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下达百万大军下田总动员令 金正日亲自种庄稼(图) 《环球》杂志(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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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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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支援农村是朝鲜多年来加强农业生产的重要措施之一,而2005年显得特别热闹,朝鲜全国上下,都沸腾着下乡援农的热潮。《环球》杂志记者也亲身感受到朝鲜农业总动员的力度和热度。

《环球》杂志驻平壤记者/姬新龙

将军下达总动员令

春末夏初,正是朝鲜繁忙的春耕春种季节。平壤郊区,大片大片的稻田或已新绿成行,或已灌水待栽,畦畦相连的水稻秧苗长势喜人。田间地头,行不太久就可以看到拖拉机和插秧机在忙碌。广播车里传来女青年热烈激动的播报声,清风掠过色彩鲜艳的宣传画、标语牌,一面面红旗猎猎作响。

由平壤通往妙香山的高速公路边,天蒙蒙亮,喧闹声打破了田园的宁静。薄雾晨曦之中,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陆续来到,三三五五徐步走来的是周边农村的农民,列队整齐健步跑来的是邻近地区的驻军官兵,乘车赶来的是厂矿企业的工人和平壤城的机关办事员们……

暮春时节,鸢飞草长。《环球》杂志记者在朝中社外事处官员的陪同下,来到平壤市郊的七谷合作农场进行采访。农场委员长赵日顺在场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他介绍说,今年是朝鲜半岛从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光复重生和朝鲜劳动党创建60周年,金正日将军把农业生产确定为今年的主攻战线,年初就向全国军民下达了支援农村的总动员令。

朝鲜《劳动新闻》、《朝鲜人民军》、《青年前卫》三家报纸于1月1日共同发表题为《全党、全军、全民一心团结,高度发扬先军威力》的社论,明确要在建设强盛国家事业中取得伟大的转变。社论第一次提出解决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问题的根本在于提高农业产量,并把农业生产确定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攻战线。

2005年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原定于3月9日召开,但就在3月4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突然宣布推迟举行。这一举措在朝鲜建国57年来极为罕见,引起外部世界议论纷纷。由于核问题久拖不决,猜测也多与核问题和朝美争端有关。

会议最终于4月11日举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亲自出席。然而,会上并没有提到核问题。令人关注的是,主管朝鲜经济全局的内阁总理朴凤柱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朝鲜今年度经济工作的重点是农业战线,具体目标是要决定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即粮食问题。

粮食是强盛大国之大本

解决粮食问题,是2000多万朝鲜人民在两代领导人指引下几十年来一直为之不懈奋斗的重大任务,也是近十年来一直困扰朝鲜的一道难题。

朝鲜劳动党一直把增进人民福利作为党的最高原则。对于衣食住这三项最基本的生活要求,金日成主席早年就明确地提出,要让全体人民“住瓦房、穿绸缎、有汤有肉吃米饭”。金日成后来又形象地说,大米就是社会主义。

90年代中期起,随着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朝鲜在失去了原有战略物资来源和产品出口市场的同时,遭到了来自美国等国更加严酷的封锁、孤立与扼杀,再加上连年遭受洪水、旱灾、冷害、暴风雨、冰雹、海啸等自然灾害,农业生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朝鲜面临严重的粮食短缺。

面对外患内忧,朝鲜进入了“苦难的行军”时期,而后转入“强行军”时期。朝鲜人民一边缩衣节食,朝鲜政府也向国际社会伸出了请求粮食援助之手。其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等国际组织和众多国际人道主义机构纷纷进入朝鲜,向国际社会呼吁粮援,在朝鲜贫困山区开展救济。

受美朝关系紧张和核问题的影响,国际社会对朝鲜的粮食援助呈现减势。据WFP估计,朝鲜今年的粮食需求仍留有巨大缺口。WFP于2005年6月1日敦促国际社会立即提供粮食援助,称“如果国际社会不马上向朝鲜提供新的粮食援助,从本月中旬起,只好中断针对老年人、小学生、城市贫困家庭的粮食援助”, “如果直至7月底仍不能提供粮食援助,对孕妇、产妇、托儿所、幼儿园儿童的粮食配给也将不得不中断。”

无粮不稳。粮食问题久拖不决,这不但伤害了朝鲜政府的信誉,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金正日说,农业生产是朝鲜强盛大国建设的天下之大本。他表示,“只有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粮食问题即吃饭问题,才能体现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有力地推动革命与建设的所有事业”。

金正日亲自种庄稼

金正日说过:“最令我感到心痛的是不能让我的人民吃饱。”

金正日最早于1998年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强盛大国”的战略目标。朝鲜要建设的强盛大国,是以先军政治为基础,坚定思想,外交自主、经济自立、军事自卫,不依附大国、不看人眼色、不仰人鼻息。而经济实力是国家强盛复兴的基础,军事和政治思想威力必须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

赵日顺讲述了金正日亲自种田种地种庄稼的故事:金正日在他住处的院子里,开辟耕地,亲手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还有大豆、白菜、萝卜、茼蒿等蔬菜,细致观察,亲自把握水土、气候、肥料等对庄稼的影响,以便英明地指导全国农业。就是在这里,金正日有了发展两茬作物的设想。“将军的院子就像是农科院的试验田,令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大吃一惊”。

朝鲜回顾金正日时代先军政治十年所取得的辉煌成绩,整理总结出了“先军八景”,其中农业战线的三项成果就赫然在榜,它们分别是:描绘北部山区广种土豆、缓解粮食紧张的“红丹薯海”;感慨昔日依靠斗浇瓢灌的旱地如今成为千里沃野的“瓢野地平”;赞叹朴素的山村变成瓦房成群、果树成林、既种田又养鱼的社会主义仙境的“泛雁仙境”。

2002年7月,朝鲜出台旨在改善经济管理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全面提高了所有农产品的价格,其中粮食的价格从昔日每吨600朝元一跃提升至2.9万朝元,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根据金日成主席亲自制定的《农村提纲》,朝鲜农村最小的生产单位是由10至25人组成的“分组”。实行经济改善措施后,“分组”的规模已缩小到七、八人左右。

来自朝鲜北部地区的消息说,那里的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由于究竟有多大效果尚未得到证明,朝鲜国内的媒体没有予以宣传。为调动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政府扩大了他们的自耕地,允许他们自由处置多余的农产品,农民自由市场开始活跃,农民手中有了更多的现金。

从朝鲜媒体的宣传来看,朝鲜实行的种子革命、两茬作物制、土豆革命和推广大豆种植以及土地平整和水渠工程等已经为朝鲜的农业革命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已初见成效,据估计,2004年朝鲜粮食生产量达到430万吨,创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朝鲜的粮食不足已有所缓解。

赵日顺告诉《环球》杂志记者,七谷农场有水田旱地果园350公顷,2004年瓜果豆米各种粮食总产量达32000吨。水稻田每公顷产量高达7吨以上,总产量达1300吨。去年秋天分配,他和老伴以及两个孩子分得1200公斤粮食。朝中社的外事官员告诉记者,只要他每天正常出勤上班,每天600克的粮食定量是得到保障的。

爱国就要去支农

2005年,朝鲜党和政府提出,鉴于粮食生产的重要性,朝鲜人民要抱着在农业生产中来个根本性转变的决心,使一切服从于农业生产,为最优先保障农业部门所需劳力和设备、肥料与农药等物资而一致奋发起来。

