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来了，萨斯（SARS）也来了。4月，北京宣布出现几例又称非典型肺炎的萨斯病例。
去年的萨斯流行人们记忆犹新，不仅在国内，在海外也引起极大的反响。除了对中国的关心外，许多人耽心夏天回国的计划又要取消，一时人心惶惶。
北京马上采取措施，启动萨斯应急机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确认这几例萨斯是实验室感染所致，迅速对有关人员进行了隔离。几天下来，未见新病例出现，这次萨斯似乎是一场虚惊。
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在当时那几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百年
北京宣武区有个地名叫菜市口，本是地处宣武门外闹市的丁字路口，近年道路扩宽成了十字路口。人们不管去没去过多少都听说过菜市口，因为该地是前清的刑场。其实除了杀人外，菜市口是前清时外地来京人员的主要居住地。清初实行“满汉分居”、“旗民分治”的政策，造成汉人主要居住在城南，各省进京赶考的举人也不得居住在宣武门以外的地方，宣武门成为汉族人的居住中心。铁路开通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一百多年前那个变革动汤的年代，菜市口在历史上赢得了名气。戊戌变法的主将就居住在菜市口周围，米市胡同43号是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居住的浏阳会馆。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行刑。
湖南人引以为荣的谭嗣同实际上不是生在湖南，按今天的算法，他应该算北京人，就出生在菜市口附近的烂漫胡同。历史的宿命让谭嗣同生于菜市口、成名于菜市口、就义于菜市口，菜市口也因为谭嗣同而名留千古。
一百零六年前，谭嗣同在菜市口的刑场上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往路南的南海会馆望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一眼，这一望就是百年。
百年，弹指一挥间。
2004年4月23日，菜市口又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菜市口东南的迎新街100号被宣布为萨斯隔离区。
在迎新街100号里的是一个国家级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简称病毒所。病毒所是中国病毒研究的最高科研机构，同时承担病毒病预防控制任务，在去年萨斯流行时，病毒所暴光率极高。
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北京最近出现的几例萨斯病例源于病毒所的实验室感染。卫生部和北京市按非典应急机制，对病毒所实现隔离处理。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二十几人在隔离区内，余下的全所职工被紧急召回所里，塞进几辆大轿车运到郊区昌平进行隔离。
历史有太多的巧合，病毒所在文革中也曾迁出城区，去的地方正是昌平县。
病毒所实验室萨斯病毒感染是继新加坡、台湾后的第三起，是因为萨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威险性？还是有什么隐情？
二、千年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使这座位于菜市口南边南横街的古寺开始有了名气。其实懂一点北京历史的都知道，始建于唐朝太宗年间的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寺。一般人认为郊区门头沟的潭拓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所谓"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但那是指现存的。
太宗皇帝亲征高丽，为悼念此次征战中阵亡的将士，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下诏，在幽州城（今北京）东南隅兴修一座寺庙，历经五十一年，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成，赐名悯忠寺。后来屡次改名重建。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始称法源寺。
座落在居民区的法源寺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生长在深山的奇花，无人能识，却也保住了纯洁和安逸。十几年前，总爱在如日正午的时候，穿过烦躁喧哗的南横街，来到法源寺，在那几颗丁香下面享受闹市中难得的宁静。
可惜这闹市中的桃园还是躲不过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浮躁，扩宽的南横街使法源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多了几分浮躁。浮躁在南横街上飘动，飘到了迎新街拐角的一座五层的楼里。
2004年初春，楼里的一间P3实验室里，一双纤细的手轻轻地打开装有萨斯病毒细胞培养的试剂瓶的盖子。在P3实验室里，类似的瓶子每天被开启了许多次，这一次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异常。
一个多月以后，4月7日，南横街南部的健宫医院20岁的李护士因发热、咳嗽、呼吸等住院，X光篇显示肺炎。一周后病情恶化转入人民医院，诊断为重症肺炎。又过了一周转发热隔离病房，次日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
