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国标：我永远为中国言论自由抗争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5_3_25_20_21_44_756.html
我不会辞职，也决不让五十年前沈从文被迫从事服饰研究的遭遇重现；如果被「踢出」北大，我会争取去台湾大学教书，寻找北大的血脉，也会争取北大四千教师两万学生签名抗议。当局不能像修理动物那样管制思想；不是中宣部判断良心是非，而是良心判断中宣部是非。
亚洲周刊编者按：去年因撰写《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停课一年的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最近再写一封万言公开信，给北京大学吴志攀副校长和学院领导，拒绝接受到古代文献研究部门工作的安排，也拒绝辞职，并要求安排上课。以下是万言书摘录：
吴校长、龚（文庠）老师、赵（为民）老师：你们好！
因「讨伐」及其后续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记得大约泪也流过三四次了，给你们的信也写过四、五封了。我想你们也差不多该读烦了。未来的一切交给命运！我以后再也不准备给你们写信了，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在北大图书馆借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医学方面的，有《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等；第二种是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第三种是西洋教育史方面的。我为什么借这三种类型的书呢？你们知道，我在写《对外传播学》。目前我的研究视野所及，已经达到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领域。我发现这些学科的许多理论光芒可以拿来照亮人类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学科都有几百年历史了，术语的解释力和概括力都非常强；而传播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对外传播学则还根本没有出生，因而传播学领域的许多现象没有被研究、被概括和被术语化；传染病、流行病与人类文明的传播，特别是与对外传播，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向外扩展的特点，所以大有可借监之处。
你们可能要问：你是怎么想起往流行病学、传染病学这些学科领域寻找理论资源的？我是从对外宣传到一般对外传播，如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再到植物、动物、细菌、病毒的对外传播，一路搜寻到这里来的。我特别希望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完成我的《对外传播学》！你们知道，我正面临能不能在北大继续待下去的危机，因而昨天在图书馆里借书时，这个愿望就格外的强烈。
寻找马丁路德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借阅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呢？我想从马丁路德的经历和文章里寻找度过目前危机的精神力量。我还真找到不少，比如路德说：「我点了一把火，但用的是真理的语言。」我也点了一把火，不敢说「用的是真理的语言」，但我敢说我这把火远远没有路德那一把火大。既然路德没有被恐惧压垮，我想我就应该见贤思齐，坚持下去。路德说他于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贴在教堂门外反对罗马教廷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犹如天使当了信使一般」迅速在全国流传。这一点我比路德更自豪，因为现代互联网比天使的翅膀还要快。路德说：「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再去问别人。」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我服膺宪法代表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宪法就是现代不信神的人的上帝；因而我觉得，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大量的权利，当我在履行这些权利时，就不必再问别人是否同意、再看别人的脸色是否欢喜。
那么为什么又借看西洋教育史一类的着作呢？其实最近我已经看了起码有二十本关于西方大学演进的书。我发现，现在中国，对大学学术自由的干扰，对教授和学生的「看管」等等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了从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们管理大学的许多提法和理念，堪与四世纪奥古斯丁或十三世纪托马斯那教育理念的守旧、落后一比高低。我准备什么时候再点一把火，专烧中国大学的学术和思想管控问题。
现在看来，我想暂时牺牲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先向路德学习坚持。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对我的维护和耐心说教，我相信你们真的是在为我好。但是让我去北京大学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则实难从命。这些日子一联想到五十年前沈从文的被迫弃文从学，而半个多世纪后我焦国标又要被迫做沈从文第二，我的内心就不能平静。
