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顾: 文革帮助了穷人吗：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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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zhanshen (Zhanshen) at 2005.6.29 12:52
ZT: 文革帮助了穷人吗：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赤水河和长江会合处。文革时，合江属宜宾
地区。该地区十八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
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到
此地购买。文革后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
县份，当然，后来“大寨县”并没有建成。
一九七六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九月十日下午，
我正在乡下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
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吃了一惊。
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
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连脸也不
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
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是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
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
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
，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
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
力’（指青壮年男性农民，做一天农活，可以获得最高的十个或十二个工分），一
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道道地地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
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
东早死。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
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
、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过系统调
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的相当一部份农民。
像叶老太爷那样对毛泽东深恶痛绝的人，城市里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生活比
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四十多元工资，还可以国家牌价购买二十多
斤粮食，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
而农民却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吃肉全靠自己养猪。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
过年宰杀，一半猪肉必须以自由市场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政府，自己
所得的一半要应付全家一年的肉食需要。农民种的粮食，除了上缴“公粮”和“征
购粮”，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扣除，如“生产队提留”、“派购粮”、“救灾粮”
、“战备粮”等等，剩下的才由生产队按照各户的工分总额分配。合江是产粮区，
大部份农民，全年平均短缺一至两个月的口粮，每年三、四月间，青黄不接，要跑
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一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天归还一斤稻
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瞬豢上胂蟆?
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三、四月间，青
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
：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
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返家，不见米，问子，
知为他人骗走，大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
，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一袋米要了一家三条命。
我家附近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一
九七五年十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
农民，夜来偷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四个子女，一家六口，全家死绝。
妻子爱清洁，每天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
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生产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
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
。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家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邻居叶老太
爷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一个学生家庭访问。该农民家的状况，可以用“家徒四壁
”来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旧木桌、两条旧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当时的“阶级教
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农民生活之苦”。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我询问其过年
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八、九十斤，宰杀，廉价
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
猪肉，煮了一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六、七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
边跪著一个五、六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
，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
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十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后期，四川在农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
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庄稼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六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
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稻谷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
忙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土地多打十斤（粮食），我多分不到一两
。自留地多打一斤（粮食），我就得一斤。操这个闲心干啥子。”
一九七五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
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
”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
饭，每人每天算十个工分或一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
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竿”抬到公社或区卫
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个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
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产生反感，有些农
民还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城市人搞文革运动的那种“奉旨造
反”，而是货真价实地真造反，他们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后走了至少二、三十个?拇ǖ南厥校?负?
都见到法院张贴的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是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
的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我猜想，他们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地、富
、反、坏、右五类分子，布告上必定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是农民，而且
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叶姓青年农民，挑了一百斤稻谷
去赤水县，加入一个“反革命组织”，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后来被公安机关破获，
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贫农，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
家。
合江不少农民的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
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五个主要
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天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
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
追悼活动，后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
为这些活动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
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
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
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
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二月间，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的夹
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后五百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
我不相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四月，北京发生*****，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重庆钢
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
，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七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
、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到城市要饭。“介绍信”写道：持信者系贫下中
农，由于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菜园坝火车
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个重庆青年，对农民
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十元钱。农民摇头说“不”。
九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个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
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
。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在电视上看见北京的追悼场面，许多城市居民，尤其
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
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
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纷纷传言：“毛泽东死
了，要变天了。”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
田坡地，私分给各户农民栽种。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
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十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二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狠
刹“单干妖风”。四队生产队长王某，复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
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
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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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zhanshen (Zhanshen) at 2005.6.29 12:52
ZT: 文革帮助了穷人吗：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一九七六年合江纪事
合江是四川的一个普通县份，位于赤水河和长江会合处。文革时，合江属宜宾
地区。该地区十八个县市，合江以农业著称。那时自由市场物价飞涨。宜宾以下、
重庆以上的沿江县市中，合江的肉、鸡、蛋等副食品最便宜，外地来往车船，多到
此地购买。文革后期，四川学大寨，合江是宜宾地区唯一要“一年建成大寨县”的
县份，当然，后来“大寨县”并没有建成。
一九七六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九月十日下午，
我正在乡下家里收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的
讣告。消息来得太突然，我吃了一惊。
我的邻居、六十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
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述一遍。他连脸也不
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和毛泽东的一些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
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是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
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
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遽然去世，不知
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
，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
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指生产队），我三个儿子是‘全劳
力’（指青壮年男性农民，做一天农活，可以获得最高的十个或十二个工分），一
年到头做活路，连包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道道地地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
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合江农村属于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
东早死。为什么？
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过，“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
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
、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没有做过系统调
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当时四川的相当一部份农民。
像叶老太爷那样对毛泽东深恶痛绝的人，城市里可能相对较少，因为城市的生活比
农村要稍好一些。例如，我当时每月有四十多元工资，还可以国家牌价购买二十多
斤粮食，半斤猪肉，三两菜油，半斤白糖。
而农民却没有任何副食品供应，吃肉全靠自己养猪。农民辛辛苦苦养一头猪，
过年宰杀，一半猪肉必须以自由市场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低价卖给政府，自己
所得的一半要应付全家一年的肉食需要。农民种的粮食，除了上缴“公粮”和“征
购粮”，还有五花八门的各种扣除，如“生产队提留”、“派购粮”、“救灾粮”
、“战备粮”等等，剩下的才由生产队按照各户的工分总额分配。合江是产粮区，
大部份农民，全年平均短缺一至两个月的口粮，每年三、四月间，青黄不接，要跑
到少数富裕地区借高利贷，即春季借一斤连包谷芯在内的生包谷，秋天归还一斤稻
谷。
那些年月，四川农民的日子之苦，受压迫之重，非在农村生活过的?瞬豢上胂蟆?