跟踪李护士看护的病人，发现一位安徽来京的女研究生症状可疑，此时又发现一例可疑病例为31岁的杨姓男子，这位男病人同安徽的女研究生曾同时在病毒所形态室工作，于是所有的线索指向病毒所。进一步调查发现，宋同学发烧后多次乘火车往返与北京与合肥之间，而且在她生病期间照顾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一时间北京安徽两天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经过去年萨斯冲击的中央和北京市迅速采取行动，于是有了对病毒所的隔离。病毒所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外出差开会的一律隔离，对与病毒所人员接触过的人员包括外宾也进行跟踪，局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现在看来，从李护士发病到诊断之所以花费了两周时间，是因为宋同学感染的是实验室传了很多代的毒株，其感染性已经很低了，感染后到发病时间长，而且病情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不同，同时也不严重。新病例出现的原因是对病人周围人员进行追查的结果，其实这些人早就感染上了，只是因为潜伏期长或者病情不明显不为注意罢了。据分析，宋同学的母亲的死因是心肌炎，与萨斯关系不大。
传染链搞明白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值得耽心的是同宋同学一起做火车的人，如果染上萨斯，会不会造成一定范围的流行？
究竟是不是这样传播的？今年春夏还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行？这些都不是我想讨论的，下面讨论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实验室感染。
三、一年
历史有时候是会开一些玩笑的。
在病毒所内感染的进修研究生和博士后所工作的科室称为形态室，内部习惯叫电镜室，长期担任形态室主任的就是去年萨斯中因断定衣原体为萨斯病源而名扬天下的洪院士。是福是祸？洪院士和萨斯的缘分是躲也躲不掉。
前几个月曾经写了一篇"窦娥冤"，曲里拐弯地为张文康喊了几句冤枉，颇挨了几块重的。去年萨斯的流行，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失职、有体制的弊病，其实从根上来说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张部长所以能胸有成竹地打保票，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疾病控制中心的背书：衣原体是SARS致病源的保证。这个背书是如何拿到的？
曾同张文康打过几次交道，他本人绝不像众人所说的那样昏庸，国家卫生部长也绝不是昏庸的官僚可以做得稳的。即便张先生真的不管百姓死活，卫生部的疾病控制系统也不会一点作用都不发挥。上有主管防疫的副部长，主办的有疾病控制司，下面有设在疾控中心的疾病监测中心，一天24小时的疫情监测系统，疾控中心领导轮流值班，重大疫情马上上报卫生部，甚至国务院，听取疫情通报的有时甚至是副总理。
卫生部对急病疑难疫情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不消说是首发于广东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萨斯，即使是偏僻村落出现的原因不明的疾病，疾控中心也要派专家下现场、找病因、写报告。中国的疾病监测系统，应该说是基本健全的。当萨斯初发时，情况很快反应到卫生部，中央的专家立刻赶到广东，时间是2003年11月，离广东萨斯大规模流行尚有三个月，不该白白丢掉的三个月。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新出现的致病原绝大多数是病毒，国内每次发生不明原因的疫情，首先考虑的也是病毒，病毒所的专家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广东。从11月到春节，病毒所的专家前前后后飞了十几趟广州，病人样品也拿到了，经病毒所首席科学家洪院士的电镜分析，认定是衣原体造成的非典型肺炎。
病因找到，皆大欢喜，衣原体可以用抗菌素治疗。疾控中心的领导赶在两会之前向上汇报，开记者招待会。病毒所的领导准备材料，打算申报卫生部国家级成果：发现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祸首从而控制了该病的传播。
之后的事情不用多说，在国际上已经分离出SARS病毒时，疾控中心和病毒所依旧铁嘴钢牙维护洪院士的结论。这才有胡锦涛以一国之尊，同温家宝一起赤膊上阵，全国上下各级官员立下军令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将萨斯控制住。
成了千夫所指的张文康自然一肚子怨气，他的怨气是有道理的。相信科学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项转变，在萨斯的问题上，张文康并没有什么行政命令、长官意识问题，完完全全听从专家意见。后来是有些不同意见，但站在张文康的角度上，当然应当听从作为国家病毒学研究最权威机构的专家的意见。
事后诸葛亮们理由一大堆，当初报的衣原体是专家们而不是洪院士个人的意见。洪院士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当时赞同的、没表态的是不是也有责任？回过头来都说是常识，可是当时有一个站出来了嘛？如下所述，病毒所不是一言堂，相反地病毒所科研方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是并没有哪个专家质疑洪院士的结论，因为他们太忙了，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没功夫做下来认真研究洪院士的实验结果，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件事太平常了，有比这重要十倍百倍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至于是什么事情且容下文分解。
放下这些忙忙碌碌的科学家们不提，被骂成是七十多岁老眼昏花的洪院士也有苦衷。中国的两院院士的资格经萨斯风波又一次受到疑问，但是平心而论，同其他工程院院士相比，洪院士的资格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按他的标准去评院士，至少一半以上的院士不合格。因为洪院士是唯一的一位发现人类病毒的中国科学家，而且完完全全是自力更生的。虽然有抢成果的说法，但成人腹泻病毒的确是由洪院士发现并进行形态鉴定的。除此之外，他还进行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鉴定，是国际上公认的病毒形态专家。