被迫转行即人格侮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沈从文的悲剧，我决不允许它降临到二十一世纪的焦国标身上。就一个人的终极成就而言，无论是沈氏的被迫转而研究服饰，还是我被迫转行搞文献研究，都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而言，它是绝大的坏事。在我看来，人格大于并先于苟且下的所谓成就！如果我接受了文献研究这个差事，不仅是对我个人人格的侮辱，不仅是北大之耻、时代之耻，也是三位先生之耻。如此一来，三位先生在北大历史上和在中国历史上都会留下骂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露出「东方的鱼肚白」，北京大学却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教授开除了，怎么对我们的时代交代？怎么对我们北大的历史交代？
身为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其实比我更「狠」，比我更有失体统和身份。比如他说，「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现行制度中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尽管如此，教皇和教会还多次给路德在各种高级宗教会议的论辩会上阐述自己思想的机会。可是反观我们的意识形态官员们，他们不仅不给我阐述我思想的机会，反而一再向学校施压，不让我上课，不让我指导研究生，出版社不许出我的书，媒体上不准发我的文章，不许做讲座，直至要把我调离新闻教学单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辞职或予以除名相威胁，其风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不仅如此，国家安全部门也上手了，电话骚扰、派出所查问、电子邮件干扰等等，简直是天罗地网，把人当贼防。
二零零四年，我本来最起码要出四本书：一本是言论文集《回望农民》，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已经签了出版协议；一本是传教士汤若望的小传记，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也是已签了协议；一本文集，北京出版社要出，是「北京杂文丛书」之一；第四本是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出版社要出。因《讨伐中宣部》事件，结果一本也没有出来。现在好了，《回望农民》在香港出版了，另外一本文集也将于近日在香港出版，一本被翻译成日文的文集已于去年八月出版，韩文的文集正在组织翻译，英文的正在翻译中，一位德国汉学家正帮我寻找出版社，准备在德国翻译出版我的文章。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朋友说，《讨伐中宣部》一文去年八月已经翻译成至少二十二种文字，英文有多个文本。以言论文体论，梁启超和鲁迅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这都是我们僵硬、愚昧、胆怯的意识形态官员们的「恩赐」！
法**越禁越麻烦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在纽约旁听了一次李洪志的讲法大会。说实在的，讲得比较一般。当时我就想，如果当初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电视辩论会，法**问题决不会是这种政府和法**双输的可悲结局。依我看，李洪志怎么也辩不过何祚庥院士或司马南先生。可是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说话则是一种权利，法**的人不可以享受在电视上说话的权利。结果怎么样？法**麻烦大了吧？你们对新闻媒体的把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所谓占领舆论阵地的理解，都太贪心了，太僵化了，太落后了，太小气了，太胆怯了，太笨了，心胸太封闭了。
正如许多人指责《讨伐中宣部》的文体风格不太适当，作者不太适合在大学当教师一样，当时「大家指责他（路德）的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骂人的时候过于辛辣、尖刻，与一个想在神学上找出一条新路的人、一个神学家应该具有的风度不够相称」。路德自己也说：「我承认，从宗教事物和职业的本份来看，我对这些人确实言辞过火了些，但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与神学教授风度「不够相称」的人，却不仅做了一辈子的神学教授，而且成为基督教新教的开山鼻祖。
我的确是想过辞职了之，不再给你们添麻烦；可是，一则我并不想离开北大，二则我也不认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学教授，所以我决定不再作辞职之想。如果学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后快，我等着被「踢出」北大，并等待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一天。当年我在洛阳师专工作时，校长不让考博士，我说：「校长你看着，我不会在咱洛阳师专退休。」现在我要说：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学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发誓做北大的终身教授，我誓将以北大最名誉的教授光荣退休。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岁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评价。前贤在此，我不着急。
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无论世人怎么看不惯他，他的存在都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人格基因意义。北大几千教授只有我一个人「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只说明我的行为具有人格基因意义，而不是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理由。
