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中美展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正面较量。在清川江、长津湖和上甘岭，志愿军为年轻的新中国打出了国威。在东方大国的赫赫军威之下，本已功败垂成的“台湾独立自决”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台湾的命运就此进入了中美两强的“太极推手”时期。
“太极推手”下的“台湾奇迹”
所谓“太极推手”，是指蒋氏集团控制台湾期间，围绕台湾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台海始终未曾爆发大战。而且老蒋小蒋虽在事实上控制台湾，却始终坚持其“国府”的“正统地位”，坚决反台独。这一“错位”更使台海局势变得十分微妙。
一九五四年，美国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承担了军事援助蒋氏集团的义务。但在“共同防御条约”的关键条款却醒目的规定条约中的“中华民国”只能代表“台澎金马”，不能代表全中国。蒋老头子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使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成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接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以美援为杠杆，力促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窥破此举是美国企图为“双重承认”开道，以种种理由执意不从。
消息一传到北京，中南海就敏锐的意识到：一旦蒋从金马撤军，海峡两岸就会被隔离开来；而倘若两岸失去接触，一旦台湾形势有变就是鞭长莫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了“金门炮战”。蒋老头子得悉金门开炮，顿时眉开眼笑，连说“好，好，好”！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杜勒斯“蒋军撤出金马诸岛换取台湾海峡永久停火”的如意算盘在毛蒋出人意料的共同反对下破产。一九六二年，美国却又出人意料的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向北京亮明“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底牌，甚至表示“如有必要我们两家一齐制止他”。如此微妙而诡异的三边关系，实为古今中外难得一见。
一九七二年，美国“右派大头子”尼克松访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卡特政府接受邓小平“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中美于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但美国国会却片面制订了“台湾关系法”，声称“美中建交乃是建立在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期待之上”，单方面规定“美国须售予台湾数量质量足以自卫之防御性武器”，并规定“美国应维持足以抵御以军事或其他形式之强力胁迫危害台湾人民安全与社会经济制度之能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里根政府于一九八二年签订“八一七”公报，声明“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其核心完全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而“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之间的抵触则成为中美关系难以回避的 “暗伤”。
此间在超级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力量单薄的台湾当局在三边游戏中的份量影响已日见衰微。然而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台湾在经济上却是大获成功：“太极推手”的战略格局使得台商得以享受一种占尽便宜的“模糊定位”－－－－在美国日本他们是“忠诚的盟友”，在中国大陆他们却变成了“台湾同胞”，回到岛内他们又是比谁都“爱台湾”，反正都是稳占便宜不吃亏。随着北京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批台商发挥熟悉西方市场体制的优势，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工和优惠政策，从中赚取了大笔利润。而台湾本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迅速实现了产业升级换代，使得台湾岛一度成了集中全球芯片生产的“硅岛”。这就是“太极推手”格局下的“台湾经济奇迹”。