洪院士和病毒所领导的辩解是：一、为了抢成果（当然也因为洪院士有先例），广东方面合作态度很不积极，以至三个月中十来趟广东之行始终拿不到合适的样本。从病人身上取下来鸡蛋大小的样品，到了他的手上只有黄豆大小，而且可能还用水煮过。二、当时告诉疾控中心领导，衣原体的结论只有80%的把握，希望等两天。可是疾控中心的李主任当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了。
疾病控制中心的李大主任也有苦衷，发病三个月了，结论始终拿不出来，上面催得紧。特别是两会就要召开，不拿出点成绩，他无法在人大上再进层楼，换个副部的乌纱。李主任也是公共卫生的博士，知道科学没有百分之百的事，80%已经把握不小了，值得冒险了。既然话说出去了，李主任人大上频频发言，给了张部长一个毋庸质疑的背书。
这个背书害了张文康、冤了孟学农，耗费了多少国力。秋后算帐，李先生升官的梦灭了，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位子也风雨飘摇，几经周折最终靠夫人的努力而保住，毕竟他的位子没有多少人敢坐。病毒所领导也因为拿出这样那样的理由藉口而安然无恙，专家们依然做着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
可怜那些无辜的萨斯的冤魂。
巧合得如同小说情节，一年以后，洪院士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实验室由于自身原因感染并传播了萨斯，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洪院士和他的接班人，连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的领导这次是在劫难逃。
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做过的事负责，哪怕良心已经被狗吃了，举头三尺依然有看得见记得住的神明。今年初春开培养瓶的手，也许就是上天为萨斯冤魂申冤的正义之手。
四、十五年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病毒所的墨索里尼又开始说做病毒实验感染是难免的，一副为国捐躯的架势。可是全国多少人在干萨斯研究？其中有几个比得上病毒所的条件？为什么感染单单发生在自认为P3实验室在国内无出其左，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病毒所里？
还是那句被用烂了的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6年3月，一批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邓小平批示，于是863项目上马，生物领域的办公室就设在病毒所。
当时的病毒所在科研上的确是国内同行中的翘楚。在朱既明等老科学家的带领下，病毒所对国际先进水平跟踪极快，在艾滋病、肝炎、基因工程干扰素等领域牢牢占据国内领先地位，在鼻咽癌早期诊断上更是世界先进水平。除了眼光敏锐外，病毒所在体制改革上也先行一步，切切实实实现主任负责制。各科室主任有人事权、奖金发放权，同时科研经费除了国家政策需要扶持的科室外一律自行解决。所里室主任是实权人物，所长只起协调作用，副所长完全是摆设，至于党委书记，除了周六的政治学习、管管团委工会外没有一点发言权，彻底实行内行管理，专家说了算。
所里各科室的带头人正当年，可以说人才济济。后勤完全为科研服务，当时全所二百人，从事科研的一百五十人。科研人员素质很高，在大学时遇到好几个从病毒所调来的技术员，业务水平是学校里技术员远远比不上的，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十分重视，研究生的素质很高，病毒所的整体科研水平在当时只有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可比，而且病毒所在进行科研的同时还承担了国家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科研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现场上。在这种情况下达到如此的水平确属不易。
863项目第一次招标，病毒所一共拿了上千万圆，超过了医科院的总和。863生物领域的办公室设在病毒所是理所当然的。
十五年后，病毒所已经不是当初的病毒所。
863项目对病毒所来说是成者萧何败者萧何，863项目给病毒所大部分科室带来了用不完的科研经费，也改变了病毒所的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各科室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造成编制膨胀，因为863办公室的缘故，职工人数很快达到三百人，这些新进来的这样那样的关系既进不了科室，也不能干863办公室，只能充实在后勤。项目管理工作只能从科室抽人，没几年，非科研人员的数目就超过科研人员数目。人手不够，课题不能不做，只好依靠研究生、代培研究生和进修人员。荣任此次萨斯源头的宋同学就是一个代培研究生。
代培和进修人员良莠不齐、缺少应有的培训是一方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病毒所研究生的素质每况愈下。90年代初，由于分赃不均狗咬狗，一位博士生一位硕士生和两位实验员因倒卖所里科研财产被公安局拘留，审讯过程中，在警察的不算严厉的逼问下，该硕士生交待因为导师逼得紧，所以863项目中什么什么是他编的，一时传为笑谈。可是到了97年，就有数名研究生因抄袭而不能毕业或拿不到学位，其中最为洒脱的是上文所提洪院士的博士生，因为婚外情太忙，索性直接把国外杂志上电泳图复印下来，上面的英文说明都不改，直接放到他毕业论文上。今天所谓863成果，有多少是这么来的？