人格基因的传递不是通过生物遗传，而是通过文化遗传。我儿子不大可能继承我的人格基因，而我与马丁路德并无血缘关系。人格基因遗传的模式，是榜样的召唤。当一个人面临社会政治绝境时，他有两条路，一是与绝境妥协，一是与绝境抗争。与绝境妥协相对容易，与绝境抗争就得寻求精神力量，也就是往回寻找与此处境类似的前人是怎么做的。于谦想到文天祥，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文天祥的人格基因就这样传给了于谦。
想想耶稣被钉十字架
看了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惹祸以后是怎么做的，我决心向路德学习，于是路德的人格基因就这么越五百年、两万里，传递给我。去年底我在纽约时，境外风传我被北大开除，香港媒体和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都把电话打到纽约，向我核实是否属实。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消息，初听之下，真是有些紧张，一夜没睡好。次日凌晨醒来，紧张感加剧。就在这心理几乎坚持不住的当儿，脑海里竟突如其来地闪过一句话，彷佛有人提醒：「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是啊，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恐惧不恐惧？恐怕比一个人被单位开除更紧张，更恐惧！长这么大，我从未明确感受到服气过谁，可是此刻我心底里涌出一句话：「咱真的不如耶稣！耶稣真的了不起！」就这样思想到天亮，我的恐惧和紧张感退去了。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记载：有一天，奥古斯丁正在花园里为信仰问题而苦闷彷徨时，耳边忽然响起清脆的童音：「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打开身边的《圣经》，恰见使徒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觉得这段话击中了自己的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奥古斯丁的这段经历在基督教史上被称为「花园里的奇迹」。此后不久，他正式加入基督教，与过去淫荡、贪图虚名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判若两人。「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的提醒在我身上并没有奥古斯丁的奇效，可是耶稣的人格基因却就这样在与他毫无关系的面临困境的我的身上发酵滋长。李敖当选了台湾立法委员，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二百多名立法委员都对孙中山遗像宣誓，只有李敖先生一人对自己的照片宣誓。他的解释是，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这与马丁路德的逻辑很接近。路德说，基督徒无须教会引领，自己就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自己怎么直接面对上帝？做自己良心认可的事可矣。路德还说：不是教会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以良心判断教会的是非。是的！不是中宣部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良心判断中宣部的是非。
向全球大学校长呼救
我的「不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把这事做足，做到顶点，做到出现拐点的程度，从而结束过去几十年官方意识形态僵硬、颟顸不讲道理、把知识分子当动物来「一打二圈」（即对待动物第一是用打来强迫驯服，第二是关起来）、把知识分子当贼来防的历史。这种「待人之道」已经有效几十年，别人可以接受它，我不能接受它，我要以「自杀殉道」的形式逼迫它走上拐点，我要让它在我这里失效。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有其标志性事件，那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里程碑。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拐点。实际上此后这二十来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收拾知识分子的路数并没有大变，无非是修理动物的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我要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即言论自由权利的里程碑。我想好了，如果我们北大一定要将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国谋生，也不去欧洲、澳洲、韩国、日本，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大学。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脉，二是那里是中国人，三是那里是开放言禁的地方。当今仍然森严的大陆意识形态已经给我办了许多难看，我也要给它办难看。
如果我被北大「踢」走，我还准备向全球各大学的校长们呼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类。闵维方书记是史丹福的博士，我将特别向史丹福的校长求救。我这不是给我们北大抹黑找麻烦，而是为北大解围减压。怎么讲？北大不能只把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压力当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应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当成一个不可怠慢的对象！北大上面不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还有国际社会，还有国际上的大学邻居。我将游说那些大学校长，文明国家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东方国家大学里发生的摧残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不能袖手旁观。全球大学要建立联合会，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推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当然，我还会在全校四千教授和两万学生中间为我自己发起签名活动。此外，我还可能到中纪委和全国政协去上访。总之我将不顾自己的大学教师身份，用一些「下三烂」的臭招，去改变延续几十年对待知识分子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的手段，让它再也不能得逞。好像鲁迅先生说，陈独秀的武器都亮在门口，胡适的武器都放在里间。我是陈独秀之类，武器和谋略全摆出来。我知道我的这些「捣蛋」的小伎俩屁事不顶，但我誓以唐吉诃德的精神抗争到最后。我如果争取不到北京大学的善待，就决不可能争取到意识形态官员们的善待。
