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称近20年加拿大正显现新移民下层社会现象

half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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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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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近二十年来,加拿大新移民下层社会现象正在显现。其最明显的特征是,新移民抵加后,平均收入只是加拿大本地雇员的百分之八十。

  据此间媒体援引最近的人口统计数据称,在加拿大生活少于五年的新移民中,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七,高于本地人失业率七个百分点。即使拥有很高学历的男性移民,在最近二十年间,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入息水平也下跌了百分之七。新移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并非由于经济不好,因为在同一期间,加拿大本地出生男子的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七。

  新移民是否能够或何时能够缩小这类工资差距至今仍是个疑问。研究还显示,在过去二十年中,新移民中低收入者的比例持续上升,而加拿大本地出生人士的低收入者比例下降。这种趋势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温哥华等地尤其明显。社会科学家指出,这类人士一般生活在高失业率的贫困社区,严重依赖福利金。

  新移民下层社会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出生于贫困家庭的第二代移民无法比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加拿大著名学者、卑诗省大学教授列伊(David Ley)指出,重复贫穷是关键问题。新移民生活在贫困线上并非新鲜事,移民的故事是奋斗的故事,是后代成功的故事。而最新现象是贫穷“传代”,这一问题正是有关下层社会争论的关键所在。

  按照加拿大统计局的标准,“贫困线”为一家四口二00四年的年收入低于三万六千二百四十七元。

  有学者认为,加拿大人需要关注下层社会增长的现象,不能总是认为加拿大为所有人带来机遇。新移民收入减少,加上英语为第二语言(ESL)学生退学率上升,移民及少数族裔社区贫穷集中,已增加了引起社会不安的可能。

  过去十年来在加拿大定居的二百二十万移民是否能够很快摆脱贫穷?研究机构的调研称,教育已成关键所在。好的趋势是,移民家庭更加重视子女的教育,鼓励孩子进入大学深造。根据统计资料,双亲在外国出生的二十多岁年轻人,比家长在加拿大出生的年轻人更多拥有大学学历。

  不少学者分析说,移民过多集中在多伦多、温哥华等大城市,相互竞争激烈,限制了就业机会,导致薪水下降,刺激地产业,从而形成了移民成功的人为障碍。
http://www.chillicity.com/bbs/showthread.php?t=41262
 
据此间媒体援引最近的人口统计数据称,在加拿大生活少于五年的新移民中,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二点七,高于本地人失业率七个百分点。即使拥有很高学历的男性移民,在最近二十年间,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的平均入息水平也下跌了百分之七。新移民收入水平的下降并非由于经济不好,因为在同一期间,加拿大本地出生男子的收入上升了百分之七。

可以归结为种族歧视
 
这类人的主要组成, 是来自非洲和南美的难民
 
难民可比我们移民活得滋润多了。
 
for most chinese if u work hard and wanna learn sth new sooner or later u r memeber of the middle class
 
陕北民营油田主再度上书,高智晟谈中国民企高风险[zt]

中国富裕的民营企业家在遭遇公权力侵犯时同样束手无策

8月29日,中国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家再度进京上书中央政府,呼吁释放被捕的朱久虎律师和另外十名民营石油企业主。德国之声中文网为此专门采访了为朱久虎律师辩护的律师??中国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高律师坦承,他们请愿成功的可能性很低,中国民企现在面临极高的风险。



律师是中国最危险的职业



自陕西榆林地方政府2003年起开始强行没收陕北民营油田、实行“国有化”以来,当地石油业主展开了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但是,在过去两年, “国有化”受害者的抗争遭受了当地政府的野蛮镇压,正常的侵权诉讼无法进行。先后有十名坚持抗争的企业家被拘押至今,曾经为河北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辩护、为陕北民营石油业主提供法律帮助的朱久虎律师,也在5月25日以所谓“涉嫌非法集会、扰乱社会公共秩序被刑拘。



作为朱久虎律师的辩护律师,高智晟律师说,身为律师,对此案的发展不仅无奈,而且感觉屈辱,法律在地方政府的滥用公权力面前,没有任何价值。他承认在当前中国,律师已经成为风险最高的职业,或迟或早都可能因案系狱。过去几年间,已经先后有郑恩崇、郭国汀等著名人权律师,或被刑囚、或被流放。朱久虎律师则在6月22日被正式逮捕之后45天,家人才接到通知。



中国民企与底层民众无异



在中国律师极高法律风险的背后,高律师说,代表中国新富阶层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也没有任何可靠的保障,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中国现在的最底层人民一样。以陕北私营油田业主为例,高律师介绍说,陕北民营油田是在90年代初中石油勘探认定陕北油田缺乏开采价值后,允许当地政府招标进行民营化单井开采后形成的;民营投资者在1994年与当地政府签有长期合约,完全合法。但是,1999年后,由于油价暴涨,当地政府以收归油田为国有的名义开始了50年代“公私合营”之后的新一轮“国有化”运动,但是总额13亿的过低赎买价格在被大部分油井业主拒绝后,从2003年起采取了强制没收措施,剥夺了将近一万口民营油井的所有权与经营权。



曾为范围广泛的人权案件辩护的高律师说,这种情形只能说明地方权力机构和官僚在肆无忌惮地利用手中的权力,把掠夺财富的目标定位在民营企业身上,没有任何有效的法律规则能够限制这种掠夺,唯一的规则就是权力。高律师并举例说,在不久前发生的广州大学城强拆事件中,每栋价值上千万的大批私人别墅被强行拆除,业主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不仅是偏远农村,即使在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富裕城市,私人财产权与公民的人身权一样,都得不到保护。



被玩弄于股掌的“战略集团”



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中国政治专家海贝勒教授曾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自觉意识和政治影响力的形成比喻为一个新兴的战略行动集团,中国的立法机构也已经在今年初将保护私有财产写入宪法。但是,在维权前线的高律师看来,他们并没有任何可靠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法律保障,虽然他们远较底层民众掌握更多的资源进行媒体公关和“院外游说”。



然而,从最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民营企业侵权案件来看,高智晟律师说,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家仍然只能依附在地方权力核心,“被地方政府玩弄于股掌之中”。同时,近年来热衷吸收民营企业家的政协、人大等机构,仍然限于其“政治花瓶”角色,既无力干预地方公共政策,也无助于他们在受到大规模侵权时的利益维护。



在这个意义上,关于陕北民营石油业主二次上书的前景,高智晟律师并不看好。他说,通过上书请愿这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来伸张正义,无论结果如何,都是非常偶然的,不能改变整个国家缺乏任何可靠规则这一无情的现实。中国的新兴民营企业家阶层因此面临着极高的风险。

德国之声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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