学生的问题根在上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863的经费使病毒所变质，室主任负责制造成室主任权力膨胀，加上手中成百上千万的科研经费，以及大量的科研创收提成，使这些科研带头人从兢兢业业的科学工作者慢慢转变成科霸。所里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科研上原来一直靠朱老先生把关，后来朱先生的话也没什么人听了，朱先生去世以后，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人事上，工厂工人菜市场卖肉的都成了科研人员，非科研人员越来越多，任人唯亲加上武大郎开店。病毒所是各科研所里可能唯一不实行室主任年龄制的单位，在其他研究所大力提拔年轻人的时候，病毒所以承担863为理由一直由老人担任主任，原因就是权力无边室主任负责制。甚至退下来后不提拔有为之人，造成部分科室只有副主任没有正主任的现象，这些副主任无一不是应声虫。
在科研上也是每况愈下，所里年会一年不如一年，人才流失严重，科室里全是这样那样关系来的中年妇女。科室之间的矛盾一直没解决，最后发展到所里学术委员会开会成了相互谩骂的场所。病毒所靠国家支持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进行创收，所得收入肥了少数人，所有财产大量流失。现任所长上台后发现2000万所有财产不翼而飞，愤然将前任所长告上法庭，结果不了了之。先由病毒所成立的三元公司转了几回手，最后控制在原所长二奶及其家人手里。二奶何止这一个，头头们开会出国带着甘为二奶的技术员，科室里也由这个那个二奶说了算，国家几千万经费最后就养出一堆二奶。
这些所谓的国家专家整天人影不见，开个课题会都找不齐人，出国的出国，开会的开会，办公司的办公司。在科研上好高鹜远，张开闭口国际先进水平，西瓜抱不了芝麻也丢了，都是分子水平，堂堂病毒所在萨斯初发时连病毒培养都没有人做也几乎不会做了，这才是为军科院抢了先的原因。有的靠给国外样本然后挂个名出成果，还有的自称科研承包商，把钱拿来分别承包给各地的医学院，他的任务是成果出来了开记者招待会。
是国家亏待了吗？病毒所有私车的、掏几十万上百万买房的有的是，虽然比不上国内富豪或者药检部门，但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的待遇始终是不坏的，尤其是学术带头人们。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应当承担国家疫情预防控制工作，可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做？年年喊要去医科院不就是不愿意做防疫工作嘛。不就是不愿吃苦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国家用863养士五千日，到头来养出一堆南郭先生，昂首挺胸下广东查萨斯疫情的南郭们之中一位南郭女士、毒种室副主任（没有正主任）居然是位中专生，靠这些人调查萨斯，能查清楚吗？
其实这也和国内科研届整体的浮躁、急功近利、道德沦丧有关，同科研人员不思进取有关，同盲目向西方看齐有关。疾病控制中心的新领导上任后大力提倡西方的大卫生的概念，提出主抓糖尿病、心脏病等预防问题，中国是有二千多万糖尿病，是要预防为主，但不能不顾或忽略疫情监测。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那位有博士学位也留学加拿大的疾病监测中心主任，在电视上给两人同乘一辆出租车的北京市民的防萨斯建议是：一人头向左看，一人头向右看！
病毒所那位副所长、有名的毕大侃在凤凰卫视上指出，钟南山就是一个大夫，言外之意国家不能靠大夫、要靠他们这些专家来抗萨斯。这话没错，国家是不应该靠临床专家而要靠实验室专家抗萨斯，问题是这帮人靠得住吗？
这个问题去年已经有了答案，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走了不少地方，就是没有去最应该去的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用实际行动代表政府对这些自以为是的专家们表示了不信任。
萨斯最后发展到要靠一国之尊赤膊上阵，让这样那样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是有官僚机构的问题，是有领导玩忽职守的问题，但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预防控制专家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防疫无小事，在抗战中迎击日本鬼子细菌战的中国防疫机构的悲壮，在朝鲜战争中抗击美军细菌战的中国防疫研究的自豪，在建国后经历多少年风风雨雨、在大饥荒、文革中尽心尽职的中国防疫系统的可歌可泣，在萨斯中彻底葬送在一小撮人手里。
春风吹过大西北的黄土高坡，高坡上埋葬着几位为预防控制鼠疫、出血热而捐躯的防疫工作者，他们能够瞑目能够安息嘛？
五、四年
亡羊补牢，经过了这么大教训的专家们应该有所反省了，一年过去了，国家的经费也拨下来了，实验室也改建了，结果那？
研究萨斯病毒在P3实验室，正式的名称是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是采取负压装置，所以气体经过滤后才排放出去，保证有毒物质不排放出去，这样的装置对操作人员来说没有防护效果，所以P3实验室内还要有超净工作台。做病毒培养的即便是自己不怕死也不敢在超净台外做实验，因为细胞会被细菌真菌之类的污染。所以绝不会直接在房间里做实验。
宋同学现在躺在安徽的病床上，估计是想不起来当时的事儿了。别人也不得其解，传了无数代的萨斯病毒感染性已经很低了，又在那种防护之下，除非有极直接的接触。宋同学不会不知道进P3要戴手套穿无菌服，不会不知道如何灭活病毒结果拿着活萨斯病毒吃饭去了吧？进修的没受过良好训练，这么重要的事儿不应该让进修的干，问题是不让进修的干哪里有人干呢？
这一年中病毒所作了些什么？
还用说，拼命研究萨斯。一个病毒所本来科研力量就大不如从前，居然有五六个组同时研究萨斯检测试剂，互不通气不说，开起会来主要议题是挨个数落别组试剂的缺陷。不要说象当年那样集中力量攻关，搞出高质量的试剂，就连过得硬的试剂都没有。成果上报纸一大堆，各位专家们广播电视天天露脸，萨斯诊断依然存在问题。之所以这样，还不是因为搞出试剂可以卖钱。
卫生部下文加强萨斯病人样品管理，因为去年流行很快结束了，样品不多了，受命把持样品的准备吃一辈子，奇货可居在国际上也是人人求，要不然怎么隔离时还得追查十几个外宾。有样品的就那点本事可是不让别人碰，没样品的看着眼热也想插一脚，萨斯病人的样品在所谓的科研黑市上千金难买。当年搞艾滋病，所里也是人人想插手，当时绝对只能一家搞，结果成绩出来了，也没出过任何事故。现在那？百年不遇赶上个有中国特色的，甭管什么水平都要同萨斯挂钩，这才有这次事故。