新闻自由要有人牺牲
据说有北大校友指责我借北大之名炒作自己。我这里也解释几句。马丁路德也遭遇过类似的责难：「他的敌人说，病态的野心和想要出人头地是这个维滕贝格人的动力。」路德回答道：「首先，我自己并不愿出风头。我宁愿藏在我的角落里，但我的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阴谋诡计和暴力把我拖出来，以便因我而得到奖赏和荣誉。现在他们的把戏失败了，却把一切都归罪于我的野心。其次，即使他们对了，即使我果然以导师自居，难道上帝就不会要我这么干吗？」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路德还要文明一些。第一，我不把持此观点的北大校友称为「我的敌人」，我个人没有敌人。我认为，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部《红楼梦》各有各的评说，视我为自我炒作者，乃多元中的一元，这很正常。第二，不是路德出要风头，而是风头要出路德；同理，不是我自我炒作，而是中国的新闻自由事业现在需要一个人被牺牲了用来炒作，而我幸运或不幸成为这个牺牲。其实北大这个资源，对于所有北大人是平等的，我敢拿北大的名声炒作，而他们不敢或不屑，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们更是一种道德生物，也就是说我可能比他们更高尚、更慈悲；他们以顺民立身，而我以良知立身，如此而已。第三，即便他们对了，我的确是自我炒作，难道蔡元培校长或胡适校长就一定不会让我这么干吗？
季羡林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旗帜，也曾经是我的旗帜。一九九三年秋天我来北京读博士时，曾冒冒失失拜访过他。记得我在老人家的书房里谈《易经》什么的，临走老人郑重地说：「我送你一句话，叫做『好学深思』。』我当时犯傻，只顾一个劲儿「谢谢！』却没想起来让老人写下来由我珍藏。我从季老家出来，满脑子的「好学深思」，车骑至三角地十字路口时，与西边也是骑车来的一个同学成丁字形相撞。我的车把撞在他手上，一秒钟以后涌出一个黄豆大的血珠，我想这回麻烦惹大了，不料那位同学说没事。我说陪他去医院，他说不用。我拿出学生证，自我介绍说我是人大的博士生，如果他的手出现什么意外，请与我联系。他还是说不用。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北大和北大人的接触！二零零一年秋天，大雨之夜，我赶着去上课，在雨地里却找不到教室，当时还不熟悉北大校园。在图书馆西南角转弯处，一位急速骑车人，大约是也是一个北大学生，与我相撞。当时我步行，他骑车，结果他被撞翻到路上的水里。雨很大，我们没什么口角，各自赶路。我感到北大的确是一个有君子风的地方。
还回到季老吧。季老曾经是我的旗帜，后来这个旗帜有些失色了。这与关心农民有关。我读过季老人的散文集，我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人那几年，就我阅读的范围，季老这方面没写过一个字。我就想，季老的老家，山东临清，难道就没有饿死过人吗？老家没人饿死，起码总听说过饿死人吧？怎么在这么重大的题材面前玩「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呢？据说季老是吐火罗语的传人，可是在我看来，一种死语言比不上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重要。如果让我选择，我宁肯救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也不去救一个全死的语言。这就是季老在我心里褪色的原因。当然，也许季老写过饿死人的散文，只是我没看到。北京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如果这学问一定要把人心做成铁石，窗外的事装聋子哑巴，我不取也。
我是二零零一年秋天新学年开始时来北大任课的。此前的九八、九九年，或者还有零零年，我都为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二学位班做过小范围的座谈。当时我关注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鼓动我们的同学，要关注农民过去的灾难和现实的生存处境。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严重，这么大的数字，完全值得诺贝尔奖委员会预备一个和平奖。我的诺贝尔和平奖情结就肇始于九十年代末对农民问题的呼吁。现在结果很清楚，几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哪个学生的心灵中被我种下诺贝尔和平奖的种子。
不应制造理由拖后腿
