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仁：见证清白──仰融失守华晨真相（连载15）
（续前）第六章 沪港两地，追查仰融下落
坐在宽大但显得有些杂乱的办公桌前，邱立本正在改定、签发这一期《亚洲周刊》的样稿。等他放下笔，纪硕鸣向总编辑详告了他昨夜在电话中所听闻的仰融和华晨出现重大变故的最新事态。
听完纪硕鸣的简单讲述，邱立本总编辑当即把桌面上的稿件和清样推开，抽出几张白纸，记下纪硕鸣所讲的要点。据此他作出判断，仰融的华晨事件，并不是那些贪污、行贿、诈骗的简单的刑事犯罪问题，而是牵涉到一个企业几十亿资产的去留，事关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民营企业的私人资产进行划分确权的重大分歧，如何解决这一系列进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对即将全面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资产的重新划分，产权的又一次界定，而在这方面，仰融本身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亚洲周刊》是一家中文国际媒体，由《明报》集团有限公司和李嘉诚属下的TOM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在伦敦、巴黎、东京、洛杉矶、莫斯科、悉尼、新加坡、台湾、巴拿马城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常年派驻记者，以世界各地的华人为读者，展开采访编辑和出版发行。
作为这样一本面对全球华人的刊物，《亚洲周刊》特别关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此时，听到仰融陷进产权纷争当中，邱立本总编辑立即感到华晨事件非同寻常，马上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与其说这是刊物对仰融个人命运的关心，不如说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的关注。
中国实现现代化，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推动力，就是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学市场经济，学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规范为借鉴，对产权进行辨别、界定，完善前些年的法律缺失，以独立的司法来处理各种经济纠纷，达到以法治国。在这样的时刻，发生华晨资产划拨，如何处理争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虽然，由于《亚洲周刊》在香港出版，至今还进不了中国内地公开销售，但每期都有2,000多册杂志，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进入内地，供京城的决策头脑、各地的专家学者阅读。长期以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大量转载《亚洲周刊》的时政和财经报道，在对一些敏感字句作出删除后，以“洁本”向中国内地及时传递丰富的海外资讯和全球动态。由这本杂志来对华晨、辽宁和薄熙来、仰融的资产之争作出连续报道，显然会产生强大的国际效应和时代反响。
归理出这般思量后，邱立本总编辑对纪硕鸣说：“这是一个我们要紧紧抓住的选题，你可以随时随地走，到上海去采访。看看能不能找到仰融，采访到他后，由我们刊物来作独家的专题报道。”
见纪硕鸣点点头，已经受命在身，邱立本提出要求：“你必须要把整个事件弄得很清楚，不能以耳代目，一定要找到当事人，一个一个地做深入的采访，让他们讲话，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是怎么发文的，辽宁方面是怎么对待仰融的，而仰融又是怎么说的，都要搞清楚。仰融在上海还有其他公司，上海那边又是怎么看的，几个方面你都要理出个头绪来。”
心记总编辑的采写要求，纪硕鸣回到原座，又登录互联网，从搜索到的现有文章中，查找可供采访和报道的线索。而后，他看看两个小时已过，给朱胜良打去电话。
“你可以来上海采访，7月19日我们要在上海卢湾体育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你可以来会场听听。”朱胜良作出答覆。放下电话，纪硕鸣顿现兴奋，觉得赶往上海后，朱胜良一定能透露出许多内情，马上订下第二天上午9时飞往上海的机票。
2002年7月18日中午，纪硕鸣抵达上海，住进国际贵都大酒店，隔天上午8时，前往卢湾体育馆，采访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申华实业公关部部长索研，在大会报到处招呼各路记者，把10多家媒体来人，一一领到会场里专设的两排席位。