朝鲜在宣传工作中说,粮食固然可以通过出售工业品交换,但是外国有时有粮食,有时也没有。有时有得买,有时没人卖。目前全球范围粮食形势紧张,况且美国把粮食当作实现霸权主义的有力工具。只有粮食实现自给自足,才能守护主权和尊严,毫不低头。

既然粮食多少关系到国家兴衰,仓廪盈虚关系到制度存亡,自然没有主客之分,人人都要以主人翁的态度,踊跃投身支农事业。朝鲜政府年初起设立了中央指挥部,负责支农援农各项工作的具体运作,安排城市与农村的单位进行对口

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支农战斗是金正日将军的命令,朝鲜人民执行将军的命令是从来不打折扣的。俗话说:春季一天,左右一年。农不违时,转眼即逝。工人、售货员、机关干部、艺术团体、青年学生、街道办事人员,只要能放下手中活计的人,都要下乡援农。

国家计委党领导干部率数百名工作人员,前往温泉郡;国家体委奔赴殷栗郡;青年团中央书记率580多人下乡,运送数万吨支援物资支援平原郡……

《环球》杂志记者走访的七谷合作农场,对口协助单位就是鼎鼎有名的万景台学生少年宫。据农场委员长介绍,最多的一天,共来了支援劳力3000人。

据统计,朝鲜2005年插秧季节的半个月期间,支援人力是2004年的2.7倍。为了运送城市居民下乡援农,很多地方还开出了专门的临时列车。平壤市内,工厂只留下少数员工维持机器转动,机关只留下处理紧急业务的人员,许多餐馆、商店多日歇业,包括著名的统一大街市场,许多集贸市场和餐馆都在傍晚6点后开始营业。

朝中社外事处官员说,朝中社工作较忙,人员轮流下乡。工作忙的人,白天下乡帮忙,晚上或周末加班。朝中社一位司机说,今年下乡8天,其中4天是连轴下乡的,脸都黑了一圈。他指着头上的帽子说,这就是下乡劳动时的装备。

城里人下乡,当然不可能尽谙农事。农民就要负责教授他们如何种田,从手法到步法,从密度到深度,一一传授。实在一时学不会的,就搬搬器械、喊喊口号。朝中社的记者,有些人是下乡帮着写黑板报,参加流动播音鼓劲加油,为农民朋友拍照留念。

统一大街集贸市场可以说是目前朝鲜最热闹的商业网点,开业近两年来人气不断飙升。最近为了援农,这里也要到傍晚6点以后才营业。一位面熟的摊主说,虽说这阵子插秧忙了一点,但插秧仅仅是支农的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拔草、收割等。每个单位和个人都是跟具体田地挂钩的,得一直关心庄稼的长势,保证粮食产量。到了秋天收割完毕,产量达了标,才能算是完成了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

《劳动新闻》在朝鲜的地位,相当于中国的《人民日报》或者更高,包括农民在内,朝鲜人民每天都要学习阅读。春耕春种期间,报纸上每天都在宣传介绍各地群众支援农村、春耕春种迅速推进的消息,内容多达几个版面。2005年春天来得晚,《劳动新闻》针对性地介绍了晚春条件下的庄稼生育期等农科知识。

百万大军下农田

在朝鲜,军人是最光荣的人,军队处处发挥着主力军和榜样作用。“扛枪卫国、下田种粮”。在保家卫国的本职之外,朝鲜党和政府往往把最重要的建设任务交给他们完成。

拥军援军,是朝鲜开始先军革命以来最响亮的口号之一。近来,朝鲜又提出了爱民援民的口号。随着朝鲜把农业确定为经济建设的主攻战线,军人们也转而投入到昂扬的农业战线。

从年初开始,他们就到对口联系的村子去了解农业实态,进行备课。农忙开始前,他们堆积了大量的土肥援助农村,为农村的扬水机配备零部件。他们总是挑最累的活儿,挖掘渠道,整理田埂。

2005年春种,据说金正日下了指示,所有的部队都要就近帮助农村搞建设。不一定连日住在村里连续作战,但是都要去。不能下田耕种的,可以挖水渠,干别的农活。于是,上穿白色衬衣、下穿草绿军裤的军人成为农田里一道惹眼的风景线。

朝中社外事处官员说,朝鲜共有百万大军下乡种田。5月下旬以来,金正日将军连续在部队进行视察,大大地鼓舞了人民军官兵的士气。美国说我们扩军搞威胁,我们的战士却在农村种田。炮兵手握的是锄头把,坦克兵开上了插秧机。
 
站在稻田边看看就是亲自种庄稼?:D
 
...金正日在他住处的院子里,开辟耕地,亲手种植水稻、玉米、小麦、油菜等作物,还有大豆、白菜、萝卜、茼蒿等蔬菜,细致观察,亲自把握水土、气候、肥料等对庄稼的影响,以便英明地指导全国农业。... [/B]
那以前金同志没有在家里种菜也照样指导农业就不算英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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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朝鲜出台旨在改善经济管理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国家全面提高了所有农产品的价格,其中粮食的价格从昔日每吨600朝元一跃提升至2.9万朝元,大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粮食价格提高了48.3倍.如果税收和原材料的价格不变的话农民就发财了.不过金同志
的信用不好,可能那些税收和原材料的价格早已经提高了N倍了.不能想象金同志会善
待那些老实和弱势的农民.
 
好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英明领袖们,总喜欢慈祥亲切地占在庄稼地里,咱国家也有过这样的照片。

不过,话外音则是,这些国家的农业普遍有问题,人民普遍饿肚子
 
最初由 chieftain 发布
好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英明领袖们,总喜欢慈祥亲切地占在庄稼地里,咱国家也有过这样的照片。

不过,话外音则是,这些国家的农业普遍有问题,人民普遍饿肚子
你的咱国家指的哪里啊?
 
最初由 chieftain 发布
好像社会主义国家的英明领袖们,总喜欢慈祥亲切地占在庄稼地里,咱国家也有过这样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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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毛是真的当过农民种过田
 
19581102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是志愿军胜利的指导思想

戳穿纸老虎的人笑论纸老虎

凯旋归来的英雄热烈学习毛主席论纸老虎的重要文献

新华社1日讯“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重要文献,博得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的热烈拥护和赞颂。他们衷心感激毛主席的英明教导,感激毛主席用天才的哲学思想和军事思想武装了他们,使他们在朝鲜战争中戳穿了美国纸老虎,争取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

以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为首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全体人员,连日来热烈地展开对毛主席这一重要文献的学习,并结合他们在朝鲜战争中的亲身经历,纷纷进行座谈和漫谈。他们个个兴奋鼓舞,对毛主席的英明论断感到无限亲切和正确,而对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更加仇视和藐视,充满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信心。

志愿军某部师长董占林上校说,在八年的抗美援朝斗争中,我们时时刻刻都牢记着毛主席所说的“美帝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并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去同敌人英勇斗争,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今天,当我们回到祖国,再一次重温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的时候,更加体会深刻和感到莫大的鼓舞。我们一定要永远高举毛主席的思想红旗,在建设和保卫祖国的战线上,打败一切敌人,争取最大的胜利。曾经参加过上甘岭大捷的钱抵千上校说,为什么上甘岭战役在被全世界人民歌颂,在鼓舞着中国人民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更勇敢地同帝国主义斗争呢?就是因为,以毛泽东的伟大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发挥了敢想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在小小的上甘岭两个山头上更彻底地戳穿了美国纸老虎。上甘岭战役表明,美帝国主义在今后如果胆敢作更大的冒险挑起新的世界战争,那么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在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下,在我们的祖国更加强盛和全民皆兵的形势下,它就必将遭到更大的失败。

