疾病困扰的、没有劳动能力的、受教育水平极低的……“他们中的很多人老、病、残集于一身，很多人听不懂国语，很多人居住在三年不见雨水的地方。”这位研究员说，“你用什么项目可以把他们扶起来呢？”
“对于这个边界内的贫困人口，只能透过常年救济的办法，使他们享有一种起码的、有尊严的生活水平，特别是使他们的子女能接受正常的教育。”党国英认为。
80万新增贫困人口被一些学者看作一种信号，对于2800万赤贫人口，目前“造血式”的扶贫基本上到了极限，能够开发的贫困地区和人口已经脱贫，剩下的由于自身条件和环境因素很难再透过项目自我发展了，扶贫模式应作相应调整，政府要发挥救济的作用。至于近6000万一般性贫困人口，“造血式”扶贫还能发挥作用。
2004年年初，蔡日方等人向国家领导人递交了一份“内参”－－建议建立农村“低保”。这位47岁的学者提了两点理由，一是农村赤贫人口自己没有能力脱贫，只能透过救济；二是农村老年化程度高于城镇，农村养老体系在短期内又难以健全，而设立“低保”同时可以解决老年贫困。
党国英算了一笔账，说明国家具备建立农村最低保障的能力：近几年，国家、民间及国际机构三方投入的扶贫资金每年都在300亿元以上，如果直接发放给3000万贫困人口，平均每人每年可获得1000元，已经大大高于贫困线。
但国务院扶贫办政策法规组副组长何平认为，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中央的扶贫资金中，财政扶贫资金只有122亿元，其他的大部分是扶贫贴息贷款，由金融机构发放，有贷有还，不能直接给贫困人口消费。第二，这些扶贫资金除了解决温饱这个重点问题外，还要用于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帮助低收入人口脱贫。如果5600多万低收入人口不尽快稳定脱贫，一旦出现大量返贫，赤贫人口将会更多。
□ 南方周末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72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