应该说，我还是比较认同目前政府的做法的：舆论上收紧一些，实际工作中一件一件地改良。但是这不是我放下呼吁新闻自由的理由。有人说：「现在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了，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从容的舆论环境，以利其推进改革。」这话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普通人根本不知道那个「从容点」在哪里，只有上帝知道。其次，改革从来都不是从容环境下进行的。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舆论环境从容得没法再从容，可是毛泽东改革的速度如何？现在正是两会期间，全国新闻媒体都在遵循两会的时间表。两会的时间表是什么呢？是两会期间媒体不能报道社会问题，只能报道好人好事。问题在这些日子里不能解决，就意味被推后，长期积累下来，落后就发生了。每年以两会的名义，以国庆的名义，以新年和春节的名义，束缚新闻舆论监督的手脚，制造着一个个的推迟和落后。科学和理性的做法应是，全国十三亿人各自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做事，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这样做，最后的总效果才是最大的。这就像市场经济理论里之中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好比一大块林地，里面繁育着许许多多种生物，借给我这只顽劣的鸟儿一枝栖居，坏不了北大的生意。前几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说四川已经恢复了王怡（按：网上评论家）上课的权利。我认为这很好，是双赢。别再把知识分子当动物管、当贼防，对谁都好。没有谁想篡党夺权，大家希望的只是我们的国家更民主、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从地下党闹革命而来，看谁都像地下党，这个眼光很过时。我正式提出，希望下学期能恢复我上课的权利，否则就更加不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了。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再「拘」我一学期不让上课，不知道又要「厄」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来呢。现在我想，既然我已惹上中宣部这一身臊，就不劳驾更多人惹上这臊气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我一人包圆儿算了，把当今中国陈旧、落后、貌似莫予毒也的意识形态纸老虎一个个给它捅个稀巴烂。
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
国标顿首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燕北园
http://www7.chinesenewsnet.com/gb/MainNews/Opinion/2005_3_25_20_21_44_756.html
我不会辞职，也决不让五十年前沈从文被迫从事服饰研究的遭遇重现；如果被「踢出」北大，我会争取去台湾大学教书，寻找北大的血脉，也会争取北大四千教师两万学生签名抗议。当局不能像修理动物那样管制思想；不是中宣部判断良心是非，而是良心判断中宣部是非。
亚洲周刊编者按：去年因撰写《讨伐中宣部》一文被校方停课一年的北京大学副教授焦国标，最近再写一封万言公开信，给北京大学吴志攀副校长和学院领导，拒绝接受到古代文献研究部门工作的安排，也拒绝辞职，并要求安排上课。以下是万言书摘录：
吴校长、龚（文庠）老师、赵（为民）老师：你们好！
因「讨伐」及其后续发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我记得大约泪也流过三四次了，给你们的信也写过四、五封了。我想你们也差不多该读烦了。未来的一切交给命运！我以后再也不准备给你们写信了，也许这就是最后一封信。
昨天，我在北大图书馆借了三种书：第一种是医学方面的，有《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等；第二种是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第三种是西洋教育史方面的。我为什么借这三种类型的书呢？你们知道，我在写《对外传播学》。目前我的研究视野所及，已经达到流行病学、传染病学的领域。我发现这些学科的许多理论光芒可以拿来照亮人类文化的对外传播。这些学科都有几百年历史了，术语的解释力和概括力都非常强；而传播学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对外传播学则还根本没有出生，因而传播学领域的许多现象没有被研究、被概括和被术语化；传染病、流行病与人类文明的传播，特别是与对外传播，有着共同的地方，那就是都有向外扩展的特点，所以大有可借监之处。
你们可能要问：你是怎么想起往流行病学、传染病学这些学科领域寻找理论资源的？我是从对外宣传到一般对外传播，如三大宗教的对外传播，再到植物、动物、细菌、病毒的对外传播，一路搜寻到这里来的。我特别希望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里完成我的《对外传播学》！你们知道，我正面临能不能在北大继续待下去的危机，因而昨天在图书馆里借书时，这个愿望就格外的强烈。
寻找马丁路德的力量
那么为什么借阅马丁路德的传记和文集呢？我想从马丁路德的经历和文章里寻找度过目前危机的精神力量。我还真找到不少，比如路德说：「我点了一把火，但用的是真理的语言。」我也点了一把火，不敢说「用的是真理的语言」，但我敢说我这把火远远没有路德那一把火大。既然路德没有被恐惧压垮，我想我就应该见贤思齐，坚持下去。路德说他于一五一七年十月三十一日，贴在教堂门外反对罗马教廷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纲》，「犹如天使当了信使一般」迅速在全国流传。这一点我比路德更自豪，因为现代互联网比天使的翅膀还要快。路德说：「上帝的真理也主宰教皇；我既已认识上帝的意思，就不再去问别人。」我是一个不信神的人，但是我服膺宪法代表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宪法就是现代不信神的人的上帝；因而我觉得，既然宪法赋予了公民大量的权利，当我在履行这些权利时，就不必再问别人是否同意、再看别人的脸色是否欢喜。
那么为什么又借看西洋教育史一类的着作呢？其实最近我已经看了起码有二十本关于西方大学演进的书。我发现，现在中国，对大学学术自由的干扰，对教授和学生的「看管」等等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了从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们管理大学的许多提法和理念，堪与四世纪奥古斯丁或十三世纪托马斯那教育理念的守旧、落后一比高低。我准备什么时候再点一把火，专烧中国大学的学术和思想管控问题。