你搞我搞他也搞，结果是我不行你也不行，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扯皮中渡过了，你争我吵结果毕大侃被刺激得精神忧郁打算从病毒所二楼跳下去、从此待在家里做得诺贝尔奖的白日梦。
当迎新街上拦上隔离线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花大钱不知包给谁的关系户的P3实验室改进并没有如想像的那样，依旧采取旧的直排方法。才发现病毒所职工及周围居民高于其他地区的肿瘤发病率。才发现这么高危的东西居然在居民区，安全措施就是几把锁。
北京市和宣武区从80年代起有过多次人民代表提案，要求将病毒所移往郊区。有几次压力极大，还是863这个藉口，使病毒所留了下来。二十年内多少人预言过病毒所早晚出事，这次的事究竟有多大？
两级领导要丢官，病毒所迁到郊区这是疾病控制中心人民议论的，病毒所的人们在昌平的隔离区内也议论这事。其他那？非典应急措施一旦启动，每天多少花销？
也不是没有高兴的，去年非典中各地借抗萨斯的名义花钱如流水，没想到萨斯很快消失，国家审计署又严加审查，结果多少发票上不了帐。非典重灾区不说，就连山西一偏远小县，在去年抗萨斯期间欠下饭店酒楼无数白条，仅仅卫生局买的水果费因非典警报解除而无法入账的就达四千块。应急措施启动，救了他们的命。
更让中国政府耽心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私下表示如果再连续出现疫情，WHO将不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其实如果明年北京再出事，四年后谁还敢来？
奥运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是要不要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是关系国家民族尊严的大事。科学家弄虚作假、玩忽职守、道德败坏在其他领域的后果是局部的，在疾病预防控制上有时候是关系国运的。当然病毒所的情况同整个中国科学届的现状是一样的，这次是病毒所和疾病控制中心，下次也许是别的所、别的院、别的中心。
为北京下四个春天祈祷吧。
去年的萨斯流行人们记忆犹新，不仅在国内，在海外也引起极大的反响。除了对中国的关心外，许多人耽心夏天回国的计划又要取消，一时人心惶惶。
北京马上采取措施，启动萨斯应急机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确认这几例萨斯是实验室感染所致，迅速对有关人员进行了隔离。几天下来，未见新病例出现，这次萨斯似乎是一场虚惊。
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在当时那几周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原因？
一、百年
北京宣武区有个地名叫菜市口，本是地处宣武门外闹市的丁字路口，近年道路扩宽成了十字路口。人们不管去没去过多少都听说过菜市口，因为该地是前清的刑场。其实除了杀人外，菜市口是前清时外地来京人员的主要居住地。清初实行“满汉分居”、“旗民分治”的政策，造成汉人主要居住在城南，各省进京赶考的举人也不得居住在宣武门以外的地方，宣武门成为汉族人的居住中心。铁路开通之前，外省人士进京主要有两条路：京杭运河沿线诸省人士经运河，过通州进京；京汉路沿线、西部诸省人士过卢沟桥，由广安门进京，后者占外地进京人员的七八成。进了广安门，迎面就是菜市口，此地自然客栈会馆云集，商铺茶楼林立。
一百多年前那个变革动汤的年代，菜市口在历史上赢得了名气。戊戌变法的主将就居住在菜市口周围，米市胡同43号是康有为居住的南海会馆，菜市口附近的北半截胡同41号是谭嗣同居住的浏阳会馆。1898年9月24日，谭嗣同在“莽苍苍斋”被捕。四天后，谭嗣同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行刑。
湖南人引以为荣的谭嗣同实际上不是生在湖南，按今天的算法，他应该算北京人，就出生在菜市口附近的烂漫胡同。历史的宿命让谭嗣同生于菜市口、成名于菜市口、就义于菜市口，菜市口也因为谭嗣同而名留千古。
一百零六年前，谭嗣同在菜市口的刑场上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随后往路南的南海会馆望了"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一眼，这一望就是百年。
百年，弹指一挥间。
2004年4月23日，菜市口又成了举世瞩目的地方。菜市口东南的迎新街100号被宣布为萨斯隔离区。
在迎新街100号里的是一个国家级研究所，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简称病毒所。病毒所是中国病毒研究的最高科研机构，同时承担病毒病预防控制任务，在去年萨斯流行时，病毒所暴光率极高。
根据流行病学资料，北京最近出现的几例萨斯病例源于病毒所的实验室感染。卫生部和北京市按非典应急机制，对病毒所实现隔离处理。与病人密切接触的二十几人在隔离区内，余下的全所职工被紧急召回所里，塞进几辆大轿车运到郊区昌平进行隔离。
历史有太多的巧合，病毒所在文革中也曾迁出城区，去的地方正是昌平县。
病毒所实验室萨斯病毒感染是继新加坡、台湾后的第三起，是因为萨斯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威险性？还是有什么隐情？
二、千年
李敖的"北京法源寺"使这座位于菜市口南边南横街的古寺开始有了名气。其实懂一点北京历史的都知道，始建于唐朝太宗年间的法源寺是北京最古老的佛寺。一般人认为郊区门头沟的潭拓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院，所谓"先有潭拓寺，后有北京城"，但那是指现存的。
太宗皇帝亲征高丽，为悼念此次征战中阵亡的将士，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下诏，在幽州城（今北京）东南隅兴修一座寺庙，历经五十一年，于武后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建成，赐名悯忠寺。后来屡次改名重建。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始称法源寺。
座落在居民区的法源寺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生长在深山的奇花，无人能识，却也保住了纯洁和安逸。十几年前，总爱在如日正午的时候，穿过烦躁喧哗的南横街，来到法源寺，在那几颗丁香下面享受闹市中难得的宁静。
