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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龚是非 (推荐: 一读者) 盛唐社区 2004年08月08日 http://www.clibrary.com
日本人，这个谜一样的符号，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中。但是，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性，具体的日本人 怎么样，答案却千奇百怪。20年前，我读过《源氏物语》；14年前，看过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菊与刀》，这本书对日本民族的观察，颇得我的赞叹。后来，又阅读了不少有关日本人的书籍；最近，读了余杰的《铁与犁》。理论上要对日本民族进行剖析，不是这篇小文章的任务。日本作家介川龙之芥、夏木漱石、川端、大江甚至现在走红中国的村上春树的作品，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作品，战后日本民主思想之父丸山真男……都是我们间接了解日本的工具。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有一个谜一样的现象：几乎凡是留学过日本后，回到中国的，极少直接指责日本民族的文化。这一点，连鲁迅先生也不例外。
从明治维新始，日本与中国，展开了百年竞赛。比赛结果，不用我讲，中国输了个一塌糊涂。这里，我又想起三则历史逸闻：
一是，中国洋务运动时，严复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现代海军，他的同学，有一个日本人，叫伊藤博文。学习期间，严复的成绩比伊藤优秀得多。后来，学习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祖国。严复回中国，冷冷清清，后来就安排到福建马尾的水师学校教书；伊藤回日本，天皇亲自到码头迎接。再后来，严复以翻译《天演论》著名，成了个不受重用、落落寡欢的“知识分子”；伊藤呢，以日本首相的职位，与李鸿章签署了甲午海战获胜后的《马关条约》。
二是，甲午海战前夕，中国拥有亚洲最大最强的铁甲舰。为了一显大清龙威，开到日本访问。甫一靠岸，中国兵就一拥而上，嫖娼、吸鸦片，忙得不亦乐乎。用今天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去“干”日本女人去了。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时，日本当局下了令：不要刺激中国人。日本，象一头潜伏已久的非洲雄师，默默地注视着中国。而且，日本人还发现一个细节：中国水兵的衣服，就挂在舰船的炮杆上晾晒。他们很高兴：战胜中国，不日可逞。
三是，非正史，可能是野史了。《走向共和》里一个镜头：当日本甲午大胜后，日相向天皇建议：今天，我们战胜了中国，我们是否将中国的赔款拿出一部分来，改善朝廷的“办公条件”。天皇说：不！全部拿去办教育。
罢，扯得远了，历史俱在，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阅读。我还是谈谈我与日本人。
我最开始和日本人接触，大概是18年前；也恰好是那一年，我开始接触德国人。那时，我还是个“愤青”――但比现在的要好点，最起码不会乱骂人。日本人与德国人形成的鲜明对比，强烈地刺激着我。85年，我们就上街游行，要拒绝日货。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平时我们觉得他最不象日本人，待他很好。但有一次，我们终于直接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是怎样认识的时候，他闪烁慌乱的眼光，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而德国汉堡大学的学生，对二战的认识，非常干脆：“那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永远不会重复那样的历史。”
这以后，虽然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很多，但我没有任何兴趣。 2000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卸不了，非要我负责带日本某某大学（前弘文书院――鲁迅先生母校）“现代中国学部”的学生，到上海做社会调查。我没什么热情，只是怀着看看现在日本人怎么样了的心态，公事公办。为网络阅读的简便，我就破坏文章结构，直接写我所接触的日本人：