然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台海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剧变。
苏联崩溃冷战终结的“大气候”和台湾岛内本省人得势的“小气候”，使得台湾问题的性质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其改变之彻底，影响之深远，都完全可以与战国时代的“上党之变”相提并论。
就全球大势而言，中英美法德俄日印之间的亲疏冷热分离聚合其实和当年的春秋战国极有相似之处。形像的比喻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可以相当于中原霸主晋国。或者说整个西方是晋国，而美国是晋国最有势力的一部份（就象晋国最强盛的时候，大权掌握在权臣赵盾家族手里）。大多数诸侯国都拥戴晋国，对抗庞大却被公认为“蛮子”的楚国（前苏联）。中国是当时仍处于半封闭尚未发展起来的秦国。然而秦虽偏处一耦，在晋楚激烈的争夺当中已经显出其重要性。秦先是和楚有盟，但晋渐渐看出这两家其实矛盾很多－－例如楚曾经趁秦弱时抢了秦一块地，至今不还－－于是运用自己财多势广的优势，竭力拉拢秦国。楚国又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风险，认定晋秦有仇不可能和好，不但不拉拢秦国反而把大军开到秦楚边界上。结果是秦抛弃楚国，和晋国结盟而成秦晋之好。晋国完成联秦的关键一步，结连诸侯成反楚同盟之势便成，遂以绝对优势向楚国全面进攻。十年下来楚国分崩离析元气大伤，不仅再难和晋国抗衡，比起已经崛起的秦国都已处于下风。
楚国衰落之后，两大战略重组便逐渐浮现出来：一是秦晋矛盾，二是晋国分裂。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和中国加入反苏联盟是有密切关系的。但美国斗垮苏联之后，却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的胜利，反而对中国挑剔起来。这就好比晋楚争霸结束后，晋国朝野弹冠相庆大赏功臣，却未向秦国表达多少谢意。非但如此，晋人一方面觉得关西秦人的风俗礼仪和自己格格不入，一定要秦国把制度改成和自己一样才觉得舒服；另一方面，晋国对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坐大的秦国感到了不安，加强了对秦国的围堵，企图把秦国锁于关内。于是秦晋之间的矛盾渐渐上升。尽管如此，秦国君臣头脑清醒，深知在变法图强尚未完成之前不能贸然和晋国闹翻，而晋国当年和秦交兵曾经吃过大亏，内心深处对秦国也极是忌惮。因此门面的秦晋之好仍然在维持着。与此同时，秦晋的工商业者公认合资经营能赚大钱，于是关西关东商贾往来熙熙攘攘，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随着楚国这一死敌的崩溃，晋国内部原本就貌和神离的几大集团矛盾日益表面化，争吵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分家收场。如此一来，战国七雄和当今天下大国便可逐一对号了：中国是秦、英国是燕、美国是赵、法德是齐、俄国是楚、日本是韩、印度是魏。在这里，西方的分裂和战国历史是有出入的，相当于分裂之后的三晋不是赵魏韩，而是赵燕齐。但中原霸主晋国分成三家和冷战之后的俞演俞烈的美欧矛盾深有异曲同工之处。没有欧洲盟国的亦步亦趋，美国就不再是晋，而只是三晋中最强的一支－－赵国了。
战国时代，纵观天下唯秦赵两强。当今世界放眼全球，除了中美两家，谁的经济大总管称得上一言九鼎，又有谁能一口气开出五十万大军？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见成形，东出大洋已成为扩大安全半径和拓宽资源输入的必由之路，对台湾的控制乃是不可或缺。而要把中国锁于内陆一耦而迫其在庞大的资源压力下难以自持，台湾也同样是必守之地。如此一来，对于力图谋求西太平洋海权的中国和力图保持西太平洋海权的美国，台湾“百目出入”的地缘政治价值便是大放异彩，其地位完全可以与当年的上党要地相提并论。
而就两岸关系而言，在蒋氏掌权时期，海峡两岸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北京和台北一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更重要的则是中华“正统”地位的争夺。然则一九九五年岩里政男（李登辉）配合日本二战翻案运动发动台湾独立浪潮，直到二 ○○○年陈水扁上台，标志着极亲日的“台湾人政权”取代蒋氏集团掌控了台湾当局。随着台独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统独对抗取代了意识形态。一度接近经贸主导的台海两岸关系全面走向军事对抗。事到如今，围绕台湾进行的已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太极推手”，而是日趋白热化的激烈争夺。
当年“上党之变”的微妙之处在于：对秦赵博弈至关重要的上党天险既不在秦国手里，也不在赵国手里，而是韩国在大河以北的一块飞地。韩出上党，秦赵便立成大决之势。而如今台湾同样是既不在中国手里，也不在美国手里，而是落在以岩里政男（李登辉）和陈水扁为首的台湾亲日势力手中，实际上已无异于日本在琉球群岛西南的一块飞地。台独势力在日本的遥控之下甚嚣尘上，触动了中国“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的底线；而中国汇聚大军“武力保台”，却又触动了美国“不让可能与美国敌对之强大国家控制台湾”的底线。如此环环相扣，一发而动全局，争夺台湾已然成为当今天下为之瞩目的大事。