可惜这闹市中的桃园还是躲不过弥漫在中国大地的浮躁，扩宽的南横街使法源寺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多了几分浮躁。浮躁在南横街上飘动，飘到了迎新街拐角的一座五层的楼里。
2004年初春，楼里的一间P3实验室里，一双纤细的手轻轻地打开装有萨斯病毒细胞培养的试剂瓶的盖子。在P3实验室里，类似的瓶子每天被开启了许多次，这一次同以往一样没有什么异常。
一个多月以后，4月7日，南横街南部的健宫医院20岁的李护士因发热、咳嗽、呼吸等住院，X光篇显示肺炎。一周后病情恶化转入人民医院，诊断为重症肺炎。又过了一周转发热隔离病房，次日诊断为非典疑似病例。
跟踪李护士看护的病人，发现一位安徽来京的女研究生症状可疑，此时又发现一例可疑病例为31岁的杨姓男子，这位男病人同安徽的女研究生曾同时在病毒所形态室工作，于是所有的线索指向病毒所。进一步调查发现，宋同学发烧后多次乘火车往返与北京与合肥之间，而且在她生病期间照顾她的母亲已经去世，一时间北京安徽两天谣言四起，人心浮动。
经过去年萨斯冲击的中央和北京市迅速采取行动，于是有了对病毒所的隔离。病毒所的工作人员包括在外出差开会的一律隔离，对与病毒所人员接触过的人员包括外宾也进行跟踪，局势很快就被控制住了。
现在看来，从李护士发病到诊断之所以花费了两周时间，是因为宋同学感染的是实验室传了很多代的毒株，其感染性已经很低了，感染后到发病时间长，而且病情与以往的非典型肺炎不同，同时也不严重。新病例出现的原因是对病人周围人员进行追查的结果，其实这些人早就感染上了，只是因为潜伏期长或者病情不明显不为注意罢了。据分析，宋同学的母亲的死因是心肌炎，与萨斯关系不大。
传染链搞明白了，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值得耽心的是同宋同学一起做火车的人，如果染上萨斯，会不会造成一定范围的流行？
究竟是不是这样传播的？今年春夏还会不会发生大规模流行？这些都不是我想讨论的，下面讨论的是为什么会发生实验室感染。
三、一年
历史有时候是会开一些玩笑的。
在病毒所内感染的进修研究生和博士后所工作的科室称为形态室，内部习惯叫电镜室，长期担任形态室主任的就是去年萨斯中因断定衣原体为萨斯病源而名扬天下的洪院士。是福是祸？洪院士和萨斯的缘分是躲也躲不掉。
前几个月曾经写了一篇"窦娥冤"，曲里拐弯地为张文康喊了几句冤枉，颇挨了几块重的。去年萨斯的流行，有中央和地方官员的失职、有体制的弊病，其实从根上来说是典型的书生误国。
张部长所以能胸有成竹地打保票，一个主要原因是他有疾病控制中心的背书：衣原体是SARS致病源的保证。这个背书是如何拿到的？
曾同张文康打过几次交道，他本人绝不像众人所说的那样昏庸，国家卫生部长也绝不是昏庸的官僚可以做得稳的。即便张先生真的不管百姓死活，卫生部的疾病控制系统也不会一点作用都不发挥。上有主管防疫的副部长，主办的有疾病控制司，下面有设在疾控中心的疾病监测中心，一天24小时的疫情监测系统，疾控中心领导轮流值班，重大疫情马上上报卫生部，甚至国务院，听取疫情通报的有时甚至是副总理。
卫生部对急病疑难疫情从来不敢掉以轻心，不消说是首发于广东这个经济发达地区的萨斯，即使是偏僻村落出现的原因不明的疾病，疾控中心也要派专家下现场、找病因、写报告。中国的疾病监测系统，应该说是基本健全的。当萨斯初发时，情况很快反应到卫生部，中央的专家立刻赶到广东，时间是2003年11月，离广东萨斯大规模流行尚有三个月，不该白白丢掉的三个月。
从科学的角度分析，新出现的致病原绝大多数是病毒，国内每次发生不明原因的疫情，首先考虑的也是病毒，病毒所的专家理所当然地来到了广东。从11月到春节，病毒所的专家前前后后飞了十几趟广州，病人样品也拿到了，经病毒所首席科学家洪院士的电镜分析，认定是衣原体造成的非典型肺炎。
病因找到，皆大欢喜，衣原体可以用抗菌素治疗。疾控中心的领导赶在两会之前向上汇报，开记者招待会。病毒所的领导准备材料，打算申报卫生部国家级成果：发现衣原体是非典型肺炎的祸首从而控制了该病的传播。
之后的事情不用多说，在国际上已经分离出SARS病毒时，疾控中心和病毒所依旧铁嘴钢牙维护洪院士的结论。这才有胡锦涛以一国之尊，同温家宝一起赤膊上阵，全国上下各级官员立下军令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将萨斯控制住。
成了千夫所指的张文康自然一肚子怨气，他的怨气是有道理的。相信科学是近年来中国政府政策上的一项转变，在萨斯的问题上，张文康并没有什么行政命令、长官意识问题，完完全全听从专家意见。后来是有些不同意见，但站在张文康的角度上，当然应当听从作为国家病毒学研究最权威机构的专家的意见。
事后诸葛亮们理由一大堆，当初报的衣原体是专家们而不是洪院士个人的意见。洪院士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当时赞同的、没表态的是不是也有责任？回过头来都说是常识，可是当时有一个站出来了嘛？如下所述，病毒所不是一言堂，相反地病毒所科研方面的言论非常自由，但是并没有哪个专家质疑洪院士的结论，因为他们太忙了，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没功夫做下来认真研究洪院士的实验结果，因为在他们眼里这件事太平常了，有比这重要十倍百倍的事情等着他们去做，至于是什么事情且容下文分解。
放下这些忙忙碌碌的科学家们不提，被骂成是七十多岁老眼昏花的洪院士也有苦衷。中国的两院院士的资格经萨斯风波又一次受到疑问，但是平心而论，同其他工程院院士相比，洪院士的资格绝对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按他的标准去评院士，至少一半以上的院士不合格。因为洪院士是唯一的一位发现人类病毒的中国科学家，而且完完全全是自力更生的。虽然有抢成果的说法，但成人腹泻病毒的确是由洪院士发现并进行形态鉴定的。除此之外，他还进行了出血热病毒的形态鉴定，是国际上公认的病毒形态专家。
洪院士和病毒所领导的辩解是：一、为了抢成果（当然也因为洪院士有先例），广东方面合作态度很不积极，以至三个月中十来趟广东之行始终拿不到合适的样本。从病人身上取下来鸡蛋大小的样品，到了他的手上只有黄豆大小，而且可能还用水煮过。二、当时告诉疾控中心领导，衣原体的结论只有80%的把握，希望等两天。可是疾控中心的李主任当天下午就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公布了。