现在看来，我想暂时牺牲对外传播学的研究，先向路德学习坚持。在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三位对我的维护和耐心说教，我相信你们真的是在为我好。但是让我去北京大学古代文献研究中心，则实难从命。这些日子一联想到五十年前沈从文的被迫弃文从学，而半个多世纪后我焦国标又要被迫做沈从文第二，我的内心就不能平静。
被迫转行即人格侮辱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沈从文的悲剧，我决不允许它降临到二十一世纪的焦国标身上。就一个人的终极成就而言，无论是沈氏的被迫转而研究服饰，还是我被迫转行搞文献研究，都未始不是一件好事；可是对于一个人的人格而言，它是绝大的坏事。在我看来，人格大于并先于苟且下的所谓成就！如果我接受了文献研究这个差事，不仅是对我个人人格的侮辱，不仅是北大之耻、时代之耻，也是三位先生之耻。如此一来，三位先生在北大历史上和在中国历史上都会留下骂名。中国的新闻自由已经露出「东方的鱼肚白」，北京大学却把争取新闻自由的教授开除了，怎么对我们的时代交代？怎么对我们北大的历史交代？
身为神学博士和神学教授的马丁路德其实比我更「狠」，比我更有失体统和身份。比如他说，「教皇，只有教皇才是真正的罪人」，「现行制度中的教会是反基督的」。尽管如此，教皇和教会还多次给路德在各种高级宗教会议的论辩会上阐述自己思想的机会。可是反观我们的意识形态官员们，他们不仅不给我阐述我思想的机会，反而一再向学校施压，不让我上课，不让我指导研究生，出版社不许出我的书，媒体上不准发我的文章，不许做讲座，直至要把我调离新闻教学单位，甚至不惜以逼迫我辞职或予以除名相威胁，其风度远不及五百年前的罗马教廷。不仅如此，国家安全部门也上手了，电话骚扰、派出所查问、电子邮件干扰等等，简直是天罗地网，把人当贼防。
二零零四年，我本来最起码要出四本书：一本是言论文集《回望农民》，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已经签了出版协议；一本是传教士汤若望的小传记，天津人民出版社要出，也是已签了协议；一本文集，北京出版社要出，是「北京杂文丛书」之一；第四本是我的母校河南大学的出版社要出。因《讨伐中宣部》事件，结果一本也没有出来。现在好了，《回望农民》在香港出版了，另外一本文集也将于近日在香港出版，一本被翻译成日文的文集已于去年八月出版，韩文的文集正在组织翻译，英文的正在翻译中，一位德国汉学家正帮我寻找出版社，准备在德国翻译出版我的文章。据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一位朋友说，《讨伐中宣部》一文去年八月已经翻译成至少二十二种文字，英文有多个文本。以言论文体论，梁启超和鲁迅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这都是我们僵硬、愚昧、胆怯的意识形态官员们的「恩赐」！
法**越禁越麻烦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我在纽约旁听了一次李洪志的讲法大会。说实在的，讲得比较一般。当时我就想，如果当初在中央电视台举行电视辩论会，法**问题决不会是这种政府和法**双输的可悲结局。依我看，李洪志怎么也辩不过何祚庥院士或司马南先生。可是电视台是党的喉舌，说话则是一种权利，法**的人不可以享受在电视上说话的权利。结果怎么样？法**麻烦大了吧？你们对新闻媒体的把持，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对所谓占领舆论阵地的理解，都太贪心了，太僵化了，太落后了，太小气了，太胆怯了，太笨了，心胸太封闭了。
正如许多人指责《讨伐中宣部》的文体风格不太适当，作者不太适合在大学当教师一样，当时「大家指责他（路德）的只有一个缺点，就是他骂人的时候过于辛辣、尖刻，与一个想在神学上找出一条新路的人、一个神学家应该具有的风度不够相称」。路德自己也说：「我承认，从宗教事物和职业的本份来看，我对这些人确实言辞过火了些，但我并没有把自己当作圣人。」可是就是这么一位与神学教授风度「不够相称」的人，却不仅做了一辈子的神学教授，而且成为基督教新教的开山鼻祖。
我的确是想过辞职了之，不再给你们添麻烦；可是，一则我并不想离开北大，二则我也不认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学教授，所以我决定不再作辞职之想。如果学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后快，我等着被「踢出」北大，并等待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一天。当年我在洛阳师专工作时，校长不让考博士，我说：「校长你看着，我不会在咱洛阳师专退休。」现在我要说：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学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发誓做北大的终身教授，我誓将以北大最名誉的教授光荣退休。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岁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评价。前贤在此，我不着急。
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无论世人怎么看不惯他，他的存在都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人格基因意义。北大几千教授只有我一个人「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只说明我的行为具有人格基因意义，而不是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理由。
人格基因的传递不是通过生物遗传，而是通过文化遗传。我儿子不大可能继承我的人格基因，而我与马丁路德并无血缘关系。人格基因遗传的模式，是榜样的召唤。当一个人面临社会政治绝境时，他有两条路，一是与绝境妥协，一是与绝境抗争。与绝境妥协相对容易，与绝境抗争就得寻求精神力量，也就是往回寻找与此处境类似的前人是怎么做的。于谦想到文天祥，他就知道怎么做了，于是文天祥的人格基因就这样传给了于谦。
想想耶稣被钉十字架