台海大战，胜则可东出大洋逐鹿天下，败便是邦国覆亡山河巨变！唯其如此，中国必须做好扎实的准备，抓住最佳时机，以坚决的行动向台湾海峡“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局面挑战。届时两强相争，岂同等闲！此战一旦揭幕，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如此举国大决，必得先行廓清大势理明长策，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以求战胜攻取。
“太极推手”下的“台湾奇迹”
所谓“太极推手”，是指蒋氏集团控制台湾期间，围绕台湾的争夺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台海始终未曾爆发大战。而且老蒋小蒋虽在事实上控制台湾，却始终坚持其“国府”的“正统地位”，坚决反台独。这一“错位”更使台海局势变得十分微妙。
一九五四年，美国与蒋介石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承担了军事援助蒋氏集团的义务。但在“共同防御条约”的关键条款却醒目的规定条约中的“中华民国”只能代表“台澎金马”，不能代表全中国。蒋老头子不得不吞下这一苦果，使得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实际上成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接着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以美援为杠杆，力促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军。蒋介石窥破此举是美国企图为“双重承认”开道，以种种理由执意不从。
消息一传到北京，中南海就敏锐的意识到：一旦蒋从金马撤军，海峡两岸就会被隔离开来；而倘若两岸失去接触，一旦台湾形势有变就是鞭长莫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了“金门炮战”。蒋老头子得悉金门开炮，顿时眉开眼笑，连说“好，好，好”！在金门的隆隆炮声中，杜勒斯“蒋军撤出金马诸岛换取台湾海峡永久停火”的如意算盘在毛蒋出人意料的共同反对下破产。一九六二年，美国却又出人意料的在华沙中美大使级谈判中向北京亮明“反对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底牌，甚至表示“如有必要我们两家一齐制止他”。如此微妙而诡异的三边关系，实为古今中外难得一见。
一九七二年，美国“右派大头子”尼克松访华，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确立了“一个中国”的政策基础。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卡特政府接受邓小平“断交、废约、撤军”三条件，中美于一九七九年元旦建交。但美国国会却片面制订了“台湾关系法”，声称“美中建交乃是建立在对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期待之上”，单方面规定“美国须售予台湾数量质量足以自卫之防御性武器”，并规定“美国应维持足以抵御以军事或其他形式之强力胁迫危害台湾人民安全与社会经济制度之能力”＋。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里根政府于一九八二年签订“八一七”公报，声明“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解决”。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其核心完全是围绕台湾问题展开的。而“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之间的抵触则成为中美关系难以回避的 “暗伤”。
此间在超级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力量单薄的台湾当局在三边游戏中的份量影响已日见衰微。然而在政治上边缘化的台湾在经济上却是大获成功：“太极推手”的战略格局使得台商得以享受一种占尽便宜的“模糊定位”－－－－在美国日本他们是“忠诚的盟友”，在中国大陆他们却变成了“台湾同胞”，回到岛内他们又是比谁都“爱台湾”，反正都是稳占便宜不吃亏。随着北京积极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大批台商发挥熟悉西方市场体制的优势，利用大陆的廉价劳工和优惠政策，从中赚取了大笔利润。而台湾本岛抓住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迅速实现了产业升级换代，使得台湾岛一度成了集中全球芯片生产的“硅岛”。这就是“太极推手”格局下的“台湾经济奇迹”。