疾病控制中心的李大主任也有苦衷，发病三个月了，结论始终拿不出来，上面催得紧。特别是两会就要召开，不拿出点成绩，他无法在人大上再进层楼，换个副部的乌纱。李主任也是公共卫生的博士，知道科学没有百分之百的事，80%已经把握不小了，值得冒险了。既然话说出去了，李主任人大上频频发言，给了张部长一个毋庸质疑的背书。
这个背书害了张文康、冤了孟学农，耗费了多少国力。秋后算帐，李先生升官的梦灭了，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的位子也风雨飘摇，几经周折最终靠夫人的努力而保住，毕竟他的位子没有多少人敢坐。病毒所领导也因为拿出这样那样的理由藉口而安然无恙，专家们依然做着他们认为应当做的事。
可怜那些无辜的萨斯的冤魂。
巧合得如同小说情节，一年以后，洪院士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在实验室由于自身原因感染并传播了萨斯，引起了轩然大波，不仅洪院士和他的接班人，连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的领导这次是在劫难逃。
每个人都要为他所做过的事负责，哪怕良心已经被狗吃了，举头三尺依然有看得见记得住的神明。今年初春开培养瓶的手，也许就是上天为萨斯冤魂申冤的正义之手。
四、十五年
墨索里尼总是有理，病毒所的墨索里尼又开始说做病毒实验感染是难免的，一副为国捐躯的架势。可是全国多少人在干萨斯研究？其中有几个比得上病毒所的条件？为什么感染单单发生在自认为P3实验室在国内无出其左，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病毒所里？
还是那句被用烂了的老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1986年3月，一批科学家上书邓小平提出要跟踪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高技术。邓小平批示，于是863项目上马，生物领域的办公室就设在病毒所。
当时的病毒所在科研上的确是国内同行中的翘楚。在朱既明等老科学家的带领下，病毒所对国际先进水平跟踪极快，在艾滋病、肝炎、基因工程干扰素等领域牢牢占据国内领先地位，在鼻咽癌早期诊断上更是世界先进水平。除了眼光敏锐外，病毒所在体制改革上也先行一步，切切实实实现主任负责制。各科室主任有人事权、奖金发放权，同时科研经费除了国家政策需要扶持的科室外一律自行解决。所里室主任是实权人物，所长只起协调作用，副所长完全是摆设，至于党委书记，除了周六的政治学习、管管团委工会外没有一点发言权，彻底实行内行管理，专家说了算。
所里各科室的带头人正当年，可以说人才济济。后勤完全为科研服务，当时全所二百人，从事科研的一百五十人。科研人员素质很高，在大学时遇到好几个从病毒所调来的技术员，业务水平是学校里技术员远远比不上的，在研究生的培养上也十分重视，研究生的素质很高，病毒所的整体科研水平在当时只有中科院上海生化所可比，而且病毒所在进行科研的同时还承担了国家病毒性疾病的预防控制工作，科研人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花在现场上。在这种情况下达到如此的水平确属不易。
863项目第一次招标，病毒所一共拿了上千万圆，超过了医科院的总和。863生物领域的办公室设在病毒所是理所当然的。
十五年后，病毒所已经不是当初的病毒所。
863项目对病毒所来说是成者萧何败者萧何，863项目给病毒所大部分科室带来了用不完的科研经费，也改变了病毒所的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各科室两极分化，另一方面造成编制膨胀，因为863办公室的缘故，职工人数很快达到三百人，这些新进来的这样那样的关系既进不了科室，也不能干863办公室，只能充实在后勤。项目管理工作只能从科室抽人，没几年，非科研人员的数目就超过科研人员数目。人手不够，课题不能不做，只好依靠研究生、代培研究生和进修人员。荣任此次萨斯源头的宋同学就是一个代培研究生。
代培和进修人员良莠不齐、缺少应有的培训是一方面，在整个大环境的影响下，病毒所研究生的素质每况愈下。90年代初，由于分赃不均狗咬狗，一位博士生一位硕士生和两位实验员因倒卖所里科研财产被公安局拘留，审讯过程中，在警察的不算严厉的逼问下，该硕士生交待因为导师逼得紧，所以863项目中什么什么是他编的，一时传为笑谈。可是到了97年，就有数名研究生因抄袭而不能毕业或拿不到学位，其中最为洒脱的是上文所提洪院士的博士生，因为婚外情太忙，索性直接把国外杂志上电泳图复印下来，上面的英文说明都不改，直接放到他毕业论文上。今天所谓863成果，有多少是这么来的？
学生的问题根在上面，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863的经费使病毒所变质，室主任负责制造成室主任权力膨胀，加上手中成百上千万的科研经费，以及大量的科研创收提成，使这些科研带头人从兢兢业业的科学工作者慢慢转变成科霸。所里并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在科研上原来一直靠朱老先生把关，后来朱先生的话也没什么人听了，朱先生去世以后，这些人就为所欲为。在人事上，工厂工人菜市场卖肉的都成了科研人员，非科研人员越来越多，任人唯亲加上武大郎开店。病毒所是各科研所里可能唯一不实行室主任年龄制的单位，在其他研究所大力提拔年轻人的时候，病毒所以承担863为理由一直由老人担任主任，原因就是权力无边室主任负责制。甚至退下来后不提拔有为之人，造成部分科室只有副主任没有正主任的现象，这些副主任无一不是应声虫。
在科研上也是每况愈下，所里年会一年不如一年，人才流失严重，科室里全是这样那样关系来的中年妇女。科室之间的矛盾一直没解决，最后发展到所里学术委员会开会成了相互谩骂的场所。病毒所靠国家支持研究出来的科技成果进行创收，所得收入肥了少数人，所有财产大量流失。现任所长上台后发现2000万所有财产不翼而飞，愤然将前任所长告上法庭，结果不了了之。先由病毒所成立的三元公司转了几回手，最后控制在原所长二奶及其家人手里。二奶何止这一个，头头们开会出国带着甘为二奶的技术员，科室里也由这个那个二奶说了算，国家几千万经费最后就养出一堆二奶。
这些所谓的国家专家整天人影不见，开个课题会都找不齐人，出国的出国，开会的开会，办公司的办公司。在科研上好高鹜远，张开闭口国际先进水平，西瓜抱不了芝麻也丢了，都是分子水平，堂堂病毒所在萨斯初发时连病毒培养都没有人做也几乎不会做了，这才是为军科院抢了先的原因。有的靠给国外样本然后挂个名出成果，还有的自称科研承包商，把钱拿来分别承包给各地的医学院，他的任务是成果出来了开记者招待会。