1、近一个月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必须写一份调查性论文。我负责指导三个学生。为了不给中国人丢面子，我指导得非常认真。日本留学生很敬佩我这个老师，但我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尽量不带个人情感。指导的论文，被我打回去三次。最后一次，我对带这三位学生的日本教师某某女士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事不过三’。这一次，请认真修改。某某女士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转过身，语气很平静、甚至是故意很轻地对三位学生说：“你们让我失望了。”立即，有两位学生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后来，他们很圆满地写好了论文。论文需要最后在大会上宣读，几乎所有日本学生，都没日没夜地练习口语。其中，当我们中方有位老师，较直率地指出一位学生汉语发音不准时――他立正站在那里，很惭愧地鞠躬。后来，这位同学宣读论文，用了很标准的普通话。
2、在上海，我们住在徐汇区一家宾馆。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我发现，每次我们带学生外出调查，不论是去沪东重机、上海贝尔，还是去街道、学校，总是有几位耄耋老人，如影随形。而他们竟然也与我们住在同一宾馆。我问日方老师后得知，他们都80多了，是这所大学前身弘文书院的毕业生。其中有两位，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役过。他们现在早退休了，但每次学校学生来中国实习，作为老校友，他们中都有几位代表，自费跟随。我问其中一位非常象李登辉（我曾忍不住对他笑，他说：我知道你笑什么，因为我象李登辉）的老者：“你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自费来这里？”他和善地说：“我们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是193……届（我记不清楚了）的，我们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退休了，就来看看。”另一位我背后取名“侵华老贼”的老者，大概，他从日本学生那里知道我还是个负责的老师，就很喜欢和我聊天。一次，聊到现在日本学生汉语能力还是稍微差了点。他忧虑地叹口气，说：“30年代，我们在这个学校读中文科的时候，大二的学生，就可以很自如熟练地运用中文了。您看，现在他们都大四了，汉语水平还这个样子！”
3、日本老师和中国老师，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彼此几乎都是公事公办、客客气气的样子。但是我深知，他们可能骨子里根本就瞧不起我们。不仅因为我们与他们比，非常低的物质待遇，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中有的人的媚骨和工作上敷衍塞责的态度。但是，在临结束的一天晚上，一位日本教师，晚上喝了酒，敲开我的门，很真诚地鞠躬，说：“某某某先生，您的学问和工作精神真让我感动，谢谢您！”
4、最后一天，论文宣讲大会。中方总结发言的老师，由我担任。前一天，头儿对我说：你去买一套服装，买双新皮鞋，领带，公家为你报销。我就去徐汇区的百货大楼买了。次日，我穿戴得整整齐齐，想起平常日本教师那副随便的穿着，我暗忖，今天，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了。但是，我刚进报告厅，就傻眼了：日本老师全部西装领带，严肃整洁。台下居然端坐着日本国住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我当时心头就泛起一种难言的感叹！我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也不少了，哪一个会，不是领导挺着啤酒肚子，大剌剌地坐在台子上？
5、我在总结中，除了绝大部分篇幅谈学生论文的具体问题，也委婉地提出，既然学生们考察了沪凇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调查报告中，应该对这段历史，有所反思。晚上，其乐融融的告别酒会，在黄浦江畔一家高级酒店举行。酒会热烈进行中，从来没和我主动攀谈过的日方带队老师，通过我方另一位在工作关系上和他很熟悉的老师，一定要和我聊几句。我很礼貌地谢绝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几乎同时，被我戏称为“侵华老贼”的那位日本老人，走近我，非常尊敬地双手递上名片，说：“某某某先生，您今天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与日本人的故事，就讲这么点。其他丰富的细节，再讲就太拖沓。有很多感受，只想说一点：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动人的历史、伟大的品质、优秀的人物。