志愿军的每一个指挥员和普通的战士,每一个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人,也都深刻地认识到抗美援朝的胜利,就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和军事思想的光辉胜利。志愿军“二级战斗英雄连”的政治指导员程明玉曾经率领着他的战士们在痛打美国侵略军“王牌”第七师的战斗中,仅仅三个月,就消灭敌人四百多名,活捉了十二个美国鬼子。他说:“早在我们出国作战的时候,面对着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主义侵略军队,心里确实还不大摸它的底。可是,毛主席英明地指出了美帝国主义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我们中朝人民一定能够打败它。毛主席的话,深入我们每个战士的心。在激烈的战斗中,每当看着张牙舞爪的敌人,一想起毛主席的话,就勇气百倍,心里总是亮堂堂的,充满胜利的信心。在石岘洞北山战斗中,三个美国鬼子包围了我们的战士罗舜玉,而结果却都被我们这位英雄单枪匹马地把敌人宰光了,战士们自豪地说:‘美国少爷兵,个子大,鼻子大,正好打活靶!’”

在朝鲜战争中,猖狂的美国侵略军曾经大肆施展过它的“空中优势”和“炮火优势”,企图以此就能够征服中朝人民的英雄意志。但是这也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中国人民志愿军后方勤务部队的张明远将军,就是一位曾经在朝鲜的钢铁运输线上,指挥着千军万马,战胜敌人的“全面控制”、“重点轰炸”和“绞杀战” 的英雄指挥员。张明远将军说,美国侵略军的飞机在开始时,曾经疯狂到自己闯到电线杆子上撞死的程度,疯狂到一天在两公里的铁路上投下成千颗炸弹的地步,但是它完全没有认识到它的对手是些什么样的人!当然,他们也的确不懂得这条真理――“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而我们却正是遵照着毛主席这个英明的教导,发挥我们的长处,利用敌人的短处,勇敢机智地战胜敌人。因此,我们的钢铁运输线是打不垮也炸不烂的,并且愈战愈强,在三年的朝鲜战争中,及时地保证了部队的充分供应,保证了前线的胜利。

许多炮兵英雄们也笑谈美国侵略军的“炮火优势”和“空中优势”不过是纸老虎的表现。他们说,在朝鲜战争初期,当我们志愿军还是“手榴弹加步枪”的时候,敌人的“优势”就不顶事,而后来,我们也拥有了飞机、大炮和坦克,敌人的“优势”神话更彻底破产了。我们夺回了白天,夺回了天空,并且用地面炮火把骄傲的敌人打得在“奇形怪状的墓地”上“低下头来!”使美国纸老虎的原形赤裸裸地暴露了。炮兵指挥员杨俊生说:“这就是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愈疯狂,它就愈接近死亡。而我们则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把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越拉越紧。”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用高射机枪就打落美国侵略军飞机三架、打伤四架的一等功臣张立春,更是鄙视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他说:“在朝鲜战场上,开始时,因为我们没有高射武器和空军,美国‘空中强盗’可猖狂极啦!后来,我们有了,美国的飞机就变成‘烧鸡’了,‘王牌’的飞行员被揍下来,不是‘王牌’的也害了吃惊病。真像毛主席所说的纸老虎。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在每一个战斗中,纸老虎还必须当作‘铁老虎’来打,它是最怕硬的。今天,美帝国主义竟还敢侵占我们的台湾,并且用导弹和新式飞机装备蒋介石,向我们进行军事威胁,这对它来说,决不会有好下场的。”
 