是国家亏待了吗？病毒所有私车的、掏几十万上百万买房的有的是，虽然比不上国内富豪或者药检部门，但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的待遇始终是不坏的，尤其是学术带头人们。同其他研究所相比，病毒所应当承担国家疫情预防控制工作，可是费力不讨好的事谁愿意做？年年喊要去医科院不就是不愿意做防疫工作嘛。不就是不愿吃苦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国家用863养士五千日，到头来养出一堆南郭先生，昂首挺胸下广东查萨斯疫情的南郭们之中一位南郭女士、毒种室副主任（没有正主任）居然是位中专生，靠这些人调查萨斯，能查清楚吗？
其实这也和国内科研届整体的浮躁、急功近利、道德沦丧有关，同科研人员不思进取有关，同盲目向西方看齐有关。疾病控制中心的新领导上任后大力提倡西方的大卫生的概念，提出主抓糖尿病、心脏病等预防问题，中国是有二千多万糖尿病，是要预防为主，但不能不顾或忽略疫情监测。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那位有博士学位也留学加拿大的疾病监测中心主任，在电视上给两人同乘一辆出租车的北京市民的防萨斯建议是：一人头向左看，一人头向右看！
病毒所那位副所长、有名的毕大侃在凤凰卫视上指出，钟南山就是一个大夫，言外之意国家不能靠大夫、要靠他们这些专家来抗萨斯。这话没错，国家是不应该靠临床专家而要靠实验室专家抗萨斯，问题是这帮人靠得住吗？
这个问题去年已经有了答案，胡锦涛、温家宝多次下实验室、看望科研人员，走了不少地方，就是没有去最应该去的疾病控制中心和病毒所，用实际行动代表政府对这些自以为是的专家们表示了不信任。
萨斯最后发展到要靠一国之尊赤膊上阵，让这样那样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做文章，是有官僚机构的问题，是有领导玩忽职守的问题，但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预防控制专家没有尽心尽力，没有尽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损失。
防疫无小事，在抗战中迎击日本鬼子细菌战的中国防疫机构的悲壮，在朝鲜战争中抗击美军细菌战的中国防疫研究的自豪，在建国后经历多少年风风雨雨、在大饥荒、文革中尽心尽职的中国防疫系统的可歌可泣，在萨斯中彻底葬送在一小撮人手里。
春风吹过大西北的黄土高坡，高坡上埋葬着几位为预防控制鼠疫、出血热而捐躯的防疫工作者，他们能够瞑目能够安息嘛？
五、四年
亡羊补牢，经过了这么大教训的专家们应该有所反省了，一年过去了，国家的经费也拨下来了，实验室也改建了，结果那？
研究萨斯病毒在P3实验室，正式的名称是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是采取负压装置，所以气体经过滤后才排放出去，保证有毒物质不排放出去，这样的装置对操作人员来说没有防护效果，所以P3实验室内还要有超净工作台。做病毒培养的即便是自己不怕死也不敢在超净台外做实验，因为细胞会被细菌真菌之类的污染。所以绝不会直接在房间里做实验。
宋同学现在躺在安徽的病床上，估计是想不起来当时的事儿了。别人也不得其解，传了无数代的萨斯病毒感染性已经很低了，又在那种防护之下，除非有极直接的接触。宋同学不会不知道进P3要戴手套穿无菌服，不会不知道如何灭活病毒结果拿着活萨斯病毒吃饭去了吧？进修的没受过良好训练，这么重要的事儿不应该让进修的干，问题是不让进修的干哪里有人干呢？
这一年中病毒所作了些什么？
还用说，拼命研究萨斯。一个病毒所本来科研力量就大不如从前，居然有五六个组同时研究萨斯检测试剂，互不通气不说，开起会来主要议题是挨个数落别组试剂的缺陷。不要说象当年那样集中力量攻关，搞出高质量的试剂，就连过得硬的试剂都没有。成果上报纸一大堆，各位专家们广播电视天天露脸，萨斯诊断依然存在问题。之所以这样，还不是因为搞出试剂可以卖钱。
卫生部下文加强萨斯病人样品管理，因为去年流行很快结束了，样品不多了，受命把持样品的准备吃一辈子，奇货可居在国际上也是人人求，要不然怎么隔离时还得追查十几个外宾。有样品的就那点本事可是不让别人碰，没样品的看着眼热也想插一脚，萨斯病人的样品在所谓的科研黑市上千金难买。当年搞艾滋病，所里也是人人想插手，当时绝对只能一家搞，结果成绩出来了，也没出过任何事故。现在那？百年不遇赶上个有中国特色的，甭管什么水平都要同萨斯挂钩，这才有这次事故。
你搞我搞他也搞，结果是我不行你也不行，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扯皮中渡过了，你争我吵结果毕大侃被刺激得精神忧郁打算从病毒所二楼跳下去、从此待在家里做得诺贝尔奖的白日梦。
当迎新街上拦上隔离线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花大钱不知包给谁的关系户的P3实验室改进并没有如想像的那样，依旧采取旧的直排方法。才发现病毒所职工及周围居民高于其他地区的肿瘤发病率。才发现这么高危的东西居然在居民区，安全措施就是几把锁。
北京市和宣武区从80年代起有过多次人民代表提案，要求将病毒所移往郊区。有几次压力极大，还是863这个藉口，使病毒所留了下来。二十年内多少人预言过病毒所早晚出事，这次的事究竟有多大？
两级领导要丢官，病毒所迁到郊区这是疾病控制中心人民议论的，病毒所的人们在昌平的隔离区内也议论这事。其他那？非典应急措施一旦启动，每天多少花销？
也不是没有高兴的，去年非典中各地借抗萨斯的名义花钱如流水，没想到萨斯很快消失，国家审计署又严加审查，结果多少发票上不了帐。非典重灾区不说，就连山西一偏远小县，在去年抗萨斯期间欠下饭店酒楼无数白条，仅仅卫生局买的水果费因非典警报解除而无法入账的就达四千块。应急措施启动，救了他们的命。
更让中国政府耽心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已经私下表示如果再连续出现疫情，WHO将不支持2008年北京奥运，其实如果明年北京再出事，四年后谁还敢来？
奥运对中国人来说，早已不是要不要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是关系国家民族尊严的大事。科学家弄虚作假、玩忽职守、道德败坏在其他领域的后果是局部的，在疾病预防控制上有时候是关系国运的。当然病毒所的情况同整个中国科学届的现状是一样的，这次是病毒所和疾病控制中心，下次也许是别的所、别的院、别的中心。
为北京下四个春天祈祷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