不能因为一个民族犯下了罪行，就完全抹杀它。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民族的优秀，就容忍它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在它还没能真正认罪和反省之前。日本民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企图消灭它，是痴人说梦。能消灭日本的，只有日本自己。这也和我们中国一样，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不可能依靠消灭其他民族来实现民族的强大――况且，不问青红皂白，要消灭一个优秀民族的欲望，其实正和这个民族犯下的罪行一样，是不正义的，是肮脏可耻的。
世界上，对他人，对他民族，征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违背人性的方式，这叫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一是以人的坚强、努力、尊严、公正、进步，来实现他人、他民族由衷的拥戴，这叫人类文明的胜利！
日本人，这个谜一样的符号，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中华民族的苦难记忆中。但是，日本人到底是什么样的民族性，具体的日本人 怎么样，答案却千奇百怪。20年前，我读过《源氏物语》；14年前，看过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菊与刀》，这本书对日本民族的观察，颇得我的赞叹。后来，又阅读了不少有关日本人的书籍；最近，读了余杰的《铁与犁》。理论上要对日本民族进行剖析，不是这篇小文章的任务。日本作家介川龙之芥、夏木漱石、川端、大江甚至现在走红中国的村上春树的作品，主张“脱亚入欧”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作品，战后日本民主思想之父丸山真男……都是我们间接了解日本的工具。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还有一个谜一样的现象：几乎凡是留学过日本后，回到中国的，极少直接指责日本民族的文化。这一点，连鲁迅先生也不例外。
从明治维新始，日本与中国，展开了百年竞赛。比赛结果，不用我讲，中国输了个一塌糊涂。这里，我又想起三则历史逸闻：
一是，中国洋务运动时，严复被派到英国海军学校学习现代海军，他的同学，有一个日本人，叫伊藤博文。学习期间，严复的成绩比伊藤优秀得多。后来，学习结束，各自回到自己祖国。严复回中国，冷冷清清，后来就安排到福建马尾的水师学校教书；伊藤回日本，天皇亲自到码头迎接。再后来，严复以翻译《天演论》著名，成了个不受重用、落落寡欢的“知识分子”；伊藤呢，以日本首相的职位，与李鸿章签署了甲午海战获胜后的《马关条约》。
二是，甲午海战前夕，中国拥有亚洲最大最强的铁甲舰。为了一显大清龙威，开到日本访问。甫一靠岸，中国兵就一拥而上，嫖娼、吸鸦片，忙得不亦乐乎。用今天一些人的话说，就是去“干”日本女人去了。真是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当时，日本当局下了令：不要刺激中国人。日本，象一头潜伏已久的非洲雄师，默默地注视着中国。而且，日本人还发现一个细节：中国水兵的衣服，就挂在舰船的炮杆上晾晒。他们很高兴：战胜中国，不日可逞。
三是，非正史，可能是野史了。《走向共和》里一个镜头：当日本甲午大胜后，日相向天皇建议：今天，我们战胜了中国，我们是否将中国的赔款拿出一部分来，改善朝廷的“办公条件”。天皇说：不！全部拿去办教育。
罢，扯得远了，历史俱在，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阅读。我还是谈谈我与日本人。
我最开始和日本人接触，大概是18年前；也恰好是那一年，我开始接触德国人。那时，我还是个“愤青”――但比现在的要好点，最起码不会乱骂人。日本人与德国人形成的鲜明对比，强烈地刺激着我。85年，我们就上街游行，要拒绝日货。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日本留学生，平时我们觉得他最不象日本人，待他很好。但有一次，我们终于直接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是怎样认识的时候，他闪烁慌乱的眼光，顾左右而言他的尴尬。而德国汉堡大学的学生，对二战的认识，非常干脆：“那是我们民族的耻辱！我们永远不会重复那样的历史。”
这以后，虽然接触日本人的机会很多，但我没有任何兴趣。 2000年暑假，一个偶然的机会，推卸不了，非要我负责带日本某某大学（前弘文书院――鲁迅先生母校）“现代中国学部”的学生，到上海做社会调查。我没什么热情，只是怀着看看现在日本人怎么样了的心态，公事公办。为网络阅读的简便，我就破坏文章结构，直接写我所接触的日本人：