刘子厚:回忆毛主席在河北的几个片断
12/22/2003/13:38
华夏经纬网

  我是建国以后在湖北工作时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当时心情激动,又兴奋,又紧张,竟至彻夜无眠。1958年5月调河北省工作,同毛主席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河北省环拱着首都,主席南巡,都要经过河北,常常在河北作短暂停留,找河北省委及一些地委、县委的负责同志谈话,还在天津市、邯郸市和徐水、安国、成安等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仅从1958年到1966年,毛主席来河北就有20多次。河北省同毛主席接触过的各级干部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不下数百人,受过毛主席接见和检阅的群众达数十万人。毛主席的革命实践活动,他老人家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在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尽管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17年了,我也年逾八旬,记忆力又不如前,但对毛主席的音容笑貌和谆谆领导,仍然觉得历历在目,言犹在耳。特别是毛主席对河北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的关怀,使我铭记在心,终生难忘。
  人民公社要划清两种界线
  我调到河北省工作的时候,“大跃进”运动的局面已经形成,在农村中普遍酝酿着小社并大社。不久,八大二次会议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在这种形势下,广大干部、群众热情很高,干劲很高。当时面临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往前的路应该怎么走,大家都在探索。正是在这个时候,毛主席于 1958 年8月4日到徐水县、8月5日到安国县视察。在视察期间,听取了地委、县委的汇报,又同基层干部和社员进行了座谈。毛主席看了庄稼的长势很高兴,对群众的干劲很赞赏。他反复询问各种农作物的产量,总的感觉很乐观,但是对于过高的估产表示怀疑。当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试验田要产到20万斤时,主席随口就说,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在座谈中,他着重就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变化、大社好还是小社好、社的规模以多大为宜等问题,征询大家的意见。当时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联成了一个大社。至于社的规模,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主席很风趣地问: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接着说,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象《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后才知道,毛主席这次视察是为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的扩大会议作准备的。那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央的这个决议虽然指出:“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分配制度还是“按劳取酬”,但是在下面的具体执行中,还是急于搞“过渡”。比较突出的是徐水县,当时正在那里搞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中央、省、地委都派人去了。
  为了摸清真实情况,主席派出18名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到徐水县深入调查,发现了不少问题。10月16、17两日,主席把保定地委和徐水、安国、定县、唐县四个县的县委第一书记找到天津,听取他们的汇报。同时,把我从邯郸叫到天津。主席问我:“你到徐水去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去。”主席笑着对我说:“你去徐水调查一下吧。”我问主席:“调查什么问题?”主席说:“你想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我又问:“用一个星期行不行?”主席说:“用不了,三天足够了。调查完了到北京向我汇报。”我连夜组织省委、省政府有关负责同志和正在参加地、市农村工作部长会议的同志共70人,到徐水县分别住进农户里调查了3天,21日简单地碰了碰各自的所见所闻,我和省委的几位同志赶忙到北京向主席作了汇报。主席对我们能够如实反映情况很满意。我们汇报了一亩甘薯亩产不过两千斤,他们却说可以产八千斤;还有把几个村的肥猪集中起来以供参观等弄虚作假现象,主席听了哈哈大笑。在汇报过程中,主席边听边讲看法和意见。当时徐水县已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毛主席说,徐水县实际上是集体所有,是扩大了范围的集体所有。你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好。是徐水全民所有,不是全国的全民所有。它有两种不同,一是和过去合作社不同,一是和国营工业也还不同。”毛主席还指出,交换问题要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大范围的内部调拨要发展,另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商业要发展,一部分是调拨性质,一部分是商品交换性质,还是货币交易。在分配问题上,主席反对把什么都包起来,指出“多劳多得还是社会主义原则”,“要把劳动力多的积极性调动出来,使他们收入多点、工资多点,不要平均主义”。还明确指出“家俱可以不归公”,私人间的债务不能“共产”, “废除了,两方面不舒服,借钱的觉得对不起人,外借的也不舒服”,“这些账,我看还是以还为好”。在汇报到家庭生活问题时,主席满怀深情地说:“要大中小结合,阴阳五行还要讲嘛!幸福院不幸福,老人们住在一起,见不到自己的儿女,没有中小,只有阴阳,就没有五行了”。最后,主席说到党的领导和干部作风问题,强调指出:“丰收有成绩,容易骄傲起来,铺张起来,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么一套,不要弄得好象什么都好”。当时,我们还不能完全领会毛主席谈话的意思,只是就事论事地帮助保定地委解决徐水的问题。直到11 月初中央召开郑州会议,以及随后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六中全会,毛主席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的情况,明确提出必须划清这两种界线,肯定现阶段是社会主义,肯定人民公社基本上是集体所有制,着重批评了那种主张废除商品、货币的错误观点,主持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在批评“共产”风错误的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的浮夸倾向。这时我才开始理解主席抓徐水县这个典型的意义。
  八届六中全会以后,我们认真贯彻《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精神,普遍开展了整社工作。毛主席1959年2月23日来到河北,在天津听取了省委关于整社和生产情况的汇报。在谈到瞒产私分和原来的穷富社之间有矛盾的问题时,主席说,瞒产“是一条客观规律,是个什么样的规律,可以分析研究一下。”“强调统一就吓住了,农民还是怕共产,……所以刚秋收后,就来了个瞒产私分,怕你拿走。”主席还指出,富社怕穷社吃“洋落”嘛?就是怕共产,强调 “要在有差别的基础上来搞统一,没有差别就要造反的。光讲统一就行不通。”主席对省委要改变党代表会议时强调统一过多,现在只统必要统而且可能统的部分的做法比较满意,他先风趣地说:“你们在党代表会议时还没有摸底,那时强调统一,现在你们被农民说服了。”接着就明确指出:“现在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公社集体所有一小部分,生产队集体所有大部分,也就是基本上是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主席这次谈话以后到了山东,2月24日又给我写信要整社的文件。又过了几天,中央政治局在郑州再一次召开了扩大会议,毛主席分析了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紧张状态,指出公社所有制问题是主要矛盾,并围绕公社所有制这个中心问题,从理论上、政策上展开了系统的论述。这次会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制定了“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的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这时,我才更加清楚地理解了主席在天津找我们谈话的深刻涵义,他既向我们作调查研究,又向我们进行说服教育工作。
  基本核算单位放在脚上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在讲话中虽然强调指出人民公社必须以生产队所有制为基础,批评了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两种倾向,但是在实际执行中,还是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包一奖”(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分配办法)的居多,或者只把生产权下放给生产队,分配权仍然掌握在生产大队手上。也有少数的实行“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国家征购和集体提留由生产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定额包干,其余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究竟怎样做好,我们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在调查中发现,实行 “分配大包干”好处很多,深受群众的欢迎。这些好处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解决了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而分配权在大队的矛盾,克服了大队统一分配所产生的队和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1961年3月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三北会议”和随后毛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们汇报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 “分配大包干”的好处。这两次会议都没有就这个问题作出结论。广州会议以后,省委和一些地委的同志,继续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和试点。