看了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惹祸以后是怎么做的，我决心向路德学习，于是路德的人格基因就这么越五百年、两万里，传递给我。去年底我在纽约时，境外风传我被北大开除，香港媒体和巴黎无国界记者组织都把电话打到纽约，向我核实是否属实。我从未听说过这个消息，初听之下，真是有些紧张，一夜没睡好。次日凌晨醒来，紧张感加剧。就在这心理几乎坚持不住的当儿，脑海里竟突如其来地闪过一句话，彷佛有人提醒：「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是啊，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恐惧不恐惧？恐怕比一个人被单位开除更紧张，更恐惧！长这么大，我从未明确感受到服气过谁，可是此刻我心底里涌出一句话：「咱真的不如耶稣！耶稣真的了不起！」就这样思想到天亮，我的恐惧和紧张感退去了。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记载：有一天，奥古斯丁正在花园里为信仰问题而苦闷彷徨时，耳边忽然响起清脆的童音：「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打开身边的《圣经》，恰见使徒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觉得这段话击中了自己的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奥古斯丁的这段经历在基督教史上被称为「花园里的奇迹」。此后不久，他正式加入基督教，与过去淫荡、贪图虚名的摩尼教徒奥古斯丁判若两人。「耶稣上十字架紧张不紧张？」的提醒在我身上并没有奥古斯丁的奇效，可是耶稣的人格基因却就这样在与他毫无关系的面临困境的我的身上发酵滋长。李敖当选了台湾立法委员，在就职宣誓仪式上，二百多名立法委员都对孙中山遗像宣誓，只有李敖先生一人对自己的照片宣誓。他的解释是，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这与马丁路德的逻辑很接近。路德说，基督徒无须教会引领，自己就可以直接面对上帝。自己怎么直接面对上帝？做自己良心认可的事可矣。路德还说：不是教会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以良心判断教会的是非。是的！不是中宣部判断良心的是非，而是良心判断中宣部的是非。
向全球大学校长呼救
我的「不妥协」，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要把这事做足，做到顶点，做到出现拐点的程度，从而结束过去几十年官方意识形态僵硬、颟顸不讲道理、把知识分子当动物来「一打二圈」（即对待动物第一是用打来强迫驯服，第二是关起来）、把知识分子当贼来防的历史。这种「待人之道」已经有效几十年，别人可以接受它，我不能接受它，我要以「自杀殉道」的形式逼迫它走上拐点，我要让它在我这里失效。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有其标志性事件，那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里程碑。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拐点。实际上此后这二十来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收拾知识分子的路数并没有大变，无非是修理动物的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我要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一个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即言论自由权利的里程碑。我想好了，如果我们北大一定要将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国谋生，也不去欧洲、澳洲、韩国、日本，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大学。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脉，二是那里是中国人，三是那里是开放言禁的地方。当今仍然森严的大陆意识形态已经给我办了许多难看，我也要给它办难看。
如果我被北大「踢」走，我还准备向全球各大学的校长们呼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类。闵维方书记是史丹福的博士，我将特别向史丹福的校长求救。我这不是给我们北大抹黑找麻烦，而是为北大解围减压。怎么讲？北大不能只把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压力当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应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当成一个不可怠慢的对象！北大上面不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还有国际社会，还有国际上的大学邻居。我将游说那些大学校长，文明国家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东方国家大学里发生的摧残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不能袖手旁观。全球大学要建立联合会，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推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当然，我还会在全校四千教授和两万学生中间为我自己发起签名活动。此外，我还可能到中纪委和全国政协去上访。总之我将不顾自己的大学教师身份，用一些「下三烂」的臭招，去改变延续几十年对待知识分子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的手段，让它再也不能得逞。好像鲁迅先生说，陈独秀的武器都亮在门口，胡适的武器都放在里间。我是陈独秀之类，武器和谋略全摆出来。我知道我的这些「捣蛋」的小伎俩屁事不顶，但我誓以唐吉诃德的精神抗争到最后。我如果争取不到北京大学的善待，就决不可能争取到意识形态官员们的善待。
新闻自由要有人牺牲