然则，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台海局势又一次发生了剧变。
苏联崩溃冷战终结的“大气候”和台湾岛内本省人得势的“小气候”，使得台湾问题的性质在短短几年之内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其改变之彻底，影响之深远，都完全可以与战国时代的“上党之变”相提并论。
就全球大势而言，中英美法德俄日印之间的亲疏冷热分离聚合其实和当年的春秋战国极有相似之处。形像的比喻一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就可以相当于中原霸主晋国。或者说整个西方是晋国，而美国是晋国最有势力的一部份（就象晋国最强盛的时候，大权掌握在权臣赵盾家族手里）。大多数诸侯国都拥戴晋国，对抗庞大却被公认为“蛮子”的楚国（前苏联）。中国是当时仍处于半封闭尚未发展起来的秦国。然而秦虽偏处一耦，在晋楚激烈的争夺当中已经显出其重要性。秦先是和楚有盟，但晋渐渐看出这两家其实矛盾很多－－例如楚曾经趁秦弱时抢了秦一块地，至今不还－－于是运用自己财多势广的优势，竭力拉拢秦国。楚国又没有认识到其中的风险，认定晋秦有仇不可能和好，不但不拉拢秦国反而把大军开到秦楚边界上。结果是秦抛弃楚国，和晋国结盟而成秦晋之好。晋国完成联秦的关键一步，结连诸侯成反楚同盟之势便成，遂以绝对优势向楚国全面进攻。十年下来楚国分崩离析元气大伤，不仅再难和晋国抗衡，比起已经崛起的秦国都已处于下风。
楚国衰落之后，两大战略重组便逐渐浮现出来：一是秦晋矛盾，二是晋国分裂。美国在冷战中获胜，和中国加入反苏联盟是有密切关系的。但美国斗垮苏联之后，却一味强调意识形态的胜利，反而对中国挑剔起来。这就好比晋楚争霸结束后，晋国朝野弹冠相庆大赏功臣，却未向秦国表达多少谢意。非但如此，晋人一方面觉得关西秦人的风俗礼仪和自己格格不入，一定要秦国把制度改成和自己一样才觉得舒服；另一方面，晋国对不知不觉当中已经坐大的秦国感到了不安，加强了对秦国的围堵，企图把秦国锁于关内。于是秦晋之间的矛盾渐渐上升。尽管如此，秦国君臣头脑清醒，深知在变法图强尚未完成之前不能贸然和晋国闹翻，而晋国当年和秦交兵曾经吃过大亏，内心深处对秦国也极是忌惮。因此门面的秦晋之好仍然在维持着。与此同时，秦晋的工商业者公认合资经营能赚大钱，于是关西关东商贾往来熙熙攘攘，不亦乐乎。
与此同时，随着楚国这一死敌的崩溃，晋国内部原本就貌和神离的几大集团矛盾日益表面化，争吵越来越激烈，最终以分家收场。如此一来，战国七雄和当今天下大国便可逐一对号了：中国是秦、英国是燕、美国是赵、法德是齐、俄国是楚、日本是韩、印度是魏。在这里，西方的分裂和战国历史是有出入的，相当于分裂之后的三晋不是赵魏韩，而是赵燕齐。但中原霸主晋国分成三家和冷战之后的俞演俞烈的美欧矛盾深有异曲同工之处。没有欧洲盟国的亦步亦趋，美国就不再是晋，而只是三晋中最强的一支－－赵国了。
战国时代，纵观天下唯秦赵两强。当今世界放眼全球，除了中美两家，谁的经济大总管称得上一言九鼎，又有谁能一口气开出五十万大军？随着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日见成形，东出大洋已成为扩大安全半径和拓宽资源输入的必由之路，对台湾的控制乃是不可或缺。而要把中国锁于内陆一耦而迫其在庞大的资源压力下难以自持，台湾也同样是必守之地。如此一来，对于力图谋求西太平洋海权的中国和力图保持西太平洋海权的美国，台湾“百目出入”的地缘政治价值便是大放异彩，其地位完全可以与当年的上党要地相提并论。
而就两岸关系而言，在蒋氏掌权时期，海峡两岸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北京和台北一方面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对抗，而更重要的则是中华“正统”地位的争夺。然则一九九五年岩里政男（李登辉）配合日本二战翻案运动发动台湾独立浪潮，直到二 ○○○年陈水扁上台，标志着极亲日的“台湾人政权”取代蒋氏集团掌控了台湾当局。随着台独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统独对抗取代了意识形态。一度接近经贸主导的台海两岸关系全面走向军事对抗。事到如今，围绕台湾进行的已不再是温文尔雅的“太极推手”，而是日趋白热化的激烈争夺。
当年“上党之变”的微妙之处在于：对秦赵博弈至关重要的上党天险既不在秦国手里，也不在赵国手里，而是韩国在大河以北的一块飞地。韩出上党，秦赵便立成大决之势。而如今台湾同样是既不在中国手里，也不在美国手里，而是落在以岩里政男（李登辉）和陈水扁为首的台湾亲日势力手中，实际上已无异于日本在琉球群岛西南的一块飞地。台独势力在日本的遥控之下甚嚣尘上，触动了中国“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的底线；而中国汇聚大军“武力保台”，却又触动了美国“不让可能与美国敌对之强大国家控制台湾”的底线。如此环环相扣，一发而动全局，争夺台湾已然成为当今天下为之瞩目的大事。
台海大战，胜则可东出大洋逐鹿天下，败便是邦国覆亡山河巨变！唯其如此，中国必须做好扎实的准备，抓住最佳时机，以坚决的行动向台湾海峡“不战不和不统不独”的局面挑战。届时两强相争，岂同等闲！此战一旦揭幕，必将是旷古未见之惨烈。如此举国大决，必得先行廓清大势理明长策，方可立于不败之地，以求战胜攻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