在香港，纪硕鸣采访过股东大会，会场外的休息处常常会放上一些茶点，给小股东们享用，上了年纪的小股民到了会场要先坐上一会儿，歇歇脚，再去开会，气氛显得十分融洽、亲和。而此刻坐上了申华实业股东大会的记者席，纪硕鸣顿感同以往在香港的所见大不一样。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申华实业的这个股东大会会场，记者席前隔篮球场，只能遥望主席台，后遇高栏杆，走不到出席大会的股东身边，弄得来采访的记者，既不能凑近采访坐在主席台上的董事和监事，也不能回身接触那些出钱买了股票，到场开会的小股民，以作些采访的补充。身处这种架势之中，进了会场采访的各路记者差不多等于被圈在两排座位上，给封闭起来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大会选址体育馆，董事和监事所在的主席台，与股东的座位中间，既横着两排记者席，更隔着一个大篮球场，远远地看过去，记者和股民这边根本看不清坐在主席台上两排人的眉眼，分不出话筒前的人是董事长，还是总裁、董事、董秘。
同时，会场里所有可以通向主席台的过道入口和大门前，都有专人把守，以场地地板正在养护为由，不准股民入内，也不准记者踏上一步。手持相机的摄影记者只能远远地按下快门，闪光灯发出几丝微弱光亮后，草草地收场。
在这种股东大会会场里，处处都是对立、对峙、对抗的迹象，里外都有防护、防备、防范的强大措施，股民的权益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吗？记者的采访还能深入和尽兴吗？纪硕鸣待不下去了，在股民连声追问并未出席股东大会的董事长仰融真实下落的喊叫声中，再也听不进主席台上讲的都是些什么了。
下午2时，纪硕鸣按照与朱胜良的约定，到了申华金融大厦18楼，但是接待台前的女职员却留言让他稍候。坐在大堂里久等不见朱胜良的身影，而进进出出的人，一个个都现出面临大事的神容，纪硕鸣坐不住了，上前问接待员：“李正山在不在？”
她看看来人，小心地答：“李秘书他不在，这两天都没有看见他，他可能出差了。”听接待员这么一说，纪硕鸣马上觉得这种时刻李正山不在公司，很可能随同仰融去了美国，而这么一来华晨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可就大了，此行来上海采访这个选题更显必要，看看手表上的指针，他很有耐心地等了下去。
一个半小时后，纪硕鸣进了同一楼面的朱胜良办公室，听他讲起申华公司因华晨资产有变所遭遇到的经营艰难状况。而后，朱胜良提请港刊资深特派员可以写写遇到了很大问题的申华实业公司。
来这里采访，是要得到仰融下落的内情，见朱胜良的讲述有了一个停顿，纪硕鸣马上作出提问：“仰融到底出了什么事？”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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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第六章 沪港两地，追查仰融下落
坐在宽大但显得有些杂乱的办公桌前，邱立本正在改定、签发这一期《亚洲周刊》的样稿。等他放下笔，纪硕鸣向总编辑详告了他昨夜在电话中所听闻的仰融和华晨出现重大变故的最新事态。
听完纪硕鸣的简单讲述，邱立本总编辑当即把桌面上的稿件和清样推开，抽出几张白纸，记下纪硕鸣所讲的要点。据此他作出判断，仰融的华晨事件，并不是那些贪污、行贿、诈骗的简单的刑事犯罪问题，而是牵涉到一个企业几十亿资产的去留，事关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资产和民营企业的私人资产进行划分确权的重大分歧，如何解决这一系列进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对即将全面进入小康时代的中国来说，很可能是一次资产的重新划分，产权的又一次界定，而在这方面，仰融本身则是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亚洲周刊》是一家中文国际媒体，由《明报》集团有限公司和李嘉诚属下的TOM集团有限公司主办，在伦敦、巴黎、东京、洛杉矶、莫斯科、悉尼、新加坡、台湾、巴拿马城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23个城市设有办事处，常年派驻记者，以世界各地的华人为读者，展开采访编辑和出版发行。
作为这样一本面对全球华人的刊物，《亚洲周刊》特别关注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此时，听到仰融陷进产权纷争当中，邱立本总编辑立即感到华晨事件非同寻常，马上予以了高度的重视，与其说这是刊物对仰融个人命运的关心，不如说是对中国改革与发展走向的关注。