1、近一个月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学生们必须写一份调查性论文。我负责指导三个学生。为了不给中国人丢面子，我指导得非常认真。日本留学生很敬佩我这个老师，但我的态度，始终是若即若离，尽量不带个人情感。指导的论文，被我打回去三次。最后一次，我对带这三位学生的日本教师某某女士说：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事不过三’。这一次，请认真修改。某某女士的脸，一下子就红了。她转过身，语气很平静、甚至是故意很轻地对三位学生说：“你们让我失望了。”立即，有两位学生的眼泪就夺眶而出。后来，他们很圆满地写好了论文。论文需要最后在大会上宣读，几乎所有日本学生，都没日没夜地练习口语。其中，当我们中方有位老师，较直率地指出一位学生汉语发音不准时――他立正站在那里，很惭愧地鞠躬。后来，这位同学宣读论文，用了很标准的普通话。
2、在上海，我们住在徐汇区一家宾馆。开始我没有注意，后来，我发现，每次我们带学生外出调查，不论是去沪东重机、上海贝尔，还是去街道、学校，总是有几位耄耋老人，如影随形。而他们竟然也与我们住在同一宾馆。我问日方老师后得知，他们都80多了，是这所大学前身弘文书院的毕业生。其中有两位，抗日战争期间，在中国服役过。他们现在早退休了，但每次学校学生来中国实习，作为老校友，他们中都有几位代表，自费跟随。我问其中一位非常象李登辉（我曾忍不住对他笑，他说：我知道你笑什么，因为我象李登辉）的老者：“你们为什么那么大年纪还自费来这里？”他和善地说：“我们就是这所学校毕业的，我是193……届（我记不清楚了）的，我们对母校有很深的感情。退休了，就来看看。”另一位我背后取名“侵华老贼”的老者，大概，他从日本学生那里知道我还是个负责的老师，就很喜欢和我聊天。一次，聊到现在日本学生汉语能力还是稍微差了点。他忧虑地叹口气，说：“30年代，我们在这个学校读中文科的时候，大二的学生，就可以很自如熟练地运用中文了。您看，现在他们都大四了，汉语水平还这个样子！”
3、日本老师和中国老师，在带学生的过程中，彼此几乎都是公事公办、客客气气的样子。但是我深知，他们可能骨子里根本就瞧不起我们。不仅因为我们与他们比，非常低的物质待遇，更重要的是，我们中国人中有的人的媚骨和工作上敷衍塞责的态度。但是，在临结束的一天晚上，一位日本教师，晚上喝了酒，敲开我的门，很真诚地鞠躬，说：“某某某先生，您的学问和工作精神真让我感动，谢谢您！”
4、最后一天，论文宣讲大会。中方总结发言的老师，由我担任。前一天，头儿对我说：你去买一套服装，买双新皮鞋，领带，公家为你报销。我就去徐汇区的百货大楼买了。次日，我穿戴得整整齐齐，想起平常日本教师那副随便的穿着，我暗忖，今天，你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是什么样子了。但是，我刚进报告厅，就傻眼了：日本老师全部西装领带，严肃整洁。台下居然端坐着日本国住上海总领事馆的总领事。我当时心头就泛起一种难言的感叹！我参加的学术讨论会也不少了，哪一个会，不是领导挺着啤酒肚子，大剌剌地坐在台子上？
5、我在总结中，除了绝大部分篇幅谈学生论文的具体问题，也委婉地提出，既然学生们考察了沪凇抗日战争纪念馆，在调查报告中，应该对这段历史，有所反思。晚上，其乐融融的告别酒会，在黄浦江畔一家高级酒店举行。酒会热烈进行中，从来没和我主动攀谈过的日方带队老师，通过我方另一位在工作关系上和他很熟悉的老师，一定要和我聊几句。我很礼貌地谢绝了。我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几乎同时，被我戏称为“侵华老贼”的那位日本老人，走近我，非常尊敬地双手递上名片，说：“某某某先生，您今天是中华民族的英雄！”
我与日本人的故事，就讲这么点。其他丰富的细节，再讲就太拖沓。有很多感受，只想说一点：每一个民族，都有其动人的历史、伟大的品质、优秀的人物。不能因为一个民族犯下了罪行，就完全抹杀它。当然，也不能因为一个民族的优秀，就容忍它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在它还没能真正认罪和反省之前。日本民族，作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企图消灭它，是痴人说梦。能消灭日本的，只有日本自己。这也和我们中国一样，能使中国强大起来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不可能依靠消灭其他民族来实现民族的强大――况且，不问青红皂白，要消灭一个优秀民族的欲望，其实正和这个民族犯下的罪行一样，是不正义的，是肮脏可耻的。
世界上，对他人，对他民族，征服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违背人性的方式，这叫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一是以人的坚强、努力、尊严、公正、进步，来实现他人、他民族由衷的拥戴，这叫人类文明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