再说几件小事。
妻子从农民那里听来一件事。一家农户：夫，妻及五岁独子。三、四月间，青
黄不接，粮食已尽。夫至亲友家，高利贷借回一袋米。返家，不见妻，问子。子答
：去外婆家借粮。夫把米放桌上，嘱子照看，出门追妻。邻人来其家，见米，说：
你爸叫我拿米，遂将米扛走。夫未追上妻，天色已晚，径自返家，不见米，问子，
知为他人骗走，大怒，以脚踢子。子倒地，久不起。夫细视，已无呼吸，悔恨莫及
，悬梁自尽。当晚，妻返家，夫死子亡，遂投塘而死。一袋米要了一家三条命。
我家附近的第七生产队，一户农民，自留地种红薯，年年被他人盗去不少。一
九七五年十月，红薯成熟，为防盗，刨出红薯，以农药拌之，再埋土中。同队一户
农民，夜来偷窃红薯，回家煮食，夫妻及四个子女，一家六口，全家死绝。
妻子爱清洁，每天把洗脸巾、擦脚布、擦桌布，洗得乾乾净净，晾在屋内绳子
上。妻子的舅舅是同一公社的农民。他所在的生产大队，主要产水稻，是全县最富
裕的大队。有一次，舅妈来我家作客，错把擦桌布当洗脸巾拿来洗脸，被妻子纠正
。舅妈大惊小怪，说：“你们家的擦桌布，比我家的洗脸巾还乾净。”邻居叶老太
爷一家，十几口人，只有一条黑糊糊的旧毛巾。客人来了，拿不出一条新毛巾待客
。
有一次，我陪妻子去一个学生家庭访问。该农民家的状况，可以用“家徒四壁
”来形容。除两张破烂不堪的床、一张破旧木桌、两条旧长凳，几乎没有任何家具
，也没有暖水瓶或搪瓷缸。学生父亲穿的破烂衣服，完全可以拿到当时的“阶级教
育展览会”上当展品，显示“旧社会农民生活之苦”。
一九七六年，春节刚过，我工作单位的王姓同事，家属在农村。我询问其过年
情况。答曰：今年养一条猪，缺少猪食，到年底，只长到八、九十斤，宰杀，廉价
卖给公家一半，自己留一半。大年三十，家无一粒大米，买了几斤萝卜，连同一些
猪肉，煮了一锅，总算过了个年。
同年六、七月间，合江县城街头，我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农民坐在路边，旁
边跪著一个五、六岁小女孩，衣服同样破烂不堪，头上插一草标（以稻草圈成圆圈
，表示出售的物品）。地上铺一张纸，纸上写道（大意）：因无力养活亲生女儿，
愿哪位好心人，做善事，出十元买去，终身无悔。
文革后期，四川在农村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严重地挫伤农民的生产积
极性。我出差坐火车，铁路沿线的大片田土，庄稼长得稀稀拉拉。唯有农民住房附
近的一小块“自留地”，庄稼生长得格外茂密茁壮，与集体土地形成鲜明的对比。
七六年夏，我家所在生产队，中稻已经成熟，忽然吹了一夜大风，把稻子刮得
东倒西歪，倒伏在水田里，如不抢收，稻谷会烂在田里。我看生产队毫无动静，急
忙问叶老太爷。他冷淡地回答：“生产队土地多打十斤（粮食），我多分不到一两
。自留地多打一斤（粮食），我就得一斤。操这个闲心干啥子。”
一九七五年，四川开始搞“计划生育”。农民的孕妇，纷纷逃到远处亲友家躲
避。公社组织了“计划生育小分队”，十来个人，一、两条“汉阳造”或“老套筒
”步枪，四处捉拿孕妇。如孕妇已逃走，小分队就驻守农民家，有猪宰猪，有米煮
饭，每人每天算十个工分或一元钱，从农民身上扣除。农民多不堪忍受，只好把孕
妇叫回来。小分队将孕妇捆绑，像准备宰杀的猪一样，以“滑竿”抬到公社或区卫
生院，“刮宫”或“引产”。一个在区卫生院工作的朋友告诉我，如引产下来的婴
儿还是活的，医生的标准操作程序是，在婴儿脑顶注射一管盐水，婴儿就死亡。
四川是天府之国，农民生活如此困苦，许多农民不仅对毛泽东产生反感，有些农
民还铤而走险，诉诸造反行动。这种造反，不是城市人搞文革运动的那种“奉旨造
反”，而是货真价实地真造反，他们成立组织，搞武器，策划武装暴动。
因工作关系，我经常到外地出差，前后走了至少二、三十个?拇ǖ南厥校?负?