中国实现现代化，走向全面小康的一个推动力，就是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学市场经济，学经济全球化，以国际规范为借鉴，对产权进行辨别、界定，完善前些年的法律缺失，以独立的司法来处理各种经济纠纷，达到以法治国。在这样的时刻，发生华晨资产划拨，如何处理争议，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司法制度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虽然，由于《亚洲周刊》在香港出版，至今还进不了中国内地公开销售，但每期都有2,000多册杂志，通过各种合法途径进入内地，供京城的决策头脑、各地的专家学者阅读。长期以来，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大量转载《亚洲周刊》的时政和财经报道，在对一些敏感字句作出删除后，以“洁本”向中国内地及时传递丰富的海外资讯和全球动态。由这本杂志来对华晨、辽宁和薄熙来、仰融的资产之争作出连续报道，显然会产生强大的国际效应和时代反响。
归理出这般思量后，邱立本总编辑对纪硕鸣说：“这是一个我们要紧紧抓住的选题，你可以随时随地走，到上海去采访。看看能不能找到仰融，采访到他后，由我们刊物来作独家的专题报道。”
见纪硕鸣点点头，已经受命在身，邱立本提出要求：“你必须要把整个事件弄得很清楚，不能以耳代目，一定要找到当事人，一个一个地做深入的采访，让他们讲话，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是怎么发文的，辽宁方面是怎么对待仰融的，而仰融又是怎么说的，都要搞清楚。仰融在上海还有其他公司，上海那边又是怎么看的，几个方面你都要理出个头绪来。”
心记总编辑的采写要求，纪硕鸣回到原座，又登录互联网，从搜索到的现有文章中，查找可供采访和报道的线索。而后，他看看两个小时已过，给朱胜良打去电话。
“你可以来上海采访，7月19日我们要在上海卢湾体育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你可以来会场听听。”朱胜良作出答覆。放下电话，纪硕鸣顿现兴奋，觉得赶往上海后，朱胜良一定能透露出许多内情，马上订下第二天上午9时飞往上海的机票。
2002年7月18日中午，纪硕鸣抵达上海，住进国际贵都大酒店，隔天上午8时，前往卢湾体育馆，采访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申华实业公关部部长索研，在大会报到处招呼各路记者，把10多家媒体来人，一一领到会场里专设的两排席位。
在香港，纪硕鸣采访过股东大会，会场外的休息处常常会放上一些茶点，给小股东们享用，上了年纪的小股民到了会场要先坐上一会儿，歇歇脚，再去开会，气氛显得十分融洽、亲和。而此刻坐上了申华实业股东大会的记者席，纪硕鸣顿感同以往在香港的所见大不一样。
王学仁《见证清白》详细记述了仰融案始末。(多维社)
申华实业的这个股东大会会场，记者席前隔篮球场，只能遥望主席台，后遇高栏杆，走不到出席大会的股东身边，弄得来采访的记者，既不能凑近采访坐在主席台上的董事和监事，也不能回身接触那些出钱买了股票，到场开会的小股民，以作些采访的补充。身处这种架势之中，进了会场采访的各路记者差不多等于被圈在两排座位上，给封闭起来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大会选址体育馆，董事和监事所在的主席台，与股东的座位中间，既横着两排记者席，更隔着一个大篮球场，远远地看过去，记者和股民这边根本看不清坐在主席台上两排人的眉眼，分不出话筒前的人是董事长，还是总裁、董事、董秘。
同时，会场里所有可以通向主席台的过道入口和大门前，都有专人把守，以场地地板正在养护为由，不准股民入内，也不准记者踏上一步。手持相机的摄影记者只能远远地按下快门，闪光灯发出几丝微弱光亮后，草草地收场。
在这种股东大会会场里，处处都是对立、对峙、对抗的迹象，里外都有防护、防备、防范的强大措施，股民的权益能够得到尊重和保障吗？记者的采访还能深入和尽兴吗？纪硕鸣待不下去了，在股民连声追问并未出席股东大会的董事长仰融真实下落的喊叫声中，再也听不进主席台上讲的都是些什么了。
下午2时，纪硕鸣按照与朱胜良的约定，到了申华金融大厦18楼，但是接待台前的女职员却留言让他稍候。坐在大堂里久等不见朱胜良的身影，而进进出出的人，一个个都现出面临大事的神容，纪硕鸣坐不住了，上前问接待员：“李正山在不在？”
她看看来人，小心地答：“李秘书他不在，这两天都没有看见他，他可能出差了。”听接待员这么一说，纪硕鸣马上觉得这种时刻李正山不在公司，很可能随同仰融去了美国，而这么一来华晨里面所发生的那些事可就大了，此行来上海采访这个选题更显必要，看看手表上的指针，他很有耐心地等了下去。
一个半小时后，纪硕鸣进了同一楼面的朱胜良办公室，听他讲起申华公司因华晨资产有变所遭遇到的经营艰难状况。而后，朱胜良提请港刊资深特派员可以写写遇到了很大问题的申华实业公司。
来这里采访，是要得到仰融下落的内情，见朱胜良的讲述有了一个停顿，纪硕鸣马上作出提问：“仰融到底出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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