  这年的7月,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专门讨论了“分配大包干”问题。绝大多数同志赞成这个办法,也有少数同志有怀疑、有顾虑。正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来到天津。我们向主席汇报了保定地区唐县?<IMG=M040254aa>公社各生产大队实行“分配大包干”的情况:这个公社的各生产队生产的粮食,除交国家和大队的以外,统由生产队支配,按照劳动工分分给社员,鼓励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这个公社粮食连年增产,向国家交售的粮食连年增加,牲口、猪羊肥壮,在困难时期群众生活安排得比较好,没有发生浮肿病,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典型。同时,我们也汇报了三级干部会议讨论的情况。主席认为 “分配大包干”是个好办法,指示我们继续试行下去。
  9月下旬,主席又到邯郸,找山东省委、河北省委和河北的5个地委的负责同志谈话。主席先问我,你们想谈什么问题,我说还是上次说过的“分配大包干”问题。主席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不以脚为基础,以腰为基础,闹平均主义,脚去生产,腰在分配。”主席对?<IMG= M040254aa>公社的分配办法很感兴趣,并且说:“三包一奖”算帐算不清,最后还是强迫命令定局。我说:“三包一奖”太麻烦,几个地委对这个问题都有调查,一年至少吵四次,吵得一塌糊涂,搞得复杂的有37道工序,49个百分比,要算1128笔帐,简单的也要算800多笔帐,只能会计搞,许多大队干部文化水平低,弄不懂。说到这,主席说,这是烦琐哲学嘛?“三包一奖”不适应目前农村干部的文化程度。为适应农村干部的文化水平,也得实行“大包干”。主席还说:“什么叫队为基础,就是以现在的生产队为基础,也就是过去的小队。三级所有,基础在队,在脚。这样搞上十年八年,生产发展了就好办了。” 主席研究这个问题非常细致,反复核对情况,并询问了不同看法和反对意见,亲自作了记录。最后,毛主席说,“六十条”(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就是缺少这一条。你们把那个公社(指?<IMG=M040254aa>公社)的“大包干”情况写个四五千字的报告,我批给省、地两级去试一试。这次谈话会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地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了邯郸谈话会精神,研究了在全省普遍推广“分配大包干”的问题。这次会议上,我们摸了个底,全省试行“分配大包干”的约有2700多个大队,还有4800多个大队名义上是“三包一奖”,实际上也是“分配大包干”,即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有7500多个大队,占大队总数的15%。后来,随着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的贯彻执行,在河北除极少数大队以外,都实行了 “分配大包干”,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了脚上。
  这年年底毛主席路过天津,又找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在谈到总结经验问题时,毛主席说:“过去搞过‘三包一奖’,搞过平均主义,搞过形式上的评工记分,取消地委,搞食堂,搞粮食供给制……,现在看来,这是很可笑的事,但是非常宝贵,……如果没有这些,就没有反面的经验。”
  一定要根治海河
  正当渡过了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进一步好转的时候,1963 年8月上旬,河北省中南部连降特大暴雨,造成洪水泛滥。海河流域各河堤防相继漫溢溃决,平地行洪,水深数尺,数百里内一片汪洋。这场洪水使101个县、市的5300余万亩土地被淹,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毛主席对河北这次遭灾非常关注,灾后的八个月里,四次到河北,找省委和灾区地委的负责干部了解灾情,询问救灾工作的安排。毛主席问得很详细,包括受灾面积有多大,哪些县受了灾,哪些县没受灾,灾区群众是不是悲观失望,粮食安排得如何,烧的怎么办,老百姓安定下来没有,外流的有多少,采取了哪些救灾措施,等等。主席一边问一边嘱咐我们:要做好宣传工作,讲清全国的形势,也要讲附近的情况,把群众情绪稳定住;对于抗洪抢险中的英雄模范人物,有一个表扬一个,有多少表扬多少,要给牺牲的人立碑;运粮、运煤、运菜等是大问题,要安排好,要使灾民的体质不下降;要搞些副业生产,大的可以集体搞;今年麦子种了不少,要管好。毛主席满怀信心地激励我们说:“今年受灾了,明年夏收还是会好的,前途是光明的。”
  当时衡水地区受灾最重,毛主席指着衡水地委书记赵树光说:“你那个地方的水灾情况,我从照片上看到了,只露着几间房,可惨哩!”“衡水是历来遭灾的。为什么叫衡水?衡水就是洪水横流,患难于中国。这是禹王之事,书经有载。”毛主席一年一年地计算河北的年景:从1949年到1963年15年间,3年大灾,5年中灾,3年丰收,4年中收,受灾率分占一半多,心情显得很沉重。毛主席一面看着河北省水利工程长远规划图,一面指着阎达开和我语重心长地说:“你们都是河北人,你们就是要把河北的灾救出来,要把水切实地治起来。”主席问了林铁、阎达开和我的年龄以后,深情地说:“你们十年能把水治好吧! 我七十岁了,不一定看得见了,你们这一辈子把水治好吧!”当时,我们正在搞一个抗洪斗争展览,请主席为展览会题词,主席当即答应,接着又说:“我现在不作湖南人了,要作河北人,生在湖南,死在河北。”过了五天,在1963年11月17日,毛主席挥笔题了七个闪光的大了:“一定要根治海河”。
  毛主席的题词,为根治河北水患、保障天津市和京广、津浦铁路干线的安全确定了明确的方针。周恩来总理对河北的救灾工作和根治海河工程始终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多次听取汇报,并给予具体指示。灾后不久,李先念副总理就来到灾情最重的衡水地区,深入到深县农村,逐户了解群众生活安排情况。当即确定增调粮食,以保持农民的体质。同时还对县城的恢复作了具体部署。在国务院、华北局和中央有关部委的支持和帮助下,1964年我们制订了根治海河的全面规划,1965年5月,国务院批准成立河北省根治海河指挥部,展开了群众性的根治海河运动。从这一年开始,在1958年以来已修建十余座大型水库的基础上,每年冬春都动员30万以上的劳力,按照统一规划,有步骤、按顺序地开挖中下游河道的工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期间,也一直坚持施工。当时正是 “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年代,不少地方拦路设卡,武斗不断,但无论哪个地区,哪个方面,对于根治海河的车辆一律放行,根治海河工地上秩序井然。这固然是由于毛主席的崇高威望,也由于“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符合人民的切身利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经过连续15年的艰苦奋斗,到1980年,大规模排洪、排涝工程基本完成,共开挖、扩挖防洪排涝骨干河道53条,总长3641公里;修筑防洪堤防3260公里;修建各种闸涵建筑物2331座;架设各种桥梁1114座,总长91700延长米;完成土方、石方、混凝土方总工程量达13.35亿立方米。这些工程完成后,排洪入海能力由4620立方米/秒扩大到 24680立方米/秒,提高4.43倍;排沥河道入海能力从414立方米/秒增加到3180立方米/秒,扩大6.68倍。根治海河工程使河北省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低洼易涝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处于九河下梢的天津市和京广、津浦两大铁路干线,也从而基本免除了洪水的威协。当年经常受灾地区的干部、群众,至今仍然津津乐道根治海河所带来的巨大好处。
  河北要粮食自给
  河北自然灾害多,农业生产条件差,历史上是缺粮省分。1957 年是丰收年,粮食总产也只有81.91亿公斤,社会人均粮食占有量不过223.19公斤,还要靠中央调入7.27亿公斤粮食,才能安排下来。从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到1981年,不包括天津市,全省粮食购销逆差累计达110.88亿公斤,加上专项用粮开支和必要的储备,累计纯调入粮食 133.2亿公斤,平均每年调入5亿公斤左右。遇到大灾年,调入粮食高达15亿公斤以上。就是这样,在六十年代农村人口的口粮也只能安排到每天8到9两,余粮地区全年口粮最高不得超过210公斤;城市人口依人定量,成年人每月只有15公斤。1961年,实在过不去了,我到中央找周恩来总理要两千万斤粮食应急,当时全国都有困难,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踌躇再三,才下决心说:“就给你两千万斤”。当时,我看到周总理为难的样子,内心十分不安,深深地感到愧疚。那个时候粮食问题对河北是个巨大的压力,从国家来说,每年为河北大量调入粮食,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河北因为缺粮,使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我到河北的时候,曾听到一个说法:“北方落后”,还听周总理说过“河北农业落后”。当我感受到粮食问题的巨大压力之后,才理解到所谓 “落后”,就在于自己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毛主席对于河北粮食严重不足的状况十分关怀,每次到河北来,都要询问农业生产情况,引导我们研究发展农业的途径和措施,同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地酝酿“八字宪法”的内容和排列顺序。他多次地讲到:“河北省要保丰收,粮食问题还是水的问题。”指出河北的河网化不发达,要搞地下水。又谈到“农业上去首先要解决水、肥。水就是修水库、打井、洼地排涝;肥主要是养猪,要土洋结合。”1959年9月毛主席到邯郸地区成安县视察的时候,明确提出了河北“粮食自给”的问题。由于当时我们国家经历了三年暂时困难,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接下来1963年河北又闹大灾,粮食自给问题就暂时被搁置下来。经过了三年调整,到1965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这年的11月,毛主席到天津找河北省委的几位负责同志谈话,再一次谈到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问题。当时,林铁同志和我汇报了省委计划五年实现粮食自给,想尽量上得快一点,争取三年解决。毛主席思考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了才算数。”我们汇报了各地上报的产量和来年的计划时,毛主席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我们理解,毛主席对河北实现粮食自给是积极鼓励的,但同时提醒我们要实实在在地搞。