都见到法院张贴的判刑布告。被判刑者主要是各种“反动组织”、“反革命集团”
的头头，大多没写出身成份，我猜想，他们很可能出身贫下中农，因为如系地、富
、反、坏、右五类分子，布告上必定会注明。这些组织的成员几乎全是农民，而且
绝大多数是出身好的农民。我家所在生产队就有个叶姓青年农民，挑了一百斤稻谷
去赤水县，加入一个“反革命组织”，据说有数百名成员，后来被公安机关破获，
主要头头被枪毙。叶姓农民因出身贫农，在公社住了几天“学习班”，就被释放回
家。
合江不少农民的思想“反动”，农村干部又如何？我有个朋友，是县粮食局一
般干部，参加过农村工作队，他告诉我一件事。合江偏远地区有个公社，五个主要
领导干部，多年来，几乎天天晚上定时收听台湾“敌台”广播。当然，我并不想“
以点盖面”，说当时合江所有或大多数农村干部，都在反对毛泽东。
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等大城市的许多民众悲愤莫名，纷纷举行
追悼活动，后来还出现“十里长街送总理”的感人场面。民众的感情是真挚的，因
为这些活动并非官方组织。官方不仅不组织，还竭力阻挠。合江附近一家中央部属
工厂，中层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在礼堂自行举办追悼会。中途，工厂领导前来传
达中央文件，下令停止追悼。一位工程师抱著麦克风嚎啕大哭，与会者无不为之动
容。
然而，对周恩来之死，农村不必说，合江县城一般民众的反应似乎很淡漠。社
会上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或谣言。二月间，一个中学同学告诉我，某古庙墙壁的夹
层发现一本手抄明代古书，预言以后五百年中国政局变动，说今年中国要死皇帝。
我不相信，说：周恩来只是宰相，毛泽东才是当今皇帝。
四月，北京发生*****，邓小平再次被打倒。社会上流言满天飞。重庆钢
铁公司有职工贴大字报，公开为邓小平鸣冤叫屈，“恶毒攻击”江青、张春桥等人
，立即被抓起来批斗。
七月，朱德去世，唐山地震。邓小平家乡南充广安一带，大批农民手持生产队
、大队甚至公社开的“介绍信”，到城市要饭。“介绍信”写道：持信者系贫下中
农，由于遭灾，到外地逃荒要饭，希沿途党委、革委会接待为荷。重庆菜园坝火车
站，警察把街上抓来的逃荒农民，押上火车遣送回乡。旁边有个重庆青年，对农民
说，你喊一声“打倒邓小平”，我给你十元钱。农民摇头说“不”。
九月，毛泽东遽然去世。遵照上级指示，合江各个单位设灵堂，立遗像。居民
不准办婚嫁、生日、丧事，不准唱歌。除了哀乐，不准播放音乐歌曲，包括样板戏
。治丧期间，我到重庆出差，在电视上看见北京的追悼场面，许多城市居民，尤其
是青少年学生，与毛泽东遗体告别，痛哭流涕。回到合江，我却看不到这种景象。
街上行人，神情严肃，但无人流泪，似乎并不悲痛，至少没有自己亲人亡故的那种
悲哀。听说合江中学，有学生在灵堂上痛哭，但我没有亲眼见到。
毛泽东去世的当月，合江及邻县江津一带的农村，农民纷纷传言：“毛泽东死
了，要变天了。”不知从哪里吹来一股“单干妖风”。生产队纷纷把水田以外的旱
田坡地，私分给各户农民栽种。我家附近的第四生产队，主要是旱田坡地，水田很
少，集体土地几乎分光。十月，四人帮被抓，华国锋登基。十一月，中共中央召开
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十二月，合江县委向农村派遣“学大寨工作队”，狠
刹“单干妖风”。四队生产队长王某，复员退伍军人，立即被撤职，并被押送到各
生产队，巡回批斗。两年后，邓小平上台，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土地
再次分给各户农民，这已是后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