据说有北大校友指责我借北大之名炒作自己。我这里也解释几句。马丁路德也遭遇过类似的责难：「他的敌人说，病态的野心和想要出人头地是这个维滕贝格人的动力。」路德回答道：「首先，我自己并不愿出风头。我宁愿藏在我的角落里，但我的敌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阴谋诡计和暴力把我拖出来，以便因我而得到奖赏和荣誉。现在他们的把戏失败了，却把一切都归罪于我的野心。其次，即使他们对了，即使我果然以导师自居，难道上帝就不会要我这么干吗？」在这一点上，我可能比路德还要文明一些。第一，我不把持此观点的北大校友称为「我的敌人」，我个人没有敌人。我认为，一千个观众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一部《红楼梦》各有各的评说，视我为自我炒作者，乃多元中的一元，这很正常。第二，不是路德出要风头，而是风头要出路德；同理，不是我自我炒作，而是中国的新闻自由事业现在需要一个人被牺牲了用来炒作，而我幸运或不幸成为这个牺牲。其实北大这个资源，对于所有北大人是平等的，我敢拿北大的名声炒作，而他们不敢或不屑，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们更是一种道德生物，也就是说我可能比他们更高尚、更慈悲；他们以顺民立身，而我以良知立身，如此而已。第三，即便他们对了，我的确是自我炒作，难道蔡元培校长或胡适校长就一定不会让我这么干吗？
季羡林先生是我们北大的旗帜，也曾经是我的旗帜。一九九三年秋天我来北京读博士时，曾冒冒失失拜访过他。记得我在老人家的书房里谈《易经》什么的，临走老人郑重地说：「我送你一句话，叫做『好学深思』。』我当时犯傻，只顾一个劲儿「谢谢！』却没想起来让老人写下来由我珍藏。我从季老家出来，满脑子的「好学深思」，车骑至三角地十字路口时，与西边也是骑车来的一个同学成丁字形相撞。我的车把撞在他手上，一秒钟以后涌出一个黄豆大的血珠，我想这回麻烦惹大了，不料那位同学说没事。我说陪他去医院，他说不用。我拿出学生证，自我介绍说我是人大的博士生，如果他的手出现什么意外，请与我联系。他还是说不用。我们就这么分手了。这是我第一次与北大和北大人的接触！二零零一年秋天，大雨之夜，我赶着去上课，在雨地里却找不到教室，当时还不熟悉北大校园。在图书馆西南角转弯处，一位急速骑车人，大约是也是一个北大学生，与我相撞。当时我步行，他骑车，结果他被撞翻到路上的水里。雨很大，我们没什么口角，各自赶路。我感到北大的确是一个有君子风的地方。
还回到季老吧。季老曾经是我的旗帜，后来这个旗帜有些失色了。这与关心农民有关。我读过季老人的散文集，我发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饿死人那几年，就我阅读的范围，季老这方面没写过一个字。我就想，季老的老家，山东临清，难道就没有饿死过人吗？老家没人饿死，起码总听说过饿死人吧？怎么在这么重大的题材面前玩「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呢？据说季老是吐火罗语的传人，可是在我看来，一种死语言比不上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重要。如果让我选择，我宁肯救一条半死的小狗的命，也不去救一个全死的语言。这就是季老在我心里褪色的原因。当然，也许季老写过饿死人的散文，只是我没看到。北京大学是做学问的地方，但是如果这学问一定要把人心做成铁石，窗外的事装聋子哑巴，我不取也。
我是二零零一年秋天新学年开始时来北大任课的。此前的九八、九九年，或者还有零零年，我都为当时国际关系学院的二学位班做过小范围的座谈。当时我关注的问题是农民问题。我鼓动我们的同学，要关注农民过去的灾难和现实的生存处境。我告诉他们，中国的农民问题，这么严重，这么大的数字，完全值得诺贝尔奖委员会预备一个和平奖。我的诺贝尔和平奖情结就肇始于九十年代末对农民问题的呼吁。现在结果很清楚，几年过去了，好像没有哪个学生的心灵中被我种下诺贝尔和平奖的种子。
不应制造理由拖后腿
应该说，我还是比较认同目前政府的做法的：舆论上收紧一些，实际工作中一件一件地改良。但是这不是我放下呼吁新闻自由的理由。有人说：「现在政府已经做得不错了，应该给他们一个比较从容的舆论环境，以利其推进改革。」这话是错误的。首先，我们普通人根本不知道那个「从容点」在哪里，只有上帝知道。其次，改革从来都不是从容环境下进行的。毛泽东时代「舆论一律」，舆论环境从容得没法再从容，可是毛泽东改革的速度如何？现在正是两会期间，全国新闻媒体都在遵循两会的时间表。两会的时间表是什么呢？是两会期间媒体不能报道社会问题，只能报道好人好事。问题在这些日子里不能解决，就意味被推后，长期积累下来，落后就发生了。每年以两会的名义，以国庆的名义，以新年和春节的名义，束缚新闻舆论监督的手脚，制造着一个个的推迟和落后。科学和理性的做法应是，全国十三亿人各自根据自己的时间表做事，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问题，这样做，最后的总效果才是最大的。这就像市场经济理论里之中那只所谓「看不见的手」。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好比一大块林地，里面繁育着许许多多种生物，借给我这只顽劣的鸟儿一枝栖居，坏不了北大的生意。前几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说四川已经恢复了王怡（按：网上评论家）上课的权利。我认为这很好，是双赢。别再把知识分子当动物管、当贼防，对谁都好。没有谁想篡党夺权，大家希望的只是我们的国家更民主、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从地下党闹革命而来，看谁都像地下党，这个眼光很过时。我正式提出，希望下学期能恢复我上课的权利，否则就更加不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了。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再「拘」我一学期不让上课，不知道又要「厄」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来呢。现在我想，既然我已惹上中宣部这一身臊，就不劳驾更多人惹上这臊气了，一不做二不休，乾脆我一人包圆儿算了，把当今中国陈旧、落后、貌似莫予毒也的意识形态纸老虎一个个给它捅个稀巴烂。
谢谢你们读完这封信！
国标顿首
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到五日燕北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