  1963年大灾之后,省委、省政府就反复、认真地研究了加快发展粮食生产的问题,认识到河北粮食这个主要矛盾不解决,什么也发展不起来。 1964年确定了把发展农业、实现粮食自给作为全省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目标和主攻方向,经请示华北局李雪峰同志同意,又经中央批准,调整了农业种植结构,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河北每年少种400万亩棉花,少给河北调入5亿公斤粮食。1965年省委、省政府又确定以水、肥、机为重点,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以加快发展河北的粮食生产。1965年毛主席再次提出河北粮食自给问题之后,从这一年冬季开始,省里组织了“机井大会战”。周恩来总理坐镇邯郸,亲自抓河北的打井,掀开了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历史画卷。在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首先围绕着打井配套,在原有的基础上,发展排灌动力机械和水泥生产,进而发展了钢铁、煤炭、化肥、拖拉机和汽车工业,逐步建成了比较配套的支农工业体系,从而强化了农业生产的基础。1965年末,全省共有水浇地2503.3万亩,1970年发展到3877.76万亩,1978年底达到最高峰的5334.09万亩;农用排灌机械1965年共有10.29万台、 8.23亿瓦特,1978年发展到89.12万台、73.72亿瓦特;全省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由1965年的25.3%上升到1978年的 54.6%。农用化肥的产量1965年只有3.38万吨,1978年达到80.11万吨,1980年突破了100万吨大关。同时,养猪积肥也有很大发展,猪只年末存栏头数1965年为772.88万头,1975年达到1622.84万头,以后一直维持在1300万头左右。基础工业的发展,特别是地方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1965年,全省产原煤2492 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170.9万吨),生铁38.46万吨,钢29.25万吨,水泥82.2万吨;1980年,原煤产量达到5353万吨(其中地方煤矿产原煤1328.6万吨),生铁251.57万吨,钢190.59万吨,水泥549.82万吨。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致使河北的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回收,1970年粮食购销顺差2.96亿公斤。从1970年到1979年整个七十年代,全省共生产粮食 1446.67亿公斤,收购粮食204.06亿公斤,销售粮食207.04亿公斤,粮食购销逆差总共只有2.98亿公斤。十年间有四个年份粮食自给有余,三个年份缺粮不到0.5亿公斤,只是遇到灾年才需要调入较多的粮食。这和1953 至1969年17年间每年平均缺粮5.48亿公斤来比较,是一个明显的进步。1975年中央开会时,我们汇报了河北当年粮食自给有余、生铁产量达到178 万多吨,钢的产量突破了100万吨,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同志听了非常高兴,他风趣地说:“你们成了上中农了”。姚依林同志听说河北不仅不向国家要粮食,还能调出一点,惊喜地说:“啊!河北改变性质了。”
  河北从缺粮到粮食自给,走过了漫长的道路,比原来设想的时间长多了。这固然有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但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确实延缓了生产发展的速度。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场动乱,河北实现粮食自给的进程会要快得多。
  向群众寻求真理
  毛主席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也一再教导我们要注重调查研究,向群众寻求真理。五十年代末,他就对河北省委的同志讲过:“第一书记要自己下去钻一钻,真正的知识不在机关里,而在下边,在工厂、农村、学校里。没有原料制造不出政策来。”毛主席就是作调查研究的典范。他1958年到徐水、安国视察时,正值中伏,是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候,农民已经“挂锄”,一般不下地干活了。毛主席到徐水县大青各庄,先看了俱乐部、缝纫部、卫生所、食堂、米面加工厂、敬老院、幼儿园、商店、猪场等生产、生活设施,又到田间看了庄稼,足足看了两个多小时。到安国县流村视察时,下车后没有进村,而是顶着灼人的烈日,一头钻进闷热的庄稼地里,边看边问,走了个把小时,上衣已经被汗水湿透了,才在干部、群众的劝说下,走进地头一个用苇席搭起来的小窝铺里稍事休息。他坐在一条窄板凳上,同当地干部和群众拉家常,作调查。1958年8月毛主席到天津,在林铁同志陪同下,视察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在南开大学看了化学系的四个生产车间。毛主席对他们试制的“敌百虫”农药很感兴趣,问了农药的用途、用法,多少钱一斤,农民是否买得起。对他们实行勤工俭学给予了鼓励。随后又到天津大学看了学生的实习工厂,几乎在每台车床前都停留一下,详细地向学生们询问了吃得好不好,住得怎么样,觉够不够睡,还问了学生们的学习情况,对他们把学习与劳动生产结合起来表示赞许,并告诉他们注意劳逸结合。毛主席在作调查时,主要是看、问、听,问得很细,自己却讲得不多。他常常这样说:“我就是听听你们的,我没有什么意见,北京就是不产生意见的,开工厂没材料,等候你们的材料加工。”
  毛主席十分平易近人,以一个真正的普通劳动者出现于群众之中。他有极其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善于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初见主席的人,往往心情紧张,甚至不知所措。可是,毛主席能够针对不同的说话对象,说几句很有风趣的话,或者在人名、地名上开个玩笑,使气氛很快轻松起来,让人一点也不感到拘束,而是觉得主席是那样的慈祥可亲,愿意和他说心里话。他到徐水视察时,问陪同的保定地委书记叫什么名字,是哪几个字,李悦农回答说是喜悦的悦,农民的农。主席笑着说,啊,你喜欢农民。在安国和一个社员握手,顺口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叫高增福,主席很亲切地说:“你这名字很好,增福增寿。”在成安接见四个棉花姑娘,得知两个姑娘的名字都有“梅”字时,毛主席笑着说,邯郸有“二度梅”,你们也是“二度梅”。主席尊重人,体贴人,平等待人,给我们每个见到主席的同志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李悦农有一段身体不好,毛主席曾向我们打听他的病情,后来见到他本人,又说了一些宽慰的话。我们向主席汇报工作,主席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有时提出的问题我们答不上来,他很快就转了话题,从不使我们感到为难。在列车上找我们谈话,主席亲自在每个小桌上摆上一盒烟。在成安县道东堡接见棉花姑娘和当地干部时,在长条桌旁的正中间为主席准备了一把铺了毯子的宽大木椅,主席没有坐,他招呼棉花姑娘中的王素梅,让王素梅坐“第一把交椅”,让来让去,谁也没有坐。当时,送上切好的西瓜,主席亲手把一块一块西瓜分别递给四个棉花姑娘,还招呼坐得稍远的人说:“我偏了她们了,大家都来吃。”顿时,屋里充满了欢快的气氛,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和主席交谈起来。毛主席是很愿意多接触群众的。就是1959年这一次到邯郸,列车停在国棉二厂的仓库区。工人们得知毛主席住在这里,纷纷要求能和毛主席见上一面,毛主席知道了工人的这个要求,欣然同意,就在去成安视察之前,与聚集在道路两旁的四个棉纺厂的几千名工人见面。他没有坐已经准备好的敞篷汽车,坚持步行,边走边向工人们招手致意,走了几百米,直到群众队伍的尽头才上了车。1960年4月底,毛主席到天津视察,随口问到“五一”节有什么安排,当省委的同志汇报准备在海河广场举行群众集会时,主席马上表示:“我也参加”。“五一”节那天,毛主席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和集会、游行的群众见面,兴致勃勃地看文艺表演,足足坚持了四个小时,散会以后才离开。毛主席的突然出现,使天津人民喜出望外,感到十分的幸福。
  毛主席在生活上一直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主席几次到天津,都是住在干部俱乐部游泳池更衣室临时改造的房间里。我们觉得主席在天津住的很不方便,就为主席修了一处条件比较好的房子,主席知道以后,再到天津就不到市里住了,而是一直住在列车上。到河北的其它地方,主席为了不给当地增加麻烦,无论是严冬酷署,都是住在列车上。主席吃的饭、菜十分简单,有时我们汇报时间长了,主席留我们吃饭,也是糙米饭和几盘小菜或大盘菜。在三年困难时期,主席的生活更艰苦了,有一段时间他明确提出不吃肉,不搞鸡鸭汤,也不用味精,吃的菜里油也很少。那时几次到河北,只让地方供应一些蔬菜。当时主席年事已高,生活又那样清苦,大家都为主席的健康耽心,但又没什么好办法,只能由工作人员捉一些麻雀为主席改善一下生活。主席的言传身教,使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在河北的革命实践活动内容非常丰富,以上只是我亲见亲闻的几个片断。就是在这几个片断中,都贯穿着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我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以及河北省的广大干部、群众,都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汲取了巨大的精神力量。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过去在指导我们的行动中已经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今后仍将长期地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摘自:《缅怀毛泽东》
 
1840年,英国人只动用了15000余名陆、海军官兵和48艘战舰,就陷定海、取吴淞,直趋南京,将满清军队打了个一败涂地,落花流水,最后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为代价,才让人家住了手,后来人家不满足,再来一次,还稍带着一把火烧了皇上的御花园。1894年,小鬼子上了岸,旅顺大屠杀,全城只剩了埋尸体的几个人,甭提了。1900年,那就更是不能提了。数万八国联军打上门来,奸淫虏掠不说,最后老佛爷仍然签订了一张赔银子让土地的卖身契-- 《辛丑条约》,才算暂时了了账。再后来改了朝换了代,共和了,民主了,反而一代不如一代。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作为战胜国的北洋政府竟然要去签那个丧权辱国的21条。1931年九一八,两万鬼子关东军,竟然就能从少帅20多万东北军手中轻取东三省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对共产党誓不两立不共戴天杀气腾腾的蒋先生却一点脾气也没有,还发出"绝对不抵抗"的命令,眼巴巴地看着日本鬼子弄出个不明不白的"满洲国"来。后来有人以蒋介石尚未完成抗战准备而为其开脱。可1950年毛泽东们又完成了出国作战与头号强国交手的准备吗?扯淡!
1937年七七事变后,蒋先生总算爷们儿了一把,抗战啦。八一三还主动在上海向日军出击,先后开动了70万国军精锐在淞沪战场跟鬼子们打得山摇地动。国军弟兄们也挺给中国人长脸,打得也算英勇也算顽强很有些中国爷们儿气。那就好好打呗!不!却一边打一边三心二意地盼着英美来当和事佬,开出的价码连那个傀儡 "满洲国"都不敢让挪窝,只是"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还用这种心态去制约战场指挥官。以致于最后一败再败,让20多万日本鬼子撵着70万国军的脚后跟进了南京,弄出个国人至今一提起就伤心落泪的"南京大屠杀"来。好歹惨胜了吧?好歹成"四强"了吧?却还是割蒙古,弃疏球,不争香港,不管唐鲁乌梁海。连派点驻日占领军这样天大的好事儿都不敢慨然应承。皇上爷也好,蒋总统也好,都是马尾穿豆腐--提不起来!
再看1950年。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内还有国军残余部队和大量土匪,整个一个废墟一片满目疮痍的家底,毛泽东们就敢和头号强国纠集的17国联军较劲,而且还让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败绩,最后不得不在有利于新中国的情况下结束战争。站在这个历史横断面上的中国人民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比较。曾几何时,数万侵略军就可以在中国横行无忌,而今呢?为数上百万的17国联军却在邻邦的土地就被遏制。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和欺凌的亿万同胞,能不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来吗?能不在切切实实地享受"站起来"的感觉时,由衷地喊出"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来吗?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历史了。自此以后,中国,再没有外敌深入国土肆虐横行的历史了。海外华人也脸上有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回忆说,朝鲜战争前他在欧洲旅行,人们常对华人持歧视态度,可是新中国出兵朝鲜并连获胜利后,西欧海关人员一见华人都肃然起敬。李光耀先生从此开始认真学习汉语。在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和国民党军战犯们,也大都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后,才转变了态度,诚心诚意接受改造的。流落海外的前中华民国总统李宗仁先生,也是在新中国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之后,经过痛苦的反身自省,从自已的失败中看到了为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新生和崛起,从而毅然否定了旧我,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和他昔日的对手握手言欢。还有那听到了伍修权将军在联大发言后归来的大批海外学子。
自抗美援朝战争后,新中国军队多次与外国军队交手。美国军队、印度军队、苏联军队、越南军队。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通过战争手段从新中国军队手中获取哪怕是一分一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从此,中国人民有了一个已保持了50多年的外部安全环境。如今,我们都在这个安全环境中休养生息。换句话说,我们都在享受这个安全环境。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个环境是怎么得来的?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人民焕发出空前的爱国热情。这种空前的爱国热情又引导人民倾尽全力支援了这场战争。成千上万的土改翻身农民披红挂彩,斗志昂扬地奔赴朝鲜。当时人口只有2000余万人的渐江省,先后竟有100余万人报名参加志愿军--那当然能如愿的只能是少数人,没有选上只能发牢骚说"参军比选秀才挑女婿还难";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仅1951年一年内即有24000余名各族爱国青年走进了出国出作战的志愿军队伍;内蒙古自治区扎贲特旗一个行政村60多个蒙族青年牵着自己的马来到征兵工作站……"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那首激励着万千太行儿女的战歌,在新中国第一次对外战争中,又激励着百万中华优秀儿女慷慨高歌奔向异国他乡的浴血战场,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还有老太太带着全部子女走进征兵站……经历过抓壮丁那个年代的人们一定能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除了参军,祖国人民还组织了大量的支前队伍。整个战争期间,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等战地勤务工作的就有60多万人;全国铁路系统有 80%以上的员工报名参加抗美援朝;中华全国抗美援朝总会和红十字会共组织了6000余名医务人员赴朝服务……他们跨过了鸭绿江,是没有志愿军名义的"志愿军"。青年知识分子们也积极参军参干。年届古稀的民族资本家吴蕴初的独生女儿吴志运决心参加军干校,吴蕴初老人复信予以热情赞许:"吾垂暮之年,只有你一个女儿,自不愿与你分离。但是你为祖国为人民愿意献身祖国,并预备流尽最后一滴血,这行动和精神是伟大的,吾岂能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战争期间,报名参加军干校的知识青年达到58万多人。最让人动情的是这个贫弱国家人民的捐款运动。战争进行到关键时期的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开展捐献武器运动的号召: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在一切方面都能完全压倒敌人,困难的只是我们的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使我们英勇善战的志愿军,能够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必须迅速以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高射炮、反坦克炮等武器供给前线。我们建议全国各界爱国同胞们,不分男女老少,都开展爱国的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运动,用新增加的收入的一部或全部,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愿军和解放军,来加强他们的威力,巩固我们的国防。为各界人民认捐的方便,抗美援朝总会对各项武器的折价作了具体规定:一架战斗机折合人民币15万元;一辆坦克折合人民币20万元;一门大炮折合人民币9万元。这个运动立刻得到了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们,通过增加产量,义务加班承包本厂施工工程,拣废钢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8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 还有常香玉和她的"香玉剧社",这些在旧社会受尽欺凌被人瞧不起的"戏子",从新中国的诞生中重新找到了做人的尊严。她们从1951年8月起半年内,在陕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江西等6个省为30多万观众巡回义演170多场,自己省吃俭用,用义演的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笔者从不喜爱地方戏剧,连自己家乡的川剧都不爱看。然而因为在少年时听老师讲过"香玉剧社号"飞机的故事后,竟爱屋及乌,喜爱上了这个河南地方戏,至今仍保留着这个让许多朋友奇怪的嗜好。笔者对常香玉老人保持着永远的尊敬。当然,笔者家乡的老一辈人也没让笔者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没脸--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了"一斤棉捐献运动",两个月内就完成了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的缴款。个人捐款也很踊跃。新疆乌鲁木齐103岁的维吾尔族老人吾古尼沙汗,坚持拾麦穗、纺线卖钱捐献武器,被誉为"志愿军的老妈妈";重庆市63岁的劳动妇女彭淑贞,临终前将其一生洗衣所得的积蓄3个金戒指、5枚银元和一间房屋,全部捐献了出来;湖南湘潭县一位76岁的勤杂工谭楚云每月只有8元的收入,从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捐献号召之日起,就做了一个竹筒,上面钻一个小孔,每天工余挑三、五担水,把卖水的钱装进去,竹筒上写着"抗美援朝捐献・谭楚云记"的字样。"我是毛主席的家乡人,不能给毛主席丢脸!"老人这样说。孩子们也捐。辽宁彰武县一个小学的 1200余名小学生,利用放学后和假期中的闲暇时间,拣粮食、打柴禾、打柳条子积累了1200元全捐献出来。……截至1952年5月底,仅一年时间,全国人民共捐献人民币5.565亿元,相当于当时3710架战斗机的价款。也就是说,可以全部装备一支新中国当时的空军。现在的人们可能要说这有什么了不起? 1998年长江洪灾期间,中央电视台一个赈灾晚会下来就能募来同等数目的捐款。可想过没有,那年头中国人的腰包有如今这么鼓吗?再者说啦,那年头的钞票有现在这么"毛"吗?那一张一张都是人民的血,人民的汗。也是人民的意志!
中国人民还陆续派出慰问团到前线慰问自己的子弟兵。1951年1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在朝鲜前线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1951年4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由总团长廖承志、副总团长陈沂、田汉率领,由8个分团575名各界代表和文艺工作者组成,直接把全国人民捐献的1093面锦旗、420余万元慰问金、2000余箱慰问品及15000多封充满深情的慰问信,送到子弟兵的手中。为给前线的战士们演出,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副大队长、天津市著名相声演员常宝坤,队员、天律市著名琴师程树棠遭遇敌机轰炸,光荣殉职。慰问团回到祖国,分别奔赴全国2050 个县进行汇报演讲,把前线将士们的故事广为传扬,激励着后方人民更加努力地恢复生产,支援前线。第二届慰问团由刘景范为总团长,陈沂、李明灏、胡厥文、周钦岳为副总团长,规模比第一届大了一倍,有9个分团1097人,代表性也更为广泛,还包括了宗教界、海外华侨及少数民族代表。他们到达朝鲜时正值上甘岭作战期间。慰问团第二分团来到五圣山前线,他们一定要到前沿去看自己的子弟兵是怎么打仗的,而秦基伟军长出于安全考虑把他们拦住了,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达成协议,让两位代表--工业劳动模范牛汝森和作家陆柱国在前沿观察所用望远镜看前边打仗。两人一看就落泪了。边看边哭,最后索性嚎啕起来。陆柱国说我不走了,我要留在这里,把上甘岭的英雄们写成小说,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样的人,是为什么在打仗,是在怎样的条件下打仗,是怎样打赢的这些仗。这位青年作家走遍了参战的每一个连队,噙着眼泪听取了那些战争的胜利者和幸存者们诉说的每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在熬过许多个不眠之夜后捧出了一叠叠浸着泪水的稿纸。那就是撼世之作《上甘岭》。这部作品被新中国电影工作者搬上了银幕。至今,"一条大河波浪宽"还在神州大地到处传唱。另一位作家巴金用前线的素材写下了另一个动人故事《团圆》。这就是电影《英雄儿女》的故事蓝本。这部电影当年在香港打破了所有好莱坞大片的票房,创造了香港电影票房历史之最。影片的技术水平当然赶不上好莱坞大片,艺术水平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她却是中国人自己的故事,中国人自己的感情,中国人自己的业绩,中国人自己的骄傲。身处殖民地状态的香港人也是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血浓于水,全世界炎黄子孙,爱国情结是共同的。
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一手"攘外",一手"安内"。在对外战争取得胜利的同时,国内的中国军队也完成了历时4年的大规模剿匪斗争,歼灭国民党军残余部队和政治匪特268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建立"游击根据地"、同共产党进行长期对抗和伺机反攻大陆的企图,消除了颠覆破坏新生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巨大威胁,保卫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彻底消除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深恶痛绝的匪患,安定了社会秩序,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剿匪作战的同时,人民解放军还粉碎了台湾国民党军在东南沿海和西南边疆对大陆的陆上、海上和空中的多次窜扰,巩固了一百多年来形同虚设的边防。与新中国百万优秀儿女在国门外与敌人浴血奋战的同时,国内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运动,清除了农村封建势力,到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时,全国除新疆、西藏和台湾外,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这一切,都为尽快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生产建设,提供了必要条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挟昌都战役胜利之势,与西藏地方政府友好协商,排除了帝国主义势力和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重重干扰,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并1951年12月20日,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伟大壮举。中国,从此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家。
在一个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出现了百年未有的崭新气象。想想那个敌寇已深入国土还说"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有什么感觉?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这个恢复,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完成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对于中国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经济建设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虽然战争耗费了62亿元人民币的战费,但并未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这固然是人民群众空前高涨的爱国热情所带来的巨大的生产动力所致,但出兵及时,初战获胜,将敌军从鸭绿江边逐回到三八线附近,避免了在漫长的中朝边境长期设防而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使原订的南满工业搬迁计划得已取消,东北地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又成为了建设的重点,起到了担纲的作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由于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苏联也改变了过去援华态度不甚积极的态度,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援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从而使新中国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还是那句话,站得直有本事的人最好交朋友。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使毛泽东很有底气地对世界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
"毛泽东要是刚一建国不去打仗而搞改革开放多好!""当时就和美国人和和气气谈判多好。如今许多深受改革开放之益的中国人如是评说。他们忘记了,搞改革开放也好,搞经济建设也好,都需要具备一个很重要的大前提--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安全环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外部安全环境,连休养生息过安生日子都不能保障,哪里还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说:没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毅然决定出兵投入并赢得的这场国际局部战争,就绝不会有新中国第二代领导人的这场改革开放盘活中国的的丰功伟绩。改革开放不是空中楼阁,它要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刚一建国就能和人家和和气气地谈当然好,可这是一厢情愿单相思能想来的么,人家整个国策就是敌视你歧视你封锁你压迫你,你拿什么底牌去跟人家谈?坦率地说,低三下四地去求着人家谈未必就谈不出个结果来,可那会儿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毛泽东说得很形象:"让中国人把腰弓起来当座桥,让美国人踩着到苏联,让苏联人踩着到美国。"中国人,愿意去扮演这等角色么?可以想见,如果当初毛泽东们忍气吞声让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诺言压到鸭绿江边来,把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中国人头上,就算是人家真是菩萨心肠不蹬鼻子上脸杀将进来再踩你一脚,那后来的新中国,还有那个份量吗?以后跟美国人谈也好,跟英国人谈也好,还会是那样一种理直气壮胸有成竹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谈法么?那时候,人家那言来语去就算客气到了家,你也没底气!
笔者在互联网上遨游时,常看见海外民 运分子谩骂共产党。谩骂的内容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共产党胡作非为惨无人道把国家搞得一团糟,光一个"大跃进"饿死的人数就是中国历代饿死人的总和真是混帐透顶该被推翻,云云。是不是"历代饿死人的总和"姑且不论,然而笔者想用另外一组数据来说明另外一个事实:1835年,据满清政府统计,中国人口突破4 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时,中国人口为5.4亿。1974年,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统计,中国人口突破9亿。也就是说,在1835年~1949年长达114年间,中国人口净增长仅为1.4亿,而在1949年~1974年26年间,中国人口净增长达3.6亿之多,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人民基本上是生活在一个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环境中。人民能够得已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新中国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强有力的国家安全体系,以及在这个体系保障下的安全环境。而在1949年以前的114年间--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109年间,中国大部分时间处在列强入侵,群雄割据的混乱状态,人民在天灾、人祸和战火的蹂躏之中挣扎,田园荒芜、白骨遍野,每年死于战乱和饥荒者即达数百万之巨--这已经在驳斥"历年总和"说了,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休养生息安居乐业。那时候的中国人,盼的就是一个安全环境。而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曾经一盘散沙的国度,是多么的重要!如果没有这个安全环境,那死于战乱饥荒的,该有多少人?这个安全环境,满清政府没有挣来,北洋政府没有挣来,国民政府也没有挣来。而共产党挣来了!在这一点上,任何一个有骨气有真正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都应该理直气壮地对任何一个谩骂、污蔑而不是真心诚意地为共产党总结经验教训、寻求治国之道的发难者拍案而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没有改革开放!也极有可能没有你这个胡说八道的混帐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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